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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反响
——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1961年12月5日的决议
〔说明〕译文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三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7月出版。
苏共二十二大已经在斯大林主义的危机中打开了一个特别尖锐的局面。作为教条的大集成,斯大林主义是已经完蛋了；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任何人再在行动上十足表现为旧式的斯大林主义者，因为甚至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也至少打破了两条被斯大林主义视为天经地义的惯例,即:无条件忠于苏联官僚机构的曲折的策略路线，绝对不公开议论苏共的官方领导。可是，斯大林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学说，还毋宁说是一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和政策的歪曲，并且它是为那在苏联篡夺了政权的官僚阶层服务的。在这个意义上，斯大林主义虽然经过非斯大林化的过程还依旧存在，只要这个非斯大林化的过程仅是苏联官僚拼命想要维持权力的一种努力，以抵抗在苏联本国和整个世界革命运动中日益抬头的争取苏维埃民主的力量。在这样做的时候，苏联官僚阶层不由自主地给了一切革命力量以一种新的动力，这些革命力量逐渐削弱官僚阶层对苏联的无产阶级、“人民民主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治。
斯大林主义危机中的这个尖锐的新局面采取两种辩证地互相影响的特殊形式：
（甲）超过二十大的秘密揭露的做法,这次公开地揭露斯大林的罪行；揭露斯大林从列宁逝世以后违反了早经确定的民主原则；公开揭露基洛夫遇剌案的煽动性；把“个人迷信”的开端放在1933-1934年——赫鲁晓夫由于作了这些揭露，已经为从法律上推翻莫斯科审判和从法律上恢复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全部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的名誉这两件事提供了有力的论据。毫无疑问：在苏联本国和在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内，要求恢复那些被诬吿的人的名誉的呼声将日益高涨；在决定由法院对基洛夫遇刺的详情进行査究时，苏联的官僚阶层将越来越难以逃避那种使这些人恢复名誉的责任，因为为斯大林恐怖统治的受害人树立纪念碑和把斯大林的遗体移出红场的陵墓这两件事已经为受害人的恢复名誉作了准备工作。
官僚阶层的努力现在将集中在拒绝从政治上恢复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特别是托洛茨基的名誉这方面。可是在这样做的时候，官僚阶层将越来越频繁地面对人们要求由公众公开讨论反对派的思想、重新出版他们的著作、根据过去的形势审査他们的观点的呼声，而所有这些都将把斯大林主义的危机推上一个更高的阶段、一个政治的阶段。
（乙）由于把苏共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分歧公开出来——并且经过这场冲突又把苏共和中国共产党的分歧公开出来——赫鲁晓夫已经在各国共产党之间促成了一次新的和迅速的分化。目前，除我们的流派以外，还有在共产主义世界内部可以看到的三种不同政治流派：赫鲁晓夫派、中国派和南斯拉夫派。在这几种流派的内部，可以看到一系列的分化，如意大利共产党的流派，与中国共产党的流派有所不同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流派，以及1956年“波兰十月事件”以后经过长期的“衰退”已经开始重新出现的波兰共产党的流派。法国共产党已经公开地反对意大利共产党。古巴共产党为它的关于古巴国家性质的见解辩护，它的见解同其他共产党的见解不同。公开分化的一个突出的例子当然是印度共产党的多数派公开地同本国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在最近边界事件的问题上反对中国共产党。
这些分化只会加剧。
Ⅱ
斯大林主义危机中的这一尖锐的新局面，归根到底只能用工人国家本身和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过程的加速以及许多帝国主义国家（比利时、英国、意大利、法兰西）的阶级斗争的加剧或加强来解释。
在苏联，自从赫鲁晓夫当权以来,政府除了受到消费者的压力之外还第一次受到来自下层的政治压力。人们由于同官僚阶层的统治部分暗中或公开发生政治争论而掀起的自发性示威运动增多了；敖德萨爰生了一次罢工；在“争取和平的进军者”抵达时学生举行了示威；发生了以诗人叶甫图申科问题为中心的示威；党内产生了意识形态的讨论以反对那种时时刻刻禁止组成派系的统治；人们要求继续进行非斯大林化等等。这种压力不但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是强有力的，而且在共产党内部也是很厉害的。
在那些从事殖民地革命的国家和运动中，和平共处的幻想，关于“戴维营精神”的空谈，苏联官僚阶层同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这一外交总方针，它同法国共产党一样对阿尔及利亚革命所抱的消扱态度，埃及和伊拉克共产党由于执行克里姆林宫命令的灾难性政策而遭到的悲惨命运，阿尔及利亚共产党或古巴共产党在这些国家出现的两次重大革命中所起的微不足道的作用或根本不起作用——所有这些都是拒绝利用殖民地革命的巨大潜力以促进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迹象。这些企图限制甚至阻止这种革命的形形色色的努力，已经在这些党和国家内部引起了种种议论和日益高涨的不满，而对这些党和国家来说，中国党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起了解释者的作用——这些都对苏联官僚系统的统治阶层施加了巨大的压力。甚至在这个官僚系统所控制的国家的内部，甚至在莫斯科，卢蒙巴大学殖民地国家学生的勇敢的反帝活动也屡次导致了同官僚机构、甚至同警察发生小冲突，例如最近一次在法国大使馆门前要求释放本•贝拉的示威运动就发生过这种情况。
苏联国内的革命高潮、世界革命的演变和这双重的发展对苏共和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影响之间的相互作用，现在使斯大林主义危机越来越显出是一个持久的和爆炸性的过程，这个过程很快地向前发展并且容易产生耸人听闻的变化。不论官僚阶层作出怎样的努力想要像在二十大以后那样来阻止这个过程，他们获得成功的机会是愈来愈少了。
III
为什么赫鲁晓夫要冒很大的危险在二十二大作那些揭露并公开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发生冲突呢？即便承认他的个性在多数场合下表现出一种冒险主义的气息，我们也只可能用克里姆林宫现在的主人发现自己所处的困难的政治局势，来解释这种对苏联官僚说来充满着严重危险的策略：他发现自己陷于双重反对的夹攻之下，其中之一代表苏联社会和各国共产党内精悍的、进步的，年轻的革命力量的反对意见，另一种代表官僚阶层中越来越激烈地反对赫鲁晓夫在许多领域内所规定的革新方案的那部分最保守、最倒退的力量的反对意见。
正是这种双重的压力，无疑地再加上军事阶层的压力（它最近几年一直不接受削减军事预算和兵力的建议），迫使赫鲁晓夫作孤注一掷，以便阻止他的敌人联合起来反对他。持续的农业危机，尤其是他所创议的“生荒地”试验的相应的失败，助长了敌对者的联合。他的政策主要有两个部分：在国际方面加剧对帝国主义的紧张关系（柏林危机，恢复核试验、五百万吨级炸弹），其目的在于使那些谴责他对华盛顿让步的人丧失批评的根据；在国内政策方面则重新发动一次非斯大林化的运动，因为这个策略最为合适，一方面可以保证他获得广大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可以把他的国内和国际的敌手或多或少地说成是斯大林罪行的“同谋犯”，或图谋恢复苏联群众希望不惜以任何代价加以避免的斯大林主义方法的一党，从而使他们处于孤立的地位。可是，由于采取这种大胆的行动从而使他的权力能够继续维持下去，赫鲁晓夫也就同时打开了筑在苏联官僚阶层的权力和特权周围的一系列堤坝。通过这些缺口，革命批评的洪流可以有越来越多的机会找到一条在苏联群众中间引起强大共鸣的途径。固然赫鲁晓夫暂时总算在群众面前扮作非斯大林化的英堆，可是不久以后,对马林科夫在亚美尼亚清洗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对卡冈诺维奇在铁路工人中间进行清洗时所扮演的角色的指责，将促使人们顽强地提出责问：乌克兰的清洗是谁组织的……
在掌权以后，赫鲁晓夫所以能够在二十大达到的高度上遏制苏联的革命浪潮，主要是由于他所开出的提高苏联公民生活水平的支票（而且一部分已经兑现）。他最初的打算是想通过保证在二十年内解决工人的一切问题……这一办法把二十二大时期的压力抑制在同样的水平上。这就变成了一项条约，其交换条件是：苏联人民在“建设共产主义”的整个时期必须容忍官僚的统治。
可是群众的压力十分强大,不是能够被抑制在这种水平上的。所以就有必要扩大缺口，继续进行非斯大林化运动。赫鲁晓夫无疑地正在希望寻找一个新的缓冲手段。他会成功吗？无论如何,看来他不可能得到像1956—1961年那样的五年喘息时期。在国际革命压力的帮助下，苏联无产阶级很可能在几年之内就迅速走上政治革命的道路，最后一定会把作为统治阶层的官僚机构推翻。
IV
苏联官僚机构把它的种种罪行完全推在斯大林身上并用单纯谴责“个人迷信”这一借口来模糊人们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批判，这种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且已经可以认为是失败了。在包括苏联共产党在内的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内，越来越多地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些罪行怎么会发生的呢？为什么一定要过了二十年或二十五年才开始谴责这些罪行呢？在波兰统一工人党（波兰共产党）最近一次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奥斯卡·兰格提出了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释“个人迷信”的问题，拌且他要求“苏联同志”提供解释。哥穆尔卡提到了苏联的孤立和它的落后状态。在意共书记处的文件里,也同样强调有必要提供解释，并对苏联共产党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1961年11月22日的《真理报》发表了长篇社论，其中一部分专门用来驳斥那种在意共不同成员中，特别在青年中事实上已经完全公开谈论的关于“苏联的蜕化变质”的说法，这就证明在苏共本身的内部现在也已经开始进行这种辩论了。目前这种辩论的展开所采取的方式，使第四国际可以充分利用它的经验和它对于苏联的性质所抱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态度来参与辩论。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是唯一能够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严格科学标准来解释斯大林主义的运动。只有它的分析才能看出斯大林主义的现象是一个可以用苏联社会的矛盾来解释的社会现象。
《真理报》的社论只同那些认为“苏联的蜕化变质”意味着在那个国家恢复资本主义所有权的人论战，这并不是偶然的。这个论据不难驳倒。可是，在另一种情况下，如果人们根据十月革命所推行的新的生产方式，来解释苏联已经发生的那种同热月反革命派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做法一样的政治上的反革命，那么，苏联的官僚阶层除非承认这是恢复旧制度的行动，就不大容易把他们驳倒了。相反地，《真理报》的社论作者却断言单独一个人无法根本改变苏联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怎么能够承认:对于千千万万人的暗杀、对于所有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的清洗、对于红军领导人员的清洗、种种使苏联受到可怕损害的事件、种种具有社会规模的事件（从而表现出社会的矛盾），不过是莫名其妙地发生的“个人迷信”的结果，不过是“值得遗憾的偶然事件”，而不是政治制度的一种极端的蜕化变质、其性质已经昭然若揭的一种蜕化变质的产物呢？
托洛茨基主义对于苏联政权的官僚主义蜕化变质的分析，将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兴趣，将在各国共产党内部、特别是工人国家和苏联本身的内部找到越来越多的共鸣。这将是我们对于这些国家目前正在进行的讨论的主要贡献，这个贡献将有力地反对关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任何修正主义和失败主义的倾向，保持全部马克思列宁主义遗产的完整，并给予现阶段在工人国家中提出的所有那些问题以一个原则性的和富有政治内容的答复。
Ⅴ
世界无产阶级的“指导国家”的思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坚如磐石”的思想——在斯大林主义时代已经提高到教条水平的两种显然是修正主义的和反列宁主义的思想——现在已经出乎意料地发生了不利于苏联官僚机构的变化。它们已经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愈来愈迅速的和混乱的分化，引起了离心倾向的发展；只要人们还经常否认党和国家之间应该有所区别和差别，这些离心倾向就要冒一种使工人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同盟遭到威胁的危险。在缺乏一个真正的共产国际的情况下，由于所保持的结构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任何有关意识形态的讨论的爆发——这在各国共产党之间是绝对正当的和不可避免的——结果只会迅速地造成统一行动的破裂。由于缺乏健康的内部生活，由于各种不同倾向享受不到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和自由，这种讨论结果只会造成各国官僚阶层之间，不同国家的共产党之间的对立,而每一个官僚阶层则竭力宣扬它自己党内“坚如磐石''的神话。虽然现在的一些思潮似乎在规模上是国际性的，并且所有重要的共产党的队伍中不乏这些不同思潮的代表人物，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却窒息各国党内的一切少数派，并使必要的国际讨论呈现出国与国之间或民族与民族之间发生争吵的有害的和危险的局面。只要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肯彻底地和老老实实地恢复实行列宁主义的原则，这种局势就只会加剧。这些列宁主义的原则包括：
1）铲除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制，而代之以包含组织各种倾向的权利在内的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重新规定完全的讨论自由；重新规定各国共产党内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除在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开辟公开讨论栏以外，定期出版内部通报，以便按时展开有关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的真正的讨论。
2）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对过去和现在一切有争论的问题组样一次国际性的讨论。让一向被排斥于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之外的共产主义反对派、特别是首先谴责斯大林的罪行的第四国际有组织地参加这个讨论。在苏联和各个工人国家出版苏联国内的反对派、尤其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左派反对派以及布哈林的反对派的一切材料和纲领，并在各国共产党内部传播。
3）准备召开一次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代表大会，以便为重新组成一个以民主集中制和无产阶级民主制为原则的共产国际打下基础；各国党和各个共产主义派系无一例外地均可参加这个世界代表大会。
4）承认在各国共产党的任务和义务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区别这一原则；在兄弟党之间进行坦率的公开讨论，以便共同努力在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一切工人国家之间、特别是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必要的联盟。抛弃对南斯拉夫、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实行经济制裁的一切歧视性措施。
在为这个纲领进行辩护时，深感其自身责任重大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所采取的行动，不是为了保卫狭隘的派系立场，而是为了共产主义、工人国家和整个世界革命的事业。
他们所提出的组织讨论和解决世界共产主义危机的建议，是仅有的一些建议，这些建议一方面给予苏联的官僚阶层和各国的官僚阶层以决定性的打击，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了要维护和巩固工人国家间的团结，加强而不是削弱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行动。
VI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展开的讨论的动力，有助于提出一切问题来重新检査所有的教条和审査斯大林主义政策的各个方面。我们这些托洛茨基主义者可以鼓励大家进行一次规模尽量大的、尽量广泛的讨论，这种讨论不可动摇地以马克恩列宁主义原则为基础，使任何疑问、任何奥秘、任何问题都不致在“爆炸性太强”因而不宜讨论这一借口下得不到探讨。全世界几代年轻的共产主义者正在迫切要求了解事实真相。革命是没有什么东西要隐瞒他们的。
这次讨论将提出共产主义政治的一切基本问题。它将由于这个事实而大大地超过斯大林主义分子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之间的辩论、赫鲁晓夫集团和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辩论，因为这些辩论比较带有危机的性质，内容也比较偏于共产主义纲领的一个特定范围。所以，虽然并不排斥主要在各国共产党本身内部有可能结成策略性同盟以便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取得优势，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任务却首先是在这次辩论中拿岀他们自己的对于一切有争论的间题的纲领性解决办法。
他们所以有必要采取这种态度，主要是由于目前各种思潮在意识形态上的多样性，这些思潮还没有明确的定义和界限,并且在一般情况下把对某些问题的非常进步的观点同对另一些问题的保守的和落后的观点混合在一起。说得更精确些，今天苏联官僚阶层和中国官僚阶层所以对非斯大林化问题抱有相反的看法，是由于这两个官僚阶层所遭到的压力不同，正如中国的官僚阶层关于殖民地革命抱有一种比较进步的看法一样。中国的官僚阶层特别受到这种革命的压力，但它主要是通过它所处的国际地位以及在中国各种社会力量的严重紧张局面的恶化的客观情形中间接地体验到的，这些形势的性质不可能鼓励一个官僚阶层走上非斯大林化的道路。
相反地，赫鲁晓夫却受到一个现代无产阶级的愈来愈大的压力，这个无产阶级在人数和资格方面占世界第二位，在一般文化和政治水平上无疑地占世界第一位，它的全部力量在这位苏联领导人被迫作出让步时把他推上一条不同的道路。
1）关于赫鲁晓夫派，我们要批判地支持它实行非斯大林化以反对更保守的流派的斗争，但同时提出这样一些要求:应当公布全部事实真相；所有犯罪的人都要加以揭发；必须从托洛茨基本人起，全部地公开恢复受害人的名誉，不让留下一件悬案。与此同时，我们决定对这一流派进行革命的批判，谴责苏联国内的权力和特权，保卫苏联国内反官僚主义政治革命的全盘纲领（成立工人委员会，重新建立并扩大一个真正的苏维埃政权，承认种种苏维埃政党有存在的权利，以民主方式改组计划工作，规定党员薪金的最高限额,等等）。我们也必须对那来自赫鲁晓夫集团的关于殖民地革命的孟什维克调和主义政策继续进行革命的批判。我们必须继续以革命的态度批判赫鲁晓夫的策略，因为他的策略以虚妄的“和平共处”为基础——并不是没有冒险主义的摇摆不定——在对来自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的斗争中没有强调要动员帝国主义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劳动群众，并且归根到底是没有强调要在资本主义的主要根据地推翻资本主义。
2）关于毛泽东派，我们像过去一样给予批判的支持，因为它对帝国主义和殖民地资产阶级抱着比较激烈的态度,因为它真正地支援正在进行的革命（阿尔及利亚、老挝），特别是因为它抛弃斯大林主义关于殖民地国家“革命阶段论”的整个观点，根据经验以它自己的方式走向不断革命的理论。同时，我们也保持革命的批判态度，反对它不可容忍地和无原则地为斯大林主义的制度辩护，而且那种制度同中国共产党本身在1956-1957年所采取的某些立场是格格不入的。我们批评它在中国制度中的一些显著的官僚主义，我们要求它坦率地和充分地恢复无产阶级民主，恢复中国共产党的列宁主义制度，以及在该党党内恢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所争辩的一切问题的普遍而自由的讨论。我们一方面支持中国共产党对于苏联减少对华经济援助这一不可容忍的政策的公正批评（1960-1961年，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五以上），同时也批评“大跃进”的过分急促的节奏，要求它根据最近两年的困难情况，以列宁主义的精神和用民主的方式批判地检査目前的经济方针，检査中国人民在国家迅速工业化的道路上能够忍受多大牺牲这一整个问题，
3）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我们像过去一样，在有关工人委员会以及一般经济的比较民主的管理问题上给于批判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批评该党的明显的官僚主义化、它的外交政策的机会主义、它对殖民地革命特别是对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态度，并且也要求该党恢复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方法，根据那种承认各个派系和苏维埃政党有存在权利的真正无产阶级民主制度来组织一个不折不扣的苏维埃国家。
4）关于意大利共产党，只要它提倡非斯大林化，在取得政权后确实使各党各派的权利合法化，我们就支持它的某些在客观上起积极作用的立场，另一方面则有力地批评它在国内政策问题上所表现的机会主义，批评它未能指出一条现代意大利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并完全拒绝它的“多中心主义”的观点,与此相反,我们所主张的则是一个以民主集中制和最广泛的无产阶级民主制为基础的共产国际。
5）关于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和苏联的莫洛托夫集团，我们一方面抨击这些流派的极端官僚主义的性质，因为他们已经犯过官僚主义的罪行,或者可以说他们在阿尔巴尼亚还在犯着这种罪行，另一方面要求他们公布他们的文件和纲领——特别是莫洛托夫写给苏共中央委员会的那封信——并提交国际讨论。我们现在反对并将继续反对以行政手段排斥这一流派的做法，正如我们反对以这种手段排斥工人运动中的任何一种流派一样。我们现在反对并将继续反对任何外国进行政治-军事的干涉来决定恩维尔•霍査集团的命运。他的遭受排斥，只能由阿尔巴尼亚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本身的迫切而必要的反官僚主义政治革命来实现。
我们必须在国际范围内到处尽量广泛地宣传一个共产党对任何具体问题所采取的正确立场，以便推进斯大林主义危机的总的发展。我们必须到处保卫列宁主义原则，以便让大家知道我们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列宁主义的最有原则性的，最负责的、唯一的继承人，是能够全面解决现阶段国际工人运动所面临的问题的唯一流派。
VII
我们对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讨论以及斯大林主义危机的干预，必须根据毎一国家的条件、根据共产主义运动是否已经着手讨论以及讨论已经达到什么程度等情况，把注意力特别集中在问题的特定的方面。
一般说来，恢复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尤其是托洛茨基的名誉,纠正历次莫斯科审判，恢复国家政治保安部在苏联境外暗杀的一切受害人（安德烈·宁、列夫•塞多夫、伊纳斯·雷斯、鲁道夫•克莱门持，艾尔文•沃尔夫以及在西班牙的许多受害人）的名誉——这一切已经在我们插手干预的第一个方面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它们在法共或英共这样一些共产党内将继续起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些共产党还没有明确地承认有必要“依法恢复名誉”，虽然意共实际上已经这样做了。可是意共的明确承认并不能代替一次法院的重审或一次正式的关于恢复名誉的宣吿。
然而，随着讨论的展开，比较帯有根本性的意识形态问题和比较清楚的政治问题将超过我们干预斯大林主义危机的第一阶段。这些问题显然有以下几种：
1） 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个人迷信”、即苏联官僚阶层的蜕化变质，并讨论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自1923年以来所坚持的政治立场。
2） 具体规定关于殖民地革命（为工人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在殖民地革命中（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的列宁主义政策。
3） 具体规定对帝国主义战争威胁以及对那向人类前途投下阴影的核武器的特殊威胁进行斗争的列宁主义政策。
4） 根据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客观形势以及对它们的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形势的正确分析，规定推翻帝国主义国家本身的资本主义的革命策略。
5） 保卫共产国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保卫我们关于以各国共产党为一方、以各工人国家为另一方的关系的列宁主义看法。
6） 重新确立在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派系的自由。
7） 保卫我们在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斯大林主义的衰落》这一文件中概括说明的在工人国家重新确立和扩大苏维埃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的纲领。
国际书记处号召第四国际的一切支部、全世界的一切托洛茨基主义者在这争取继承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战斗中，在这革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中，以无上的勇气、热心和热诚进行活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有更大的可能来取得我们思想的胜利，巩固我们的各种组织，把这些组织同一个庞大的共产主义先锋队、同一些庞大的工人先锋队联合起来。所有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都必须坚决地参加到运动中去，以便有效地利用这些机会。他们应当为1962年的一次体现出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革命大团结的大规模世界代表大会作好准备，因为这次代表大会对于正在提出一些问题而只有从第四国际才能得到有条有理的、令人满意的和革命的答案的遍及世界各地的千千万万共产主义战士来说，是一个真正能够吸引人们的兴趣的中心。
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
1961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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