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四国际 相关链接：皮埃尔·弗朗克
陶里亚蒂的“遗嘱”
皮埃尔·弗朗克
1964年9月18日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陶里亚蒂那个叫作“政治遗嘱”[1]的文件，是意大利共产党已故领导人为了准备同赫鲁晓夫进行讨论而起草的。这次讨论没有举行。意共领导公布这个文件，现已使官方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危机进入一个新阶段。
到现在为止，危机的公开一面最能在中苏冲突中看得出来。中国人和俄国人，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代表危机的两个极端。人们当然知道，这两个阵营不是同质的。人们知道，在亲赫鲁晓夫一边，有些共产党的领导特意不向法共领导人效法，象他们在多列士领导之下那样看克里姆林宫的眼色行事。熟悉共产主义运动的观察家相信，亲赫鲁晓夫阵营的内部有着比赫鲁晓夫本人更加一贯右倾的一翼。可是，在陶里亚蒂文件公布之前，这些分歧只是在对付中国采取何种战略的吵吵嚷嚷中才隐约可见。陶里亚蒂很可能是为了作为一个密件而写这个备忘录的，原本可以同赫鲁晓夫取得某种妥协的。但是，这个文件的公布和势所不免的广泛传播，以及它在各国共产党中间引起的反应——这一切就产生一种新情况，因为文件表明他同赫鲁晓夫的分歧远远超过他们在跟中共斗争的战术问题上的分歧。文件对当前形势中若干关键性问题提出一个不同于赫鲁晓夫的纲领。这是代表各国共产党内部第三种倾向的纲领。
必须指出，陶里亚蒂小心谨慎地不让事情采取这样的形式。他只是把正在同中国人进行斗争的方式挑出来批评。但从这点出发，他提出了整整一系列具有头等重大意义的分歧。
“多中心主义”
他首先摆出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这个问题，提出以“多中心主义”作为替代，虽然他没有使用他一度曾在1956年鼓吹过的“多中心主义”这个名词。他在提出这个主张时说，即使不会发生正式分裂的危险，国际会议的举行不是无用的，也将是危险的。于是他建议召开地区性会议。
倘使人们在推敲这个建议的意义时还看到他是反对全盘谴责中国人的话（他一再重申，他反对总括性的谴责，主张引用具体的论据），那么很明显，他所企求的就是不在主义上进行任何争论。但是必须看到，在一般性问题上他的确谴责了中国人，而在看来凡是属于他们领域内的具体政策，他是一言不发的。
从他的某些语句中甚至可以断言，他没有赫鲁晓夫那种认为有可能同美帝国主义作成一笔全面交易的观点：“我们对当前国际、国内局势前景的估计，多多少少是有些悲观的。局势比两三年前糟了。……”
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结论的根据是赫鲁晓夫本人的观点，就是说，在帝国主义阵营内部有人主战，有人不主战（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从整体来说，帝国主义是产生战争的）。但是陶里亚蒂从他自称为悲观的前景估计中归纳出以下两点：
一、考虑到严重危机的可能发生，决计不要同中国人决裂。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题上的国际政策使人认为，他希望同帝国主义作成一笔取得协议的买卖，甚至把同中国决裂拿来作为预付的代价。
二、各国共产党一定要奉行一个清算“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的政策。他引证的例子表明，他的政治立场是彻头彻尾右倾的。
死灰复燃的伯恩斯坦主义
他首先并且相当详细地谈起西欧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我们只想谈一谈他的那种需要放弃无神论宣传、在各个文化领域开展讨论的说法。作为斯大林主义在文化领域中的极端政策——日丹诺夫主义的反应，他在上层建筑这个最最重要的方面完全抛弃了阶级观点。他赞成“相互谅解”。这种折衷主义是一切修正主义者的特征。但是在陶里亚蒂的文件中，修正主义得到政治上的公开宣告。
他承认“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非常深刻”，“统治阶级不再能用传统方法解决”今天垄断结构内部产生的新问题。他看到资本家不得不实行一定程度的“计划”（“PIanning”，他使用的词儿是“programming”）。他注意到这是“收入政策”中“一个具体因素”。他说这大大地扰乱了工会斗争，使得工会斗争“不再能在各个国家以孤立的方式进行。”他对世界工会联合会进行了谴责，说这个组织只是作一般性的宣传，而没有“为统一行动、共同反对大托拉斯政策发挥任何值得称道的主动性。”
但是，他有没有由此得出以下的结论，就是说，西欧各国共产党的任务在于为广大群众展示一个社会主义的前景？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指出，这些西方国家要在一个比之已经从资本主义体系分离出去的那些国家经济水平、文化水平更高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世界，是真正可以作到的？他有没有提议过，应该提出一个把广大工人群众动员起来、以便工农政府夺取政权的种种方式方法包括在内的过渡时期纲领来呢？他有没有说西欧具有社会主义极其成熟的条件呢？他甚么也没有。我们从他的文件中引述几句话，就可以看出他的立场究竟是在什么地方：
“为了在经济发展计划的总机构内改革经济结构（国有化、土地改革等等），以同资本主义的计划工作相对抗，我们需要发展、协调劳工的当前要求和建议。当然，这还不能算是社会主义的计划，因为这里没有这种计划需要具备的条件，但是这是推进社会主义的一种新的形式，一种新的斗争手段。和平进入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在今天是同理解并解决这个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对和平进入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给以更加深入的思考，我们就不得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对我们究竟有着什么意义作出具体的说明。自由和民主制度的疆界，怎样才能扩大？工人群众和劳动大众参预经济政治生活的方式什么是最有成效的？以下的问题就是这样提了出来的：对工人阶级说来，他们有没有可能在一个尚未改变资产阶级国家性质的国家结构内夺取执政的地位；有没有可能从内部来逐步改造资产阶级国家的性质。”
因此，陶里亚蒂不同于多列士之流百依百顺的斯大林主义分子，他提出了在当前条件下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他力求订出一个计划，一种过渡时期的纲领，但是这不是推翻资产阶级社会的计划。他说，要作到这一点，“条件还不具备”。这种断然的说法并没有得到验证。人们倒很想知道他所考虑的条件究竟是些什么条件。尤其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解放时期，法意两国共产党不但得到无产阶级极大多数的支持，而且得到广大中产阶级和数以万计的武装工人的支持，还有哪些条件没有具备？
陶里亚蒂的计划纲要如下：在资产阶级国家的结构内赢得“执政地位”，为从内部来逐步改造成为一个不同社会性质的国家而斗争。在新的——深化和发展的——形势下，陶里亚蒂自称提供的东西不是别的，只是伯恩施坦在二十世纪初的老概念的新版。
根据伯恩施坦的设想，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内将随着每一个立法议席的取得，随着市级行政和合作社成立等等而一步步成长起来。今天再要加上在各式各样替资本主义利益行事的政府部门中的职位。以夺取这些所谓“执政地位”来代替夺取政权。
说实在的，伯恩施坦可以摆出的借口比陶里亚蒂还要有力。当伯恩施坦提出他的修正主义的时候，资本主义经历了将近二十三年的繁荣时期，世界上还没有看到制度上的根本危机的进展，资本主义正处于一个顶峰状态；而陶里亚蒂在半个世纪后提出他的修正主义的时候，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在这段期间使我们经历了十年的世界大战，多年的法西斯主义，千千万万的人长年失业，以及在三分之一地球上把资本主义消灭掉的积年累月的革命起义。陶里亚蒂就是选择这个时间来提出他的从内部来“逐步改造”资产阶级国家的建议！
看不到殖民地革命
尽管殖民地革命今天站在全世界革命斗争的前列，陶里亚蒂的文件关于殖民地革命却只有三言两语。他提议，西方各国共产党不仅应该同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建立关系，而且应该同“所有争取独立、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并在可能时甚至同新近获得自由、政府进步的国家的政界”建立关系。他又说，在此同时，“对于这些前殖民地国家，我们一定要就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目标的含义而言，等等，更深入地为这些国家探讨发展道路的问题。这是迄今尚未澄清的新争论中的一个问题。”
在第一点上，陶里亚蒂的一些结论可能是从法共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的态度中，或者是从许多地区反帝斗争不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起来的事实中得出来的。但是他的说话的方式表明，他不是根据阶级观点思考的。他说，有关这些国家社会主义目标的问题迄今尚未得到澄清，这就格外叫人看得清楚了。
如果说陶里亚蒂从来没有从马克思1850年的著作中，托洛茨基的作品中或者新近中国的文件中看到不断革命论，那是无法使人相信的。不发达国家的具体任务即使有时很难完成，那也不能说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还有什么含糊不清的地方。陶里亚蒂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证明，他的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概念是渐进主义的，孟什维克的。在这里，他一定也认为“条件没有具备”，象在经济发达国家中一样。然而，革命在前进……
陶里亚蒂在文件中的态度，可以看到是矛盾的。他力求“深化”和澄清新问题。而同时他又要赫鲁晓夫不在一般性方面同中国人进行讨论，应该集中力量于“具体”方面：
“当讨论由一般性（帝国主义的性质、国家、革命的原动力等等）转移到当前政策的具体方面（反政府斗争、批评社会党、工会团结、罢工等等），我们总是取得辉煌胜利的。在这方面，中国人的论战依然是完全软弱无力的。”
孟什维克在他们唾弃“一般性”、偏爱“具体”的时候显了原形。“具体”而不符合总观点，那又有什么意义？这样一种“具体”比起最简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要抽象上千倍。为什么要学习《资本论》、价值论、剩余价值等等？这些“抽象概念”都没有包括在成堆的经济统计里呀。把帝国主义的性质、国家、殖民地革命的原动力等等撇开不谈，那么，正在殖民地革命中发生的事情又怎么能够理解呢？
陶里亚蒂的“无知”
在对待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前殖民地国家两者的问题上，陶里亚蒂的文件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右派纲领。阶级观点一扫而光了；文件把人类前进的希望寄托在空洞的“渐进性”上。
在对待工人国家方面，陶里亚蒂采取了不同的方针。诚然，他提出的问题和批评，我们过去难得会从这些共产党领导人那里听到。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文件原来只为极少数人听的；这是为了同赫鲁晓夫进行讨论而准备的备忘录，不是因为发生了前所未料的情况，可以十分肯定，这种意见交换将是一次密谈[2]。陶里亚蒂认为中国的批评除了某些地区的贫苦农民外，在意大利是没有吸引力的。但是他知道从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至少有些问题已在工人阶级内部提出来了。
“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问题的整个含义，西方知道的太简单了，甚至是太粗浅了。我们不知道各国情况之间的差别，各国不同的计划方法和逐步改造的方法，在各国经济一体化领域方面所采取的方法和产生的问题，等等。有些情况很难理解。……
“不要隐讳，对斯大林进行的批评是留下了相当深远的痕迹。甚至是十分靠拢我们的分子，他们在听到新的经济、政治成就时都抱着某种怀疑态度，这是最为严重的。此外，人们普遍认为斯大林崇拜的根源问题及崇拜所以有可能发生的理由还没有得到解决。……
“我们有许多具体事实不知道……”
一般共产主义战士大部分不知道工人国家面对的问题，他们有着不少问题要问——这是无可怀疑的。但是这些论点出之于陶里亚蒂之口，就有些过分，即使我们考虑到他在提出这些问题时曾对赫鲁晓夫施展了许多外交手腕。此外，陶里亚蒂说，这些问题应由“党的历史学家和有资格的干部”来研究，这说明他知道的比自己承认知道的还多。他还补充说道：“可是我们要求谨慎作出结论。”
谨慎作出结论！陶里亚蒂可以说是谨慎的圭臬；长年的谨慎对待斯大林，谨慎对待赫鲁晓夫，谨慎对待中国人……还要谨慎对待意大利的资产阶级国家、天主教会。资产阶级的世界为什么要尊崇这样一位谨慎的“革命”首脑，也就可以理解了。
可是，文件之所以特别令人发生兴趣，还是由于文件提出了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今天，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最最使人注目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克服斯大林所建立起来的限制并废除民主自由和个人自由的制度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形并不是完全一样的。总的印象是：退缓和抗拒回到列宁主义的准则，这些准则保证党内外在文化艺术领域、甚至在政治方面，有广泛的言论自由和辩论自由。我们很难理解这种迟缓和抗拒，特别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在目前情况下，不再存在资本主义的包围，经济建设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甚至在政治方面”这几个字，意义丰富，仿佛在列宁的时候党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讨论文化和艺术，只是偶而才摆出政治方面的问题。陶里亚蒂在这里又再一次不能“理解”了。这也许就是他的长年斯大林主义分子奴性的证明，或者是他跟赫鲁晓夫耍手腕的证明。但不管怎样，重要的是他的招认：苏联，主要是苏联人民，非但远远没有回到列宁主义规章上去，却在重获自由的道路上遭遇到阻力和障碍。陶里亚蒂在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领域内主张的是改良主义——渐进主义，在工人国家领域内则是“无知”——“不知道”官僚是昨天产生个人崇拜、今天对苏联真正的、彻底的民主化产生阻力的社会阶层。
发表遗嘱的后果
在陶里亚蒂的文件中，我们撇开一系列有意义的问题不谈而只挑出它的主要本质来谈。这是斯大林主义分子右翼，正确地说，斯大林继任人政治倾向的纲领。但是这个纲领写的十分巧妙。陶里亚蒂的着重点放在必需讨论各种问题上，即那些使绝大多数共产党积极分子感到困扰的问题上；在这里，他在提出他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和解决办法时也表现了某种谨慎的态度。
陶里亚蒂的文件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的政治内容，而且在于它在时间上适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危机的时候，也在于它可能引起的反应。
由陶里亚蒂提出其观点的右派，至今还克制自己而没有公开暴露自己是不同于赫鲁晓夫主义的一种政治倾向。他们对赫鲁晓夫施加压力，要他在政策上具有更多的右倾性质。文件公布以后，这种右派倾向现在会不会更加明白公开地显出自己的面目，尚难肯定——在工人国家中，有些人居于领导职位，不能自由地公开表示自已的意见。可是文件的公布不免增加赫鲁晓夫的困难，削弱他淮备在12月中召开二十六党会议的地位。意大利人，可能还有别的跟他们看法一致的人，将会坚持陶里亚蒂的文件，以便同莫斯科的领导保持他们的距离。
文件将在许多共产党的领导人中间引起反应。经过这么多年的改良主义政治的日积月累之后，他们中间要想抛弃那些依然受到列宁、托洛茨基时期残余“拖累”的词汇的，不乏其人。对他们来说，能够拾出那一时代的老战士陶里亚蒂那样的人作为权威，真是一件喜出望外的事情。
不能不看到，中国人也将从陶里亚蒂的“遗嘱”中寻求好处，因为陶里亚蒂甚至在猛烈谴责中国立场的时候，也并不希望同中国人闹破裂。他在文件中提出举行讨论、辩论等等的建议，拒绝举行会同分裂牵连一起的会议。中国人并不反对这样一项建议。即使他们已经抨击订于12月举行的预备会议，他们也许会在这个问题上改变看法，以期赢得这个阵地。
扩大讨论
文件的发表将必然在各国共产党一般党员中间引起的反应，比起它在共产党领导人中间可能产生的后果来重要得多。对他们来说，陶里亚蒂文件中提出的右派解决方案，将比他提的问题和讨论这些问题的要求所能引起的影响要小得多。当中苏讨论由于重复而失去其吸引力的时候，陶里亚蒂的文件可以重新活跃这个讨论，摆出了新的观点，提出了新的看法，特别是强调了这样一种讨论的需要。
一次真诚的讨论——这是陶里亚蒂意识到并且要求赫鲁晓夫加以考虑以便继续对运动保持控制的——的愿望，将会从陶里亚蒂文件的公布中得到鼓励，一切希望清算斯大林主义的积极分子，不论他们的立场是右的还是左的，不论他们是不是还要很久才能打定主意，将会利用这个文件要求举行一次在当前情形下任何会议都是消灭不掉的大辩论。
陶里亚蒂说：“每一个政党都必须……学会自主行动。党的自主，这是我们坚决主张的，不仅是我们运动的内部需要，而且是我们在当前情况下有所进展的必要条件。因此，我们将反对一切要想建立一个新的中央集权的国际组织的观点。”
如果要从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宣言中作出判断，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是看不到什么分歧来的。事实上分歧是的确存在的，这是因为苏联领导尽管已经没有任何正式的组织，却仍然认为各国共产党应该象过去一样按照他们的观点站在一条线上。中国人是由于政策问题而不服苏联领导的指导。至于就陶里亚蒂来说，那是因为他要在意大利强调他的党的“民族”特性，因此他反对任何会议迫使意共推行一个它在有些地方并不接受的行动路线，即使这个会议并不创建正式的组织。
陶里亚蒂提出的问题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党而不能独立自存，那自然是无法设想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曾支持过这种意见：建立或保持一个国际，以便取消各国民族领导的需要，并代之以国际的超级参谋总部。他们支持要有一个国际，那是因为即使在民族范围内，没有跟国际的观点、方向联系起来，行动是决定不了的。这些观点和方向只有一个既是民主又是集中的国际才能详细规划出来。
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其他观点一起，几十年来在斯大林主义磐石般的官僚作为下湮没无闻。在当前的危机中，不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已开始复苏，但是关于国际的问题却依然被埋葬于斯大林主义造成的混乱废物堆里。除此之外，那句为苏联官僚机构消灭共产国际服务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口号，现在反过来对准莫斯科了。每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一面要把磐石般的团结精神强加在本党的内部，一面要求自主。能够解决当前危机的国际会议，是以能够迅速建立一个群众性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为先决条件的。形势远远不是那样。目前根本的工作在于最大限度地扩大讨论，在于把那些仍对这些问题关心的干部吸引进来，在于允许党内各不同倾向表白自己的意见，在于提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派各种思潮的观点，首先是托洛茨基派的、第四国际的观点。第四国际不但在斯大林崇拜的根源问题上很久就已作出了解答，而且在中俄两方都以恐惧的心情认识到的当前问题解决上，作出了贡献。中俄两方的恐惧可以见之于他们近几个月的论战。
共产主义战士急于在这个影响他们运动的危机中找到一条出路，他们将积极捡起陶里亚蒂文件中的要求长期讨论的建议，并将打消克里姆林宫的预定计划。陶里亚蒂的文件表明，这次讨论不但没有结束，而且还只在开始阶段。
（译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31期）
[1] 即“备忘录”。——译者
[2] 根据根据可靠报道，赫鲁晓夫的代表勃列日涅夫没有能够说服意共新首脑隆哥把陶里亚蒂的文件束诸高阁。可以断言，文件的发表主要是由于意共领导内部有着不同的政治倾向。这些领导人在旨在谴责中国人而召开的会议上找到共同的立场。文件继续秘而不宣，彼此担心对方将从透露文件的存在上取得某种好处，于是全体领导人都主张发表这个文件了。
感谢 鲍晓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