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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用的革命领导
皮埃尔·弗朗克
1964年7月7日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第四国际的创始人之一皮埃尔·弗朗克是以前列夫·托洛茨基的秘书。他出席了6月6-7日在科伦坡召开的锡兰平等社会党的特别会议。作为第四国际在那个集会上的正式代表，他支持了左派反对佩雷拉的关于拥护资产阶级联合政府的建议或其任何变种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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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兰平等社会党在6月7日举行的特别会议经过表决同意佩雷拉和他的朋友们参加资产阶级联合政府，乃是一种反对第四国际和锡兰群众的行动。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是一个革命领导趋于衰竭的结果。
锡兰平等社会党的来历
平等社会党过去一向在第四国际占据一个独特的地位。它的来历和我们运动的其他一切支部的来历都截然不同。总之，我们的运动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是在有相当基础的工人运动内部的比较深刻的斗争中产生的。在锡兰，工人运动本身在三十年代末期由一群在英国大学受过教育的年轻的革命者所引起，他们恰巧在左派反对派反对斯大林主义的伟大斗争达到高潮时受到共产主义的吸引，决定拥护不断革命的学说。
必须补充说明的是；当锡兰资产阶级自己不想对英帝国主义进行任何斗争，甚至不想仿效邻邦印度人士来进行斗争的时期，这些年轻的革命者在国内崭露了头角。
在大战期间，锡兰平等社会党的领导集团开除了企图同帝国主义合作的斯大林分子。托洛茨基主义者遭到了迫害和逮捕。其中有些人逃到印度，在地下继续进行斗争。这样，在战争结束以后，他们回到祖国时享有极高的威信并站在工人运动的最前列。
象每一个政治组织一样，锡兰平等社会党经历了多次的内部斗争。小资产阶级的思潮被消灭了，同时大多数的领导也阻止了通过有组织的工会工作而获得权威的佩雷拉的著名的机会主义倾向。
由包括考尔文·德·席尔瓦、莱斯里·古纳瓦达尼、贝纳德·索伊萨、多里克·德·苏扎和埃德蒙·萨马拉科迪在内的许多人物组成的平等社会党真正的领导，具有高度的智能和昂扬的斗争精神。全锡丝都承认他们是真正的领导小组。这个小组现在已经解体，因为大多数人在政治上破产了。这是平等社会党所经历的道地的悲剧。这个事件的原因何在？它是怎么发生的呢？
必须说明，这个领导小组固然具有十分优秀的品质，同时也有着一些缺点，这些缺点的后果现在已经充分显露出来了。
首先，就政治教育的水平来说，这些从事国际托洛茨基运动的种种活动的人和党的大多数成员之间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距离，因为后者不懂英语，又缺乏用本国语文写成的合适的政治教育材料。这个领导小组密切注意第四国际的生活，但没有充分地投入到这种生活中去，也不想把整个的党带进这个生活中去。
这个缺点在国际规模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中间是尽人皆知的。不管其他的问题怎样屡次使他们暂时意见发生分歧，对于这个问题却一致表示关切。第四国际在组织上和财政上一般力量薄弱，不可能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例如派遣十分干练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到锡兰去长期工作，以便帮助提高该党的政治水平。正如国际书记处和国际委员会所承认的那样，1953年的分裂没有予以帮助；而去年开始的重新统一又不容有足够的时间在这种形势下作出新的共同一致的努力来采取一项有力的、健康的措施。
平等社会党多数领导的第二个缺点是：战后议会的胜利使议会派的倾向有所发展，而这种倾向从开头就没有遇到有力的反对，并且它的最后的结果当时还看不清楚。甚至党的紧张活动都集中在争取议会议席的斗争上面。
第三个缺点可以说是党在其最初几年的纯粹“劳工的”性质。平等社会党的领导人通过他们的活动，已经赢得了锡兰大多数工人（科伦坡的工人、运输工人、白领工人等等）的信任。但长期以来，他们没有抓住锡兰无产阶级的最重要的部分，即包括原先由英国人“运入的”、今天没有取得锡兰或印度国籍的印度人在内的种植园工人。平等社会党有一个时期在这方面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控制了这些工人的一个强大的工会组织。可是，除此以外，他们很少深入到构成全国人口多数的农村群众中去。
我们可以说，锡兰并没有象印度或其他许多不发达国家那样的贫苦农民。不管这些群众中间的生活水平是多么低，他们却并不遭受饥荒，也没有陷于绝望的境地。形势是很复杂的，并且据我们所知，还没有人对这种形势进行过认真的硏究。总之，平等社会党从来没有为这些群众拟订什么纲领。（锡兰共产党的情况也差不多。）
独立以后
锡兰象印度一样，英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同意给予独立。政权转移到了统一国民党的手里，而这个政党是代表锡兰资产阶级通过他们的种植园、他们的对外贸易直接同英帝国主义勾结的那个人数不多的阶层的。最初几次选举使平等社会党在反对派的系统中占主要地位。从此以后，不但产生了对议会的种种幻想，而且滋长了这样一种想法，认为统一国民党已经衰落和破产，它的末日就将到来了。
可是在五十年代，另一个组织即锡兰自由党发展起来了。使平等社会党的领导人大吃一惊的是，这个新的政党在1956年赢得了选举的胜利，从而执掌了政权。那时，平等社会党的领导人把锡兰自由党说成是一个它的社会基础比统一国民党较为广泛的资产阶级政党，可是他们认为：这个政党也很快就会失势，那时平等社会党就可以有所发展了。
1960年3月的选举的结果使这种希望成为泡影。平等社会党的多数领导人感到手足失措，内心开始动摇。与此同时，带有改良主义思想的佩雷拉则开始越走越远。那时他建议同锡兰自由党组织联合政府。这个建议遭到了拒绝，但平等社会党的议会党团却投了对政府的信任票。第四国际公开地不承认这次投票[1]。
由于班达拉奈克政府逐渐右倾，平等社会党恢复了它的对抗，但并没有对以前的立场进行任何认真的自我批评。它提出了要建立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府的口号。于是，它同锡兰共产党和人民联合阵线这一小资产阶级团体组织了所谓左派联合阵线。这是一个所提出的纲领不够充分的同盟，因为它的纲领没有包括那些同无国籍的印度工人有关的工会组织，而且这个同盟并没有在同锡兰自由党的对抗中表现为夺取政权的候选人，虽然广大的锡兰群众正是怀着这种希望才对左派联合阵线表示热烈的欢迎的。
最后，大约在三个月以前，佩雷拉秘密地开始同总理进行私人谈判。虽然大约在一年以前组织起来的平等社会党左派坚决反对关于组成联合政府的任何建议，多数的领导却赞成不但由平等社会党一党、而且由左派联合阵线的一切组织参加联合政府。
为了给这种立场找根据，他们说锡兰自由党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组织，虽然那时它已经在资本主义的框框内当政了八年，并且他们还似是而非地用古巴和阿尔及利亚的例子来作比较。可是他们不希望由平等社会党单独来贯彻这个行动。就佩雷拉情况而言，这里所包含的是一切改良主义者不能不犯的严重错误。为了影响小资产阶级群众、即在锡兰具体情况下的农村群众，他们不是希望通过战斗纲领来争取他们，而是希望采用那种同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联合起来的办法去争取他们；这个资产阶级政党当然并不代表这些群众，它对他们进行剥削，并且利用他们的反动情绪、特别是反对国内少数民族这种反动情绪来维持资本主义统治。
平等社会党的代表会议
由于平等社会党多数领导人的优柔寡断和迟疑不决的态度使他们在有一段时期已经停止进行教育的党内丧失了威信，佩雷拉变得格外胆大妄为了。党的代表会议固然是仓卒召开的，却显著地证明了这一点。
会议提出了三项决议案。经过两天的辩论，决定首先提出萨马拉科迪-泰姆波动议，因为它在原则上是反对参加任何联合政府的。它得到了一百五十九票，占总票数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接着提出了德·席尔瓦-古纳瓦达尼动议；这是曾经实际上把党领导了二十五年以上的人们的动议。它是作为对佩雷拉动议的“修正性质的”动议而由古纳瓦达尼提出来的。它得到了七十五票，约占总票数的百分之十。
问题还不止这样。佩雷拉的决议得到了百分之六十五的票数；但在赞成德·席尔瓦-古纳瓦达尼动议的七十五票中间，约有三分之二支持佩雷拉的决议。于是，过去起了这样卓越的作用的和赢得了这样大的威望的人们，就发现自己在领导了党二十五年以后只得到二十五票左右，即不到总数的百分之四。
在辩论期间，当其他两派对他们的立场表现出信心的时候——佩雷拉派相信自己的改良主义，萨马拉科迪·泰姆波派相信革命纲领——中派只能表示他们自己的态度含糊和意气沮丧。他们既然忘记了自己所写的有关不断革命论的文章，自然就看不出一个资产阶级虽然不能争取民族独立，却是会千方百计地维持它的社会统治的。他们不再把锡兰自由党看作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了。
这种堕落的最可悲的一个方面是这件事情发生在平等社会党的领导人遇到千载难逢的机会的时候。锡兰的政府危机是一个朕兆，表明一路从中国经过非洲而波及古巴的震撼了全世界的殖民地革命正在这个岛上趋于成熟。资产阶级感到迫切需要同工人运动的领袖联合起来，正足以表明这些领柚已经逐渐具有怎样大的机会在锡兰建立一个工农政府。不幸的是他们看不到这一点，并且屈服于这样的要求，即把他们为之准备了二十五年的好机会变成资产阶级政府中职位的细小更迭。
锡兰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继续斗争
由于这次会议，一伙革命领导人的道路走到了尽头。佩雷拉赢得了人们对他的改良主义所投的赞成票，大多数的旧领导人决定跟着他走。锡兰社会主义革命的大旗转移到了左派同志们的手里，他们一致退出会议，立刻宣布成立了平等社会党（革命派）。
这个由第四国际锡兰支部的继续的团体所构成的组织在困难的局势下开始工作，因为群众中间还对佩雷拉的政治抱有幻想。但是，全部的条件并不是不利的。首先，这次分裂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争端而形成的，并且锡兰的全国人民都了解这一点。这个组织的领导集团拥有全国著名的人物：平等社会党的最早的领导人之一埃德蒙·萨马拉科迪以及另一位议会议员默里尔·费尔南多；锡兰工会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巴拉·泰姆波以及其他著名的领袖如卡腊拉辛格和嘉雅拉特尼。这个组织包括许多工会干部，另外还有很大一部分的包括学生在内的青年斗士。
“在解决了当前的组织问题以后，这个年轻的党将承担重要的政治任务。足以表明锡兰局势的特征的，不但有平等社会党的分裂，而且还有左派联合阵线其他两个组织的分裂。锡兰共产党分裂成为两派，一派是支持联合政府的亲赫鲁晓夫的右派组织，另一派是与之相对立的亲华组织。人民联合阵线也在支持或反对联合政府的问题上分裂了。
我们欢迎这个正在继承旧平等社会党的最优良的革命传统的新组织。全世界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和它站在一起，共同来重新建立一个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在锡兰获得胜利的新的革命领导机构[2]。
1964年7月7日
（译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28期）
[1] 参看《第四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专号（1961年）。
[2] 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的领导人希利利用平等社会党的这次危机攻击了重新统一以后的第四国际；自从他拒绝参加1963年举行的重新统一代表大会以来，他对第四国际的攻击一直没有停止过。
首先，我们要提起一段小小的谎话。6月20日的《新闻通讯》上说，希利“要求参加”会议，“但在会议主席团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皮埃尔·弗朗克……同主张参加联合政府的变节分子勾结起来，竭力主张拒绝希利的申请。”希利的要求是由包括左派代表在内的整个主席团拒绝的。在这一点上，各派的意见在这一次倒是完全一致的，并且人们也没有征求我的意见。
第二点：希利没有透露出，他曾要求革命派在离开会议以后不仅要同佩雷拉、德·席尔瓦等决裂，而且要同第四国际决裂。这恰恰是希利到科伦坡去的真正目的，因为他希望在那里混水摸鱼。他没有提到这件事，因为他遭到了挫折。
现在我们再说一说另一段谎话，这段谎话表面上好象是颇有根据的样子。按照他的说法，第四国际的代表在平等社会党代表会议上发言说明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意见时，支持了鼓吹整个左派联合阵线同锡兰自由党联合起来的德·席尔瓦-古纳瓦达尼决议。但恰恰大家都知道的是：第四国际反对同锡兰自由党实行任何性质的联合，并支持了现今作为第四国际锡兰支部而展开活动的左派。
希利之所以背离真实报道的标准的原因是十分明显的。这不能算是《新闻通讯》一贯不顾事实的作风的一个例证。在科伦坡，希利宣布他支持平等社会党的左派。但左派在去年是始终同它派有代表直接参加的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商量后进行斗争的。希利一直指责联合书记处犯有各种各样的“叛卖行为”。因此，如果他是合乎逻辑的话，他就必须承认他曾决定参加联合书记处所犯的一项“叛卖行为”，否则就应当承认他已经误解了它的政策、至少是它对锡兰的党的政策。由于这种左右为难的处境，希利牺牲了无产阶级道徳而采取政治权宜之计。他想要把联合书记处的立场同它事实上正在反对的那些建议混合在一起！这样他就可以在《新闻通讯》的读者面前随心所欲地表现为反对联合书记处而支持平等社会党左派的卫士！
不管谎话编得多么周到，它恰恰可以十分清楚地说明希利所玩弄的权术的性质。第四国际——在代表会议之前和会议期间——反对同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联合起来的建议，提倡关于建立一个工农政府的积极口号，并且认为针对同锡兰自由党联合起来这一建议，托洛茨基主义者应当相反地提出由左派联合阵线组织政府这一公式，从而在具体的事例中贯彻上述的主张。
在希利看来，这种口号等于是同资产阶级实行联合，因而是叛卖行为。这个看法并不是希利的一次偶然的偏差；它是他的总的概念的一部分，表明他不懂得第四国际的过渡时期的纲领，不能真正地了解殖民地革命的真实意义。他因此就排斥了过渡时期的政治口号，并否认有可能产生一个过渡时期的政府。
即使不详尽地考査他在英国的策略，只要读一读他的报纸也就不难猜想，他是把保守党和工党看作一丘之貉的。他决不赞成经历一次工党政府的经验。
在殖民地革命方面，他所根据的既然是没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就不会有成功的革命这一前提，他便否认不断革命论在阿尔及利亚和古巴所取得的胜利。他把卡斯特罗比作巴蒂斯塔、蒋介石和阿塔土尔克（意为“土耳其之父”，为凯末尔在1934年取得的尊号——译者）。在桑给巴尔，他把那里的革命贬低为一出滑稽歌剧，等等。
希利的政治见解是很简单的。你一打开他的报纸的任何一期，必然会发现最后的消息报道什么地方的什么人已经叛卖了什么事业。《新闻通讯》侈谈“出卖”的方式，正同有些报纸侈谈性的交易一样。它似乎保留着常备的头条标题，只要换一下每星期已经出卖的人的姓名就行了。据说，卡斯特罗已经叛卖了古巴的群众，因此必须建立一个革命的领导组织。本·贝拉已经叛卖了阿尔及利亚的群众，因此必须建立一个革命的领导组织。社会主义工人党已经叛卖了美国的群众，因此必须建立一个革命的领导组织。联合书记处已经叛卖了托洛茨基主义，因此必须“改组”第四国际。根据这个政治标准来衡量，既然除希利以外全世界的人士都在犯叛卖的行为，那就不必深入分析，甚至毋需多动脑筋。两个阵营——希利和全世界其余的人——的每一方都循着它预先注定的途径前进。总之，对于这种政治见解来说，根本不必属于一个国际组织，不必参加它的代表大会；只要开好留声机，把针头放在唱片的蜡纹里就行了。
希利没有真正发明什么新的东西。他不过是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女儿在九十年代所反对的、列宁在二十年代所写的《幼稚病》中加以抨击的英国偏狭的宗派主义的今天的翻版而已。
最后再说一句。在科伦坡，希利力求就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许多问题同我进行争论。显然应当让锡兰工人有机会亲眼看到这样一个天才的能力发挥作用。
感谢 鲍晓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