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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分歧的发展[1]
波萨达斯
1964年12月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从上次会议提出关于中苏分歧、关于资本主义的危机以及关于欧洲共产党和社会党等文件以后到现阶段，中苏分歧的发展已经进入某种“死胡同”。这是一条明显的死胡同，在其中，似乎只有一种程度已经减弱的公开争论和论战；但是实际上，通过上述文件中已经讨论过的一系列因素和行动，这一分歧正在准备上升到更为激烈和带有进攻性的阶段。这就是说，苏联官僚集团和前进中的中国革命的利益之间，没有调和的可能性。中国革命歪曲地、残缺不全地表现着必须进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这同苏联以及各工人国家的官僚阶层的利益发生矛盾，而且将发生更为尖锐的矛盾。
这一分歧的深刻化，其基础表现在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苏联官僚集团在他们打算同中国人和解、并在某种程度上应付世界革命的某些压力的范围内，采取了一些保卫或者说是呼吁支持殖民地人民斗争的官僚主义措施；另一方面，在苏联内部出现并发展了一种关于苏联经济计划问题的十分尖锐而深刻的争论。有一种趋势打算走向接近于资本主义的水平，即所谓“市场经济”。赫鲁晓夫和利别尔曼之间虽然有着意见分歧，但他们都打算取消和避免对经济的控制、计划管理和计划集中化，想要使经济自由化，并使每一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直接跟市场相接触。即使还服从集中化，还服从国家的控制，这一措施的发展也为资本主义思想影响开辟了方便之门。这就不仅要支持和平共处政策，而且要破坏苏联经济本身的某些基本基础和部门。这跟中国革命的利益和必然性，跟殖民地革命以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结构和发展，是直接矛盾的。矛盾的基本原因就在于此；没有和解的办法，也没有和解的可能性。
官僚集团不可能回到集中化，也不可能服从集中化，因为这跟这一官僚集团的基础是不相容的，他们都是工厂经理、行政人员和苏联人民中的特权阶层。从国际观点看，对外政策乃是国内政策的继续。苏联官僚集团不得不继续实行和平共处政策，因为这是为国内经济结构的利益所决定的。
中国人的立场就完全相反了。他们不可能跟帝国主义和解，帝国主义也不可能跟他们和解，两者也不可能互相让步。只要中国工人国家继续实行集中的计划，它的对外政策就必然跟苏联官僚集团的政策完全相反。它并不完全排斥或消除跟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和解的倾向，及其临时的或局部的影响。但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基础不允许长期地和在一种世界规模上跟帝国主义和解。因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政策，总有自相抵触之处，既确立革命的立场，呼吁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又有主张跟资本主义甚至帝国主义和解的倾向和立场。
但是，将要决定和正在决定中苏分歧的这一矛盾的主要基础，不是中苏分歧本身。这一分歧集中地反映世界革命的过程：在中国人方面，反映世界革命的进展；在苏联官僚集团方面，则反映跟世界革命过程相反的东西。这一分歧最后将由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来解决。任何一方都不能控制或支配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这一明显的中苏分歧，只是世界革命必须前进的一种无意识的、间接的和歪曲了的反映。资本主义不能妨碍世界革命的发展。无论从经济、社会、政治或军事方面说，它都没有力量来阻止这种发展。刚果、越南和古巴的情况，以及伊拉克、伊朗、阿尔及利亚等国家中革命的发展，都是明证。
赫鲁晓夫的下台预示着一个有深远意义的历史阶段，因为这是清除和平共处政策和官僚集团的开端。但这只是一个开端，因为它并不意味着清除整个官僚主义的领导。官僚集团力图保全自己，作了一些自相矛盾的让步。虽然他们打算采取一些比较赞成殖民地人民和被剥削人民革命的政治立场，可是他们的具体的和历史的立场，却是要跟资本主义共处，跟资本主义结盟。但是，赫鲁晓夫的下台并不是无益的。这是殖民地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力量的一种不自觉的间接的表现；这种革命蓬勃发展，力图摆脱这种官僚集团。前述国际书记处决议中所引述的官僚集团的声明，即柯西金的声明（他说：“如果不促进工人的积极性和自治，如果不让他们参加解决所有生产问题和国家组织问题，如果不在各方面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那么，就不可能达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所达到的高度生产力水平。”）和勃列日涅夫关于无产阶级民主的声明，乃是对苏联人民群众的第一次答复，也是一种让步。他们打算跟人民群众保持比较密切的关系，但这只是官僚集团的一种手段。
在巨大压力下的官僚集团
官僚集团取消了赫鲁晓夫，以便继续维持下去。苏联官僚集团后来的声明表明，他们受到来自苏联人民群众和来自世界革命的巨大压力。因此，他们倾向于、或者假装要、并且也不得不暂时地部分地反对帝国主义，这跟以前赫鲁晓夫所实行的和解政策和共处政策是有所不同的。在对待刚果、阿尔及利亚、古巴、越南的态度上，这一官僚集团的声明，也跟赫鲁晓夫的声明有所不同。如果说仍然存在着和解政策和共处政策，那么，同时却也有着一种假装要大力支持北越、或呼吁反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即使这只不过是假装要保卫刚果和反对帝国主义，这也说明：苏联官僚集团已屈服于一种来自无产阶级阵营内部、来自苏联各个社会集团的巨大压力；这些社会集团正施加压力，以求实现跟世界革命的团结一致。这是一种不自觉的过程。它既不是由中国人自觉地指导的，也不是由其他革命运动所指导的。因此，它的情况是矛盾的、混乱的和游移不定的。但是，以赫鲁晓夫下台为起点的明确路线，乃是各种力量正在施加压力以求摆脱苏联官僚集团的一种继续不断的过程。最后，苏联官僚集团的一切图谋、谈论、声明和外交策略都向左面转。尽管他们只是假装采取左的立场，只是使自己适应于左的立场，可是这也表明：他们希望满足苏联人民群众的、各国共产党的以及殖民地革命的巨大压力。这就是说，在这一过程中，赫鲁晓夫的下台仅仅是开始；这一过程还没有找到自觉地表现自己的有机形式。
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国家的领导方面，也还没有一种自觉的领导。
中国领导人没有依靠人民群众
在中国人谴责和攻击苏联官僚集团的新领导人——象谴责和攻击赫鲁晓夫一样——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制订一种纲领，并没有依靠世界革命和人民群众的共产国际，他们并没有公开要求无条件地支持殖民地革命，没有主张必须实行工人管理和对工人国家经济的社会主义管理，他们并没有要求各工人国家的工会、工人中心和共产党无条件地参加世界革命。结果，他们用行政的形式和官僚主义的方法，进行着一种争论；这一争论虽然在表述方式上是正确的，但在组织形式上和在政治行动上是行政的和官僚主义的，因此，它不是也不可能是吸引人民群众的磁极。这一过程处于“死胡同”之中，其原因就在于此。这一“死胡同”的情况如何，无从确定，因为中国人没有取得进展，苏联人也没有取得进展。但是，这一“死胡同”的路线，这一矛盾过程的压力，却有利于革命的发展。
中国人的声明和中国人的态度，都比以前更左一些，但是他们仍然只是停留在外交外面。关于刚果事件，中国人举行了三百万人的游行示威，这是很小的游行示威。在一个由工人国家管理和统治人民群众的七亿人口的国家里，三百万人是微不足道的。并不是中国的人民群众不愿意游行示威，而是领导人没有加以鼓励、号召和组织。但是，三百万人举行了示威以及毛泽东自己领导这次示威的事实，说明他们打算从左面施加压力。这是一种胆小的、外交的和官僚主义的办法。
在中苏分歧中，这一过程所将取得的形式，不会是这双方争论的结果，而是世界革命的压力的结果。世界革命向前推进，这使中国人不得不采取一些赞助世界革命发展的（即使是自相矛盾的）立场。这种过程还不明确，但革命立场却已有了重大的具体的进展了。革命立场的这种重大的具体的进展，表现在中国共产党直接地或间接地呼吁支持殖民地革命上。这种无条件的支持并没有伴随着一种具体的政策。中国工会和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动员一亿人来支持这种说法。因此，分歧进入了死胡同。这就是说，它不具有充分的倾向。但是，在这条“死胡同”中，趋势是有利于革命的。
苏联的官僚集团退却了。他们的退却并没有深刻的意义，但是他们退却了。他们的退却并没有做出重要的让步，但是，推迟召开谴责中国共产党的会议，声明谴责帝国主义，呼吁保卫古巴、保卫越南，军人声明反对帝国主义、声明支持刚果革命——即使这些声明后面并没有任何有效的具体的措施——所有这些，在苏联官僚集团的和解政策的范围内，确是向左让步了。这是世界殖民地无产阶级革命的压力以及苏联人民群众的压力的结果。
由于没有集中的群众组织，由于没有工人的世界中心，由于没有群众的共产国际，所以人民群众不能更多地进行干预。当中国人和苏联人力图把这一分歧局限在两个领导集团的轨道之内，互相控诉、互相谩骂、互相谴责的时候，为了使这一分歧确切地有利于世界革命的发展，有必要让人民群众进行干预。凡是跟工人国家有关的事情，凡是跟人类进步的最高形式即革命和工人国家有关的事情，都跟人民群众有关。人民群众必须进行干预。中国人没有请求人民群众进行干预。他们只是请求人们攻击苏联的官僚集团，而没有请求无产阶级采用行动，这种行动才是人民群众进行干预的最高形式。
必须建立世界统一战线
为了施加压力使这一分歧走上唯一进步的道路——革命的发展——人民群众进行干预是必要的。共产党、工会和中国工人中心有必要请求全世界人民群众讨论这一中苏分歧；并以争取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的共产国际、单一的世界群众中心、各单一的地区中心（拉丁美洲、亚洲、非洲、欧洲）等等纲领的世界斗争为基础，建立一条全世界人民群众、各工人政党、各工会、各工人国家的统一战线。
有一件事实说明革命的巨大影响，也说明苏联集团必须对革命作出让步，这就是，关于建立世界人民群众和工人国家的统一战线的呼吁，被以一种经验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方式提出来了。中国共产党也呼吁建立被剥削的人民群众和工人国家的统一战线。这种提法是正确的。但是纲领是什么呢？目的是什么呢？世界无产阶级的各领袖、各趋势、各革命思潮必须把这一空洞无物的呼吁接过来，把它跟人民群众联结在一起，把它跟各国人民群众争取特殊纲领和总纲领的斗争联结在一起，以便在各共产党的一次世界范围的讨论中得出结论。但这决不能是一种经验主义的议会式的外交讨论，而必须具有把关于中苏分歧的讨论和夺取权力的斗争联结在一起的目的。解决中苏分歧这一问题的方式，必须服从并结合各国、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群众夺取权力的斗争以及各工人国家人民群众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斗争。
帝国主义力图利用这一分歧来从中取利。它没有力量做任何别的事情。它不能进行干预。它的干预能够通过中苏分歧所反映的矛盾而得到便利，在这种情况下，它不可能从政治上或从军事上进行干预，因为它不具备进行这种干预的历史立场。必须放弃那种认为任何工人国家都有可能回到资本主义的想法；资本主义没有力量进行这种复辟。尽管象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那样，有着通过自由经济竞争来促进内部和外部资本主义影响的态度和官僚主义倾向，可是工人国家的力量、结构和国际关系都要比工人国家中官僚集团的跟资本主义和解的政策优越得多。另一方面，每一殖民地革命都倾向于并且力图把它自己跟工人国家联合起来，阿尔及利亚、桑给巴尔、刚果都是如此。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正是由于这一前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世界工人运动的共产党的各倾向、各干部、各革命思潮都必须干预这一中苏分歧。
世界革命间接地干预中苏分歧
帝国主义正在准备在适当时机发动热核战争。当帝国主义准备从中苏分歧中取得渔翁之利的时候，人民群众的革命却正在继续不断地向前发展。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具有资本主义的稳定性，即使在欧洲也没有。没有一个国家具有能够维持一段历史时期的资本主义稳定性。在具有共同市场的欧洲，大罢工以及共产党和社会党的胜利表明，资本主义归根到底要依靠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和解政策。在世界范围的革命发展这一基础上，中国人必须呼吁世界人民群众来干预中苏分歧；这种呼吁决不能是要世界人民群众来决定在这一分歧中哪一方是正确的，而是要他们干预阶级斗争和革命斗争：争取群众的共产国际，争取单一的世界中心，争取无条件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争取工人国家中的社会主义民主，争取建立广泛的世界反帝统一战线和世界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争取成立工农义勇军，争取无偿地没收民族企业和帝国主义企业并把它们置于工人管理之下，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争取发展双重权力的组织，并且争取组织苏维埃和公社。要在中国、在古巴、在各工人国家组织苏维埃和公社。要实行工人国家的经济计划化，让人民群众通过工人管理来进行充分的干预。要建立最充分的无产阶级民主和法律，建立工人政党的大多数，来无条件地保卫工人国家和苏维埃无产阶级法律。要成立人民法庭。要无条件地支持殖民地革命，要给以足够的军事的、技术的、经济的和财政的援助。要斥责联合国组织是帝国主义匪帮的一个基地。要建立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无产阶级统一战线。要在所有国家中取消帝国主义的核武器和军事基地。要成立地方的和洲的苏维埃联盟。如此等等。这是一种将会解决中苏分歧的纲领。
殖民地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以及欧洲阶级斗争的发展，是间接地而不是直接地干预中苏分歧的基本因素。它们表面上似乎不甚重要，但是它们是基本的决定因素。各共产党的危机是中苏危机发展中的一个基本因素，但是同时，这一危机又表现在一种革命发展之中。欧洲社会党和共产党在选举上的胜利，就是一种确切的例证。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必须求助于人民群众的共产国际，来建立被剥削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群众和工人国家的世界统一战线，无条件地保卫无产阶级革命、殖民地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以及人民群众的共产国际。还要作好预防性战争的准备，以便使帝国主义得不到任何好处，而让人民群众和工人国家能够在这种预防性战争中得到利益。因此，全世界人民群众都要团结在人民群众的共产国际的纲领的周围，在各个国家中不惜冒任何风险努力夺取权力，因为这是保卫人类，使不遭受资本主义所要进行的热核战争的危险和灾难后果的唯一办法。
中苏分歧并不是中国人和苏联人之间的分歧，它只是世界革命发展在这时所采取的一种形式，一种歪曲了的形式。这一问题的解决，要结合着并服从于殖民地和无产阶级革命以及工人国家中政治革命的发展。
第四国际的呼吁
第四国际呼吁全世界人民群众进行干预，呼吁各国共产党、意大利统一无产阶级社会党、苏联工会和中国工会、欧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工会和工会中心、古巴工人国家的政府、各工人党和群众反帝运动、桑给巴尔、阿尔及利亚、加纳、几内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现阶段革命的民族主义运动，都在具体斗争中采用这一纲领，在各个国家中推翻资本主义，夺取权力，建立以苏维埃和公社为基础的工农政府，推行革命的纲领和世界革命战略，建立工人国家和殖民地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统一战线，从而建立人民群众的共产国际。
（译自第四国际英国支部机关刊《红旗》1965年3月号）
[1] 这是1964年12月波萨达斯在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全体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译者
感谢 鲍晓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