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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主义的衰落和垮台
（决议）
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文件
（1957年10月11日）
序 言
第四国际曾经在它的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上重新估计了世界形势，从而得出了一般的结论；它的第四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提纲——《斯大林主义的兴起和衰落》——把这些结论应用到对苏联社会动力的分析上。
苏联的官僚机构专政、对于苏联无产阶级的政治掠夺和原子化，是全世界革命力量在反动势力面前退却的结果，也是苏联内部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关系对于无产阶级非常不利的结果。
国际形势和苏联国内形势的根本变化的特点，一方面表现在1943年以来、特别是中国革命胜利以来全世界革命力量的高涨上，另一方面表现在使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强国的计划化的惊人成就上。这种根本变化破坏了苏联官僚机构取得支配一切的力量的客观基础。
国际力量相互关系的发展有利于反资本主义的社会阶层；苏联国内力量相互关系的发展也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官僚机构。这两种发展是并行的。后一种发展不断地增加群众对于官僚独裁政权的压力，使它不得不对群众作出重要的让步，首先只是在经济方面，其后也逐渐推而及于政治方面。
因此，我们认为克里姆林宫的“新方针”不是官僚机构的自我改造运动，而是它的自卫运动。只要这种“新方针”的客观结果，特别是它所造成的官僚机构各阶层的从上到下的分裂，促成和甚至加速群众运动的觉醒，我们就认为“新方针”不但不能替代群众反对官僚机构的政治革命，而且相反地是这种革命的一个准备阶段。
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以后，在苏联本国、“人民民主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中相继发生的越来越多的戏剧性事件，已经证明了这种分析的正确性。这种分析使我们的运动成为国际工人运动中唯一能够预见并正确解释斯大林主义世界危机的发展的力量。
铁托的恢复名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惊人的决议，赫鲁晓夫报告中的轰动一时的揭露，几个“人民民主国家”中“加速民主化运动”的爆发，意大利、英国、美国等共产党的“危险的”发展，波兹南起义，波兰和匈牙利的政治革命——这些都是斯大林主义不断衰落的许多阶段和它的垮台的开始，是《斯大林主义的兴起和衰落》那篇提纲曾经详细分析过的过程中的很多跃进。
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面对着在昨天还为苏联官僚机构所统治的整个区域内显然已经开始的这一过程的最后阶段——特别有必要说明造成斯大林主义垮台的具体条件，即革命的无产阶级在崩溃的独裁政权的废墟上发动革命高潮和取得胜利的条件。
因此，现在的提纲既不再作《斯大林主义的兴起和衰落》那篇提纲中的历史性的叙述，也不作它的结构上的分析与说明。现在的提纲不是那篇提纲的替代品或者修正物，而是它的一种当然的继续，因此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
I．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衰落和垮台
1．1953年以来，苏联工业发展的速度远超过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发展的速度。在许多方面（燃料、一部分石油、机器制造、自动装置、核能的工业用途），苏联已经克服了斯大林时代末期的落后和不平衡状态，并且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953年实行的有利于某些耐用消费物品（钟表、自行车、电视机、缝纫机、洗涤机等等）生产的第一次重工业的部分改造，使以前被忽视的这一方面，也能在几年之内超过除了美国以外的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和可观地提高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
但是，苏联经济仍然受着在斯大林时代所造成的两种不平衡的遗害：一方面是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的不平衡，另一方面是工业与农业之间的不平衡。这两种不平衡是下面这一事实的主要原因：尽管在过去几年内，毫无疑问地在提高群众生活水平上获得了成效，可是和在比例上具有与苏联差不多的工业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起来，消费量仍然低得很多。在高级食品（肉类、奶制品、进口水果）、耐用消费品（家具、小型摩托车、收音机、汽车等）和半耐用消费品（衣服和鞋）的质量方面，尤其是如此。房荒问题仍然存在，而且更加使劳动人民普遍感到不满。
和经济的一般繁荣相较，农业是落后的，这是现在苏联官僚机构领导人的主要苦恼。他们试图用越过集体农庄农民而另寻出路的办法（所谓“处女地”政策），或者用刺激农民私人利益的办法（例如提高马铃薯的价格），或者以消灭私人剥削的最后痕迹来恫吓农民（要取消以销售为目的的果菜园和牲畜）的方式来消灭这种落后状态。但是，由于缺少正确的前后一贯的全面政策，这些不同努力的零零碎碎的和常常互相矛盾的效果，并没有使真正的农业危机得到解决。
虽然在工业方面最初采取了一些缓和的管理分权化的措施，但过分的官僚主义中央集权的恶政仍然折磨着苏联的经济。官方承认的生产工人在苏联全部人力中所占的百分比，概括地说明了这些恶政。这个百分比不超过35%。
所有这些矛盾和不平衡对于苏联生产力的发展是一种巨大的障碍。用民主的工人管理代替官僚主义的管理，在群众监督之下拟定、通过和执行计划，一定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开支和浪费，并保证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有较高的生活水平而不必降低经济发展的速度。
2．随着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在1953年和1954年特别显著），不同的社会阶层不但远没有减少经济的和社会的要求，而且以一种越来越明确和越公开的方式提出这些要求。这些阶层不但提出当前的要求——更好的食品供应；更好的工业产品；更好的工人住宅；更高的国家收购价格；更多的贸易自由；给农民以更便宜的工业产品——并且进一步提出能够表现苏联社会是由各阶级或各阶层组成的这一社会理论的那些要求。因此，那种在群众压力下实行让步的政策，虽然在马林科夫倒台后暂时受到阻碍，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准备、开会和会后期间又重新得到了推行。
两种根本上相互反对的派别在苏联社会中出现了，并且得到了平行的发展；它们正开始提出它们的要求：
（a）一派是工人阶级中最积极和最有觉悟的部分，他们越来越倾向于提出工厂管理的问题。这些工人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取得了重要的让步（提高工薪，恤金平等化等）。工人们巧妙地利用“反对个人迷信”来攻击工厂内部的“一长制”（也就是厂长有无限专断权力）的原则。他们也在原则上得到了应该修改劳工法——世界上最严厉的劳工法——的承认。有些改革工薪制度的企图，借口反对过分的斯达哈诺夫运动和等级奖金制度，实际上是降低最有技术的工人的总报酬；工人们在反对这种企图上也得到了成功。无产阶级这一派将从波兰和匈牙利工会的例子中得到鼓舞，要求工会回到它们的真正历史使命上去；保卫工人的特殊利益——在必要的时候反对行政部门和堕落了的官僚主义国家。
（b）一派是官僚机构中最有特权的阶层的最有自知之明的代表（托辣斯和工厂的经理、总工程师、将军等），他们正在为他们的特权寻求进一步的法律保障，因为这些特权由于群众的压力和他们开始采取行动而越来越不稳固。这一派特别于1955年在莫斯科工业会议上得到了好处（替经理们要求并且取得了模范地位；增加工厂中监督人员的特权），但是，目的在于修改劳工法的工人压力要消灭一部分这样的优越地位。官僚机构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要求把奖金制度推广到管理人员身上，并且获得了成功。它现在正要求在经济问题上放宽刑法，并且正在特别为每一个工业企业争取出售某些生产品的权利，这将扩大这些货物的半黑市并使之合法化，给经济计划带来一个解体的因素。
至于农民，他们甚至没有机会明确地提出任何范围广泛的社会要求。但是，我们可以认为，他们总是想死守在一小块私有的土地上，在那上边集中他们的大部分劳动力，并从之得到大得不成比例的收入。赫鲁晓夫给予农民自由出售这些小块土地产品的权利，是对他们作出的一个重要的让步，将诱使他们提高蔬菜和饲料的生产。
因此，“新方针”的继续，乃是为无产阶级和官僚机构的更有特权的阶层之间的最后摊牌做着无情的准备工作，这一摊牌是以工厂管理问题为其主要赌注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一切关于经济和关于工人国家的结构和管理问题。
3．从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准备时期起，人们已经清楚地听到在苏联知识分子工作者阵线上正回荡着一种反抗的声音。电影、戏剧、文学、艺术、建筑、科学和哲学作品相继受到恶毒而有道理的批评；这既表明了日丹诺夫主义的可悲的失败，也表明了新一代艺术家、作家和科学家要把自己从不懂和不符合他们的工作的真正要求的那些“指示”中解放出来的热烈愿望。苏联知识青年要求批评自由、思想自由和创作自由，而且要求得如此强烈，以致不能不对他们作某些认真的让步。
但是，给艺术家和科学家以公民特别是工人所享受不到的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批评自由，必然使艺术创作和科学研究成为社会批评的工具。这种范围广泛的批评，即使来自身为官僚机构忠实部下的那些艺术家（爱伦堡！），也会使官僚机构的上层感到吃惊和忧虑——因此他们努力阻止这种趋势，甚至使这种趋势倒退，退向更为“忠实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们只能容忍那些“尊重党的正确总路线”的批评家。苏联历史撰述的一再改变方向——直到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前夕都墨守斯大林主义的大部分传说，此后好像是脱离了这个方向，实际不过是在官僚统治的鞭策之下更后退了，不论实行这种统治的是一个莫洛托夫或者是心胸更为狭隘的官僚——清楚地说明了一个面对着知识分子要求批判自由的官僚机构的摇摆不定。
但是，尽管这个官僚机构拼命反抗，尽管有后退，有迟延，甚至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表现出反动，苏联国内为思想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赢得了巨大的胜利，它的影响是不能抹杀的。通过今后动摇的独裁政权所显露出来的一切裂痕与罅隙，批判精神和反抗精神将渗透到政治领域中去，并且将爆发出政治革命的火花。
4．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标志着斯大林死后一直动摇着苏联官僚机构中上层拿破仑主义者的危机的高潮。这个危机本身是无产阶级与官僚机构之间在力量对比方面的根本变化的反映。苏联官僚机构的领导核心，在群众的和开始具有政治面貌的一种不满情绪的压力之下，分裂成为几个派别：一派赞成对群众作重大的让步（马林科夫—米高扬？）；一派主张加强专政（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一派是“中间派”（赫鲁晓夫—布尔加宁）。“自由派”对死去的独裁者的权威作第一次公开的攻击，公开企图把群众对斯大林的怨恨当作资本。赫鲁晓夫面对着这种情况，力图在他的秘密报告中，由他自己对斯大林进行更为猛烈的攻击，以使这种谋略归于无效。这样，官僚机构在试图使贝利亚担负过去的集体罪行的责任而没能成功之后，就把它自己的领袖当做了替罪的羔羊，因而在不得不对付政治反抗以前，取得一时的苟安。
这一真正具有历史规模的巨大谋略，从一开始产生时就显露出仓促甚至恐慌的迹象。官僚机构的领导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控制，或甚至不能预见到他们这样解放出来的力量。虽然他们也许能在苏联共产党内暂时不让反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派出现，也许在某些知识分子集团和官僚机构的中下层中间暂时赢回某些同情，但他们却推动了一种真正滚雪球的运动，直到把他们压碎了为止。
由于以如此彻底地破坏了斯大林的威信——一切官僚专政的化身——他们无疑地在各方面破坏了官僚统治的威信和精神。由于冷酷地暴露了他们曾经参预过的斯大林的重大罪行，他们也破坏了共产主义战士对于他们的领袖的盲目的服从，同时也损坏了他们自己的名誉。他们以一种本末倒置的“个人迷信”来解释这些暴露了的恐怖行为，不能使任何人满意，并将引起人们对苏联社会和它的官僚主义堕落作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就这样使斯大林主义的危机在几个国家里，特别是在群众即将进行反抗的“人民民主国家”里达到了高潮。由于发动了一个加速政治革命爆发的运动，这次大会把无产阶级和官僚机构之间的斗争重心暂时转移到了苏联国境以外。这种得到解放的革命力量之强大使苏联官僚机构大为吃惊，因而试图采取倒退步骤来阻止“肃清斯大林主义影响”（1956年夏），但是无效。这种倒退步骤的结果是更激怒了群众，特别是在波兰和匈牙利。最后，克里姆林宫不得不在这些国家里使用武力以镇压群众的革命运动。通过和这个强大的革命运动发生接触的苏联士兵，政治革命的浪潮将由这个“堡前斜堤”向苏联本国泛滥，从而为陷于绝境的官僚机构签定死刑判决书。
而且，波兰和匈牙利革命的头一个反响是克里姆林宫领导中心派系斗争的加剧。赫鲁晓夫受到了由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两派组成的反对他的临时集团的威胁，在中央政治局（主席团）没有得到多数票。他是靠越过中央政治局直接向中央委员会申诉并把他的政敌排除于“集体领导”之外才得继续当政的。由于使用典型的斯大林主义的手段（诽谤、罗织、伪造历史）来达到这一目的，他在官僚机构下层和无产阶级越来越有意见的人们中间更进一步地降低了他的威信。通过使党的一部分干部更直接地参加解决这一争论，他以身作则地帮助群众关心政治，并为下一阶段做了准备，因为在这一阶段中，反对他的人很可能向代表大会和一般党员提出反对他的控诉。
5．因此，革命的客观和主观的先决条件在苏联迅速地成熟起来。克里姆林宫头顶上失去了全知的光轮之后，现在又失去了全能的光轮。官僚机构在脱去了独裁的袈裟之后，现在又正在失去开明的自由主义的假面具。历史正在以前所未闻的速度迫使斯大林的继承者放下所有的计谋，来赤手空拳地面对着群众的攻击。群众的压力越加大，上层的分歧就会越加扩大。新斯大林主义派将认为已经作出的让步是引起群众运动的原因，并且将试图停止“自由主义化”，甚至对1953年以来所作的让步都发生怀疑。“自由派”相反地将认为，如果独裁政权不至少部分地承认人民的渴望，来自下边的运动将继续扩大；这一派将准备一次“肃清斯大林主义影响”的新高潮，也许甚至比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那次高潮更为惊人。但是，这两派都不过是企图保持和维护整个官僚机构的特权。两派都将越来越要依靠军队——在拆散了特务组织之后唯一存在的有效的镇压工具——来裁断它们的纷争。
暂时排除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不但远未能结束派系斗争，反而使这个斗争更为激烈。目前的情况是，力量的对比正在向不利于苏联官僚机构的方向发展，社会上互相敌对的派别有在领导集团本身内部间接地反映出来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官僚机构的军事独裁上层不可能再度接受一个高高在上的公断人的铁的统治。当领导人员继续互相倾轧，并由于一再地和迅速地改变方向而在群众眼前失去威信时，公断人的任务就越来越转移到军事领袖的手中。同时在党的中下层干部，在工会，特别在青年中间，将引起以重建苏维埃民主为目的的半无产阶级派别的最初的形成。只有在群众直接采取行动时，巨大的社会力量才能在互相对立的政治集团中间表现出它们的政治态度。
群众与官僚机构之间的，官僚机构内部各派别之间的和红军士兵的苦恼与指定给他们的镇压任务（匈牙利！）之间这种日益紧张的关系——所有这些都越来越接近于爆发。假使官僚主义领导内部的一个集团被导向于诉诸群众；假使群众上街来解决他们所关心的经济、社会或政治问题；假使青年、工人阶级或者甚至军队中的先进分子开始自发地提出一个政治要求的纲领，或者假使这些不同因素互相发生影响或者联合起来——被提到日程上来的，将是要保持独裁的根本制度（一党专政的官僚组织；为政府服务的工会；厂长的无限权力；形式主义的代表机关；收入的巨大差别）的力量和要对国家与经济实行民主管理的群众之间的公开冲突。群众压力转化为群众的直接行动，将以这种方式宣告政治革命在苏联的开始。
Ⅱ．斯大林主义在“人民民主国家”里的衰落和垮台
6．近年以来，“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和苏联是不同的。苏联的生产、生产率、实际工资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过去的八年中不断地虽然是不平衡地在提高着，可是作为苏联的“堡前斜堤”的那些国家里的经济发展则矛盾甚大。这主要是由于苏联官僚机构对于这些国家进行了特殊形式的掠夺（赔偿、苏联公司、混合公司、规定片面特惠关税的商务条约等等）；这种掠夺对于“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是一种极大的负担，并且部分地抵消了它们在工业化方面毫无疑问的进展。虽然在1953年6月17日柏林暴动之后，这种掠夺中最粗暴的形式受到抑制，但是这种掠夺政策的后果一直延续到今天，特别是在商业政策问题方面。
企图把斯大林主义的工业化计划应用于每一个所谓“人民民主国家”，造成了最不幸的后果，特别是在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这样的国家里。这些国家以前和世界市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直到朝鲜战争和帝国主义进行“封锁”的时候，这种情况也还存在着。把“堡前斜堤”国家的经济统一为一个整体的努力，甚或是一个共同计划的发展，是迟疑不决和顾虑多端的，而且表现了一种“完成”比较自给自足的国民经济的思想，而不是一种为了“堡前斜堤”国家的人民的共同利益而制定共同计划的精神。
工人们，特别是德国人、捷克人和一部分波兰人和匈牙利人所习惯了的较高的生活水平；有着古老传统的农民对于小块田产的更为强烈的依恋；比俄国人数更多并具有更为牢固的政治和社会传统的城市中等阶级的存在；最后，实际上在所有这些国家里成为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反对“民主”制度的主要集合点的天主教会的势力——所有这些因素从一开始就使“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比苏联社会有一种更大的不稳定性。
在这些国家里，反对党派被消灭刚刚七八年；工人们一直保持着一种工会传统，他们常常用消极抵抗、怠工、甚至直接罢工来反对工作定额的过分提高；农民田产和私人企业在“堡前斜堤”国家的农业中一直占有优势。如果把这些事实加到前述那些情况之上，那么，官僚计划必须面对着比在苏联远为危险的紧张局势，并且甚至在遇到一部分由它自己造成的困难时也会遭到失败，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因此，工业生产是以痉挛性的节奏发展的，有几年在某些部分表现出停滞或者甚至倒退现象。工人的实际收入在某些时期（1951到1952年在波兰、1952年到1953年在匈牙利和东德、1953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甚至下降了，而在许多情形下是停滞不动的。波兰和匈牙利1955年的生活水平不见得高于1949年，并且至少对于工人来说，无疑是低于1938年的。在最近几年内，捷克斯洛伐克的生活水平已经有所提高，但并没有超过1947年和1936年。东德自1949年以来，也有很大提高，但仍低于1936年的水平。如果说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大大超过了战前水平，那一部分是以粮食供应困难为代价换来的；这种困难是所有这些曾经是欧洲谷仓的国家所共有的，这就说明了斯大林主义农业政策的完全破产。
7．由于客观条件和苏联有很大的不同，劳动群众与当权的斯大林主义政党之间的关系以及群众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和苏联比起来，是有很大的差别和矛盾的。因此，虽然苏联共产党不能再在社会学的意义上被看作是工人的党（第十九次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会时公布的统计数字证实，这个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官僚们组成的），但“堡前斜堤”国家中的共产党却不是这种情形。在这些共产党中，大多数先进工人仍然是积极的（特别是捷克斯洛伐克、东德、保加利亚，1956年以前的波兰和匈牙利也是如此，虽然程度差一些）。这些国家的工会仍然具有一种矛盾的性质，官僚机构把工会看作是它们自己的胳臂的伸展，工人却常常抱有能够再次利用工会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希望——这证明是正确的，特别是1953年6月17日在东德，在波兹南和在匈牙利。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在这些共产党里边发动派系斗争就比在苏联共产党里边更为容易，尤其是这些斗争能够在一般党员和工人阶级的先进阶层中间引起远为广泛地反应。由于他们的客观生活条件远不如苏联工人阶级，这些派系斗争就变成了群众行动的准备阶段。这些全盘的客观条件，以及国家和党的官僚机构相对说来远为软弱的情况，大大地缩短了从这些派系斗争——在一切社会矛盾的压力之下——的爆发到群众政治革命开始之间的时间距离。
此外，官僚机构离开整个社会而孤立的情况，在“人民民主国家”里比在苏联远为严重。在国外势力扶植下建立起来的官僚机构，发现自己所面对着的是仍然活跃着的自主的阶级的力量；它还没能够在自己周围集结起一个广泛的工人贵族阶层；它所能支配的物质资料还非常有限；它由于1948年到1953年的一系列清洗而失去了活动能力。所以这样的机构，在由于担心群众反对而感到威胁时，除了采取公开镇压手段以外，就再没有真正的自卫办法，并且死守着“与苏联友好”（也就是屈从克里姆林宫）及“一党制的原则”，不容许有丝毫的裂痕，否则就有失去政权的危险。
这就说明了这样一个矛盾的事实：“肃清斯大林主义影响”的最初动力来自苏联，那里官僚机构的地位是比较稳固的，可是这种“肃清斯大林主义影响”却在“人民民主国家”里产生了最革命的影响，在那里它成了直接政治革命的出发点。
最后，必须注意到，民族问题在这些“堡前斜堤”国家里所表现出来的更大的严重性。这些国家里的斯大林主义政党领导人一般都被看作是为外国力量扶植起来的傀儡。共产党内部的反对派就利用民族感情作为资本。因此，在这些国家里，为“走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而斗争就具有非常进步和革命的意义，它和西方国家里共产党的那种斗争完全不同，因为在那里，这种斗争一般是为转向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掩护的。波兰的哥穆尔卡、匈牙利的纳吉、也许明天还有东德的赫尔恩斯台特或者艾克曼，由于在群众看来是民族解放斗争的象征，正在为共产党的恢复声誉（通过党的民族倾向）创造着有利条件，并且容许在共产党反对派领导之下的政治革命动员民族感情来作为它的支持。这已经特别以一种标准的形式发生在波兰了。
8．1948年南斯拉夫共产党对于克里姆林宫的反抗是斯大林主义国际危机的第一阶段，也是“肃清斯大林主义影响”的远因。这种反抗一直影响着“堡前斜堤”国家和苏联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不同国家的内部发展。但是，在最近这个时期，这种影响也表现出它的极端矛盾的性质，它本身就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矛盾性质的表现——一个停止在斯大林主义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中间机会主义和实利主义路线上的中间派政党。
在苏联官僚机构发动“肃清斯大林主义影响”以作为在群众压力之下的一种自卫行动的过程中，苏联共产党领导迟早必须重新提出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问题。轰动一时的赫鲁晓夫到贝尔格莱德去的旅行；使人惊奇的铁托的恢复名誉；荒谬地以“叛徒贝利亚的阴谋”作为产生苏南危机的原因——这些是官僚机构的新领导不能不给予斯大林威信的第一次重大的打击，可是倒过来也给它自己的威信和共产主义运动中任何官僚机构的威信以重大打击。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自己坚持认为：破裂的真正责任不在贝利亚身上，而在斯大林身上和斯大林时代苏联实行的整个政治制度上。在准备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整个严酷期间内，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又一次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起了非常进步的作用。
与此同时，“叛徒铁托”的恢复名誉——突然比契尔文科夫、拉科西、贝鲁特、乌布利希之流受到了更大的重视——甚至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前，就给斯大林时代所设想和建立起来的各共产党与各工人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带来了深刻的危机。一切共产党和一切工人国家根本平等的思想，关于“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起领导作用”的那种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观念必须火速加以修正的思想，其他工人国家绝不应重犯苏联官僚机构在苏联国内曾经犯过的罪行和错误的思想——所有这些思想很快地渗入“堡前斜堤”国家里，帮助了“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迅速发展。赫鲁晓夫报告的影响和铁托恢复名誉的影响结合在一起——而且这两种转变是不可分割地互相联系着的——这些倾向在各国共产党内部就起了一种非常进步和甚至在客观上是革命的作用。
但是，当上层的这些分歧越来越在党员中间引起激烈的行动，而群众本身又开始参预政治斗争时，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本身立刻就对群众的反应规模感到恐惧，从“肃清斯大林主义影响”的发动者一变而为阻止者，力图使它只限于由一群领导人员代替另一群领导人员（保加利亚），或者甚至只由当权的领导简单地承认一下“所犯的错误”（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堡前斜堤”国家的政治革命准备工作中所起的作用有了变化，这种变化可以说是在铁托第一次和第二次访问苏联之间发生的。
南斯拉夫共产党不仅在主观上而且也在客观上成了东欧革命力量充分发展道路上的一种障碍。虽然南斯拉夫的由工人管理工厂的试验，在一切维持着严密官僚制度的情形下，仍不失为一个进步的鼓舞力量，但是南斯拉夫国家和共产党的缺乏充分的政治民主，使正在寻求工人运动全部民主化的“堡前斜堤”国家的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感到很大失望，在波兰共产党中尤其如此。毫无疑问，由于还没有胜利的民主工人国家的榜样，革命的成熟期被推迟了；特别是在匈牙利，这使10月23日群众起义所造成的危机不能得到迅速地革命的解决。匈牙利革命的范围和大胆也使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感到畏惧，并且使它在布达佩斯的关键性的日子里采取迟疑不决的态度。
相反地，当苏联官僚机构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发动一个巨大的挽回“肃清斯大林主义影响”的运动时，当它努力谴责一切东欧共产党的或多或少的独立趋势时，南斯拉夫共产党认为这是针对它自己（这是很有根据的），因而感到必须再度表明和强调反对斯大林主义和苏联官僚机构的立场。它猛烈攻击在匈牙利、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家重新出现的警察恐怖；它始而吞吞吐吐地（铁托在普拉的演说），继而更为明确和更为大胆地（卡德尔在南斯拉夫国民议会上的演说）反对苏联干涉匈牙利革命；它给予波兰革命以无条件的支持；它为匈牙利提出（虽然是在事后）“一切权力属于工人委员会”的口号——所有这些在这一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并且使南斯拉夫共产党所采取的立场在各国共产党内部的分化上再一次起推动思想的作用。
南斯拉夫共产党反抗斯大林主义论旨所起的进步作用，决不因为上述分析而又成为问题。这一作用已经载在史册。但是历史也用南斯拉夫的例子证明：一种在每天的基础上把一些暂时的“成功”凑拢在一起的实用主义的机会主义政策，在群众革命高潮要求作出另外一种大胆的和合乎原则的决定时，会突然变成为一种历史上的消极因素。这在朝鲜战争时得到了第一次的证明，在波兰和匈牙利革命的严酷日子里得到了第二次证明。
9．波兰政治革命的根源不仅在于官僚独裁的全部客观条件和克里姆林宫加于这个国家的民族压迫，而且也在于半世纪以来不断表现出来的波兰工人运动的严肃的革命传统。由于迅速地打破了斯大林主义的思想和教条（这些从来没有为波兰共产党所吸收过，因此这个党在1938年为斯大林所解散）的铁锁，波兰的政治革命再一次把自己和这种只有布尔什维主义才能与之相比的传统联系了起来。因此老一代和新一代波兰工人都有特别高的觉悟水平，这种觉悟水平使政治革命从最初阶段就凌驾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最好的理论和行动之上，其程度正如后者凌驾于真正的斯大林主义之上一样。
共产主义觉悟曾经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得到最初的鼓舞，并且从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期间发生的一次领导的危机（贝鲁特的死去）中得到了阻力。当权的斯大林主义者所犯的特别严重的经济上的错误也助长了这种觉悟，因而迅速发生了争取党的领导地位的派系斗争，与此同时还展开恢复哥穆尔卡领导地位的斗争。
这时，思想自由和批评自由猛烈地爆发在工人组织的内部，鼓励着工人公开地表明他们的不满情绪。如果群众压力是“民主化”的原因，“民主化”就为群众把压力转变成为直接行动提供了依据。因此就发生了波兹南罢工，这是无产阶级对于破坏工人切身利益的一种愚蠢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答复。
波兹南罢工直接提出了关于争取党的领导地位的斗争的问题。对于罢工者采取的镇压手段尤其是诽谤手段，引起了一次群众反对的风潮。斯大林主义派把罢工看作是有限度的“民主化”所造成的，并试图靠着克里姆林宫的帮助来限制工人阶级内部“过分”的政治自由。这时出现了一个左派反对派，他们决定在一切社会生活民主化的运动中坚决负起领导责任，借此和工人阶级重新接近并团结起来。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1956年8月）在这个反对派的压力之下通过了重要改革方案，但是克里姆林宫的压力却足以给波兰共产党加上一个同等的领导，它在实际上破坏了第七次全体会议方针的实施。
从1956年8月到10月，从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到第八次全体会议，在一切工人组织中都展开了斗争，并且越来越采取激动而猛烈的形式，转化成为一种派系斗争，每一派在这个斗争中都试图动员无产阶级来支持自己。斯大林主义的右派求助于最卑劣的反犹太人的和沙文主义的冲动，并且提出纯属政治煽动性的要求；自由主义的左派求助于工人的阶级觉悟和解放的愿望。这一派开始动员工人来反对官僚制度。
此后，群众运动达到了一个长期没有看到过的新高潮。工厂工人开始自发地要求工人管理工厂。工人和青年学生站在政治民主化和回到列宁理论上去的运动的最前列。当哥穆尔卡在10月初参加了左派时，它的胜利看来是必然的了。作为最后的手段，斯大林主义派向克里姆林宫求援；斯大林主义者代表团在第八次全体会议上的蛮横干涉，激起了无产阶级的总动员，他们占领了工厂，武装起自己并建立起委员会。在四天的革命狂热之后，反对派取得了党的领导地位。波兰的政治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初步胜利。
左派和哥穆尔卡的中间派联合起来推翻了波兰共产党的斯大林主义者的领导。这个左派经过六个月的激烈政治斗争，在无产阶级中间扎下深根并和它发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它对于斯大林主义作了十分近似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透彻的批评；它的纲领是动员工人取得经济方面的领导地位。根据这些，我们可以把它——特别是它的先进部分，青年们——看作是波兰无产阶级现在正在形成中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领导的核心。这一派和哥穆尔卡的联合一直是不稳固的，因为中间派受到了两种互相冲突的力量的影响，一方面是群众的压力每一次都把它推得更向左，另一方面是波兰官僚机构和苏联官僚机构的压力不断地把它拉回去。社会力量的对比，特别是左派的大胆和正确的策略无疑地将决定这种发展。左派是否有能力来彻底完成波兰工人阶级的列宁主义领导的任务，将决定于它是否忠实于它的纲领、是否实施这个纲领和是否与无产阶级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10．与波兰革命得以获得初步胜利的那些条件相比，匈牙利的政治革命是在远为不利的条件下爆发的。这些不利的条件中有下列各项：
（1）工人运动中缺乏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共产主义运动一贯存在着弱点和内部分裂。
（2）斯大林主义独裁政权的警察横行的恶劣性质十分严重（拉伊克审判）。
（3）由于在全党和工人运动内部缺少一个广泛组织起来的派系而缺少一个可以替换的领导。
这一事实使一群不完全是共产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和学生——“裴多菲俱乐部”——在民主化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纳吉—拉科西（格罗）派的斗争不能再党的领导机构里得到反映。
（4）1953年一度当权的“自由主义”分子在马林科夫失败之后被赶下台，因而使许多左派分子被清洗出党，并且斯大林主义分子地位更为巩固。
（5）缺少波兹南那样的警告信号，因而推迟了一个广大的纳吉派的建立，使斯大林主义分子直到最后一刻还拒绝对群众作任何实际的让步（拉科西辞职的推迟、对于裴多菲俱乐部的干涉等等）。
（6）斯大林主义者当面对着虽然十分强大，但仍是和平的，并且没有越出“人民民主”范围的群众运动时，他们进行了使他们犯罪的真正罪恶性的挑衅：格罗的10月22日的演说，10月23日的开枪射击，要求苏联军队干涉。
这些不同的因素说明了为什么群众运动的高潮——这一高潮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拉科西下台，甚至到波兰革命第一阶段的胜利，一直是和波兰群众运动高潮平行发展着的——突然变得更为激烈，并且从1956年10月23日起泛滥成为一种反对官僚独裁的起义性总罢工。
匈牙利政治革命的这种更为自发的性质，使它的斗争手段和组织具有一种典型的无产阶级的形式：街头游行示威和占领工厂；军队走向人民的一边；工人普遍武装起来；在全国建立工人、士兵和学生委员会。
这样就为一个能够把全世界革命运动提高到更高水平的迅速而光辉的革命胜利，集合了一切客观因素。促使克里姆林宫——在几经迟疑和一再改变政策之后——对于威胁着要扩大到所有“堡前斜堤”国家和苏联本国的匈牙利革命采取军事干涉的，主要就是这种革命胜利的危险，而不是反革命的危险。
但是，10月23日的起义基本上是自发的，并且缺少一个能够迅速地把无产阶级力量统一起来、并且能够领导它们迅速在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民主的独立共和国的革命领导。这就使人民中间的一切派别得以自由表现，使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党得以重新出现，甚至使反革命分子也得以开始活动，从而使克里姆林宫的干涉行为有了好像是理直气壮的理由和凭空而来的借口。
站起来从官僚主义者手中夺取工厂和政权的武装革命人民，永远不会容忍自己被重新交到旧日的资本家和地主的手里。人民的强大足以阻止任何反革命的胜利。但是，他们越是缺少一个可以为他们支配的胜任的革命领导，过渡的混乱时期就会越延长，在这期间反动派就能够组织起来从事活动。苏联官僚机构从匈牙利撤退军队越慢，对匈牙利革命的直接干涉越积极，民族感情就会越激动和越在群众心里占首要地位。纳吉和他的伙伴渴望把这个运动的领导权重新抓到手内，就只能使他们自己适应这种群众感情的发展，并与苏联官僚机构的甚至最“开明”的派系发生公开的冲突。
苏联对于匈牙利革命进行军事干涉的罪行，对于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这种干涉对于匈牙利共产党本身是一个严重的挫折，这个党现在已经完全和它本国的无产阶级断绝了关系。可是，这种干涉却不能破坏匈牙利工人的坚强的战斗意志。他们仅仅是在政治革命的第一回合中失败了。这种政治革命会从克里姆林宫造成的流血中再起，并且是不可战胜的。卡达尔政权已经被迫维持一部分10月23日的革命成果。在猛烈的消极抵抗和再接再厉的群众压力的鼓舞之下，政治革命将再度向前进军，并将以充分而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重新在匈牙利建立起共产主义的荣誉。
11．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报告和波兰与匈牙利的政治革命，对于所有工人国家的共产党都有深远的影响——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中国在“非斯大林化”方面表现了某种延迟，这特别可以从这个国家的落后状态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必须面对的巨大的经济困难上得到解释。但是，“非斯大林化”一派的压力强大得足以硬要使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作出一些重要决定，特别是赞同组织派系的权利，少数人即使在多数作出决议以后仍在共产党内部有维护他们的意见的权利和甚至赞同在一个工人国家里有必要容许几个“民主”党派存在的决定。这些意见，即使在中国没有见诸实行，但在许多共产党内部，特别在亚洲共产党内部，将引起骚动。
其后，国际规模的和甚至是中国内部的革命与保守的两种互相矛盾的社会压力，似乎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引起了严重的分歧。这个领导的一派似乎一方面对于匈牙利革命的镇压给以公开的支持，一方面也对于官僚主义现象，沿着“非斯大林化”的道路，作了比克里姆林宫任何一派到现在为止所作的都更为深刻的分析（毛泽东关于“整风”运动和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口头报告）；另一派似乎主张对于镇压给以坚定的支持，并获得了暂时的胜利（毛泽东的口头报告和公开印行的文件之间有差别、镇压浪潮等等）。中国本身所遇到的社会困难、罢工浪潮、农民反对农业集体化和学生的反抗，无疑地使这个官僚机构的大多数领导人认识到，任何“哥穆尔卡主义”的路线都一定会在短期内引起群众的起义。
即使在官僚独裁没有直接遭遇到群众运动的国家里，也出现了骚动（东德的哈利希集团、捷克斯洛伐克的知识分子和学生运动、保加利亚的清洗运动等等）。官僚机构的领导人不得不对群众作出让步，特别是经济方面的让步，并不得不同样地答应进行民主的政治改革。虽然匈牙利事件由于迫使群众运动更顺从整个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的意旨而不可避免地将在这些国家里推迟群众运动的爆发，但是这些事件的长期影响将使必然要爆发的反对官僚机构的运动更为猛烈。
匈牙利革命的一个最引人注意的结果，是苏联10月30日的声明。这个声明说是要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关系，因此就默认了克里姆林宫曾经带到各工人国家相互关系里去的民族压迫的成分。
虽然克里姆林宫对于匈牙利革命的野蛮的干涉行为，和苏联官僚机构的善意的声明是完全相反地，但是，每当“人民民主国家”想要有效地摆脱克里姆林宫的保护时，都要引用10月30日的声明来反对克里姆林宫。因此，这个声明将成为（这是苏联官僚机构所没有想到的）一颗新的定时炸弹，会彻底破坏共产党和工人国家之间的从属关系。
匈牙利革命的直接反响，可能促使暂时在克里姆林宫占优势的派别重新对“堡前斜堤”国家采取“严厉”的态度。但是，这些国家里的群众压力一定会继续增加。民族独立和各国共产党脱离苏联共产党而自主的激昂情绪一定会“驱散”一大部分青年和共产主义斗士。把各工人国家之间的关系、民族压迫和经济压迫和经济掠夺的关系转变成为平等和兄弟般的合作关系的过程是不可扭转的。苏联官僚机构越认识到这个过程的重要性，就越不能不用给“堡前斜堤”国家以有效的经济援助的政策来代替旧的掠夺政策，以力图至少和这些国家的官僚领导集团联合起来，不论这种联合多么不稳固。任何要回到对“堡前斜堤”国家进行罪恶压迫和经济掠夺的旧关系上去的企图，都冒有在短期内引起反抗的危险——这是克里姆林宫不惜一切代价要避免的。
12．《斯大林主义的兴起和衰落》那篇提纲，曾经把斯大林死后和苏联官僚机构发生严重危机的时期，描写为有利于重建第四国际苏联支部的条件成熟的时期。波兰和匈牙利革命的经验完全证实了这种预测。这两个国家的左派共产党人的核心，根据自己的经验，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真正的列宁主义传统重新联系起来，自发地在纲领上采取了和第四国际相近的立场。如果说这样的核心在苏联还没有出现，将来也是必然要形成的。通过帮助这些核心彻底澄清它们对于官僚独裁的分析和它们的政治革命的纲领，向它们指出怎样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和怎样与在克里姆林宫统治下的一切国家里存在的或正在形成的多少属于中间派的共产主义反对派的广大派别统合在一起，第四国际将试图于最短时期内在这些国家里建立起真正的支部，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这将最好地保证可以在革命的烈火中锻炼出新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并保证可以把产生混乱的危险和反革命力量在群众起义的过程中暂时取得控制权的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
Ⅲ．第四国际的政治革命纲领
波兰和匈牙利革命的发展、苏联本国政治革命的客观和主观条件的迅速成熟、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斯大林主义政党中反对派的出现以及由官僚独裁的目前危机所引起的整个国际间的争论，使第四国际有迫切的必要提出一个更为详尽而明确的政治革命纲领。这并不是一个关于可能引起反对官僚独裁的最初群众行动的当前的或者过渡时期的要求的问题。这样的要求一般要遵循《过渡纲领》中为苏联所规定的要求的路线，必须由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这些国家现有的具体条件来加以拟定。下边草拟出来的纲领，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革命爆发的前夕、爆发期间和爆发的次日，向已经觉醒了的和在政治上积极的群众提出来的一个纲领。这是一个在政治方面和在经济方面建立苏维埃民主的纲领，而建立这种民主正是政治革命中一个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如波兰和匈牙利的例子所证明的，先进工人曾围绕着这一问题进行过集中的讨论。
这样的纲领不能再仅仅以十月革命以后最初几年的民主工人国家的经验总结为依据。它必须同时以后来的工人阶级运动所积累的许多经验为根据：苏联官僚国家堕落的经验；第三国际和共产党的经验；西班牙革命的经验；南斯拉夫、中国、波兰和匈牙利革命的不论是正面的或反面的经验；所谓“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以及为建立一个真正的苏维埃政权而和官僚独裁政权展开斗争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和革命青年所提出来的这些要求（特别是1953年6月16日到18日在东柏林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全国提出来的要求；1953年5月末在捷克斯洛伐克提出来的要求；1953年下半年以后苏联沃尔库塔和其他强迫劳动集中营的起义提出来的要求；1956年6月波兹南罢工提出来的要求等等）。
13．必须依据关于这个问题的经典的列宁主义理论，也就是依据苏维埃民主的原理，来检查工人国家组织。这一理论被认为是，和全体劳动群众甚至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里所能享受的民主权利和自由比起来，要扩大而不是要限制他们可能分享的民主权利和自由。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民主之所以是同义语，就在于：在给劳动群众以无限的政治自由的同时，能够而且必须限制甚至完全取消一切敌对阶级的代表的政治自由，以及所有那些目的在于推翻以取消主要生产手段私有制为基础的工人国家的人们的政治自由。
实际说来，要真正由苏维埃，即城乡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自由选举出来的委员会——既是立法机构也是行政机构，因此是民主组织的高级形式——来行使权力，那只有在有下列保障的情形下才有可能：
（1）在苏维埃法律范围之内和工人国家的宪法范围之内的有组织政党的自由。
（2）有真正的出版和集会自由，也就是，每一个有法定的最低数目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支持着的或者由苏维埃的决议案认可的党派，都有权得到会议场所、广播和电视的放送时间，和与当时的供应情况相适应的纸张和印刷场所。
（3）用秘密投票和提出代表各苏维埃党派的多数候选人或候选名单的方式，选举和分期重选中央立法机关的委员，和中央的、各省和地方的主要官吏；选民并能罢免那些他们愿意罢免的当选人。
（4）一切行政人员的薪俸，特别是国家行政人员的薪俸不得超过一个技术工人的薪俸。
（5）用秘密投票的方式选举和分期改选法官，借以保障他们对于国家行政机关的完全独立。实行充分听取发言的公开审判，法律明文规定保证每一件案子的当事人都有辩护的权利。
（6）解散一切常设的秘密保安机关，而代之以公开的工人义勇队，必要时依靠经常在苏维埃公开监督之下的辅助机关来行使职权。
（7）工人普遍武装起来，并在工厂和工人居住区建立自动武器的军械库。
第四国际所坚持的列宁主义原则是：即使在无产阶级与它的阶级敌人之间的关系上有必要使用暴力，这种暴力也必须从工人阶级内部引起各派系在工人运动中发生冲突的那些关系中排除出去，必须从革命政党的各流派、各派别和各派系中的关系中排除出去。无产阶级专政的意思是按照敌人的抵抗程度对阶级敌人使用暴力。苏维埃民主的意思是在工人运动内部拒绝使用暴力，革命的党在它与工人阶级和社会其他劳动阶层的关系上，只能利用说服的办法和依靠经验。
因为实际上在工人阶级和他们的敌人之间并没有划出鲜明的界限，并因为各种客观条件能够使阶级敌人在工人阶级内部最保守的派系中寻求支持，所以革命先锋队有时就必须做一种痛苦的选择：或者在工人国家里接受一种危险局势的发展，或者为了克服这种危险而使用可能严重破坏工人对于这个先锋队和国家的信任的手段。第四国际并不想发表绝对真理或者定论，但它想说明，根据过去的经验，极为明显的是：只要社会主义还没有确保在全世界的胜利，一个工人国家就必须永远面对着两种危险：资本主义反革命的复辟和官僚主义堕落的发展。国家越软弱，敌人所施加的压力越强大，大多数工人就会越缺乏信任和政治主动性，而对于各部分工人阶级使用任何高压手段就会越使他们对国家失去信心并开辟通向官僚主义堕落的方便之门。因此，革命政党的任务是服从苏维埃的民主决定，即使它们犯了严重的错误，工人群众靠着经验迟早也会认识到这些错误并予以纠正。一切权力属于苏维埃的原则，作为组织工人国家的基础，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获得它的充分意义。
第四国际在拟定政治革命纲领以在工人国家里重建工人民主的同时，毫不动摇地坚持保卫一切工人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原则。它将和帝国主义为了自己反革命的利益来利用政治革命的一切努力做斗争。随着政治革命的向前发展，帝国主义会加紧这样做。这就使我们经常向群众和共产党员干部说明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一贯立场成为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
14．苏联官僚主义的堕落证明：官僚机构的权力的根源在于它对于国家生产机器的或多或少的独断独行。因此，国家机构、指导经济的机构和革命的党之间的关系，在保证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的加强上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些关系必须受下列各原则的支配：
（1）工人国家和革命的党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一个完全不同于并且决不从属于那一个。这特别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一个国家机关不能——尤其是一个保安机关更不能——干涉党内各派系的讨论或斗争。这也意味着，任何由群众（或者苏维埃）选举出来的国家机关决不能由于党的决定而改变它的组成。
（2）由党员选举党的领导人并对他们进行民主的监督，严格遵守一切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定期举行代表大会和党的会议；用秘密投票的方式选举地方的、区域的和全国的领导人；有权组织派系和甚至印刷内部派系公报；在中央机关解决重要分歧问题以前，应尽可能让一般党员彻底了解情况和参加讨论；不得党员所属基层组织的同意不能对于党员施加任何处分；等等。
（3）对于分别组织在地方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中的国家机构和经济机构进行民主监督。由这些机构的组织选举并撤回这些机构的主要成员。各不同的政治派系积极参加选择领导人和作为替换的行动纲领。
（4）对于担任领导活动的人不给以任何物质特权，除了非党员的技术专家外，不能有任何例外；这些非党员技术专家也必须受到苏维埃基层组织的严格监督。
（5） 关于在党、国家组织或经济组织内部发生争论的一切问题，应采取尽量提供情况和尽量公开的原则。如果无产阶级想要有效地指导国家和在最短时期内取得必要的经验以用最大的效率来治理国家，这就是一项不可缺少的条件。
15．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工作室一个试金石，从此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民主在工人国家里是否在扩大——直到作为国家最后形式的民主制度本身消亡时为止——或者是这个国家趋向于各种官僚主义变形和出现一些能够导致惊人的官僚主义堕落的新的社会不平等。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知道：国家的官僚主义蜕化只能是世界社会主义斗争史中的一个过渡阶段，这一阶段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一个工人国家（或者一些工人国家）缺少充分的物质基础以及它的（或他们的）孤立。但是，在承认这一蜕化的基本原因的同时，马克思主义者决不接受机械的无意识的宿命论，也就是说，不认为苏联的那种极度的蜕化是不可避免地。马克思主义者只是承认，工人国家的物质基础越薄弱，苏联的那种官僚主义变形的危险就越大，这种变形使苏联和国际无产阶级遭到本来可以避免的屠杀、失败和牺牲。马克思主义者了解到，革命的先锋队必须在可能的范围内，作为主观的因素来反对自发的客观力量的作用，这些力量是贫困、周围不利环境的压力、缺少文化和技术等等条件所决定的。
在这方面，必须了解把经济职权和政治权力分开的必要性，这样才能够严格限制官僚主义的专断，同时能够最好地保证生产力的最协调的发展。
这种权力的分配应该按照下列方案有计划地予以确定：
（1）就国民产品分配的主要方针（投资政策，发展速度、物价和工资政策）而言，在对于各个方案进行了民主讨论之后，由中央做出决定（在苏维埃或工人委员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第四国际驳斥企业完全自主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神话，认为它是反民主的和反共产主义的。这种企业完全自主的结果，只能是为取得一个有几分自由的或有几分垄断的市场而展开竞争，这种竞争将带来的一切不公平（比较现代化的工厂工人将占有比较落后的企业的工人所制造出来的一部分产品，等等），带来计划经济解体的危险。
（2）由全体无产者选举出来的代表制定一个总的计划，在这个计划的体制之内，由工人委员会管理企业。这些委员会在执行这个计划期间应该控制并在必要的时候修改这个计划；委员会应该维护生产者的特定利益（工作和工资定额的具体措施、解雇和雇用、工资的安排等）。委员会应该选举厂长，并同时成为学习管理工厂的大学校，在那里将有越来越多的工人轮流学会怎样行使管理工厂的职权。
（3）工会的监督作用主要应该是在工人委员会（主要代表生产观点）和中央计划机关面前，保卫作为具有一定文化要求的消费者和公民的工人的利益。工会应该讨论一般的工作和工资定额，和怎样在集体的定期合同范围之内把这些定额应用到工业和工厂的各部门；工会应该监督各种形式的工人社会保险而不必担负管理的责任（这是属于国家的，也就是属于地方自治组织的责任）；工会应该力求减少劳动时间，增加假日照领工资的可能性和让工人参加各方面的文化生活，等等。工会应该和党一样，建立在严格的自愿加入原则的基础之上；它们和工人委员会与苏维埃不同，在这些组织里，每一个企业的或当地的劳动者都当然有投票权。
对于罢工权利的有效保证，不仅是这一部分经济权力的正式的而且同时也是它的有效的保证。
第四国际由于坚决主张把经济权力分开是重要的，还认为：无论一个组织机构如何理想，只要工人阶级的政治民主和由越来越多的工人切实参加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没有得到广泛推行，这个机构就只能是一个没有内容的空架子。在计划经济中，关于怎样以较大的比例来分配国民收入的决定，是给一切管理机关规定一个比较严格的范围的主要因素，如果这些机关越出这个范围，整个计划系统就会遭到破坏。只要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没有直接或间接（通过他们自由选举出来的代表）参加作出这个决定，只要没有由他们自己——在充分认识到这些事实的情况下——确定他们愿意为发展生产力而牺牲的限度，就不可能具体谈到一种真正的和充分发展了的苏维埃民主。只要不准许各派工人提出一般的或部分地其他可取的方案以供工人自己选择，这种参加就是虚假的而不是真实的。
16．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富裕基础之上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当无产阶级在任何特定国家里——包括最发达的国家内——取得政权时，现有的生产力是不足以对所有的公民，更不足以对全世界人民保证这种富裕的。因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无论如何只会是这样一个时期，在其中，无产阶级不以这块土地上已有财富的一种新的和更为公平的分配为满足。无产阶级必须保证大大增加财富的日常生产和在社会支配之下的生产手段的积累，以实现它的目标：组织一个保证充分和彻底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社会，而不是按照每一个人所贡献出来的劳动考虑给他以多大满足。
有的工人国家还几乎没有开始工业化；有的工人国家是在资本主义已经保证了现代工业重要发展的地方建立起来的。依据这个提纲，人们可能认为：在对于这两类国家提出来的生产问题之间，只存在着一种数量上的差别。可是，情形并不是这样，就发展社会化工业所提出来的问题而言，这两类国家之间还有性质上的差别：
（1）从社会观点来看，在第一类国家里，工业化——即使在能得到国际社会主义经济援助的情形之下——是在不利的环境中发展着的（大多数人口是小农业生产者）。在第二类国家里，工人国家可以指望大多数（即使不是三分之二）人民来支持它的经济政策。
（2）从经济观点来看，第一类国家的工业化必须符合于双重目的：符合于工人的特殊利益（提高他们的生活和文化水平等等），和符合于分化农民的需要（必须划能够无拘束地并入社会主义经济的贫农阶层和能够在反对富农原始积累的斗争中保持中立的中农阶层与农民脱离）。在第二类国家里，经济发展可以基本上致力于满足生产者群众的日益增长的需要，同时在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内保留相当一部分国民产品以帮助工业化较差的工人国家。
第四国际不仅承认这样的原则，即工人国家不能强迫工人作超过他们自愿接受的最大限度的牺牲；并且还认为，在一个长时期内，一贯地增加积累比例的任何企图都对于劳动生产率和对于生产者的自觉遵守纪律有消极的影响，从而造成巨大的损失与浪费，以至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可以从这种积累中获得的利益。只有在各经济部门——工业、农业和运输业——和各工业部门本身的发展之间建立起协调的比例的计划，才能获得最后成功。这样一种制度的基础必须是在提高生产的同时也或多或少地同样提高生产者的生活水平。生产者越容易估量到这种平行的进展，他们就会越积极越热心地参加这一协调的发展。这样一种一切经济部门协调发展的要求，从一开始就排斥任何强迫农业集体化的政策，这种政策即使不是农业生产衰落的原因，也是农业生产停滞和城市食粮供应遭到严重破坏的原因。
另一方面，这些要求是与在农民的各阶层中间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相符合的；只要这些合作社给农民带来实际的物质利益，他们不论在社会方面和在经济方面都将准备接受这样一种生产方式。
一个孤立在某一个大陆上的工人国家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这种情况是有的并且在将来也可能发生。但是，一切经验证明，国际劳动分工和工人国家之间在平等基础之上的互相援助是促成和刺激经济高涨的一个因素。这一因素在任何情况下，对于赶上和超过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达到的生产水平都是不可缺少的。这是社会主义经济最后战胜资本主义经济的唯一根据。在一个国家里边或者在少数国家里边完成一种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种想法必须被当作一种反动的神话来反对。
17．苏维埃民主是蜕化了的工人国家中的政治革命和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革命的目标。没有艺术创作、科学工作和一切人类文化活动的自由发展，这一目标是不可想像的。这样一种自由发展并不意味着党和革命的先锋队不表示它们自己对于可能在理论方面发生的许多争论的意见。它的意思是：
（1）革命的党通过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纲领的宣传与说服来从事战斗行动；它要求有最广泛的可能来进行关于这些纲领的教育，而不必由国家强迫教师团体或者青年团体采纳或专门提出这些纲领。
（2）对于任何不是革命先锋队所认为进步的或最进步的科学、艺术或者文化流派，都不能进行镇压或予以行政制裁，也不能妨碍它们的生产和创作活动。
（3）国家不能以物质利益的形式，或者用分配特权地位的方法，对于科学、艺术或文化活动领域内的任何流派给以正式的赞许——这些领域对于完全应用自我管理的原则是最成熟的。
（4）党在选定优先的社会、经济或文化目标（例如住房问题的解决优先于城市审美者的需要），和必须从理论方面（在制定长远计划方面）维护属于这些目标的正确原则——即使不能立刻实行这些原则——之间，必须划出明显的界线。
如不彻底消除今天妨碍多数公民享受物质和精神的文明之赐的一切障碍，苏维埃民主同样是不可想象的。苏维埃民主必须完全保证人民免费受到各级教育，严格依据个人的能力来录用人员；必须没有社会歧视地保证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受到免费医疗；必须保证青年充分地和自主地参加政治生活。苏维埃民主必须完全实行“同工同酬”的原则，极力鼓励妇女从几千年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同时允许她们按照生理上的特点来选择职业；必须按照十月革命的精神修改婚姻法，规定离婚和自愿生育的权利（自由使用避孕套和有堕胎的权利）、儿童的权利、学校的自治，在所有这些方面必须绝对实现男女平等，彻底消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压迫。
18．苏联官僚机构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旗帜之下篡夺了政权；反对官僚机构的政治革命将在以所有国家完全平等为基础的真正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之下获得胜利。官僚机构以它的野蛮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狭隘的小资产阶级偏见伤害了各工人国家之间的关系，同样也伤害了苏联内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
斯大林主义者认为，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服从于克里姆林宫官僚机构的利益，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标准；第四国际谴责这种想法。第四国际也反对中间派的反列宁主义的纲领，根据这个纲领，要对一个强大的压迫国家的沙文主义和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作同样的谴责。第四国际一方面高举国际团结的旗帜，一方面在非常反动的大俄罗斯（和大汉族）沙文主义和受到苏联官僚机构压迫的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之间划出明显的界线。这种民族主义常常不过是群众反对他们所受的民族压迫的一种正当反抗的变形，决不会改变他们为解放而斗争的客观进步性质。
因此，第四国际提出独立自主的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乌克兰、乔治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口号，同时主张所有这些工人国家在严格平等的基础上联合成为一个或几个工人国家的民主联邦。
一个民主的工人国家将以彻底尊重一切民族文化特点的精神来教育工人和青年，并保证这些民族得到充分发展。它将坚持不懈地和任何沙文主义的表现、民族的或种族的仇恨、反犹太主义等等作斗争，将在可能的情形下努力增强各工人国家工人的团结，并使他们关心和自觉地参加全世界每一国家的斗争。
任何使国际革命的利益服从于保卫一个工人国家的民族主义倾向——尽管这个国家是重要的和进步的——都永远是官僚主义变形的明显标志。。
19．第四国际以看待一个革命的党的同样精神来看待工人国际的问题。一个包括一个或几个在工人国家里掌握政权的党的国际，不能把政策“强加给”这些国家的人民或政府，正如一个革命的党不能把政策“强加给”组织在苏维埃里的工人一样。一个革命的党只能加强它提交给工人决定的那些论点的说服力和威信——即使这样做，也只能是在这样的范围内，即经验已经向工人证明，这个党一贯地维护无产阶级的集体利益，使这些利益不受特殊的或民族主义的损害。
一个抱有这种精神的革命国际，不但远不能因为无产阶级在一个或几个国家里取得政权而成为过时的或失去其重要性，而且将始终是解决建设世界共产主义所提出来的任务的一个绝对不可缺少的工具。这些任务是：
（1）除去一个或几个工人国家必须运用的不可缺少的外交策略以外，这个国际要协调一切革命政党——包括已经取得政权的党在内——的斗争，以便在最短时期内取得世界革命的胜利。
（2）在革命胜利之后，这个国际将尽一切力量调整和鼓励最妥善的国际经济计划，借以增进工人国家结成联邦或联邦的实际可能性。
（3）直到世界共产主义实现为止，这个国际将是在不断革命过程中协调和鼓励工人国家革命先锋队一切活动的一个工具。这一点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在这方面必须有全面的理论总结，而这不是根据片断的国家经验所能完成的。
即使许多共产主义战士从共产国际和以后斯大林主义时代的共产党情报局那里得到了痛苦的经验，因而他们对于一个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之上的国际的想法感到厌倦，这种厌倦也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对这种倾向的让步，就是放弃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理。共产主义的世界危机并不是由于共产国际的蜕化而开始的。官僚机构首先是在一个党，俄国的党里破坏了民主，因而离开列宁主义的道路。国际越有力量，越是不受一个或者少数几个特别占优势的支部的影响，就越容易对一个党或一个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化进行斗争，把国际工人运动的最健康部分的全部压力转移到最受威胁的国家里去。
因此，我们必须反对“多中心”的国际组织的想法和各共产党之间具有纯粹“双边”关系的想法。这种机会主义理论的目的完全不是保证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而是保护本国官僚机构以免它受到国际革命的影响。
Ⅳ．斯大林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的衰落和垮台
20．共产党危机起源于共产主义战士的革命愿望和苏联官僚机构所要强加给他们的作为苏联外交政策工具的任务之间的矛盾。这种危机由于两个原因已经在过去几年之内加深。一方面，全世界革命高潮的发展已经使几个共产党面临着革命前的（或者革命的）形势，并且已经引起党内战士对领导的机会主义路线表示不满。在某些情形下，如在阿尔及利亚，工人或群众革命运动的压力已经如此强大，以至迫使斯大林主义的领导层离开原来站在反革命方面的立场，做了一个重要的向左转。
另一方面，在苏联本国和在“人民民主国家”的官僚机构危机的爆发，对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危机都是一个强有力的刺激。这种危机在斯大林死后立刻爆发，由于铁托的引人注意的恢复名誉而更为加剧。它随着苏联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达到第一次爆发点，这不过是为了很快地随着波兰和匈牙利革命而达到第二次爆发点和一个真正的决裂。说今天的共产党已经分成为两派并不算是夸张；有些共产党（波兰、南斯拉夫、挪威和美国共产党，意大利、比利时和瑞典共产党的一部分，以及英国、澳大利亚和巴西共产党党内有强烈的反对派，等等）谴责第一次苏联对匈牙利的干涉，并对于第二次干涉（即使不是谴责）表示遗憾，宣布它们和波兰革命是一致的。另外一些共产党（苏联、捷克、东德、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法国共产党）则卑顺地宣布和克里姆林宫的方针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大多数亚洲共产党跟随着它）似乎在这两派当中占一个中间地位。它逐渐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仲裁人的地位发展，同时和克里姆林宫共同努力，以图限制“非斯大林主义化”对于国际斯大林主义运动的分裂作用。
这种惊人发展的起因是明显的：在波兰和匈牙利革命当中，现在促成斯大林主义危机的两个派别——客观的革命派和主观的“非斯大林主义化”派——聚合到了一起。此外，在匈牙利，苏联官僚机构自西班牙内战以来第一次被迫担任一个公开反革命的角色——也就是说，它自己对群众革命高潮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1953年在德国的规模要小得多）。虽然在世界的某些部分，匈牙利事件与不利于群众革命高潮的客观形势相符合，但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来说，情形却并不是如此，对于这些国家，匈牙利事件可以作为它们自己斗争中的一个直接教训和鼓舞。因此，“正统派”的斯大林主义者的立场在这些国家里边就变得更站不住脚了。
21．在不同程度上适用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这些共产党内部危机的一般特点，可以归纳如下：
（1）斯大林死去以后，特别是在赫鲁晓夫揭露以后，斯大林主义思想的根本基础——也就是相信领袖，相信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永远不会犯错误——已经受到了一种致命的打击。所有共产主义的根本问题都再一次被提出来讨论。自此之后，每当在一个重要问题上，苏联政府的行动似乎与一部分或整个的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越来越多的共产主义战士就会公开地对于这些行动的正确性发生疑问。
（2）信任乃是服从的基础，丧失信任就要引起一种真正的反抗，反对官僚主义共产党领导的严厉制度，反对没有言论自由，反对官僚机构的专制和它用以在共产党上层维持统治的反民主方式。有越来越多的呼声要求真正地而不是形式地实行民主集中制（在召开代表大会以前在党的公开组织里进行真正的讨论；定期召开代表大会；用秘密投票的方式选举领导人；有权在党内组织派系，或者至少——如中国共产党的新党章已经规定的——少数人即使在大会上失败之后仍有权保留他们的意见。
（3）因为除了少数情形外，斯大林主义领导者不肯对于一般党员的民主压力作出让步，或者只肯作出部分地让步（为了保持他们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所以一般党员的先锋队都按照他们自己的党的官僚主义气氛的多少，建立或多或少的公开的或秘密的派系，以便根据一定的纲领强迫实现政治活动的民主化和改正过去的情况。现在正随着公开或秘密讨论在党内的发展，对于这些纲领作多方面的研究和比较。
（4）这些派系和反对集团不可避免地要根据赫鲁晓夫报告所揭发的那些经验来修正它们和苏联的关系，并分析苏联社会与苏联国家（或者如南斯拉夫和波兰共产党那样，更普遍地分析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所提出来的一切问题）。“俄国问题”（如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曾经在一整个时期内讨论过的）现在正在共产党的整个一个派别中爆发出来。
（5）这些起来反对得到满足的保守主义和当权的官僚机构的愚昧的反对派系，不久就发现它们的纲领不仅要包括苏联问题，而且要包括一切共产主义理论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对于殖民地革命的态度，工人委员会问题，走向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国际”问题等等。
22．经验证明：在共产党内部形成的反对派系，根据它们对于这些具有直接重要意义的和关于理论的各种问题所采纳的态度，可以分为两类：右翼反对派和左翼反对派。
右翼反对派是许多重要共产党长时期以来（甚至最近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必然结果，但是这种机会主义在它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上失去了主要制动器——斯大林主义的党必须无条件服从苏联官僚机构所造成的制动器。这些派别（法国的埃尔维、意大利的吉奥里蒂、美国共产党的盖茨派等）把赫鲁晓夫的关于通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用和平和议会方式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包括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内）取得政权、与社会民主党人保持紧密接触等等说法当作真话。它们正在迅速地向“社会民主党化”发展，并且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从“和平”的观点，或者甚至更鄙俗地从他们偶然生在那个地方的“国家”（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国家！）的观点，来怀疑殖民地革命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左翼反对派起来反对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主义现象的许多矛盾解释和他们自己的党根本是机会主义（时常和幼稚的宗派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政策。这一派责备共产党领导没能利用许多有利机会来鼓励群众运动，或把它导向胜利，没能真正在本国的工人运动中扎下根基。这一派不是要和这个国家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平共处”，而是要和它做更激烈的和更有效的斗争。法国共产党的“马尔提”派、奥地利和巴西共产党的反对集团、意大利共产党的各反对集团都是这一派的代表。
只要这些派别在共产党内部表示它们的意见，或者为有权公开表示意见而斗争，那末，在共产党内实行一种特有的参加进去的政策的第四国际各支部，以及这些支部所领导或者与这些支部合作的同情者，将主张共产党内部的一切派别在领导机构内有发言权和民主的代表权。在受几十年官僚主义钳制之后，下层共产主义战士的濒于危殆的心理状态，在它能够重新获得能力以在政治生活中找到自己的方向以前，需要对于各种意见作长时期的思索、讨论和争论。左派对于各派系的互相自由争论是没有什么顾虑的，因为这将有助于一个真正的革命先锋队在这些国家里的形成。而且，既已把组织派系的权利当作一个主要要求提出来，就不能再否认抱有不同政见的派系也具有这种权利。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托洛茨基主义者将站在斗争的前列，为一切党员（无例外地）争取共产党内的民主，同时号召最先进的分子组成一个左翼反对派。
23．在西欧国家（法国和意大利）的党员众多的共产党里边，正在讨论中的“非斯大林主义化”问题，由于这些党的官僚主义领导显然不能利用各种有利于党的发展的革命前的和革命的形势而更为严重。但是，与此同时，在这些国家现有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的更大的破产（在法国是阿尔及利亚战争、对苏伊士运河问题的冒险，在意大利是和天主教民主党的合作）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仍能控制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尤其是斗志最旺盛的部分。不过，在意大利，南尼的社会党的比较靠左的路线对共产党进行了激烈的竞争。为此，最健全的和最左的派系将留在共产党内部；趋向于“右翼共产主义”的被逐出的集团将迅速堕落为右翼中间派或者甚至左派社会民主党。匈牙利与波兰革命的发展，和波兰与南斯拉夫共产党所作的在思想上影响其他共产党的努力，也有同样的效果。这并不是说，我们第四国际的各支部，作为原则问题，应该不屑于去在这些组织里进行工作，特别是当它们在工人阶级的各部分中拥有多数人和发生影响的时候；但是这一工作要继续服从为我们所特有的参加进去的总策略，这一策略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证明是在这些国家里建立真正革命政党的唯一有效的策略。
对于西欧较小的斯大林主义党（德国、英国、比利时、荷兰、瑞士、奥地利、斯堪的纳维亚等国家的共产党）却不能一概而论。在这些国家里，斯大林主义的危机不仅是由“非斯大林主义化”和波兰与匈牙利革命的一般反响所促成的，而且也是由共产党对于群众影响的可悲的降低、几乎完全孤立于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之外和不能——尽管时时交替地采取宗派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策略——“和社会民主党员和解”等等原因所促成的。这些共产党的右翼共产主义派特别喜欢投降，并且甚至常常提出等于完全解散共产党的建议。左翼共产主义派，在他们还没有因为对群众运动采取彻底的宗派主义而失去作用时，不久会采取与我们的行动很相近的策略。我们一方面建议这些分子继续在共产党内部为列宁主义路线的胜利而斗争，另一方面，作为右倾政策的代替，我们必须向他们提出，在第四国际各支部的统辖下，根据一个革命的纲领，在社会民主党组织和工会内部进行工作的方向。这一工作的目标并不是要他们适应改良主义领导人的机会主义，而是要在最短时期内减少这些领导人对于最富有战斗精神的工人阶级的影响，并帮助以后建立一些新的群众的革命政党。根据这样一种纲领（各支部在这项工作中所得到的积极结果使这个纲领受到了重视），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行动把共产党反对派分子争取过来。
在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里边，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强加给这些党的领导人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更特别助长了斯大林主义的危机。这一路线就是直接地和卑屈地服从于和苏联官僚机构联合起来的或为官僚机构所“中立化”了的殖民地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普遍的“非斯大林主义化”的气氛中，这一路线可能造成强有力的左派在这些党内的发展。但是群众革命运动的压力实际上也能使这些党的领导，或者其中的一部分，拟定一个转向革命的方针，并在一个独立自主的左派诞生以前就压制住它在党内的发展。
不论资本主义国家里各共产党内部的斯大林主义危机在下一阶段采取什么形式，正在“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发展着的革命运动已经预示出它的最后结局：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思想流派的斯大林主义的消失，现在的一部分干部和共产党战士回到社会民主党（或者类似的中间派或右翼组织）里边去，和大多数具有信念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最健全的部分将在危机中出现的新的革命政党中重新聚合起来。
Ⅴ．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一个阶段的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政治革命
24．苏联和所谓“人民民主国家”的政治革命的本身是不断革命的一个过程。这个政治革命的爆发是由于劳动群众对于官僚机构怀有积怨，它将按照本身的逻辑，从一个全国各阶层参加的民众革命向越来越快的社会分化发展，其结果只能是最无产阶级化的和最有觉悟的一派获得胜利。这一派由于主张和完成把一切权力集中在民主选举出来的工人和贫农委员会手里而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可是，不断革命的性质并不停止在工人委员会取得政权上。相反地，取得政权将为一个特别丰富的革命时期开辟道路。在这一时期里，由于大胆精神和创造力量在革命的刺激之下达到了最高的表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将受到无情的批判和修正，以便到处产生与社会的物质结构相适应的直接民主、平等和团结的最高形式。这个社会物质结构，由于生产力（这个生产力最后将从官僚机构的保护下解放出来）的巨大发展和革命向着革命向着国际间扩张，将迅速地扩大，而这种扩大本身将成为不断革命的目的。不断革命的这一阶段将越来越有意识地企图达到下列的伟大目标：苏维埃民主在代表人类的三分之一和地球的四分之一以上的一切工人国家里的胜利。
25．但是，在官僚主义蜕化的或变了形的工人国家里的政治革命，不仅是以本身动力为依据的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而且也是不断革命的世界动力的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政治革命在几个现有的工人国家里边的胜利不能回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根本形式上去，这在事实上是不能想像的。这些国家不但远没有什么需要维护的特殊利益使它们不得不继续努力把国际工人运动置于保护性的控制之下，而且它们还会尽可能帮助和鼓励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和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
而且，无论是在客观上或者在主观上，国际工人阶级运动还将从苏维埃民主在苏联的重建上得到一种只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与之相比的鼓舞。完全以官僚机构的罪恶为目标的资产阶级宣传和它的社会民主党仆从的反对共产主义的影响一定会消灭。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里的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将很快地成为可能）一定会增加这些国家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人民的吸引力。最后的资本主义强国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不久就会在一个到处是它的敌人的世界上被孤立起来，而全世界的大多数工人不久一定会站到工人国家和殖民地革命这一边来。其中大部分国家工人阶级运动内部的重新加强，无疑地会把在短时期内夺取政权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革命在全世界的具体发展，使中国和殖民地的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主要动力。这一革命高潮在到达苏联和为苏联官僚机构所统治着的国家里时，使反对这个官僚机构的政治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第二个强大的动力。在这些国家里，革命将发现自己面对着的是千百万有能力的和有高度教养的工人，他们今天能够以德国或法国工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之后同样觉悟，来解决人类的社会主义改造所提出来的问题。政治革命在苏联胜利的具体前景是，无产阶级在世界上第二个最强大的工业国家里直接掌握政权。而这只不过是世界革命最后胜利的一个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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