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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九政变后的苏联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决议
1992年1月
1．
1991年8月19日的政变企图，证实了“重整”作为苏联统治官僚层一个可行的政治选择的终结。“重整”的破产，一年多以来已经明显；亲资本主义的倾向已经采取了进攻。政变的失败引发了苏联被压迫民族反抗强加他们身上的联邦的斗争的重要进展。它亦显示了反抗强加独裁的企图的胜利动员的可能性。但在另一方面，走向资本主义复辟的动力已被加强，只能由工人阶级的胜利有效地制止。最后，政变的国际后果和它的政治结果再次证实了美国帝国主义作为唯一超级强权的地位。美国并没错过利用这个机会，特别是迫使克里姆林宫牵涉在美国对古巴和全球各地的解放斗争的攻击中。
8月19日的政变是官僚的“保守”派新斯大林一翼企图维持它对国家政权中央机关的控制和保存被现在巨变（新联盟条约）所威胁的机构。政变领袖曾经尝试在国会取得同样结果，但失败了。
政变的情况仍然有部分不清楚。我们可假设政变者寄望戈尔巴乔夫愈来愈不受欢迎和在苏联群众之中所谓支持一个“强人”的共识，以及军队的纪律和KGB的支持。这些假设证实是错的。尽管戈氏不受欢迎，但一部分群众认为他被消除，会是走向暴君独裁的一步，人民是不惜代价拒绝的。因此，主要中心的群众动员反对政变。同时，军队和KGB比预期更为分裂。莫斯科军营的最技术先进部分，特别是空军，并不支持政变者。他们甚至威胁介入反对他们。在这些条件下，政变像纸牌般崩塌。它的社会基础太狭窄，没有任何成功的机会。
这个政变是完全反动的。它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更独裁的政权，压制人民法理上或实际上享受到的民主自由。政变者要终止罢工权利和成立独立政治组织——包括工人阶级组织——的权利。他们企图重新控制传媒。它的目标并不是停止私有化或是停止与帝国主义合作。
必须百分之百反对政变。必须参加群众示威，将它扩展和组织起来。必须组织所有反政变斗争网络。
2．
在缺乏代表劳动群众目前利益的重要政治力量的情况下，反抗政变的胜利，被引导向和被叶利钦派系吞食了；这个派系是官僚的活跃亲资本主义派和“自由派”一翼。实际上，政变的失败，造成官僚内部权力转移，不但移离“保守派”，也移离以戈氏为主的“中派”。
这个转移毫不代表人民权力或制度化民主的巩固。后者在今天，正如政变前，仍不存在。必须指斥叶利钦流派的反动性质。它不单只是一个清晰的亲资本主义倾向，还代表一个清晰的专权的、民粹式的倾向——明显地表现为走向一个总统政权和以有损民选的苏维埃而加强行政机构。
叶利钦的相对受欢迎，是由于他与他所出身的机构的冲突、他与苏共党的决裂、他的充满社会经济矛盾的蛊惑民心的承诺，以及他支持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共和国主权。但在这几方面，叶利钦受欢迎程度肯定会被权力的考验所侵蚀，他的独裁倾向肯定会加强。
3．
叶利钦在政变失败后最触目的行动，是禁止苏共的活动和解散它的中央机构。这个党早已不再是布尔什维克党——它已在1930年代的清洗中被斯大林摧毁——，甚至不是一个政党。苏共已被转变成一个党国，亦即一个权力机构，它的上层享受巨大物质特权。如果它过去真正维持一定的社会基础，更少是由于它的成员认同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更多是由于受保护和个人或集体提升。在数以百万计党员中，可以找到各种政治意见，从撒切尔主义到真正马克思主义。
这个机构早已在人民眼中失去合法性。它最近所受的打击，只取得人民的赞同或漠不关心。它是官僚保护权力和特权的工具。但是，我们反对解散共产党和取缔它的刊物，这是违反民主权利的。无疑，打击苏共的措施，反映了大部分群众由于它的历史而对它憎恨。我们支持剥夺这个党对国家机构、传媒等的垄断。但尽管这个党代表官僚层，它有像任何其他政党一样组织和出版刊物的权利。我们争取在政治上打败这个党，但必须由群众在公开的政治斗争中打败它，才能保存民主权利。
然而，应该精确表达苏共党机构实际和完全解散的看法。实际上，只是苏联的中央党机构受打击，加上苏联本身的解散（党机构是苏联的主要基础）。在一些共和国的平面，甚至在很多俄罗斯城市和地区，机构继续大致上行使它的特权。
4．
苏联的解散和变成一个很松散的联邦，是91年机构最激烈的转变。这是针对一个压迫性的中央和20年代以来一连串事件令民族问题取得爆炸性力量后果的合理反应。这一连串事件包括：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各种民族压迫的表现；社会经济不平等（尽管较沙皇时代较少）；对一些民族的大规模迫害；自从勃涅日涅夫时期以来愈来愈大的倾向：民族官僚在共和国兴起，从民族主义之中寻求支持，甚至鼓吹它；有利于民族主义（以至在一些地区的原教旨主义）上升的、极深刻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危机。
但是，苏联的解散带来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在它处身的深刻经济危机的情况下。苏联不单只是一个支配性、武力和民族压迫的结构：它是一个经济结合统一体，基于地域性劳动分工的地区生产和分配专门化。当然，官僚的极度集中主义剥夺了有关社区的权力，是巨大浪费和经济效率愈来愈低的泉源。但它过渡向一个为共和国的需要而优先生产、甚至接近闭关自守，将会需要一个巨大的改造过程和导致收入剧烈下降和大量失业。而且，这样的过渡在短期或中期是不可能的。
同样，任何将主要的共和国的经济改为面向世界市场的企图也是在短期或中期不可能的。很多在这些共和国的货品，在苏联政权和外贸垄断的情况下找到顾客，但在世界市场上不会有竞争力。这样改变，会导致以万计企业倒闭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后果。
在这些情况下，即使是叶利钦派系中最坚决支持市场经济和激进私有化的人，也倾向选择有节制的架构的经济联盟。但货币问题牵涉到共和国主权的范围和局限的问题，特别是在于私人和国家的资本借贷者的关系方面。
但是，如果共和国之间的互相依赖是大的，它们之间的自由货物流通，在货币或金融方面，却是不再有保证。卢布的崩溃正成为在这基础上调节交换的一个障碍。以货易货的做法正在迅速增长，是对中央分配制度崩溃的反应。但它的极限很快会达到。
一个共同货币的原则，加上旧有联邦内（除了几个共和国之外）维持劳动分工，表示需要有一个中央银行，要筹划联邦的预算，要有一个共同的财政甚至贸易政策。因此，将会在正在诞生中的经济联盟中产生严重紧张关系，特别是如果俄国企图支配它。一个持久不稳定的时期因此已开启，伴随着有各种限制和调节。情况将会距离共和国真正“独立”和经济“自由主义”很远。苏联的加速解散和自由市场的冲击，将会加剧它们之间的不平等。
5．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保卫民族自决的权利，包括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虽然他们自己不会提出这个要求。苏联作为一个联邦而解散，正伴随着复辟“资本主义”过程，这个过程对苏联所有民族带来负面影响。但这两个过程未必一定要一同出现，人们也不能保卫一个强制结合的联盟来有效地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人们必须反无论是以军事或经济来企图将不愿意有这种联邦的人民强制一起：这些人民今天正要求独立——我们支持这个不可消减的权利。
在苏联的具体情况下，从联邦过渡到一种或几种邦联的形式，是唯一能在明天达到享受真正平等权利的共和国之间一个新的真正民主联盟的道路。这个联盟将需要自由地谈判得出。
民族自决的权利是一个重要的民主权利，但它不超越其他权利，例如结社自由、投票权利、新闻自由。特别是工会自由和罢工权利。必须斗争反对反动民族主义领袖限制这些自由和在当权后转而对付本身的少数民族的企图。今天发生在格鲁吉亚、亚塞拜疆、立陶宛、摩尔达维亚和其他地方的事，显出了这点。
在必须分辨受压迫者的民族主义与压迫者的民族主义的同时，我们仍然强调真正国际主义的精神，亦即工人互相团结支援，反对所有形式的压迫，不论种族或国籍。我们反对任何“纯种族”国家的逻辑，反对利用合理的民族情绪来鼓吹反动的意识。
6．
8月的危机应该放在苏联经济局势迅速和不断恶化的环境下分析。这种恶化不会由于叶利钦派系当权而停止——恰好相反。
它基本上是由于“指令式经济”——它有一个走向停滞的倾向——正在解体，而没有一个首尾一贯的经济制度取代它。在这些情况下，“指令式经济”愈来愈不运转的负面效果，结合着一个开始中的投机性和不受控制的——即使不是公开的“黑手党化”——市场经济的负面效果。
共和国和企业的更大自主性，已将它们以往的供应阻塞了，在缺乏一个真正资本货品市场的情况下，生产减少了。去年每季的生产下降了5-10%。国家无能力一贯地管理这个混合情况，加上共和国倾向限制或终止支付联邦预算，为公共开支带来巨大赤字，推动了野马式通货膨胀的过程。这必然导致收支平衡的愈来愈大的赤字。尽管苏联将手中的黄金储备变卖，它可能很快便不能偿付外债。
帝国主义因此有兴趣给予“8月以后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政权援助和贷款，多于给予先前的戈氏政权。但并不存在“马歇尔计划”，能令苏联经济能够真正重新起步。援助会像眼药水，一滴滴挤出来。特别是它的形式会是给苏联贷款从东欧国家购买食物和日用品，以达到三个目的：援助莫斯科，支持东欧经济和保护西欧市场。
这个援助也将会以合资形式出现，透过它，国际资本会尝试取得苏联工业中的一些肥肉。一个优先目标会是增加石油和天然气生产，从而减少帝国主义国家对石油输出国家的依赖。但最主要地，这个援助将会用来增加政治和社会压力及勒索——例如加入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条件——，目标是将私有化的重担强加在工人群众身上和鼓励一个传统的资产阶级在苏联出现。
7．
1991年8月19日政变及其即时的影响，提出一个重要问题：要解释为什么群众反应是这样有限。大部分人民事实上保持着“等着瞧”的态度。
当然有群众动员反对政变。叶利钦号召总罢工，在矿工中得到一些响应，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很少，甚至没有大工厂采取罢工行动。在各省工业中心，群众动员差不多是零。
群众动员的细小规模可由几个因素解释。一方面，大部分群众仍然非政治化，因为数十年的独裁和分化；另一方面，反对党和组织的极度弱小（除了在一些边缘的共和国）意味没有工具（即使是畸形的）来组织反抗。仍然没有群众的任何自我组织。
但最重要的事实，是群众首先关注眼前的问题：缺乏基本物品；通货膨胀带来购买力下跌；对就业的威胁；对社会保障的攻击。对于现有任何主要政治力量带来真正和迅速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的能力，存在着巨大的怀疑。
普遍来说，在投票支持“自由民主派”与实际上动员保卫他们的意欲之间，似乎有分别。在选举中，人们倾向在意识形态上做选择，而不是直接联系到实际利益。但在实际政治层面，当受到迫害或失去收入或职位的威胁时，取向是更为现实。在这个层面，普遍认为没有真正的选择。
然而，政变者之被打败，能够加强部分群众的感觉，认为有可能抵抗专制的措施。
8．
苏联八月政变不但加速了堕落工人国家瓦解的趋势，也加速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倾向。但决定这些过程的标准，不是在意识形态上或象征性层面上，而是决定于财产的地位、基本的经济结构、外贸的真正性质以及整个政权决策中心各种功能的转变——尤其是镇压机器（包括军队、国家警察）——的再转变及更换。
但现在只是上述各种过程的开始：复辟力量正向国家及政府各级部门进攻，目的是要改变社会经济结构，但这正是最大障碍之处。
毫无疑问，现在有一个资本主义复辟计划，但这还未实行、苏联的经济远远未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发展规律和内在逻辑运作。如果苏联真正复辟，那么国营企业本身就必须服从资本主义的标准，这表示，在现有的条件下，会发生大量的破产事件以及大量裁员。
况且，现在没有一个企业家阶级在苏联有效率地以利润为动机而活动。有不少百万富翁在苏联涌现，这些暴发户当中有来自官僚层的传统官僚，也有来自黑帮，但他们只从事投机和暴利。甚至集体农庄的农民也对集体农庄缺乏兴趣。
而且，大企业的私有化最少要投资一万亿美元。这些资本无论在苏联国内或国际上也没法获得——尤其现时在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缺乏信贷的情况之下。如果要集得以上的资本，需要一段长时间累积才行。最后，大企业私营化的社会代价非常高——三千至四千万人失业，六千至七千万人贫困化，这足以造成群众愈来愈大的反应，最后真正的社会爆炸必会发生。
叶利钦派之中最具代表的经济学家及顾问愈多愈多表示：要保护全体人民免受“五百日计划”之类计划的“休克疗法”打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这种深刻的社会不稳，亦是使国际资本在苏联不准备作大量投资的原因之一。
9．
群众的抵抗仍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障碍。但群众的抵抗，甚至可能出现的爆炸性抗议运动，并不一定会朝着自我组织的一般倾向发展，更未必发展一种有别于官僚专政或资本主义复辟的第三条路。这种倾向及计划在今天来说是极之缺乏的。要出现这种情况，还需要很长时间。
在这些情况下，以下三种针对苏联社会解体危机的基本解决方法，甚至在中期内都不能实现：新斯大林主义政体的持续的复辟，资本主义的最后复辟，或是建立真正民主的工人政权。
今天走资倾向占主导的苏联制度，必然要经历长期的、混乱的解体，当中有可能出现几种不同形式的巨变。
具体来说，这表示有三种不同的利益势力。第一个势力是那些传统官僚的其中一派，他们仍然准备保卫他们有别于新兴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的权力和特权。第二种势力是新兴资产阶级，他们不但得到传统官僚中不断壮大的另一派的投靠，同时得到一个很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和“新中产阶级”的支持。第三种是无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劳动农民，后者的期望与工人相似。
官僚实用主义地保卫他们的利益，而且会根据各大小地区以及全苏联或大或小的势力范围去选择那一个阵营。在新兴的资产阶级之中，不同派别的方针及利益时常是矛盾的，尤其发生在那些从传统官僚中蜕变过来的新资产阶级以及那些代表私人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资本家之间。工人阶级亦充满着社会及职业上的分化，而民族的分化就更不用说了。
官僚中新斯大林主义一翼，并没有受到致命性的击败，他们在政治上仍有能力作出反扑。这在俄罗斯，尤其是那些最穷的共和国中，是很明显的；官僚各派别不断企图赋予反自由化意义的民族主义。新的政变和类似的企图，是仍有可能发生的；但可以肯定，新斯大林主义者不断企图要建立的，是以铁腕政策来推行市场经济的专制政权。
10．
在这个时期里，各社会主义力量必须进行一个综合的斗争：
——保卫及扩大已有的民主权利，并使其制度化。这包括政治组织及意见表达方面的完全自由，尤其是在工厂及军队里面。
——保卫民族权利，包括那些在各共和国内的少数民族。反对行使这些权利时所有附加的限制。
——反对大企业、银行、社会及文化服务的私有化。全面的就业保障，保证每个人获得最起码的收入。每个人有平等机会获得满足基本需要的物品。
如果不能有效地保卫社会财产以及不能废除那虚伪的关税及帝国主义不断实施的禁运，使苏联产品能打进世界市场（这意味废除巴黎委员会的控制及其他帝国主义的制裁），苏联的经济及社会崩溃、长期的失业以至饥荒是没法解决的。
——削减军费，废除军事等级阶层的特权，解散镇压力量，停止正着青年人入伍；支持单边裁剪核武器的措施，这是全球裁减核武的最佳贡献。
11．
要这斗争能逐渐展开，而且长远来说使劳动者重新产生政治上的阶级觉悟，必须建立起真正政治组织上的自治以及他们必需的政治上的阶级独立性。
为了推进这些目标，所有目前企图把那些十分弱小及分散的社会力量以不带有宗派主义及排他性，在多元化的基础上反映最广泛的民主的方式重新组织起来的努力，都值得鼓励和批判性地支持。这个过程适用于筹建中的工人党。
在这些重新团聚起来的组织里面，马克思主义者会毫无保留地保卫他们自己的纲领及政治立场，但同时在各组织的协议基础上，忠诚地尊重行动的整体以及所有其他流派的自由。只有当这些新组织的内部民主受到充分的尊重，只要当他们的方针是支持劳动者为他们眼前的利益而进行的所有斗争，并实际介入他们的斗争，只要当他们拒绝以任何所谓现实政治的理由（不论是选举亦或是“经济表现”的理由）去限制群众运动的自由发挥。那么，这些新组织才能有助于达到他们的目标。
由于阶级斗争由国际化的倾向（这反映在最近帝国主义不断介入前苏联的辩论及斗争），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在理论上及实际上保卫以下主张：同时建立全国性和全球性的组织。在我们看来，在独联建立一个第四组织的努力，与我们现在团聚一起是一致的。
在世界规模上，阶级力量的关系以进一步恶化，有利于资本而有损劳动者。只有很少几个国家是在这个总趋势之外。但长远来说，群众性的工人斗争会在前苏联及东欧几个国家复兴（尽管这些斗争没有清晰的政治觉悟），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上述的劣势。
同样地，长远来说，斯大林主义的崩溃，为群众运动及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的重新组成，提供更大的空间。现在没法预估这主要以什么节奏及主要在哪一些地区发生。
但上述的重新组合不会在连成串的斗争浪潮中自动产生出来，它需要有一个为群众所认同的社会主义方案，一个全球的（不同于资本主义和官僚专政的）、对立的社会模式和政治阶级独立性，达到夺取政权的目标。这个转变只能长期才能够实现。
12．
苏共党中央权力的崩溃和苏联的解体，已加强了下列倾向：对于苏联、东欧、帝国主义国家和几个半工业化第三世界国家的大批群众来说，十月革命再成为历史性的借鉴。同样的倾向也可以在大部分国家的先锋和极左派之中发现。
这个负面的总结被国际资产阶级大规模意识形态攻势所加强。这个攻势嘲讽地将斯大林主义的罪行（反革命的结果）与革命的成果等同起来。
所有这些类似斯大林主义者所犯的历史神秘化和伪造。但是，群众目前以这个神秘化的方式看历史，这个事实，变成影响历史真正途径的一个因素。
我们不会向这个压力屈服。我们将继续保卫十月革命的正统性。我们会继续有批判性地继承它的遗产。
幸而有十月革命，俄罗斯能够从特别压迫农民的野蛮制度中解放出来。它能够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从一个落后的半工业化国家自己转变成为全球第二大工业强国。
十月革命并不是政变。它是历史上其中一次最广泛和最激进群众运动的结果。它的社会经济结果，尽管被官僚堕落所局部拆毁和愈来愈剥夺了原有内容，但仍然容许了数十年不断提高（尽管是温和的）的一段时期。这些成果——基本上是大型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国有化、经济计划和国家垄断外贸——仍然是真正的成果，尽管存在着官僚独裁；但这些成果愈来愈与经济和生态浪费及官僚的巨大罪行缠绕在一起。
但是，正如托洛茨基预见到，十月成果的正面效果愈来愈被官僚化所挖掉，特别是当它有必要从外延式发展到密集式工业化，从以数量为优先转到以质量为优先，从建立一个工业结构转为要满足群众的消费需求的时候，官僚证实了它不能实现这些转变。它逐渐变成苏联进一步发展的绝对制动机。
为了这个原因，加上广泛有关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在战后长期繁荣时期生活水平相对上升的消息，苏联群众逐渐停止将十月剩下来的成果当作为真正的成果。
但是，这并不适用于从这些成果之中得到的最重要的社会成果：数十年的全面就业。苏联人民仍然高度珍视这个成果，甚至本能地将它认同为一个与基于私有财产不同的经济制度。他们将会见到：尽管苏联过去十五年来社会成果明显退步，但资本主义复辟将不会带来这些成果的改善，反而是它们的摧毁。
13．
托洛茨基主义者对苏联的分析，强调了由斯大林主义在1930年代完成了的血腥反革命所建立的政权的过渡（临时）性质：这个反革命将苏联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剥夺了。这个分析强调一个事实：正如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出现的热月反动和拿破仑主义一样，它并不是一个意味着回复到旧政权的社会反革命。它强调了苏联被阶级斗争在国际上的发展所主要决定：它谴责“在一国或一个阵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一个反动乌托邦。
托派的阐释，一方面强烈指斥官僚独裁的压迫性的、反工人阶级、反民主、沙文主义、反女权等情况，同时指出：维持国有化财产和中央计划（尽管是官僚的）令经济发展和重要的社会成果——全面就业——得以成为可能，这些成果将会被任何资本主义复辟置于险境。它见到官僚包含着各种复辟倾向的巨大破坏力量，但同时注意到：在一个可以存在一段长时间的历史时期，官僚层可以保卫它的权力和巨大物质特权，反对资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它坚持说：在历史的层面，除了复辟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官僚革命两者之外，并没有其他前后一贯的出路。
所有这些概念已证明能一般地足以了解苏联的性质和发展。它们正确地意味：有需要坚决地基于群众的利益，斗争反对私有化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倾向，同时斗争反对官僚暴虐；这个结论是支持对苏联性质有其他理论的人所更难一贯地、优先地保卫的。
14．
但这并不表示今天我们能够满足于说“我们是正确的”。无法否认，我们不曾预见到苏联在1991年实际发生的事变。因此适宜同时开始进一步思索，将我们对过渡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理论即时修订。
i) 我们较迟才认识苏联制度危机的“质跃”——经济增长的减慢和所有因此而来的社会后果。这个质跃毫无疑问在70年代后期发生。
ii) 同样地，我们严重低估了官僚独裁对苏联无产阶级的阶级觉醒、无产阶级的分子化和由此而来的很深刻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危机所造成的长期效果，以及所有这些在官僚制度破裂时会如何影响发展动力。
iii) 我们同样也迟了（虽然不是太迟）认识到社会主义可信性在全球无产阶级不少部分（特别是在东欧国家和苏联）的普遍危机的政治影响。事后看来，我们可以将这个“质变”定在雅鲁泽斯基政变的时候，亦即从1982年开始。还要加上柬埔寨灾难和军事介入阿富汗的综合影响。
从这时开始，类似1956年匈牙利、1968年捷克或1980-80年波兰的东欧和苏联群众的政治取向，变得非常不可能。独裁政权的解体，却伴随着排拒一个等同为社会主义的制度和错觉地寻找与资本主义市场有联系的解决方案。这个转变在世界革命后退的一个广大背景下发生：自从1979年尼加拉瓜以来，便没有其他革命胜利；在80年代，在任何帝国主义国家都没有总罢工。
15．
再者，有需要进行政治和理论工作，以深化我们对苏联的历史总结的分析。它必须包括下列各点：
i) 在过渡时期的政治权力的制度化，即是说，将直接民主机构、代议民主机构、保证两性和民族平等的机构等等结合起来的方法。
ii) 同时对抗国家专制主义（指令式经济）和市场及金钱的专制主义第三“模式”的经济发展的实际内容；生产者和消费者民主的模式（包括女权和民族的空间），更精细的界定在不同地层面和考虑到生态需求的社会主义计划的形式；界定使用市场机制的形式和限度；讨论如何结合不同的财产形式；讨论群众的消费需求和保证增加平等的手段。
iii) 全面反思民族问题在苏联和中欧的矛盾动力，厘订完整的纲领性答案，以满足国家和民族解放的双重需要，和克服民族国家的限制性架构。
iv) 这个战略的国际主义的一面。
这种厘订必然会是实验性质的。它会大大受到在苏联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所取得的一连串所标志，特别是透过与世界其他部分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讨论。
事实上，我们过去数十年的理论发展不足的原因之一，是我们与在苏联内的任何政治实践的割离，这个鸿沟现在已被克服。同样地，苏联无产阶级的，部分（数百万的罢工者）所重新开启的运动（尽管现在存有理论上的混乱），成为官僚独裁解体的主要正面影响。
因此，在前苏联和国际上建立一个社会先锋的统一组织，对我们来说是与建立第四国际不可分割的，这对我们来说，有特殊的意义。
199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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