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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与第四国际
1936年8月1日召开的青年预备会议通过的提纲
（感谢 Neet 翻译，龚义哲 校对）
资本主义衰朽的时代给广大的无产阶级青年带来的只有长期的失业、饥饿与痛苦，最终结果就是数以百万计的青年无产者葬身在新的帝国主义大屠杀中。不冲破资本主义的藩篱，这一代人就不可能得救。只有通过政治和经济上的社会变革造就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充分满足青年的生存权利，因此，这并不是一个遥远的目标，而是事关生死的当务之急。
然而，通往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的道路，却被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的机会主义和背信弃义的政策给堵住了，由于缺乏一个扎根于群众的革命领导层，这些政策导致了无产阶级屡战屡败。近几年来，革命的可能性十分巨大，却没有化为现实；群众的革命能量一次又一次地爆发出来，最后却都无疾而终，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这一系列令人泄气的失败，导致了现在的一部分青年无产者疏离了自己的阶级，对革命失去了信心，脱离了革命，甚至投靠了无产阶级最致命的敌人——法西斯主义的突击队。
第二国际的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国际[1]的政策与第二国际的同样有害。社会主义青年国际的官僚继续向（资产阶级的）国际联盟效忠，而即使是最落后的小资产阶级，也看穿了国际联盟那可怜巴巴的角色。社会主义青年国际甚至无耻地呼吁这个毫无节操地出卖自己的国际联盟去建立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和平，并在所有国家（包括由第二国际执政的国家在内）都在狂热地扩军备战的时候，鼓吹骗人的裁军口号。正当各国资产阶级都在动用法西斯恐怖大军来对付工人运动的时候，社会主义青年国际的官僚却要求在阶级斗争中放弃武力（甚至要求放弃阶级斗争本身）。
在西欧各国群众运动的强大压力下，社会主义青年国际所谓的“左翼”领袖（戈德弗鲁瓦[2]、肖舒瓦[3]等人）不得不使用革命的措辞，实际上却在支持本国的改良主义政党的反革命政策，在这种形势下，他们扮演了最为有害的角色。这些“左翼”领导人口头上赞成革命、武装起义以及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等口号，同时却在通过他们的日常政策驱使或要求青年无产者信任那些社会主义部长，而这些部长既包括用催泪弹攻击罢工工人的王德威尔德[4]，也包括用资产阶级暴力机关迫害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莱昂·布鲁姆[5]。社会主义青年国际的“左翼”领袖与“右翼”领袖之间的分歧也不是不可调和的，只不过是带着不同国家色彩的机会主义者之间的小打小闹，戈德弗鲁瓦及其同伙曾提出一个荒谬的计划（如今这个计划多少已被抛弃了！），充分暴露了这种特征：按照这个计划，社会主义青年国际要分为“政治”部门和“文化”部门，从而以纯粹的官僚式的和行政式的手段来解决分歧。对青年无产者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关于”政治“或”文化“的问题，而是社会背叛与社会革命之间对决的问题，一个不容得一点折中妥协的问题。然而戈德弗鲁瓦和肖舒瓦是不能承认这一点的，因为他们坚决不肯与王德威尔得与德·曼[6]，布鲁姆与萨隆格洛[7]这类社会爱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叛徒决裂。社会主义青年国际的”左翼“领导人们虽然使用革命的措辞，但归根到底只是用他们的“革命”权威为布鲁姆们与王德威尔德们的社会爱国主义以及第二国际的反革命政策遮羞罢了，青年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任务便是揭露他们的真面目。
青年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已经严重到了这种程度：它居然允许社会主义青年国际的“左翼”宣称列宁与卢森堡一贯正确，对新一代而言，这无疑是危害最大、腐蚀性最强的做法。斯大林主义官僚已经成功地彻底扼杀了在青年共产国际的头几年里鼓舞着它的革命精神和热情。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1935年8月）闭幕后，青年共产国际紧接着召开了最近一次世界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向各国支部下达了这样的任务：将自身“去政治化”，建立跨党派、跨阶级的广泛的群众组织。换句话说，青年共产国际接受了这样一个任务：在苏联的盟国（以及那些在外交政策上，以某种方式反对日本或德国的国家）里，让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青年同资产阶级青年建立友好关系，从而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保持国内团结。
此时，法国的阶级矛盾已经极度激化，一切政治发展都呈现出了最清晰的形式，青年共产国际却在法国采取了极为可耻的政策，他甚至向法西斯青年组织伸出了和解之手，并把内战斥为头等大恶。斯大林派组织了一个号称“世界青年争取和平、自由、进步运动”，把它的叛卖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反动教士与塞西尔勋爵[8]等破产的帝国主义政客的包庇下，斯大林派借此同民族主义青年组织和宗教青年组织携手（在布鲁塞尔、日内瓦等地）举办了多次“争取和平的”集会游行。斯大林派搞的这些和平游行，其目的和结果自然不是实现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这种和平不过是反动的空想），而是在可能爆发帝国主义战争的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拼凑跨阶级的神圣联合[9]。青年共产国际是在上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同第二国际的社会帝国主义（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诞生的，如今它却准备把新一代无产阶级领进帝国主义的屠宰场。
所谓的伦敦局[10]（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和英国独立工党等），不过是第二半国际的缩小版，它的青年组织“革命青年组织国际局”（International Bureau of Revolutionary Youth Organizations)在实践中无足轻重。这个青年局以充当斯大林主义的帮凶为己任。它的德国支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青年团）发表了一个《致德国青年工人的联合宣言》，宣称斯大林派（它为希特勒的胜利所做出的贡献，要比希特勒自己大得多）正确地向德国无产阶级指出了”法西斯主义的形式、本质和任务”。伦敦局其它的青年支部也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参加了斯大林派为准备帝国主义大战而召开的各种阶级和平大会。
在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阵营中，上面列举的各种倾向和观念，从长远来看，只会束缚住新一代的手脚，把他们奉送给国际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只有同这些倾向和观念进行最尖锐的斗争，才能建立起第四国际的青年组织。只有用不妥协的革命政策，最尖锐地批判任何对社会帝国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思想的妥协，并以大无畏的、坚决的姿态去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才能成功地将无产阶级青年群众再次团结在社会革命的红旗之下。第四国际的各个组织正在重新把革命者集结起来，只有它们才能把这条道路走到底，也只有它们才能使工人阶级挣脱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机会主义、叛卖与失败的策略的泥潭。
第二、第三国际的堕落极大地消耗了老一辈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力。第四国际的建立，与无产阶级的新阶层、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无产者的政治觉醒是密不可分的。因此，第四国际在无产阶级青年运动中的骨干，就必须向前迈出坚定的步伐，这是非常重要的。在法国和荷兰，已经有了支持第四国际的独立青年组织。在比利时，在王德威尔德及其同伙的直接要求下，以及戈德弗鲁瓦德的直接帮助下（这也证明了他更想同支持神圣联合的社会党人团结一致），真正的革命派被开除出了社会主义青年近卫军，他们在《革命社会主义行动》期刊（Action Socialiste Revoluionaire）的旗帜下集结了起来。它正在准备把自己改组为一个独立的组织。在西班牙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它是由社会党和斯大林党两党的青年团合并而成的）中，在英国的青年工人同盟中，在波兰的“未来”（Zukunft）组织中，在美国的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Yipsels）中，在瑞士、奥地利、加拿大等国，在其它许多国家里，都存在着支持第四国际的各种派别、团体和流派。无产阶级青年运动中所有这些立足于第四国际的分子，在结合本国特殊国情与自己的工作的特殊情况的前提下，将会找到交换与分享经验、相互学习、一同走向新的胜利的方法和道路。为了建设第四国际的青年组织，前进！
[1] 社会主义青年国际（Socialist Youth International）是第二国际的青年组织，1907年8月24日在德国斯图加特成立。共产国际成立后，社会主义青年国际也随之发生分裂，忠于第二国际的部分支部在1921年重建该组织，改称国际社会主义青年运动（International Socialist Youth Movement）。二战爆发后停止活动。1946年9月30日，该组织重建，改称国际社会主义青年同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Socialist Youth）。——校对者注
[2] 费尔南·戈德弗鲁瓦（Fernand Godefroid，1909—？）是比利时工人党的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近卫军（Jeunes gardes socialistes）的领导人，1930年当选为社会主义青年近卫军全国联合会全国书记。——校对者注
[3] 贝纳尔·肖舒瓦（Bernard Chochoy，1908年8月14日——1981年4月23日），生于法国加来海峡省涅勒莱布莱坎镇（Nielles-lès-Bléquin）一个造纸工人家庭，当过教师。早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并于1934年至1938年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总书记。二战爆发后应征入伍，1940年6月被俘，数月后逃脱，辗转巴黎，靠教书为生。法国解放后，曾于1946年至1981年当选为参议员，1967年至1968年当选为众议员。——校对者注
[4] 艾米尔·王德威尔德（Émile Vandervelde，1866年1月25日——1938年12月27日），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南郊伊克塞尔城，1881年进布鲁塞尔大学，1885年毕业，获法律博士学位，在布鲁塞尔当律师。1885年加入比利时工人党，参与领导比利时工人为争取普选权举行的3次全国性总罢工（1893、1902和1913年）。1894年起被选为议员。1900年以后成为比利时工人党议会党团领袖。从1900年9月起，第二国际在布鲁塞尔设立常设机构社会党国际局，他担任主席。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8月4日被任命为国务大臣。1918年至1937年间先后在资产阶级政府中担任司法、外交、不管和公共卫生部大臣。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俄国，致力于恢复第二国际。1923年被选为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常务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校对者注
[5] 安德烈·莱昂·布鲁姆（André Léon Blum，1872年4月9日——1950年3月30日），生于巴黎一个犹太商人家庭，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巴黎大学。当过律师。十九世纪末参加社会党。1914年7月饶勒斯被暗杀后，成为社会党的主要领袖。一战期间支持战争。1919年出任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1920年反对参加共产国际。1936年6月至1937年6月、1938年3月至4月两次出任总理。二战期间被维希法国政府关押，1945年5月获释。1946年12月至1947年1月任临时政府总理。——校对者注
[6] 亨德里克·德·曼（Hendrik de Man，1885年11月17日——1953年6月20日），生于比利时安特卫普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曾在布鲁塞尔大学和根特大学学习。1902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近卫军，1906年至1908年担任国际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书记处书记。1910年在伦敦参加社会民主同盟。一战爆发之前持和平主义立场，但战争爆发自愿参军。一战结束后，曾在华盛顿和法兰克福担任教职。1935年担任劳工大臣，1936年担任财政大臣，任上提出了著名的“德·曼计划”。在纳粹德国侵占比利时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曾积极配合侵略军，成为事实上的傀儡政府首相。1941年失势后流亡国外。比利时解放后，被军事法庭缺席判处二十年徒刑。1953年在瑞士因车祸身亡。——校对者注
[7] 罗热·昂利·夏尔·萨隆格洛（Roger Henri Charles Salengro，1890年5月30日——1936年11月18日），1909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14年自愿参军，1915年被俘，1918年获释。1925年至1936年任里尔（Lille）市长。1928年当选为众议员。1936年出任人民阵线政府的内务部长。因遭到右翼势力诽谤，而于同年11月18日自杀。——校对者注
[8] 塞西尔勋爵（Lord Cecil），可能是指埃德加·阿尔杰农·罗伯特·加斯科因—塞西尔（Edgar Algernon Robert Gascoyne-Cecil，1864年9月14日——1958年11月24日），英国律师、政治家、外交官，曾与1915年至1919年任英国副外交大臣，他是国际联盟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并于1937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校对者注
[9] 1914年8月初，一战爆发之后，法国社会党立刻站在本国资产阶级一边，支持战争，8月4日，法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呼吁法国人民实现“神圣的联合”（L'union sacrée），同日，法国议会任命勒内·维维亚尼（René Viviani）为总理，组织“神圣联合”内阁，法国各主要党派都参加了这个内阁，社会党人儒勒·盖德和马塞尔·松巴（Marcel Sembat）也参加了。本文中的“神圣联合”，是指改良主义政党同资产阶级政府相互勾结、放弃国内的阶级斗争、欺骗工人阶级为资产阶级去充当炮灰的同盟关系。——校对者注
[10] 伦敦局（London Bureau），全称“国际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心”（International Revolutionary Marxist Centre），它是由一些脱离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但又不愿成立第四国际的中派主义团体组成的，因此被戏称为“第三半国际”或“第三又四分之三国际”，它的主要成员有：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西班牙支部）、独立工党（英国支部）、工农社会党（法国支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德国支部）、挪威工党（挪威支部）、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荷兰支部）等。——校对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