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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和和紧张
——《第四国际》社论
1964年7月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国际形势显示着这样一些突出的矛盾是很少见的。一方面，人们不至于会否认“两大强国”正在作出努力使这一形势得到“缓和”并在某些问题上谋求妥协。另一方面，却存在着一些异常危险的紧张地区，这些地区远远不是在趋向于消失而是正在不时地发生危机，这些危机对维持和平来说是孕育着绝大危险的。
自从1962年加勒比海危机以来，寻求缓和方面曾表现为签订《莫斯科条约》、日内瓦裁军会议的谈判……作为这种寻求缓和局面的基础的客观原因有好几个：一次核战争所意味着的绝大危险、核军备竞赛的巨大经济负担、试验性核爆炸所造成的祸害。这些理由之外，还得加上：对这些“大国”来说，其他国家拥有这样的武器，即使数量有限，对国际政治将增加不可知的和不能确切估量的因素。但是，纵然有着这些认真严肃的理由，缓和方面并不见得有显著的和肯定的进展。恰恰相反，《莫斯科条约》并没有在核武器库存上带来丝毫改变（如果它不是有所增加的话），地下核试验依旧在进行。日内瓦会议，正象外交史上的无数次裁军会议一样，并没有取得任何具体结果。
至于紧张地区，人们可以说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还几乎没有消除一个，而在最近几年却出现了新的紧张地区。可以说全世界存在着象大地地売的现象那样有火山潜伏区和经常爆发区，潜伏区的潜伏性可能会突然中止（象柏林以及德国的分界线），经常爆发区则象目前的古巴和东南亚诸国，如越南、老挝、柬埔寨。
不能遗漏掉那些不时间歇地出现险情的地区：位于阿拉伯世界之中的以色列、塞浦路斯……传统的老式外交方式之外，现在还有着不少地域性组织和联合国，人们在那里提出各种控诉和反控诉，而这些组织所作出的“解决办法”时常是昙花一现的。
我们在本刊篇幅中曾不知多少次地指出：国际关系稳定化的想法是一种幻想，因为纵然“两大强国”政府所掌握的手段多么强大，它们从此已不再处于那样的地位，即对那些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瓦解和受到工人国家进展的鼓舞而被解放出来的力量加以阻抑的地位[1]。苏联领导人以及工人运动中追随他们的人所设想的“和平共处”是这样假定的：这些被解放出来的力量（这些力量在它们的动力的推动下正向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攻击），只将作出逐步的进展而且只在对资本主义说来不关重要的地区开始作出进展，而资本主义制度则将接受一种极其缓慢的、毫无剧烈挣扎的、无疾而终的死亡。可是，不但我们并非面临着这种富有诗意的远景，而且帝国主义也拒绝对这些既成事实俯首帖耳。
在对付古巴这样一个给全拉丁美洲以如此激动人心的和如此有吸引力的典范上，美帝国主义并不解除自己的武装而是雇佣各种反革命组织——统治阶级人们和武装小股——试图使这个第一次在美洲大陆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趋于失败。
在东南亚，奠边府之役十年以后，纵然美国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已开始对世界上这一地区的真正形势有所认识，华盛顿方面却依然坚持对这些为他们的民族和社会解放而行动起来的人民作战。美国国会匆匆投票通过几亿美元的补充军事预算，其进度之速正与迟迟讨论给予黑人以基本权利的议案的进度之慢形成对比。人们甚至看到这种带有讽刺意味的景象，即大西洋联盟的强大盟主、恃有核武器而自夸是西欧自由的保卫者竟向它的被保护人要求给它在越南战争上以援助，这种情况不免在法国领导人们中间引起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情，他们至今并未忘怀自己以前的不幸遭遇和美国当时的政策。
恰恰正是这种形势，即美国资本主义的强大物质力量和那本身看来并非美国的对手却在政治上和物质上给美国资本主义力量以打击的那些力量所造成的形势，远远不是有利于“和平共处”而是充满着来自帝国主义方面的非常巨大的祸患；帝国主义的行动受着阶级利益的支配，既不懂得历史的发展，因而致力于大量地和迅速地调动它所掌握的力量来谋求一种解决办法。应该补充说，对美国领导人们说来，要想同苏联人达成协议的那些谈判的目的，较少地是为了要达到普遍的缓和而更多地是为了要得到在世界上这一或那一地区进行干涉的自由行动。中国领导人们对于这方面的事情是非常警惕的，而这也是他们同苏联领导人们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
今天世界所处的情况并非面临着这样的矛盾：缓和还是紧张。各帝国主义的内部并没有战争势力和和平势力之间的冲突，那种有可能通过明智的压力和工人运动的支持来使结果有利于保持和平的冲突。帝国主义在某些方面作出缓和的努力以便在别的方面更好地打击革命运动。帝国主义将不会因向它发出一些呼吁和召开一些代表大会而陷于瘫痪，在这些代表大会上多少年来都曾一再高唱为和平和为和平利益的同样大合唱。唯一现实的方法，就是动员群众给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以无情的打击。
不错，最近期间是以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出现有那些离心倾向为标志的。人们是否能利用这种形势来削弱美帝国主义并使它在进行干涉方面更加困难呢？
人们知道在这件事上，中国人曾说过某种“中间地带”，特别着重提到法国的情况。人们也知道在这上面苏联领导人们曾攻击中国人，谴责他们同某些帝国主义搞同盟或联合。由赫鲁晓夫那样希望同美帝国主义达成协议的人来谴责中国人所要同二等帝国主义者做的事情，这种谴责是毫无价值的。问题在于要知道怎样去利用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分歧，而不是怎样成为帝国主义者的玩具。
为了这个目的，只有一条行动路线：国际工人运动和殖民地群众运动应最保持它们本身的目标，拒绝把自己变成这一个或那一个外交结合的筹码，即使这样做是会对这一个或那一个工人国家有利的话。不去利用现在戴高乐对美国政策所采取的有距离的态度将是莫大的错误；但是以工人纲领的名义而不去对戴高乐统治进行斗争也将是莫大的错误。法国的当前形势是个再好没有的缩影，它反映着对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进行干预所能有的可能性和危险。法国的工人政党今天都处于吊在空中的地位：社会党只知道谴责戴高乐的“民族主义”并跟在反动浪潮后面反对他的“欧洲主义”，共产党则在寻求在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基础上同社会民主党成立“联合一致”时，不知道怎样来说明情况，它们两者都让戴高乐在对付美国上涂上某种独立的色彩并让他在第三世界方面涂上自由主义的色泽。
从中苏冲突上表现出来的好处之一是：面临着这些工人国家领导班子之间的严重对立，此后将更容易地（特别是在各国共产党中）为给予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以它们自己的目标而进行斗争。而正是这样才使工人运动能更有效地为保卫工人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世界和为帮助这些国家的广大劳动群众从官僚统治下解放自己而进行斗争。
面临着帝国主义侵略和一切类型的外交交易所带来的危险，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以最大的努力向工人和殖民地群众运动提出如下的几项特别重要的任务：
保卫古巴革命；
从东南亚撤出一切帝国主义的武力；
废除在亚洲、中东、地中海、太平洋、非洲以及欧洲各地的一切外国军事基地；
进行销毁核武器库存的斗争，首先支持那些在各国内部为要求各该国资产阶级进行单方面废除核武装而斗争的运动。
（译自法文版《第四国际》1964年7月号）
[1] 资本资本主义瓦解的观点是被一部分自称“左派”的新闻工作者、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等等所反对的。这种反对是以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为理由的，但是，即使以这一繁荣时期的异常持久为理由，又怎能把促使这种繁荣（如军备竞赛）而并非象征稳定的某些情况以及殖民地革命（即使不谈工人国家的进展）的情况一律抹杀呢？对资本主义作出判断是不可能只就资本主义国家本身的情况来论断的，它必须用全世界范围的尺度来衡量，而从这个角度来说，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呈现着深刻的瓦解状态是无法加以否定的。
感谢 鲍晓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