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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改革
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
（1988年12月）
以下的决议是第四国际国际执行委员会在1988年12月的会议讨论后所采纳的。该会议接纳此决议的一般路线，为准备下一次世界大会讨论的初步工作。有关问题的讨论仍在继续中。以后陆续提供的决议，将会集中在民族问题和外交政策上。
（一） 一般的结构
1. 苏联目前的动荡是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主要事件之一。这些动荡不但显露了苏联和东欧集团国家的官僚统治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的空前危机，而且使和平共存政策有个新表现，不但对那些依附帝国主义的国家有不同的反应，而且也改变了苏联的形象（一个证明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舆论的转变）。
2. 苏联危机的主要因素，显然是它的经济失败所积累的后果。但是，使它显得特别严重的原因，是前所未有的政治合法性的危机。目前还是不太容易衡量这个危机的后果。
3. 目前的动荡是在不满气氛下产生的两个因素结合造成的：一方面，新一代的官僚和知识分子，为了追求物质的、文化的（甚至道德的）利益所渐增的社会压力；另方面，官僚层最高层意识到一成不变会产生的危险。最高层对改造社会既没有（也不能有）一致的看法，也没有办法（只要看看官僚层内部对后一问题的分歧就够了）。在目前，它依靠以下两种人实质上的联盟：一种人要扩张市场而认为民主是有害的；另一种人则需要民主而认为市场是必需的邪恶。根据过去的经验，后一种人认为他们的方法是对抗官僚层的非唯意志论（非官僚式）的唯一方法。虽然这个由上层建议（甚至强行）的改革，目的是保持其实质——经过改制后的官僚层特权，我们也要了解这个运动的动力。
4. 在目前的危机状态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却非常不同。自从三十年代以来（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外），我们第一次看到苏联群众广泛动员的开始。
工人阶级的动员出现了初步征象，但在知识分子和一些少数民族方面，已是羽翼丰满的景象。不管苏联内的战斗的短期效果怎样，这已是一个崭新的局面，不会回复到原先的状态。
（二） 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1. 旧的计划，特别是旧的行政方面的（物质和思想方面的）的刺激，显然是失败了。因此，给生产者物质刺激，似乎是唯一的急进的解决方法。由于明显的社会和政治的理由，官方的改革者主要是用最狭隘的眼光看待这个物质刺激：它的目的“自然地”是把工人的收入和企业的实际生产联系起来。
不管改革者如何小心地表达这个联系，他们的逻辑就是，要使脱离了行政管制的、完全由竞争来决定的物价和工资，来担任这个联系。从这个观点看来，新的改革和六十年代的改革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它大部分仍旧停留在纸上，“很难大规模地实施”。
2．反对改革的力量主要来自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有几百万“保守的”小官僚的反对，不但是因为他们的位置使他们不可能接受戈尔巴乔夫的全面的观点，而且是因为，在“适当的人担任适当的位置”的口号之下，他们显然得不到什么利益。
另一方面，大多数工人阶级期望不同的东西，因为他们不但体会到目前的物质生活还是很困难（如果不是更困难），而且担忧失业的威胁和工作速度加快对健康的影响。
3．目前的改革方案与六十年代改革的不同之处，是在政治方面。戈尔巴乔夫领导班子知道，在困难日增的情况下，要想取得胜利，他们不但要减少保守分子的权力，而且要动员某些层份的群众。因此，他们才重视开放、某些历史真理、自我管理的口号（主要是经理人员的选举），和在他们控制下的苏维埃的“复苏”。
4.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政策还是建基在“对克里姆林宫好的（或者似乎对它好的）就是对世界有利的”原则上。所改变的只是优先次序而已。为了赶快地达到成果，苏联的外交已经固定在两个目标上：第一，创立一个裁减军备的环境；第二，向西方获得借款和技术。苏军从阿富汗的撤退（对于此事，官方甚至宣称，要保卫苏联，好的名誉比军火更有效），以及苏联本身的自由化，显然是对苏联有利：例如，由于美国政府的星球大战政策，它的政治地位却非常不利。
在其他东欧国家，广泛相信苏联的干涉是比过去困难多。这就逼使反对力量重新考虑他们的战略。就目前而论，新的政策可能会使改革者恢复一些信誉，但是，整个来说，它却增加了下层群众采取主动的可能性。
苏联今天对发展不足国家的外交政策，已经完全除去了“社会主义”的外衣，而采取实用主义的、商业性的方法。这种外交政策使它的“援助”显得更容易破碎。它的官僚的犬儒主义在中美洲显得更明显，因为它准备为了所谓国际关系的缓和，牺牲所有的反帝国主义斗争。
5.戈尔巴乔夫领导班子正在试图经验主义地解决的难题是：一方面要动员官僚层以外的一些力量来减少官僚化，另方面则要控制这个过程。为了要避免扮演像1968年的捷克的杜布切克所扮演的魔术师的学徒的角色，戈尔巴乔夫必须十分确定，党才是执行改革的主要工具。要达到这个目的，党本身必须要改革，必须要消除“犯罪的官僚分子”。建基于法制的国家就要一方面保证（以及限制）公民的私有化行动，使他们不受到官僚的专横干涉；另方面则要反过来保护官僚层不受到“不受控制的”行动干涉。
6.但是，在目前苏联的半混乱情况中，不但许多被解放的力量已经得到了一些自主性，而且在权位结构上的人，甚至党或国家的整个机构，都能够（暂时地或永久地）被卷入混乱之中。了解到这些分裂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并不表示我们对制度的可改革性存在什么幻想。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就需要对制度的革命。
（三） “托洛茨基主义”
1.现在必然要重新考查托洛茨基的角色。对于官僚层而言，做这个工作比考查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者的角色，更要痛苦。支持着托洛茨基的，有左翼反对派和以后的第四国际的斗争，这些斗争就排除了这样的借口：在那个困难时期，每个人都错了或者已投降了。因此，官方的最近的处理方法，就是把托洛茨基这个人和他的政治活动愤慨。对于他这个人，官方可以除去最荒唐的罪名。所以，经过那么多年把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连在一起以后，现在却要把它们分开了。
使人迷惑的是，经过了这么多年指责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以后，现在官方却指责托洛茨基的路线实际上与斯大林的路线差不多。
2.因此之故，重建有关托洛茨基的真理，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斗争。它接触到斯大林主义的根源，而且是彻底批评斯大林主义的不可缺少的条件。这个斗争将会由许多苏联公民负起。他们进行这个斗争的理由是道德完整的成分比较多（同意他的思想的成分比较少，因为目前还是很少人知道他的思想）。列夫·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与反对斯大林主义的不妥协斗争之间的唯一历史联系。
还有，对托洛茨基的许多攻击，将会不再来自怀念斯大林主义的人们。这些攻击会来自那样的人，他们在目前（为了策略上的理由）还不能从正面攻击列宁，从正面挑战十月革命。日渐增加的，要保卫前者只能通过保卫后者。这就是为什么重新考查左翼反对派的纲领是保卫苏联的社会主义的必要步骤。
3.但是，“托洛茨基主义”主要不是为一个被谋杀的人或他的著作进行辩护工作。通过我们多年来之作为一个积极活动的组织，我们已经能够从工运历史中得出教训，特别是，我们已经观察了与“非斯大林主义”有关的一切痉挛。这并不是我们要在苏联揭露的永恒的真理。它只代表真实的资本。我们一定要参加目前在苏联发生的讨论，不但要从中了解，而且要对它有所贡献——这两者是互相联系的。
4.基于我们过去所得的的经验，同时也基于苏联工人能够从今天学到的经验，目前的选择并不是补修旧制度或全力发展市场经济（或者是这两者的任何怪异的结合）。我们必须帮助苏联找出另一条通路。因此，我们保卫以下的意见。
（四） 我们的任务
关于经济改革（Perestroika）
1. 波兰团结工会的僵局已经向我们证明，反对力量所提出的如何建立新社会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比在资本主义国家所面对的问题是重要得多，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是由市场决定的。此外，更重要的是：今天必须要作出的选择，除了它们的将来含义以外，是与会否立即引起社会动员，有极密切的因果关系。
2. 事实上，在苏联大规模地扩大市场关系，不但不会保证增加大多数人民的供应，而且会使物价大幅度提高，工作速度大大地加快，并会面临失业的威胁。在这方面所作的实验，虽然是小心翼翼地进行，但却触犯了工人的正义感——他们常常为了上层分子所造成的生产失败而受到灾殃。对于这些生产失败，工人是没有责任的。
从反方面来看，由于市场条件（对于市场条件，他们也是没有责任的），货品或服务的生产者所获得的收入，与他们的工作量也是没有关系——从许多方面看来，这是现有的联合企业和投机行为的合法化（例如，第一批合作社充满矛盾的“成功”）。工人不会对这种方案关心。
这就是为什么负责经济改革的人要用权威的手段从上而下地引进改革（甚至以中、下级官僚抗拒改革为借口），虽然他们不停地求助于民主。最近的发展已愈来愈明显地显示，人们把市场与民主等同起来是天真的。
3. 因此，唯一能够剥夺官僚权力的力量，是工人群众的动员。只有那些不懂得有此必要的人才相信市场会“自然地”治好官僚的毛病。不管它的表面现象是如何，靠市场来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是对目前反官僚斗争面临的问题提供抽象的解答。以较长期的解答而论，南斯拉夫的经验证明，虽然市场可以改革官僚层的特性，但它不能完全废除官僚层，在那里市场使自我管理“制度”变得内容空洞。
在已经主要地废除了市场规律的官僚化工人国家里，民主要求很快地具有革命的动力：政治和经济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官方改革者的希望之一是，市场关系的扩张，将会减少和分散冲突。简而言之，在目前的危机中，市场对于官僚，是救助成分多于威胁的成分。
4. 反对以市场关系的扩张作为目前计划制度危机的解救方法，不应该被等同于对导致目前浪费的斯大林主义计划制度理想化。它也不是单纯地反对使用市场范畴和机制——或者是反对私人的主动，特别是领受和某些服务业方面。在每次争辩中，我们都应该指出这个分别。
5. 我们可以从下面三个主要范围，来讨论与目前改革主题有关的反官僚和市场的方法：
在就业方面：官僚计划所产生的充分就业，并不表示工人们都从事良好的、熟练的工作，他们工作起劲、负责、而且不受异化。以失业来代替这种充分就业，显然表示工人情况的恶化。而且，与“专家”的意见刚好相反，这种以失业来代替斯大林主义计划的充分就业并不能全面地增进生产力和效率，支持工人的立场应该从下面两点着手：
（1） 关于目前的生产效率是否高的问题，不应该从地方和短期来看，应该考虑到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看法（最好的社会成果并不是以利润为尺度的地方效率的总和）。
（2） 应该设立机制，保证工人在接受训练以后能获得新的工作，应该使这种机制受工会和民主的苏维埃监督。
在生态保护方面：要保护环境（及将来的环境），就需要社会控制。这种控制就需要农民、科学研究人员和社会的群策群力。这种控制就不但要反对官僚的逻辑，而且要反对利润的逻辑。在苏联，这就立即影响到加盟共和国和中央之间的关系，因为这就牵涉谁对不同的选择作出决定的问题。
在公共服务方面：官僚计划所供给的免费保健、免费教育、廉价房屋和廉价交通设备等等，并不表示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都很适当。它们的分配是不公平的，是在某些职位或职业享有特权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些服务的私有化，只是以合法化的金钱来代替特权而已。至于所提供的起码公共服务，其质量则是恶劣的。
可以用以下两种程序来反对利润的逻辑：
（1） 要求在全国平面上讨论公共服务投资的优先次序；
（2） 发展各级苏维埃和生产者、消费者的自我组织的作用。在发展消费者自我组织的作用方面，首先发挥妇女所起的作用，因为妇女是目前保健和公共服务的悲惨情况的首先受苦者。社会控制服务的质量和分配，是一定会同官僚主义和市场利润的逻辑相冲突的。
6. 总而言之，为了对抗披着急进主义外衣的市场支持者，和自认要维持社会成果的保守分子，我们提出另一条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条道路还未在苏联生根），结合政治和经济的民主：电气化加上苏维埃权力。
关于开放
7. 几十年来，我们第一次见到政治活动成为苏联的一个群众性现象。改革所创造的新情况、发展的快速，以及苏联之与东欧邻国的特殊关系等等都显示，群众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但没有足够时间来反映这些经验。这就使我们对政治问题采取谨慎的态度，特别是策略的问题。
依据过去的经验，反官僚的斗争结合反对现有机构，主张彻底的民主化，和创造自我组织等口号。提出现有机构要民主化的口号，并不是对这个目的有幻想。在很多情形中，这些机构将会爆炸；但这个口号会是提高群众政治意识的一个必要阶段。随着改革政策的推行，组织那些保卫工人权利的工会，将会是紧迫必要的。官方的群众团体民主化和苏维埃活力化的口号，只是要把“从下面来的运动”带入歧路，但是这些口号也会鼓励群众的运动。全国性的人民阵线的设立就是明证。
群众团体的民主化，必定会提出选择多样化的问题——特别是多党制以及党任务的多元化。它会导致以下三个要求：
（1） 党和国家的分离；
（2） 苏联共产党的民主化；其逻辑的发展就是它分裂；
（3） 成立其他政治组织的权利。
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显然是最具爆炸性的问题之一，也是最复杂的问题之一。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这个问题的看法仍然太一般化。
斯大林主义的中派主义需要苏联的俄罗斯化——但是在反对这个俄罗斯化的强大民族运动中，官僚层也能够把自己建基在腐化的“民族”传送带上。
我们无条件地支持民族的自决权，甚至民族的分离权。但是，这并不意味，分离的口号已经在议事日程上，或者已是一个合宜的口号。如果苏维埃架构的发展太慢，不适应各共和国的民主化动力，那么，分离的口号可能是合适的。这个问题应该从历史和政治的角度来分析，而且还要考虑哪一个口号最能鼓励反对民族压迫和政治压迫的斗争。
在目前，改革正在激起一些民族争取在联邦之内实行自治，至少在民主化的远景在各地区以及全联邦的范围内还被人相信的情况下是如此。
在考虑苏维埃联邦内的各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以及经互会的各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时，我们也要排斥在官僚层和市场之间作一选择。民主的计划能够建基在它们之间的团结和互助上。
要促进民族之间的互相信任，就要对过去的历史作诚实的批判，而且对华沙公约也要重新商谈。先决条件是华沙公约的军队退出捷克。
8. 苏联和东欧的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斗争一定要：
（1） 发展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派系；
（2） 使反官僚斗争具有充分的解放的性质；
（3） 与世界各地反对剥削压迫的战士保持政治联系。
只有这样，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派系才能以其反官僚的经验丰富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欢迎从外面来的国际主义观点，因为他们光是在苏联境内是很难形成这种观点，虽然这种观点对于他们的斗争是不可缺少的。
他们也应该与在“人民共和国”内进行同样斗争的所有同志联系起来。只有以他们的反大俄罗斯主义的立场，他们才能够帮助这些同志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倾向。
兆立译自《国际观点》1591期1989年3月20日。
载于《十月评论》第十六卷，1989年第五/六期，总第143期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的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