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四国际 -> 历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及主要文件
第四国际成立大会会议纪要
（1938年9月3日）
龚义哲 译
1938年9月3日，星期六，洛桑[1]
上午9时30分，大会正式开始。
伊克[2]、古尔德[3]和萨姆纳[4]三位同志任大会书记。
纳维尔[5]同志在开幕词中宣布：有十一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分别是：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波兰、希腊、意大利、德国、俄国和巴西[6]；另外，西班牙、捷克斯洛伐克、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国的支部也委托在场的几位同志兼任自己的代表。由于大会是在非法状况下举行的，国际书记处决定：大会的正式日程只有一天；在大会正式举行之前，成立一系列预备委员会，分别处理各国支部的问题，并向正式大会递交报告。全会预计将在今晚10点整闭幕。另外，如有必要，还会成立一些辅助性质的委员会。国际书记处向全会提交的议程如下：
一、由国际书记处就1936年7月日内瓦大会[7]之后的情况作报告。
二、讨论《过渡纲领》草案：
（一）工会问题；
（二）俄国问题；
（三）西班牙问题、战争问题，等等。
三、关于中日战争的决议。
四、关于美帝国主义的角色的决议。
五、第四国际的章程，包括宣告第四国际成立的问题。
六、由各个预备委员会作报告。
布瓦特尔[8]同志：认为议程过于紧张，用于讨论重大问题的时间太少。
纳维尔：指出现状不允许全会举行更长的会议。
勒布伦[9]：建议全会延长至午夜。
经过进一步讨论后，大家同意接受国际书记处的各项提案，如有必要，再来重新审议这个问题。
沙赫特曼[10]同志当选为大会主席。
列夫·谢多夫[11]、埃尔文·沃尔夫[12]和鲁道夫·克莱门特[13]三位同志当选为大会名誉主席。
一、纳维尔同志代表国际书记处作报告。
由于克莱门特不幸遇害，正式报告已经丢失；克莱门特原本已经起草了一个详尽的书面报告，准备分送大家传阅，但这个报告跟他的其它文件一起失踪了。现在这个报告仅仅是一个简要的汇报。
在日内瓦大会闭幕后的两年里，尽管第四国际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克莱门特的命运便是典型代表），它仍然取得了扎实的进展，国际书记处发表的一系列文件，以及已经成立的各个委员会的工作，便是这些进展的证明。它能取得这样的进展，主要是因为各国支部在这段时间里积极参加了实际的政治工作。它们的活动，也能从本次世界大会的筹备工作中体现出来。过去两年里发生的各种事件，给各国支部和整个第四国际提供了无价的政治经验。苏联的演变，特别是莫斯科审判，对我们的各个支部的工作与讨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人民阵线的经验（主要是在法国和西班牙），以及共产国际的新转向，给我们的骨干力量提供了巨大的教益。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侵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尖锐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的战争危险，使我们的所有支部得到了切实的政治训练与政治教育。在所有这些方面获得的经验，在提交给大会的各个提纲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关于第四国际的具体运作。在日内瓦大会上，任命了一个由〔原文留空〕名委员组成的国际局[14]，成立国际局的目的，是在代表大会闭幕期间开会，主持第四国际的工作；但是，这个国际局其实从未开过会，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一些国际局委员脱离了第四国际，比如塞尔日[15]、米斯蒂[16]、斯内夫利特[17]、陈独秀[18]、费洛奇[19]、蔡勒[20]等人。其次，由于国际局委员分散在世界各地，他们根本不可能定期开会。因此，国际局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存在过。第四国际的工作实际上完全是由国际书记处承担的。但是，由于国际书记处的人员频繁变动，再加上美国支部无法协助或参加国际工作，国际书记处的运转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荷兰支部的立场暧昧不清，加上斯内夫利特（国际书记处书记之一）先是不肯合作，后来又公开同第四国际决裂，进一步影响了国际书记处的活动。费洛奇（另一位国际书记处书记）没有参加国际书记处的工作，后来又离开了我们。因此，国际书记处的实际工作，几乎都是由纳维尔、克拉尔[21]、沃尔夫和克莱门特负责的，沃尔夫和克莱门特是行政书记。格伯乌在西班牙杀害了沃尔夫、在巴黎杀害了克莱门特，对国际书记处造成了重大打击。在前几个月里，被补选为国际书记处书记的勒布伦与比松[22]完成了意义重大的工作。国际书记处的办公地点原本选在布鲁塞尔；但由于比利时支部的组织特点，无法保证国际书记处能在布鲁塞尔正常办公，所以已将国际书记处转移到巴黎。
尽管面临着这些困难，国际书记处仍在竭力完成自己的工作。国际书记处的工作饱受批评：不够集中、不能让中央与各国支部建立密切的联系（能与中央保持密切联系的只有法国支部和比利时支部）、总体上组织得很糟糕。这些批评是很严厉的；然而，尽管国际书记处有种种缺点，尽管它是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中工作的，它至少还是履行了自己最重要的职责。西班牙内战刚刚爆发的时候，它就派代表前往西班牙，尽力帮助组建西班牙支部；它正式谴责了荷兰支部在西班牙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它利用一切可用的手段，筹措资金，置办救援物资，提供给西班牙。它发表了关于中日战争的决议，并且组织了关于中日战争问题的讨论。此外，它还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内部公报。它介入了多个支部的论战，尤其是在最近协助解决了英国支部、波兰支部、捷克支部和希腊支部的问题。考虑它是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工作的，它取得的成就无疑是值得敬佩的。
在即将召开的青年大会上，还要就青年局（Youth Bureau）的工作作全面的汇报；目前只能说，青年局的工作很不尽如人意；它只完成了很少的工作，就连已经完成的工作，也组织得很不好。但是，它还是发表了一系列公报，同法国、比利时、英国、美国和德国的青年保持着联系。
日内瓦大会闭幕后，国际书记处就没有同伦敦局[23]进行过正式接触。但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与工农社会党[24]都已提议派观察员参加本次大会。由于本次大会是在非法状态下举行的，所以不能接受它们的提议。值得注意的是：在工农社会党全国大会上，尽管布洛奎[25]专程前去参加大会，催促工农社会党参加伦敦局，但工农社会党并没有照办。假如独立工党参加了工党[26]，伦敦局实际上就会不复存在。因此，伦敦局实际上正在苟延残喘，而捷克支部却认为它还具有一定的重要性，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国际书记处的简要汇报到此结束；接下来要对国际组织的问题进行全面讨论；但是，请大家不要忘记：拟定中的第四国际新章程是另外一项议程。
斯特凡[27]：想问两个问题：1、日内瓦大会闭幕后，各国支部的成员人数有无增长？2、国际书记处是否针对各种政治问题下达了必要的指示？
纳维尔：1、只有一部分支部给出了确切的数据；但是，至少可以说，一些支部的成员人数出现了可观的增长，比如美国支部和英国支部；2、再次提及了关于西班牙、中国等问题的决议，并提及了国际书记处给与法国支部的不断帮助。
布瓦特尔：认为不让工农社会党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观察员参加本次大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克拉尔：基本上赞同〔国际书记处的〕报告。一半以上的国际书记处书记不是脱离了第四国际，就是被格伯乌杀害；再加上一些国家的支部犯下的组织错误和政治错误，使第四国际陷入了停滞不前的状态。现在已经有了一些重振旗鼓的迹象，比方说英国和希腊的几个团体的合并[28]。另外，我们的对手也陷入了混乱；连伦敦局都不得不派观察员来参加我们的大会。
我们现在应当把精力集中在三个主要目标上：1、围绕第四国际的纲领，积极落实统一行动的政策，把中派主义者当中最优秀的分子吸引到我们身边，特别是工农社会党及伦敦局其它组织当中的优秀分子；2、系统地加强各国支部的力量，特别是法国支部，因为它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为了做到这一点，美国支部必须大力支持国际书记处的工作，特别是要把沙赫特曼同志留在欧洲，让他代表美国支部，担任国际书记处常务书记；3、针对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坚定地进行革命的宣传活动。
发言人同意布瓦特尔的意见，即应当允许工农社会党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观察员出席本次大会。
决议：应当成立一个委员会，同工农社会党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观察员会面，向他们解释本次大会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举行的，汇报本次大会的情况，并听取他们的意见。一致同意。
委任：坎农[29]、沙赫特曼、克拉尔、勒布伦、勒苏瓦尔[30]、詹姆斯[31]、斯特凡、比松组成该委员会。
勒布伦：批评了〔国际书记处的〕报告，因为它没有列出各国支部和团体的名单。
斯佩洛斯[32]：认为应当抽出时间，全面讨论各国支部的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
沙赫特曼：讨论这些问题需要一些文件，但这些文件已经随着克莱门特的遇害而丢失了，因此，他建议就各国支部的工作写一个书面报告，附在会议纪要之后。大会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为此通过了一个决议。
斯特凡：提议宣读各国支部的名单，并公布各个支部大概有多少成员。
纳维尔：所有支部大致可以分为三类：1、正式参加第四国际的政党；2、同情党和同情团体；3、规模很小的小组与联络人。
美国支部：2500人
比利时支部：800人
法国支部：600人
波兰支部：350人
英国支部：170人
德国支部：200人（120人在狱中）
捷克斯洛伐克支部：150—200人
希腊支部：100人
印度支那支部：
合法：（缺）
非法：（缺）
智利支部：100人
古巴支部：100人
南非支部：100人
加拿大支部：75人
澳大利亚支部：50人
巴西支部：50人
荷兰支部：50人
西班牙支部：10—30人
墨西哥支部：15人
瑞士支部：（缺）
挪威支部：（缺）
丹麦支部：（缺）
罗马尼亚支部：（缺）
奥地利支部：（缺）
俄国支部：（缺）
玻利维亚支部：（缺）
波多黎各支部：（缺）
阿根廷支部（缺）
乌拉圭支部：（缺）
委内瑞拉支部：（缺）
中国支部：（缺）
意大利支部：（缺）
二、讨论《过渡纲领》草案
沙赫特曼：为了便于讨论，建议把关于《过渡纲领》的讨论分为三部分：（一）工会问题；（二）俄国问题；（三）战争、西班牙等问题。提议每个问题用一小时来讨论，每个发言人有十分钟时间。一致同意。
纳维尔：国际书记处已经正式接受了三套修正案：波兰代表关于工会问题与战争问题的修正案（已在公报上发表）；美国支部政治委员会关于俄国问题的小修正案；克雷波[33]关于俄国问题的修正案（也已在公报上发表）。这些修正案，以及可能提出的其它修正案，将在讨论相应问题予以考虑。
（一）工会问题
斯特凡：在介绍波兰代表关于工会问题的修正案时指出：《过渡纲领》中对静坐罢工的作用的概括是不正确的，至少也是不充分的。静坐罢工有时确实反映了工人的革命趋势，但并非总是如此。比方说在波兰，在极端反动的时期发生的静坐罢工，它反映的不是革命的反抗，只是工人的绝望情绪。这种罢工往往伴随着绝食抗议——工人们守在自己占领的工厂内，拒绝接受食物。因此，这种罢工只是对难以忍受的处境的一种无奈的反抗，它没有、也不可能引发强大的革命攻势。在这种情况下，《过渡纲领》对静坐罢工的总结，以及它提出的号召立即成立工厂委员会的口号，都是不正确的。在反动时期或所谓的正常时期建立工厂委员会，不仅会非常困难，还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在这样的时期，工厂委员会会被改良主义者控制；革命派在工厂委员会里的影响力会非常有限，根本无法领导工人进行革命行动或战斗行动；这样的工厂委员会会搅乱思想，变成绊脚石。因此，除非确实出现了革命形势或前革命形势，否则提出工厂委员会的口号就是不正确的。
布瓦特尔：认为波兰代表的提案是在迁就极左主义……。
斯佩洛斯：批评了草案，因为它没有专门为农民而提出的口号……。
于连[34]：发言反对波兰代表的修正案，强调了工厂委员会的重要意义。无论工厂委员会的领导是不是改良主义者，它们的成立，本身就是一大进步。它们是进行斗争所必需的武器，工人不断提高的政治觉悟，也会在它们的领导层与政策之中体现出来。
克雷波：认为工厂委员会只有在革命形势高涨的时期才有可能成立。
斯佩洛斯：（在短暂的发言中表示支持成立工厂委员会，并反对波兰代表的修正案。——记录不全）
纳维尔：觉得波兰代表是出于错误的理解才提出了这个修正案……。
克拉尔：认为《过渡纲领》中对这个问题已经讲得很好了……。
古尔德：指出工厂委员会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们是民主的组织，必须依靠工人阶级，所以，它们反映了工人的整体政治水平，有时候它们是改良主义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它们会变得越来越革命，然后可能又会变得改良主义。由于工厂委员会直接反映了工人群众的情绪，所以，在关键时刻，它们就会成为我们手中最宝贵的工具。
勒布伦：发言反对波兰代表的修正案……。
斯特凡：重申对〔《过渡纲领》〕草案的反对意见，并强调指出：静坐罢工浪潮并不一定代表工人的革命情绪或战斗情绪，就好比在波兰，它只是绝望情绪的反映，对〔资本主义〕所有制不构成丝毫威胁。
布瓦特尔：尽管静坐罢工在主观上并不一定对〔资本主义〕所有制构成了革命性的威胁，但在客观上确实威胁到了它。当然，工人并不是时时都能完全理解这种罢工的意义；就连参加了1936年6月的法国大罢工的工人，也大多不能意识到它的意义；但是，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要充分认识它的重要意义，我们有义务去向工人群众解释它的重要意义。
于连：赞同布瓦特尔的意见，并补充说：在静坐罢工中，即使它确实代表了工人的绝望情绪，我们也不能叫工人离开工厂，而应该向工人指出他们的行动所具有的革命意义，鼓舞他们坚持下去。
对波兰代表的修正案进行表决：
赞成：2票（斯特凡和卡尔[35]）
反对：17票
弃权：1票（克雷波）
（二）俄国问题
沙赫特曼：宣读美国支部政治委员会的修正案。
克雷波：宣读自己的修正案。
艾蒂安[36]：在对关于俄国问题的讨论作介绍时，支持《过渡纲领》草案的原文。反对克雷波的提纲中关于官僚已经成为一个阶级的观点，并认为官僚是一个正在向阶级转变的阶层。只有从这个观点出发，才能理解或解释莫斯科审判。至于美国支部的修正案，托洛茨基尚未对此作出答复，但发言人相信托洛茨基会这样回答：由于官僚是一个具有热月反动性质的阶层，所以，工人苏维埃只有在反官僚斗争中才会复兴；因此必须把官僚从这个反官僚斗争的机关中赶出去。
沙赫特曼：想要做出澄清：美国支部提出这个修正案，并不是非要修改草案的词句不可，只是想建议：应当先组织国际性的讨论，等到讨论结束后，再对此进行表决。如果出现了苏维埃直接同官僚斗争的明显倾向，〔艾蒂安揣测的〕托洛茨基的答复就有可能是合理的。但是，如果认为必须把全体官僚统统赶出苏维埃，从而剥夺他们的选举权，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官僚不太可能参加苏维埃；但不能预先剥夺官僚的选举权。这样做或许是必要的，但必须根据斗争的具体情况而定。比方说，列宁在他那本同考茨基论战的书里就说过，不一定要剥夺资产阶级的权利[37]。对这个问题，显然需要进行彻底的讨论，这正是美国支部提出这个修正案的目的。
克雷波：表示惊讶——沙赫特曼居然要为这个小问题而进行更多的讨论。要是本次大会连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它就更不可能解决更为关键的关于官僚性质的问题。但正是这一点，给发言人的修正案提供了有利的论据。为什么要提出剥夺官僚的公民权？正是因为它作为一个阶级所拥有的经济力量。本次大会的议程排得太紧，抽不出时间来深入讨论这个重大问题，但他要对艾蒂安说：艾蒂安的意见——只有把官僚当作一个寄生性的阶层，才能解释莫斯科审判——是错误的。
费舍尔[38]：沙赫特曼的主张是错误的；这个问题跟选举权无关。如果官僚确实是一个阶级，那么沙赫特曼的主张就是正确的，但是，官僚只是一个罪恶的阶层，那问题就与选举权无关……。（？）
斯佩洛斯：赞同美国支部提出的需要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的意见。这部分的措辞与纲领的其它部分相矛盾……。（？）
于连：支持美国支部的修正案，但不同意沙赫特曼的主张。至于列宁的话，要知道苏维埃里根本没有资产阶级的位置，所以也就谈不上把资产阶级从苏维埃里赶出去。但是，官僚的情况并不一样，反官僚斗争是在苏维埃内部进行的。把官僚赶出苏维埃的意见是错误的。
克拉尔：只要官僚仍是阻挠苏维埃复兴的主要敌人，就不能允许官僚参加苏维埃。所以，草案在这个问题上是正确的。
卡尔：克雷波的修正案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应当驳回。克雷波提出的官僚是一个新阶级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克雷波没有考虑到工人阶级并不是均匀一致的。第二国际就是一个例子，它的蜕变并不是因为它变成了资本家，而是因为它的领导层被工人阶级当中享受特权最多的阶层控制了。工人阶级当中有反动的阶层，官僚当中同样也有反动的部分。阶级不是由它的财富或财产来定义的，而是由它在经济制度中的地位来定义的。即使是在苏联，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的若干要素，但不能因为就认为苏联是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人会认为社会主义可以一下子建成。重新分配财富的口号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巴库宁[39]主义。对于苏联，绝不能采取“革命的失败主义”立场，而应该采取马克思在普法战争初期的立场[40]。必须驳回美国支部的修正案。反对官僚的斗争不是抽象的，而必须公开地、名副其实地同官僚斗争，并把官僚赶出苏维埃。
詹姆斯：坚决反对克雷波的修正案，但赞成美国支部的修正案，因为预先剥夺官僚的权利是错误的。
勒布伦：克雷波的提纲毫无根据。美国支部的提议不是不能接受。这是一个在激烈斗争中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口号的问题。把官僚赶出苏维埃的口号，会导向起义。在官僚垮台后，可以允许个别官僚重新参加苏维埃。
沙赫特曼：在官僚和苏维埃的问题上出现了许多不同意见，这清楚地表明了必须进行深入的讨论和澄清；这正是美国支部的修正案所要求的。
斯特凡：既反对克雷波的修正案，也反对美国支部的修正案。
古尔德：声称在政治委员会讨论修正案的时候，他没有参加会议，不过他不太赞同沙赫特曼的意见，但看来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所以他支持美国支部的修正案。
坎农：支持古尔德的发言。
纳维尔：认为如果为了这个问题而推迟表决，可能就会有人要求推迟一系列涉及到纲领的小问题的表决，而大家还没有对纲领本身进行过彻底的讨论，在纲领问题上，一些小小的意见分歧是完全可以容忍的。因此，应当驳回美国支部的修正案。
对两个修正案进行表决
克雷波的修正案：
赞成：1票（克雷波）
反对：其余所有人
美国支部的修正案：
赞成：5票
反对：15票
弃权：2票
（注：虽然我的纪要上是这么记录的，可我明明记得美国支部的修正案被通过了；是不是我把赞成票数和反对票数给搞反了？[41]）
（三）战争及其它问题
鲁塞[42]：代表法国支部中央委员会少数派提交了一个修正案（要求删除第15页第1段——和平主义与爱国主义）……。
克拉尔：支持《过渡纲领》的原文……。
布瓦特尔：支持修正案。保留草案的原文，可能会导致同斯大林主义妥协的危险。
纳维尔：发言反对布瓦特尔……。
于连：反对布瓦特尔。在对工人讲话时，必须承认保卫国家的原则，但要向工人指出：要想真正地保卫国家，首先得摆脱寄生虫——资产阶级。
比松：于连的发言非常危险。我们必须把面向工人群众的一般性的宣传，同我们的政治纲领（它应当是准确而透彻的）严格区分开来。于连的建议，对于一般性的宣传工作来说，是个好主意，但它可能会使群众对我们的政纲产生许多误解和偏差。政纲应当简洁明了。
克雷波：除了根据他提出的修正案修改政纲之外，大会还应当就战争问题发表一个宣言——
纳维尔：大会正要发表这样一个宣言；议程上就有这项内容。
克雷波：对纳维尔的发言感到欣慰；但认为在草案中，除了他的修正案所批评的那段话之外，还有一些词句不太妥当，容易引起误会，应当改掉，比如（第14页第6段中的句子）。还有草案中到处可见的“进步”这个词也要删掉。
鲁塞：（再次发言）……。
斯佩洛斯：发言赞同鲁塞与布瓦特尔的意见……。
勒苏瓦尔：发言赞同草案原文……。（他的发言很重要，起到了有力的作用，但我没有记下来）
古尔德：鲁塞与布瓦特尔的意见，根本并不能像他们期望的那样预防斯大林主义，反而会混淆资产阶级和平主义与无产阶级和平主义还有爱国主义之间的关键区别，结果反倒是向斯大林主义妥协了。在托洛茨基主义者当中，危险并不在于堕入爱国主义，而在于无法认清和利用这种重要的区别。斯佩洛斯刚才说过，即使是无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也没有任何进步性可言；但是，美国支部围绕拉德洛修正案[43]（这个修正案当然是不够充分的）进行鼓动的经验，表明了它具有明确的进步情绪，并且给我们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使我们可以进行解释，并把这种反战本能导入革命的道路，引导它去反对资产阶级及其战争计划。
詹姆斯：在这个问题上赞同草案，但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用了过多的时间来讨论。还有其它问题需要考虑。英文版中关于反犹主义的词句，与法文版不一致。英文版中的表述过于夸张，应当改得跟法文版一样。在有关希特勒在德国胜利夺权的段落里，把共产党的失败归咎于怯懦和其它心理特点；必须对此进行修改，并明确指出：斯大林派自觉地执行了导致希特勒获胜的政策。他代表英国支部中央委员会提出了一个修改意见，要求把工作权的口号，改为要求提供工作或全面的生活保障的口号。
萨姆纳：代表英国支部中央委员会提出了一个修改意见，要求删去有关“莫斯利[44]勋爵”的句子，因为它与事实不符。
约雷[45]：回到鲁塞的修正案上，在爱国主义问题上支持草案，特别赞赏勒苏瓦尔的发言……。
斯特凡：发言支持草案中关于爱国主义的论述。
沙赫特曼：赞同克雷波关于删去“进步”一词的意见；赞同对英文版进行小改动的意见；赞同詹姆斯关于德国问题的意见。决议：应当选出一个新的修订委员会，负责修改《过渡纲领》草案，改善它的文风，吸收符合实际的修正案的意见，等等。一致同意。
对鲁塞—布瓦特尔修正案进行表决：
赞成：6票
反对：16票
对整个《过渡纲领》草案进行表决：
赞成：21票
反对：1票（克雷波）
三、第四国际章程
纳维尔：由于克莱门特遇害，加上工作太紧张，新章程尚未定稿。不过，可以对章程的初稿逐项进行讨论，等到新的书记处成立后，再根据大会的各项决议，制定出最终的章程。
章程的第一条就是郑重宣告成立第四国际。定名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第四国际）”。
卡尔：代表整个波兰支部，反对在这个时候成立第四国际。其它的国际都是在革命涨潮时期成立的。比方说，尽管马克思在1848年就已经认识到了建立国际的必要性，但他并没有在当时成立第一国际，因为1848年革命失败后，马上就出现了反动狂潮。还有，在〔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解散了第一国际，但又宣布需要成立第二国际；然而，要等到十五年后，出现了涨潮，第二国际才成立。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和昆塔尔会议之后[46]，还要等上几年，等到俄国革命之后，第三国际才真正成立。即使是在当时，如果斯巴达克同盟不愿参加，列宁也就不会成立第三国际[47]。而现在是反动势力甚嚣尘上、群众意气消沉的时期——整个形势都对第四国际的成立非常不利。此外，组成第四国际的各种力量实在太弱小了，承担不起它们肩负的任务。其它国际在成立时，都对资产阶级构成了显而易见的威胁，并引发了资产阶级的恐怖报复。然而第四国际却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工人群众当中没有一个重要的部分会响应我们的宣言。因此，应当等到一个有利的时机，等到条件成熟时再成立第四国际。托洛茨基说过：“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已经死了；必须组建第四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确实已经死了，然而它们仍是群众组织；第四国际却根本不是群众组织，在它真正成为群众组织之前就宣布成立第四国际，是轻率的举动。
纳维尔：卡尔所做的历史类比完全错了。成立第四国际的合适时机，与其它国际完全不同。目前的独特的政治形势，完全证明了成立第四国际的正确性。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成立第四国际，而在于现存的各国支部是否真正需要一个实际的国际组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事实上，各国支部确实需要一个具体的、实实在在的国际组织，无论它的规模是大是小。为了结束目前这种悬而未决的局面，为了提出一个明确的纲领，建立一个切实的国际领导层，并切实地建设各国支部，必须成立这样一个国际组织。
斯特凡：支持波兰支部的提议，并表示：就算有了一个明确的纲领——我们刚刚通过了《过渡纲领》——有了一个切实的国际领导层，有了各国支部，也不一定非要正式成立第四国际不可。自1936年以来，这确实一直都是我们的立场，没有理由不继续坚持这一立场，还是等到有了足够的力量，有了更好的机会的时候再成立第四国际吧。宣告成立第四国际只是一种表态，而在目前这种形势下，这样的表态是没有意义的。
沙赫特曼：卡尔的历史类比，不但与我们讨论的问题无关，而且还是错误的。第一国际与第二国际成立时的形势，与当下的世界形势完全不同。说到第三国际，在俄国革命爆发之前，列宁早就提出了建立第三国际的问题；列宁没有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提出成立第三国际，是因为他还想争取一些犹豫不决的中派主义团体。出于同样的考虑，我们没有在1936年大会上宣告成立第四国际，当时我们还想再争取一些中派主义组织。然而，在1936年之后，所有的中派主义组织不是瓦解了，就是远离了我们。因此，成立第四国际的道路已经畅通无阻，必须果断成立第四国际。
比松：欧洲无产阶级眼看就要遭到全面失败，在这个时候，就更需要成立一个实实在在的革命的国际，它是唯一的希望……。
勒布伦：卡尔的主张是完全错误的，是孟什维克的……。
布瓦特尔：赞同成立第四国际在政治上是必要的意见；没有在1936年成立第四国际，是因为当时还能够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开展工作。然而现在已经做不到这一点了。组织上的论据——我们力量薄弱等等——要更有分量，但这些缺点也是能够克服的……。（？）
詹姆斯：赞同必须成立第四国际的意见，但反对沙赫特曼给出的为什么不在1936年成立第四国际的理由。不管当时是出于哪些考虑而没有成立第四国际，肯定不包括争取中派主义者这一项。
卡尔：除了总的政治考虑之外，我们各个支部的极端弱小，也促使我们不赞成成立第四国际。在共产国际一大召开的时候，在波兰、奥地利、保加利亚等地已经有了规模较大的党。然而我们连一个力量能与那些党相当的支部都没有。现在的形势，要比其它三个国际成立的时候，要更为艰难、更为不利……。
对是否宣告成立第四国际（章程第一条）进行表决：
赞成：19票
反对：3票（卡尔、斯特凡和克雷波；克雷波没有解释他有何保留意见）
纳维尔继续宣读章程剩下的部分。大家只对第十条进行了讨论；第十条规定：国际书记处书记都必须是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大家一致同意：国际书记处书记当中，三人必须是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剩余两人可以不是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48]。
对整个《第四国际章程》进行表决：
赞成：19票
弃权：3票（卡尔、斯特凡和克雷波）
波兰代表团的声明：
整个波兰支部坚信，在目前这个时候成立第四国际，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虽然波兰支部的这个意见未能得到本次世界大会的采纳，但是，波兰支部会忠诚地遵守第四国际的纪律，尽力执行本次世界大会的各项决议。
选举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
在开始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大会书记[49]不在会场……。
艾蒂安：提醒大家注意：执行委员会没有给俄国支部预留席位，然而，俄国支部应当在执行委员会里拥有一个席位[50]。
比松：执行委员会里只有一个席位是预留给希腊支部的。考虑到希腊的两个托派组织的合并，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最近仍比较紧张，应当给它们各留一个席位，或是一个都不给它们。
古尔德：执行委员会应当增加一名委员，由青年国际的代表担任，并拥有投票权。
坎农：按照比松提出的关于希腊支部的理由，英国支部也应当在执行委员会里有两个席位。
纳维尔：执行委员会的委员过多了；建议给英国支部两个席位，不给希腊支部席位；但是国际书记处有两名书记是不属于执行委员会的，建议其中之一由比松担任。
沙赫特曼：美国支部有三个席位，如果其中两个留给坎农和沙赫特曼的话，第三个席位应该由美国支部政治委员会提名。
詹姆斯：反对这个建议，认为这样会削弱本次世界大会的权力；本次大会应当授权坎农与沙赫特曼任命第三名美国委员。詹姆斯的建议以5票赞成、7票反对而被驳回。
克拉尔：国际书记处一致强烈要求将沙赫特曼留在欧洲，让沙赫特曼积极参加执行委员会与国际书记处的工作。法国支部认为，让沙赫特曼留在欧洲，是继续将第四国际的办公地点设在巴黎的绝对前提。否则，法国支部就会要求把第四国际的办公地点迁往纽约。本次世界大会必须就这个问题做出正式决议。
提名以下数人为执行委员会委员：
法国：
克拉尔
纳维尔
布瓦特尔
美国：
坎农
沙赫特曼
第三人由美国支部政治委员会任命
比利时：
勒苏瓦尔
多日[51]
英国：
詹姆斯
哈伯[52]
意大利：
于连
波兰：
卡尔
拉丁美洲：
勒布伦
印度支那：
谢秋收[53]
俄国：
托洛茨基（秘密委员）
青年国际：
由青年大会任命
对执行委员会的名单进行表决：
一致通过
对是否让沙赫特曼长期留在欧洲进行表决：
一致赞成
四、各委员会的报告
（一）波兰委员会
纳维尔：就波兰委员会的工作作了汇报。由于两位波兰代表之间产生了分歧，产生了两个决议：波兰委员会的正式决议代表斯特凡的意见，卡尔的决议代表他个人的意见。
宣读两个决议。
于连：认为两个决议都要驳回。卡尔的决议完全错误，波兰委员会的决议则不够审慎。波兰共产党最近刚被解散[54]，必须把握这个机会，立即建立一个新的共产党。绝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费舍尔：赞同于连的意见……。
勒布伦：赞同于连的意见……。
比松：赞同于连的意见……。
斯特凡：波兰支部已经发出了建立新的共产党的号召；但在没有必需的力量的情况下，贸然建立新的共产党，不但没用，而且危险。
卡尔：反驳了批评波兰支部“怯懦”的意见：尽管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仍在取得扎实的进展。波兰支部的大多数人肯定不会同意在目前阶段成立新的共产党。问题并不在于怯懦。波兰支部扎根于工会之中；它生动地理解政党的意义，因此，它不赞成制造这样的幻想……。
于连：重申原先的提议……。
沙赫特曼：不赞同于连的提议。波兰支部必须立即脱离崩得[55]，从现在起，要把绝大部分精力用于建立新的共产党。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在没有做好必要的准备的情况下，就贸然成立新党。建议波兰委员会按照这个主旨修改决议，但在阐述建立新党的必要性时，必须写得更勇敢、更坚决。
对波兰问题进行表决：
卡尔的决议：
赞成：1票
反对：21票
于连的提议：
赞成：6票
反对：8票
弃权：8票
波兰委员会现有的决议：
赞成：2票
反对：17票
弃权：3票
沙赫特曼的提议（获得通过）：
赞成：11票
反对：6票
弃权：2票
（二）希腊委员会
比松：做了报告：尽管希腊的两个托派组织仍有不少意见分歧，但希腊委员会最终还是促使它们实现了合并[56]；对于它们之间的分歧，希腊委员会已经决定对此进行国际性的讨论。他要求执行委员会对这些分歧正式表明立场。
大会采纳了报告。
（三）法国委员会：
克拉尔：法国委员会的工作尚未完成，他就已完成的工作做了中期报告。
大会认可了法国委员会的大致工作方向。
（四）英国委员会：
就《和平与团结协定》[57]做了报告，并得到了大会的批准。
克拉尔：提议最后做一次努力，尝试把李集团[58]争取过来，但必须讲清楚：如果李集团不愿接受，那他们以后就会被当成对手。一致同意。
（五）墨西哥问题：
大会批准了泛美委员会的决议。
（六）殖民地问题：
詹姆斯：由于日内瓦大会和本次大会都还没有对殖民地问题做出具体指示，本次大会应当正式责成英国支部起草一个殖民地问题纲领，并向国际执行委员会提交一个成立国际殖民地局（International Colonial Bureau）的详实计划，再由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成立国际殖民地局。一致同意。
大家一致同意：本次世界大会应向列夫·托洛茨基致信祝贺。
根据《第四国际文件汇编：草创时期（1933—1940）》第284—302页译出。本次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请参阅：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document/fi/1938-1949/fi-1stcongress/index.htm
[1] 这次大会其实是在巴黎的阿尔弗雷德·罗斯默（Alfred Rosmer）家中召开的，为了保密，对外宣称在瑞士洛桑召开。——中译者注
[2] 马塞尔·伊克（Marcel Hic，1915年4月30日——1944年12月28日），1933年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Ligue communiste，国际左翼反对派法国支部），1934年执行“打入主义”政策，打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ection française de l'Internationale ouvrière，SFIO，即法国社会党的正式党名），并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塞纳联合会重要组织者之一，1936年被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开除后，参与创立国际主义工人党（Parti ouvrier internationaliste，POI，第四国际法国支部）。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参与成立第四国际委员会（Comité pour la IVe Internationale），并在1942年1月建立了欧洲书记处，担任欧洲书记处书记，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领导托派的斗争。1943年10月被盖世太保逮捕，在集中营遇难。——中译者注
[3] 内森·古尔德（Nathan Gould，1913—1997），当时担任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Young Peoples Socialist League，YPSL）全国书记，也是美国托派青年组织的负责人，他与詹姆斯·坎农和马克斯·沙赫特曼一起参加了成立大会。1940年与沙赫特曼派一起退出了社会主义工人党。——中译者注
[4] 希拉里·萨姆纳—波伊德（Hilary Sumner-Boyd，1911—1976），当时担任革命社会主义者同盟（Revolutionary Socialist League，RSL，第四国际英国支部）书记，在成立大会上担任英国代表，这个纪要就是他记录的。——中译者注
[5] 皮埃尔·纳维尔（Pierre Naville，1904年2月1日——1993年4月24日），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早期领导人之一。1926年参加法国共产党，1928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开除出党。此后成为法国左翼反对派的主要领袖之一，1936年主持成立国际主义工人党。1939年国际主义工人党被第四国际下令解散后，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6] 据伊萨克·多伊彻的《流亡的先知》记载，出席本次大会的共有21人，但根据这个纪要，有22名代表参加了表决，由于缺乏资料，目前还不能完全掌握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的情况，能查清的只有：
美国代表：马克斯·沙赫特曼、詹姆斯·帕特里克·坎农、内森·古尔德、埃马努埃尔·盖尔特曼（Emanuel Geltman）；
英国代表：希拉里·萨姆纳—波伊德、C·L·R·詹姆斯；
法国代表：皮埃尔·纳维尔、马塞尔·伊克、大卫·鲁塞、布瓦特尔（若安内斯·巴尔丹）、克拉尔（让·鲁）、伊万·克雷波；
比利时：列昂·勒苏瓦尔；
荷兰代表：（不明）；
波兰代表：斯特凡（斯特凡·拉梅德）、卡尔（赫尔希·孟德尔）；
希腊代表：比松（约尔戈斯·维佐里斯）、斯佩洛斯（米歇尔·帕布洛）；
意大利代表：于连（皮耶特洛·特雷索）；
德国代表：约雷（约瑟夫·韦伯）、费舍尔（奥托·许斯勒）；
俄国代表：艾蒂安（马克·兹布洛夫斯基）；
巴西代表：勒布伦（马里奥·佩德洛萨）。
远在墨西哥的托洛茨基同志未能出席大会。——中译者注
[7] 即1936年7月26日—31日召开的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International Communist Union，ICL）国际大会，这次大会后来被称作第四国际第一次国际大会。托洛茨基同志原本打算在这次大会上正式成立第四国际，但由于遭到强烈反对，他只好做出妥协，把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改组为争取成立第四国际运动（Movement for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这次大会其实是在巴黎召开的，但出于安全考虑，对外宣称在日内瓦召开，下文中的“日内瓦大会”都是指这次大会。——中译者注
[8] 若安内斯·巴尔丹（Joannès Bardin，1909—1992），化名“布瓦特尔”（Boitel），国际主义工人党领导人之一。——中译者注
[9] “勒布伦”（Lebrun）是马里奥·佩德洛萨的化名。马里奥·沙维尔·德·安德拉德·佩德洛萨（Mário Xavier de Andrade Pedrosa，1900年4月25日——1981年11月5日），巴西记者、文艺评论家。1926年参加巴西共产党（Partido Comunista Brasileiro，PCB），1929年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1931年1月成立了国际左翼反对派巴西支部。1938年9月参加了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并当选为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后来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10] 马克斯·沙赫特曼（Max Shachtman，1904年9月10日——1972年11月4日），出身于波兰华沙一个犹太家庭，1905年随家人移民美国，少年时即倾向左翼激进运动，1921年参加了美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美国工人党（Workers Party of America），从此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在共产党内属于坎农派，1928年与坎农派一起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第四国际的成立工作。1940年因路线分歧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党，组织了工人党（Workers Party），1949年工人党改名为独立社会主义者同盟（Independent Socialist League），1958年解散，党员加入美国社会党。——中译者注
[11] 列夫·利沃维奇·谢多夫（Лев Львович Седов，1906年2月24日——1938年2月16日），生于圣彼得堡。1919年参加共青团。二十年代中期开始参加左翼反对派的活动，并因此在1928年被共青团开除。1929年流亡国外，积极协助托洛茨基同志的工作。1938年在巴黎被斯大林的特务杀害。——中译者注
[12] 埃尔文·沃尔夫（Erwin Wolff，1902—1937？），生于苏台德地区的莱亨贝格（Reichenberg，现为捷克共和国的利贝雷茨[Liberec]）的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家庭。在德国求学期间开始参加左翼运动，希特勒上台后流亡巴黎。1933年开始参加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36年7月进入国际书记处工作。1937年4月底前往西班牙，协助西班牙托派开展工作。五月事件后被斯大林的特务机关绑架杀害。——中译者注
[13] 鲁道夫·阿洛伊斯·克莱门特（Rudolf Alois Klement，1908年11月4日——1938年7月？日），生于汉堡一个建筑师家庭，1932年参加德国共产党，不久后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1933年7月开始担任托洛茨基同志的秘书。1938年负责第四国际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同年7月12日被斯大林的特务机关绑架杀害。——中译者注
[14] 按照1936年7月大会的决议，成立了总委员会（General Council），其职能是在大会闭幕期间指导第四国际运动，1938年9月成立大会上成立的国际执行委员会（Intern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即相当于总委员会；国际书记处（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由五名书记组成，负责日常工作；国际局（International Bureau），由国际书记处的五名书记与另外六名代表组成，负责指导国际书记处的工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国际局和总委员会未能发挥作用，领导第四国际运动的重任，实际上几乎都是由国际书记处承担的。——中译者注
[15] 维克托·塞尔日（Victor Serge，1890年12月30日——1947年11月17日），本名维克托·利沃维奇·奇巴尔契奇（Виктор Львович Кибальчич），出生于布鲁塞尔，父母都是俄国流亡者。早年曾是无政府主义者，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向往革命，1918年年底前往俄国，1919年1月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后来被派往柏林，1923年11月被迫离开德国，同年开始与俄国左翼反对派建立联系。1928年被开除出党，1933年被捕，1936年获释。离开苏联，定居法国。曾一度接近托洛茨基，但并未参加第四国际。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墨西哥。1947年病逝于墨西哥城。——中译者注
[16] 亚伯拉罕‧约翰内斯‧米斯蒂（Abraham Johannes Muste，1885年1月8日——1967年2月11日），出生于荷兰的吉里克泽（Zierikzee），父母都是荷兰改革宗（一个基督教新教教派，属于加尔文派）信徒，六岁时随全家移民美国，大学毕业之后即担任牧师，在曼哈顿一带传道，他的神学思想受“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思想影响较大，并逐渐倾向激进运动，一战期间参加基督教和平主义运动，1919 年参加劳伦斯（Lawrence）纺织工人罢工，从此参加工会运动，并于同年发起成立美国纺织工人联合工会（Amalgamated Textile Workers of America），1921 年退出该工会，在布鲁克伍德工人学院（Brookwood Labor College）任教，1929 年发起成立进步工人行动协会（Conference for Progressive Labor Action，CPLA），1933 年将进步工人行动协会改组为美利坚工人党（American Workers Party），1934 年美利坚工人党与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合并为合众国工人党（Workers 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WPUS），1936年米斯蒂退出美利坚工人党和社会主义运动，返回基督教和平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17] 亨德里库斯·斯内夫利特（Hendricus Sneevliet，1883年5月14日——1942年4月12日），化名马林（Maring），荷兰工会活动家，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后参加荷兰共产党。曾帮助成立印尼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1927年因反对斯大林主义路线，成立革命社会主义党。1935年革命社会主义党与独立社会党合并为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Revolutionair Socialistische Arbeiderspartij）。纳粹德国入侵荷兰后，斯内夫利特组织地下抵抗运动，1942年4月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4月12日英勇就义。 ——中译者注
[18] 早在1935年，尽管陈独秀与第四国际中国支部围绕许多重要问题产生了分歧，托洛茨基同志仍极力举荐陈独秀担任总委员会委员，然而陈独秀当时尚在狱中。陈独秀在1937年8月获释后，疏远了第四国际，纳维尔应该是把总委员会和国际局给搞混了。——中译者注
[19] “费洛奇”（Feroci）是阿尔方索·雷奥内蒂的化名之一。阿尔方索·雷奥内蒂（Alfonso Leonetti，1895年9月13日——1984年12月26日），生于意大利安德里亚（Andria），1913年参加意大利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参与成立意大利共产党，1926年当选为意共中央委员。因反对“第三时期”政策，而在1930年被开除出党后，参加了国际左翼反对派。1930—1931年、1933—1936年担任国际左翼反对派国际书记处书记。1936年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二战期间积极参加法国抵抗运动。1962年重返意共。——中译者注
[20] 弗雷德里克·维克托·蔡勒（Frederick Victor Zeller，1912年3月26日——2003年2月7日），生于巴黎一个德国移民家庭。1931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很快就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人之一，1935年被免去社会主义青年团塞纳联合会总书记的职务，此后参加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并参与创立革命社会主义青年团（Jeunesses socialistes révolutionnaires，JSR）。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积极参加地下抵抗运动，并参加第四国际委员会，参加了第四法国法国支部的重新统一。1947年脱离第四国际法国支部。——中译者注
[21] 克拉尔（Clart）是让·鲁的化名。让·鲁（Jean Rous，1908年11月24日——1985年2月21日），1928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34年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国际左翼反对派法国支部），同年八月随共产主义者同盟打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35年被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开除。1936年参与创立国际主义工人党。1939年初率领国际主义工人党少数派打入工农社会党。二战期间积极组织地下抵抗运动，并逐步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44年重新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中译者注
[22] “比松”（Busson）是约尔戈斯·维佐里斯的化名。约尔戈斯·维佐里斯（Γιώργος Βιτσώρης，拉丁化转写：Giorgos Vitsoris，1889—1954），生于希腊塞萨洛尼基市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1921年参加希腊社会主义工人党（Σοσιαλιστικό Εργατικό Κόμμα Ελλάδος，ΣΕΚΕ，希腊共产党的前身），1924年参加“马克思主义文库派”，后来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文库派”参加国际左翼反对派，1929年参与成立共产主义者组织（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文库派）（Κομμουνιστική Οργάνωση Μπολσεβίκων Λενινιστών Ελλάδας – Αρχειομαρξιστών，ΚΟΜΛΕΑ，国际左翼反对派希腊支部），并于1930年当选为国际左翼反对派希腊支部政治局委员。1934年“马克思主义文库派”脱离国际左翼反对派后，维佐里斯仍然忠于国际左翼反对派，并于1935年参与建立第四国际希腊支部。1936年3月梅塔克萨斯独裁政权成立后，维佐里斯被捕，被判处三年徒刑。他越狱后流亡法国。1938年9月代表希腊支部参加了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在二战期间积极参加法国抵抗运动。1954年在巴黎逝世。——中译者注
[23] 伦敦局（London Bureau），全称“国际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心”（ International Revolutionary Marxist Centre），成立于1932年，它是由一些退出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却又不愿意参加第四国际的中派主义政党组成的，因此被戏称为“第三半国际”或“第三又四分之三国际”。——中译者注
[24]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on Marxista，POUM)和工农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 ouvrier et paysan，PSOP）分别是伦敦局的西班牙支部和法国支部，它们曾与第四国际运动有较密切的联系。——中译者注
[25] 阿奇巴尔德·芬纳·布洛奎（Archibald Fenner Brockway，1888年11月1日——1988年4月28日），生于印度加尔各答。1907年参加独立工党，一战期间因反对战争，曾三次被捕入狱。1931年至1933年出任独立工党主席，1933年至1939年出任独立工党总书记。——中译者注
[26] 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ILP）成立于1893年1月。1906年工党（Labour Party）成立后，独立工党即参加了工党，成为工党内部的一个重要派系，也与工党多次发生矛盾。一战爆发后，工党全体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只有独立工党拒绝支持。1932年，独立工党正式脱离工党，并发起成立伦敦局。二战后，独立工党的大多数议员和党员都投靠了工党。1975年，残余的独立工党决定重新返回工党。——中译者注
[27] 斯特凡（Stefan）是一位波兰青年科学家，他当时正在法国学习；在少年时期，他曾因参加政治活动，而被波兰政府逮捕，坐了几年牢。——原注
根据罗伯特·J·亚历山大（Robert J. Alexander）的《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29—1985》（International Trotskyism，1929-1985，第649—652页）记载，“斯特凡”应为斯特凡·拉梅德（Stefan Lamed，1914—1987？），他是参加成立大会的两名波兰代表之一。——中译者注
[28] 英国原本有四个托派组织：革命社会主义者同盟、战士派（Militant Group）、革命社会党（Revolutionary Socialist Party，RSP）和工人国际同盟（Workers International League，WIL），1938年8月，经过詹姆斯·坎农与马克斯·沙赫特曼的调解，革命社会主义者同盟、战士派和革命社会党同意合并为新的革命社会主义者同盟，但工人国际同盟拒绝参加；希腊的几个托派组织也在1938年合并为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者统一组织（Ενιαία Οργάνωση Κομμουνιστών Διεθνιστών Ελλάδας，ΕΟΚΔΕ）。——中译者注
[29] 詹姆斯·帕特里克·坎农（James Patrick Cannon，1890年2月11日—1974年8月21日），生于堪萨斯州玫瑰谷（Rosedale）。1908年参加美国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SPA），1911年参加世界产业工会（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IWW）。十月革命后接受了共产主义，并于1919年参与创建美国共产党。1920年当选为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年在共产国际四大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1928年，他在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开始支持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并因此在1928年10月底被开除出党。此后，他于1929年5月领导创建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 of America，CLA，国际左翼反对派美国支部），1938年领导创建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SWP）和第四国际，并担任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书记。1953年辞去全国书记的职务，改任党主席。1974年在洛杉矶逝世。——中译者注
[30] 列昂·勒苏瓦尔（Léon Lesoil，1892年1月22日——1942年5月3日），生于比利时瓦隆大区埃诺省（Province de Hainaut）。13岁时开始当工人。21岁当上采矿工程师。在一战期间志愿参军。1916年随比利时军事使团出访俄国。在1917年俄国革命影响下接受了共产主义。1918年回国后参加比利时工人党（Parti ouvrier belge，POB）。1921年参与创立比利时共产党（Parti communiste de Belgique，PCB），1925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与党执行局委员。1928年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后，建立并领导了国际左翼反对派比利时支部。1938年参加了第四国际成立大会。纳粹德国占领比利时后，于1941年6月22日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被关押在汉堡的诺因加默（Neuengamme）集中营，1942年不幸遇害。——中译者注
[31] 西里尔·莱昂内尔·罗伯特·詹姆斯（Cyril Lionel Robert James，1901年1月4日——1989年5月31日），历史学家、作家。生于特立尼达与多巴哥。三十年代中期参加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曾积极参加第四国际英国支部和美国支部的活动，1940年随沙赫特曼派退出美国支部，1947年重新参加美国支部，1951年再次退出。六十年代初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32] “斯佩洛斯”（Speros）是米歇尔·帕布洛的化名。米歇尔·帕布洛（Michel Pablo，1911年8月24日——1996年2月17日），本名米哈利斯·N·拉普蒂斯（Μιχάλης Ν. Ράπτης），生于埃及亚历山大港，父亲是希腊犹太人，母亲是埃及人。毕业于国立雅典理工大学，二十年代末开始参加革命运动，1934年参与创立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者组织（Οργάνωση Κομμουνιστών Διεθνιστών Ελλάδας），1936年希腊发生军事政变后被捕，获释后流亡法国，并参加了第四国际成立大会。1942年进入第四国际欧洲书记处工作。1944年担任欧洲书记处组织书记，负责第四国际欧洲组织的重建工作。1945年至1960年任第四国际书记。五十年代初，帕布洛的一系列政策（比如“长期打入主义”〔deep entryism〕）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导致了以法国和英国支部为首的部分支部脱离国际书记处，另立国际委员会。1963年，国际书记处与国际委员会部分支部重新合并为统一书记处后，帕布洛于1964年脱离了统一书记处，试图重建以他为首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但都不成气候。希腊军政府垮台后返回希腊，并在1981年担任帕潘德里欧的特别顾问。1996年死于雅典。——中译者注
[33] 伊万·克雷波（Yvan Craipeau，1911年9月24日——2001年12月3日），生于法国旺代省永河畔拉罗什（La Roche-sur-Yon），父亲是社会党活动家。高中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28年因反对军国主义而被学校开除后前往巴黎，接触到了左翼反对派。1931年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国际左翼反对派法国支部），并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青年工作。法国支部打入社会党后，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内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领导人之一，并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塞纳—瓦兹省联合会主席。1935年参与创建革命社会主义青年团。1936年参与创建国际主义工人党。1938年参加了第四国际成立大会。1939年随国际主义工人党少数派打入工农社会党，并在工农社会党内建立了“第四国际委员会”，因此在1939年11月被工农社会党开除。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积极参加托派的抵抗运动，1943年负责向德军士兵开展宣传。1944年参加了将法国托派合并为国际主义共产党（Parti communiste internationaliste，PCI）的工作。1946年担任国际主义共产党总书记与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书记，不久便因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发生分歧而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此后暂时脱离政治，五十年代中期重返政界，1960年参与创建统一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 unifié，PSU）。——中译者注
[34] “于连”（Julien）是皮耶特洛·特雷索的化名。皮耶特洛·特雷索（Pietro Tresso，1893年1月30日——1943年10月27日），又名“布拉斯科”（Blasco），生于意大利维琴察省一个纺织工人家庭，9岁时因家境贫寒而辍学，开始当裁缝学徒。少年时就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意大利参加一战后，被强征入伍，因进行反军国主义宣传而被编入惩戒营。参加意大利社会党后，支持党内的“最高纲领派”（massimalista），1921年参与创建意大利共产党，1922年流亡国外，1923年前往莫斯科，在红色工会国际工作。1926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30年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后，建立了新意大利反对派（Nuova Opposizione Italiana，NOI），成为国际左翼反对派意大利支部。1933年出席了国际左翼反对派国际预备会议，并入选国际书记处。1936年出席第四国际巴黎大会。1938年出席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并当选为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积极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42年6月2日被维希法国警察逮捕，被判处12年苦役，1943年10月1日越狱，不久后就被斯大林党杀害。——中译者注
[35] “卡尔”（Karl）是赫尔希·孟德尔的化名，他是出席成立大会的两名波兰代表之一。赫尔希·孟德尔（Hersh Mendel或Hersz-Mendl，1890—1969），原姓施托克菲什（Sztokfisz），生于华沙一个犹太家庭。在1905年革命的影响下，参加了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即“崩得”）。1913年因组织犹太工人示威游行而被迫流亡国外。1917年二月革命后回国，参加了十月革命，1918年参加红军，1919年参加俄共（布），1920年返回波兰，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失败后被捕，被判处死刑，在行刑前侥幸越狱，逃回俄国后在共产国际工作。1924年潜入西白俄罗斯开展工作，被波兰当局逮捕，1928年获释。二十年代末参加左翼反对派，并于1930年在华沙建立了国际左翼反对派波兰支部。1931年被开除出党。1938年出席第四国际成立大会。二战后转向“无产阶级犹太复国主义”（proletarian Zionism），并移居巴勒斯坦。1969年在特拉维夫逝世。——中译者注
[36] “艾蒂安”（Etienne）是马克·兹波洛夫斯基的化名。马克·兹波洛夫斯基（Mark Zborowski，1908年1月27日——1990年4月30日），生于乌克兰切尔卡塞省乌曼市一个犹太家庭，1921年随全家移居波兰。在上中学时参加波兰共产党，并因参加政治活动而被监禁。出狱后流亡国外，考入格勒诺布尔大学。1933年被苏联特务机关招募，受命打入托派组织，骗取了列夫·谢多夫的信任，暗害了多名托派重要成员（列夫·谢多夫、鲁道夫·克莱门特和伊格纳斯·瑞斯的死都与他有关），给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造成了巨大破坏。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逃亡美国，1947年获得美国国籍。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叛变后，他的身份暴露，并为此在1955年9月受到调查，被判处四年徒刑。获释后继续留在美国。——中译者注
[37] 《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257页。列宁的原话如下：
“我一句话也没有提到限制选举权的问题。现在应该说，限制选举权的问题是专政在某一民族中的特殊问题，而不是专政的一般问题。应该是在研究俄国革命的特殊条件和革命发展的特殊道路的时候才谈到限制选举权的问题。我在以后的阐述中是会这样做的。事先就担保将来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一定都会限制或大都会限制资产阶级的选举权，那是错误的。这种做法也许是可能的。在大战之后，在有了俄国革命经验之后，可能会这样做，但这不是实现专政所必需的，不是专政这一逻辑概念的必要标志，不是专政这一历史概念和阶级概念的必要条件。”
可在这里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arxist.org-chinese-lenin-1918-10.htm ——中译者注
[38] 奥斯卡·费舍尔（Oskar Fischer）是奥托·许斯勒的化名。奥托·许斯勒（Otto Schüssler，1905—1982），生于莱比锡一个工人家庭，1928年开始参加左翼反对派。1932年5月前往王子群岛，担任托洛茨基的秘书，此后逐步成为德国托派的主要领导人。1938年9月参加第四国际成立大会，1939年2月前往墨西哥，继续担任托洛茨基的秘书兼警卫。四十年代末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39]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巴库宁（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кунин，1814年5月30日——1876年7月13日），俄国革命家，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中译者注
[40] 请参阅《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7卷，第3—9页。
可在此处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First-International/marxist.org-chinese-Iinternational-1869d.htm ——中译者注
[41] 这里的“我”——即本文的记录者——是大会书记萨姆纳。——中译者注
[42] 大卫·鲁塞（David Rousset，1912年1月18日——1997年12月13日），生于法国罗阿讷（Roanne）一个金属工人家庭。三十年代初参加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36年参与创立国际主义工人党。纳粹德国占领法国之后，积极参加地下抵抗运动，并负责向德军士兵进行反战宣传。1943年10月16日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被监禁在诺因加默集中营。1945年5月3日获救。二战后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48年成立革命民主运动（Rassemblement démocratique révolutionnaire，RDR），企图建立“第三势力”。六十年代投靠戴高乐派。——中译者注
[43] 1935年，印第安那州众议员路易斯·拉德洛（Louis Ludlow，1873—1950）向国会提交了一项宪法修正案，要求宪法内加入宣战必须经过全民公决的规定。1937年拉德洛再次向众议院提交这项修正案，而参议员拉佛莱特也于1938年1月10日在参议院提出了同样的议案。众议员否决了这项修正案。而就在它被否决前几天，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72%的美国人赞成这项修正案。社会主义工人党利用拉德洛修正案，配合自己的过渡要求纲领，并利用“让人民投票决定是否开战”的口号，进行了一场支持这样的一个全民公决的宣传活动。——中译者注
[44] 奥斯瓦尔德·艾纳尔德·莫斯利（Oswald Ernald Mosley，1896年11月16日——1980年12月3日），生于英国一个历史悠久的贵族家庭。一战中曾在西线作战。1918年代表保守党当选下议员，1924年转投工党，1931年退出工党，1932年建立英国法西斯主义者同盟（British Union of Fascists，BUF）。1940年被捕，1943年获释后脱离政治。——中译者注
[45] 约雷（Johre）是约瑟夫·韦伯的化名。约瑟夫·韦伯（Josef Weber，1901—？），生于德国盖尔森基兴一个工人家庭。十一月革命后参加德国共产党。三十年代初参加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并成为德国托派主要领导人。二战后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46] 1915年9月5日—8日，第二国际部分力量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德村举行会议，史称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这次会议与公开支持本国战争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社会党人拉开一定的距离，有限揭露了战争的资产阶级性质，并号召各国工人团结起来争取无附加条件的和平。但这次会议未接受列宁的彻底阶级立场，即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主张。这次会议，是第二国际的左翼与骑墙派的妥协结果。1916年4月24日—30日，部分国际社会主义者在瑞士的昆塔尔（Kiental）村召开代表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如何结束战争以及争取怎样的和平。列宁在会上提出建立新的工人国际、只有社会主义能带来长久和平等观点，但未被会议多数接受。这次会议发表《关于和平问题的决议》和《昆塔尔宣言》，比齐美尔瓦尔德会议进一步阐明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思想，但未指明社会革命是终结帝国主义战争的唯一真正出路。——中译者注
[47] 1919年1月，俄共（布）邀请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同盟）派代表前来莫斯科参加国际会议，准备成立新国际。德共（斯）中央认为条件还不成熟，要求自己的代表在国际会议上反对成立新国际。最后列宁决定：如果德国党坚持反对成立新国际，那就推迟成立。但是，德国代表在会上改变了主意，决定支持成立新国际，于是共产国际便成立了。具体情况请参阅皮埃尔·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第十四章，可在此处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broue/1971book/14.htm ——中译者注
[48] 这一段里的“国际书记处”，在原文中是“国际局”，但成立大会上通过的《第四国际章程》第十条规定：“国际书记处负责日常的行政工作与政治工作，并负责与各国支部进行定期联络；国际书记处由五名书记组成，五名书记均由国际执行委员会选任，其中多数书记（即三人）由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担任。”
结合1936年大会的决议及《第四国际章程》来看，记录者的理解可能有误，故将这一段里的“国际局”改为“国际书记处”。——中译者注
[49] 即这个纪要的记录者萨姆纳。——中译者注
[50] 这是艾蒂安的阴谋，他暗害了列夫·谢多夫后，又骗取了同志们的信任，以俄国支部代表的身份出席了成立大会。他之所以要求在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里给俄国支部留一个席位，是因为他知道：只有托洛茨基同志本人才有资格作为俄国支部的代表，参加执行委员会，但是，托洛茨基同志远在墨西哥，无法参加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所以，实际代表俄国支部参加执行委员会的人，就只有他自己了，这样他就可以窃取更多的情报。执行委员会的选举结果正中艾蒂安下怀：托洛茨基同志被选为执行委员会秘密委员，但这只是一个荣誉性的任命，实际参加执行委员会的正是艾蒂安。——中译者注
[51] 瓦尔特·德西雷·多日（Walter Désiré Dauge，1907年10月24日——1944年7月30日），生于比利时南部的弗雷尼（Flénu）一个矿工家庭。1927年进入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学习法律，在求学期间参加社会主义学生运动。1932年开始接近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并于1933年在比利时工人党（Parti Ouvrier Belge，POB）内成立了左翼派系“社会主义行动”（Action Socialiste）。1935年，社会主义行动与打入比利时工人党的托派合并为“革命社会主义行动”（Action Socialiste Révolutionnaire，ASR），并宣布拥护第四国际。1936年，多日与革命社会主义行动被比利时工人党开除后，于同年10月11日与费雷肯集团合并为革命社会主义党（Parti Socialiste Revolutionnaire，PSR），正式成为第四国际比利时支部。1938年，革命社会主义党在弗雷尼地方议会选举中获胜，但比利时国王拒绝任命多日为市长。1939年9月，多日被比利时政府逮捕。二战爆发后，多日退出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并开始同极右组织合作。1944年7月30日被暗杀。——中译者注
[52] 丹泽尔·迪恩·哈伯（Denzil Dean Harber，1909年1月25日——1966年8月31日），生于伦敦南部的斯特里汉姆（Streatham），1929年参加英国共产党，1932年前往苏联参观，但这趟旅程却使他对苏联幻灭。回国后参加了英国左翼反对派的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1934年11月，按照托洛茨基的建议打入独立工党，并在独立工党内部建立了秘密的派别组织“马克思主义者团体”（Marxist Group）。1935年脱离独立工党，打入工党，并建立了“战士派”。1938年参加革命社会主义者同盟，并曾担任书记。同年9月3日代表英国托派参加了第四国际的成立大会，并当选为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44年革命社会主义者同盟与工人国际同盟合并为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RCP）。1949年革命共产党解散后，曾参加工党内部的托派组织“俱乐部”（The Club），但不久后便脱离政治，转而研究鸟类。——中译者注
[53] 谢秋收（Tạ Thu Thâu，1906—1945），曾译窦图涛、谢秋社、藉秋收等。生于越南龙川省一个贫苦的木匠家庭。1925年开始当教师。1926年参加越南青年党。1927年前往法国留学。1929年7月参加了反帝国主义同盟第二次大会，接触到了一些左翼反对派成员，并因此参加了左翼反对派。1930年5月因抗议法国殖民当局，而被遣送回越南。1931年在越南建立了左翼反对派组织。1932年8月被殖民当局逮捕，1933年1月获释。1935—1937年间，积极参加了印度支那的工农运动，并多次被捕。1939年2月获释后继续进行反对殖民当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1939年10月再次被捕，1944年底获释后成立社会主义工人党，1945年9月被越南斯大林党杀害。——中译者注
[54] 大清洗开始后，波兰共产党的大批骨干纷纷受到牵连，全体政治局委员都被逮捕。共产国际执委会遂于1938年8月16日宣布：波兰党已被奸细全面渗透，因此解散波兰党。——中译者注
[55] 这里的“崩得”是指波兰崩得，它原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在波兰的组织，1918年成为独立的政党。波兰支部执行“法国转折”之后，由于大部分成员都是犹太人，所以他们大多打入了波兰崩得，另外一些人打入了波兰社会党（Polska Partia Socjalistyczna，PPS）。——中译者注
[56] 希腊曾有过多个托派组织，彼此分分合合，情况很难弄清，大体的情况如下：在成立大会召开时，第四国际在希腊有两个组织：一个叫“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者统一组织”（Ενιαία Οργάνωση Κομμουνιστών Διεθνιστών Ελλάδας，ΕΟΚΔΕ），另一个叫“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者同盟（Κομμουνιστική Διεθνιστική Ένωση Ελλάδας，ΚΔΕΕ），前者在大会上的代表似乎是比松，后者在大会上的代表似乎是斯佩洛斯。第四国际成立大会专门通过了《关于希腊支部的决议》，要求这两个组织立即合并，合并后的组织要改名为“革命社会主义者组织（第四国际希腊支部）”。请参阅：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document/fi/1938-1949/fi-1stcongress/ch14.htm ——中译者注
[57] 在美国同志做了大量工作后，革命社会主义者同盟、革命社会党、战士派和工人国际同盟于1938年7月30—31日在伦敦召开了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全国大会，通过了《和平与团结协定》（Peace and Unity Agreement），将英国托派统一为新的革命社会主义者同盟。但工人国际同盟拒绝在这个协定上签字。——中译者注
[58] 即工人国际同盟，拉尔夫·李（Ralph Lee，本名拉菲尔·李维[Raphael Levy]）是工人国际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