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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第一个一百年”之路
﹝美国﹞法兰克·洛佛尔（Frank Lovell）
1992年9月25日
Zdc 翻译、萨文科夫Eruiz 校对
据我所知，《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Bulletin in Defense of Marxism）与其他任何政治刊物都不同，它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诞生的。发起人为数不多。他们只代表了1982年和1983年被官僚主义开除出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简称社工党）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中的一种倾向，其他一些人也将在1984年初被开除。当时，美国的托洛茨基运动似乎已被消灭，其政治使命也被放弃。在社会主义工人党及其青年团青年社会主义联盟（Young Socialist Alliance）约1500名党员中，共有约150名托派分子被清除出社会主义工人党。而这些被开除的人在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这些被驱逐者对接下来该做什么并没有达成一致）。
背景
1981年底，社工党领导层公开否定了托派的不断革命理论。在党内，那些仍被党领导层视为“正统托派”的人每天都遭到逼迫，以表明他们对背信弃义的党内官员的忠诚。肃清行动采取了诬陷的形式，每次都依据个人情况量身定罪，但很明显都是莫须有。1982年5月14日，明尼阿波利斯支部的三名党员被开除党籍，原因是，他们自发组织了“坎农·托洛茨基派”并向党员散发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们认为，党的领导试图粉碎党内民主”。这三人中有哈里·德波尔（Harry DeBoer）和杰克·库珀（Jake Cooper），他们是20世纪30年代的工会领袖，也是二战前夕臭名昭著的明尼阿波利斯《史密斯法》大审判的被告。两人都是在战争期间入狱的18名社工党受害者之一。第三位“派别活动分子”是吉莉安·弗斯特（Gillian Furst），她活跃于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和爱尔兰团结运动中。她的丈夫兰迪·弗斯特（Randy Furst）曾因坚持愤怒谴责社工党纵容租用非工会巴士参加1981年华盛顿特区团结日劳工示威活动的行为而被开除。
在这一年里，社工党的“中央领导层”一直在监视那些被认为是潜在反对派的不怀好意的党员，关注他们是否违反了“党的准则”。1982年11月，安妮·祖考斯基（Anne Zukowski）被她所在的八名成员组成的明尼苏达铁矿区支部开除，该支部是按照社工党全国办公室的指示作为“审判机构”行事的。她被指控向青年社会主义联盟的一名非党员透露党的信息。该项指控是根据社工党的组织原则第8条第1款提出的：“除非党的有关机构允许，否则在任何时候，社工党党员都不得在党的领导机构未采纳的立场上组织或参与青年社会主义者联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祖考斯基违反了这一特定“原则”。尽管如此，她还是被开除了。她的名字出现在一份秘密清除名单上。
这种骚扰一直持续到清洗名单上的所有人都因辞职或被开除而被迫离开该党为止。社工党最有能力的两名工会活动家，洛杉矶的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和纽约的雷·马基（Ray Markey）都被赶了出去。利普曼被开除的理由站不住脚，马基辞职时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他回顾了截至1983年年中的开除记录，指责顽固的党内领导人把社工党变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派别”。
迈克尔·史密斯（Michael Smith）是较早被开除党籍的人，他因为给另一个支部的朋友写信反映党的问题而被开除。在审判过程中，他对秘密窃听他和一名被指派进行政治迫害的党内高级官员之间的电话对话提出抗议。随后，史密斯被指控因揭露秘密录制电话谈话录音的做法而使党面临联邦调查局（FBI）的调查，这强烈暗示史密斯可能与联邦调查局合作。这就是1982年底社工党进行内部陷害的手段的特点。
反对派
在这种情况下，社工党全国委员会中的托派反对派在1981年社工党闭幕大会后保持或重组了他们的组织倾向：托洛茨基主义倾向（Trotskyist Tendency）的纳特·温斯坦（Nat Weinsteinn）和林恩·亨德森（Lynn Henderso）以及第四国际主义核心小组（Fourth Internationalist Caucus）的弗兰克·洛弗尔（Frank Lovell）和史蒂夫·布鲁姆（Steve Bloom）。这两个派别都试图揭露并解释篡夺了组织控制权的党内官员的官僚主义做法，但由于领导层施加的限制，这些努力被严格限制在全国委员会成员的范围内，这使得反对派无法进入社工党的队伍。
为了迎接党纲规定的1983年大会，反对派倾向根据共同纲领，捍卫党内民主，并和他们就一些基本纲领性立场达成一致的人组成了一个团体，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选出一个强有力的反对派代表团。但党的职能部门（包括钦点的全国委员会）取消了大会。相反，他们于八月初在奥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组织了一次由他们控制的“教育会议”，并动员社工党党员参加，目的是进行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灌输。在1983年这次会议之后召开的社工党全国委员会全会上，四名全国委员会反对派成员被停职，理由是他们没有正确报告大会选举集团解散的情况。此后，清洗行动愈演愈烈，直到1984年1月中旬，清洗名单上的所有人最终都离开了社工党。
这些背景信息对于解释和理解于1983年10月29日至30日在芝加哥召开的被开除的社工党党员大会上成立的新托派组织——“社会主义行动”（Socialist Action）至关重要。会议结束后，《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在11月下旬启动出版，1983年12月出版了第1期。
分裂与争议
《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从一开始就是社工党内部饱受争议的两种反对派倾向长期分歧的结果。韦恩斯坦和亨德森在1981年社工党大会闭幕后不久就确信，赢得党内反对派力量的前景黯淡。他们知道，清洗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他们被开除。他们建议成立一个新的托派政党，在群众运动（工会、少数民族团体、社会抗议组织等）中与社工党竞争。他们认为，新的托派政党具有明确的阶级斗争纲领和新的起点，可以轻松地超越衰落的社工党。因此，他们急于退出社工党并带上所有支持者，这样就可以尽快成立新党，而不是在社工党内浪费宝贵的时间。这就是社会主义行动党成立大会上大多数人希望实现的目标。他们希望，如果他们在会上通过了精心撰写的决议，这些决议就可以被成为新革命党的纲领和组织基础，一个党也就会诞生。当然，这需要勤奋工作和用心良苦的同志们的帮助。
洛弗尔和布鲁姆的第四国际主义核心小组在资深社工党领导人乔治·布雷特曼（George Breitman）的建议下，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我们敦促我们核心小组的所有支持者尽可能长时间地留在社工党内，在党内成员中招募信奉他们加入时所认同的托洛茨基主义基本纲领的人。在上述严酷的条件下这并非易事，但我们相信，从长远来看，尽一切可能留在党内会对我们有利。我们认为有必要开展意识形态斗争来反对社工党领导层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为此，我们必须挑战新理论，并记录我们在当时所有争议问题上的斗争情况，尤其是古巴卡斯特罗政权的政治性质及其衍生问题。
当《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首次出现时，有相当多的托派分子尚未被社工党开除。例如，乔治·魏斯曼（George Weissman）和布雷特曼都是激进运动中广为人知的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的杰出代表，他们仍然留在党内。可惜好景不长，1984年1月的第一周，他们的名字出现在了清洗名单的前列。两人都被“拜访”了，并被告知将对他们提出不忠的指控。魏斯曼描述了不公地驱逐他的上诉书所使用的理由和方法。代表政治委员会的三名社工党成员拜访了他。他们告诉他，他们有权询问“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州大会（社工党）上关于社会主义行动的报告中出现的一个问题"。他们告知他，他被怀疑与社会主义行动组织有"亲缘关系”，这是将他开除出社会党的理由。整个过程已经被审问者演练过，并被当作例行公事的标准模板。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么当时无疑会找到另一个借口来将所有已知的托派分子开除出社工党。但很显然的是，社会主义行动组织的成立与社民党大清洗的高潮相吻合，并为其提供了便利。
在开始时
这些都是《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过早诞生的条件。由社工党书记杰克·巴恩（Jack Barnes）领导的探路者出版社（Pathfinder Press）里一群自诩为学者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进行了系统性的破坏，发起一场反对这种破坏的意识形态运动迫在眉睫。第四国际主义核心小组有一些亟待出版的关于社工党内部斗争的文件。在芝加哥召开的“社会主义行动”会议上，曾计划通过出版托洛茨基理论杂志（《捍卫马克思主义》）等方式向社工党成员进行宣传，但大多数人对此并不热心。而那些背弃了社工党的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领导人也不太热心。第四国际主义倾向者尚未组织起来。当时在社工党内只能召集到少数几个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支持洛弗尔/布鲁姆核心小组战略的同志。我们讨论了在财力和人力都如此有限的情况下发行杂志的可能性。为此，我们得到了安妮·切斯特（Anne Chester）留下的一小笔遗产。但我们缺乏技术设备。更重要的是，我们缺乏技术技能和必要的人员。我们有的只是决心，以及对我们即将承担的艰巨任务的无知。
乔治·布雷特曼对此持怀疑态度，但他对我说：“好吧，弗兰克，如果你想继续做这件事，我会帮你的。”《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就这样开始了。当时我们甚至还没有确定杂志的名字。但我们有几位愿意帮助我们的同志，急于开始并尝试有所作为。伊夫林·塞尔（Evelyn Sell）设计了封面，并提出了名称。当我们在为创刊号挑选合适的物品时，史蒂夫·布鲁姆也忙着在布鲁克林寻找一家可以复印和装订杂志的印刷厂。刊物有38页，封面和封底都有。第一批印刷量为200册，后来又增加了100册左右。我们向社工党的朋友和同情者、一些前社工党成员和所有被驱逐者都邮寄了杂志。在封面上，我们征集“请求、材料、资金捐助”，我们还提供了一个回邮地址，该地址在之后的99期中保持不变。
我们认为第一期看起来不错，希望其他人也会喜欢。但我们最希望的是，读者能够欢迎并欣赏其中的内容。我们宣布，我们打算继续发扬马克思主义传统，认同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局（United Secretariat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的纲领和政策，并发起一场反对社工党巴恩派修正主义原则的意识形态运动。当时，我们满以为这场意识形态运动将由统一书记局的其他支部和统一书记局接手。
《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第1期的内容有五项：1.《第四国际联合秘书处成员应邀出席社民党全国委员会全会的声明》1983年8月8日（四名反对党全国委员会成员在全会上被停职）；2.《敲响警钟！》由四名被停职的社民党全国委员会成员撰写，1983年9月7日起草；3.《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政治清洗》，第四国际联合秘书处通过的声明，1983年10月；4.《联合秘书处19名成员的宣言》（关于社工党的清洗）；5.《解决当今革命领导权的国际危机》（1983年8月6日，四名被停职的全国委员会成员在被停职前向社会党全国委员会全会提交的决议草案）；6.《新国际诽谤第四国际》，从统一书记局出版的《第四国际》（Quatrieme International）1983年12月号翻译并重印。
文献记录
这是第一份关于社工党内部斗争的文件材料的公开声明。大多数警觉的激进分子通过《战士报》（Militant）、洲际出版社（Intercontinental Press）、《国际社会主义评论》（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新国际》（New International）和其他巴恩派刊物上发表的文章知道发生了一些事情。但这是反对派文件的首次发布。一些好奇者迅速做出了回应，但最热烈的回应来自社工党成员和亲密的同情者，以及日益壮大的被驱逐者队伍。在适当的时候，我们还收到了来自其他几个国家的托派分子的鼓励，这些国家远至中国和印度，最终还包括日本。在美国，我们的《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档案中有一份来自犹他州盐湖城的戴恩·古德温（Dayne Goodwin）于1984年1月14日发来的财政捐款。与此同时，我们还收到了密尔沃基的比尔·布雷汉（Bill Breihan）的来信，他请求我们提供更多杂志。亚当·希尔斯（Adam Shils）是我们核心小组的支持者，当时他还在社工党芝加哥支部工作，他发来了一封祝贺信。以上是对《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创刊号的早期反应的三个例子。这里提到的这三位工人阶级激进分子最终都加入了《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并参与了《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的持续制作。
《列夫·托洛茨基全集》（所有语言版本）的书目编纂者路易斯·辛克莱（Louis Sinclair）可能是第一个，当然也是最先对《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的问世表示欢迎的人。当创刊号寄到他格拉斯哥的家中时，他立即寄回了他那典型的隐晦笔记，祝愿《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长盛不衰。他有他的理由。在纽约和波士顿的哈佛大学图书馆研究托洛茨基的资料时，辛克莱曾遇到过巴恩派的社工党“领导人”，当时他们中还没有人开始公开解释所謂“托洛茨基与列宁的分歧”，他很快就确信他们是反托洛茨基主义者，并将最终摧毁社工党。他毫不避讳地向布赖特曼等人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和预测。因此，他觉得自己对巴恩派的判断得到了《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上发表的文件的证实。辛克莱的热情肯定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与乔治·布雷特曼在由布雷特曼编辑的14卷托洛茨基文集方面的密切联系与合作。两人之间的友谊和尊重是相互的。布雷特曼曾推荐辛克莱的《列夫·托洛茨基》是“所有认真研究托洛茨基著作的学生的必读书目。”他们对1980年社工党领导层的软弱性和局限性也有共同的看法，不过布雷特曼没有那么严厉。
社工党内部意识形态斗争的记录和托洛茨基主义理论刊物的出版，对于我们这些从事革命社会主义运动的人来说，在过去和现在都最为重要，因为我们总是面临着解释自己和证明自己事业的需要。我们必须能够说出我们从哪里来，并保持我们过去的记录毫无瑕疵。这是《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支持者与社会主义行动的组织建设者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的深刻分歧之一。我们试图解释，与其一走了之，试图在过去的斗争中一无所获地重新开始，不如在每个关头都为我们的前辈所取得的成果而奋斗。我们相信，在美国建立社会主义运动的斗争是持续不断的，先锋队的成员必须解释他们从哪里来，过去之斗争是未来之斗争的必修课和必要准备。
更多鼓励性回复和其他类型的回复
接下来的每一期《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都会继续刊登更多关于社工党内部斗争的文献，并分析该党不断变化的政治路线。我们的主要读者是社工党党员。我们不断想方设法地规避巴恩斯派蓄意而巧妙制造地对于我们和托洛茨基主义的偏见。除此之外，他们还在我们和社工党党员之间设置了组织障碍，禁止他们的成员与我们交谈或阅读我们的杂志，也不允许我们参加他们的公开会议和进入他们的公共书店。从一开始，我们就把《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寄到了我们认识的所有社工党成员的家庭住址以及分部总部。回复大多是沉默。我们只收到了一封愤怒的谴责信，写信人是盐湖城的一位前社工党“领袖”，他说他已经离开了社工党，因为他感到了疲倦和士气低落。他敦促我们以他为榜样，退出政治舞台。我们收到了几封匿名的鼓励信和几封地址变更信，信中要求我们提供未来几期的《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此外，还有一些社工党同志开始向我们提供党内指示和讨论材料。在一些情况下，我们几年后才了解到这些同志的身份。
在成立的第一年，似乎《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几乎只关注社会党的内部事务以及该党对美国和国际政治形势变化的反应。同年8月，六、七名被驱逐的社工党成员出席了1984年在俄亥俄州欧柏林举行的社工党大会。所有社工党成员都被告诫不得与我们交谈，其中一人被立即驱逐，并被带离了大会的住房设施。她来到我们下榻的酒店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并庆幸社工党当时没有掌握国家大权。我们继续展示我们的党内民主标语，并邀请党员进行私下讨论。在过去的一年里，格伦·门罗（Glen Munroe）给我写了一封私人信件，说我们早期的努力没有白费，他和其他几个人在1984年的社工党大会上第一次意识到该党出了严重的问题。
其他方面
有人认为《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一开始就完全致力于社工党的政治和党内民主问题，这种印象并不完全正确。我们也有自己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我们的杂志上都有报道。1984年2月的《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第3期刊登了由娜奥米·艾伦（Naomi Allen）、乔治·布雷特曼和乔治·桑德斯（George Saunders）签署的"第四国际主义倾向呼吁书（call for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ist Tendency）。下一期（即第4期）宣布2月3到5日周末，在明尼阿波利斯召开的会议上，第四国际主义倾向（FIT）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了。BIDOM后来成为FIT的机关刊物，其第一届编辑委员会成员包括Naomi Allen、Steve Bloom、George Breitman、Frank Lovell、Sarah Lovell、Bill Onasch、Christine Frank Onasch、George Saunders、Evelyn Sell、Rita Shaw、Adam Shils、Larry Stewart、Jean Tussey 和 George Lavan Weissman。
在FIT正式成立的同时，我们开始招募新成员，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984年1月对社工党的“清剿”。明尼阿波利斯分部最有经验、政治上最活跃的七名成员被集体开除。他们立即认同了《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并主办了第四国际主义倾向成立大会。他们的审判声明和对陷害的指控发表在1984年1月的《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第2期上。明尼阿波利斯小组成员之一戴夫·里尔（Dave Riehle）引用了詹姆斯·P·坎农在《1929年共产主义反对派纲领》中的一段话，将社工党巴恩派与美国共产党20年代的斯大林主义者相提并论。坎农曾说过：“面对各方的压制和因同志们的观点而大肆驱逐他们的情况，所有关于党内民主的言论都是骗人的。”
更多作者和一些工作人员
《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不断扩大的发行量为FIT带来了新成员，其中有些是前社工党成员，有些则仍处于党的边缘。首批新成员中有一些作者和前党组织成员，包括汤姆·巴雷特（Tom Barrett）、劳拉·科尔（Laura Cole）和卡尔·杰克逊（Carl Jackson）；还有一些人是后来加入的。我在其他地方写过，比尔·奥纳施（Bill Onasch）后来（1987年）搬到了纽约，并最终设法把我们搬到了联合广场的一间办公室。在此期间，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戴夫·里尔（Dave Riehle）和其他人开始投稿关于工会的文章，《保卫马克思主义通报》也逐渐成长。
不到一年的时间，《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就开始具备了一份理论性政治刊物的特征，并准备审视世界局势。《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第15期（1985年1月/2月）刊登了几篇文章：《迈向1985年第四国际代表大会》；欧内斯特·曼德尔的文章——《通往“社会主义民主”之路》；以雜誌專欄“马克思主义武器库”（Arsenal of Marxism）的特辑——《托洛茨基和坎农如何看待第四国际》。与此同时，保罗·勒·布朗（Paul Le Blanc）开始定期投稿。在此之前，他一直与乔治·布雷特曼合作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
这标志着《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开始了第二个年头。我们刊登了如下通知："在第一年里，我们出版了14期《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但没有定期发行。从本期（第15期）开始，我们将以月刊的形式出版。为了规范印刷和安排好邮寄时间，本期于1月中旬寄出，日期为1985年1月/2月"。这表明本刊在管理方面取得了进展，并做出了今后将定期出版的承诺。排版也开始向好。1984年9月出版的《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第11期中，有几页采用了两栏对齐排版。这标志着我们开始从最初的电动打字机向史蒂夫·布鲁姆引进的电脑转变。但在这一时期以及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莎拉·洛弗尔（Sarah Lovell）仍在继续手工粘贴页面。现代技术花了一段时间才赶上《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的步伐。直到1987年6月第42期，我们才找到一家价格合理的印刷厂。那时，正如一位读者所说——《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才开始像一本“真正的期刊”。但吸引新读者和留住第一批订阅者的并不仅仅是杂志的“外观”，而是其内容和不断增加的作者以及题材的多样性。我们的订阅名单几乎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来增长的，通过一位订阅者告诉其他人关于这本杂志的事。
第一年，当《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开始刊登对反战运动、妇女解放斗争和工会发展的分析时，人们的兴趣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当然，从一开始，这本刊物的主要关注点就是社工党内部的斗争，即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这也是其名称的由来。但是，任何一本刊物都不可能长期依靠发表来自一小撮激进分子内部斗争的政治文件而生存，即使是像社工党这样一个与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有着历史渊源的团体亦是如此。《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吸引了兴趣相关但范围更广的作者，这与社工党内部争取民主斗争的内在潜力是相称的。这就是第一年本刊的特殊之处。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布雷特曼当时说，每一期都是一个奇迹。他每次都为这一奇迹做出了贡献，因为他一直在寻找能为杂志带来新内容、提高其文学性和政治性的材料，包括最新的档案材料。
在《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杂志创刊第二年的第15期上，首次出现了一位新作家的名字，他就是切斯特·霍夫拉（Chester Hofla）。霍夫拉并不多产。在这一年里，他只为《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写了六篇文章，全部与社工党的发展有关。我确信他没有为其他出版物投稿。霍夫拉是布雷特曼在近50年的激进记者生涯中使用过的多个笔名之一。最近，《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的第一批订阅人中有人注意到了新作者切斯特·霍夫拉，当时他的第一篇文章已经发表。他后来得知这就是布雷特曼，问我为什么布雷特曼要用切斯特·霍夫拉这个听起来很奇怪的名字。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从未听布雷特曼提起过，也没想过要问他。我敢肯定，这不是因为他认为《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会因为多了一位新作者而受益匪浅，也不是因为他想避免给人留下刊物是由少数人制作的印象。但他这么做通常是有原因的。他在不同的情况下为不同的主题使用笔名。我认为他试图找到一种既适合主题又适合环境的声音。在写到黑人受压迫和二战中的种族主义时，他曾在不同时期使用过阿尔伯特·帕克（Albert Parker）和菲利普·布莱克（Philip Blake）的名字。我想，这些名字在他心目中是适合当时正在讨论这些主题的那类人的。同样，切斯特·霍夫拉也可能是这样一个人的名字，他以不同于布雷特曼的方式讲述了社工党领导层的阴谋诡计，而他古怪的名字似乎与主题的古怪性质相得益彰。肯定有不止一位读者注意到了切斯特·霍夫拉的文章，但却不知道他与布雷特曼有关系，但这正是《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独特的方式之一，也是它能够在过去艰难的十年中生存下来的部分原因。
严酷的打击和艰苦的工作
《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能够生存下来还有其他原因。因为它几乎从一开始就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失去了许多经验丰富、才华横溢的同志，而这些正是我们最指望的人。拉里·斯图尔特（Larry Stewart）于1984年10月因癌症去世，享年63岁。他是托派运动的老兵，二战之前、早在被征入种族隔离的军队之前他就加入了社工党。他是一名黑人激进分子，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一名产业工人。退休后，他加入了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International Brotherhood of Teamsters），帮助社工党组织黑人工人反对纽瓦克当地汽车运输公司的腐败领导层。后来他被开除出社会党，这激起了他的斗志。去世时，他正在为《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撰稿。1985年春，拉里的多年好友乔治·魏斯曼（George Weissman）去世。一年后，即1986年4月，乔治·布雷特曼去世。这些损失几乎无法承受，除非《保卫马克思主义的公报》所服务的政治事业有足够的力量，使其能够在一些重要创始人离世后继续存活下去。
布雷特曼去世后，《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每月仍定期出版，我认为这要归功于萨拉·洛弗尔和史蒂夫·布鲁姆的辛勤工作和奉献精神。他们主要负责挑选、征集、编辑、排版和校对每期的所有稿件；除此之外，萨拉还负责保存财务记录、把刊物塞进信封、把邮袋送到邮局，以及回复大部分邮件。她在《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担任过多个无名的职位：业务经理、宣传员、订阅主任和全能的麻烦解决者。
国际呼吁
1986年12月，《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第36期推出了揭露真相的《拜塔尔斯基回忆录》（Baitalsky memoirs）系列，讲述了托洛茨基主义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在斯大林恐怖统治下的苏联如何生存下来的故事，时间持续搭配这位血腥的独裁者死后。该系列丛书历时五年多，于今年2月在《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第83期上完稿。玛丽莲·沃格特·多尼（Marilyn Vogt-Downey）在该系列开始时加入了《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的撰稿人行列，除了翻译拜塔尔斯基的著作外，还对苏联的最新发展进行了广泛的分析。在这部作品最后几章的结尾，她指出："那些每个月都关注拜塔尔斯基生平故事的人，都有一段不可替代的经历，因为其中许多章节与每个月在苏联发生的事件都有着几乎不可思议的关联"。
五年前（1987年9月），《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编辑委员会增加了国际特约编辑名单，其中包括第四国际领导人欧内斯特·曼德尔。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的外国读者群不断扩大，在国外尤其是在第四国际的几个分部种越来越受欢迎。在近九年的连续出版过程中，《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始终坚持其在第1期中提出的初衷。在创刊的中途（《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第50期，1988年3月）至今，这份刊物可以重申之前和之后每一期所宣布的相同目标：“我们致力于澄清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和理论——讨论其在国际和美国国内阶级斗争中的应用。如果我们想要结束美帝国主义统治阶级的统治，建立一个以人类需求而非私人贪婪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完成这项至关重要的任务”。
当时，《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在英国的一位忠实读者自愿为前50期编制了索引。从那时起，《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就不断刊登有关理论问题的辩论和对世界重大事件的分析，尤其是俄罗斯和东欧的重大事件。尼古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Nikolai Preobrazhensky）在《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第99期上发表的题为〈社会力量的混乱和俄罗斯工人运动的政治前景〉（The Disarray of Social Forces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for the Russian Workers Movement）的文章，对俄罗斯政治经济进行了深入分析，这是最近的一个例子。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就收到了将其翻译成法文出版的请求，同时还收到了关于在俄罗斯出版的询问。现在急需的是《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第50到100期的索引，因为经常有人要求提供以前出版的资料和参考文献。
《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第78期（1990年10月）刊登了FIT发出的“在美国重建第四国际联合运动”的号召。号召发出后，前FIT的代表几乎一直与社会主义行动组织以及联合项目（出版《逆流而上》（Against the Current）杂志）中的其它人保持联系，努力实现美国国内认同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局的托派人士之间的团结。《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不时报道这方面的进展，现在这些努力的最终结果是FIT的成员加入联合组织，而《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则成为了一份独立的托派刊物。这为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新开端带来了希望，《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将继续成为美国托派的真实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