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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利亚革命的决定时刻
——巴布洛于1961年7月18日从阿姆斯特丹狱中写给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信
1961年7月18日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四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12月出版
亲爱的同志们，亲爱的民族解放阵线的兄弟们：
在我向你们写这封信的前一天，沙尔•山登和我因为从事“非法”活动支援民族解放阵线，被判处了十五个月的徒刑。
阿尔及利亚的革命现在实际上已经胜利了。帝国主义的最后的拖延和诡计可以阻碍解放时刻的到来，但是，解放的时刻是肯定的了，而且已经比较近了。
这个胜利首先是阿尔及利亚工人和农民奋斗的结果。他们七年来毫不吝惜他们的鲜血，付出了各种各样的巨大的牺牲。
在七年的残酷战争中，革命的根子已经深深地扎到阿尔及利亚人民当中，阿尔及利亚人民培养出的民族革命领导——民族解放阵线——已经发展成为不可轻侮的、同国际上有联系的、群众性政治-军事组织。
这一胜利同样也是阿拉伯群众，非洲群众，工人国家，中国，南斯拉夫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在物质上和道义上给予援助的结果。
国际的革命环境，多年来在国际范围内早已确立的新的力量对比，一直在朝着不利于帝国主义的方向发展，大大有利于阿尔及利亚革命的胜利。
欧洲和法国工人运动的群众，也对这一胜利作出了同等的贡献。他们的人数起初很少，但是后来却愈来愈多。当然，在这一领域中，同殖民地国家兄弟的革命斗争比起来，欧洲的工人运动，由于仍然处在传统的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领导下，一般来说，是停滞不前的。这种情况在法国有清楚的表现——不仅表现在帝国主义政策的执行者和工人阵营中戴髙乐独裁政权的主要支持者法国社会党的可耻态度上，而且同样表现在法国共产党在初期和现在对阿尔及利亚革命所采取的态度上。直到现在，法国共产党还满足于纯粹在口头上反对戴高乐和阿尔及利亚战争。
无产阶级的主要组织的这种态度是露骨的叛卖态度，从根本上来说，也是机会主义的态度。正是这种态度迫使许多具有战斗精神的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寻找各种各样带有非常性质的方法和形式来援助阿尔及利亚革命。这种方法和形式当然不可能和群众的真正革命行动具有同样的外观和同样的内容。
然而，法国和其他地方这支有限的先锋队的主动行动和活动仍然是可贵的，因为这种活动唤醒了法国和欧洲工人和民主舆论去注意阿尔及利亚问题，并且引起了更广大的人民的反应。
今天，这就表现在法国各地，甚至还有阿尔及利亚各地，抗议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不断增长的呼声上，也表现在欧洲资本主义各国国内对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更有力的声援上。
你们知道，法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和整个第四国际从阿尔及利亚革命一开始时起，就对这一演变作出了贡献，虽然这种贡献是微薄的。
我们中间有些人，同法国和欧洲各国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几十位战士和革命知识分子，不惜冒生命的危险和监禁的危险，毅然表现出他们热爱阿尔及利亚革命和一般的殖民地革命。
当然，这种牺牲同阿尔及利亚人民蒙受的巨大牺牲比起来，是算不了什么的。我在这里提起这一点只是为了说明，我们也有一点点权利在彻底解放的前夕，作为阿尔及利亚革命的真诚朋友，向你们讲一些坦率的话。
你们将面临一个重要的抉择。你们打算怎样利用革命的胜利呢？
在1954年，阿尔及利亚人民掀起了一个群众运动，它的首要目标是争取民族独立和摆脱帝国主义。
七年来，这场斗争是以没有明确社会分化的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为主力进行的。这些社会力量一旦参加到局势中来，就决定了革命的动力，并且在风雷激荡的国内外革命环境中提高了他们的觉悟。
在这场斗争中锻炼出来的还不单是粗糙的民族觉悟。支持革命和战争的社会阶层，阿尔及利亚的高山和农村中的农民，阿尔及利亚各城市和宗主国法国的农业无产阶级、工人和“知识分子”，都通过曲曲折折的道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意识到他们自己的社会愿望和理想。这种社会愿望和理想现在已经大大地超出了单纯的民族独立的范围。
革命在开始时采取民族阵线的形式，是不可避免的。
在革命初期，信仰，风俗和传统在发展和加强觉悟和民族团结方面，甚至起了进步作用。因为他们面对着帝国主义×××［此处疑原文有错漏——译者］来自突尼斯和摩洛哥的×××。这些国家尽管取得了独立，仍然处在封建-资本主义制度下。
不管革命在自己的动力推动下怎样不知不觉地前进，革命已经提高到更高的水平。今天，在同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主力进行了七年战争以后，阿尔及利亚群众的精神已经受到时代的思想，愿望，主要思潮，即社会主义和革命思潮的有力感染。任何人都不能忽视这一事实，因为这一事实对于阿尔及利亚革命的前途，实在具有头等重要意义。
阿尔及利亚革命目前是在一个发生着剧烈变化的世界上进行的。在这个世界上，变化的剧烈、深刻和加速度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在原子能、自动化和宇宙空间硏究的领域中，科学和技术最近的进步已经把人类的实际能力和潜在能力的边疆推进到以前完全不可想像的地步。人类现在已经有了生产丰足产品，移动高山和使沙漠繁花盛开的物质力量。
这一新的工业革命为一种新文明，开辟了道路。这种新文明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了物质可能性和必要性。而且这一新的工业革命还同惊人的政治和社会变化结合在一起。
这样，这两种过程就互相作用着，注定要稳定在更高的发展水平上。
苏联，中国，南斯拉夫和其他工人国家的物质和军事力量一直在不断地增长，并且在世界生产上及帝国主义和新生社会主义世界的力量对比上，留下自己的烙印。
这一不断增长的力量和以前受到帝国主义束缚的各国在战后掀起的波澜壮阔的解放斗争的发展互相起着促进作用。
请想一想阿尔及利亚革命以来非洲的变化吧！以前，这个大陆是最落后的大陆，现在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卷入到一场革命高潮中，这个革命高潮正在扩大到森林和热带丛林的最原始的人民当中去。
从埃及到摩洛哥，从尼日利亚到坦噶尼喀，从北非到南非，穿过马里，几内亚，处在革命门槛上的怯尼亚，刚果，号称“新阿尔及利亚”的安哥拉，整个非洲都掀起了革命热潮。这种革命热潮将继续汹涌澎湃，直到这个地区从帝国主义的朿缚下获得了真正的彻底解放，并且实现了社会、经济和民族复兴为止。
在这个历史性过程中，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英勇斗争过去起了，现在仍在起着他们自己也没有充分认识到的非常巨大的作用。
在中东，革命热潮也是同样深刻，不论是在土耳其或伊朗或伊拉克都是如此。在伊朗，国王和封建资本主义买办阶级正在作垂死挣扎，企图推迟不可避免的爆炸的到来。在伊拉克，克伦斯基式的波拿巴主义政权摇摇欲坠，变动频繁，局势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对帝国主义来说，远东的情势也在恶化。老挝、南越的革命斗争的发展，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的工人运动的高涨，南越的长期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
世界这一地区已经愈来愈处于红色中国的影响之下，在那里，革命不久以后就会取得进一步的进展。
至于拉丁美洲，在帝国主义的堡垒美国的大门口，可以称得起就处在“恶鬼魔掌中”的古巴革命取得了胜利。这一胜利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它说明在帝国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一种新的力量对比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来了；从历史观点来看，它不仅意味着拉丁美洲“演变”的开始，而且意味着北美“演变”的开始，因此也就意味着全美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拉丁美洲群众的革命要求和封建-资本主义政权的不稳在整个美洲差不多都是很显著的。事实上，只是由于在所有这些国家和世界各地区缺乏能够英明勇敢地发扬工农群众的革命潜力的政党和果敢的革命领导，革命才不能不断加速地发展。
当然，我们必须记得，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工人国家的变化和革命发展比起来，西欧和北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落后了。
但是，作为这些国家相对社会稳定的基础的经济昌盛却很脆弱，很不巩固。好些年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恢复工作完成时起），这些国家的繁荣就是在三个基本因素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发展和维持的。这三个基本因素就是：在目前的“工业革命”中科学技术发展所造成的生产力的惊人增长，有利于每个国家的工业部分的、对于农民的剥削，以及工业国集团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剥削。
由于生产力增长，实际工资和用于重新投资的积累资本也同时有所增长。
工业国集团对每个工业国的农民以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农民的剥削也使工业部分的利润可以保持高度水平，并且为它的扩大，为积累的实现，带来了必要的市场。
但是，归根结蒂，这就意味着农民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要经历相对的贫困化，而资本主义经济则背上不断扩大的军备所带来的沉重开支的负担。同时，资本主义经济的下降和财政危机从长远来看也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下降趋势已经清晰可见，在英国如此，在美国和加拿大也是如此。以德国为首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目前却从这种局面中得到好处。
另一方面，各国通货——包括美元在内——的不断贬值和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现实威胁已经十分清楚地说明了目前的资本主义繁荣的脆弱性。事实上，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已经陷入不可挽回的经济和军事衰微中。这个过程注定要不可改变地加速起来。每一年都会有明显的事实来证明这一点。
阿尔及利亚革命正是在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革命的世界上逼近胜利时刻的，逼近决定时刻的。
帝国主义和它的国内外同盟者也认识到阿尔及利亚革命有走上“古巴”道路的危险。这条道路可以引向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从而为阿尔及利亚带来社会主义的结构。
在古巴，也像在阿尔及利亚一样，革命基本上是在农民革命军的斗争的基础上和不存在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的情况下进行的。然而，就其行动和成就来说，古巴革命的发展却比各国怯懦的共产党在它们的政治纲领中所表明的快得多，也果敢得多。
以某种方式把阿尔及利亚革命“资产阶级化”，把它局限在无碍于建立一个同帝国主义结盟的阿尔及利亚资本主义政权的范围内，那对法帝国主义及其在阿尔及利亚和阿尔及利亚革命内外的各色各样“布尔吉巴主义”盟友来说，是有利的。戴髙乐，美国人，美洲和阿拉伯国家的一切封建-资本主义势力以及阿尔及利亚内部的“布尔吉巴主义”分子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所力求达到的目标就是这样。
他们说什么撒哈拉大沙漠资源丰富啦，法国可以在康斯坦丁计划下对阿尔及利亚的“工业化”给予财政援助啦，欧洲籍“优秀分子”可以前来阿尔及利亚啦，阿尔及利亚移民可以前往法国啦等等，企图利用阿尔及利亚问题的一切方面，来制造幻想，制造对于“美好未来”的憧憬，以便把革命引向资产阶级和亲帝国主义的方向。
你们愿意在别人的诱惑下坠入这种陷坑中吗？
总之，处于革命胜利时刻的阿尔及利亚需要决定何去何从：突尼斯的解决办法还是古巴的解决办法？
“布尔吉巴主义”的突尼斯已经取得了形式上的民族独立，但是它的根本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不受帝国主义控制的真正独立，土地问题的解决，工业化，失业现象和文盲的扫除，妇女解放等。它仍然是一个不发达的封建-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的盟友和附庸。
相反地，古巴虽然是一个小国，投手之间就可以落入“恶鬼魔掌”中，但是它却真正地摆脱了帝国主义，解决了土地问题，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计划，彻底扫除了失业和文盲，解放了妇女。
由于这一事实，这个小国已经具有了国际重要性，置身于拉丁美洲大革命——从历史观点来说，还是泛美洲大革命——的先锋队中。靠了果敢革命领导的英明和极大的胆识，古巴已经走上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新生社会主义的道路。
阿尔及利亚革命现在也有可能取得同样卓越的成就。只要它走上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它就可以在不可避免的阿拉伯和泛美洲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
决不要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机会主义思想家的武库里借用一些论据，说这是困难的或不可能的。
在社会主义的解决以外，阿尔及利亚明天的基本问题是无法真正解决的。
被帝国主义窃取的阿尔及利亚最好的土地都掌握在富裕殖民者和帝国主义企业手中。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占有的公有土地和个人小块土地数量有限，土壤贫瘠，而且由于缺乏财务、物质和技术援助，都没有能很好地耕种。
可是，阿拉伯阿尔及利亚居民绝大部分却是由有地无地的农民组成的。
这些群众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革命军队的基本力量，也是革命的基本力量。
为了不出卖他们，革命决不能拒绝给他们以土地，甚至不能推迟日期。
这样一种政策要求废除农民的债务，没收富裕殖民者和帝国主义企业的土地，至少把—部分重新取得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和无地的农民，通过民主的农业工人合作社，以合作方式开垦国家所有的其他土地，巩固公有土地，由国家给农民以财务、物质和技术援助。
但是，如果不同农业经济的多样化和改造以及有计划的高度国家工业化结合起来，这种彻底的土地改革也将毫无前途。
阿尔及利亚本身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何况还有撒哈拉。撒哈拉有大规模迅速工业化所必需的极可贵的原料。加上这个地区以后，阿尔及利亚完全可以满怀信心、勇气百倍地面对这一问题。
这样一个经济计划所必需的资金可以用下列办法筹措：把收归本国所有的帝国主义企业的利润用之于生产事业，争取工人国家的援助，利用目前没有就业的大量劳动力，开发撒哈拉的富源。
但是，这一切人力物力需要由国家在一个国有化为主的经济基础上，并按照一个长远的计划，加以动员和组织。这个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行国家垄断对外贸易。硏究落后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资产阶级专家也广泛认识到这一措施的妥善性。
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最有资格的专家——从密达尔到希金斯——都放弃了古典理论，不再主张实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放任”和“自发平衡”政策，而赞成有计划地发展不发达国家，由国家加以推动，而且大体上由国家加以控制，包括采取国有化措施，实行土地改革，垄断对外贸易……就阿尔及利亚或任何其他国家而言，当然不可能在开始时采取自给自足和完全国有化的经济方针。如果实行这样的方针，那只会在一个整个的时期阻碍群众生活水平的必要提高，并引起危险的社会矛盾。
有计划的国家经济建设必须尽可能利用世界市场的资源，包括利用外国资本，如果外国愿意在长期的基础上和有利的条件下提供资金用于经济发展的话。
这也不是一个立即实行农业集体化和农业、商业和各种手工业完全国有化的问题。采取那样的政策，只会降低生产力水平（相反地，生产力水平应迅速予以提高），并且会使一些重要的社会阶层反对政府。在开始时，采取下列政策是必要的，同时也就够了：由国家把关系经济命脉的银行业，工业，农业和商业企业收归国有，确定个体农民可以占有、但不得转售的最高土地限额，实行对外贸易垄断。把国有化和计划化的经济扩大到私人可以经营的各部门的过程，应该按照国家的物质和技术力量以及群众的觉悟程度，逐步地进行。
正是在这样一个总方针下，才可以解决撒哈拉问题以及同欧洲少数居民和法国的关系问题。阿尔及利亚国家应该主张和附近的非洲国家一道，并且和法国的资本一起来开发撒哈拉，其具体形式应保持阿尔及利亚对阿尔及利亚撒哈拉的主权并保证以阿尔及利亚国家为主。阿尔及利亚国家也同样应该愿意同法国成立优惠的长期协定，以便使法国可以通过财政援助，通过由法国工厂和企业提供设备的合同，来对阿尔及利亚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这种可能的合作方式对前宗主国和新解放的国家都有利。
这种援助排除了政治束缚，可以防止把投资用在不妥当的地方，可以防止榨取可耻的高额利润以致吸尽受“援”国的膏脂，不但有利于新解放的国家，而且可以保证前宗主国工人的充分就业。
这样来重新安排阿尔及利亚和法国的关系，就可以很容易地解决阿尔及利亚境内欧洲少数居民的问题，因为这样一来，就可以使一切愿意适应新阿尔及利亚国家结构的成分都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并且可以使被剥夺了财产的人最后得到补偿。这种补偿可以由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两国政府凭借开发撒哈拉所得的收入来共同负担。不过，帝国主义愈是推迟离开阿尔及利亚的日期和解放的时刻，丧失这种解决办法的好处的危险也就愈大。
为了使这种根本性的结构改革有可能实现，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政权——阿尔及利亚工人和农民及他们的革命军的政权。这一政权必须建立在民主选举的机构的基础上，即乡村、城市和地区的各级代表会议、委员会、一个制宪国民议会，一个对各级代表会议、委员会和议会负责的政府。在革命期间成立的政治-军事行政体系的各种代议机关应该成为明天的政权的胚胎。
不过，阿尔及利亚的全部政治和经济前途的关键实际上都系于民族解放阵线的前途。
民族解放阵线是作为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斗争和革命的公认领导而发展起来的。从这一观点来看，它所取得的威信和巨大影响在许多年份内都将在各方面保持下去。民族解放阵线在起初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政治-军事组织，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当中为民族独立的根本目标而斗争的各种成分和流派所组成的独特的阵线。
但是，实际上，在这场斗争期间，民族解放阵线已经变成一个政治机构，表达了革命的动力和愿望。
现在是时候了，民族解放阵线应该把自己真正变成一个政党，拥有更清楚、更明确的政治和社会纲领。
这个纲领必须是一个社会主义的、革命的和民主的政党的纲领。民族解放阵线只有成为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才知道怎样充分地表达工农革命群众的思想、理想和愿望，以便不致出卖他们。
另一方面，只有作为一个民主的政党进行活动，它才能合法地保持它对政权的垄断，至少在明天的阿尔及利亚的第一阶段是如此。要成为民主的政党，也就意味着要允许各种思想和倾向在这个组织内自由地对垒。作为革命的基础的各种人民力量具有各色各样文化，甚至物质和社会背景。在仅仅存在单一的政党的情况下，这些思想和倾向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
但是，也不应该为了维持这种一党垄断的局面，就不准拥护革命的基本果实、在新阿尔及利亚宪法范围内进行活动的其他政党存在。只要同意了这一原则，这个单一的政党的存在就完全是靠了群众的信任，而不是靠了党对国家的垄断。党对国家的垄断可以导致党和国家的官僚化，并且使在革命烈火中产生的人民政权退化成一党对群众的独裁统治，甚至退化成党的领导机构对全党和群众的独裁统治。在初期的过渡阶段，由于不能不和帝国主义作某些妥协，由于要处理全国所遭受的破坏，再加上干部不足，文化水平很低，革命的政党可能无法顾及这些规则中的某些规则。但是，革命党应该明确地阐明和宣布这些原则，革命党不能支持国家根据经验实行妥协的日常政策，也不能为这种政策辩护。这件事对革命来说，具有头等重要性。
在结束这封信的时候，我只需要再谈谈最后一个问题：从过去继承下来的风俗和信仰对阿尔及利亚革命的压力问题。
这一传统当然是所有这些国家的人民，特别是那些已经从世世代代的封建主义转到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各国人民身上的沉重负担。风俗和信仰是群众力求适应一定社会制度的生活方式的表现，因此，从这个观点来看，它们对于在社会内部更经济地组织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和保护人种的统一，也有一定程度的贡献。但是，尽管如此，这种情况对于这一具体社会的发展来说，仍然是一个障碍因素。而在这一社会中，得到好处的，基本上只有当地和外国的主要统治阶级和阶层。
在阿拉伯社会中，由于社会的结构和历史发展方面的种种原因，风俗和信仰——特别是宗教方面的——的力量仍然很大。革命不能一笔勾销这一切，强要个人和社会的生活达到二十世纪所要求的知识水平和合理组织的水平。为了消灭和有效地取缔不合时代潮流的、野蛮的和不合理的风俗和信仰，包括宗教在内，必须消灭物质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必须消灭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现象，并接近一个世界共产主义社会的水平。这已经是非常遥远的未来的事了。
在没有充分的物质水平、在文化上还没有达到自然的成熟状态的情况下，单靠宣传（当然宣传也是非常必要的），单靠禁止个人或家庭的这样那样的习惯，是无法达到高度文化水准的。以官僚主义的方式干涉个人或家庭的生活，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来“移风易俗”反而容易加强旧风俗的力量，使许多落后的分子和阶层反对政府。只要在社会实现中存在着物质匮乏，文化水准低下，群众得不到真正的民主等现象，群众就会保持他们的风俗和信仰，就总会在遇到现实生活带来的挫折，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和希望，不能理解大自然和社会的奥秘的时候，到宗教中去寻找慰藉。
但是，如果以这种历史负担为借口，不把革命贯彻到底，反而去阻碍决定性的结构改革，接受折衷的解决办法，那也会犯不可原谅的错误。相反地，必须在革命胜利的时刻利用群众的巨大的革命热潮。因为，在这样的时候，群众的热情仍然锐不可当，群众要求根本改变他们作为人的处境的精力、意志和愿望仍然极其强烈，以致他们一步就可以迈过许多决定性的阶段。
革命应该宣布宗教和宗教活动是严格属于私人的事情。
革命已经大大改善了青年们和妇女们在古老的家长制家庭里面的地位。这是革命对他们的功绩，对他们作出的巨大牺牲的理所应当的表彰。胜利的革命必须巩固和扩大这种改善，特别是要改善妇女的地位，使她们在经济上，在社会地位上，在两性关系上，获得真正的解放。阿尔及利亚革命的这样一个纲领，这样一些成就会鼓舞马格勒布的革命，会鼓舞整个阿拉伯民族和非洲，以致成为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的历史里程碑。以阿尔及利亚为中心的马格勒布会受到特别有力的鼓舞。阿尔及利亚旁边就是突尼斯和摩洛哥。这两个国家在形式上取得了独立，但仍然受到封建-资本主义的、亲西方的、亲帝国主义的政权的支配。这种纲领和成就还会鼓舞从摩洛哥到伊拉克的整个阿拉伯民族。阿拉伯民族现在正在通过过渡性的联邦方式来寻求统一。但是，由于阿拉伯民族地理上的分散，由于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由于阿拉伯民族各成分的历史发展，而且由于世界帝国主义的阻挠，这一统一至今仍未实现。而从历史观点来看，这种统一无疑是阿拉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阿尔及利亚的革命应该成为这个革命的光荣的和决定性的开端。
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整个非洲的影响也会具有同样的重要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是在黑非洲，现在还存在着一个原始的农民社会。这个社会仍然有根深蒂固的部族经济和风俗，然而，由于帝国主义商业资本的侵入，已经革命化了。本地的农民阶层和资产阶级商人阶层一般是有限的，而且远不如埃及、突尼斯和摩洛哥等中东阿拉伯国家类似的阶层重要。在这些已经取得独立的国家里，国家机构在很多情况下仍然处在雏形状态，它们的社会的命运仍然没有决定。一切仍然要以国家政权为转移。它们的社会基础主要是由穷苦的农民和进入城市的（此处原文不通，揣译。——译者）非部族化的成分组成的。这些政治上有局限性的中坚分子想要把城市加以利用。这种社会基础，加上目前的国际环境带来的革命热潮，就逼迫这些中坚分子朝着国有化的、计划化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本地的资产阶级和潜在的资产阶级分子，加上帝国主义，逼迫他们以拉丁美洲各国独立以来的演变为蓝本，朝着买办资本主义制度的方向发展。
现在已经有人把非洲划分为两部分：“改良主义的”非洲和“革命的”非洲。前者以象牙海岸、塞内加尔、尼日利亚和利比里亚各国的现政府为中心，后者以几内亚、马里还有某种程度上的加纳为轴心。这种划分很可以说明上述两种趋势。阿尔及利亚的革命在胜利时刻所作出的抉择将大大影响整个非洲当前的命运。
人们也不能低估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于地中海周围各欧洲国家所将产生的影响。非洲，古巴和拉丁美洲的殖民地革命的行动已经震撼了佛朗哥和萨拉査的独裁统治。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及其影响很可能会加速他们的独裁统治的垮台。
甚至在法国，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英雄斗争都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使法国的工人和革命运动重新活跃起来，阻碍了戴高乐独裁统治的巩固，并且还遏制了法西斯主义的发展。毫无疑问，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可以成为法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从而说明殖民地革命的历史性发展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之间目前存在的密切的辩证关系。
历史已经用它的辩证法把基督教的一条原则变成了自己的原则：“最后的一个将成为最先的一个”。这种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古典思想家也没有预见到。
这种可畏的历史命运将以阿尔及利亚革命在胜利时刻的决定为转移。
你们打算怎样利用这一胜利呢？
请想一想古巴领导者的极大的胆识和深邃的智慧为革命者树立的举世无双的榜样吧。他们真正理解到了现时代历史的方向和机会。
在今后要走的道路上，一刻也不要犹豫，决不要不惜一切代价使革命的前途服从于民族或党的抽象团结的迷信。
勇敢地举起阿尔及利亚社会主义革命的大旗，历史将给你们以巨大的奖赏，不朽的光荣。
在这一任务面前，决不要后退，不管用什么借口。
感谢 鲍晓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