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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925—1927）[1]
〔法〕皮埃尔·弗朗克
长征 扫描、郢歌客 校对
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
我们在前面着重谈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问题。现在来谈一谈共产国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随着中国国内形势的急剧恶化，中共党员们的处境越来越糟，党对加入国民党之事讨论了多次，而共产国际则听不进对这一问题的批评意见。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会上，中国问题第一次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三驾马车分裂的原因也就发生在这个问题上。季诺维也夫对这个问题没有提出什么反对意见，托洛茨基也没有出席这次全会。负责中国问题的印度人罗易在全会上拿出了一份未经全体委员讨论的决议。该决议的主要精神是替国民党说话的。决议指出：
“中国工人在上海和香港举行的政治罢工（1925年6月至9月），是中国人民摆脱帝国主义的解放斗争的转折点；也是强大的民族运动的起点，……在这个运动中，组成阶级工会并由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人阶级是民主群众运动的领导力量，也是争取民族独立和建立人民政府的首要领导者。……”
“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给民族解放运动带来了强大的推动力，加强了国内所有革命民主组织，特别是革命的人民政治国民党和广州的革命政府。其核心成员与中国共产党人联合行动的国民党，是工人、知识分子、农民和城市平民的革命联盟。……国民党在广州建立的革命政府，……使广东省的整个政治生活大大民主化。因此广州政府就成了中国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先锋，也是中国未来的革命民主结构的典范。……”
“一度依附于国民党的中国大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去年脱离了国民党，结果就以国民党右翼为基础组成了一个小集团。这个右翼集团公然反对与劳动群众结成紧密联盟，主张排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并反对广州政府的革命政策。……”
“……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上的独立地位将在反对两种有害偏向的斗争中建立起来：既要反对右倾取消主义——它不认识中国无产阶级独立的阶级任务，以致同整个民族运动散漫地合而为一；又要反对极左情绪——它的表现是企图跳过运动的革命民主阶段，而立刻着手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完全不考虑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和决定性的因素——农民阶级。尽管环境有它的特点，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策略问题还是同俄国无产阶级在1905年革命中所遇到的问題极为相似。……”
[2]
“……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以后还要建设。殖民地国家人民正在为取得独立而斗争……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胜利与欧洲和世界革命以及东方反对帝国主义桎梏的斗争直接相关。”
[3]
“广东军队的推进，……就是一般地给中国一切革命分子，特别是给工人以集会自由、罢工自由、……结社自由。……”
[4]
“有人说，中国共产党人应当退出国民党。同志们，这是不对的。中国共产党人现在退出国民党将是极严重的错误。中国革命的全部进程、它的性质、它的前途都毫无疑问地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留在国民党内，并且在那里加紧自己的工作。
但是，中国共产党可不可以参加未来的革命政权呢？不仅可以而且必须参加。中国革命的进程、它的性质、它的前途都雄辩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必须参加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
真正实现中国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必要保证之一就在这里。
……米夫认为必须立即提出成立苏维埃即在中国农村成立农民苏维埃的口号。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不能撇开中国的工业中心而在农村建立苏维埃。而且在中国工业中心组织苏维埃的问题现在还不是迫切的问题。……”
[5]
“……按国民党员的社会成份，可以分成反映着复杂的中国社会结构的五类。
极右派
这个集团代表买办和大地主（伍朝枢、古应芬）的利益。
右翼
右翼是由大资产阶级、富裕农民和富裕侨商组成，后者在右翼中特别多。……
中间派
它代表希望摆脱帝国主义、渴望独立自主的新生的工业资产阶级。的确，这一派的拥护者在国民党里为数不多，但它现在独揽军权，因此，我们应该予以特别注意。它的经济基础不是最强大的工业资产阶级，因而它必须在军队里经营自己的势力。它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完全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可以看作是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的武装保卫者。
这一派系的领袖是戴季陶和蒋介石，应该说后者受前者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推行前者的思想体系。戴季陶是三月事件的实际发难者，而蒋介石只是他的工具。
…………
左翼
左翼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大多数国民党员属于左翼。它联合城市的中、小商人，中、小农民和佃农以及知识界。左翼的主要领袖是汪精卫。……
共产主义派
属于这一派的是在国民党里工作的全部共产党人、城市无产者和加入国民党的一部分少地的农民。”
[6]
“我们应建立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等所有阶级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在一定的条件下，我们也应同在目前还没有同帝国主义往来的那部分大资产阶级合作。须严肃指出的是，由于它的本质，大资产阶级有可能妥协和叛变。”（全会文件记录，第339页）
[7]
“现在绝不会发生国民党的分裂，也绝不会产生上海工人阶级和革命士兵之间的敌对情绪。……蒋介石自己声明过他服从党的决定。象蒋介有这样的革命家，是决不会象帝国主义所希望的那样，同反革命张作霖实行合作的。……上海工人阶级的唯一危险是帝国主义的挑衅。”（1927年3月23—30日）
[8]
“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国民党是一个集团，是一个包括右派、左派和共产党人在内的革命议会。为什么搞政变呢？当我们处于多数时，而且右派又听从我们时，为什么要把右派赶跑呢？……当右派对我们一点作用也没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赶跑它。但现在我们还得需要它。蒋介石可能不赞成革命，但他还能指挥军队和能反对帝国主义——他也不能做别的。此外，右派分子同张作霖部下的军官们有关系，可以使他们士气低落和劝说他们带着武器和辎重投向革命。右派分子同富商们也有关系，可以从他们那里募集款项；因此，对右派分子一定要利用到底，象榨压一只柠檬那样，先把它榨干，然后再把它扔进垃圾箱。”
[9]
“……现在国民革命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最后根据地上海，警醒了国内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谣中伤离间，无所不用其极!……这类谣言,不审自何而起。国民党最高党部全体会议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在共产党方面，爱护地方安宁秩序，未必敢后于他人；对于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亦示赞同，总工会亦已发表不单独入租界之宣言；对于市政府，亦赞同各阶级合作政策；事实俱在，更无造谣之余地。……我们应该站在革命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商协，开诚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披沥陈词，万希各省自察！勿致为亲者所悲，仇者所快，则中国革命幸甚！两党幸甚!”
[10]
“把国民党的旗帜交给蒋介石集团是绝对错误的。……退出国民党的策略现在比以往更为不合时宜。”（《国际新闻通讯》4月30日）
[11]
“……所采取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蒋介石的政变表明从此以后在中国南部将有两个阵营、两个政府、两个军队、两个中心：武汉的革命中心和南京的反革命中心。……这就是说，武汉的革命的国民党既然与军阀制度和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事实上将逐浙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关；……由此可见，保持国民党的统一的政策，在国民党内孤立右派并为了革命目的而利用右派的政策，已不能适应革命的新任务了。这个政策应当代之以坚决把右派逐出国民党的政策，和右派作坚决斗争乃至在政治上把他们消灭干净的政策，把国家政权集中于革命的国民党、没有右派分子的国民党、作为左派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联盟的国民党手中的政策。
其次，由此可见，左派和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密切合作的政策在现阶段上具有特殊的力量和特殊的意义，这种合作反映出国民党外渐渐形成的工农联盟，没有这种合作，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12]
第八次全会（1927年5月8—30日）
共产国际的会议从未在形势对其领导集团不利的情况下召开过，尽管反对派在事实上遇到了与日俱增的困难。共产国际在中国问题上的错误和失败导致了在其他问题上，主要是在英国问题上的失败。
第八次全会的到会代表共七十七名，其中只有三十三名代表有表决权。有关全会会议议题的报告从未发表过，这如同历史之谜一样；会议发表的一些口头性的批评也是掺有水份的，不足以相信。《国际新闻通讯》只限于发表一些有关全会的议事日程的安排和一些粗线条的述评；几天以后，随着一篇令人迷惑不解的通告发表了全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通告指出：发表各项决议时作了“若干无关紧要的删节，因为资产阶级恐怖政权在一些国家所造成的情况使我们不得不如此”。事实表明，反对派在此时已沉默下来。全会的主要议题是:（1）关于英国共产党任务问题；（2）关于中国革命问题。首先，我们先简单谈一谈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最后结局是一个悲剧性的结局。英国工会代表大会在总罢工失败之后强烈攻击了英共和国内少数派运动。英俄工会统一委员会的处境越来越糟。3月底，该委员会在柏林举行会议。苏联工会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重申“英国工会运动的唯一代表和唯一有发言权的是英国工会委员会和它的总委员会”，并保证“互不干涉彼此的内部事务”。还是在这次会议上，英国工会代表团谴责了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行径并要求英国撤回在中国的军队。托洛茨基在第八次全会上曾提出一项提案。该提案的内容是：要求英俄工会统一委员会中的苏联工会代表团提出一项关于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简明决议，并以此来反对英俄工会统一委员会的直接分裂。全会否决了托洛茨基的这项提案。全会通过了一项充满矛盾的有关英国问题的决议。该决议指出：
“英国共产党必须继续向工人说明英国工人和苏联无产阶级团结的重要性，面对着英国政府的军国主义政策，这种团结是必不可少的。党必须向工人说明，由于整个委员会，从希克斯和柏塞尔到汤姆斯的破坏行动，英俄委员会没有能够完成它的巨大任务。在与俄国工人团结问题上，总委员会玩弄了两面手法，它口头上主张团结，可是实际上阻挠两国工人建立真正的联盟。……英国共产党必须特别向工人说明英俄委员会最近一次柏林会议的真实意义；在这次会议上，总委员会非但没有扩大委员会的作用，反而坚持限制它的作用并且始终贯彻这一政策。”
[13]
“问题已经清楚了，在我们极端困难的形势下解散英俄委员会是很正确的。我们认为，是形势迫使我们做出一连串的让步。……”
布哈林的语气太保守了；到底是形势迫使让步还是主动宣布解散英俄委员会，这就矛盾了。正是在解决英俄委员会问题的几个月后，突然发生了英俄委员会借口苏联人“干涉”英国工会运动内部事务的事件。尽管英国问题和中国问题在性质上有着很明显的区别，尽管英国工会代表大会与中国国民党在性质上不一样，但苏联领导对它们所实行的政策却是一样的。不仅在阶级搏斗之前，而且在阶级搏斗之后，苏联领导对那些很值得怀疑的盟友却抱有幻想。这并不都是受沙皇的影响吧？这正是“一国社会主义”政策造成的必然结果。
现在来谈一谈成为全会阻力的中国问题。洪别尔-德罗曾提到，由于多数派中出现的偶然情况，中国问题的讨论提前进行了。意大利代表团（或该代表团中部分成员）以及洪别尔-德罗本人拒绝谴责那些不听话的托洛茨基分子，斯大林对此极为恼火，是斯大林批准不让季诺维也夫出席这次全会。洪别尔-德罗还谈到了全会上出现的沉闷气氛和共产国际在第二年发表了一本约有一百六十页的有关中国问题讨论的小册子之事。这本小册子在各国共产党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小册子中的内容包括：斯大林和布哈林在全会上的报吿和讲话，托洛茨基在全会上两次讲话中的一次讲话以及魏奥维奇在全会上的发言。小册子中还包括：1928年2月25日在第九次全会上通过的，而在第八次全会上未能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联合反对派在第八次全会之前曾在其控制的苏共基层支部中向苏共和共产国际发动了一次猛烈的攻击。反对派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中散发了一份称之为“八十三人声明”的文件，并在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会上散发了这份文件的副本。在这次全会上曾出现了许多代表前后多次发表论证性发言的场面。许多代表对汪精卫所领导的武汉政府的态度是很鲜明。斯大林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也是鲜明的。他指出：
“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中心。
南京和南京政府是国内反革命的中心。
支持武汉的政策同时就是展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取得由此而产生的一切结果的政策。由此便有了共产党人之参加武汉国民党和武汉革命政府,……”。
[14]
“武汉政府和国民党左派的基本倾向表明，它们是城市和农村小资产阶级群众同无产阶级结成的革命联盟。……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中国共产党必须努力使国民党成为包括城乡劳动人民在内的真正的群众组织。……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低估武汉政府、同时实际上否认它起着有力的革命作用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从武汉政府和国民党左派的阶级成份来看，它们不仅代表农民、工人和手工业者，而且还代表中等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因此，在国民党左派支配下的武汉政府并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政权，而是走向这样专政的政权。随着无产阶级斗争的胜利，它将失去它的资产阶级同路人，肃清一些背叛行动，从而必将朝着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方向发展。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中国共产党应积极参加武汉‘临时革命政府’的工作，……同时，就是对最密切的同盟者的不够坚定的表现提出批评，并应保证政府政策的正确性。……”
[15]
“我们不想为武汉政府的政策和国民党的领导承担丝毫责任，我们也强烈劝告共产国际拒绝承担这个责任。我们直接向中国农民说：‘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如汪精卫之流确确实实欺骗了你们。如果你们要服从武汉政府的领导，那你们就要建立起自己的委员会。土地革命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汪精卫之流的政客们在困难的形势下背着工农与蒋介石勾搭过十次。……农民没有把土地革命进行到底，假如他们要抛弃小资产阶级的引导，那就由你们来引导。……你们应建立起与农民委员会联合起来的你们自己的委员会。’推迟武汉政府的‘改组’和推迟没收大地主的土地是能避开直接的战争危险的，这是一条最保险的路，但也是一条最迅速失败的路。”
[16]
“武汉政府的革命作用已经结束；武汉政府已经成为反革命力量了。……尽管共产国际提出劝告，国民党领导人事实上并没有支持土地革命，反而让土地革命的敌人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
[17]
“中国共产党人不要退出国民党。尽管国民党的领导正在进行驱逐共产党人的运动，仍然要留在国民党内，和国民党的普通党员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并为参加国民党的代表大会做好准备。”
[18]
反对派在中国问题上的干涉使得与苏共领导集团的矛盾激化到极点，一些事件的发生促使苏共领导采用各种方式来结束其内部的斗争。此时，英苏之间发生了新的外交事件。英国保守党政府借口苏联驻伦敦的贸易代表团搞间谍活动而搜査了该代表团的驻地。5月27日（正值全会召开之时），英苏两国断绝了外交关系。这样就拉大了英共和共产国际之间想再进一步接触的距离，斯大林、布哈林领导集团借这次事件指控反对派在形势危急的时刻颠覆国家政权。事实表明，斯大林的确马上就要对联合反对派采取措施。他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第十次会议上的演说结束语中宣布说：
“……有些是以战争和干涉来威胁联共（布）。另一些则是以分裂来威胁联共（布）。正在建立一种从张伯伦到托洛茨基的统一战线之类的东西。……不用怀疑，我们也能够粉碎这种新的‘战线’。”
[19]
“反对派领袖的方针以及他们进攻的性质都不外乎公然破坏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共产国际认识到自己有义务要毫不容情地和坚决彻底地消灭这种极左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并制止这一群破产的领袖的不断的敌对攻击。……
1、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托洛茨基同志和魏奥维奇同志的原则和行为都不符合他们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的身份。
2、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绝对禁止托洛茨基同志和魏奥维奇同志继续进行宗派斗争。
3、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授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托洛茨基同志和魏奥维奇同志继续进行宗派斗争的情况下，经国际监察委员会同意后，将他们正式开除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建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采取决定性步骤保护苏联共产党，以免托洛茨基同志和魏奥维奇同志的宗派斗争的侵害。”
[20]
苏联政策的理由
每管整个中国问题政策被搞得一塌糊涂，那为什么斯大林、布哈林领导集团还继续坚持它呢？为什么抓住国民党不放呢？我们已经说过，苏联的一大批老战士其中包括那些反对派分子认为：中国革命的特点是，中国那部分先进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所作所为同英法老资产阶级分子的所作所为没有什么两样。那些老战士虽然参加过1917年的十月革命，但他们没有从十月革命的实践中为俄国找到所要走的道路，也没有为中国找到所要走的道路。对大多数老战士来说，如果这是事实的话；苏联领导制定中国政策所依据的理由在理论上是行不通的，“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给了他们制定中国政策的权利。他们首先缺乏欧洲工人阶级的革命觉悟。更确切地说，缺乏年轻的数量甚少的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觉悟。克里姆林宫对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及其革命力量不抱任何信心。它所需要的倒是中国资产阶级这个盟友；通过一些事件可以看出，象中国资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这些再好不过的盟友能反对帝国主义吗？中国资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在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中没有表现出什么特殊的才能；在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中发挥最大聪明才智的倒是鞠躬尽瘁、勇于献身的中国工人阶级。此外，苏联领导之所以害怕把中国革命推向更高的阶段，是因为要是这样发展下去会干扰它难以维持的现状。我们所讲的这些话是有许多材料作依据的，并不是一语惊人，而是为了更具有说服力。
陈独秀被解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职务是1927年8月，被开除出党是1929年8月。在这个时期中,他重新回忆研究了他所参预过的一些事件，以及他所了解到的有关苏共反对派对中国革命所持的各种态度。1929年12月10日，他向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们发出了一封信[21]，认为党对他的审査和对他的处理结论是正确的，他在这封信中的语气是极其严肃的。他在信中谈到了各种复杂的问題，其中包括一些党的领导人提出关于退出国民党的问题。他们提出这个问題并不是因为他们赞同苏联反对派的观点，他们对反对派的思想观点没有任何概念，正是由于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才提出这个问题的。每到革命的紧要关头，都是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提出相反的意见并强迫那些党的领导人服从。陈独秀在他的那封信中所披露的事实是：
“……我们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国际代表不赞成，并且还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极力主张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来巩固广州国民政府和进行北伐。我们要求把供给蒋介石、李济深等的枪械匀出五千支武装广东农民，国际代表说：‘武装农民不能去打陈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国民党的疑忌及农民反抗国民党’。这一时期是最严重的时期，具体的说，是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公开的强迫无产阶级服从它的领导与指挥的时期，是无产阶级自己正式宣吿投降资产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甘心作它的附属品之时期（国际代表公然说：“现在是共产党应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代”）。……国际又电令我们将工人的枪械埋埋藏起来，避免和蒋介石军队冲突，勿以武装扰乱租界等”。
[22]
“……我又和鲍罗廷商量，他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许。’……
国际始终承认国民党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主体，……长沙马日事变后，国际训令我们的办法是：
（一）土地革命应从下级没收土地，不用国民政府下令没收。然而不要侵犯军官的土地。（两湖的资产阶级、地主豪绅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当时两湖军官的本家亲戚故旧，……没收土地若以不侵犯军官为条件，便是一句废话。）
（二）以党部的力量制止农民的‘过火’行动。（过去就实行了制止农民的‘过火’行动这一可耻的政策，然而事后国际却批评中国党‘常常成了群众运动的阻碍物’，指为中国党三个最大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之一。）”
[23]
“当我提到苏联存在困难的经济形势时，鲍罗廷同意并说：‘当革命还未迅猛到来之前，大概没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思索了一会儿，接着又说：‘东方的革命，例如中国革命，将会给莫斯科增加额外的负担。但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情，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场英国式或德国式的革命。’……”
1929年，还并不是许许多多时代的战士为革命前途完全彻底地献身的年代，即使人们满怀信心地期待着这种年代的到来。鲍罗廷所讲的这番话很能代表克里姆林宫的思想，即对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不抱任何信心，而对那些被金钱收买的将军们的胜利却极感兴趣。中国革命的胜利被看作是建设“一国社会主义”的沉重负担。在这些问题上，斯大林长期坚持己见，他曾力图促使毛泽东与蒋介石和解，并且一直怀疑中国党能否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和夺取全国政权。
译自《共产国际史》（1919—1943）1979年法国拉布雷什出版社版第529—544页。
（张连仲译）
[1] 本文是法国皮埃尔·弗朗克的《共产国际史》一书中的一节。——编者注
[2] 珍妮·德格拉斯选编《共产国际文件》中文版第2卷第381-383页。
[3] 参看本刊第9辑第255页。一译者
[4]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25页。
[5]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28-329页。
[6]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180-183页。
[7] 这是布哈林在1926年10月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讲话中的一段话。参看《共产国际文件》中文版第2卷第462页编者按部分。
[8] 参看《罗易赴华使命》1981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第60-61页。
[9] 这是斯大林在1927年4月5日莫斯科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就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问题所发表的演说中的一段话。参看《罗易赴华使命》第61页。《共产国际文件》中文版第2卷第494页编者按部分。
[10] 《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1927年4月5日）》,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册第268页。
[11] 《罗易赴华使命》中文版第75页。
[12]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01-204页。
[13] 《共产国际文件》第2卷第513—514页。
[14]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79页。
[15] 《共产国际文件》中文版第2卷第531—535页。
[16] 这是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上就中国问题所作的第二次讲话中的一段话。参看《罗易赴华使命》中文版第94页；《共产国际文件》中文版第2卷第527—528页。
[17] 《共产国际文件》中文版第2卷第541—542页。
[18] 同上，第543页。
[19]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82页。
[20] 《共产国际文件》中文版第2卷第518页。
[21] 即陈独秀的《吿全党同志书》，《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
[22]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395—396页。
[23] 同上，第396—3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