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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的拉丁美洲社会结构中的矛盾和经济展望
列维奥·麦丹
1962年10月20日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四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12月出版
谁都知道——我们所领导的运动[1]在它的世界会议的决议案中对这一点也已经强调提出——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进展，一般说来比亚非国家更为重要。其中特别有些国家——它们大都已经有一个社会结构比较先进的基础——在这方面已经有显著的进展，这种进展，配合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加强，一直提出并且现在仍然提出了具有它们自己的特点的问题：根据这种情况，它们现在仍然是半殖民地国家呢，还是已经达到了一般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阶段？不管怎样，这种经济发展并没有消除，或者甚至并没有减弱，社会结构方面的根本矛盾，这种矛盾可以综合地分列如下：
（1）经济发展的速率，如果存在的话，一直是部分或者全部地被相当可观的人口增加的速率抵消了；
（2）工业化的过程仍然只限制在某些地区，而且一般限制在某些社会阶层的手中，所以这些国家中的大部分地区的经济结构仍然是落后的农业经济；
（3）失业和半失业的情况仍然是一个严重的创伤，它把足足一千二百多万的人民逐出了经济和社会生活之外；
（4）在大多数这些国家中有相当可观的一部分人发现自己正面临一种戏剧性的选择：究竟是在情况还一直在日益恶化的农村苟延残喘地活下去，还是眼看冒着很大的风险到城市里去，住在可怕的窝棚中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拉丁美洲的大都市中，大部分地区都笼罩着这种悲惨的乌云；
（5）国内的社会结构和帝国主义的铁掌是阻挠更广泛的、比较平衡的经济发展的天字第一号的障碍，因为很显然，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之下，经济就只能有一种符合于外国投资者和本国最得势的阶级中某一部分人的需要和利益的不平衡、不统一的发展，而所谓的商业“自由化”，对外汇没有控制权等等情况，都只会有利于国外的竞争，国家资源的浪费和它将产生的一切后果都是我们很容易料想到的……；
（6）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拉丁美洲国家的真正的致命的弱点仍然是它们的生产结构和对外贸易。流入外国资本家手中去的剩余价值，一方面由于原料产品价格的变化，一方面又由于工业产品价格的变化，已空前地增高，这种价格的变化，从朝鲜战争结束后的繁荣时期开始，一直就不停地产生一种对经济最落后的国家极为不利的情况。甚至根据官方的文件所透露的洎息，原料产品的价格的下降，在性质上已足以抵消在“争取进步联盟”的基础上所提供的一切经济“援助”可能产生的效果。
所有这些本身已具有爆炸性的困难和矛盾，在拉丁美洲无法逃避一种国际威胁的时候，甚至以一种更为严重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国际威胁把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的问题，跟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工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问题置于一个显著的对比的地位。
丢开这些假想的方面不谈，不管这些方面是多么令人不安，在某些国家中（阿根廷的经济瘫痪、智利和巴西的财政困难和通货贬值、玻利维亚的经济解体，在那里民族工业差不多已经是被置于毁灭的境地），最近或不远将来的经济前景看来甚至更为暗淡可悲。根据所有的迹象来看，既然没有重大的革命运动发生，就不可能有任何机会使这种社会结构中的矛盾，不用说完全消除，甚至也不可能略为减轻，拉丁美洲在国际商业中的地位必然只会每况愈下，特别从欧洲共同市场的前进的发展和它跟许多非洲国家的联系来看，更是如此。
说明拉丁美洲贸易在世界贸易中日益没落的材料是尽人皆知，而且是不容争辩的。共同市场的发展是同时也牵涉到农业生产的——加上这一组织对组织内的各种产品给以直接和间接的保护，已迫使某些拉丁美洲国家不得不降低某些产品的价格，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大大减少了挽回的货物的数量，这就不但在欧洲市场上给它们造成了困难，同时在第三世界的国家中也给它们造成了困难，欧洲国家一直就试图，现在也正努力着甚至要拿它们的农产品打入第三世界。
另一方面，拉丁美洲国家也很可能会看到，和法国有密切联系的非洲国家以同样的产品在共同市场中将会享有的有利的条件，对它们却是一种严重的打击。
在这种阴暗的前景中，参加欧洲共同市场的那些国家已经宣称准备提供的财政和技术援助也不可能是一种有效的补偿，许多拉丁美洲国家都感到从外来的威胁已经触及到它们目前的经济神经中心了[2]。更为一般地来讲，正像我们已经强调过的，世界市场愈来愈不利于不发达国家的贸易的情况——再加上如果新的困难愈来愈严重——将会抵消美帝国主义，为保卫自己的一个重要阵地，在拉丁美洲可能作出的一切努力。
各统治阶级的政治危机
社会结构中的矛盾的拖延和恶化在许多国家中将是一个无法逃避的难关，这种矛盾反映在政治上就表现为领导权方面的危机，使那些领导力量几乎都到了朝不保夕的境地。在过去的几个月中，除了很少的一些例外，差不多所有的国家都发生了改变政府的事件，而且大多出之于尖锐的政变的形式，都出现了领导退出政治舞台和自动辞职的情况以及其他一些富于戏剧性的变化。在这里我们还有必要向大家讲一讲阿根廷政权中长期存在的危机、夸德罗斯的离去和巴西不同阶级之间的剧烈斗争、厄瓜多尔和圣多明各的起义运动、贝坦科尔特政权极端不稳定的情况以及秘鲁的军事政变吗？
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同时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从根本上说，就是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革命运动正日益迅速地遭到削弱，这情况在某一特定阶段，已使大部分甚至所有的群众运动处于瘫痪状态。这一过程在秘鲁已达到极其严重的阶段，秘鲁的美洲人民革命同盟在全国三分之二的地区已失去原来的影响，它所领导的工会也日益面临全部破坏的危险。在委内瑞拉，愈来愈残暴的迫害和某些在农村中进行的惑乱人心的改良主义——它的欺骗性质是非常明显的——已再不能掩盖贝坦科尔特的民主行动党的破产，这个党早已招致了多次的分裂和许多人的叛离。在玻利维亚，只是由于在短期内看不出有任何其他的出路，因而才使人产生一种虚假的印象认为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相当稳定，而其实在人民群众的眼中，它已经大大失去了从前的威信，这一点，除开其他许多证明以外，从1962年6月的选举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分子真是花了很大的代价才取得这次胜利[3]。从根本上讲，事实上是由于这些运动彼此进行了合作，才迫使它们作出了他们原来不可能作出的选择，并推动它们慢慢走上了和美帝国主义公开妥协的道路，从此以后美帝国主义——从它自己的观点来看当然是正确的——就认为阿亚·多莱、贝坦科尔特、埃斯登索罗（更加上它的“左翼的下属莱钦）是它在拉丁美洲的最可靠的同盟者。
在所有这些民族运动中（它们除了自己的特点外都有一个共同的客观的根源），只有庇隆主义还能使自己免于衰亡。它一直还能控制着人民群众，朝着一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为了了解庇隆主义所以能够免于衰亡，并能够大有希望地等待时机以便再次登上舞台，实际就是由于它——带着某种殉道者的色彩——退出了掌权的地位，那我们只要回想一下在庇隆倒台之前的那几年，在庇隆和他的参谋本部都认为自己不可能再恢复从前的权力的那几年所面临的无法克服的困难就完全够了。
在智利方面，目前以阿乘山德里为中心的领导集团是以各种力量的联合组织作为基础的，这情况使人想起的倒是某些欧洲国家的经验，而不是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经验（这自然也是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特殊社会组成的反映）。可是这个领导力量也慢慢被削弱了，很难说在即将来临的两年中，在各种困难的考验的前面，它是否能够照常存在下去。这个国家事实上是正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过渡阶段，在那里所有的力量都积极准备着，等待1964年的来临，如果把1964年单纯只看作是一个选举年，那不过只是一种表面的看法，在这未来的前景中，智利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必须克服很大的困难才能维持住目前的这个不稳定的局面，它们甚至在选举的问题上也愈来愈失去了自己的阵地[4]。
在已经达到高潮的拉丁美洲的风暴中，像墨西哥这样的大国，竟能够维持相对稳定的局面。这的确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例外。可是非常显然，这种稳定局面的根源，恰恰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墨西哥在三十年中所经历过的革命运动的浪潮。在这种浪潮的压力下，同时出于自我保存的必需，墨西哥的资产阶级相当深入地推进了这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这次革命是在拉丁美洲其他地区差不多都还完全没有动起来的时候进行的，其发展的结果甚至形成了一种反对美帝国主义所占据的重要地位的斗争。三十年间的革命危机，加上人民群众的动员，自然在客观上包含了出现一种社会变革的可能。可是由于缺乏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领导，这种可能竟未能实现。资产阶级，由于能够使自己确保对人民运动，特别是城市中人民运动的极大的控制权，由于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相当可观的经济基础，由于取得了对于具有保守传统的拉丁美洲其他一些社会阶层（它们整年胆战心惊地生活在帝国主义的魔影之下，只要能够得到从帝国主义的筵席上撒下来的一点面包屑就感到心满意足了）所不能想象的政治上的明确性和灵活性，从中取得了很大的利益。不用说，墨西哥的资产阶级的基础，从各个方面来讲都并不是十分稳定的，特别是在农村，甚至在现阶段也经常存在着彼此冲突的力量，可是我们如果忽略了或者低估了墨西哥的局势中所存在的某些非常特殊的特点，更重要的，如果我们不考虑到它们的存在将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这一国家中群众运动的新的高涨和成熟的过程，那将是完全错误的。
在它们的这种领导权的危机中，包含着对本国居于领导地位的阶级的一个极端严重的威胁。这种危机的另一方面也正导向一些新的，相对说来，具有独创性的经验。这些经验包括军队中的某种力量的发生和发展，所以很值得在这里提一提，那种力量将会打破拉丁美洲的反动的和一成不变的保守主义的传统。
比方说，1962年7月秘鲁的军事政变，实质上，不能算是一次反动的政变，因而也就不应该，比方说，拿它和3月的选举以后的阿根廷军事政变相提并论。佩雷兹·戈多伊的执政委员会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是反对寡头政治和买办资产阶级阶层的，而且至少在一开始，对公开支持阿亚·多莱的美帝国主义，怀着明显的仇恨。更有意义的是，执政委员会当时还受到了作为候选人的贝朗德的支持，他是民族资产阶级中更为“先进的”分子们极力支持的人，他所感兴趣的是某种工业的发展和一般生活水平的改善[5]。
同时，戈多伊的政府乃是某些革新的倾向得到加强的结果，这种倾向首先产生在军队中，主要是在军队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而进行的某种现代化的过程的刺激下形成的。它首先表明的是国家普遍现代化的迫切需要，而不单纯是为了争取使军用武器发挥最小（原文如此——译者）的效率。有很多军官，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年轻人都十分注意那些阻止任何改革的障碍，决心要和那些跟帝国主义关系最密切的反动分子们进行斗争，因为他们使一切进步都变成了不可能的事。由于这个事实，在军队中就存在着某些改革的愿望和公开的民族主义的情绪，这里面也多少包含一些畏首畏尾的反帝思想。他们中有某些人毫不犹豫地希望进行国有化政策和土地改革政策。我们还必须补充说明，从他们的主观愿望来看，越来越多的军官都极不愿意被迫处于以屠杀为事的地位，不愿意压制由保守分子的软弱性和愚昧无知所促成的革命浪潮。
换句话说，在拉丁美洲国家中，我们看到一种纳赛尔式的军政主义倾向已开始显露出来。这种倾向最近在阿根廷也有所表现，胡安·弗朗西斯科·格瓦拉上校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这一倾向的最积极的代言人。在巴西，这种现象的出现还更要早得多，而且已经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在那里有一部分主要集中在南里约格兰得的军队，已经彻底抛弃了民族主义的立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公开反对彻底亲帝国主义的势力[6]。
关于每一具体情况的前景我们下面还要谈到。总的说来，所有这些企图规模都是很有限的，运动涉及的范围在客观上，甚至在主观上都非常有限。这个大陆上的根据地的经济前景我们已经根据这里的具体情况（那就是，古巴社会主义革命越来越发挥更大的影响，各种领导力量，在群众运动的前面全都各自为政而且日益削弱）作过一番简略的概括，很显然，旧的公式既然已经失败了，“新的”公式肯定也没有成功的希望，特别是由于这些新的公式始终梦想着建立一种拿破仑式的军事政权，在这种政权下群众只能担任一种消极的角色，同时如果他们拒绝担任这种角色，那他们最后或者就会变成了被镇压的对象。
问题的症结却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经济情况甚至会每况愈下。在社会结构上或者在政治上都不可能取得平衡。可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是否一定可能很快得到一种有效的革命领导力量，这种力量将能够在全国的范围中把他们重新聚集起来、组织起来，领导他们进行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革命斗争呢？或者另一方面，这种真正的领导力量的缺乏以及旧的组织形式的长期停滞和瘫痪状态，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中，将是革命的主要障碍呢？
首先，在拉丁美洲建成其他工人国家的前景，甚至在不久的将来，看来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可是如果目前这种有关领导力量的情况还会继续下去，那末在某些国家中可能产生的结果就会是总的情况愈来愈坏，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情况就会真正地日益解体。这种现象在玻利维亚早已出现。而且现在还正继续着，在那里，经济情况已经比十年前更坏；在那里，社会危机仍然丝毫没有减缓；在那里，人民群众随时都准备着战斗，而且也正在进行着有效的战斗；在那里，归总一句话，数年来一直存在着两种相持不下的力量。可是尽管有上面所说的这些情况，那里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到现在仍然安然无恙，敌对的力量始终也没有能够推翻他们，把政权争夺过去。这一带有戏剧性的例子不过是许多类似情况中的一个，我们决不能把它看作是例外的少有的现象。
农民阶级、城市里的穷苦人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当统治阶级由于它本身的危机已开始动摇的时候，群众运动在两个方面进一步取得了进展，一方面是动员的规模日益扩大，另一方面是群众运动的许多先锋队的组织在政治上已经迅速地成熟起来。如果我们认为这种进展是一种直线式的运动，那当然是错误的，甚至是未免过于天真了：这种运动可以在某些地区有效地发展着，但是也总随时受到许多挫折，走过许多弯路，表现了许多没有取得任何具体结果的缺乏统一意志的热情，或者进行了某些过早的时机尚未成熟的活动，其结果不但没有达到主观的愿望，甚至还招来了使自己的力量大大削弱的危险。可是，总的说来，比如像在过去的两年中，运动是始终向前发展着的，它所取得的新的成就，甚至对未来的一段时期都会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在既定的客观条件下，推动这种进展的主要力量当然是古巴革命。除某些具体情况不同之外，它和俄国革命代表着欧洲的工人运动一样，一直代表着，现在也仍然代表着，整个拉丁美洲的工人运动。在卡斯特罗取得胜利，古巴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之后，这一大陆的社会和政治的分界线，不仅在先锋队的眼中，同时在广大群众的眼中，也已经变得非常明显，非常确定了。
在这种情况下，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情绪就越来越深入人心，越来越无法调和，而且更重要的是，大家已经认识到，只要能打倒这个泥足巨人，反帝斗争在目前这个阶段中就可以彻底完成。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的前景已不再只是一种为期尚远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斗争。它已经通过具体的事例使自己呈现在人们的眼前，表明自己不久就可以实现；它甚至完全清除了那些所谓的先锋队的混乱思想，以及他们在考虑到拉丁美洲革命的“必要”阶段，和现阶段在世界的这个地区工人和农民争夺政权的斗争具有“不现实”的性质等问题时所表现的畏首畏尾、犹豫不决的态度。
古巴革命的影响首先推动了农民群众，使他们在自己原有的客观的基础上日益达到政治上的成熟。正像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过的，城市地区已经出现了某种工业上的发展和某种现代化的过程，可是在广大的农村，除了很有限的一些地区之外，大都处于停滞状态，难堪的痛苦和绝望的心情在在皆是。如果再追随那个在许多都已古老的道路，使农村的发展依附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依附于资本主义向农村的渗透（这种渗透的过程即使是非常缓慢而且是极不平衡的。再加上，更具体地说，随着传统的个体农民经济的不可避免的危机的加深——这种危机说到最后，反正总不能逃避现阶段世界农业生产所带来的严重的后果——甚至随着人口的增长），任何旧日的“平衡”已经不再可能了。饥饿的情况不但没有减轻，对于日益增多的人民群众倒反变成了更直接的威胁，他们一方面为时势所迫需要在某种形式下进行战斗，另一方面又都离开农村拥挤到满是窝棚的小市镇上去。
由于住在市镇上的人和留在农村的父母和亲友还经常有联系，由于许多学生在放假期间还会回到自己的家里去，拉丁美洲的农民，甚至那些最落后地区的农民，也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听到关于古巴的消息，了解到古巴的革命和那里所进行的重大的农业改革等等。这样他们的传统的反抗精神，由于他们的物质条件相对地，甚至常常是绝对地，日益恶化，现在就被强有力地鼓动起来，并且在思想意识上也形成了一种明确的概念：有必要和古巴一样干。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广大的各个阶层逐渐明确地认识到了为完成“古巴式的”斗争所必须的方法：武装的革命斗争，游击战。必须进行这种形式的斗争的信念，已经在农人中随时表现出来，特别是在那些已具备革命条件或革命运动正迅速发展的国家中。
必须进一步指出，物质上的极端贫困和饥饿并不是在农民中培养反抗精神的唯一因素，归根结柢，运动渐趋成熟的情况在这样的事实中也已经反映出来，那就是，甚至在那些土地问题或恶劣的生活条件并没有以极其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地区，农民，在古巴的范例的刺激之下也已经动员起来，因为他们也希望彻底改善他们作为人的生存条件；希望能够逃避愚昧无知的处境，自己受到教育，不能让自己被排除于日益进步的现代生活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使自己具备足够的彼此交流思想的工具。毫无疑问，在拉丁美洲，城市对农村的诱惑之一，特别是在青年一代中，就是脱出农村生活的孤立状态，参与市镇中的集体生活，因为在市镇中，即使住在窝棚里的那些可怜的人，也有可能接触到人类生活上的进步（即使他们得到的只是一点面包屑，只是这种进步的发臭的副产品）。
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和学生中，古巴的影响也同样是非常显著的。这些人长时期以来一直在寻找自己的道路。他们对一个不能使他们有一个光明的前途的社会表示不满，对于帝国主义和本国的统治阶级的种种罪恶活动表示痛恨，在和民族主义的运动发生联系时又经常感到自己受了欺骗，因而在没有一个能够指出明确方向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的情况下，始终彷徨歧途。古巴革命对于这些学生和知识分子也是一种巨大的推动力，他们有相当大一部分人都变成了“卡斯特罗主义者”，他们在本国中极力想把那些愿意追随菲德尔和他的战友们所走的道路的那些阶层组织起来。尽管他们有许多错误，也可能有其一定的局限性——这个问题我们回头还要谈到——目前正是在这些组织中在热情地讨论着，在不同的拉丁美洲国家中进行革命的具体的道路。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是真正的问题，任何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忽略了这些问题那就是犯了极严重的错误，因为这些阶层在为革命运动提供干部方面将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我们特别不能忘了，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在中学和大学中，成千的年轻人都出身于农民家庭，他们在城市里念书，而一年中总有一部分时间是消磨在农村里，或者至少和农村的人保持联系，所以他们是和农民运动取得联系，以及使革命观念和革命的方向深入农村、深入各居民点等等的主要的通道。
最后，在拉丁美洲革命局势紧张化的情况下，至少在某些国家中，那些严格说来并非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那些失去自己的阶级，或者一般说来非常贫穷，聚集在大城市里悲惨的贫民区里的那些人也可以发生某种特殊的作用。无家无业，在利马的市区、在里约热内卢的贫民区，或者甚至在圣地亚哥的某些地区过着非人生活的十数万人，并没有和拉丁美洲的群众的革命潮流完全断绝联系，而且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已经发出了令人不能忽视的威胁性的怒吼声。在一定的情况下，他们可以代表一种爆炸性的力量。他们中的年轻人首先可以变成宣传鼓动家，进一步推动在群众中骤然爆发的愤怒和反抗情绪。使得长期存在的大量失业的灾祸无法减缓的不发达状态，以及由于新的因素的出现反而更加恶化的悲惨的生活情况等等，都使我们可以假想这种爆炸性的潜力将会越来越聚集更大的力量。即使只从这一部分人的数量上来讲，如果对他们完全忽视，按照传统的看法认为他们不过是一个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较为活跃的社会中的社会副产物，或者低估他们的潜力，不相信他们能够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也将是一个重要的力量（尽管根据一切证据，他们都不可能是革命的主要动力），那也将是完全错误的。了解到这种可能性就可以帮助我们在现阶段更好地完成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和特殊的组织工作。
面临死胡同的旧的领导和新的革命热潮
以我们已经进行分析的这些基本特点为基础来展望一下最近或者不远将来的前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另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因素，那就是得到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支持的各种组织的情况和路线，也就是先锋队内部的情况。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说一方面现在已经存在着一种带有积极倾向和表现的巨大的革命热情，那末，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一些对于人民群众的伟大斗争迅速取得胜利不十分有利的因素。
在世界其他地区具有重大影响的传统的工人阶级政党，在这里，除了某些众所周知的例外情况之外，只能指挥极有限的一部分力量，这些力量甚至在最有利的情况之下也常常是无足重轻，只是居于次要地位的。不管怎样，如果它们从拉丁美洲情况的激烈化和从古巴革命的反响中可以得到一些相对的好处，可是它们所处的地位，使它们并没有能够从其中取得主要的教训，而且在现阶段，群众运动的绝大部分的力量并不是团结在它们的周围。
另一方面，这种运动和组织本身，在绝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中都发现自己处于极端危急的情况之中，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根本上来讲，这些组织，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革命形式中，代表着一种革命的民族主义潮流，这一潮流以农村和城市的人民群众为基础，同时受着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它们的行动在客观上只是表现为，为了一部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进行着有限的反帝斗争。面临着近几年来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发展，特别是在加勒比海一个工人国家的出现，所有这些组织都感到自己应该适应目前的情况作出某种选择。在某些国家中，我们看到它们差不多是公开地选择了反动的道路，因而付出了在群众中的影响日益下降的代价，在另一些国家中，不同的客观条件过去容许它们，现在也仍然容许它们进行活动、并仍然拥有对群众的控制权。最显著的例子是阿根廷的庇隆主义，庇隆所领导的力量，因为并没有当权，可以不必立即作出任何具体的选择，相反的，却可以暂时使自己处于一种十分自由的地位，空口唱一些迷惑人的高调。巴西的劳工党，虽然在程度上差得很远，情况也大致相同，在过去十五个月的重大变化中，它始终保持着具有重大影响的地位。
这种情况的结果是，人民群众，比如像这两个最大的国家的人民群众，发现他们自己的传统的组织大部分都变成了自己的障碍，或者领他们走了许多弯路。在巴西，让我们再说一遍，如果这些组织的影响是极有限的，由于没有一个真正团结一致的运动，在本国的不同地区具有不同影响的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力量或组织的确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动员绝大多数或相当大一部分的工人和农民。但另一方面，谁都不能不想到，这个政治组织的水平极低的领导如何很容易就使这一组织在阿根廷最近期间经历的一次危机中，担任了（基本上是）消极的角色。
最为消极的情况是，某些民族主义的组织的危机并没有能够产生新的运动，产生通过在现阶段担任具有决定性的角色而能够完成别人未能完成的各种任务的新的领导。这里我们只就几种不同的情况举出几个例子：在秘鲁，容许美洲人民革命同盟组成叛逆的人民革命同盟（即现在的左派革命运动）的那一部分力量，目前仍然非常薄弱，路线不明，在群众中并没有真正的影响。在玻利维亚，任何能够取得对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极端厌恶的某些组织的信任的新的旗帜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出现。在委内瑞拉，左派革命运动尽管忽然发展起来，可是这个党，由于缺乏正确的思想和策略，同时由于接受了共产党的保护，内部已呈现四分五裂的状态，因而也不能有效地领导群众争夺政权，尽管贝坦科尔特的政府已经越来越众叛亲离了。
最后还有一点，在许许多多国家中，都有大量的集团和组织，它们聚集了一批值得重视的、主观上革命的成员，可是它们始终只作为一些先锋队在那里活动，既缺乏在群众中的影响，也没有可能配合当前的政治现实作出有效的行动。同时我们还必须说明，在它们之间经常存在着力量分散和极端有害的各自为政的情况，而且这种情况并不是由于基本政治观念有所分歧而产生的。至少在某些国家中，重新整顿组织的工作应该看作是在这准备阶段中的首要的工作。
可是这些组织的这种分散的缺点尽管存在，我们决不能因此忘了，分析到最后，这种缺点实际是古巴革命影响的反映，这种影响在先锋队的组织中触发了具有无限前途的政治热情和思想意识上的热情。目前的种种论辩和讨论肯定并不是学院式的，这些讨论常常提出了现阶段或即将来临的新阶段中的拉丁美洲革命斗争的真正的问题，这一点实在是非常可贵的。
遵循着古巴革命的道路，所有这些组织都已经得到一个结论，肯定传统的领导，不论是跟国际方面的活动有关的，还是只限于拉丁美洲某些地区的传统的领导，都已经失败了，因而有必要在一个新的基础上重新开始。甚至极有限的几个组织，如果它们了解一个革命路线的纲要并能使用有效的斗争方法，那也就是具体地说，拒绝接受“和平”过渡或“民主”演化的概念、了解使用革命暴力的必需性、在组织农民游击队和城市武装起义的基础上发动真正的革命武装斗争，那它们就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在这些一般是由很年轻的人组成的（但有时也包括一些曾经和并且现在仍然和传统的政党有过联系的一些具有斗争经验的人）组织中，对这一问题，更有较为细致的分析和讨论，它们考虑到在某一个国家的特殊的政治现实中，武装的农民的作用究竟应该完全居于主导地位，或者相反的，它只能作为具有决定性的群众斗争的一种辅助力量。我们必须认识到，甚至在一个由于它的特殊的社会结构使得第一种情况成为不可能的国家中，农村中的某些武装斗争活动，对于城市中的运动也可以构成一种必要的刺激，这些城市中的运动，我们有时可以把它看作是和传统的领导一贯遵循的路线完全一致的。在某些客观条件更为成熟的国家中，甚至这种讨论也显得有些过时了，因为总的解决方案在那里已经被接受了。在那些国家中，对问题进行分析的重点首先是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特殊的具体的形式，以便有效地发动游击战，而不是要求从国外弄来一批武装力量，而且这种游击战必须是和一般的农民斗争具有密切联系的。
具有这种成分和这种性质的组织，当然很可能有发展成为冒险主义或单纯行动主义的组织的危险。我们从来也没有强调眼下必须立即准备武装斗争，特别是在某些国家中，因为这包含着在现阶段已经成为必要的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可是我们必须批判所有那些跟真正的运动脱节的虚假的和空想的观念，而且要更强烈地反对一切时机尚未成熟的行动，因为这种行动只会招致采取行动的人本身的失败和牺牲，也反对任何一种玩票式的或甚至滑稽可笑的冒险行为。
具有更成熟的斗争经验的人们似乎也已经感觉到这种危险，他们也开始在批判某些甚至是具有一定规模的行动，比方像委内瑞拉起义的插曲。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不能很细致地来研究这些已经形成或者才刚刚萌芽的革命组织和古巴人的关系中的一些细微和复杂的问题。任何人都知道，菲德尔的领导集团对于拉丁美洲革命运动的发展越来越更感兴趣，而这些运动的比较激进的、方向更为正确的领导人们并无意和共产党联合起来，更不用说把自己放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相反的，他们对这些领导人和他们的政治路线不遗余力地进行批评，甚至当着到古巴进行访问的代表团的面对他们大肆攻击。追随着哈瓦那宣言的根本方向，他们坚持武装革命斗争的必需，坚持农民阶级和游击战争的重要性，而拒绝“和平”的斗争方式以及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但这并不说明现在古巴人已同这一或那一团体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他们给人的印象是，由于他们在传统的组织中大力推动左的倾向，所以他们仍然是在不同的水平上进行活动。
在这些组织本身之中，尽管许多领导都极力想把古巴事件说成只不过是一般的彼此支援或借以进行宣传的问题，卡斯特罗的影响却仍然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在阿根廷，庇隆主义内部的分化更为加强了；在巴西，儒利奥的运动更被向前推动了一步；在智利，在社会党和工会内部引起了真正的巨大的反响，至于像委内瑞拉一类的其他的一些国家那就更不用说了。
特别是在共产党内，古巴的经验刺激了某些组织和左派的力量，它们有的已经从有地位的党派中分裂出来了[7]。很显然，官僚主义的领导集团已看到自己面临一个主要的矛盾：一方面它们只能赞扬古巴的革命、古巴革命的领导人以及诸如《第二次哈瓦那宣言》等等重要的文献，另一方面，它们又始终希望采取一个甚至是否定菲德尔主义的方向，否定《哈瓦那宣言》的根本方向的政治路线。我们丝毫也不怀疑各共产党中居于领导地位的机会主义分子们搬弄花招的技巧；可是由于他们坚持自己的这种态度，他们就不可能防止自己陷于孤立，并使他们的组织日益削弱（这些组织至多只能像在古巴一样，到了最后关头才又坚强起来），或者甚至会看到自己受到某种严重的危机的打击，在这种危机中左的倾向很可能就会抬头。如果在像智利这样的一个国家中，这一性质的发展显然对于革命运动的形成具有很大的重要性（我们承认智利共产党具有一定的力量），那末即使在那些共产党的力量非常小的国家中，干部的获得和忠诚的、客观上革命的、基本方向正确的战斗人员的组织也将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
特殊的现实和对未来的展望
我们从目前的局势中总结出来的一般的共同的特点，决不能使我们低估了某些特殊的条件。事实上，在这非常普遍的共同的发展中，各个民族的具体情况彼此是完全不同的，这种差异对于我们理解现阶段的具体现实，和对于最近以及稍远的未来的展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更重要的，可以使我们知道，在群众运动的某些部分日趋成熟的过程中，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最有效的策略方针。我们只要很粗略地分析一下多少是根据过去的经验挑选出来的一些国家的情况，就可以完全相信这一点。在秘鲁，统治阶级的危机终于使得我们前面已经谈到过的佩雷兹·戈多伊的解决办法得以实现。可是他所提出的只是一个显然只是暂时的解决办法，在不久的将来有关领导力量的重大问题仍然会被提出来的（比如说在选举之前，如果进行选举的话）。
可是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城市和农村的群众运动过去和现在的发展。已经出现了一段时期的美洲人民革命同盟内部的危机，由于选举上的失败，更重要的由于工会中心组织为了支持阿亚·多莱发动的总罢工的可悲的失败，而更为恶化。因为这样，只在本国的北部还有一些影响，但不能得到全国大多数人支持的美洲人民革命同盟，在工会的范围内也失去了居于多数的地位，事实上，某一些重要的工会已经脱离了秘鲁工人联合会，准备单独组织和它平行的工会的中心机构。建立新的工会中心的斗争，以及逐渐使所有的工会从属于这一中心以求避免工会内部的分裂的工作，乃是现阶段秘鲁群众运动的中心任务。这个中心机构很可能将由受着共产党影响的人来领导，或者在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参与之下由一般的“社会主义者”来领导[8]。这将是工会运动中的一个转折点，最重要的是，这样工会运动将可以从一切资产阶级集团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并最后获得阶级自治权。
在农村中，革命的形势正在迅速形成。在不同的农民阶层中，首先是在各农村社会集体中，必须追随古巴的方向、为武装斗争进行准备的思想正在到处传播。占领土地已不是什么很少见的事，而且在某些地区，政府当局认为暂时不予干涉看来是比较聪明的作法。在另外一些地区，相反的，又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在这里我们只要讲一讲弗朗西斯科·法莱霍斯的例子，他是国民警卫团里的一个年轻的士兵，可是他却把许多大学生组织起来，并且有一天带着这些大学生解除了当地的警察的武装，准备跑到山区里去。可是在他们走脱以前救援的军队赶到了，于是发生了一场极端激烈的战斗，结果法莱霍斯和一个农民领袖全都牺牲了[9]。我们还必须指出，在起义山谷中，雨果·布朗科有一个时期曾经组织过游击队，根据未经证实的报道，这个游击队对于农民占领土地的活动是大力支持的[10]。
毫无疑问，山区和海滨的运动的发展对于秘鲁的革命将有决定性的作用；毫无疑问，依靠一些游击支队的力量来形成一个完整的农民革命运动组织的条件已经存在了。非常可能，正像秘鲁的先锋队似乎已经理解到的，在和农民占领土地的运动取得直接联系以后，武装斗密，特别是最初的一个阶段，一定可以逐渐发展。农民出身的大学生阶层和知识分子对于在农村组成自觉的先锋队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将最终保证城市运动和农民运动之间的联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不遗余力地把这些具有重要的桥梁作用的人争取到自己的队伍里来。
在智利，这种冲突并没有表现为如此尖锐的形式，从1960年的形势来看，运动甚至有逐渐减缓的趋势。可是正像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保守阵线仍然满足于它已经享有的有限的稳定，而基督教民主主义者仍只是单枪匹马地进行活动。事实上，统治阶级在制定自己的策略的时候，首先考虑到的正是这个政党。他们是不是应该寻求一个新的包括基督教民主党在内的组织方案呢，或者他们甚至，在候选人的问题上，到1964年还准备进行分散的斗争吗？难道不是有人为了防止人民行动阵线获得胜利正主张采取大胆的尝试，要提出一个基督教民主党和人民行动阵线的联合候选人吗？不管怎样，在我们看来，最后的这两种作法实在是一个未免过于大胆的游戏。
另一方面，直到现在为止还不能说具有真正的政治力量的某些农民阶层所进行的活动代表着一种积极的因素。这些活动也帮助在智利引起了关于农民在革命中的任务的讨论，以及在智利是否可能进行游击斗争的讨论。可是，一般说来，在一个像智利这样的社会结构的国家中，我们不可能事先看到农民将起着主要的作用：战斗将主要是在城市里进行。另一方面，甚至即使我们愿意接受这样一个概念，认为农民将只起着推动的作用，只是燃起一个巨大的运动的一星火花（古巴人自己对这个概念的应用似乎未免过于广泛一些），非常明显，在最近一段时期内——在1964年以前——一切想普遍地直接进入游击战或武装斗争的企图都是不可避免地注定要遭到悲惨的失败的。
归总一句话，我们决不能忘掉，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传统的组织对群众运动仍有巨大的控制力，这种控制是不可能因为某些考虑不周的行动就会完全消除的。更具体地说，总有那么一个阶段是工人和农民群众都非常注意的。事实上，在智利，一般都认为，1964年的选举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而且对于这一点差不多是一致同意的，其中包括那些已经考虑到，传统的组织在群众中看来已经变得软弱无力的人，以及那些公开宣称要单独采取行动的人们。最重要的一点是，依目前群众的精神状态来看，1964年的选举肯定将是人民行动阵线的候选人阿兰德取得胜利，而这个胜利要想取得，又必须使它，仿佛作为最后清账一样，具有一种革命的意义。本文作者根据直接得来的资料，了解到，至少在一个地区，农人已经在纸上作下了分地的计划，准备在阿兰德获得胜利的第二天付诸实施。
所以非常明显，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仍然还须要和传统的组织打交道。如果左派更明显地得到群众的支持，那就很可能会出现分裂。1964年的事件可能会是一种强大的推动力，便得各个力量之间须要进行一次新的安排。人民行动阵线在选举上可能获得的胜利，将不可避免地在国内引起非常激烈的斗争，而且甚至人民群众也许不会甘于失败的[11]。
在玻利维亚，革命十周年所提出的一个平衡表对于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是并不十分光彩的。经济情况非常严重，因为锡的生产已经大大降低，出口的货物在总的数量和价值方面差不多都减少了一半，各个矿场差不多全都停工了。技术革新看来完全没有希望，因而我们也无法想象情况在短期内会有改善的可能[12]。其他一些工业部门也感觉到所谓的解放带来的严重的后果（将近60%的工厂去年都倒闭了）。另一方面，土地改革的效果非常有限，在某些方面甚至产生了相反的效果。
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的日益削弱的过程仍然在继续着，它的领导机构一天比一天更为官僚主义化；最近一次选举的未来结果已经被过分地强调，玻利维亚总工会的代表大会差不多完全变成了莱钦那一帮人的事情，其中还参加了不少共产党人。人民群众，尽管表现出某种消极的情绪，可仍然在进行斗争，甚至公开在街头进行活动，而农人们却总能够用他们的剧烈的示威运动把政府当局轰走。双重力量并存的迹象仍然明显地存在。
正像我们已经说过的，不幸的是，群众在对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感到失望以后，再看不见任何其他的可以经常吸引着他们的注意力的旗帜。玻利维亚总工会本身看来十分缺乏内容，游击队只在某些地区存在，而且也缺乏全国性的配合。总结起来说，从客观的观点来看，我们应该可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革命的形势将有某种的发展，可是革命组织和革命领导的严重缺乏却严重地否定看我们的这种看法。
关于巴西，那里的情况我们只有一般性的了解，不可能用简单的几句话作出更细致的分析，这里我们将只着重谈两个方面。
群众运动仍然处于分裂状态，而且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组织起来的，这种组织形式各个地区都完全不同，全国统一化的企图没有一次不是以失败告终。更糟糕的是，这个运动始终还完全没有脱出民族资产阶级的直接或间接的控制。这里且只说几个更重要的例子，在某些地区，控制这个运动的是巴西工党（PTB）和它的工会组织；再像圣保罗这样一个重要的市镇中，大多数的工人都追随着夸德罗斯主义（夸德罗斯领导的运动）的路线，在东北地区，组织农民的是左翼社会主义者弗朗西斯科·儒利奥，他被看作是巴西的第一号卡斯特罗主义者。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考虑到那些多少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组织，这种组织一共有好几个，可是其中没有一个具有重要的群众影响。巴西的共产党（普列斯特斯）已经大大丧失了原来的力量，在将来即使它希望（它实际并不如此）采取真正的独立自主的行动，也是不可能办到的。巴西共产党最多只不过能算作是一个力量有限的先锋队的组织。巴西的社会党始终依赖着这方面或那方面，甚至工会的有限的支持，可是它本身完全是混乱一团，它看来更像是由许多完全不同的团体组织起来的一个联合机构，而不像是一个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活动的统一的政党[13]。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群众和他们的组织，尽管在这种具有爆炸性的局势中，尽管其中一大部分都有一定的战斗性，却仍然常常在民族资产阶级的各不同阶层和不同派系所进行的重大活动中，仅仅居于观望的地位。在过去的十五个月中，这种情况曾经两次出现，一次是古拉特取代夸德罗斯的地位的时候，一次是在去年9月的那一次危机中。结果是，在群众的帮助之下，古拉特取得了自己的地位，而且同样是依靠群众的支持，加强了自己的力量，可是到最后，他却露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和右派取得谅解，并且和肯尼迪携起手来，对肯尼迪来说，他是他在拉丁美洲的最值得重视的同盟者。这情况向我们表明，巴西的资产阶级手里仍然拿着我们不一定能够忽视的王牌，即使现在他们完全失去了经济或社会的稳定性。
所有这些都表明，总而言之，巴西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极端困难和极端复杂的，只有通过毫无成见的，随时注意到最新情况的细致的分析，他们才有可能认清群众运动的更深刻的发展过程，才能使自己在这个运动中能够担当起促进的作用[14]。
阿根廷近年来，由于几个政治方面和军事方面不同倾向的力量的形成，已经经历了一个无比严重的危机。我们不打算在这里重复一些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事实，比如像弗朗迪西主义的结束，“游击派”和军人中的“现代派”之间的冲突，纳赛尔主义的倾向的发展以及阿耳索加赖和阿兰布鲁这样一些人所进行的活动。在阿根廷的政治生活的中心，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庇隆主义所造成的现实，庇隆主义一方面阻挠着任何政治上的稳定（这种稳定即使不会使庇隆完全倒台，至少对他是极不利的），而另一方面，它对于群众运动仍然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怀疑，阿根廷的资产阶级和美帝国主义是否可以再拿出庇隆主义的那张牌来，对马德里的流亡分子敞开大门。可是真正的困难在于，在1962年的拉丁美洲，谁也不能说，像庇隆重新取得政权这一类的事是否可能只是一个序幕。在人民群众的眼中，庇隆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像是反帝斗争的旗手，是反寡头政治并求得他们的民族和社会解放的旗手。他们会把他的重新得势看作是一个巨大的胜利，这会更增加他们的战斗性和斗争积极性，而整个运动也可能迅速向前发展，突破庇隆和他的参谋总长所拟定的目标。在革命的根据地，只有庇隆将军自己对这些情况是完全理解的，除开那些空洞的声明，他的各种具体的行动完全可以表明，在最近的将来，他根本无意进行有效的争夺政权的斗争。这一问题很可能会长时间拖延下去，摇摆于两种倾向（完全排除庇隆势力，或者必须依赖这种势力）之间的资产阶级，最后只能或者参与目前的群众运动，或者，由于没有其他解决的办法，扶植庇隆的势力，让他重新登台[15]。
在同样的情况下，庇隆主义的运动本身决不能防止内部的动乱，而且肯定将受到各方面的压力。内部的分歧将会越来越严重，等到国内的情况更为复杂的时候，除开其他许多必然的结果之外，古巴革命的影响肯定会更为显著。[16]当以弗拉米尼为主要代表的左翼的工会组织自动地开始向左转（这一点庇隆自己也认为是有必要的[17]），而弗拉米尼自己又站在古巴一边（比如像他接见意大利记者的谈话中所说[18]）的时候，右派的马蒂拉却向军队中的“温和派”和游击队提出建议，拒绝“向左转”，而为争取进步联盟喝采[19]。
根据所有这些情况，我们显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庇隆主义的这个总的框子中，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有利于阿根廷政治斗争的发展，特别是有利于群众运动的发展的形势将逐渐形成。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低估或忽视这种情况：阿根廷的人民群众必须先取得一整套的经验，然后才可能找到其他的组织形式和其他的斗争工具。根据最近庇隆主义的青年所表现的极端有趣的热情，我们完全可以以乐观的情绪来看待他们的这种逐渐成熟的过程。某些青年已经在一种极其坚固的基础上把自己组织起来（尽管现在还只是地区性的），组成司令部、秘密地散发传单、表明他们的战斗意志。在这里我们看到在庇隆主义内部无产阶级倾向已初步逐渐形成，对于人民群众革命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革命的干部将一定会从这里产生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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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为拉丁美洲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力量规定各种任务和政策方向。这种规定只能由实际参加行动的人的共同宣言提出，同时只能由我们的国际运动的合法的机构加以批准。
可是，我们必须作的是，向大家说明，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如何地艰巨；目前的情况是，革命前夕的和发动革命的条件已经存在并且正迅速成熟，而先锋队的战士和组织却仍然规模很小，而且常常彼此分裂，对于帝国主义和它的代理人的行动完全不加考虑，此外某些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简直是在进行一个有计划的运动来打击、孤立，或甚而至于消灭最进步的干部和积极分子。拉丁美洲的现实，甚至在某些国家内部——我们只要想一想像巴西这样的大国就行了——是非常复杂和瞬息万变的：各种变化、各种意想不到的动乱随时都可能发生，甚至可以说必然会发生。一切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像对待瘟疫一样拒绝一切不正当的计谋，紧紧地抓住拉丁美洲的现实，用辩证的观点来解释这些现实，及时地抓住其中最有前途的倾向。那些只能空喊口号的人，在任何情况下，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中也永远只会空喊口号，他们不了解新的革命组织和领导自然会从群众运动本身的发展中产生出来，不了解把某些微小的组织视为神明是完全荒唐的，这些组织，不管它的成员的精神如何[20]，最后必然毫无成就，而只能把别人取得的胜利看作自己的胜利，狂妄地把自己放在高级顾问的地位。因此，我们必须有最广大的胸怀，认识到革命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有些甚至是意想不到的。这表明，我们永远不能够满足于实质上只不过是一条条原则的概括性的结论，而必须注意每一现象的具体的发展，并依靠以对事实的深刻认识为基础的具体的分析。正确的调查研究的态度，在具体的行动方面，必须包含最大的灵活性，最高的敏感，一方面在政治上作出决定，一方面又明确地反对组织崇拜。在客观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随时准备发挥大胆的主动性，正确地参加那些最大的运动（尽管那些运动的发展方向和他们的行动并非完全适应），并通过在运动中担任自觉的先锋队的角色，来刺激这些运动。如果必要的话，他们必须有勇气让人民考虑当前的现实，让他们了解群众运动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这些规律，对我们来说，大多是决不能凭简单的意志活动加以否认的客观事实。
拉丁美洲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同样享受着一个巨大的便利，那就是，他们也是一个国际共产组织的革命历史潮流中的一部分，这个组织拥有一套完整的理论遗产和政治遗产，这就是它的非其他任何东西所能代替的认识的工具和斗争的工具。可是他们又不应该完全以这种遗产为满足，因为如果这种遗产不随时更新，并以新的经验加以充实，最后就可能会变成一种障碍。古巴革命，除开其他许多事情之外，更表明，由于一个革命已经达到高度的自觉，整个的革命现实已发生了新的变化。对于愿意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特殊的时代发挥最大的作用的人们，这里还整整有一个大陆可以供他们进行分析、进行活动。
1962年10月20日
附注：甚至秘鲁托洛茨基主义组织中的某些积极分子所组织的对信贷银行的攻击的插曲也极有意义地表明了这个国家的气候，特别是，我们看到，工人和学生对于被监禁的人提出了巨大的热情的支持。
[1] 即第四国际的活动。——译者
[2] 受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书记处邀请，在智利的圣地亚哥参加一次重要会议的某些专家最近发表了一个很有趣的报告——甚至在这个报告中，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出在1937-1938年间拉丁美洲出口贸易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10%，1961年拉丁美洲出口的货物按价值算降低到6.5%；在1934-1938年间欧洲共同市场所购买的拉丁美洲货物的数量，占欧洲总入口量的11%，而在1960年却只占6%……。
[3] 实际上弃权的人数是相当多的，根据官方的偏低的估计已经达到60%以上。在较大的矿区中心，只有几百个选民投了票。
[4] 可以参看1962年9月在圣地亚哥举行的部分选举的结果，在那次选举中，政府的候选人已经落后，而人民行动阵线，特别是基督教民主党的地位却得到了加强。
[5] 编辑《工农》杂志的革命工人党（托派）的同志们，在7月18号发表的一个声明中，作出了这样的分析。
[6] 根据最近在巴西出版的一部书中的某些段落，似乎像儒利奥这种领导人也对军人给以相当的重视，他看出在巴西的军队中，某些将军都表现出了“民族的”和“接近人民的”倾向。
[7] 我们想到，比方像巴西的共产党就已从普列斯特斯的党派中分裂出来，此外还有秘鲁的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也已经分裂了。
[8] 铁业工人工会是由革命工人党（托派）的著名的战士领导的，革命工人党（托派）在建筑工人工会以及其他一些行业的公会中都有很好的影响。
[9] 和他们一同牺牲的还有梅塔，她临死时大声喊叫着：“革命万岁！”她的名字是一切革命者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10] 雨果·布朗科在有一次和记者谈话的时候，毫不隐讳地表示赞成托洛茨基主义者和第四国际所采取的路线。
[11] 现在在那里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情绪，大家认为，只有在使用不正当的手段进行破坏的情况下，阿兰德才有遭到失败的可能，而如果结果真是这样，人民群众肯定将有所反应……。
[12] 由于对过去的所有主付给极高的赎买金，工商企业的现代化过程早到了严重阻挠。
[13] 社会党内一方面有许多机会主义者，其中甚至还有一位政府的部长里马；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接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富于战斗性的左派人士，同时也有弗朗西斯科·儒里奥这样的人。
[14] 在巴西，进行游击战的问题是早晚会具体地提出来的。不管怎样，我们决不能忘了在像巴西和墨西哥这样一些幅员广大的国家中，在落后地区进行的游击战可以很长时间进行下去，而并不能带来中央政权的迅速的衰落和灭亡。
[15] 在9月中旬的危机之后，前一种倾向看来更为显著了。
[16] 除开一般的影响之外，古巴革命的主要效果是刺激了先锋队中的各个阶层的人对问题进行思考，对许多政治上和理论上的问题进行更深刻的分析和研究，而过去他们是没有这种习惯的。
[17] 参看庇隆关于必须使他的理论配合当前现实的某些宣言。弗拉米尼所提出的十点中包括：一切银行收归国有、由国家控制对外贸易、主要的经济部门国有化、禁止资本外流、无偿地没收地主的财产、由工人控制生产、消灭商业中的黑市活动等等……。
[18] 参看1962年8月18日的《团结报》（L’Unite）。
[19] 参看1962年10月17日他对外国印刷公司联合会所发布的声明。
[20] 如果，像现在某些不正确的自称为属于第四国际的组织一样，这种组织的政治路线一般还是原始的，组织机构又完全是官僚主义的，那当然就更糟了。
感谢 鲍晓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