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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反对派的策略和任务
作者：上乌拉尔斯克监狱的托洛茨基主义政治犯
时间：不早于1930年
Zveza zvezd 译
I．列宁反对派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和任务
1．列宁反对派首先是一个国际派别。它的出现和发展根植于1921-1923年第一次欧洲革命浪潮失败之后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整个国际局势。伴随着资本主义所谓的稳定化，工人阶级之中的社会改良主义思想增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衰退了，而且运动中的中右派因素也增长了。共产国际中的左翼列宁派遭受了一系列失败，直到最后被共产国际正式开除。
共产主义左翼的失败标志着世界关系进展过程的结束。但是，这次失败并不意味着反对派运动遭到肃清。世界经济中的矛盾毫不动摇地破坏了这种“稳定化”，引起了无产者阶级斗争的局部增长，而左翼将在增长的浪潮之上吸收新的力量之源，再次强大起来。
2．当下一个时期里隐藏着革命的最好机遇，因此在世界范围内都有着对共产主义党派的炽热需求。夺回共产国际、把它转变成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工具——这就是国际共产主义左翼反对派的基本任务。
在恢复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斗争中，布尔什维克-列宁反对派要明确目标，通过撤换这些机构里的机会主义领导层对它们进行深度改革。为此，反对派要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无产阶级左派因素创造思想和组织基础。只有完成当前阶段的这个任务，才能在一个更高的基础上为下一个阶段把共产主义工人争取到列宁政策这边来、把共产国际变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可能性做准备。
II．列宁反对派实践发展的主要阶段
1．从1923年10月到联共十四大
反对派运动的第一阶段表现为党员群众对党内初生的官僚化的自发反对，这种反对是遏制第一波小资产阶级势力的主要压力。工人群众的物质状况和共产国际策略在德国的失败尖锐地体现了党内领导层在经济政策方面的错误，导致了党内公开的不满。
这一阶段反对派的策略在于，要使这种不满在思想上成形，并且指出领导层错误的根源。但是反对派没能把这项任务贯彻到底，因为它自己（以它的领导人为代表）还没有完全清楚地认识到：党内开始的划界行为将会是党由外而内发生更深远变化的起始点——这种变化就是党内斗争，它标志着党将会因为两种阶级思想而产生深深的裂痕。
《四十六人声明》和《新路向》是那个时期反对派的主要文件，不过它们都有一些言而未尽的地方——对中央委员会的经济政策及它带来的社会意义，以及对党内分歧的政治意义的分析集中体现了这个不足。
除此之外，反对派领导人还在组织问题上犯了另一个错误。1923年时，尽管反对派在莫斯科党组织里明显占有多数，但它却在莫斯科遭遇了失败，缺乏成形的组织就是其中一个原因。
所有这些策略失误的客观原因根植于那个阶段国内阶级矛盾的发展不充分，以及随之而来的党的意识滞后，跟不上事件推进所提出来的任务。
这就说明了一个事实：到十四大前，几乎整个反对派运动都遭到了清洗。
2．从十四大到十五大
到十四大的时候，党内意见分歧的基本阶级趋向已经足够明显了。中右派集团形成了，它的另一端则是率领着列宁格勒无产阶级反对派运动的中左派代表。
1923年这个阶段，反对派的主要策略任务在于与列宁格勒的反对派结成同盟，同时要保留自己的思想政治独立，逐渐取得这个同盟的领导权。反对派完全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它的成果是这样一些主要文件：1）《1923年宣言》，2）《八十三人纲领》，3）《十三人声明》。
在与中右派集团的斗争中，团结起来的反对派在其策略上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1）地下准备工作阶段。这个阶段反对派组建起了自己的派别，形成了自己的组织思想，然后在此基础上以“围攻机件巴士底狱”的形式展开了决定性的公开进攻（航空仪表厂，普梯洛夫厂，等等）。
第一阶段的教训显示，这种形式的斗争是不够的。工人群众自身有着深刻的成见，有必要过渡到一种新的斗争形式去，用一种群众更容易理解的、精心考虑的方法，在公开合法的演讲场合缓慢地、顽强地、系统地向他们说明自己的观点。
2）1926年10月16日的失败（注：指托洛茨基被开除出政治局）使得反对派在地下派系斗争收缩的情况下进入了退却时期，并且把重心转移到合法工作上去。第十五届代表会议、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中央委员会的二月全会……上述就是新策略的一些阶段。在这个阶段，民主集中派因为不理解我们采取新斗争形式的必要性、不认同“不采用这种方法就不可能为下一次进攻创造条件”的观点而离开了反对派。
退却和公开合法演讲的策略在这个阶段是完全正确的。不久之前，关于中国革命的意见分歧熊熊燃起，并且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斗争的激化，使得局势转向进攻。有赖于一系列合法工作，这个阶段的反对派能够得到来自党内的政治支持。
3）从4月27日起到十五大期间的新进攻策略把合法斗争与半合法斗争的方法组合起来，从而发展到了一个比1926年的斗争更高的水平上。广泛的请愿运动、联合和游行，与派系地下工作的强化相结合，证明了斗争的伟大高度和涉及群众的广度。
3．从十五大到1928年11月全会
一方面，季诺维也夫中左派选择投降，另一方面，因为富农问题导致的粮食毁坏——这对于“恢复阶段”的幻想是一记决定性的打击——中右派集团遭遇了尖锐的危机，由此，国内和党内形成了新的力量平衡。
中派在政治上的左转是这个新发展时期的表现形式，它也赋予了反对派新的任务。“中派主义，”托洛茨基同志在评价代表大会之后这个阶段的前景时说，“充满了经验主义的观点，但是斗争中的群众会获得他们自己的经验。这就是我们全部的考量。”（《在新阶段》）
工人阶级的复苏和党内左派成分的增强为反对派运动创造了一些有利条件。中派的犹豫不决和模棱两可在1928年4月和7月的全会上显露无疑，它的不彻底性揭露了它在新危机面前的无能。
反对派以批判的形式支持中派内部的左转步伐，并把它定为自己的基本策略和任务，意在以此揭发中派的领导人。反对派在这个策略基础上和党员群众建立起联系，在与右派的斗争中赢得主动权，并且转向进攻。
1928年的集体合同公司是反对派攻势的最高点。在它的强大压力下，中派分子不得不加入同右派的斗争，不过反对派的力量还不足以对党进行改革并撤换中派领导人。
4．从1928年11月至今
尽管中派领导人完全没有减少同反对派的策略分歧，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党内的陈旧制度和官僚主义的经济建设方法，他们却“从我们的军械库里拿走了口号”（托洛茨基），开始用行政手段打击富农、推广集体农庄和工业化，不向工人阶级和党灌输“在短时间内摆脱矛盾的可能性”这样一些革命幻想。
情况的根本转变迫使反对派再一次改变策略、转变自己的工作，注重顽强而系统地向群众说明中派在新道路上的无能。他们曾经用自己的政策把国家拖进了泥潭，而现在也没有能力把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带出这个泥潭。
这个新策略的体现就是1929年10月4日的宣言。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在于：针对那些被“五年计划”的幻想所纠缠的群众形成一个统一战线。这份声明分析了局势，警告说“中派的五年计划使用了那些被十月革命所拒绝的方法，它对生产力的作用不是促进而是破坏，对工人阶级的物质、政治和文化条件的作用不是改善而是恶化。”
中派领导人转向极“左”翼的冒险道路，以及随之而来的3月15日的第一次退却（注：疑似指1929年3月15日的《关于向中农贷款出售农具和机械的规章》，俄语原文http://lawru.info/dok/1929/03/15/n1200308.htm）揭示了中派政策的毫无根据和冒进主义。到此时，具有新思想体系的中左派（指罗明纳兹等人）开始脱离领导派系的趋势已经初步形成。
对反对派来说，群众当中中派幻想的初步衰退也允许他们开始为新的进攻策略做准备，并提出撤换领导层的新口号——它可以说是群众到这个阶段为止自身经验的总结。
反对派转到新斗争策略上的表现有：四号和七号文件（注：此处具体指代不明），它们在当前的情况下第一次准确地指出了基本分歧；以及托洛茨基同志的八月公开信，它对新的进攻策略和主要任务做出了最精确的表述。
5．我们斗争的主要教训
回望我们的斗争历程，列宁反对派必须冷静地考虑它所犯下的错误，以避免未来重蹈覆辙。我们在这里指出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从斗争开始至今，反对派都没有意识到把我们同当权派分开的意见分歧的严肃性，以及分歧所决定的那种阶级影响力量。这种情况和我们对组织工作的低估有关，它的表现就是我们错失了最有利的条件，没能建立一个合乎实际、有效运作，而且能指出长期地下活动方针的非法组织。这些错误的结果就是造成了以政治生命为代表的需求与现存的组织可能性之间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令人痛苦地反映在群众工作中——它潜在的思想政治意义与它的实际效果实在相去甚远。我们工作中另一个同样严重的缺点在于，我们经常对斗争过程中暂时的盟友做出很大程度的退让，而且是为了整个运动的利益自愿做出的。结果这些因素（主要是中左派）分裂了我们的队伍，削弱了我们的领导，在决定性的时刻动摇了我们运动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力量，在它的内部造成了深刻的危机。这些盟友的影响力毫无疑问扰乱了反对派的策略和路线，而据托洛茨基同志的看法，我们的方向就在于“我们的问题永远都是‘在正确路线上右倾的程度比左倾的多得多’”（参见他于1928年5月23日写给别洛博罗多夫的信）。只有在自身所经历的几个阶段过程中清除掉最有害的中左派分子，列宁反对派才有可能把它的方针明确指向同中派主义毫不妥协的斗争。
III．我们的任务：基于列宁主义策略的基本原则
反对派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把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起来，在工人民主的基础上争取党、联盟和国家的改革，以及争取党的路线改正、转回到列宁主义的道路上来。只有把党和工人阶级所有的革命力量调动起来，团结到列宁反对派周围，我们才有可能完成这项任务。
当前所形成的局势——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不断深化——使得所有阶级的不满都在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工人阶级当中的基础无疑会得到扩大，尽管敌对阶级发起反革命行动的危险也在增长，但我们必须要在缜密深刻的群众组织工作基础之上发起政治进攻，以此表明我们的策略与路线。
“要保留和扩大用改良主义手段发展十月革命和党的机会，”托洛茨基同志说，“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形成一个有效运作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中央集权组织，它要掌握足够的技术手段来影响已经四分五裂的党内部的公共意见。”（1930年8月8日的信）
列宁反对派的主要特质应该是一种可以大幅度改变策略，重新武装自己并且接受全新斗争方法的能力，换句话说，可以急剧地转变既有的政策。在有些阶段，群众的政治热情高涨，而敌对阶级也为此加紧进犯，此时反对派应该坚决而勇敢地发起进攻；在有些阶段，群众的政治情绪低落，反对派就应该转变策略，稳固防守、静待时机，在现有的情况和方针之下竭尽全力，在影响群众的斗争中最大限度地展现积极性。反对派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在原则性问题上对自己的敌人和那些不可靠的盟友让步，他们只会强迫我们达成妥协或者协议。
深刻的政治分析和对实际情况的冷静评价总是能帮助反对派正确地拟定策略，依据客观情况在进攻和防御之间做出选择，所以它只为群众意识的发展而生，和冒险主义有着天壤之别。
只有清楚地把具体的阶段口号从总的纲领方针里划分出来，使它不同于那些谨小慎微的言论以及对之前的口号毫无批判的简单重复，才能为反对派提供保障。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要让自己的实际策略符合那些目标。
IV．为群众而斗争
从十月革命以来，我们的无产阶级的地位还没有发生过那么大的转变，局势也没有发展到要消灭它从前的革命角色的地步。相反，这段时间里，它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得到了更加可观的发展。
尽管内战结束的这些年以来工人阶级变得消极、疲乏，政治感觉发生了极大的衰退，尽管工人阶级中的某些阶层容易受到一些来自乡村的或是由官僚蓄意偷偷塞给他们的小布尔乔亚偏见的影响——我们也不止一次地有机会能模糊地观察到工人阶级反抗热月路线的斗争。而这就允许我们进行预估：现在，随着群众中的那些有害幻想的快速消退，敌对阶级的任何猛攻都将使党和工人阶级取得新的进展，并且转到革命主动性那一边去。
中派官僚现在的政策明显是试图刻意分化无产阶级、以此剥夺他们自卫能力的诡计。为此，官僚们计划区分工人群众，按照阶级自觉性水平的高低把他们划分成若干个不那么精确的阶层。除了一小群拿着高薪、渴望安稳生活的工人贵族，以及数量相当庞大、但还没有发展成熟的生产突击手群体——他们在表面上充当着现行制度的支柱——还有许多“新晋”人员。他们的范围非常广泛，来自城市和农村的小资产阶级，带着种种不同的倾向。有些人心慈面软，轻易地相信了中派摆在他们面前的种种空谈；有些人则是蓄意以当下苏维埃政权代表者的面貌示人，同时心怀对苏维埃的仇恨。但是，大部分产业无产阶级已经逐渐从之前的幻想之中解脱出来，他们掌握了政治经验，满怀着革命的不满情绪，等待着机会——在局势没有到达那个临界高度，国内的政治活动还没有紧张到那个程度之前，现存的制度绝不会允许群众动向公开地表现出来。他们作为工人阶级的核心与中坚，有能力带领其他数以百万计的群众，而现在他们正在寻找坚强而明确的领导，以及旨在恢复正常制度和正确政治路线的清晰的行动纲领。
我们斗争的主要策略问题涉及到如何把党内和工人阶级中的革命先进分子吸引到我们这边来，以及如何使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受我们的影响、服从我们的领导，为了当前争取改革的斗争而奋斗。对此，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抵抗一切与失望、疲乏和淡漠有关的因素，因为它们会妨碍群众革命积极性的高涨。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这样一种情况（尽管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就潜藏着最伟大的力量源泉和复兴之源）：广大的工人群众直到最近才意识到用积极的行动对抗因为集权领导而不断发展的反革命危险的必要性。我们知道，单凭一个先锋队是不可能取胜的。为了让整个阶级都直接地、自觉地支持先锋队，它必须要获取自己的政治经验，并且能加以概括。
因此，我们不难推测，当斗争目标和具体情况紧密结合，能够被群众广泛理解时，我们对无产阶级切身利益的保护必然会唤醒那些掉队的群众阶层。只有创立一个分支众多、和群众的生产生活紧密结合的强大组织，保护哪怕是最小最平常的利益并且以此为基础，我们才能指望宣传工作取得成功，才能指望群众跟随我们投入到争取改革的斗争中去。
如果要面向“全体工人群众”这个整体，我们就应该同时在党员和非党员工人之中做工作，千方百计地阻止那些试图在这两个群体之间制造争端的举动。这种尝试有的时候是中派官僚发起的，他们希望挑起工人阶级不同群体之间的内讧；有的时候则是来自那些反苏维埃的党，它们试图唆使非党员工人起来反对党，把他们引上反革命的歧途。
因此，我们的策略方向对于不同的政治流派，以及最主要的，对于“代表着党内主要危险的中派主义”（列·托洛茨基）本身，都有着独特的意义。既然中派主义主要的意图就是用行政和经济上的恐怖政策以及巧妙的欺瞒手段在表面上遏制住无产阶级的积极性，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开展广泛的解释工作，揭发中派主义，以此提振无产阶级的积极性，使得任何恐吓都不能阻止群众的活动。与此同时，我们要坚决地向群众说明：改革之路只有通过撤换中派的领导层才能进行，因为“它在本质上就不具备实行改革的能力”（拉科夫斯基）。
中派主义用它的政治挑衅使得工人阶级里哪怕最有革命精神的那一部分都陷入了失望和蜕化，还为孟什维克影响剩余群众的行动提供便利。通过和中派主义作斗争，向无产阶级指出拯救专政的最有效的道路，我们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孟什维克和其他在工人阶级中做工作的反苏维埃政党的影响力。而对于无政府主义者和他们在联共（布）里的同谋派别，我们也应当说同样的话。
我们同这些流派作斗争，也就是按照社会的基本准则，同把工人群众分割成不同势力范围的行为作斗争，同让群众屈服于异己阶级影响的举动作斗争，在复兴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下努力争取联合与团结。但是，如果我们只在外围进行活动，只是丢出一些响亮的口号而不在一切工人群体组织里做一些对应的准备工作，那我们就永远也完不成这项任务。
就这方面来说，争取党内的无产阶级部分应当是第一重要的，但是（注：原文为ибо，疑为笔误）在这个方向上的工作无论如何也不能遮蔽争取党外无产阶级组织（尤其是工会）的必要性。只有把党内倾向革命的一侧全部拉拢到我们这边来，把工人阶级中具有革命精神的大多数吸引过来，同时使得农村贫下中农阶层在今后恢复对我们的信任（通过宣传对应的经济措施来实现），我们才能充分地实现一切必要的改革。
在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必然会遭遇热月党-波拿巴主义力量的激烈反抗。于是有这么一个问题摆在无产阶级面前：同他们的斗争要以哪种形式表现出来？因为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即这场斗争不得不引起内战的爆发。
（注：这一小节剩余的文段被涂抹掉，并由另一位作者在粘贴的新页上重写。）
官方的执政党现在代表着“内战中对垒的双方”这一共生体。(Л．Ф)
这种共生体不可能长期延续下去。两方中的其中一方必然会灭亡，给另一方的发展提供空间。
因此，我们不能指望这个“不是以政党的身份存在”的官方党，而是应该按原先的理念重建一个列宁主义的党，并且让官方党里支持无产阶级革命的部分以及活跃、进步、有革命觉悟的党外工人加入这个党。
一个有组织、有能力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将是未来的基础，无产阶级革命分子将围绕着这个凝结核形成结晶，列宁主义的党也将在此基础上重焕新生。
V．为改革而斗争的形式和方法
把任务定为在组织层面吸收工人群众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意识到，中派的制度和政策客观上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群众运动中的自发性因素会胜过列宁反对派所能给予运动的那种组织水平。
因此，就算是在群众自发掀起一场运动的情况下，我们也绝不能不参与其中，因为，就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当群众举行直接革命进攻的客观条件具备的时候，‘为自发势力服务’就是党的最高政治任务。”（注：出自《孟什维主义的危机》，1906年12月）
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不会放任自发性自行发展，也不会屈从于它，而是要千方百计地战胜它，把它置于我们的影响之下。“迎合群众并不意味着在自发性面前低头。”（托洛茨基）
现在，大部分工人阶级（当然它的先锋队并不尽然）还没有从被动的等待状态里走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坚决地拒绝那些由革命的不耐烦情绪和政治上的幼稚所催生出来的提议。
那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是在要求大家消极等待，暗示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应该怀着宿命论的思想默默忍受，直到事情的客观发展“自己”把那个现成的结果拿给我们呢？绝对不是这样！这番话的意思仅仅是，不可以抛出一些工人群众的思维尚且理解不了，也并非来源于群众自身经验的口号。在这个政治进攻阶段，有觉悟的先进工人的主要任务不是抛出一些听起来响亮的口号，而是要努力创建一个分支广泛的地下组织，从而，通过利用工人与官僚之间或局部或总体的冲突，在此基础上把越来越多的工人群众吸引到争取改革的斗争中来。迄今为止，工人阶级对抗官僚制度的斗争多半都带有个人性质和无政府主义色彩。工会原本是保护工人利益的机构，而现在它们变成了经济部门领导人手中的辅助工具，它们的正常活动遭到了完全的压制。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就会采取像旷工、破坏机器、谋杀生产突击手之类的斗争手段。
列宁反对派完全不是想阐明某种对现存的官僚体制和政策的不满。它的任务是组织起集体的、群众性的抵抗，为打倒整个斯大林官僚体制做准备。在这条道路上，从组织抗议到游行罢工等等，之前的工人运动的经验已经培养出了一整套方法，供无产阶级使用。
（注：随后的一段被删去）
当运动积蓄起巨大的力量和压力时，它就会以秘密接头的形式“自觉地”实现工人民主，撤换党内、联盟内和苏维埃内的官员，并重新举行选举。
有赖于工人群众运动的开展水平，工人阶级用来斗争的传统武器，比如罢工，依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在当今，罢工行为竟然会被官僚那些非法的严厉措施所惩罚，哪怕列宁已经承认它是工人对抗官僚对统治机器的歪曲、维护自身权利的一种方法：党的十一大上通过了关于工会的著名决议，责成企业内的党支部领导工人，对抗官僚对国家经济机构的歪曲（如果其他影响方法都已经山穷水尽）。
现在的条件下，对罢工的有组织运用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在改革党、联盟和苏维埃的口号下把无产阶级力量动员起来。十一大的决议给了我们一个争取罢工权、对抗官僚制度的重要手段。反对派必须向大众证明：在这方面，它才是真正倡导列宁路线和……的群体。……（注：此段剩余部分被删去）
最后，当情况向最坏的那种可能性滑落，需要把无产阶级的力量集中到极致时，无产阶级就会采取最为尖锐的斗争形式。一旦波拿巴分子开始公开行动，试图发动反革命政变，那么恢复专政的唯一办法就是用武力镇压反革命，不管它来自哪里。
VI．结语
布尔什维克-列宁反对派从来都把自己争取党内改革的斗争看成是一种国际性的任务。反对派领导了，并且还在领导着反对斯大林统治的斗争，同时与共产国际左翼共同反对中派霸权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不撤换中派领导层，共产国际就不可能为世界革命做好主观准备，因为“斯大林统治的历史，也就是不断犯错并且因此导致了国际无产阶级失败的历史”（托洛茨基）。
如果说，斯大林中派主义和它在共产国际的霸权发源于近8年来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化和欧洲无产阶级的一系列失败，那么反对斯大林机会主义的斗争和共产国际的重生将会在国际工人运动高涨的刺激之下走向胜利。
对国际局势的分析清楚地证明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判断，即“资本主义发展的曲线一般说来是通过暂时的上升而走向下降，革命的曲线则是通过一切波动而走向上升。”（提纲）（注：此处тизисы疑为笔误，正确的写法为тезисы，指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提纲《世界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等候无产阶级革命新的高潮。它会对中派官僚的统治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使得情况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国际左翼转向有利——这一点，我们已经期待多时。
正因为如此，列宁反对派从不把自己对抗中派主义的斗争看成是独立于世界局势发展之外的行动（就像季诺维也夫和民主集中派那样，他们都同样地囿于国家的限制）。通过领导这场以列宁主义为基础争取共产国际重生的顽强斗争，我们也就能为未来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涨创造主观因素，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明天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