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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革命：黑非洲走向独立和统一
让·保尔·马丁
1959年4月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四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12月出版
黑非洲现在正在经历着它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阶段，以后不可避免地要继续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要在阿拉伯各国——从埃及到摩洛哥——以南建立一个黑非洲国家，的确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那里的种族、语言、宗教和习俗都是千差万别的，然而，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却不难看出，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是露出了并形成着一种黑非洲的民族意识，它包括黑非洲的所有民族；这些民族的基本种族社会已遭到资本主义的渗入，从而打破了现有的形式，并出现了现代的生活方式，其特征是城市化，甚至在某些地方是强力的工业化。
这种现在正在形成过程中的非洲民族意识，是建立在下列一些稳固基础之上的：黑非洲的各民族都起源于一种以自给自足的农业为基础的种族社会，其结构几乎在到处都极其相似；他们有着许多共同的习惯，有着一种远在巨额资本于十八世纪开始渗入以前就由他们的历史造成的共同文化；无论是在买卖奴隶和强迫劳动的可怕的年代里还是在现在，黑非洲的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都是很低的，这种情形使得他们加速非种族化，并使得他们纷纷流入非洲的城市中心。
在一种共同的地理范围以内，这些经济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因素，正在产生出一种把黑非洲广大群众改铸和合并成为一个民族的力量，它越过种族的界线，越过广漠无垠、横贯大陆的沙漠，唤醒了非洲人的民族意识。
然而，这只是一个过程的开始，只有少数资产阶级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在城市中越来越多的学生和青年工人，才了解这一过程的意义。但是，由于这些人正在很快地变成为改造非洲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新武器，所以城市中优秀人物的这种民族意识的醒觉，对于整个黑非洲的广大群众，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
不仅在处在法国势力之下的地区里，而且也在处在英国、比利时、甚至葡萄牙势力之下的地区里，独立的思想和统一黑非洲的思想，已经变成了决定这种政治过程的力量。
要了解作为黑非洲这种发展特征的强而有力的节拍和热情充沛的动力，我们必得先弄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一地区里所发生的事情。
1945年以来的发展
1945年以后，帝国主义者对黑非洲的渗入大大加强了，使得整个非洲变成了在退却中的帝国主义的经济方面和战略方面的最后保留地。只在战后的头十年里，在这里进行的资本主义投资已超过六十亿美元——等于（如果不是多于）1871年第一次在金伯利发现钻石以后和1945年以前这段时期里的投资总额。这些投资的绝大部分是在矿区里进行的，例如刚果的钻石、黄金、铀等等。
黑非洲的南部发展得最快，在这里的投资约吸收国民收入的20%到30%，经济增长率约为每年6%。其次是英属东非各地，以肯尼亚为首。发展得最差的是西部和赤道非洲各地，在这里，农业仍占统治地位，投资还不到本来就很低的国民收入的8%。
南非的工业生产在战后十年里增加得十分惊人，约每年30%，到1955年以后才下降到20%，而这一速度仍然是十分可观的。南罗得西亚的工业生产在战后增加了三倍。在刚果，工业生产也增加了一倍以上，而某些私人工业则有了飞速的增长，例如纺织工业生产增加了600%，化学工业生产增加了400%。这三个南部地区之间的贸易也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南非和罗得西亚之间的贸易。
黑非洲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各地，没有什么重要的发展，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开发方式都集中在农业生产和矿产的出口上，这种办法所保证的投资率不能加速这些国家的工业化，不能使它们的农业经济多样化，从而也不能减低它们对于世界市场上某些原料价格的依赖性。
因此，这些地方的社会情况和经济情况，不但没有改进，反而更坏了——尽管也有一些无可否认的经济方面的（包括工业方面的）进步。
我们现在要看一看这些地方的经济情况和帝国主义统治对它们的影响，因为这是当前政治事变的背景。
黑非洲的经济
黑非洲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各地，虽然有着丰富的矿藏[1]和通过使用水电动力[2]来发展工业的极大可能性，可是它们的主要收入大部分是从农业上取得的。
肯尼亚和乌干达出口的货物中，大约有90%是农产品（肯尼亚出口咖啡、茶叶和西沙尔麻，乌干达出口棉花）。可可占加纳的出口的70%；花生、棕榈油和可可加在一起，在尼日利亚和法属西非的出口中也占70%。
农业经济常常是以一种可以出口的产品为基础的，这就使它特别容易受到世界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战后十年中，这些产品的价格很高，给予商品农业经济的发展以一种空前的推动力。
大战以来，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增加了三倍或四倍。但是，欧洲殖民者把绝大部分非洲地区的最好的土地都给垄断了，例外的只是法属西非、加纳、北尼日利亚和乌干达的某些地方，现在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肯尼亚，在这些地方，生产主要是由小佃农来进行的。
留给非洲农民的土地，特别是留绐非洲自给自足的农业的大量土地（约为全部耕种面积的70%），由于缺乏足够的投资和科学的耕种方法，生产力很低，而且是越来越下降的。热带非洲的日光晒坏了这些土地，炎热掺杂着骤雨使它们不适于耕种。因此，这种土生土长的农业经济似乎面临着一种无法解决的矛盾：一方面，如果不增加投资，它就不可能变得更有生产力；另一方面，它本身又不能生产出这种为使它能够更有生产力所不可或缺的投资。
关于当地农业经济的各种困难，资产阶级批评家们总是喜欢强调种族社会制度的缺点及其对于土著居民心理和行为的影响，认为这些是原始积累率很低的原因。据这些批评家说，挡在进一步发展整个黑非洲经济的道路上的障碍，主要基因于“土人”及其庞大而不生产的家属的懒惰，他们把那些还到各处作些工作的人的微薄收入都吃光了；这些障碍也基因于土地的公共所有制——土地为部族或有亲属关系的集团所共有。
这后一种说法似乎更为重要，值得加以比较仔细的考察。
农民使用土地，可是没有自由保有权。酋长或族长给每一家庭分配足够的土地来进行粗放的耕种，轮种周期很长，每四五年的耕种中可能包括五年到十年的休耕（而且他们每年都可以进行重新分配）。[3]
可是，欧洲开发资本的渗入，再加上由于医学进步、废除奴隶制度和停止部族间战争而造成的非洲人口的不断增加，完全打破了这种耕种土地制度的“自然”均衡。
在肯尼亚、坦噶尼喀、尼亚萨兰，以及在法属、葡属和比属各地区，可供更多的人口使用的土地由于让给欧洲人使用而减少了——在大部分这些地区里，这种让给欧洲人使用的土地面积不大，只是在肯尼亚，它约占当时还空闲着的好地的五分之一。在南非，90%的这种土地都转给欧洲人使用了，虽然大部分都处在还没有为班图人占有的地区里——现在有一些正在为班图人重新买回去。南罗得西亚是一个为武力征服了的国家，在这里，50%的这种土地被占用了。[4]
在帝国主义者侵入非洲以前，非洲种族社会的相对停滞，主要是[5]由于那里有着进行粗放耕种的可能性，可用的土地很多而人口比较稀少。[6]现在，构成非洲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之所以贫困，主要是由于这一事实：他们作为农民所处的地位，和欧洲人的大农场和大企业所经营的农业相较，无论就他们可以利用的土地的质量和数量来说，或是就耕种方法（肥料、机器、现代农业技术）来说，都越来越差了。
改善这种情况的办法，决不是像那些为资本主义剥削作辩护的人们所说的那样，要废除土地的部族公有制，并用个人私有的土地来代替它。这种“解决办法”，肯定只能有利于这样一些最幸运的人，他们拥有必要的资本，能够买得足够的土地[7]来用合理的和有利的方法（肥料、机器、适合于热带条件的农业方法）进行耕种；可是这种办法，由于破坏了种族社会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却会大大增加贫困的土著人的人数。
帝国主义剥削机构的各方面
现在，尽管在行政管理领域内，已经有一些进步表现在非洲优秀人物的任务的不断增加上，可是几乎所有经济的和行政的组织仍然掌握在欧洲人的手里。[8]
矿场、大农场、甚至当地农产品的贸易、科学硏究和教育事业，各种关键行政机关——所有这些最重要的权力齿轮还都由欧洲人掌握着。而且，为矿业、农业和工业建设和发展所必需的资本，绝大部分是从欧洲母国那里来的——在最近，这种资本也以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的形式来自美国，而且数目越来越大。
为帝国主义母国所给予黑非洲的“慷慨”援助作辩护的人们，总是强调用来发展这些地区的公共投资的重要牲；可是他们自然不肯说资本主义私人企业现在还从这个“黑大陆”取走大得骇人听闻的利润。[9]
让我们再比较仔细地看一看，这些帝国主义母国对于“发展”黑非洲所提供的这种“援助”究竟是些什么：
非洲各地矿业和农业资源的开发，其本身早就需要有大的基本公共事业：运输，电力、行政机关，为给帝国主义企业维持和训练工作人员所需要的某些保健和教育服务等等。
特别在战后，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因此人们现在认为有可能进行某些意义深远的工业化计划。[10]
做出这种努力所需的资金是怎样来的呢？
在英属非洲地区里，这种资金部分在当地筹集，部分靠母国补助，其情况如下：半数靠当地资源，三分之一靠借款，其余靠母国补助。可是像加纳这样一个国家，它自己却提供了90%的投在开发方面的资金。法国宣称在这一时期里每年平均投资一亿五千万美元，而英国在它的属地里的支出是七千万美元。[11]当地比利时企业把它的巨额利润的一部分又进行再投资，这使得刚果能够得到发展。法国每年要支付二千万美元来弥补它的非洲属地对外贸易方面的美元赤字。可是，由于它从这些属地用法郎购买某些在别处必须用硬币才能买到的商品，这些属地使它每年能够省下一亿到二亿美元。[12]
如果考虑到在这些属地的公共投资每年不超过一千亿法郎，私人投资约三百亿法郎，而这一母国用在海外属地的支出总额的半数又以回国私人资本的形式回到国内，[13]那么不难看出，这一母国和它的非洲殖民地之间的收支差额实际上是大大有利于它自己的。这就是非洲地区经济和工业发展很差的原因，也是当地居民的平均收入少得可笑的原因——平均收入每天还不到一百法国法郎，“如果考虑到城市人口收入较好这一事实，则平均收入或许还要少些”。[14]
法国靠着纳税人出钱而送到海外去的公共资金，大部分又通过私人企业、大贸易公司和个人（工资、薪水、红利）而重新回到法国。
因此，这种由法郎区所构成的滤水唧筒具有以下的效果：把公共资本变成私人财富，而这些海外属地从由法国纳税人所提供的资本上，却不能得到任何可以和这些款项的重要性相适应的经济利益，因为在母国用在黑人非洲的公共开支中，只有三分之一用于投资，而其中只有一部分是用于增加生产的。”[15]［黑体字是我用的。］
用于有效投资的这一部分，不仅一直很少，而且“无论是相对数值还是绝对数值，实际上都是递减的”。[16]
这样，在目前的殖民地体制之内，面对着人口的不断大量增加，这些地区的经济和工业就绝对不可能有所发展了。在这种情况下，原始资本积累率不可能达到占国民收入的15%——比20%-25%低得多——的水平，而这一水平被认为是一个不发达国家的任何大规模的经济和工业发展所必需的。
帝国主义剥削的资产负债表
黑非洲的传统的种族自给自足经济，转变为一种目的在于输出黑人非洲各地矿产品和农产品的资本主义经济；当地工业和当地市场的发展，还不足以有利地吸收为不断的非种族化所赶来的群众；以及要减轻非洲经济对于世界市场价格波动的依赖性——所有这些因素使旧社会土崩瓦解，造成一种混乱局面，其特征是非洲人民大众变得更加贫困了。
在这种人口中，有越来越多的人纷纷拥入各城市中心，反映出传统的非洲经济正在稳步地商业化和工业化。[17]
革命热狂现在支配着黑非洲的人民大众，成为不断此起彼伏的政治动乱的基础。这种革命热狂说明，旧日的包皮在一些还不足以把社会改造和稳定工作放在较高水平上的新经济力量的压力下，已经破裂了。
这些新经济力量在其现有发展水平上（即在仍占统治地位的殖民统治所容许的水平上），不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的积累起来的需要——不论从数量上看（人口不断增加着）还是绝对地看（因为黑非洲人民大众已经看到现代城市生活方式，他们要求有和享有特权的少数欧洲人一样的生活水准），都是如此。
因此，黑非洲现在到处都有革命危机，而这种危机又由于以下事实而更加深刻了：战后原料和农产品价格高涨的繁荣到1957年已成过去；全世界性的政治事件——殖民地革命的斗争和胜利，苏联、中国和其他工人国家的经济发展，帝国主义迫到挫折和困难——和殖民地情况一接触就变成革命的力量，它甚至一直渗入热带非洲丛林的底土里。
最近的政治发展
去年12月的阿克拉会议无疑对于非洲自由运动给予了新的推动力。此后便在科纳克里召开了工会会议，并建立了非洲工人联合会，以独立的几内亚总理塞古·杜尔为主席。
然而，早在1958年9月1日，“英属”东非各地——乌干达、肯尼亚，坦噶尼喀、尼亚萨兰和桑给巴尔——的民族主义组织就在乌干达的姆万扎开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乃是阿克拉会议一种准备工作。
一种“泛非洲的争取解放东非和中非的运动”开始了，它的纲领是：
发展泛非主义，把东非和中非从帝国主义、白人统治和经济剥削之下解放出来；必须发展民族主义活动以争取自治和议会民主；纲领、策略、计划和行动必须互相协调。
阿克拉会议以后，西部、中部和东部非洲都有了很重要的政治发展。在西部，当几内亚巩固了它的独立，并打算和加纳组成联邦的时候，所采取的头一步是组织一个新的“初步”联邦，叫做马里联邦，它将把在法国控制之下的地区——塞内加尔、法属苏丹、上沃尔特、达荷美——组织在一起。这一联邦，由于受到法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共同体”领袖乌弗埃-博瓦尼的破坏，昙花一现便解体了。
这一联邦一解体（和“共同体”一样），就产生了不再是联邦的而是统一的塞内加尔和苏丹的国家；并产生了非洲联邦党，主席是桑戈尔，总书记是莫迪博·凯塔。
这一新政党控制着塞内加尔和法属苏丹的议会，并实行（虽然是初步地）全法属西非的“联邦行政”计划；这一计划是1957年9月在巴马科会议上决定的，其后一直受到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的阻挠和破坏，这一新政党组成以后，只有尼日尔的一部分、达荷美和象牙海岸还留在为乌弗埃所控制的“共同体”之内。在黑非洲目前仍处在法国控制之下的各国走向政治独立的道路上，上面这些发展肯定不是最后的。在1960年，在西非海岸还有三个地区要获得正式独立，即喀麦隆、多哥和尼日利亚。在东方，索马里也是如此。这种正式独立和联盟的趋势在整个黑非洲将越来越快了。
西岸地区在政治方面发展得最快。这有两个原因。一方面，由于气候的关系，这里欧洲人很少。另一方面，由于商业、工业和行政活动都集中在这沿岸地区，这里比较城市化了。
与此相反，中部、东部和南部非洲由于种种原因在政治上发展较慢。在东南部，欧洲人比任何别处都多；他们垄断了政权，阻挠非洲人参预，并极力防止绝大多数非洲人所要求的自治。
“白人的非洲”的拥护者，除了南非之外，还有肯尼亚和南罗得西亚。但是这些国家直到最近还觉得它们可以不受到来自西部的非洲民族主义的影响，因为它们认为它们有一条以比属刚果为中心而以葡属安哥拉和莫三鼻给为其东西两翼的防疫线。因此它们准备把黑非洲东部和中部的一连串国家和联邦放在白人控制之下。
最近在刚果和尼亚萨兰的事件发生之后，这种可笑的幻想就完全破灭了。像晴天霹雷一样，黑人群众的怒火在利奥波耳徳维尔迸发了出来，把刚果的政治地位问题放到议事日程上。每个人都感觉到，比利时殖民主义的家长统治的时代，已经无可救药地结束了。
比利时政府的反应是十分迅速的。通过国王博杜安，它宣布准备“使刚果独立，既不拖延，但也不急于草率从事”。这就是说，比利时的大资本家不打算打一次“阿尔及利亚式的”战争，来保卫在刚果和一千二百万害着独立热狂的非洲人住在一起的八万五千名比利时人和其他欧洲人的非法特权。
刚果群众要等多久才能为他们的地大物博的国家得到独立呢？1959年1月31日《经济学家》说得很正确：“1960年的非洲的整个气氛，将使比利时人不能再坚持他们那‘不急于草率从事’的计划了。”在黑非洲人们的心目中，刚果的独立将自然而然地消除挡在这整个地区政治独立的道路上的最后障碍。
处在意大利托管之下的索马里将于1960年独立，并成为把其他索马里地区重新联合起来的一个枢纽，以形成一个“大索马里”，最后和阿拉伯苏丹和埃及联系在一起。乌干达是仍然处在英国控制之下一个地区，欧洲人不多，非洲人约五百万，有着许多民族主义的政党；这些政党的宗旨都是要独立，只是争取独立的方法有所不同。坦噶尼喀是另一个处在英国托管下的地区，其中非洲人约八百五十万，欧洲人不到两万；它在争取独立问题上也不肯再等很久了。
在肯尼亚，1954年对于茅茅运动的野蛮镇压，并没能使那六万二千名欧洲居民免于“有住在埃特纳火山山坡上的情绪。他们现在知道这里有许多熔岩，只是希望火山在他们生前不要爆炸而已。”（《泰唔士报》，1959年1月27日。）不用说，这种虔诚的希望有被席卷整个黑非洲的泛非主义的浪潮冲垮的危险。
在肯尼亚，少数白人（他们垄断着政权，并用白色恐怖来进行统治）和大约六百万人民大众之间的关系已经紧张到了极点，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
为刚果、乌干达、索马里、坦噶尼喀等充满民族主义热狂并已有迅速完全独立希望的地区所环绕着，肯尼亚完全和南方的“白人”国家隔离开来了，因而迟早必然会处于它自己的非洲人口的政治控制之下。因此，对于这一灾难重重的非洲地区的特别卑鄙的殖民者来说，遭报的日子马上就要到来了。
在东非，欧洲人是一种孤立的少数，差不多被包围在极多的非洲人口之中。在中非，欧洲人的地位就显然有所不同。
在南罗得西亚，白人统治是以二十万零七千欧洲人口为基础的，这里的非洲人约为二百五十万。在北罗得西亚，共有七万二千名欧洲人和二百二十二万名非洲人。但是在尼亚萨兰，即中非联邦中的第三个地区，欧洲人在二百五十万非洲人口之中只占极小的少数。总的说来，这三个地区的人口，大约是三十万欧洲人和七百多万非洲人。
由于有着最好的土地，由于在这里的蕴藏丰富的矿场和各种正在发展的工业里有着大量投资，所以这些地区里的欧洲居民自然倾向于仿效他们南非邻居的极端的种族主义政策；这使他们保有对于中非联邦的绝对政治控制权。中非联邦是1953年成立的；尼亚萨兰被迫加入了，尽管它的非洲人口一致反对这件事。
自此以后，非洲民族主义的领袖们屡次要求：（1）立刻退出这一受欧洲人统治的联邦；（2）或者在殖民局的控制之下，或者在和坦噶尼喀、最后和乌干达结成的一种由非洲人统治的联邦之中，实行内部的非洲自治。
与此相反，中非联邦内阁总理和种族主义的欧洲居民的代言人罗伊·韦伦斯基爵士，却急于要在1960年为这一联邦取得自治领地位，以便可以不受阻碍地推行他那种族压迫政策。因此，在3月初，尼亚萨兰发生了黑人群众的骚动事件；这次事件，自从肯尼亚的茅茅反抗运动以后，乃是非洲所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事件。
这次运动是在南罗得西亚政府以一种想象中的“阴谋”为借口，宣布紧急状态，并逮捕非洲国民大会的领袖们的时候开始的；当时被逮捕的人士中包括这一组织的首脑哈斯丁·班达博士。[18]
这次事件以后，白人当局的血腥镇压和非洲人民群众的反抗像燎原之火一样遍布于这一联邦。担心“来自索耳兹伯里的鞭手''，担心白人的压迫，这使得非洲人更加下定决心，不允许再建立一个像南非现有的那种新地狱。
南非是白人主权的拥护者，它同时也起到刺激泛非民族主义的作用，因为这种民族主义是作为对于南非联邦的穷凶极恶的种族隔离政策的反应而发展起来的。这种政策，面对着不断增加的非洲人口，尽管欧洲人的居住区十分广大（一个欧洲人对三个非洲人），也越来越走进死胡同了。这是因为，非洲人口构成劳动力的主要部分，而这一国家的经济的兴建和扩展工作是要依靠这部分劳动力来进行的。
其后，极端反动的新总理亨德里克·维沃尔德提出了“班图自治法案”，取消了非洲人在议会中的象征性的代表权，并建立了八个土著的“国家”，处在比勒陀利亚政府的宗主权之下。这种“解决办法”实际上等于分裂这一国家，同时剥夺了很多非洲城市人口的参政权。
关于葡属地区——东面是安哥拉，西面是莫三鼻给——只需要说几句话。这些地方仍然遭受着可恨的前资本主义的剥削，无论在公共工程里或在私人企业里，都盛行着强迫劳动。但是，在圣多美岛中世纪式的监狱里受罪的政治犯人数，以及最近的许多游行示威，都表明国民运动的力量是不可抵抗的；这种运动现在日益髙涨，已伸入甚至黑非洲最落后地区的每一个角落。
非洲革命的问题和前途
这种不可抵抗的非洲独立和统一运动，暂时掌握在意识形态上（如果不是在社会意义上）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领袖和政党的手里。在非洲革命发展的初期阶段，这是不可避免的。非洲民族主义各政党的参谋本部中，有着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都是在帝国主义母国的首都——巴黎、伦敦、布鲁塞尔、里斯本——受过教育的。[19]有时候其中还有一些工会主义者，甚至前共产主义者。法属和英属西非的乌弗埃、马马杜·迪亚、桑戈尔、凯塔、塞古·杜尔、恩克鲁玛、阿布巴克尔、阿沃罗沃、阿齐克维等等，中非和东非的姆色亚、齐亚诺、班达、尼雷尔，卡萨武布等等，都是这种类型的人物。
他们所共有的思想——虽然程度有所不同——就是泛非民族主义；这就是说，整个非洲的人民大众，不分阶级，[20]共同反抗欧洲的殖民主义。这些领袖及其政党认为在广大贫困农民和工人之间，土著资产阶级结构也有所发展，因此他们一般都否认阶级斗争，而只是设法为在非洲人控制之下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创立基础。
这些领袖为非洲广大群众争取一种新社会均衡的运动所推动，了解帝国主义的弱点和黑非洲的经济潜力，并且受到东西方对立局面的鼓励，他们力图提高非洲优秀人物的地位，使其有无可争议的政治控制权，并在经济上和帝国主义合作。
为了能够有实力来争取上述地位，他们就力图违反帝国主义的意志，建立一些联合在一起，甚至统一在一起的国家集团，其面积大于各帝国主义者人为地划定的各个地区——尤其是因为这种统一的趋向也符合于非洲人民群众的愿望和真正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
各帝国主义者（除了极少的例外）似乎都已了解，不可能再继续直接控制这些黑非洲国家了。因此，为了保持他们在这一地区的经济的和战略的有利地位，他们就鼓励这些非洲资产阶级优秀人物的这种作用。这样做，他们认为能够改变泛非主义的方向，使它不致和那在现在仍然过分被引入苏联轨道的阿拉伯“中立主义”联合在一起，并使它免于共产主义的影响。美国帝国主义乃是这种买卖中的最勇敢的岀价者。它的代表最近在阿克拉会议上所起的作用，以及它和恩克鲁玛——泛非主义和反对共产主义的战士——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恩克鲁玛的思想顾问乔治·帕德摩尔确实能够把他导向这一方向了。
但是，非洲革命的进程将会表明（像在阿拉伯革命中已经证明的一样），统一现在正在形成的黑人国家的历史任务，只有依靠具有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性质的新的领导，才能完成。黑非洲的统一终将成为非洲革命群众的最强烈的愿望；可是各种带有资产阶级社会性质的非洲优秀人物终将证明：他们都有其狭隘的特殊目的，都各不相同地和帝国主义有着联系，他们互相敌视，根本不能完成这一历史任务。
而且，黑非洲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也是不能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实现的。由于它那现有的殖民地经济，由于帝国主义各强国施舍援助时很小气并带有“绳索”，黑非洲将不可能实现为在相当短时间内进行真正大规模的工业化所必需的资本的原始积累。
实际上，像其他不发展地区一样，黑非洲毋宁说面临着经济倒退的可能性，无论绝对地说有什么进步，可是和不断增加的人口及其需要相较，和先进国家的发展相较，这种进步就未免太小和太晚了。这之间的差距决不是逐渐减少，而很可能是越来越大的。
在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之中，解决办法就会完全不同了。原始积累的问题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解决，即：把现在为帝国主义掠夺去的剩余价值国有化；使现在正在贫困化过程之中的千百万人民从事生产性工作；工人国家的无私援助。一种勇敢的农业改革，依靠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将可以合理地耕种集体的土地、各种族的地区以及没收和国有化了的欧洲人的大农场。披荆斩棘，修建灌溉工程，就可以开辟新的土地。
这就是黑非洲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干部，在各种民族主义组织中和工会运动中进行工作时，必须据以确定方针的前景。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干部，既要根据各资产阶级非洲组织领导有效的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独立与统一的斗争的程度，对它们给予批判性的支持，同时也有责任准备组织自主的、受到黑非洲社会主义革命纲领的鼓舞的工人阶级政党。
在西非洲已经存在着一些左派中间组织和越来越壮大的工会运动，这些构成今日的无产阶级的政党的萌芽，例如：喀麦隆的喀麦隆人民联盟；塞内加尔的非洲独立党，和由退出塞内加尔进步联盟的一部分盟员组成的塞内加尔-非洲联合党（它和桑戈尔绝裂了）；几内亚的工会运动的战士。
黑非洲革命之所以与众不同，是由于它有着一种超越阶段的倾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岀来领导黑非洲人民群众，并大跨步向社会主义革命迈进的日子，不久就要到来了。
[1] 加纳的黄金、锰和铁矾土；尼日利亚的锡、铌；塞拉勒窝内的铬、钻石和铁；几内亚和利比里亚的铁；喀麦隆的铁矾土；乌干达的铜；等等。
[2] 黑非洲在水电方面拥有世界潜在动力的三分之二；它的储备量估计为二亿瓦。
[3] 《经济学家》，1958年12月13日。
[4] 同上。
[5] 另一个原因来自这一事实：非洲人口相对说来是彼此互相隔离的，道里辽远和各种各样地理上的障碍把他们分隔开来了。
[6] “每当各种经济问题堆积到一起，达到在别的地方可能引起经济关系的改变——从而使社会组织向更高形式发展——的紧要关头的时候，班图人（非洲人）只是迁移到新的地方去，如有必要，还和阻碍他们的道路的其他种族进行战争。”达维逊：《非洲的醒觉》）
[7] 记住地理条件和热带气候，这种足够的土地的面积，一定要比在别处宽广得多，因为要考虑保持地力、合理轮种等等问题。
[8] 在中非洲，欧洲人约有五十万，而非洲人是一亿。
[9] 巴西尔·达维逊在他那很著名的著作《非洲的醒觉》里，举了许多例子说明他所说的上次战争前后的“非洲的巨额收入”，说许多矿业公司的红利达到50%、100%、200%、甚至300%。他补充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矿业繁荣的年代里，利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此相较，即使是初期从印度那里掠取来的利益，也显得像零用钱那样微不足道了，……”。
[10] 计划开发的丰富矿藏有：毛里塔尼亚古罗堡的铁，塞内加尔太巴的磷酸盐，几内亚洛斯和包克的铁矾土：计划进行的工程有：加纳的沃尔特河工程，比属刚果的英古区工程，等等。
[11] 对比起来，英国私人资本所占的份额大大大于法国私人资本所占的份额。
[12] 马修所作的考査；见1958年9月22、23和24日《世界报》。
[13] 同上。
[14] 前引《世界报》。
[15] 同上。
[16] 同上。
[17] 1953年，刚果非洲人长期住在种族区域以外的总数增加到二百五十万人，即约为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
战后黑非洲城市发展的速度是特别快的。这里举几个例子：利奥波耳德维尔的土著人口在1923年是一万六千七百零一人，1940年是四万六千八百八十四人，1945年是九万六千一百一十六人，1948年是十一万八千七百一十人，1953年1月是二十四万四千人，现在则大约是四十万人。伊利沙伯维尔、斯坦利维尔和科基拉维尔的发展速度也和这相同。肯尼亚的内罗比的人口从1945年的五万三千人增加到1952年的九万五千人。杜亚拉西南的乡村人口一空，全都搬到城市里去了。
迅速城市化乃是整个黑非洲的共同现象，成百万的人口源源流入逐渐发展着的商业中心、行政中心和工业中心。然而，“土著区”的绝大多数居民的生活情况是难以想像的。仍以利奥波耳德维尔为例，在这里，人们曾做过很大的努力来改善“土著区”。在旧土著城里，人口的平均密度是每公顷三百零二人。全区没有一所楼房；这就是说，每一百平方公尺的地面住着三百人。1954年和1955年建筑的房屋，其每月租金没有在三百比国法郎以下的。可是绝大多数工人每月的收入都不超过一千法郎。如果工资很合理，把三分之一花在房租上可能不算太多；然而，在这种连饭都吃不饱的工资上，土著工人是住不起这种好房子的。
[18] 尼亚萨兰的国民运动，是在1916年1月23日至2月4日那次十分重要的非洲人起义以后发展起来的，这次起义的倡始人是一个当地牧师约翰·智勒姆维。（参阅谢泼尔逊和普赖斯；《独立的非洲人》，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
[19] 在殖民地和不发达国家，由于文盲多得惊人，所以知识分子总是起很大的作用。根据联合国文教会的统计：在法属非洲，文盲占95-99%；在坦噶尼喀和尼日利亚，占85-95%；在加纳和肯尼亚，占75-80%；在葡属各地，几占100%。
[20] 塞古·杜尔最近告诉《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说：“非洲人只有一个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