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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中苏冲突
杰尔曼〔曼德尔〕
1964年7月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冲突的辩证法
共产国际的成立，其目的在使国际工人运动向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发展，当时由于战争和革命的时代来临，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但共产国际仅仅取得一个历史性的胜利，那就是：保卫住了并且巩固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从这次革命产生的苏维埃国家。而在世界其他各地，最初一阵革命浪潮全都失败了。结果是第一个工人国家在一个落后的国度里受到孤立，这种情况必然有助于这个国家发生向官僚主义的蜕化。这种蜕化的胜利过程又必然导致老布尔什维克党的破坏、共产国际对苏联官僚主义的屈服，以及共产国际变成只能服务于为了保卫苏联官僚主义而执行的外交策略的单纯工具。
从1943年以后，二十年的国际革命的历史低潮时期让位于新的高涨。这次高涨累积了在南斯拉夫、中国、北越、古巴、阿尔及利亚的革命成功；同样，至少在客观上，它又从苏联的军事胜利和东欧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通过官僚主义道路所遭到的破坏，得到补充的力量。各工人国家本身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也以其特有的方式摧毁官僚主义专政的基础。
从历史上看，中苏冲突首先表示出，已经不可能在旧基础上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官僚主义之间的关系维持下去。它表示出世界革命的高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官僚主义的控制及集中之间的冲突。从这个意义来说，虽然两个主角在表面上交换了位置（中国方面拥护斯大林，激烈地攻击南斯拉夫），它是在更大规模上重复南斯拉夫和斯大林之间的冲突。双方之所以有冲突，有激烈的冲突，那是因为苏联官僚主义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兄弟党）“共产主义世界”的独霸，遭到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挑战，又因为苏联官僚主义为了保持这种独霸而利用国家压力（经济封锁，撤退专家，对资产阶级的印度的军事援助等）来对付这个“叛逆的党”。
冲突因此复杂化起来，因为这不仅是关于党与党之间的冲突，而且其中的某些党掌握国家权力，除了古巴的菲德尔派运动以外，全都是充分官僚主义化了的。所以，在世界革命的利益和苏联官僚主义的特定利益之间，在苏联官僚主义的利益和其他各国掌握政权的工人官僚主义的利益之间，在卷入中苏冲突中的各工人国家的实际利益之间[1]，存在有种种实际的矛盾。这就同时说明，为什么它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渐渐变成普遍性的冲突，以及为什么它表现出这么一种混乱的情况，其中任何一方都不能坦白地和公开地使自己同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的利益一致起来，它们总是把这些利益部分地，或整个地从属于自己特定的利益。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都是执政的党，这还差得远呢；而所有的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和领导人也并不都是官僚主义者。如果说在苏联领导人和中国领导人之间的这些表面上纯属教义性质的论战，可以反映彼此对立的利益的话，那么，它们同时又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共产党积极分子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内提出的，关于现时代革命的战略和战术的许多问题的真实争论。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斯大林统一体的解体所产生的后果——这一解体并没有产生一个真正民主的群众性革命的国际来代替斯大林的国际机器，而是陆续分裂成为好几个集团，有的向“民族”官僚主义发展，有的向要求摆脱一切监护，暂时局限于“民族道路”的群众运动的方向发展。
所以，中苏冲突既反映出毫不留情地摧毁了斯大林统一体的那个客观存在的世界革命过程的力量，又反映出这个过程内部的主观因素，也就是共产主义觉悟的相对薄弱，这就使得民族革命战略或战术的考虑，以及各个官僚主义的利益构成区分论战中各阵营的界线，同时论战双方的主角中没有一个真正举起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而这面旗帜却在目前进行的论战中反映世界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世界革命的利益。
这面旗帜是第四国际的旗帜，是当代列宁主义的旗帜。由于这个理由，第四国际不作为两敌对阵营之一的支持者而加入中苏冲突，而是以它的整个纲领干预冲突，并且提出它自己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是惟一能使目前冲突朝着加强国际革命、加强真正革命力量的方向，而不朝着使它们分裂、瓦解、没落的方向得到出路的方案。苏联人和中国人彼此攻击对方为“托派”，并且从第四国际的正式文件中引用许多文句，来为自己的攻击辩护，这个事实就证明我们的立场是独立自主的。
但是我们的这个立场不是，也不能是弃权不管的立场。我们不能满足于把这两派官僚主义劝开，希望上帝有朝一日把它们全都用响雷劈死。我们是积极地干预这一深深分裂国际工人运动的斗争中的，这个斗争不仅关系到两派官僚主义的命运，同时关系到正在生气勃勃地发展的革命和真正工人国家的命运。我们参加斗争的路线已经在第七届世界代表大会和在第四国际重新统一代表大会上提出来了[2]。现在我们要来考察一下最近几个月来在冲突中所有的文件和大事。
苏维埃国家和国际的物质力量全都集中在苏联官僚主义手中，这就使得真正的共产国际有可能转变为一架为这个官僚主义服务的国际机器，而无需改变各党和国际的形式。在革命的国际低潮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认为保卫苏联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在客观上又便利了这个转变过程。在斯大林正式解散共产国际和许多在本国人民中有真正基础的工人国家出现之后，由于革命在国际方面的扩展和工人国家的经济及文化进步的联合影响，斯大林统一体解体了。这个统一体的解体导致物质力量的分散，结果产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多中心”的理论和实践，因为单独一个国家不能有这样大的力量，足以把世界共产主义的主要力量长期吸引在自己身边。
我们深信，上面说的是历史的一段弯路。中苏冲突和因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的普遍论战，有力地表示必须成立一个新的共产国际，用民主方式来讨论和处理各党之间的争执，但这需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讨论必须真正是以民主方式，真正是在平等基础上，真正是在各无产阶级政党之间，而不是在被官僚主义败坏了的各党之间进行。
冲突的原因
不管怎样，中苏冲突双方都不是真正的革命政党，而是程度不同的工人官僚主义机关，是极度官僚化了的工人政党，因此，应该把双方思想意识的分歧看成是远不及各自利害冲突重要，这才能理解冲突的尖锐性。
我们并不否认中苏冲突也具有思想意识冲突的形式，也不否认这场思想意识的冲突具有它特有的价值和逻辑。但单是思想意识的冲突不足以解释这次公开论战的激烈性和由此产生的国家关系方面的多种措施。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争论之所以这样激烈，只能由于这是对立的物质利益，是社会利益的冲突。
关于这一点，中国方面最近发表的文件明白无误地表示了出来。我们特别看一看1964年5月11日《北京周报》发表的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2月29日的信。中国领导人在信中列举下面所受的损害，这些损害全都涉及国家间的物质冲突：
1）苏联政府破坏了中苏边境的现状；
2）苏联政府对于抗美援朝战争中给与中国（和北朝鲜）的军事援助，要中朝两国偿还，而且这些援助贷款还要利息，使贷款的偿还推迟；
3）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没有事先通知或进行协商，就突然被召回苏联，这事“破坏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原定计划，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北京周报》第19期，1964年5月11日，第13页）。中国领导人原本可以再补充一句，说“在我国经济、国防、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部门的二百五十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工作的停顿，其后果特别严重，因为中国在这时候遭到一次表现为农业生产的退缩的特别厉害的经济危机。这好象是一把经济的匕首，刺在一个面临饥荒的工人国家的背上。中国领导人事实上是这样说的：“你们乘人之危，采取这样严重的步骤，完全违背了共产主义的道德”[3]；
4）苏联政府自1960年起，造成许多障碍，使中苏贸易不能维持以前的水平。人们知道，这个水平降到很低[4]。中国领导人没有指责苏联领导人在中国发生极大经济困难的年度，1959年至1961年间，没有给中国以无私的援助；其实即使加以指责，也是完全有理的。他们是这样说的：“我们不需要的或者不十分需要的物资，你们就大量给我们；我们很需要的物资，你们就卡住不给或者很少给我们。几年来，你们也利用两国贸易的关系作为向中国施加政治压力的工”；
5）苏联政府帮助印度反动派，供给他们武器来打苏联人民的中国兄弟。应当指出，中国领导人曾有一篇专文，署名是《人民日报》编辑部，题为：《苏共领导联印反华的真相》（1963年11月1日）。其中有一段特别值得注意：“苏联领导人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不仅背叛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而且也说不上是中立的。他们同美帝国主义一起，援助印度反动派反对社会主义中国、反对印度人民。他们不仅背叛了社会主义阵营，而且背叛了印度人民。”
以上是关于经济封锁、给予一个同工人国家发生武装冲突的资产阶级国家以军事援助、利用贸易为政治压力的工具等的五项严厉指责。对于这些指责，苏共领导提不出什么了不起的理由来反对，人们一读苏共领导1964年3月7日对我们刚才大量引用的中共中央的那封信的复信，或苏斯洛夫的报告，对这一点就不至再有什么疑问了。
在1964年3月7日的复信中，苏联领导人提到斯大林死后，他们就撤走了他们在旅顺的军队，清理了在中国的两国合营公司。这是确实的事。这就是说，他们取消了克里姆林宫对另一个工人国家的最可耻的军事政治的压迫形式。但中国的指责并不在这一方面。他们的指责是对其他的干涉和压迫的形式而发的，这些形式虽不及斯大林的那样卑劣、那样暴烈，但从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来看，也是同样不能容许和应该谴责的。对于这方面，苏联领导人提不出任何站得住脚的答复。
不错，苏斯洛夫长篇大段地极力为撤退苏联专家辩护，他说：1）中国当局虽然要求苏联专家留在中国，但同时把他们安排在不能接受的工作环境中；2）苏联专家抗议中国人在“大跃进”时对专门技术规律的无知所引起的损失，当他们的抗议得不到采纳的时候，他们就要求回国；3）中国当局从1960年春天起，开始对苏联专家“做工作”，设法影响他们反对苏共中央，因而引起他们的“愤怒”。在上面提出的三个辩解理由中，第三个当然是苏联领导人方面最有分量的一个。但从国际无产阶级利益的观点来看，从损害中国工人国家从而损害国际革命的一种行为这个观点来看，这个辩解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所以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中苏边界这个次要问题除外，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缺乏资料——不是一个简单的“官僚主义机构之间的冲突”，而是苏联官僚主义机构违反中国革命和中国工人国家利益而卷入的一个冲突。很明显，在这类冲突中，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中立”，而应当保卫中国工人国家，反对苏联官僚主义使用经济压力，甚至用在印度资产阶级和中国革命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供给印度资产阶级武器的手段，将赫鲁晓夫路线强加于中国。
剩下来要知道的问题是：两国之间的冲突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对两党的文件加以仔细研究，特别对于事件发生的年代加以仔细考察，就会发现中苏冲突的根源是中国政府对帝国主义所持的不同态度。
要了解这点，只要考察一下这两个官僚主义对美帝国主义所表现出来的根本不同的立场就行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外交上没有得到承认，也没有被联合国接纳。它的内战实际上还没有停止，只不过是因事实上的停战而暂时中止罢了；一部分中国国土——福尔摩萨——还是为反革命和帝国主义所霸占。一支美国舰队驻在那里，经常威胁着中国工人国家。
反过来，赫鲁晓夫，象在他以前的斯大林一样，并且比斯大林更进一步，从有利于革命的世界力量对比的转化所造成的世界形势中，根本上极力同美帝国主义求得一个安排，一个总的协定。他从戴维营到巴黎，从维也纳到纽约，追求这个幻想。帝国主义在这一方面的最小一点点的让步，最小一点点的姿态，立即被赫鲁晓夫的宣传机器吹嘘夸张，认为是“缓和的证据”、“戴维营精神”、“缓和的精神”。一般来看，这些错觉使群众在对真实的战争危险的斗争中解除了武装，涣散了意志，而结果总是得到迅速的幻灭：在“戴维营精神”之后，是U-2飞机事件引起的危机；在维也纳会晤之后是1962年10月加勒比海的危机；在莫斯科条约之后，是目前在东南亚和在加勒比海的危机。
处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之中，而又受殖民地革命的更加直接的压力，中国领导对赫鲁晓夫关于“苏美友谊”那些废话的不恰当和可耻性特别敏感，这又何足为奇呢？中国领导在“戴维营会谈”时期就责备赫鲁晓夫忘记了提出福尔摩萨问题和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这又何足为奇呢？中国领导得到的结论是——象在它之后菲德尔·卡斯特罗所得到的结论一样——如果有所谓“缓和”的话，那缓和决不适用于中国，这又何足为奇呢？
当中国领导听到西方的警笛吹出那多年来由戴高乐提倡的“欧洲人和西方人，包括苏联人，在黄祸面前的基本团结一致”的声音，接着是资产阶级报纸对赫鲁晓夫的狂热称赞（请看史蒂文森在赫鲁晓夫七十寿辰的特别演说词），他们该怎么想呢？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苏联领导不以特殊的努力来加强团结，从而消除怀疑不信，却利用经济压力和封锁，把自己的路线强加于人，那么，冲突的所有一切基本条件就都出现了。
同工人国家间的冲突问题相连的一个问题，是工人国家间的经济合作，或象现在人们所说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际分工”问题。苏联领导人多次攻击中国领导人是“民族主义”、“主张经济自足自给”等等。很明显，那些主张单独一国可以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的人是没有权利提出这些攻击的。而且，不可争辩的事实是，所有的官僚主义，中国的官僚主义当然也一样，总是表现出某种不应有的民族主义的倾向的。我们在后面再来讨论这个问题。但在这个经济问题的明确范围内，这个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实际上我们是面临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很少探讨过的一个领域。众所周知，照马克思的说法，根据世界市场价格的商品交换，是不等价交换，因而将相对不发展的国家的价值（劳动社会生产率在这些国家内低于平均值），向较发展的国家转移（劳动社会生产率在这些国家内比较高）。工人国家之间的商业贸易是不是可以根据世界市场的价格呢？如果不能的话，那么，人们对于价格可以利用哪一种客观的参考系统呢？如果可以的话，那么，这不是同样将“贫穷的”工人国家的价值向“富有的”工人国家转移吗？要补偿商品交换的这种价值差额，不就永远需要向穷国提供善意的援助才行吗？而且所有的“国际分工”都有把工业发展的不平衡情况固定下来的倾向，这不又是把交换中的不平等固定下来吗？也就是说，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这不就是“贫穷的”工人国家受“富有的”工人国家的“剥削”吗？
无论如何，中国人否认他们鼓吹经济自足自给的。下面是中共中央1964年2月29日给苏共中央的信里关于这点所写的话：
“你们经常攻击我们‘单干’，而吹嘘你们自己是主张社会主义各国的广泛的经济联系和国际分工的。但是，你们在这方面的实际行动，究竟是什么呢？
“你们侵犯兄弟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反对兄弟国家按照自己的需要和可能，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经济。
“你们欺负经济比较落后的兄弟国家，反对它们实行工业化，力图迫使它们永远处于农业国的地位，成为你们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场。
“你们欺负工业比较发达的兄弟国家，硬要它们放弃传统产品的生产，变成替你们某些工业部门服务的附属工厂。
“你们还把资本主义世界的弱肉强食的原则，搬到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来。你们公然把垄断资本集团搞的‘共同市场’，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
“你们的这些做法，都是错误的。
“我们主张中苏两国之间，以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在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方面，实行真正平等的、互利的、新型合作关系。
“我们认为，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互助委员会必须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加以改造，使这个苏共领导一手把持的组织，改变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国家自愿参加的、真正平等互利的组织。”（同上15页）
人们至少可以说，以前南斯拉夫提出的同类的揭露（谁也不说南斯拉夫是赞同中国的），现在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在这一方面同苏联的冲突，经济互助委员会内部关于价格计算的争论，关于在经济合作中多边制度、双边制度或三边制度的利弊的争论，都不能反驳中国提出的这些指责。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对这些指责也只能发出无力的叫喊：“反苏的诬蔑！”……可惜的是太多的“反苏的诬蔑”都被不可驳倒的事实证实了，使人不能轻易驳回中国人在这方面提出的指责。
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战术的分歧
在这一方面，最近发表的中国言论（《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和苏联的言论（1964年4月3日《真理报》发表的苏斯洛夫报告），对于人们已经知道的思想意识的分歧，以及冲突开始以来所有的地位变化，没有补充多少东西。
中国继续把他们的攻击集中于下列各点：
1）他们肯定防止战争的根本战略路线是革命，而不是“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作为不同社会性质的国家间的行为规约，他们并不反对，但他们说，和平共处本身长久下去是不能防止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
2）他们主张在现阶段，组成世界革命的主要部分的是殖民地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竞赛”——工人国家的力量加强[5]；
3）他们反对在帝国主义国家以及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和平道路”的论点；
4）他们认为有必要把殖民地人民的斗争引向武装斗争，更明确地说，引向游击战；
5）他们强调各宗主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国家的共产党有义务支援殖民地斗争，而这义务已经多次被破坏了。
在所有这些问题上，象在第四国际重新统一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中所肯定的那样，中国的论点是不可争辩地更接近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比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传统论点更为正确。
在战争问题上，毛泽东过去使用了错误的说法，可能使人认为他对世界核战争给人类造成的危险估计过低。很明显，关于这个问题，中国人早就纠正了，而今天如果重复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公开信中说的什么中国人“为实现全世界革命，毫无顾虑的要通过一次使数千万人死亡的全世界的核战争”，那就是干脆纯粹的诬蔑[6]。
现在只把中国的许多文件中的一段引在下面：
“苏共领导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惜采取造谣诽谤的办法，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他们硬说，中国共产党主张支持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就是要挑动世界核战争。
“这是离奇的谣言。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积极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包括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不这样做，就是背弃了自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我们同时认为，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只有依靠自己的坚决的革命斗争，才能取得解放，任何别人都不能代替。
“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取得和保持核优势。只有这样，才能迫使帝国主义不敢发动核战争，才有利于彻底禁止核武器。
“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支持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不应当，也不需要使用核武器
[7]。
“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手中的核武器，永远只能是抵抗帝国主义核威胁的防御武器。社会主义国家绝不应当首先使用核武器，进行核讹诈、核赌博。
“……事实上，不是我们，而是苏共领导，经常吹牛，说要使用核武器援助这个国家或者那个国家的反帝斗争。（《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1963年11月18日的公开信。）
中国人坚持殖民地革命在世界革命的现阶段具有头等的重要性，竟使他们被指责是种族主义！这是既离奇又荒谬的指责，因为从什么时候开始，拉丁美洲的人民——中国人一贯把拉丁美洲包括在这个最重要的地带内的——全都变成有色人种的呢？当苏联出席阿尔及利亚的亚非会议的代表加富罗夫攻击中国人“踏着成吉思汗（！）和希特勒的脚印前进”的时候，这不叫人想起另一个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所说的“希特勒托洛茨基主义”吗？当他毫不迟疑的在法国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面前说：“法国人（！）是不是认识到中国人是要联合黄种人和黑种人来反对欧洲人，来反对不管那国的白种人吗（！）？他们看到这种危险吗？”他不过是重弹那最卑劣的反共反华的宣传老调而已，而这才是就“黄祸”大做文章的真正种族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宣传呢。自称为共产党人的官僚主义者居然能堕落到这样低级的论战水平，真是丢脸。不过，这总算向我们证明，为反对苏联官僚主义的敌人而进行的论战，在克里姆林宫还没有收到非斯大林化的好处。……
中国人特别强调暴力革命、武装斗争的不可避免性，特别是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他们提出中国、越南、古巴和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教训，并且要人给他们举一个由“和平道路”取得胜利的革命例子来。这个主张被赫鲁晓夫主义者攻击为“教条主义”。下面是苏斯洛夫关于这方面讲的话：
“中国代表在跟尚未取得解放的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中，在国际会议的演讲和发言中，只是谈在这些国家内发动武装斗争的必要性。例如中共中央委员刘宁一就在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会议上说，‘武装斗争的道路是被压迫民族取得完全解放的道路’。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贯支持反对殖民老爷们和反对专制暴政的武装暴动，一贯支持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战争，并且继续这样做。但他们从来就反对那种简单化的战术，这种战术的基础就是教条式地应用单一的斗争形式，而不考虑具体条件。在目前形势下，这样的战术更为有害，因为在许多（！）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中，民族政府掌握了政权，执行反帝的政策（！）。在这样一种形势中提出武装斗争的口号，把它当作一个普遍的解决方案，那就造成双倍的损失，既使民族解放力量迷失方向，又使这些力量不能去（！）打击帝国主义。说阿尔及利亚、加纳、马里和其他国家的工人面临武装起义的任务，这不是无知吗？象这样的目标归根结蒂只能加强反动派，他们正是要推翻这些国家的现存政府。实现这个目标的企图只能是造成在这些国家内的损害，像在印度尼西亚和锡兰那样。”（《真理报》，1964年4月3日）
这显然是拙劣的混淆和歪曲。让我们饶了这些“一贯”支持反对殖民主义和专制压迫的武装起义的（斯大林派或赫鲁晓夫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吧；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战士和古巴的七二六运动的战士可以对这点说一些话[8]，且不提我们的秘鲁同志休戈·布兰科，他最近在正式从属于赫鲁晓夫的《新国际评论》中，被指责是一个“煽动者”，因为他犯了罪，想以武装来保卫秘鲁农民占有的土地，反抗为地主服务的无赖打手的武装攻击[9]。可是中国人显然从来没有说过在阿尔及利亚必须发动武装起义；他们正确地认为阿尔及利亚人民从帝国主义取得“完全解放”的任务，基本上已经由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武装斗争实现了，至于其余的，可以由现政府动员群众来完成。
中国人提出的问题所涉及的国家或者是殖民地国家，或者是由帝国主义的直接代理人寡头政府统治的半殖民地国家，或者是由同新殖民主义结成联盟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统治的半殖民地国家。在谈到由“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时，中国人很少谈反对这个资产阶级的武装斗争（这正是人们可以责备他们的地方），而多谈摧毁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地位的武装斗争，没有这个斗争，民族资产阶级终于要为武装的反动势力所推翻（他们对巴西事件所描绘的简图突出地表明了这一点）。
我们倒想请教一下，“民族政府”掌握政权的“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是哪些？事实上，拉丁美洲所有各国政府，一个又一个地全都跟美帝国主义站在反古巴运动的战线上。我们也想知道这些神秘的“民族政府”的阶级性。至于在恰当的时机，为取得在印度尼西亚和锡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而进行一些武装斗争的“有害”性质，我们倒要请苏斯洛夫容许我们有跟他不同的意见。
不错，中国领导人在殖民地革命的问题上并不支持完整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们继续鼓吹这个革命的“两个分开阶段”的论点，先是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然后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在实践中，这个论点跟赫鲁晓夫关于“民族民主国家”的论点的不同是对赫鲁晓夫有利的。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为，这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阶段只是在无产阶级（及其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才能取得胜利。当他们谈到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时，他们谈的是跟使1925-27年革命归于失败的联盟毫无共同之处的一种特殊联盟，是比较接近于毛泽东在1945-47年所主张的联盟：共产党保存它自己领导的自己的武装力量，控制自己的地区。事实上，这是双重政权的一种变相形式。
人们知道，按照这个论点，中国共产党领导今天依然认为，1949年10月在中国取得胜利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人们将看到，虽然我们同中国人在意识形态上有分歧，我们倒是乐于看到在未来的岁月中有很多这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
老挝的冲突很可以让人清楚地比较一下赫鲁晓夫派和中国人对于跟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不同看法。苏联官僚主义当时无宁是倾向于按照字面来执行日内瓦协议，把所有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中立派”的梭发那·富马亲王手中，但巴特寮拒绝让出自己占领的一寸土地，拒绝交出哪怕是一连士兵，一步一步地吞食反动派和中立派的地区，而当中立派露出真面目、同反动势力打成一片时，它就进而占领大部分老挝国土。我们没有充分的资料，不知道这个战术究竟在什么程度内符合或不符合老挝人民群众的愿望；但这个战术跟赫鲁晓夫的战术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
苏斯洛夫攻击中国人，说他们毫不重视解放了的殖民地国家中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关于这一点新华社于1964年5月16日发表了越南《人民报》总编辑黄敦的一篇文章，予以驳斥。中国人的论战所针对的，不是解放了的殖民国家中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发展的不可能性，而是在这些国家内没有事先完成革命，没有成立工人国家，没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单独通过“经济援助”、“经济建设”的道路而达到这一个目的的不可能性[10]。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的论点显然又比赫鲁晓夫派的论点更接近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论点。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力量的排队
只要把促成世界各处共产党分裂的直接原因列举出来，就足以看出这样一件事实，那就是亲华的倾向，在所有情况中，都是左的倾向，而直至现在，这个规则没有任何例外，这一事实无论如何是中苏冲突的意味深长的一个方面。
在印度，党的分裂起源于对中印军事冲突的态度：亲赫鲁晓夫的丹吉派主张同本国资产阶级的神圣联合，反对中国工人国家（这是比1914年的社会民主党更为卑劣的背叛）；亲华的兰那地夫派主张革命的失败主义。
在巴西，亲赫鲁晓夫的普列斯特斯派公然声称“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道路不适用于巴西”，主张“和平道路”，主张同资产阶级的政客结成腐朽的选举集团（大家都知道以后的结果如何！）；亲华派组成了巴西的共产党，主张武装起义的道路。
在秘鲁，分裂的直接原因之一是利马市市议会的选举：赫鲁晓夫派主张支持政府的候选人；亲华派主张支持民族解放阵线的菲德尔派候选人（民族解放阵线和前身是起义的美洲人民革命同盟的左派革命运动，以及由休戈·布兰科领导的托洛茨基派的左派革命阵线结成统一战线）。
在比利时，雅克·格里巴派批评赫鲁晓夫派共产党在1960-61年大罢工时，在刚果危机时，对斯巴克的对外政策所采取的机会主义的态度；官方承认的共产党不仅维护“和平道路”，而且维护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议会道路”。
在锡兰，桑穆加塔桑亲华派批评赫鲁晓夫派对班达拉奈克夫人的资产阶级政府所持的妥协态度，要求给工人罢工以更有力的支持。
在西班牙，共产党的三个亲华派主张以革命方式推翻佛郞哥，由此转向社会主义革命。赫鲁晓夫派赞成“民族和解”和用“和平的总罢工”推翻佛郞哥，从而转向资产阶级民主的重建。
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亲华派谴责赫鲁晓夫派采取社会民主党方式，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等。
当然，这些分裂在各国的程度有所不同，意义也不一样。一般说来，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亲华的党派比赫鲁晓夫派力量大；在帝国主义国家内（日本除外），亲华力量是少数集团。按照它们在本国社会和阶级斗争中所有的实际分量，这些集团或向对中国论点作有批判的支持的立场发展（这是在殖民地国家内的一般情形），或向整个地、不加批判地接受全部中国的立场发展（这通常引起迅速的分化，引起被左的路线吸引过去的青年和健康的分子同斯大林的老官僚主义者发生冲突）。
不过，中国的论点，或是按同一方向发展的菲德尔派的某些论点，即赞成武装起义的某些论点，看来有可能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取得胜利。这个胜利可能以下面两种方式实现：或者通过整个党、或成为大多数的派别接受中国的立场（特别象在印度尼西亚、老挝、南越、南朝鲜所产生的情况，在桑给巴尔可能产生的情况，将来在印度似乎也将产生这样的情况），或者通过整个党不公开加入中苏冲突而转向武装起义的立场（在委内瑞拉产生的情况就是这样，在好几个中美国家也就要产生这样的情况）。
人们当然不能排除这个假定，即在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人的日益增长的压力下，克里姆林宫对殖民地革命问题，至少在口头上和文字上，不得不要向左转。在目前，除了一些不算数的空话以外，还没有以严肃的方式表现出来；但当它看到可怕的前景的时候——特别因为这个前景使它丧失在帝国主义面前作为殖民地革命的“有效的谈判对手”的地位，这在老挝危机中已经清楚地显示出来了！——当它看到自己同正在世界上进展的革命越来越脱离的时候，类似的转变也不是不可能的。但人们现在不能在这个转变没有发生之前，预先估计它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中苏冲突的动力能产生什么影响。
在继续完全做克里姆林宫附庸的各国共产党和追随北京的各国共产党之间，最近六个月来，出现了一个由几个大党构成的“中间地带”，这些共产党虽然基本上或部分地支持赫鲁晓夫派的政治主张，但拒绝参加可能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完全分裂的组织活动。在这些党中间，首先要提到意大利共产党（意共本身越来越分为好几个倾向，一部分亲华的论点获得基层左倾分子的同情）、波兰党和罗马尼亚党。
当人们知道，赫鲁晓夫要立即召开共产党国际会议的计划，为中国、印度尼酉亚、北朝鲜、北越、南越、阿尔巴尼亚、意大利、波兰、日本、罗马尼亚、新西兰、英国共产党，为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而且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所拒绝时，人们就可以理解上述“中间地带”的意义了。这些党代表几百万党员和几千万同情者；他们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苏联官僚主义从此对这个运动部分地失去控制力量了[11]。
在关于国际革命的观点和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观点之间，不存在什么相互关系。对我们来说，这并不是新鲜事情。我们多年以来就强调指出，铁托南斯拉夫的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之间存在矛盾。它的对内政策无疑是比较反官僚主义的、比较左倾的、部分地走经济自治方向的——虽然由于在政治方面缺乏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而存在种种局限性——，而它的对外政策是超级机会主义的，从朝鲜战争到古巴革命，多次濒于背叛行为的边缘。由于南斯拉夫竭力邀请美帝的走狗、军事侵略古巴的鼓吹者委内瑞拉政府参加“不结盟”国家会议，古巴和南斯拉夫之间发生了公开冲突，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怎么还能否认这个矛盾呢[12]？
在各工人国家中，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官僚主义化的程度，和对国际革命的倾向程度之间，没有任何机械的和绝对的相互关系。同帝国主义的关系以及革命的永久性的辩证关系，在这一问题上具有无比重要的性质。1919年时贫穷衰弱的苏俄远没有1959年时世界第二强国的苏俄那样官僚主义化；1950年比较落后的南斯拉夫曾给官僚主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施以打击，比在工业和文化方面先进得无法比拟的捷克斯洛伐克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早得多。进行工人管理的试验的是今日只有不到五十万无产者的落后的阿尔及利亚，而不是在有七千万无产者的苏联。是在不发达的古巴，而不是在一个工业化的国家里，革命的国际主义的面貌自十月革命以来第一次又以最鲜明的形式重现出来。
斯大林和非斯大林化问题
同样真实的是，随着中苏冲突渐渐恶化，中国人就更加重视捍卫斯大林和反对非斯大林化的斗争问题。以前，我们已经有机会强调指出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某些主要论据的拙劣和虚伪性[13]。他们在最近的文件中提到斯大林的地方当然是一样。例如在他们答复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第七篇文章《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里，他们特别指出：“这是因为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内对外政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了最伟大的贡献，对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了国际主义的支援。”
对于在列宁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的功绩，我们之间没有分歧。但关于在斯大林时期的那些说法，那是歪曲历史真实，只能是愚昧无知或是对历史的蓄意伪造的产物。
请你们解释解释，中国的同志们，斯大林是怎样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内政策的。他强迫实行农业合作化，使苏联的农业倒退了三十年，到他死的1953年时，每一居民的谷物产量，以及在牧畜方面按人口计算的国家储备量，比三十五年前十月革命时还要低下。
请你们解释解释，中国的同志们，斯大林是怎样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内政策的。他把托洛茨基左翼反对派提出的加速工业化的要求从1923年推迟到1927年，整整推迟了五年，他同时宣称同布哈林团结一致，说：“我们现在支持，将来还支持布哈林”，而布哈林是依靠私有制的农民，要以“乌龟的步伐建设社会主义的”。
请你们解释解释，中国的同志们，斯大林是怎样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了国际主义的支援”的。你们自己也承认，他在1925-27年的革命时期（对于这次革命暂时的失败起决定性的作用），以及在1940-49年时期，执行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并竭力把这条路线强加给你们[14]。
请你们解释解释，中国的同志们，斯大林是怎样对西班牙的“革命斗争给了国际主义的支援”的。你们的西班牙朋友的《无产阶级》报和《革命》杂志也承认，斯大林强使西班牙人民接受跟随“民主资产阶级”屁股后面的反革命路线，并堵住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大路[15]。
请你们解释解释，中国的同志们，斯大林是怎样对1944-47年的法国人民和意大利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了国际主义的支援”的。他把最机会主义的、最右倾的路线，包括同君主独裁的反动派团结的路线，强加于他的陶里亚蒂，他又把下面这个著名的“革命的”口号强加于他的代理人多列士：“只能有一个军队、一个警察、一个国家”，也就是只能有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戴高乐的军队、警察和国家。他解除游击队的武装，阻止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请你们解释解释，这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怎么在1945年就在给英国共产党党员的那封著名的信中，传授那“走向社会主义的议会和平道路”的路线，而当赫鲁晓夫提出这同一条路线时，你们今天就理所当然地予以批判呢？怎么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革命家”以他的所有全部权威包庇了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关于以资产阶级的国有化为基础、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民主”方面的喋喋不休的修正主义废话，而现在陶里亚蒂的所谓“结构改革”路线正是当时所谓“新民主”路线的忠实翻版。
很明显，中国共产党不是真诚的，因为他们可以一面揭露那些象苏联领导那样，“把社会主义在一国或一部分国家的胜利，实际上看作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结束”（《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的人们的观点，一面又可以赞扬斯大林的“国际主义”，可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斯大林，他反对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系统地捍卫了这个单独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16]。
所以，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恢复名誉的企图，在整个中国的论战中显然是一个巨大的矛盾。有必要一面寻找这个企图的根源，一面寻找解决这个矛盾的方向。
中国人是“斯大林主义者”吗？对于这个问题，利维奥·麦丹已经做过一个初步的答复[17]，我们现在只把他的论证的大意重述一下。
很明显，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下面这个意义上是斯大林派；他们是斯大林的政治和组织学校的产物，——同样，赫鲁晓夫跟他在苏联国内外的朋友们和同盟者，从苏斯洛夫到陶里亚蒂，从铁托到多列士，全都是这个学校的产物。中国领导人也在下面这个意义上是斯大林派：他们的国家内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在苏联也一样没有——他们的党内没有党员的真正民主权利，——苏共的党员也一样没有，而且人们不让他们有知道中国“兄弟党”的意见的权利。中国共产党“不顾多次警告”，仍把载有中共文件的数万份小册子，送给苏共党员这个事实，被苏共领导人认为是中国人的一种“特殊罪过”。
但当我们离开这些一般性的范围时，情形就变得复杂多了。托洛茨基派从来就把斯大林主义看成是工人国家在一个特权阶层的力量下向官僚主义蜕化的表现。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认为，现在苏联的官僚主义显然比中国的官僚主义更有特权，更为富有，更脱离人民，更带有暴发户的保守心理。如果说讨论的自由，特别在非政治的范围内进行讨论的自由，在苏联可能比在中国广泛一些的话，那么，在中国，特别是在公社内（它的社员大会是国家的基层机构），自治管理的因素却比苏联的多。在苏联，开始非斯大林化的十一年以来，还没有民主选举的工人委员会，也没有民主选举的苏维埃，而且还在谈逐渐加强“厂长权力”的问题。
难道说，动力在苏联是向工人民主这个方向发展，而在中国则是离开这个方向吗？应该摆出事实来证明，而不能单靠引用斯大林的话！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无产阶级对官僚主义施加的压力在苏联比在中国大，因为苏联无产阶级数量较多，技术较熟练，文化较高。但国内的客观形势，尤其是政府的政策，并不单是这种压力的反映，而是这种压力同官僚主义的抵抗、力量和财力方面相结合的结果——至少在它还没有被政治革命推翻之前是如此。而从这个观点来看，苏联官僚主义的力量、财力和蜕化程度比中国官僚主义大得多。中国官僚主义在本国内没有遭到苏联三十年代的强迫合作化和集体屠宰牲畜所引起的那种可怕的紧张局面[18]。
问题的根子却不在这里。在中苏冲突下面的两个伟大社会力量，一是工人国家的无产阶级，一是殖民地的人民。直至目前为止，苏联官僚主义特别是对第一种力量的压力让步，中国官僚主义是对第二种力量的压力让步。要使中国官僚主义越来越脱离国内外劳动群众，保守政权得到真正的巩固，那就必须使这个官僚主义不再受殖民地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浪潮的影响。因为，我们不要忘记，托洛茨基认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斯大林主义不是“落后国家”的机械的产物，而是由于世界革命出现低潮而孤立起来的落后国家的产物。托洛茨基曾强调指出，甚至是革命“向东方”，也就是向其他落后国家的扩展，也要打断斯大林官僚主义的腰骨。人们很难理解，当世界革命正在高潮之中，官僚主义怎么会在这些条件下在中国又生长了出来[19]。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要掀起一个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运动呢？是因为他们“真正”是斯大林派吗？毛泽东最初是为非斯大林化叫好的，这又怎样解释呢？——赫鲁晓夫主义者也提起这一点，不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他对斯大林的错误和罪恶的原因作了一个比赫鲁晓夫的更进一步、更合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是因为在二十大之后，在初次赞许“非斯大林化”之后进行的“百花齐放”的试验，使毛泽东深信非斯大林化对中国官僚主义太危险了吗？但又怎样来解释，在中国丝毫没有对斯大林的崇拜，中国报刊差不多从不依据斯大林，中国杂志上的理论文章差不多从不引用斯大林，而对斯大林言论的引用和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整个运动好象完全是给外国读者看的，只是在答复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评论中和给“兄弟党”的文件中才有呢？
我们依然深信，中国人保卫斯大林的运动首先是为了战术的目的；它首先用来把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以及其他共产党内怀念斯大林的人们，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下面这个事实至多是促进了这个运动，那就是毛泽东在维护斯大林的权威的同时，也就维护了一般的权威原则，因此也维护了他自己在中国和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权威，此外，中国官僚主义害怕“非斯大林化”如果按照逻辑推到极端，就会产生过分爆炸性的力量。这当然算不了对这个运动的一种辩解，也不是一种证实。这个运动的目的和效果在工人国家中是罪恶的，它同时又是一个巨大的政治愚蠢。不过，在我们看来，这个解释更符合于整个形势。
所有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所有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同时也是一个历史的诊断。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立场首先取决于它对美帝国主义的特殊地位，它的特殊的国际形势，取决于它由于以上情况，也由于取得革命政权不久，因而受到殖民地革命的较强大的压力这样一个事实。所以我们认为恢复斯大林名誉的运动是它演化过程中的次要的、非主流的因素，不过这个运动给它的演化过程带来了一个矛盾的因子（归根结蒂，这个因子反映出中国领导的官僚主义本质）。
如果这个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就将看到中国人由于他们的立场的逻辑，不得不越来越攻击“单独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平道路”和“与民族资产阶级团结”（实际是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我们将看到他们不得不在事实上越来越捍卫“不断革命”的路线，不得不支持“亲华的”的左派共产党，即使是他们不能完全控制的党也是一样支持（印度、委内瑞拉、古巴，以及一般在拉丁美洲的菲德尔派）；不得不接受这些党同在锡兰、玻利维亚、秘鲁、阿根廷、智利和其他各地的托洛茨基派之间的事实上的统一战线；不得不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施加压力，使它彻底改变它的政治路线，开始为夺取政权而进行认真的斗争；不得不支持在非洲的法国势力范围地带的反帝的革命派，虽然他们和戴高乐在外交关系上日益接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斯大林主义”的实际效果，至少是关于世界革命方面，其趋势是逐渐减少而不是逐渐增加，剩下来的问题就是每个国家的群众运动和革命运动的自主力量的大小了。
反过来，如果我们的分析不正确，如果中国人的“斯大林主义”就是他们的根本“原动力”，如果他们从革命方面受到的压力只不过是次要的因素（只不过是一个“思想意识方面的借口”，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那么我们就将相反地看到，中国共产党要中止对于反对“中间地带的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的一切支持，而且推动这些国家的亲华共产党对它们国内的资产阶级采取右倾机会主义的政策[20]；我们就将看到中国共产党要设法以奴役方式，使正在生长的所有亲华左派共产党屈服，并且同所有不能百分之百追随他们的共产党粗暴地决裂；我们就将看到他们拒绝同托洛茨基派联合行动，即使当这种联合行动对于群众运动的前进是必不可少的时候也照样拒绝（在锡兰、秘鲁和玻利维亚的情形确实就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口头上对赫鲁晓夫政策的批评和他们事实上在许多国家内对这种政策的模仿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就将有目共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必然要陆续丧失在殖民地革命内部的全部影响。很明显，到那时候，占统治地位的反革命斯大林官僚主义的影响已经占了最初的“左中派”的薄弱力量的上风了。
托洛茨基主义的幽灵
从赫鲁晓夫派和中国人最近的文件里，可以再清楚不过地看出，这两个敌对的阵营全都攻击对方是托洛茨基主义，全都攻击对方帮助托洛茨基派。毛泽东和苏斯洛夫都说什么“托派的渣滓”、“托洛茨基主义的可怜的残余”——垂死的、临终的残余，却由于他们彼此指责是由对方引起的在官僚主义阵营的突然“分裂”而奇迹似地复活起来了。但这只不过是个行文的问题。人们决不会为一个“垂死的”运动，为一些并不存在的组织写越来越长的文章，决不会在印发几百万份的文章里照原文引用我们的话。
为什么苏斯洛夫不指责毛复活了“布朗基主义”或者“无政府工团主义”呢？为什么毛不指责赫鲁晓夫是为布哈林派、布兰德勒派或白劳德派效劳呢？因为工人运动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这些短命的倾向，早就都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而托洛茨基主义则从没有象现在这样更有活力；在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中，它是到处都以政治的方式表现出来；同时随着近代无产阶级、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越来越多的“新”国家里发展起来，它在这些国家出现，从而鲜明地显示出了它的普遍价值。
辩论的论据一般是显然薄弱的，可能赫鲁晓夫主义者季莫菲耶夫的论据是例外，他在《共产党人》中不是没有理由地攻击中国人借用了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同时又大大歪曲了这个理论。中国共产党答复苏共“公开信”的八评，《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一般说来，也是一篇卓越的文件，显然是中国人直到现在所写的最好的一篇文章，对于其中的论据，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赞成百分之九十……哪怕只是因为他们自己说过所有这些话，而且说得更好，说得更早[21]。但象列宁所说：“一勺沥青可以弄坏整桶蜂蜜”；在这篇卓越的文件里的那勺沥青，就是下面这段话：
“苏共领导给中国共产党扣了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帽子，这更是荒谬绝伦。事实上，继承托洛茨基主义衣钵，同今天的托洛茨基分子站在一起的，不是别人，恰巧是赫鲁晓夫。
“托洛茨基主义在各种问题上表现不一，而且经常戴上‘极端左倾’的假面具，但是它的本质是：反对革命（！），取消革命。
“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托洛茨基主义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实质上是一丘之貉。所以斯大林曾经一再指出，托洛茨基主义是变相的孟什维主义，是考茨基主义，是社会民主主义，是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先锋队。
“今天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实质，也是反对革命，取消革命。因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不仅同考茨基主义如出一辙，而且同托洛茨基主义殊途同归。‘托洛茨基主义’这顶帽子，还是赫鲁晓夫自己戴起来罢。”
上面这种推理的逻辑的确是很奇妙的。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所以它同“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是一家人。它们两个都是“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先锋队”。赫鲁晓夫主义呢，则跟考茨基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是一家人；所以它也是一支“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先锋队”。但这样就不仅意味着苏联今天是由一支“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先锋队”领导着，在苏联当权的是国际资产阶级（他们对这一点当然没有意识到），而且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他们是老早就可能被斯大林以“腐朽的自由主义”的罪名送到老家去的不可救药的修正主义和事佬——答应跟一支“反革命”先锋队坐在同一张桌子边，跟他们讨论，甚至建议停止公开论战，宣扬继续内部讨论，“达成一致的协议”[22]……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莫非也是类似的“先锋队”吗？人们看到，论战过了分，反而打中了自己；中国领导人想证明太多事情，结果在这方面完全陷到泥坑里去了。
他们说：“托洛茨基主义的本质是反对革命，取消革命，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难道还要浪费笔墨来证明这只不过是经不起客观辩论考验的卑鄙诽谤吗？托洛茨基的历史功绩正在于他在1905年就预言了导致俄罗斯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一定要到来，在1925年就预言了导致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断革命一定要到来，“托洛茨基主义的本质”怎么能是“反对革命”呢？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希腊的托洛茨基派早在1944年就费了那么大的力气，作出那么多的牺牲，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跟斯大林-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进行斗争，“托洛茨基主义的本质”怎么能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呢？玻利维亚的托洛茨基派早在1952年就参加玻利维亚革命，美国的托洛茨基派就在合众国的心臟内，系统地组织保卫古巴革命的工作，法国的托洛茨基派和其他许多国家的托洛茨基派，在帮助阿尔及利亚的革命上起了头等重要作用，因而使得第四国际书记处的三个成员遭到帝国主义的指控和监禁，而日本的托洛茨基派在1960年阻止艾森豪威尔来日本访问的多次激烈示威游行中起了众所周知的作用，“托洛茨基主义的本质”怎么能是“反对革命”呢？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另一个阵营是怎样看待托洛茨基主义在中苏冲突中的影响的。苏斯洛夫报告《苏联共产党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而斗争》第七章的一大部分是专论托洛茨基主义的。标题是：《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新托洛茨基主义的偏向的危险》。我们不能把论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的段落全都引下来。我们只引下面几段吧：
“所以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采取了这条道路之后，中国领导人合乎逻辑地堕落到这步田地，竟至从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行囊里借用许多思想和概念，同样，他们又继承了托洛茨基主义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斗争中的派别和分裂方法。
“是的，同志们，应该公开的说出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理论和政治概念的整体在许多方面都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翻版，其实这些早就被国际革命运动所抛弃了。
“中国领导人关于战争和和平问题方面的概念实际是表示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托洛茨基派‘既不要战争也不要和平’的口号在新的条件下的重复。
“拿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反对同资本主义进行经济竞赛的积极鼓动来说吧。这种提问题的方式是新鲜的吗？不，它不过是托洛茨基关于放弃（！）和平经济建设，关于手持武器，向‘革命战争’的战术，向世界革命的‘加速’过渡的老主张罢了。
“人们知道（！），这就是托洛茨基派的不断革命论的真正涵义。在这个问题上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曾经有过历史性的重要意义。斗争的结果决定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和国际革命运动的命运……
“……中国人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蜕化’的危险的论点，跟托洛茨基主义的类似也同样明显。对这一类的捏造，我们可以这样回答：这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我们党老早就听过了。这是在新的条件下重复托洛茨基派所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蜕化’为‘热月政变国家’这个诽谤。（《真理报》，1964年4月3日）
苏斯洛夫接着对中国领导人发出一连串的警告：你们以为托洛茨基派今天是“微不足道的小集体”，就可以借用他们的思想了。你们醒醒吧！他们将利用，而且已经在利用你们的革命了。从前，你们了解“小资产阶级渗透”的危险威胁着你们自己的党；今天你们好象把它忘了。是你们悬崖勒马的时候了，因为你们这种政策既威胁我们，也威胁你们自己。
这种“理论的”依据（苏斯洛夫无聊的议论的确只配带上引号！）是十分可怜的：倒说托洛茨基主张“放弃”和平经济建设（其实是为了这个缘故，他早在1923年就提出苏联要进行工业化，实施五年计划）；倒说中国人也是这样（实际是因为这样，苏斯洛夫才在后面一页中指责他们要过度加速他们国家的工业化）；倒说不断革命就是过渡到“革命战争”（对一生从没有见过真正的革命的眼光短浅、暴发的官僚主义者来说，无产阶级群众或一个革命的政党夺取政权的斗争只不过是……由苏联来发动一次“革命战争”）。这就是人们在今天，斯大林死后十年，对世界各处的数千百万的共产主义者，作为新福音一般提出来的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
但是，在这些可耻的伪造后面，倒有一种同真理距离并不很远的政治逻辑。苏斯洛夫说，中国人大部分思想的根源是托洛茨基主义；这完全正确！他说，这些思想威胁苏联官僚主义的地位；他也没有怎么搞错。而他最后警告中国领导人说，在他们那里同样有官僚主义，它有为“不断革命”的跃进付出代价的危险；这也是真理。
这就是中国人反托洛茨基派的立场的秘密，也就是他们的一般是进步的思想意识的立场和他们拼命拖住斯大林的企图之间的矛盾的秘密。因此，由于世界革命、殖民地革命、工人国家内的政治革命、还有我们应该期望的帝国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进步而导致的这个矛盾的正面解决，将在当代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托洛茨基派纲领的基础上，创造出必要的力量，把争取国际工人运动革命路线的斗争同争取工人国家内社会主义民主的胜利的斗争结合起来，把坚定不移地保卫革命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斗争、在所有工人国家的民主和平等的基础上重建统一集团的斗争以及根据民主集中制重建一个群众革命国际的斗争结合起来。
1964年6月10日
（译自法文版《第四国际》1964年7月号）
[1] 关于问题的这一面，我们在谈到因“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分工”而引起的问题时再来讨论。
[2] 特别参阅政治决议和特殊决议：《中苏冲突以及苏联和在其他工人国家的情况》，（《第四国际》第19期，1963年第三季度）。
[3] 人们可以补充这样的话：你们完全违背了共产主义的道德，因为你们不在这时候以赠与形式向中国提供远远超过你们给尼赫鲁和纳赛尔的“援助”总额的特殊援助。赫鲁晓夫当时没有这样做，现在却吹嘘（苏斯洛夫的报告）他曾建议提供……一笔一百万吨小麦的信用贷款，即中国当时所有粮食的千分之六。在作出这样一种所谓“国际团结”的光辉表示之后，他的建议的虚伪性，也是不足为奇的。
[4] 参看1963年3月《第四国际》18号所载我们的文章《中国经济紊乱的五年》。
[5] 很有意义的是，苏斯洛夫的报告开始有一章专论社会主义阵营的加强，而这正是这篇报告的轴心。这跟中国文件的不同，很是明显。
[6] 即使是无宁属于赫鲁晓夫派的，新的意大利左派社会党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也承认这点。参看他们在1964年4月19日的《新世界》中《给中国同志的公开信》。
[7] 这两小段引文的次序把原文的次序倒置了。——译者
[8] 1964年5月9日的《圣战者》周报很及时地提起法国共产党和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对于1945年5月8日阿尔及利亚塞提夫起义事件所持的反革命态度。在谈到阿尔及利亚报刊在事件发生的时期报道的方式时，这家民族解放阵线的周报继续写道：“读者马上就可以看到5月10日（星期四）总督政府的政治和外交办公室主任阿尔帝先生给法国共产党和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记录。他特别谈到关于阿尔及利亚人民党（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政党，民族解放阵线的前身，极左翼）、法国人民党（法国法西斯政党，极左翼）中的希特勒代理人，以及混入其他自称民主的组织，为法西斯帝国主义服务，同法西斯殖民老爷和穆斯林封建主相勾结的代理人的挑衅行为。在制造流血事件的企图未能得逞以后，“这个罪恶的联盟就一心只想挑起内战了”。听到这些话以后，代表团作如下的建议：分配七千五百公斤谷类，解除对干菜的封锁，“特别是迅速无情地征办出卖给希特勒政权和法西斯帝国主义的维希卖国贼……”
中国共产党同志们，这些反对阿尔及利亚人民革命初期的卑鄙诬蔑，不是在斯大林时期说出来的吗？那么，斯大林为什么从来没有加以批评呢？岂不是他赞同这些诬蔑，甚至鼓励这些诬蔑吗？怎么你们可以攻击赫鲁晓夫的政策却赞扬斯大林的政策呢？前者只不过是后者的继续罢了。
[9] 《新国际评论》1963年第7期第178-179页。
[10] “民族人民民主革命是向着社会主义发展的。把它进行到底，就将创造有利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条件——现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任务，完全不是象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是发展经济的任务。他们的最重要任务是集中他们的力量打击新殖民主义，把他们的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以及使他们的国家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上。”
请将上面这段文字同赫鲁晓夫主义的阿尔·哈吉和纳萨尔的文章比较一下，他们实际上认为，新独立国家向社会主义的演化主要取决于苏联的经济援助……：“在最近从殖民枷锁中解放出来的国家内，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只有非资本主义的发展才能保证加速的经济进步。现在有一个越来越强大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民族解放运动的广泛程度和力量都日渐增长，种种条件变得愈来愈有利于终将把这些国家引到社会主义去的那个演化过程。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义各国在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竞赛中取得的经济成就，取决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给与刚解放出来的国家的无私的和不断增加的援助……”（纳萨尔和阿尔·哈吉：《民族解放和革命过程》，《新国际评论》1964年3月号第48页）。
[11] 1964年6月号《共产党人》杂志承认，在九十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只有五十三个支持苏联立即召开共产党大会、解决中苏争端的建议。
[12] 古巴报刊的文章曾转载于1964年5月8日的《世界展望》。
[13] 参看我们的文章：《在反对赫鲁晓夫的斗争中，向前看列宁——不向后看斯大林》，这篇文章发表在1963年10月22日的《世界展望》。
[14] 论文《关于斯大林问题》内。
[15] 最后这家杂志的情形颇为奇特。它发表了许多托洛茨基的照片。他发表一篇论西班牙内战的文章，这篇文章在所有各点上（包括对于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批评在内）都同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派的分析相合。它承认在西班牙内战中的斯大林路线是错误的。它甚至承认托洛茨基在反对“单独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论战中，“肯定是正确的”。不过它耍了一个花枪，说是“就整个来看，托洛茨基错了，斯大林对了。”它厚颜无耻地硬说托洛茨基对苏联经济建设站在“失败主义的”立场上（忘记他是计划化和工业化的创始人），硬说托派运动三十年的总结是一部“反革命破产的总结”，还说托洛茨基主义在锡兰和玻利维亚“清除干净”了（？）。总而言之，这是斯大林式诽谤的陈腔滥调，不过是印在光滑漂亮的纸上，而它“精炼”的水平仅仅足以在刹那间迷惑一些没有政治教育和知识的巴黎拉丁区的青年人罢了。
[16] 而且这些“亲华分子”在这儿犯了显然的矛盾。《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一文说斯大林打击了托洛茨基提出的在单独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革命》杂志说（第9期第49页），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提出的在单独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这在“理论上”是对的，但在实践上错了。《革命》杂志的负责人莫非是一个伪装的“托洛茨基派”（或赫鲁晓夫派）？或者说，应该到北京去寻找那些潜伏在《人民日报》和《红旗》编辑部的托派？
[17] 参看《第四国际》第20期中他写的关于中苏冲突的文章。
[18] 参考伊萨克·德歇尔：《毛泽东主义——它的起源、背景和展望》，见：《社会主义记事，1964年》第30-31页，伦敦梅林书店出版。
[19] 似乎中国人重新提出斯大林关于随着无产阶级专政越来越巩固、阶级斗争越来越严重的论点。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他们显然是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但应当说，在赵林的文章：《关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几个问题》里（发表在1963年11月20日第11期的《新建设》，这完全是内部流传的刊物，而且文章连一句斯大林的话都没有引用），作者正确地说，在一个或好几个国家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之后，阶级斗争将在国内和国际范围继续进行，直至阶级在全世界消灭为止。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一位中国作家把不断革命论的第二个论点重又提出来。托洛茨基说的话跟这毫无差别：“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不是革命的结束，而仅仅是革命的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在国内和国际范围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才能设想”（《不断革命论》）。同样，赵林说得完全正确，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两个不同的阶级，两者之间各种不同形式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在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之后的长久时期都是这样。因此，赫鲁晓夫关于苏联在阶级消灭之前的“全民国家”的“理论”是修正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借口赵林追求“一个暧昧的或卑劣的目的”，例如说他企图“在客观上为斯大林的恐怖时期辩护”（他对此却一字未提），因而反对这些论据，那是不严肃的。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其本身的价值，并不因提出普遍价值公式的作者或时机而被贬低为一堆“客观上正确”或“客观上错误”的思想。
[20] 日本共产党在1964年春季罢工时期的机会主义态度是这一方面的表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态度则好象比较反映出向相反方向的演化。
[21] 参看在利维奥·麦丹著：《战后共产党的政治理论》（米兰施瓦茨书店）里面的，对于在意大利紧接战后的“特殊”条件下，以议会民主作为夺取政权的工具的新改良主义和新考茨基主义的理论的卓越批评。
[22] 参看：《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感谢 鲍晓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