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皮埃尔·弗朗克 -> 第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长征 五、从第四国际成立到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1938—1948年）
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只是二次新的世界大战的短暂的序幕。在六年里，千百万人被动员起来，编入军队，拿起武器，从一个大陆被运送到另一个大陆，投入相互残杀的残酷战斗。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仍然超过整个资本主义和苏联之间的矛盾。因此，克里姆林宫在战争开始时同希特勒德国缔结了一项条约，这个条约在两年后为克里姆林宫同帝国主义的民主国家缔结的一些协定所代替。这种合作赋予抗战以一种模糊的阶级特点。在战争期间，群众运动开始摆脱各“大国”的控制。而殖民地则利用宗主国的失败，开始奋起斗争。苏联于战争末期在东欧获得了一个势力范围，但东欧的社会性质只是在下一个时期中才最终确定下来。社会党国际在战争开始时就垮台了，共产国际在1943年为斯大林所解散。在战争期间参加作战的一些老的工人政党（社会党和共产党），在战争结束后都执行一项愈来愈右的政策。
第四国际的成立（过渡纲领）当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笼罩全世界的时候，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于1938年再次召开，这时正值在慕尼黑签订资本主义的临时妥协性协定之际。托洛茨基又一次提出成立第四国际的问题，并把作为第四国际在整个一段时期中活动的基础的《过渡纲领》提交给大会审查。大会还通过了一项决议《阶级斗争和远东的战争》，肯定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民族解放战争，因为托洛茨基主义者都支持中国的斗争。 在这次大会上，人们又听到了这样的意见，即认为宣告第四国际成立为时过早，认为这样的一项决定将不能为群众所理解，等等。这种意见也就是在1936年据以作出那个不赞同当时就成立第四国际的决议的那些论点，它们遇到机会就会又在人们耳边响起。 过去，当工人运动内部将采取一些决定性的步骤时，都曾遇到过一些反对意见。这次成立第四国际也引起了一些类似的反对意见。在同第二国际决裂和成立第三国际时，也是这样。反对成立第三国际的意见认为，只有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才可以算作群众性的共产党。而在反对成立第四国际时，他们提出的理由则是，工人运动正处于大低潮而且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缺乏群众基础。但是，要使这些情况变得有利，要创立有群众基础的组织，该怎么办呢？我们不能抛开纲领和组织，等待客观条件向有利方面转变。事实上，提出这类反对意见是为了掩盖他们反对这个纲领，拒绝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之作斗争。 为什么托洛茨基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呢？为什么他强调到这样的程度，甚至在《过渡纲领》最后的一章中，也可以找到对那些反对宣告第四国际成立的人所进行的公开论战呢？[1]这是因为对他来说，这首先不是什么人数的问题或是什么或多或少的劳动群众对我们决定的理解问题，这首先是，而且特别是一个政治远景和政治上连续性的问题。托洛茨基最清楚地意识到，整个工人运动——特别是我们的运动——即将进入到一个极端困难的时期，一个帝国主义战争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施加在我们身上的将是阶级敌人的巨大压力和能瓦解并摧毁一个在数量上象我们这样少的组织的强大离心力。现在我们在事后观察一下在战争期间我们的运动内部所发生的情况，就可以觉察到，如果在战争爆发时第四国际还没有宣告成立，那么这就会使所有外来的压力和已经出现的离心力的强度增加千百倍。在我们运动的地下状态和在国内的孤立处境所造成的困难面前，会有多少屈服于各种压力的战士，在他们从政治上考虑问题的时候，将不从捍卫和维护在战前早已确定的组织及其纲领的需要出发！会有多少人将倾向于制订一个新的纲领，思索自己应归附于什么样的“新思潮”！在本书的开头部分，我们已阐述了革命运动的历史连续性是何等重要。托洛茨基宣告第四国际成立的目的，主要是想在一个充满危机的时期中确保这种连续性。在1938年的大会上宣告成立第四国际，这绝不是“过早”，而是恰是时候。这个创立“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这是第四国际给自己取的名称——的决定，对工人运动是一个难以评价的贡献。 我们经常强调《过渡纲领》的重要性。因为它回答了下列的这些关键问题：怎样把人类从这个充满着危机、世界大战和从不停休的动乱的恶梦中拯救出来，人类在这个恶梦中已挣扎了五十年左右了。怎样保证向社会主义过渡？ 《过渡纲领》既是一个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把劳动者组织起来的纲领，也是一个在劳动者夺取政权以后立即采取行动的纲领。[2]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社会党有两个纲领，一个是最高纲领，它要求在一个不确定的时期内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另一个是最低纲领，即当前他们正在为之辩护的那个纲领，这是一个不提夺取政权问题而主张改良的纲领。共产国际早在其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就已提出过渡纲领的概念：“为无产阶级的具体需要，为一系列的要求而斗争（这些要求，从其整体来看，能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并构成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的斗争的各个阶段；个别地看，则其中每一项要求都体现了广大群众的某种需要，即使这些群众还没有自觉地站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立场上来），共产国际就是用这种斗争来代替中间派和改良主义者的最低纲领。”[3] 人们不能把《过渡纲领》称之为第四国际的基本纲领。基本纲领是工人运动自开始以来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经验教训的总和。它现在并没有撰写成一份单一的文件，而是分散在许多基本文件之中（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共产国际的头四次大会，左翼反对派和第四国际的基本文件等等）。在这个历史背景下，《过渡纲领》就是这个基本纲领的政治部分，一个最重要的部分，一个从基本经验教训出发、阐明了一个具有下述目标的纲领的部分，这个目标就是以群众现有的觉悟为基础，动员他们投入行动，然后通过这些行动教育他们，把他们引向夺取政权的最高阶段。 这个纲领有一系列要求应得权利的、民主的和过渡性的口号，它们符合最广大的劳动群众的需要，也符合阶级斗争发展的逻辑，其中关键性的口号是劳动者政府这个口号。同共产国际第三和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情况一样，这个口号在《过渡纲领》中不是当作无产阶级专政的同义词，而是当作一种应同某一特定时期的群众觉悟和组织情况相适应的过渡性政府的组成形式。不提建立一个采取反对资本主义措施的、属于劳动群众的政府的远景的纲领不是一个过渡纲领。 自《过渡纲领》制订以来，其有效性已经过检验，特别是在战争结束的初期。在这个时期里，一些传统的组织，在环境的压力下，被迫重新采用了上述的一部分口号，同时又小心翼翼地回避那些反对资本主义的口号和建立劳动者政府的口号。几年来，这个纲领的有效性还在这个事实中表现出来，这就是《过渡纲领》的概念已为改良派和中间派所重新采用，但其目的却是为了阉割这个概念，并向群众提出一条所谓新的（实际上是改良主义的）、能使资本主义社会在没有革命的动荡的情况下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 既然《过渡纲领》的性质已是众所周知，那么我们就不能也不应把它看成是狭义地不可改动的。这个纲领所依据的基础，即根据一个综合各种要求的纲领，动员群众走上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个原则仍然是不可改动的，但是这些要求和它们之间相互衔接的关系，每次都应该符合时间和地点的条件。 从1938年起，《过渡纲领》就阐明了在战后将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三类国家的特点，一类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另一类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还有一类是工人国家（当时只有一个苏联）。 世界大战的考验大战前不久，国际书记处迁到了美国。[4] 大战给我们的运动带来了一些重大的损失。首先是托洛茨基在撰写了特别会议（1940年5月）的《宣言》后几个星期，被人暗杀。在欧洲各国也是一连串的大屠杀。在法国，有马塞尔·伊克和前意大利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布拉斯科；在比利时有莱昂·勒苏瓦尔和亚·莱昂；在希腊有普利奥普洛斯；在德国有维德林。这儿只引证几个领导同志的名字；但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却有成百成千人。 我们在欧洲的那些支部，大部分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原来的领导人几乎都已由年青的成员接替。 此外，那些资产阶级国家所采取的种种措施（各种审查和检查制度，不准旅行等等）造成了我们各支部之间组织联系的中断，从而使我们大部分支部只能在本国的狭隘范围内活动，并且处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反动的政治压力非常大，新闻都带有偏向，而且连一个稍微能正常地进行工作的国际中心也没有。 在美国，国际书记处只能和几个“同盟”国保持联系（现在还保存着这种联系）。过了几年之后，才在德军占领国的支部中间成立了一个欧洲书记处。 虽然存在着这些特别大的困难，但是，当1946年国际联系恢复时，我们却看到，大部分支部打破了疆域观念，在那些主要问题上都遵循了一条共同的总路线。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许多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内部就没有发生过斗争和危机，现将其主要者分述如下： 1）在美国，战争一开始，沙奇曼和伯纳姆就在因德苏条约而感到愤怒的小资产阶级舆论的压力下，指责了我们对苏联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争论，并持续了七个月之久。这次争论牵涉到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一直到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等全部基本问题。围绕在沙奇曼周围的小资产阶级派别后来就和社会主义工人党[5]分裂，自行成立了一个组织。这一组织直到它消失为止，已愈来愈背离我们的纲领。 这次争论的全部内容已收集在两本重要的书里：一本是托洛茨基的《保卫马克思主义》，另一本是坎农的《为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 发生了这次分裂之后，1940年5月，在美国召开了一次特别国际会议，谴责了分裂主义者的政策和活动，并通过了由托洛茨基起草的宣言《无产阶级革命和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 这份宣言是托洛茨基于1940年5月写的，就是说，正是在希特勒的攻势席卷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时候。而当时，斯大林在事实上已和希特勒结成联盟。必须指出，斯大林的一些特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企图暗杀托洛茨基的。这份宣言再一次指出了发生战争的直接原因，说明了那些大国的立场，揭穿了用来愚弄群众的、关于“祖国”和“民主”的谎言，撕下了希特勒当时正在展开的“和平攻势”的假面具，并在陈述斯大林的政策和他所起的作用这两者的危害性的同时，发出保卫苏联的号召。宣言中有好多章节用于论述殖民地国家的问题（中国、印度、拉丁美洲），用大量的篇幅揭露社会民主党，斯大林主义党和形形色色的中间派政党所起的作用。宣言最后号召大家支持第四国际，支持这场不是实现社会主义就是沦为奴隶的战斗。 大约一个月以后，即6月30日，托洛茨基写了一篇关于德军占领了直到大西洋海岸为止的全部欧洲大陆的文章。在这篇题名为《我们的道路未变》的文章中，特别有着下列的几段话： “法国步欧洲其他较小国家的后尘，正在沦为一个遭蹂躏的国家……［帝国主义的民主］不可能从法西斯主义的手中‘拯救出来’。帝国主义的民主，只能为无产阶级的民主所代替。如果在目前的战争中，工人阶级把自己的命运同帝国主义的民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只会带来一连串的失败……希特勒确曾夸过口，要在全欧甚至在全世界建立德国人的‘千年’统治，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辉煌的前景将连十年也维持不了……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任务不是去帮助帝国主义军队开创一个‘革命的局势’，而在于为必将出现的革命形势准备，锻炼和组织自己的国际队伍。欧洲的新的军事形势并没有使阶级斗争的革命原则过时。第四国际没有背离它的道路。”[6]
2）对于德国支部来说，更确切地说，对于设在国外的领导这个支部的委员会来说，我们看到了一个由于多年的流亡生活而变得意气沮丧的组织是如何蜕化变质的真正悲剧性的过程。泄露出这种蜕化变质的第一个文件就是那个题名为《三个论断》的文件（1941年）。这个文件的基本思想是，法西斯主义继帝国主义之后，构成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人类已倒退到如此地步，即人类已不再是处在世界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而是被抛回到一个像1848年那样的、民族解放战争和民主革命的时期中去了。3）在法国，我们看到了两个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即国际主义工人党和C．C．I．，在敌对阶级的压力下都开始走上错误的道路（但方向相反）。当它们各自在内部开展了政治斗争，纠正了出现的偏向之后，就于1944年初，通过成立国际主义共产党（即第四国际法国支部）而实现了统一。 1966年2月28日，“工人之声”派在一本题名为《世界革命党的问题和重建第四国际》的小册子里，向第四国际提出了断然的谴责，其理由是：有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在战争期间采取了爱国主义的态度；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于1944年实现联合和成立国际主义共产党时，第四国际对这个政策没有进行批判。下面就是这本小册子里的部分原文： “各派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国际主义工人党、C．C．I．、十月派）于1944年初实现了统一。有人笑嘻嘻地原谅了1940年的沙文主义政策，真是全都忘了，他们可真是一贯正确。”（第8页）
“……第四国际于战后确认了法国支部的政策，很明显，这个政策也是机会主义的。”（第10页） 对于这些同志来说，不幸的是，他们的断言并不正确。1944年2月，也就是说，在德军占领期间，召开了一次第四国际欧洲会议，在它的议事日程里，就有在法国实现（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统一和组织国际主义共产党的问题。这次会议对有关组织所采取的立场并没有“笑嘻嘻地原谅”，而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次会议所采取的立场成为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统一的基础。这次欧洲会议的所有文件都刊载在地下出版的一期《第四国际》杂志中。我们把《关于工人运动的形势和第四国际发展远景的提纲》中的第29点这一部分转载在下面。它研究了这个问题，并对当时发生的事作了再好不过的解释。遗憾的是这些同志在提出他们的看法以前，没有进行必要的核对： “29．特别是在当前战争期间，第四国际运动经受了最艰难和最严峻的考验。它得站在国际主义原则的立场上进行自卫，既要避免发生这样的危险，即受到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个流行病的感染（这个流行病从一开始就已把群众都传染上了），又要对付资产阶级的恐怖手段。
所以会犯这些错误，这首先是由于这些战士在继续进行战斗时（这可不是一场单纯地进行口头交锋的战斗，而是一场争辩的可能性极为有限的战斗），受到了与和平时期完全不同的巨大压力。但是，不管这些错误有多么严重，它们仍然不过是错误，从未变成背叛行为。曾经为捍卫第四国际的旗帜而作出巨大牺牲的这个运动——人们决不应忘却这段历史——已经亲自纠正了这些错误。“我们已能看到，在因法帝国主义于本国及其他地方被打败而造成的环境的压力下，某些支部，首先是法国支部，在按照国际主义的原则办事方面，确实出现屈服于压力的现象，这表现为其平时的政策常常带有因他们的帝国主义主子遭到失败而激怒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民族主义的影响。 “法国支部在民族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以及用第四国际欧洲书记处（在这个时期它已全部为法国同志所控制）的名义所发表的那些主张，都有社会爱国主义的错误倾向，对于这种倾向，由于其同第四国际的纲领及总的观念都不相容，应公开地、彻底地加以谴责并抛弃之。 “战败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仍然是帝国主义偏见的一种表现，而群众的‘民族主义’则仅仅是他们反抗占领国的帝国主义进行剥削的一种反动的表现。国际主义工人党的领导没有把这两者区别开来，而是把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看成是进步的，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越出戴高乐主义的范畴，满足于给戴高乐主义换上一个更为‘革命的’名称。他们把战败的、帝国主义的法国资产阶级置于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样的地位，在民族问题上得出了一种完全错误的概念，并且对民族主义组织的性质散布了有害的幻想。对革命的无产阶级来说，这些组织根本不可能成为假定的‘盟友’，它们必定会暴露出其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先锋队的真面目。 “同样地，国际主义工人党的领导虽然从这样的完全正确的观点出发，即革命的政党必须参加群众的斗争并把工人阶级的广大阶层从民族主义的有害影响中解放出来，但是他们却顺从地在策略上和意识形态上作出了危险的让步，他们不懂得争取群众的首要条件就是要用国际主义的、阶级斗争的、革命的清晰语言来反对社会爱国主义的、卖国的含糊语言。 “但是，还得补充一下，如果说对这种右的中间主义的错误倾向加以谴责是有必要的话，那么对于象法国C．C．I．在有关民族问题的政策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左的’宗派主义的错误倾向，第四国际同样应该最有力地加以谴责。这种倾向就是在全面地捍卫马列主义遗产的借口下，顽固地拒绝把群众的抵抗运动同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区分开来。 “既然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群众为争取他们的日常利益而进行的斗争是针对占领国的帝国主义的，而且是在小资产阶级的口号下进行的，那么宗派主义谴责这个斗争是‘民族主义的和反动的’，就是在妨害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作斗争的革命力量，并且自动地脱离了广大群众的实际斗争。 “然而，这种社会爱国主义的错误倾向，从一开始就遭到法国支部的革命基层以及国际组织的其他成员的有力的、合理的抵制。”[7] 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国际联系一恢复，在美国的国际书记处和欧洲书记处就共同组织了一次国际会议。这次会议在1946年春季举行，约有十二个支部参加。这次会议具有代表大会的权力，它选出了一个新的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一个新的国际书记处。会议制定了政治方针，并为新的领导机构规定了任务：筹备一次世界代表大会。这些决议得到了未能参加这次会议的那些支部的认可。根据新的世界形势而制订的新方针就是要把我们所有的支部都改造成为和群众斗争相结合的、并且热望在其中起领导作用的政党，因为直到那时为止，它们的活动都局限在宣传方面。 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花了将近两年时间。筹备的内容包括进行了一场十分激烈的斗争，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基本立场，特别是反对想修正我们在苏联问题上的立场的各种倾向。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聚集了十九个国家的二十二个组织的代表。它表明了我们运动的力量在战后一般地说已变得更为强大，但还没有能在哪一方面显得更为突出。它还表明了在一些工人运动相对地来讲尚处于开始阶段的国家里，如在远东和拉丁美洲地区，开展我们运动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此外，谢里·曼根提出的一些新规章业已获得通过。 在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议程里，除了总结自召开第四国际成立代表大会以来的组织工作之外，还讨论了三个主要的政治问题。首先是米歇尔·帕布洛所作的一项关于世界大战结束后三年里的国际形势的报告，然后讨论了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不平衡的局面，复兴欧洲和苏联的困难问题，以及“冷战”的开始等。大会指出了当前工人运动的形势以及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并向第四国际各支部提出了继续努力建立群众性的政党的任务。 由皮埃尔·弗朗克所作的关于《殖民地人民的斗争和世界革命》的报告着重指出，由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殖民地世界正在被重新瓜分，美国正在取代那些被削弱了的、已不能维持其原来的统治的老牌帝国主义。但是报告也指出了那些帝国主义者在许多殖民地国家里实行战略退却的政策，他们放弃了直接统治的老形式，转而采用借助于当地的富有者阶层进行间接统治的新形式。因此，大会从一开始就清楚地看到帝国主义将沿着这个人们随后称之为新殖民主义的新方向发展，同时在他们认为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利益需要保卫的地方进行殖民战争。 大会把绝大部分时间，甚至可以说把主要的时间，用于讨论由埃内斯特·芒代尔所提出的文件：《苏联和斯大林主义》。苏联在战胜德国法西斯主义之后进行扩张，苏联军队侵占了一些东欧国家，并在占领期间肆意横行，犯下了大量罪行，但却没有改变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社会结构，这一切已到处引起人们纷纷争论苏联的阶级性质。大会在讨论后所提出的那个文件，再次肯定托洛茨基关于苏联已成为一个蜕化变质的工人国家的论断，同时说明这种蜕化变质已达到何等程度。文件指出，在苏联，矛盾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尖锐。它仔细分析了斯大林的政策，阐明了官僚主义对经济发展愈来愈起着一种绝对的阻碍作用，从而作出这样的结论，即战争结束后的任务就是要推翻官僚主义政权。文件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研究了属于“苏联势力范围”的那些国家，即为苏军占领的东欧国家，最后认为，这些国家过去一直保持着资产阶级的国家体制和职能。文件用好多页的篇幅分析了各个共产党的情况，并着重指出，同战前相比，这些共产党已经十分突出地滑向改良主义。最后，这个文件研究了讨论苏联问题的世界意义，并驳斥了关于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或“官僚集体主义”的理论。 过去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内部曾经不断地提出苏联的阶级性质问题和保卫苏联问题，并曾多次引起分裂。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标志着第四国际内部在这些问题上的争论已告结束。从这时起，在确定苏联是“蜕化变质的工人国家”的基础上，争论的内容就转变为这个国家中正在发生的各种变化、它们的意义以及这些变化给政治任务带来的后果等问题。在有关苏联的阶级性质问题的各次争论中，在分析国家、运动、政党的方式方面，都出现了方法论上的深刻分歧。从而，在政治领域里也产生了同样深刻的分歧。因此，在这些问题上攻击托洛茨基主义立场的大部分人，在“冷战”时期都以争取“民主”反对“极权主义”为名，或多或少地公开站到帝国主义阵营一边来反对苏联。我们认为，那个参加了美国社会党并为美帝国主义对越南的战争进行辩护的沙奇曼就亲自提供了这方面的最丑恶的例子。 回顾过去，人们看到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主要作用就是在面临战争期间和战后初期出现的各种离心倾向的情况下，再次肯定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立场。这是一个绝对不可少的任务，但这次大会没能起更大的作用。随后不久发生的事件将向第四国际提出这次大会所没有讨论到的一些问题和任务。 [1] “但是怀疑派没有缄默：‘难道已经到了宣告成立第四国际的时候了？’我们将回答说：‘第四国际不需要“宣告成立”。第四国际已经存在而且正在战斗着’。” [2] 见本纲领1967年再版前言。 [3] 《论策略》。 [4] 关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这一部分历史，可以参考国际书记处提交给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审查的工作报告。（《第四国际》杂志，《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特刊。） [5] 当时社会主义工人党是第四国际的美国支部。1940年通过的沃勒斯法案禁止工人组织参加国际组织。于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只得正式退出，但仍然严格地忠于托洛茨基主义的纲领。 [6] 这两个文件（原文如此。——译者）登载在列夫·托洛茨基所著《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中，鼹鼠出版社出版，第187,261页。 [7] 见《第四国际》杂志，1944年4—5月，第6—7期，第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