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四国际
国际共产主义者号召全世界工人
为成立第四国际而斗争！
（1934年3月）
赤心 翻译，龚义哲 校对
原文最初发表于1934年3月31日的《战士报》头版。
值此万分危急之际，我们——来自苏联、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比利时、美国、南美、中国等国的国际共产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代表——向全世界工人发出如下呼吁：
自从奥地利无产阶级被击败后[1]，自从巴黎街头爆发血战后[2]，就是瞎子也该看出：以“和平发展”为基础的旧斗争方法，已经彻底失效。腐朽的资本主义除了镇压无产阶级、粉碎它的组织、打垮它的意志、迫使它成为自己恭顺的奴隶之外，已经别无出路。资产阶级绝不会让无产阶级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问题只能靠武力来解决。金融资本正在组织和武装法西斯匪帮。法西斯主义已经超出了意大利一国的范围，成为了一种世界性现象。一个又一个国家染上了野蛮反动的瘟疫。下一个就是法国。二月六日的暴动就是法西斯匪帮的第一次演习。英国法西斯分子也在准备同样的示威游行。而美国也跟欧洲一样，成为了法西斯主义的温床。
多么可怕的堕落啊！
无产阶级是当今社会唯一有创造力的阶级。国家的全部生活、经济、文化都取决于它。文明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口是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群众，而无产阶级注定要成为后者的领导。它胸怀着伟大的社会理想。无产阶级在整个现代历史上都表现出了伟大的自我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最近的奥地利二月起义便是明证。尽管如此，以小资产阶级中最坏最堕落的分子、人类渣滓和民族败类为根基的法西斯主义却接连获胜。然而，以小资产阶级中最坏最堕落的分子、人渣、民族败类为根基的法西斯主义频频获胜。
领导层的破产
这究竟是为什么？
每个工人都在扪心自问。而答案就在这些事件当中。答案便是领导层的破产。领导层的叛卖，使无产阶级四分五裂、瘫痪无力。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要对此承担主要责任。在过去，当工人运动的议题集中于和平的议会政治、工会斗争与劳资协议时，工人没有发现党的领导层已经充斥着头脑狭隘的小资产阶级、前改良主义者和半吊子革命派，这些人逐渐变得保守，最后统统背叛了无产阶级。这些领导（维尔斯[3]、王德威尔得[4]、德·曼[5]、莱昂·布鲁姆[6]，雷诺德尔[7]，兰斯伯里[8]，亨德森[9]，罗伯特·格里姆[10]之流）在思想上和感情上，更加亲近资产阶级部长、银行家、记者和教授，而不是无产者、失业工人、小农与流落街头的饥饿青年。
但是，第三国际也要对此承担重大责任，在十月革命的旗帜下成立的它，已经越来越堕落，从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堕落成了僵化的官僚机关。在由斯大林派把持的共产国际领导下，中国革命以惨败收场。共产国际逼迫全世界革命工人退出工会，使左翼遭到了孤立，挽救了本已摇摇欲坠的工会保守官僚。共产国际勾结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演说家和野心家，却拒绝与无产阶级群众组织举行共同行动。共产国际的斯大林派领导层向全世界无产阶级下令：“乖乖听话，不然我就搞乱你们的队伍，破坏你们的反法西斯斗争。”从1923年到1932年，共产国际最强大的支部——德国支部忠实执行了这个政策，结果导致了希特勒的胜利。在奥地利，共产党被共产国际的罪过和错误压得抬不起头。最后，法国、英国等国的共产党丝毫没有从中吸取教训，盲目地重复着德国共产党的罪恶政策。马塞尔·加香与莱昂·布鲁姆的联盟，一定会像台尔曼与维尔斯的联盟那样，导致同样的后果。这条道路将把无产阶级诱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苏联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成果。它体现了无产阶级与生俱来的强大力量与无穷潜力。苏联至今仍与我们血肉相连。我们愿尽微薄之力，号召所有真诚的工人在危难时刻保卫苏联。
但是，在世界帝国主义的压力下，由于内部困难和领导层的种种错误，出现了一个凌驾于工农苏维埃之上的飞扬跋扈的官僚阶层，它正在创造一种以“自己永远正确”为信条的宗教。目前，阻碍苏联人民的进一步发展、阻挠世界社会主义胜利的大敌，就是不受约束的官僚阶层的专制统治。列宁创建的共产国际，已经沦为堕落官僚的屈辱奴仆。
出路何在？
必须建立新党和新国际。尽管许多人会觉得这些话太“宗派主义”、太“绝望”，但这个口号是根据世界形势与各国形势而制定的。这是唯一的出路。罪行累累、叛卖成性的第二国际还能改良或革新吗？大战与战后一切事件都说：“不可能！”第三国际也同样糟糕。十年来，我们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以前叫左翼反对派——一直在竭力改良共产国际，试图把它带回马克思与列宁的道路。世界各地的重大事件，一再证实了我们的警告与呼吁。然而这些全是徒劳！事实表明：特权官僚的保守思想与本位利益，要比历史教训更强大。
不可能通过群众来改造共产国际，因为它已不再依靠群众。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已经死了。
它们现在只是无产阶级的障碍。必须根据新的历史时期及其任务建立革命组织。必须新瓶装新酒。必须在每个国家建立真正的革命党。必须建立新国际。
有思想的工人必须承认这些铁一般的逻辑结论。然而，由于不久之前的失望，他心中依然疑虑重重。新党！就是说要进行新的分裂。可是无产阶级的团结不是高于一切吗？但这只是借口，搬出这种借口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巨大的困难使人望而却步。
我们的回答是：无产阶级不能为了团结而团结。阶级斗争需要的是革命的团结。几乎全部奥地利无产阶级都团结在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但它却叫工人投降，而不是战斗。奥地利工人证明了自己懂得如何战斗。旧领导层的一部分人也同他们一道勇敢作战，但失败的责任要由整个党来承担。事实证明，机会主义的“团结”只会导致毁灭。在比利时，王德威尔得、德·曼之流的党得到了绝大多数工人阶级的支持。但是，当无产阶级大军的总参谋部向阶级敌人的所有代表——王权、爱国主教、自由派市长——卑躬屈膝的时候，这种“团结”又有什么用？在小小的挪威，特兰梅尔[11]的机会主义党在上次选举中赢得了45%的选票，却正在重演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每一桩罪行，弄残了无产阶级，为挪威法西斯主义大开方便之门。这种“团结”是套在工人阶级脖子上的绞索。
无产阶级必须锻造新的武器
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革命斗争的团结：我们要抵抗法西斯主义，捍卫自己的生存权，与资产阶级的统治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彻底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工人国家，建立欧洲合众国，建立世界社会主义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向资产阶级体制出卖了自己的肉体和灵魂。共产国际在实践中暴露了自己根本没有能力集结无产阶级完成革命任务。无产阶级要么只能屈服于比中世纪更严酷的奴役，要么自己锻造新的武器，通过革命争取解放，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
“但是，你们凭什么保证新国际不会同样遭受失败呢？”
多么可悲而又市侩的问题！在革命斗争中，根本不可能有什么预先的保证。工人阶级劈开巨石，建造台阶，沿阶而上。有时它会滑落几步；有时敌人会炸掉造好的台阶；有时台阶因为材料不好而自行坍塌。每一次跌倒后，它都会站起来；每一次滑落后，它都会上升；台阶被摧毁了，它就会建造更多的新台阶。
如果非要说保证的话，那么，成功的保证就是：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在它们破产之前，在它们为无产阶级立下殊勋之时，留下了丰富的经验，我们继承和吸取了这些经验。我们站在前人的肩上。这就是我们最强大的优势。如今，这两个官僚机关的政策，只能起到有害的作用，认识到这一点的人，都与我们站在一起。在过去的十年里，即共产国际堕落和蜕变的时期，整个历史的发展已无可辩驳地证实了我们的方法、预测与口号的正确性。正确的理论与政策，必将为自己开辟道路，把全世界大多数无产阶级吸引到自己的旗帜下，从而锻造出革命的团结。
然而，我们又听到另一种回答，听起来似乎很有说服力：“第四国际不会立即建立的，同时，法西斯瘟疫正在迅速向各国蔓延；难道现在是分裂工人阶级队伍的时候吗？”我们的回答是：“在直接斗争中争取实现队伍的团结，才是列宁主义的联合阵线政策。”布尔什维克正确运用了这个政策，才赢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和列宁从不害怕分裂机会主义官僚党，他们把真正的革命派集合为一个独立的先锋队；同时，为了保卫无产阶级的日常利益，马克思和恩格斯随时可以同任何群众组织达成实际协议。列宁主义的力量与智慧，一方面在于党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不妥协立场，另一方面在于它采用现实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无产阶级及形形色色的无产阶级组织和团体。列宁主义并没有居高临下地要求无产阶级服从自己，也没有让自己混同于群众——正因为这样，它才赢得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无产阶级能粉碎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瘟疫确实正在全世界迅速蔓延。它的力量来自何处？工人阶级组织的混乱、工人官僚的惊慌失措、工人阶级的领导层的叛卖。一国的无产阶级完全可以无情地反击法西斯反动匪帮，转入反攻，夺取政权，打退法西斯主义的进攻，迫使它狼狈逃窜并最终覆灭。夹在苏联和苏维埃法国之间，纳粹独裁政权连半个月都挺不过去。不久之后，墨索里尼也会跟着希特勒一起下地狱。人阶级完全可以、而且必须抵御法西斯主义；积极的防御可以转变为反攻。我们自己必须做到坚决果断，并甩开一切犹豫不决的人（他们稍后会跟上来）；现在，在国际范围内，先锋必须与群众紧密结合。巨大的压力和严重的危险，正使群众烦恼不已、焦躁不安，他们正等待着有人能给出答案，等待着有人来领导自己。必须建立能够给群众指明道路的领导层。
最大的危险是战争。全世界都能听到世界大战的脚步声不断逼近。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和工会官僚正在准备再次充当爱国者，即充当帝国主义的仆人，向主子提供炮灰。在“保卫祖国”的幌子下，他们正在策划对各国人民的新一轮大屠杀。与此同时，共产国际用空洞的喧嚣与咆哮代替了城乡群众的革命动员，企图用华而不实的“和平大会”来掩饰自己的无能，然而这完全是白费功夫。无产阶级只有在新国际的旗帜下，在新的基础上重组自己的队伍，才能阻止新的战争爆发，或是让剥削者自己承担战争的后果。在战争条件下，哪怕是一个人少力弱的少数派，只要它主动带头，积极活动，也能发挥关键作用。想想李卜克内西！想想罗莎·卢森堡！想想列宁！
行动纲领
可悲的庸人也许会说我们是“宗派主义”。 未雨绸缪怎能叫宗派主义？这是革命的现实主义。我们向所有工人阶级组织提出一个以无产阶级联合阵线为基础的行动纲领。从今天起，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无产阶级积极自卫。用武力回击武力！法西斯匪帮迟早会得到官方警察的帮助，因此工人民兵是对抗法西斯匪帮的唯一武器。
但是，工人民兵不是示威游行和剧场演出的保安，而是进行激烈斗争的战斗队。工人民兵是无产阶级的铁拳。法西斯匪帮每袭击无产阶级一次，工人民兵就要双倍奉还！要把斗争进行到底，彻底消灭敌人。绝不能留给法西斯敌人喘息的机会。穷追到底，彻底歼灭！
2月12日的法国总罢工[12]是一次重大的警告，但它的意义更为深远。敌人发现了这个危险，便两倍、三倍、四倍地努力。法国和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只有英勇战斗，才能守住阵地，赢得新的战果。在革命的自卫中，工人阶级一定会掌握反攻的诀窍。法国工人的血脉之中，依然燃烧着巴黎公社的革命烈焰。但就像奥地利工人一样，他们还没有充分做好斗争的准备。无产阶级必须学会如何斗争；要有组织，要有计划。
2月12日，法国工人迫使两个官僚机关组成了二十四小时的联合阵线，组织了总罢工和大游行。然而这只是临时的行动，要赢得胜利，还需要组织。在斗争期间，由来自车间、工厂、工地和工会的无产阶级代表组成的苏维埃，就是自然形成的联合阵线组织。在还没有成为政权机关的时候，苏维埃就是联合阵线的革命机关。在经过公正选举产生的苏维埃中，少数服从多数。斗争的强大逻辑推动我们朝这个方向走去。我们必须自觉地在这条道路上全力前进。
法国革命现已成为无产阶级的历史性任务。法国再次肩负起了历史重任，它将决定的不只是自己的历史，而是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历史。假如法西斯主义打垮了法国无产阶级，整个欧洲将不得不饮下这杯苦酒。反过来说，假如法国无产阶级在目前条件下赢得胜利，它的意义甚至将远远超过十月革命。
全世界工人！
你们要想最好、最可靠地帮助法国无产阶级，就得不妥协地同本国资产阶级斗争。你们当中最勇敢、最有远见、最有牺牲精神的人，已经冒着敌人的炮火，加入了第四国际的行列。要号召和领导广大劳苦群众与失业群众奋起斗争。要打入每一个组织；要耐心地向群众解释，唤醒群众，壮大自己的队伍！必须争分夺秒！
坚决捍卫无产阶级的组织与报刊！
保卫无产阶级的民主权利与社会成果！
争取最基础的人权——面包！
打倒反动派！打倒波拿巴警察统治！打倒法西斯主义！
组建无产阶级民兵！
把工人武装起来！
解除反动派的武装！
打倒战争！各国人民友好相处！
推翻资本主义！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
全球无产者！
第一国际给了你们纲领和旗帜。第二国际让广大群众站了起来。第三国际作出了革命行动的榜样。第四国际将带来最后的胜利！
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国际书记处
1934年3月，日内瓦
注释：
[1] 1933年3月，奥地利总理恩格尔贝特·多尔弗斯（Engelbert Dollfuss）趁议会休会之机发动政变，建立以他为首的法西斯专政。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没有认真领导工人阶级进行反抗，反而一再拖延、妥协、退让，等到实在退无可退的时候，才在1934年2月号召维也纳工人举行起义，然而起义之后又三心二意，没有坚决进行到底，导致起义惨遭镇压、奥地利工人阶级遭受了惨重的失败。本文的注释均为校对者所加，不再逐一注明。
[2] 1934年2月6日，多个极右团体在巴黎组织大规模示威游行，企图趁机发动暴动，夺取政权。暴动被当局镇压，有十多人身亡。
[3] 奥托·维尔斯（Otto Wels，1873年9月15日——1939年9月16日），出身于餐馆业主家庭，1891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1906年在社民党党校学习，并从此开始担任全职干部。1907年起任社民党勃兰登堡组织的书记，同时担任《前进报》编辑。1912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1913年根据倍倍尔的建议，入选党的执委会。十一月革命后当选为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1919年起任社民党主席，并当选为魏玛共和国国会议员。1933年3月23日，他是唯一一个发言反对《授权法》的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流亡到被国联管辖的萨尔盆地，组织社民党国外流亡组织，后死于巴黎。
[4] 艾米尔·王德威尔得（ÉmileVandervelde，1866年1月25日——1938年12月27日），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南郊伊克塞尔城，1881年进布鲁塞尔大学，1885年毕业，获法律博士学位，在布鲁塞尔当律师。1885年加入比利时工人党，参与领导比利时工人为争取普选权举行的3次全国性总罢工(1893、1902和1913年)。1894年起被选为议员。1900年以后成为比利时工人党议会党团领袖。从1900年9月起，第二国际在布鲁塞尔设立常设机构社会党国际局，他担任主席。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8月4日被任命为国务大臣。1918—1937年，先后在资产阶级政府中担任司法、外交、不管和公共卫生部大臣。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俄国，致力于恢复第二国际。1923年被选为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常务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
[5] 亨德里克·德·曼（Hendrik de Man，1885年11月17日——1953年6月20日），比利时工人党右翼领导人。
[6] 安德烈·莱昂·布鲁姆（André Léon Blum，1872年4月9日——1950年3月30日），生于巴黎一个犹太商人家庭，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巴黎大学。当过律师。十九世纪末参加社会党。1914年7月饶勒斯被暗杀后，成为社会党的主要领袖。一战期间支持战争。1919年出任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1920年反对参加共产国际。1936年6月至1937年6月、1938年3月至4月两次出任总理。二战期间被维希法国政府关押，1945年5月获释。1946年12月至1947年1月任临时政府总理。
[7] 皮埃尔·雷诺德尔（Pierre Renaudel，1871年12月19日——1935年4月1日），法国社会党右派改良主义领袖之一。1933年因主张社会党参加激进党政府，带领一部分人脱离了社会党，组织法国社会党—让·饶勒斯同盟（Partisocialiste de France-Union Jean Jaurès），1935年该党与共和社会党（Parti républicain-socialiste）和法兰西社会党（Partisocialistefrançais）合并为社会主义共和同盟（Union socialiste républicaine），社会主义共和同盟后来参加了人民阵线。
[8] 乔治·兰斯伯里（George Lansbury，1859年2月22日——1940年5月7日），生于英国萨福克郡黑尔斯沃斯镇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885年参加自由党，1892年退出自由党，参加了社会民主联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1903年退出社会民主联盟，参加了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并于1927—1928年任工党主席，1932—1935年任工党领袖。
[9] 阿瑟·亨德森（Arthur Henderson，1863年9月13日——1935年10月20日），生于苏格兰格拉斯哥一个纺织工人家庭，十岁丧父。十二岁开始当工人。1906年参与成立工党。1908—1910年、1914—1917年、1931—1932年三次出任工党领袖，并曾担任不管大臣、外交大臣等职务。
[10] 罗伯特·格里姆（Robert Grimm，1881年4月16日——1859年3月8日），当过印刷工人，1899年参加瑞士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持反战立场，并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运动。一战结束后参与创立第二半国际，并于1946年担任瑞士国务委员会主席。
[11] 马丁·奥尔森·特兰梅尔（Martin Olsen Tranmæl，1879年6月27日——1967年7月1日），生于挪威南特伦德拉格郡梅尔许斯，当过建筑工人。二十世纪初曾前往美国，参加了世界产业工会成立大会，回国后参加了挪威工党，成为工党左翼领袖。十月革命后，率领挪威工党参加共产国际。1923年率挪威工党退出共产国际。
[12] 1934年2月12日，为了回击法西斯暴动，法国工人阶级迫使社会党和共产党联合举行24小时总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