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四国际
Democracy, Socialism,and Transitional Programme
民主、社会主义和过渡纲领
密歇尔·巴布洛（Michel Pablo）
1959年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震动人心的崩溃，以及拿破仑式政权的成立造成事实上废除了议会民主制度，这件事原应该促使各国共产党至少对它们关于“民主制度”、“民主”资产阶级和关于“通过和平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一些理论，进行一番批判性的重新考查。
但事情完全不是这样。举例说，在苏联共产党二十一次代表大的工作里面，我们甚至找不到对于法国的事变和国际工人运动目前局势所作的略为认真的分析。正相反，全部重点都放在苏联和其它工人国家的进展上面，通过这些进展，明天社会主义就将打进全世界。从这种观点来，“法国的插曲”当然就不值得多考虑了。
至于法国共产党，它是受法国事变影响最大的组织，它在新的幽灵议会里的议会代表，已经减少到极少数；法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代表大会文件草案里面，竟仍然自誉他们自从1946年以来便指出了“并不排斥和平走向社会主义”，并且重申它的看法仍然是“有可能通过和平道路，包括运用民主议会，而走向社会主义”！
在列宁的第三国际时代，这种“愚蠢”是适宜归之于第二国际社会主义者们的特性。但是正统的共产主义已经陷入斯大林－孟什维克派，它长期以来都一直重复和加重着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的这种“愚蠢”、罪恶和背叛行为。
然而，在顽强的事实的逻辑面前，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家”现在已显得进退两难了。他们在最近所写的各种文章里，力图把抨击“资产阶级民主”同争取“革新的民主”两者调和起来，并力图把“革新的民主”作为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维·琼纳斯[1]告诉我们说，“一般的民主”是没有的，他忽然记起了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民主”是一种阶级的政权，一种资产阶级统治的方式。琼纳斯接着让自己对工业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演变作了分析，企图证明在现阶段，“大垄断资产阶级”为什么已不能够继续在典型的议会民主制度之下维持它的独裁统治了。
琼纳斯这样地肯定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极端反动的演变”之后，就来处理关于他的分析的结论部分。他写道，问题是这样的：
“什么将取得胜利：是反动的极权统治（例如法国）的目标法西斯主义呢，还是进步与新生的重要条件民主制度呢？”
由此看来，这位作者作了详细的分析，激烈地指出了“纯粹民主”虚妄、“民主”的阶级性以及资产阶级政权目前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危机之后，他出乎意外地重新肯定了抽象的“民主”，并且把它同法西斯主义对立起来！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向小资产阶级的幻想让步了，这种幻想智穷力竭地虚构了一种逻辑上毫无力量的政权，它介于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叫做“民主共和制”或“革新的民主”或者“进步的民主”等等。
如果把资产阶级的危机作为出发点，那么根据琼纳斯所提出的同样的理由，所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不应该拿资产阶级也必然要抛弃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而应该拿（受资产阶级剥削的群众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权）来作为资产阶级必然发展趋势的拿破仑式或法西斯式强权国家的对立面。
在资产阶级民主陷于危机的情况下，这是唯一的办法，再没有其它办法可循了。
“那些社会主义者无法理解”，列宁在为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所写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问题的总结中写道，
因而也就使他们在理论上目光短浅、在观念上逃不出资产阶级的各种偏见、在政治上出卖无产阶级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要潜伏着的阶级斗争一旦尖锐化，就决不可能有什么介于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中间形式。一切寻求调和的解决办法的梦想，不过只是小资产阶级的反动的空喊。
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观点看来，把民主制度同对法西斯主义（或拿破仑主义）对立起来，这就是幻想有可能利用一个资产阶级政权来向另一个资产阶级作斗争，孤注一掷地假想大垄断资产阶级和“民族的”中等资产阶级（工人运动将为它的辅助力量）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
不用赘述，这种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中间阶层之间基本的阶级内部矛盾是极端不现实的。
资产阶级的民主危机无疑是使得资产阶级的社会体制受到威胁的一种深刻的社会危机的必然反映──这表明作为一个整体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压倒了不可否认属于本阶级内部的各支派的利益；这也表明，事实上，只有不可救药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家会想到，有可能凭阶级内部的斗争建立起一个得到无产阶级支持的中等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共和国”，来反对大资产阶级所追求的强权国家。
资产阶级民主危机的时期，即尖锐的社会危机时期，实际上也表现为向左右两极急剧分化，议会民主的各资产阶级政党变成为空虚的躯壳。
“最近法国的经济再次完全证实了关于阶级斗争的这个不变的逻辑，这个逻辑清楚地勾划出实际的可能道路：要就是拿破仑式或法西斯的资产阶级强权国家，要就是无产阶级政权。”
自然，争取无产阶级政权的斗争，即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是同争取民主斗争分不开的。
但是，民主自由本身并不能成为目的，更不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社会权力的属性，而是群众在资本主义政权范围内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的副产品。
工人阶级在争取社会主义的这个基本斗争中需要民主条件来发展它的行动和组织，这是十分正确的。但是，更为完全正确的是，这些民主自由必须由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反民主演变的坚定革命斗争去夺取过来。这就是说，决定和保证民主自由方面获胜的，是争取社会主义的基本斗争，即反对资产阶级政权的革命斗争，而不是争取抽象“民主”的行动。
创造和保存民主自由权利的条件的，是在革命斗争中认识自己、壮大自己的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所发挥的巨大的大量，任何以“民主”为目的的阶级合作政策就只能帮助毁灭这些条件。
因此，现在的问题仍然是应当提出的纲领的性质和赖以实现这一纲领的联合力量的性质问题。
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可以包含在争取“民主”的初步斗争纲领的范围之内。目前各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一般就是这种情况，它们把目标订为“革新的”或者“进步的民主”，并且都有着大致在这个水平上的斗争的初级阶段。
相反地：争取民主自由的必要斗争，则可以理解为争取社会主义的基本斗争的一个附属部分，在社会主义斗争的引导之下，属于过渡纲领的范围之内。这样一个纲领会辩证地提出这样一些口号，它们既是民主的、又是过渡性质的，又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过渡时期的口号是组织各工人政党的政府。
某些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家已经被引向上述概念，但是并没有完全达到这个概念。距离还很远。在这方面，意大利人有的是先进的，例如，陶里亚蒂派同十分斯大林式地顽固的多列士派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概念和组织有很大的伸缩性。
毕耶特罗·英格拉奥在他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2]一文中，曾几次接触到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和它的辩证关系问题。他承认这里的问题不是什么“两种不同的斗争,先取得民主的自由权利，然后再去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体制，而是完全一致的同一个斗争。”可是他所说的“社会体制”不过只是一种“进步的民主政治”, 这种政治
由于它将改变最落后的意大利社会结构，由于它使得民主的自由权利具有了新的社会内容，就将从根铲除法西斯主义，而使公开反动的政权没有可能再度出现。
在他看来，这里的问题是一种通往社会主义的预备政权的问题，他称它作过渡性的政权。
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的混乱是：过渡时期的要求和过渡性的政治体制被混同起来，这种政治体制，由于它并非无产阶级的政权, 因而，从社会的意义来看，实质上仍是资产阶级的。
正确的观念是承认需要在纲领中把基本的民主要求，同构成对资本主义机构的改良的过渡时期经济口号，有机地和辩证地联系起来。
而根本的错误则是把自己限制于这一部分纲领，不用社会主义的口号（例如，生产工具国有化等等）来对它加以充实，特别是把过渡时期的口号和一种过渡时期的、并非由工人政党组成政府的政权混淆起来了。
必须了解的是，过渡时期的政治解决办法决定着所制定的过渡时期纲领的结构、精神、方针和动力，这个解决办法不可能是同资产阶级合作的，在典型的资产阶级机构范围之内的一个政权，它实际上是一个新政权。
基本的民主要求和机构改革只是由于不同的政权的性质而具有这种或那种内容，这种或那种效果，因此，我们必须把它们在一个纲领中确定下来向大家宣布，以有助于不受资产阶级控制的政权的建立，并且使这一目的的实现仿佛是它们本身的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这个政权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种直接通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前厅。
在目前的具体情况下，特别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面，这个政权只能采取工人政党的政府形式，这个政府受到群众革命组织的委员会的支持。
这样，我们就谈到了以什么方式和方法达到在资产阶级政权之外的这样一个新政权的问题。列宁和他的时代的第三国际曾经认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争取工人权力的斗争，是议会之外的群众革命行动的结果，必要的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的目的，只是在利用资产阶级议会来促进群众的行动，以及直接从内部来打破关于资产阶级议会主义的任何幻想。
列宁当时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里教导“左派共产党人”的，是一种新的，不习惯的、反对机会主义和反对事业主义的工人参加议会的主张。今天，赫鲁晓夫之流得出了结论，认为这些理论已经过时了，因为“社会主义世界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所造成的新形势”使得有可能利用议会达到社会主义。
但是这些“理论家”在其他地方不断地强调说，在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垄断资本主义对于国家机构控制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严。从这个事实得出的合理结论，当然应该是：工人阶级现在实际上离开掌握着国家和经济的控制和管理的舵轮比任何时候更远了，因此比任何时候都更急切地需要打碎日前被垄断资本家所控制的旧的国家机构。
列宁在关于资产阶级民主的论文里所提出的结论，到现在不但仍然有效，而且由于在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垄断资本主义的力量已经加强，因而更为有效了，他写道：
只有天下最愚蠢的人才会相信，人类历史中最深刻的革命活动，政权自有世界以来第一次由少数剥削者的手中转移到多数被剥削者的手中的过程，有可能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旧的框子里实现，有可能在实现的过程中不出现明显的破裂，而且也不需要创立体现新的生活条件的新的机构等等。
对于资产阶级议会的利用，只占着一个明显地从属于议会之外的群众斗争的地位。
可是目前的那些“革新家”的意见却与此不同。以自己的荣誉为赌注来支持已被人民群众抛弃的第四共和国的法国共产党，论勇气实在可嘉。完全依赖戴高乐的一段“插曲”也并未使之有丝毫改变的法国的“旧的民主传统”，法国共产党正准备在明天的“经过革新的民主政治”的民主的议会机构中占据必然只能由工人阶级占据的地位。[3]因为“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法共在它的十五次代表大会的结论中严肃的告诉我们,“有赖于争取民主的斗争的胜利以及它的继续不断的发展”。(黑体字是我们用的)
事实上，真实的情况恰恰与此相反。在我们这个时代，民主的自由权利，以及对于资产阶级强权国家的发展倾向的有效的遏止，只可能是无产阶级为自己争夺权力而进行的革命斗争的结果，或副产品。争取“民主”的斗争事实上倒是包含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之中。
实际上，议会外群众革命行动的目标，决不能是建立一个工人政党与资产阶级的一个派联合的议会政府，而是要建立一个工人政党的政府，并且帮助这个政府实现它的过渡纲领。
如果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在许多年代的整个时期中，在以建立工人政党的工人政权为方向的过渡纲领的基础上对群众进行教育与动员，那么就有可能或者通过取得议会多数，或者通过迫使资产阶级接受工人政党的联合政府这两种情况，从而实现上述的政治解决办法。
某些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家，他们了解到法国的经验已经使得“通过议会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如何行不通，因而常喜欢强调议会之外的“强有力的群众运动”的存在，强调“议会中的活动和全国范围的活动之间”必然存在的相互关系。
上文已经提到的毕耶特罗-英格拉奥曾就这个问题写道：
有一种说法我们始终认为是错误的、片面的，那就是，认为在意大利，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只能是“议会的道路”。
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议会中工人反对派之所以有力量、能够发生作用，恰恰是因为它能够左右全国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的发展，使得它自己的活动和工人阶级以及全体工人的革新的革命斗争之间形成一种辩证的联系。
现在我们必须进一步强调的一个观念，正是这种在议会内的活动和“工人阶级以及全体工人的革新的革命斗争”之间应当建立起的辩证的联系。这位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家好多次只是随便提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民主口号和过渡性的口号之间、议会内和议会外的活动之间的辩证的联系，可是他始终也没有逃出从根本上讲仍然属于改良主义的方针和实践的圈子。比方说，他也预见到议会外的活动可能会使议会内的力量对比关系产生一种“有利于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变化，他的意思也许是暗示在基督教民主党内可能有一派会分化出来，在议会中支持共产党和社会党。
一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即具体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都决定于这三个条件：制订一个适合于该国特点的过渡纲领；有系统地采取各工人政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政策；这个纲领和这个统一战线都以组织工人政党的政府为目标, 这个政府采取这个纲领，并且得到议会外群众的动员和组织工作的支持。
这条道路是唯一现实的、能够鼓舞和动员群众的道路。所有国家，像法国一样，都必定会发生资产阶级民主陷入严重危机的时刻，在这种时刻，城市和乡村的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同无产阶级的落后阶层一样，将脱离资产阶级的中心组织而走向极端。在这种时刻，工人政党就有可能由于分化取得群众的绝对多数或者积极的决定性的政治多数，并且建立它们的政府。
一切都决定于它们的纲领，以及它们争取工人政权的决心。
在这两种情况下，由议会产生的工人政府，事实上，将只是革命的联合阵线使人民群众动员起来的结果。这种动员以及充实的人民群众的组织就将保证一个工人的政府可以不顾资产阶级必然会有的强烈的反抗来实施它自己的过渡时期的纲领。
一个以结合各国具体情况的具体的过渡时期纲领为基础的坚定不移的阶级政策，和一个各种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组成的联合阵线，在某些情况下，也就能够取得议会中的多数，或甚至在从议会的代表比例看居于少数的情况下，仍能建立起工人政党的政府。那么，从工人政府的形成（不管它是怎么形成的）开始，一切就将决定于议会外革命的人民群众的动员和组织工作发展的程度，它将能使得这个工人政府走出资产阶级的圈子，开始自已的活劫。
除了重新发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统一斗争之外，再也不会有任何“新”的东西了。
译自英文版《第四国际》（Fourth International）， 1959年春季号）
译文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一辑（续编）》，商务印书馆1965年2月出版
[1] 他所写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的某些趋势》载于《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1959年3月号。
[2] 《世界马克思主义评论》，1959年1月号。
[3] V.约昂在上文所引他的文章中，曾对现阶段先进资本主文国家中共产党的总的策略作过如下的规定：“通过具休的行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活动，以及更广泛地参加本国各级政治和经济部门的管理工作”。
Reds think 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