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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反战运动
The American Antiwar Movement
一、现阶段反对帝国主义在越南战争的斗争
A.目前阶段的战争
从一九六五年美帝的干涉大规模升级以来,越南战争就是全世界和全国政治的中心问题了。这场战争是美帝反对世界革命的攻势的关键部份,世界革命的轴心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一直在殖民地地区。美帝在越南的目标是镇压民族解放斗争,并在可能情况下,推翻北越工人国家,从而对整个东南亚的社会主义革命以致命打击。此外,它的目标还包括在这一地区建立一个强大的桥头堡,以便更好地接管原来法国、英国和荷兰帝国主义者的属地,更好地对中国施加沉重的军事压力。不管由于形势的恶化,需要有什么策略上的变化,华盛顿都将继续追求上述战略目标。
为了追求这些目标,华盛顿源源不断地把五十多万军队、最现代化的破坏性武器和几十亿美元投入在越南的冒险。但是,由于越南工农的英勇抵抗,使美国不能摧毁越南革命。
美国对越南的干涉是从相对有限的“警察”行动开始的。当越南反抗者逐渐接近于击败西贡政权的时候,一九六五年约翰逊把美国的干涉“升级”,扩大军事行动的范围。直到把它发展成为美国历史上的主要战争之一——在这场战争中,美国士兵的伤亡已经超过了朝鲜战争。这场战争由于它在国际上引起的反响,已成为革命力量同美国的反革命力量之间具有世界规模的对抗。美帝曾经妄图使越南成为一个教训的实例,用它来恫吓全世界的革命力量,但是,华盛顿的意图现在反过来对它自身造成威胁,越南人民的坚决斗争得到了全世界的同情,不仅在殖民地世界,而且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较低程度上也在工人国家,都同情这场斗争。越南人民的一定胜利将给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以新的鼓舞,在今后的一些年月中将会感到它的影响。
莫斯科官僚集团没有履行他们捍卫越南革命的国际主义义务。美帝在越南的第一个军事战略是逐步升级,它每向前跑一步,都要进行试探,看看苏联会有什么反应。面对华盛顿的侵略冒险,苏联官僚集团却往后退却。为了保全面子,他们对越南人民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军事和外交援助,这表明他们为了实现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的斯大林主义的乌托邦战略,而准备牺牲革命运动。
这种投降政策反映在亲莫斯科各政党的态度和行动中,他们一致避免发动群众或组织群众反对越南战争——在这些国家里,共产党有大批的追随者,这就使这种罪行更加严重了。
与莫斯科应该首先承担制止华盛顿侵略责任的同时,北京也没有履行捍卫越南的义务。尽管越南战争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直接的危险,但在捍卫越南人民革命的过程中,北京官僚集团宗派主义地坚持拒绝与其他工人国家结成统一战线,这种态度反映在许多亲北京政党的行动中,它们宗派主义地避免参加反战联合行动,并贬低这种努力的重要性。
在工人国家中,只有古巴,在较低程度上还有北朝鲜,在捍卫越南人民革命的过程中,坚持了国际主义的原则路线。
社会民主党组织,除了日本等少数几个以外,或者避开反对越南战争的斗争,或者在实际上参加他们本国的资本主义政府,合谋为美帝的战争效劳。威尔逊的工党是其中最可耻的例子。
因此,国际反战运动是离开斯大林主义党和社会民主党独立地发展起来的,并且要比它们来得左,年青、富有斗争精神、国际主义精神以及反资本主义意识的增长,已成为反战运动的标志。
一开头,美国人民反对卷入越南内战就具有广泛的规模。这种反对,自从一九六五年以来,已经发展和加剧,至今反对的人数已扩大到大多数人口中,千百万人参加了反战运动。国际反战运动,以及因战争引起的国内社会紧张局势的尖锐化,已成为一种重要因素,限制了美国统治阶级希望使战争继续下去的能力。
尽管美国有财富和力量,美国资本家阶级还是发现,要把越南这场主要战争继续下去,同时又拨出资金用于扩大核武器竞赛、扶植和保护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余部份,并分配足够的资源以消除国内的不稳定,那是越来越困难了。越南战争的结果证明,世界范围的基本阶级力量的对比,已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
出于美帝战略利益的考虑,美帝尽管在一个小小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手中遭到可耻失败,但它还是不从越南撤军。然而,撤军越是推迟,华盛顿在越南面临的问题就越恶化。如果现在已不能使北越和中国的革命倒转,那么尼克松就得象他的前任约翰逊一样,至少也必须寻求如朝鲜战争那样的结局。因此,若军事手段不能取胜,尼克松就必须寻求其它手段。
一九六八年的春节攻势,为美帝在绥靖越南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提供了戏剧性的证据,拆穿了将军们吹嘘的军事“进展”和西贡傀儡政权赢得了政治支持的谎言。在美国,反战运动的行动达到异乎寻常的高度。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和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几乎有一百万学生参加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学生罢课。这些群众行动反映了千百万人深厚的反战情绪。
华盛顿在越南的困境加深了统治阶级的自身分裂,对美帝在目前条件下实现它基本的反革命战略所要采取的策略手段发生了分歧意见。这些分歧涉及到:美国卷入东南亚的规模问题;越南战争导致与中国发生冲突,即发生“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问题;与苏联签订暂时性限制军备协定的“代价”和相对重要性的问题;把多少钱投入越南战争的问题;这场战争在国内社会不稳定方面所付出的代价问题。美国统治阶级也发现,要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支持它的战争是越加困难了。这些分歧为群众性的反战运动的开展提供了相当大的余地。
在这些日益增长的问题的压力下,华盛顿改变了它的策略,更多地把重点放在外交战线上,这开始于巴黎和谈和约翰逊退出一九六八年总统竞选。虽然“暂停”轰炸被利用来把军队调到别的地方,并且发出命令,要保持“最大限度的对敌人的军事压力”,但是“停止”在北越的轰炸还是具有部分改变策略的特点。尼克松继续奉行这种政策。华盛顿企图在谈判桌上赢得它在战场上所不能得到的东西——使越南人民的革命越出轨道。其目的是企图得到朝鲜式的解决,从而使资本主义的南越继续成为美帝在亚洲的基地。
尼克松象约翰逊一样,希望得到苏联官僚集团的支持,以迫使越南革命者屈服。虽然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但是苏联官僚集团迫使越南革命者屈膝投降实行妥协的可能性,与最初几年相比,是大为减少了。越南斗争的发展已独立于莫斯科和北京了,越南领导人从一九五四年以来的经验中学到了痛苦的教训,越南战士比以前更有决心改变南越的殖民傀儡状态了。
暂停轰炸越南,尼克松大吹大擂的和平宣传以及象征性的撤军,并没有使美国军队在越南的军事行动的规模有任何缩小。轰炸的水平、伤亡的人数、以及大量用于战争的费用,仍旧和过去一样,而且还加紧了对老挝和柬埔寨的入侵。对这样一个事实,华盛顿最后也不得不承认。
美帝为获得它所企求的解决越南问题的办法时,所面临的中心问题是控制越南国家政权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取决于武装力量。没有美帝大量的军事力量的支持,西贡政权必然迅速瓦解。这一事实表明了华盛顿所大肆宣传的一些解决方案,如让西贡政权承担继续战争的方案;成立联合政府的方案;在西贡操纵下进行选举的方案,都是带欺骗性质的。只要越南革命者拒绝放下他们的武器,并继续进行斗争,美国的撤军将迅速导致西贡政权的垮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不解决国家政权问题的“妥协”方案都将是骗人的东西,只有当一方失败时,战争才能结束。除非在战场上或在谈判桌上发生一方失败的情况,否则,战争仍将继续下去。
当华盛顿企图赢得和谈的政治胜利时,它尤其需要时间,但是它面临着国内的反战问题和社会许多方面不稳定的增长。只要战争在继续,只要有群众性的反战行动,反战的趋势将继续增加。由于必须处理国内的不稳定和必须冒不能允许的阶级冲突增长的风险,华盛顿实现战争目的的能力受到了限制。美国统治阶级要“绥靖”越南人民就要赢得时间,因此缘故,在美国国内“平定”反战运动就成了统治阶级的基本需要。
因此,华盛顿策略的第二个和极端重要方面,是它旨在消除公众厌战情绪的宣传攻势。现在,统治阶级希望,如果不能保证大多数人支持它的侵略战争,至少要人们默认它的外交攻势是取得和平的可靠手段。这就是一九六八年约翰逊退出总统竞选,开始巴黎和谈,暂停轰炸北越的基本目的;也是表面上换上尼克松以代替约翰逊当总统,以及实行尼克松的战争政策和象征性撤军的基本目的。
一开始,尼克松政府企图给人以一种印象,即它的政策与约翰逊政府不一样。但是关于秘密谈判和幕后进展的暗示,把大多数战斗“移交”给西贡政权,以及战争一旦结束就扩大社会立法的谈话,都纯粹是约翰逊路线的继续。在日益增长的要求提供逐步阶级的可靠证据的压力下,最后,尼克松开始了象征性撤军。但是,这种撤军是约翰逊政府按照五角大楼的保证——撤军不会降低当前战争的水平——早已打算要做的。
尼克松所要争取的时间,只有付出很高代价才能取得。在企图消除公众反战情绪的过程中,尼克松的和平宣传增加了美国人民要求加快结束战争的期待和愿望。
巴黎和谈开始以来,反战情绪已大大增长,并将继续增长。这也包括美国士兵,他们日益觉得难以理解,为什么他们必须冒生命危险去拯救西贡政权?
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不能指望削弱群众争取和平的情绪,而只能把它引入歧途或解除其武装。尼克松的宣传策略就是用来作为这样的一种镇静剂的。但是效果只能是暂时的。由于战争在进行,屠杀必将继续。在没有取得军事胜利或处于军事僵持状态的情况下,使战争降级并不符合美帝的战略目标。由于这场肮脏战争所化的代价继续危害美国人民的生命,愤怒和抗议的浪潮将会增长。四月五日、六日的反战示威,表明群众已开始觉悟到尼克松在时间上所玩弄的花招。因而,新总统面临下台的前景,因为他同约翰逊一个模样——如果不是更加令人憎恨的话。
美帝在越南和国内的日益严重的困难,为反战运动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和责任。反战运动的任务是制止统治阶级赢得它极其需要的变换策略的时间。一个新的群众反战示威的浪潮,要求揭露统治阶级的欺骗,要求把群众对战争意义的认识提到更高水平。
要求美军立即从越南撤出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更加增加了。目前,反战运动通过促进把所有美国士兵送回国内的新的要求,拆穿了统治阶级的谎言,即它的巴黎和谈是通向和平的道路。
B.现阶段的反战运动
华盛顿的宣传攻势暂时减弱了美国反战情绪爆发性的势头。虽然在美国人民中,争取和平的愿望继续增长着,但这种激烈的反战情绪,由于对巴黎和谈抱有希望而有所减弱;此外,部份反战联合转入进行资产阶级的选举政治,幻想通过这种手段来发展和平事业,这样,上台执政的尼克松政府,按照惯例,有一段时期没有受到或者受到很小的批评。因此,虽然在几个局部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示威,反战士兵投入行动也显著增加,但是,大规模的全国性反战示威几乎持续平息了一年之久。
在大选前几个月以及大选后的一段时期内,有组织的反战运动遭受到许多变节行为的损害。尤金·麦卡锡的竞选活动,许多资产阶级“和平”候选人把反战运动中主张阶级合作的一翼从群众行动中拉出去的情况,对巴黎和谈的幻想,都助长了这种趋势。在许多地区,反战联合受到了腐蚀或彻底瓦解了。由于这些变节行为,为组织全国主要反战示威而成立的“全国动员委员会”就逐渐失去了它广泛联合的性质。对赞成围绕着立即撤军口号进行群众活动的先锋队,采取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措施,则助长了这种趋势。结果,极左主义在“全国动员委员会”中占了优势。“全国动员委员会”用少数人对抗策略的路线来代替广大群众有组织的战斗性的反战行动。“全国动员委员会”把重点放在冒险主义的策略上,而不是放在独立的反战政治路线上。在民主党于芝加哥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全国动员委员会”在芝加哥组织的示威客观上有利于麦卡锡要求提名为民主党候选人。这证明“全国动员委员会”在路线上犯了方向不明的错误。冒险主义的策略使得千百个反战青年在示威游行中遭受到不必要的野蛮镇压,这种示威游行虽有巨大的宣传意义,但作为全国性的行动,它的规模是太小了。
由于极左主义、宗派主义的方针继续把“全国动员委员会”看作是独一无二的反战势力,这就使它不可能成为一个反战行动的联合组织,对于各种反战力量来说,下一步最迫切的步骤,是建立一个新的全国反战联合,并为组织更大的群众示威,进一步加强或重建地方的反战联合。
关于反战运动的前途,也反映在“学生动员委员会”这个反战青年的主要组织中,也反映在环绕着立即撤军口号团结起来的更广泛的反战运动的战斗先锋队里。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学生动员委员会”进行了很成功的学生罢课之后,共产党和和平主义分子就联合在“学生动员委员会”里进行分裂活动,使群众反战示威的前景受到了破坏。在这个斗争过程中,他们企图抛弃反战组织的非关门主义准则。他们由于不能对“学生动员委员会”进行控制,就退了出来。
去年,我们支持一切组织群众反战示威的努力,并通过反战示威,使四分五裂的反战组织重新团结起来。“学生动员委员会”在发起并号召示威游行,促使其他反战组织投入行动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它发出了在一九六八年八月(在十月大选前)举行反战示威的号召,并发起举行会议以号召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五、六日两天进行示威游行。虽然这些行动头两次的规模不象以前的示威游行那么大,但是,他们保持了群众性行动的场面。日益增长的士兵反战活动是一个重要的新发展,是鼓舞原有反战示威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九六九年四月五、六日两天示威的广度和规模,标志着在反战运动内部存在着的许多方向不明的状况已经消除。在越南日益增加的伤亡面前,使许多人明白了尼克松仍在继续执行约翰逊在越南的基本政策,从而促使几十万人重新走上街头反对战争。从四月五、六日两天示威参加者的规模、它对反战组织新的促进、以及客观形势的变化来看,组织新的一系列重要反战示威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由于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四月五、六两天的示威,围绕这个示威重建了许多地方反战联合。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为在全国范围重建反战联合奠定了基础。在四月五、六日以前,组织上仍然很弱的“学生动员委员会”,从那以后就成为全国反战青年有权威组织的和全国性示威的主要组织者了。
四月五、六日两天的示威,证明了“学生动员委员会”在更广泛的反战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反战运动从一开始,青年就是动员群众的主要发起人和最积极的参加者。左翼青年一次又一次地在街头进行反战运动,拒绝被拉进阶级合作的骗人圈套。他们提供大量的积极分子,并且不断地迫使比较保守的分子支持战斗性的群众运动。他们是使反战运动提出为美军立即撤出越南而进行斗争的主要力量。青年们同恢复乔治·麦卡锡时代法则的任何迹象都是不相容的。他们是促使保持反战运动的非关门主义性质的关键因素。
在四月五、六日两天的示威中,青年所占的比例空前增加,中学生的人数显著增加。一九六九年春季,在中学和大学内出现了以越南战争和黑人解放斗争为中心问题的群众运动的空前高涨。
在大学内,关于战争的辩论激起了反对后备军官训练团,反对为武装部队征兵和为战争工业招工,反对大学的研究为战争服务的抗议浪潮。有时候,学生的罢课席卷了绝大多数的学生。这些行动表明了,在学校组织反战运动的形势是多么的有利。学校里的这样的行动有助于造成街头示威的良好气氛,反过来也是这样。这种情况肯定继续成为“学生动员委员会”反战活动的主要特色。
校园里浓厚的反战情绪使反战学生占压倒优势的反战运动很自然地具有战斗性和勇敢精神。然而,由于冒险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特别是在由“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采取这种行动的那些学校里,反战的抗议行动有时就受到挫折。
“学生动员委员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教育广大学生怎样进行最有效的斗争。“学生动员委员会”组织战斗的群众行动的经验和它的非关门主义的组织措施,是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成员强加给学校的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一个必要的矫正。
组织中学的反战行动的可能性特别大。现在中学的青年一代是在他们所反对的那个战争笼罩的环境里成长起来,并日益提高了政治觉悟的。“学生动员委员会”在中学这个领域,最近获得了极大的成就。由于没有其他派别的严重竞争,在中学发展“学生动员委员会”成员的潜在能力是很大的。中学反战活动的一大重要特点,就是争取民权自由,反对学校当局专横地禁止政治活动。
去年,士兵反战活动有显著的增加,华盛顿的和平宣传和开始巴黎和谈提高了士兵的反战情绪。新生的力量反对在非正义的战争中战斗和死亡,而这场战争连政府也承认,在军事上是不能取胜的。士兵反战斗争的增长给反战运动增添了巨大的新的社会力量,成为今后反战斗争的一个经常的特点。
在过去一年中,一些重要的成就是:(1)一九六八年十月全国范围的反战示威;一九六九年四月五、六日两天最重要的全国反战示威。参加这些示威的士兵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多。(2)由士兵在当地出版和发行的士兵反战报纸的日益增加。(3)杰克逊和布雷格兵营士兵争取权利的斗争。
这些发展全都反映了在军队内部广泛传布的反战情绪。从一开始,我们就是对士兵反战行动的潜力一贯地抱着希望的唯一政治派别。我们最坚决地主张反战运动要采取政治手段,把士兵作为一个同盟者来争取。我们的对手,和过去许多反战积极分子一起,则采取一种道学的态度,他们鼓励个人拒绝应征,并谴责个别士兵似乎和帝国主义分子共谋侵略越南。他们轻视士兵反战活动的潜力,使得他们盲目地拒绝从政治上接近士兵。然而随着士兵反战斗争的高涨,我们的立场已为实践所肯定,而且迅速被广大反战积极分子所接受。但是,在反战运动内部,在评价士兵对反战运动发展的重要性和怎样接近他们的问题上,仍存在着深刻的分歧。
我们的立场是建立在军队的群众性的基点上的。武装部队的士兵是由应征入伍或在招募压力下入伍的人们所组成的。正是因为这样,军队就有反映社会上青年横断面的倾向,而且军队的政治思想的发展就和民众的政治思想的发展很相似。目前军队就倾向于接受青年中间存在的许多政治激动,从而使自己的反战情绪高度激化。另外,征兵制的种族歧视性质意味着在军队中黑人青年和棕色人种青年所占比例很大,在前线,这一比例还要大。
反战情绪在士兵中间,象在青年中间一样,传播很广。但是,由于军队特定的性质,士兵反战活动仍然处在初期的阶段。客观发展表明,由于他们越来越多地同群众斗争结合在一起,可以预料,士兵反战斗争的步伐将会更快地加速。军队里真正群众性的抗议斗争和激进化,只有同民众中同样类型的斗争和激进化相结合,并且在民众准备支持和保护反战士兵的情况下才能产生。我们希望士兵和民众的反战抗议斗争平行地、紧密结合地发展起来。
因此,我们把士兵看作是反战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把它看作是代替反战运动的东西。反战运动的轴心仍旧是动员群众(包括士兵和民众)去反对战争。
争取士兵民主权利的斗争,对于士兵的反战活动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种斗争要同民众的反战情绪结合起来,并且需要采取集体行动。集体行动是士兵反战斗争最有效的方式。这种主张有三个方面的含意。
(1)主张公开的集体的反战行动而不是孤立的个人行动“地下的”组织活动。
开小差,拒绝服从命令,或其它个别的行动,对大多数的士兵来说,是不会接受的。采取这种做法的士兵很容易遭到军官的迫害,得不到任何适当的收获。这种孤立的行动也许会安慰某些人的良心,但不是政治上反对战争的有效手段。政治气候有利于进行公开的、集体的反战行动,而不是“地下的”组织活动,这种活动如果没有必要,进行起来就会更加困难和愚蠢。
(2)主张把士兵看作是公民——士兵。
一个士兵是暂时穿着军装的公民,因此,他依旧保持公民所有的一切宪法权利,包括言论先由和集会自由的权利。充分使用民主权利是大多数士兵手里的有力工具,反战士兵正是为这大多数士兵说话的。军官企图利用军队来抵制士兵的这种要求,他们害怕真正的民主,但对于士兵来说,它是斗争强有力的和必需的部分。尽管军官力图限制士兵行使宪法的和民主的权利,但是在军队里,这些权利能够通过斗争来取得。
(3)主张集中注意于士兵所主要关心的问题——越南战争。
就军队目前的情况,士兵对许多不同的问题都有正当的牢骚。但是,最大的联合可能在反对越南战争上建立起来。在越南战争问题上,士兵会得到民众最广泛的支持和保护,民众会反对军官试图迫害和限制他们享有宪法上所规定的权利。
同为特定的群众示威所组成的联合不同,如果士兵联合的基础包括其它的主张的话,士兵就不能有效地组织反战活动。由于军官继续可能迫害士兵,就需要严格遵守这三点。经验表明,按照这三点作法,士兵就能有效地反对战争,减少受迫害的机会,并反抗对他们的任何迫害。
由于军队中士兵内部及外部的反战情绪很深,军官必须小心行事,在许多场合中甚至作出让步,而不是太简单地处理反抗者。军官的让步鼓励了其他士兵参加反战活动。
士兵已经取得了离开基地和不穿军服的情况下参加示威的权利。然而,军官还是力图阻止士兵运用这个连五角大楼都承认的权利,例如规定士兵在示威的日子里必须返回基地。他们往往以违反某些官方的其它规定为理由,如穿着军服游行或者所谓擅离职守,而对士兵采取惩罚措施。示威权利的确立为组织士兵参加反战示威这一有效运动打开了大门。
由反对越南战争的士兵联合发动的杰克逊和布雷格兵营斗争的发展,是已经发生的反战和争取民权自由斗争中最重要的一次斗争。它第一次提出了士兵有权利在基地和穿军服进行反战示威这个中心问题。这是更高水平的争取士兵权利的斗争。军官不敢象预想的那样迫害杰克逊兵营的士兵,是反战运动的一个重大胜利。它表明动员广大民众支持这种有效策略的重要性。可以预料,那里正在进行的为争取士兵在基地穿军服进行示威的权利的斗争将会继续下去。在取得当地民众的全力支持,并对杰克逊兵营案件仔细地提出法律上和政治上的根据的情况下,这个斗争必将能最有效地实现。
宣传杰克逊兵营案件的教训对于说明士兵反战行动的性质将有一个重要的帮助。反对越南战争的士兵联合,说明了目前正在进行的士兵反战活动,能够不靠军队外面的民众而靠基地上的士兵自己,按照上述三方面的途径最好地组织起来。组织起来的反战士兵能够成为总的反战行动联合的一个组成部分,同其他力量一起组织群众的示威;同时,它和学生反战委员会在一般反战联合中的做法一样,根据士兵反战活动的政治途径保持其特殊的士兵形式。
我们关于士兵反战行动所进行的主要活动,将围绕着下列三点:(1)组织士兵参加反战示威;(2)宣传反对越南战争的联合;(3)散发士兵的报纸。
劳工反对战争的主要表现是 ,拒绝为战争而牺牲和在战争期间联合斗争的增长。面临着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统治阶级强迫人民作出牺牲的情况下,工人为维护他们的生活水平和工作条件,参加罢工的人数已经锐增。反战运动是促进这些斗争的一个因素。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的分裂(它在工会官僚内部爆发了公开的争吵)部分地反映出工人中正在增长的战斗精神。
随着反战情绪和一般社会斗争的继续增长,工会的官方领导人更难置身于反战运动之外。某些地方工会已经同意反对战争,并且给反战示威以支持。这种情况现在可能变得更加广泛了。反战运动有机会和有责任促进这个演变过程,并尽可能使工会运动参加到反战运动中去。下层的工会职员可能被争取到现在的反战运动方面来,这样就为反战运动同工人阶级队伍的接触增加了机会。
为了对付反战的压力,工会官僚的某些部份,特别是上层,必然会施加巨大的压力来支持排外作法以反对战斗者;支持谈判的路线而不是支持撤出越南;以及支持资本主义的政客。必须同这一切做法进行斗争。但是,可能来自工会官僚的不利的压力将会被工会中新增加的社会力量,和更容易吸引工人阶级群众参加反战斗争的机会所抵消。
反战运动的增长,是和黑人群众斗争的高涨平行发展起来的,而且有联系的。同非白种的越南人的斗争以及一般的殖民地革命休戚相关的心情,是助长新的战斗情绪的一个重要因素。巨额的战争费用使得统治阶级要向黑人群众许诺让步,使得汤姆叔叔(指黑人中主张与统治阶级妥协的人——译注)要去阻止日益增长的斗争,变得困难了。
在美国黑人中,特别在青年中,反战的情绪大大地增长了。这种情绪已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在有更多的黑人参加反战示威上面。
几乎每一个黑人组织都表示反对战争,这些组织中的许多组织同越南的革命紧密团结一致。某些黑人组织参加了以发动群众示威为目的的反战联合,这种群众示威大部分经常在中学和大学里进行。黑人学生在斗争中提出的许多要求,都明确地反对美帝国主义利用中学和大学为越南战争服务。在军队内部,黑人士兵是士兵反战斗争的主要力量。
工人阶级和黑人群众都以巨大的社会力量来支持结束越南战争的斗争。反战运动必须要用取得他们的支持并和他们团结一致的方式,继续开展它的活动。
C.一个反对越南战争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战略
群众的反战运动在美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甚至在激烈的战争刚发生的时候,反战运动就已发展并激化起来。反战运动是在劳工普遍激进化之前,并且是在缺少一个群众性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情况下发展的,因而反战运动就把组织大规模街头示威作为独立地表示和组织美国群众反战情绪的主要手段。这些示威远远超过象征性的抗议表示。它们是防止社会平静气氛得以建立以利于战争延续的主要因素。持续的和日益壮大的群众性反战示威,是限制美帝国主义推行越南战争和企图发动类似的其它战争的能力的关键因素。
以越南战争和它的国内反应为特色的过去几年,可以看到许多方面的社会冲突激化了。反战运动是促进这些社会冲突的关键因素,因为群众性的反战行动能够影响广大的各阶层群众,并促进青年、士兵、劳工的抗议斗争和黑人运动。
这种定期群众示威的政治独立性有助于制止反战情绪中经常出现的转向阶级合作的倾向,如果转到这个方向上去,那就会减少反战运动的影响。反战运动的行动能制造一种使抗议斗争合法化的气氛,防止战时歇斯底里的发展,便于把几年前存在过的麦卡锡主义的许多迹象顶回去。依靠反战运动的榜样力量,在战争时期中,人民反对政府政策的权利才被重新肯定下来,这是对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一种含蓄的挑战。
越南战争和群众反对越南战争,向越来越多的人们揭露了美国资本主义不民主和反动的本性,产生了激进化的新浪潮,特别晨青年中间。这给社会主义工人党发展党员创造了大好时机。
反战联合是组织群众反战示威的一个重要的组织手段。这样的联合是统一战线策略的一种特殊形式。它符合目前状况的特点,即群众性工人阶级政党的缺乏和工会官方领导的政治破产。最重要的是这些联合的非关门主义的性质,这使得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在保持他们自己独立政治立场时能够参加这些联合。这是不断壮大反战运动的左翼力量和维持反战示威的独立的群众行动轴心的主要因素。
事实证明,这样的联合,从它的组成成分上来说,是不稳定的和容易变化的,它是由各种反战组织、个人和政治派别松散组成的。唯一能团结反战联合中的各种不同派别的办法,是组织群众的反战示威。反战运动在政治上和组成成份上是如此多种多样,以致它不可能作为一个有总的政治纲领的联合的基础。但是在联合行动中,反战运动中的不同组成成分都能组织街头示威,这种示威客观上具有反帝性质,而不管各个参加者和组织者在其它问题上的观点是多么的不同和对立。
在更广泛的联合内,我们谋求建立要求美军立即撤出越南为基础的左翼。与一切要求谈判的意见相反,要求美军立即撤出越南是支持越南人行使自决权的唯一原则路线。它把支持自决权和士兵、工人阶级和利益同反战情绪联结在一起。
反战运动的历史就是不断地为它的路线、它的方针和它的前途作斗争的历史。反战运动受到巨大的压力,要它背离独立的、反帝的、群众行动的轴心。在这方面有两个主要的威胁:(1)被引入阶级合作政策;(2)转向会使先锋队孤立和使反战斗争脱离群众的个人行动和冒险。
这两个威胁有时是很严重的,虽然从未严重到足以长久地改变反战运动的群众行动的方向。反战运动中的其他分歧一般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和青年社会主义联盟的参加是保持反战运动的群众行动方向的不可缺少的因素。
反战运动所面临的基本方针问题,是如何反对阶级合作的威胁。共产党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试图利用反战运动作为在民主党内施加压力的工具。这股潮流在一九六八年大选期间表现得十分强烈。
以使反战运动“离开街头”为既定目的的麦卡锡竞选运动,成功地使许多阶级合作主义者离开了群众示威队伍。阶级合作主义者竞选策略的其他变种,是进行五花八门的“和平与自由”的第三个候选人提名的竞选运动,其目的是使反战运动中较有战斗性的一翼迷失方向,因为他们不能直接被拉入民主党。
由于没有群众性的工人阶级政党对抗这些亲资本主义的候选人,我们力图使反战运动避免参加选举运动,而主张在大选期间继续组织群众性反战示威。只要有可能,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就进行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选举运动,把反战运动内部最富于革命性的力量争取过来。
反战运动中阶级合作主张的另一个变种,是“多种问题”的组织路线。各种类型的改良主义者主张各种反战力量在一个总的政治纲领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反对只搞单一问题的联合反战行动。鉴于阶级成份、政治路线以及参加反战运动的各种不同的团体组织,这种“多种问题”纲领只能是自由主义——改良主义的。它将是通向阶级合作主义的选举政治的桥梁,并转移对反战示威的注意。
随着日益增长的青年激进化的结果,这个论调最近还添加了把具有群众行动的反战运动改变为一般的反帝运动的左的词句。但是,这种表面上组织起来进行一般反帝斗争的联合,将是一个骗人的东西。那个任务需要有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引向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的纲领。反战运动在行动上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但不是所有参加者的纲领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这个“多种问题”路线的真正作用只会建立口头上的激进,而实际上仍然是用改良主义的组织来代替组织群众性的反战示威。
我们的反战运动的路线,提示了越南战争和美国社会紧张状态增长这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紧张状态为种族主义、反劳工法、通货膨胀、税收、削减社会福利立法等等所加剧。通过揭示这些问题同越南战争的关系,反战运动才能提高它接近工人阶级和黑人解放运动的能力,并把更大的力量吸引到反战斗争中来。对于朝革命方向发展的新的激进化的力量,我们不是提出同自由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联盟的纲领,而是向他们提出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纲领。反战运动中改良主义者主张的另外一个变种,是力图把行动限制在地方或“聚居区”的范围内,并围绕一些眼前的问题组织他们的活动。这条路线通常是和组织群众反战示威的路线相对抗的。它的反对者试图用为眼前的社会福利问题的斗争来代替对越南战争这个主要问题的正面进攻。我们的立场是把工人阶级和黑人群众局部的和眼前的斗争同群众的反战示威结合起来,而不是把它们互相对立起来。实际上,群众的反战运动的行动有助于促进这些其它问题的斗争。
把反帝斗争转到冒险主义的方向,从而把反战斗争同群众的反战情绪隔离开来的危险,在去年是相当大的,虽然从长远来看,还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通过“个人良心”行动违抗军事命令的和平主义路线和小规模的对抗策略的冒险主义路线,同样都不能把广大群众工人阶级争取过来。这种小规模对抗路线最有害的特征是,它用好斗得出奇的策略,及其只能影响少数参与者的路线来代替组织群众投入行动的政治路线。
尽管群众反对战争,这种极左路线的力量源泉随着战争的继续,还是枯竭了。极左分子看到了日益增长的激进化运动——但尚不是大部份工人阶级的激进化——便企图寻找捷径以回避引导工人阶级投入行动的更艰苦的、持久的和必不可少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极左主义不过是机会主义的反面,它寻求捷径以支持资本主义政客。极左主张的这两个方面为在民主党代表大会期间的示威运动的性质所清楚地证明,那次示威把进攻的策略同支持麦卡锡的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结合在一起。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政治远见,今天的极左分子很容易变为明天的机会主义分子。
我们把有组织的极左集团(每前进一步都必须同它进行斗争)同愿意反对资本主义但由于急躁和无经验可能一时陷入冒险主义骗局的新的激进青年区别开来。我们必须耐心说明,群众性规模的、旨在把工人阶级、士兵和黑人争取过来的战斗性的反战行动,是政治上行之有效的必须采取的行动。和统治阶级的对抗基本上是政治对抗,而不仅是一系列策略性的冲突。
随着巴黎和谈所引起的政治方向不明状况的继续消失和群众反战示威的日益增加,对于反战运动来说,同各种极左和冒险主义主张清楚地划清界线,就成了绝对必需的了。否则,它将有脱离现行群众反战情绪的危险。
这种对群众行动轴心的双重挑战,同样反映在对征兵制的不同主张上面。我们反对资本主义的征兵,反对征兵的歧视性质以及反对统治阶级利用学校强制征兵。我们赞成反对征兵的群众行动,这种行动是和越南战争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在政治上是为了争取被征入伍者和应募者的支持。我们不提倡个人不服从征兵,但是支持士兵拥有反对战争这一宪法上写明的权利。
有两条其它的路线是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方针相对立的:(1)自由主义的反征兵路线,旨在运动国会修改或废除征兵。这种路线在反战运动中没有任何重大的影响。(2)不服从征兵的个人行动的路线。
当士兵反战行动发展起来的时候,反对征兵的主张便逐渐减少了它的影响。目前,绝大多数的青年并不采取拒绝征募的做法。个人拒绝征募是无效的,因为它使那些采取这种行动的人,易于遭到迫害并使他们孤立于青年工人和其他青年群众之外。况且,拒绝征募的路线不能获得士兵们的支持,士兵们把它看成是一种个人逃避参加军队的不能允许的手段。
反战运动的历史是以坚持要求美国军队立即撤出越南这个持久的斗争为特征的,它反对各种各样主张和谈或不要求立即撤军的说法。在反战运动内部,我们为要求立即撤出美军而战斗,把这作为支持越南人自决权的方式。反战运动的左翼是围绕着立即撤军的要求组织起来的,并成功地使它成为群众反战示威的主题。
在巴黎和谈和统治阶级采取各种手法瓦解反战运动的背景下,阶级合作主义者还会重新施加压力,要求把这些阴谋手法当做好东西,而不提立即从越南撤出全部美军的要求。一部份美国反战运动提出的关于支持民族解放阵线的九点纲领或临时革命政府的十二点纲领的建议,也成为要求和谈的另一方面的压力。这个建议是从支持越南人的自决权上的倒退,是为美国有权谈判越南前途偷偷地作了让步。用支持民族解放阵线或临时革命政府的宣传立场来对抗华盛顿的和平宣传和象征性撤军的做法,也会成为陷害反战运动的一个政治陷阱。当尼克松政府正在企图把自己打份成好象也是希望撤军的人的时候,这样的做法将被尼克松政府的人员所利用。我们将继续为把“所有的士兵立即撤回家!”作为中心口号的反战运动而进行斗争。
关于是否进行群众反战示威问题一直所进行的斗争,是同保持反战联合的非关门主义性质的斗争密切相关的。主张阶级合作的势力一贯力图把改良主义的政治纲领强加给反战联合。极左分子则试图把反战联合的工作限制在那些能够接受他们的策略和口头上主张激进主义的人们中间。有时这两种倾向都企图破坏反战组织的非关门主义的基础。目前我们正继续进行斗争,以维护非关门主义的性质和保持街头反战行动作为单一斗争中心的团结。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团结各种不同倾向为这个单一的目的而进行的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我们支持了并建立了战斗的左翼组织作为更广泛联合的一部分。
反战运动向美国工人阶级的一切派别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挑战。它考验着他们认识和回答世界和国内政治重要问题的能力;考验着他们保卫越南人民革命斗争的能力的诚意;考验着他们制定政治路线并把它应用于解决当前政治问题的能力;考验着他们训练干部在生动的群众运动中发挥作用的能力;以及考验着他们争取由于越南战争而激进化的数千名青年新生力量的能力。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反战运动中的活动和我们政治对手的活动成了鲜明的对照。
自从一九六五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向华盛顿进军以来,有组织的和半组织的社会民主党分子大多数被反战运动甩在一边,那时他们已不能把关门主义的做法强加于人了。由于沾染上冷战时期的反共意识形态,社会党公然抨击非关门主义的群众行动的反战运动和立即撤出美军的口号。它的工作只限于为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政客搞竞选活动,或者通过支持谈判的请愿运动之类的努力来影响群众。社会党在六十年代初期对和平运动还有相当大的影响,但是,目前在日益增长的反对越南战争的群众运动面前却停滞不前。组织松散的“第三阵营”——社会民主党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参与反战运动,所取的成绩也极其微小。
毛主义的进步劳工党对反战运动采取宗派的和回避的方针。反战运动一开始,进步劳工党就同“五月二日运动委员会”搞在一起,宣布它自己是所有反战行动的唯一组织,但是它从未能组织过群众示威或者从不愿意吸引其他派别一起斗争。进步劳工党拒绝参加联合行动的反战联合,使它几乎同日益发展的反战运动不发生关系。进步劳工党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放弃反战斗争的时刻加入它的行列,解散了“五月二日运动委员会”。虽然进步劳工党从它打入“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策略中得到一些收获,但是它使自已丧失了许多参加反战运动的激进青年。在一般的青年激进化运动中,它的政治收获也是很可怜的。
共产党是断断续续地而不是一贯的参加反战运动的。共产党的基本路线是力图利用反战行动和组织来作为对民主党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在反战运动内部所有重要的争论中,它总是推行阶级合作的路线。它仍然敌视“要求美军立即撤出越南委员会”这个左翼组织,把它看作是它的青年组织和受它操纵的许多自由主义的“和平委员会”的对手。
由于反战示威的群众性,共产党还是被迫参加了联合行动的反战联合,在那里它遇到我们的直接竞争,结果比起社会主义工人党来,共产党是相对削弱了,尤其是在青年干部方面。这个力量对比的变化是反战运动争取革命先锋队斗争的最重要的副产品之一。
有组织的极左集团的影响比较小。某些象“斯巴达克斯团”和“工人团”那样的组织几乎完全拒绝参加反战运动。那些参加反战运动的组织,如“工人世界青年反战反法西斯组织”的人不去组织群众示威,而是力图把冒险主义的行动强加给它们,或者完全和它们割离开来。尽管存在着很多无组织的具有战斗精神但缺乏经验的激进青年,但有组织的极左小团体无论在人员方面还是在直接组织影响方面,都没有做出什么重大的成就。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不是工人阶级运动的派别,只是一个组织得很松散的各种对立派别和无组织的激进分子的混合体。作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一九六五年向华盛顿进军以后,就放弃了反战斗争。虽然“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成员有相当的增长,但是由于它采取回避方针,它在有组织的反战运动内部的全国性的影响是很微小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地方支部不是通过全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而是通过现存的反战组织,主要是“学生动员委员会”,参加了反战运动。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内部萌长的政治分化进一步使它作为全国性组织的活动能力陷于瘫痪。这样就为如下两方面的情况打开了大门:(1)“学生动员委员会”在反战青年中成为一个更有权威的组织者,这些反战青年还包括一部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成员;(2)青年社会主义联盟和社会主义工人党可以吸收更多的最富有革命思想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成员。
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唯一的工人阶级派别,它一开始就认识到反对越南战争的头等政治意义,并把保卫越南革命作为它的应尽的义务。我们把反战斗争看作是我们工作的主要活动舞台,并在各种不同的水准上参加斗争。我们是把群众反战示威当作主要路线和政治上要求美军立即撤出越南的最一贯的战士。人们对我们这条政治路线的支持和我们为实现这条路线以组织反战行动所做的始终不懈的努力,使得我们能够在领导现有的群众运动中发挥决定性的影响。
越南战争是美国发生激进化新浪潮的主要因素,这个激进化新浪潮开创了建立革命政党的大好时机。作为反战运动的革命的社会主义一翼,我们就能够接近大量的激进青年,使他们听取我们的政治纲领,从而大大地增强我们的力量。过去几年中,新参加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员大多数直接来自反战运动。在反战运动中,我们的政治份量加上我们日益扩大的新成员,便改变了工人阶级先锋队内部的力量对比,同我们的对手相比,是十分有利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
反战运动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培训新干部的重要基地,使他们获得在群众运动中运用过渡性纲领的宝贵经验,以及使他们能够在实践中学到如何在保持政治坚定性的同时,在策略手段上灵活机动。社会主义工人党在经受了各种反对倾向的考验以后,还能给它们以沉重的打击,并把它们的成果减到最小程度。由于共产党仍然是同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争取领导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主要的长期的竞争者,这种在同共产党的关系方面的发展就显得极为重要了。反战运动中所进行的政治斗争是争取领导工人阶级普遍激进化的一部分准备工作,工人阶级的普遍激进化即将来临,它将决定美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
我们在反战运动中的主要任务是,继续组织群众反战示威以给美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并由此继续从业已朝着激进化方向前进的日益增长的人员中吸收新党员。
二、社会主义工人党关于军事政策的主张
及其自一九四○年以来的演变
在帝国主义时代,由于资本军国主义巨大发展,军事政策便成为任何一个革命政党的过渡性纲领的必不可少的部分。早期社会主义运动忽视阶级斗争的军事方向的幼稚观点早已过时。国家、民族和阶级之间的现实关系迫使每一个政治派别确定立场,制定对付帝国主义和进行阶级之间交战的政策。
在其他领域一样,社会主义工人党在这一领域的立场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根据第四国际新解释和运用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传统制定的。在我国,从我们运动的开始阶段就一贯遵循这条总路线。但自一九四○以来,由于客观环境的变化,这条路线在策略的运用上有过两次变化。
一九四○年,在迫在眉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社会主义工人党以无产阶级军事政策的形式提出了它的革命的社会主义反战纲领。它结合当时工人阶级的心理状态和当时的政治条件,具体运用了一九三八年通过的过渡性纲领所提出的办法。
这个纲领是以下列思想为基础的:(1)纲领继续不调和地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产生战争的资本主义制度。(2)为了进行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为了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纲领规划了赢得工人阶级领导权的斗争前景。(3)纲领强调必须建立一个列宁主义式的党去实现这些目标。
我们的主张,与那些职业和平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在军国主义问题上所散播的令人迷惑的思想和政治上的混乱截然相反。
和平主义者是从乌托邦的前提出发的,即认为通过同抱有良好愿望的人民的合作能够取消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竞争的规律,这些人能够说服帝国主义者不去制造战争。和平主义为了阶级和平,几乎不惜任何代价地反对阶级斗争的发展。
和平主义者如此这般地从道义上和宗教上反对暴力,而不是只反对反革命的暴力,因而就变成反对一切武装自卫的权利。他们用个人的“见证”来代替有组织的联合行动。他们从良心上拒绝军事征兵和军事训练,结果变成逃避兵役,造成囚禁入狱等牺牲,这进一步把反战分子从群众中隔离开来。
在战时环境下,如同在尖锐的阶级冲突的时代一样,和平主义的思想同样是有毒害的。它挫伤并错误地引导了反战活动分子和反战运动,妨碍了群众的动员,结果被帝国主义者所玩弄。
只要国与国之间和平关系还保持着,和平主义作为一种策略,看来可能是讲得通的,但是一当宣战,它就像一只戳穿了的气球一样变成了泡影。过去,只要统治阶级一旦把国家投入战争,许多职业的和平主义者就变为狂热的战争支持者。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一贯认识到,在战时环境下,军事政策是带有强制性的。
斯大林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除了他们的阶级合作政策和支持屈服于战争贩子的“和平”候选人的错误路线之外,他们所采取的立场与纯粹的和平主义者单纯反对军国主义的态度没有根本差别,并且已被证明,在反对资本主义及其战争的斗争中他们同样是软弱无力的。历史上,在战争爆发后,他们不是屈服于战时的国家政权,就是拒绝提出或执行一种从资本主义统治者手中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纲领,而这正是废除资本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唯一途径。
一九四○年通过的军事政策是一条革命的路线,这条路线的目的是在当时的战时环境下,促进工人反资本主义斗争。
这一军事政策预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无产阶级革命会直接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这一军事政策还希望工人群众在大规模的应征军队中起决定性作用。
纲领提出的过渡性措施,是沟通革命先锋队同年青的应征加入美国武装部队的工人——士兵之间的桥梁,这些士兵受到了反希特勒、反法西斯、保卫国家、民主和爱国等各种情绪的影响。这些过渡性措施的目的是在资本主义军事机构中确立他们的阶级地位,这样就有可能使他们一步一步地取得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控制权,为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作好准备。
这一事业,由于我党公开地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它戏剧性地从一九四一年根据史密斯法所进行的审讯案和发表的文件中表现了出来),从而在政治上有所准备而得到了加强。
作为它的纲领的一部分,党继续无条件地反对资本主义的征兵制。同时,也承认这一事实,即工人的反法西斯和爱国主义的情绪使他们支持强制性的兵役制。因而,针对资本主义的军事征兵制,提出由工人组织进行征兵的意见。它主张在工会控制下进行军事训练,经费则由资本主义政府提供。
在资本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战争和法西斯反革命威胁的条件下,这些建议的目的在于建立有阶级意识的工人军事编制,以捍卫劳工的利益。
被征入伍的党员,作为个人,服从了资本主义的征兵制。在军队中,他们学习军事技术,并力求取得士兵同伙在政治上的信任。他们作为社会主义者参加军事机构,被人认为是革命行动的必要条件,如果事情发生有利的转折,就有可能使大多数人把他们的思想从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争取工人政权和社会主义的斗争。
这一套在战争初期以宣传形式提出来的措施,不能成为冲突时期争取真正行动的基础,因为战时的实际状况发生了不同的变化,同我们的预料不一致。
在军队中发生的最激进化事件,是太平洋战争末期美国士兵发动的“我要回家”的运动,它削弱了武装力量,打乱了五角大楼战略家的计划。
虽然在西欧爆发了革命形势,但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并没有胜利。世界革命的轴心转向殖民地世界。
在战后这种条件下产生的世界形势,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时期的形势有着本质的不同。主要的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尽管仍然保持着,但这种对抗同帝国主义对工人国家发动的冷战以及对殖民地革命进行的军事干涉相比,已处于从属地位。美国的武装力量已经成为世界帝国主义侵略的主要工具。
这些全球性的发展,使美国人民对于华盛顿提出的武装干涉问题的观点,产生了显著变化。人们几乎一致赞同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当时有着一种幻想,即认为这是一场 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进步战争。
然而,在五十年代初的朝鲜战争时期,爱国主义的狂热就显著地下降了,那时已产生了相当多的积极的和公开的反抗,但还局限于左翼的范围内,而左翼正处于衰落的状态之中。
越南战争使公众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起了决定性的变化。在激烈的战争期间,一个空前未有的反战运动已经出现,它继续赢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反战运动由叛逆青年领导,他们是属于政治迫害时期以后的一代,他们是受到殖民地革命和黑人解放斗争的鼓舞而激进化的。
同敦促政府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相反,一九六五年以来,失败主义的情绪已经在大部份人口中占上风。这种对帝国主义者的反抗直接表现在同情越南人民的革命上,间接表现在谴责战争的非法、不道德和非正义性上,以及有组织的工人和黑人不愿意为战争作任何物质的牺牲上。
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作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主要保护者,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价。在美国成为帝国主义集团的优胜者的过程中,它就成为垂死挣扎的国际资本主义的一切基本矛盾的牺牲品了。为了采取各种规模的日益扩大的措施来阻止全世界反帝和反资本主义群众斗争的潮流,华盛顿不得不提供资金和主要军事手段。
在这个过程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就以征兵、大量的军事伤亡、高额的税收和通货膨胀对实际工资的压力,以及根本不考虑迫切的社会需要等形式落到人民的头上。这些帝国主义的军国主义的后果,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越南冲突提出质问,对官方所奉行的这套理论提出质问。政府雇用的官方的蛊惑宣传和无耻欺骗已经引起广泛的怀疑,因为它把美国干涉越南说成是正当的。日益增长的对帝国主义政策的批评和对战争的愤慨使得要求迅速制止战争的人数越来越增多了。
群众中的和平主义情绪与职业的和平主义者的思想和政策有着不同的含义。群众开始不相信垄断资本家和军国主义分子所强制推行的对外政策,并转而反对侵略,这蕴藏着一种革命的潜力。如果这种健康的本能能够加深,在政治上加以提高并加以适当指导,它们能够成为产生群众反资本主义意识的基础和出发点,这种意识能够向前发展,越出统治着以往“和平”运动的职业和平主义者和他们的追随者——阶级合作主义者所设立的狭窄政治界限的。
我们党的任务是把反战抗议引向阶级斗争轨道。为了使党的军事政策与新的国际、国内环境相适应,党在策略上作了下述变动。
在工会控制下进行军事训练的口号连同新兵编入工人军事组织的口号都已放弃。
把更多的重点放在反对资本主义征兵制上,因为它越来越不得人心。
和过去一样,被征入伍的党员要应征入伍。
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应拒绝在违反宪法的“忠诚宣誓”上签名,“忠诚宣誓”现已成为征兵程序的一部分。
虽然反战运动的重心仍然集中在平民之中,但是在现役军人中发展着的反战运动已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制造者的斗争,增添了新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内容。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在军队中,把他们的政治活动集中在坚持和维护士兵作为公民对战争和政府政策的其它问题有权发表意见这一宪法所赋于的权利,用合理的策略手段来使用宪法权利,避免在一般的军事活动和遵守军令方面发生违反纪律和受到处分的现象。
我们当前的过渡性主张的基本目的和过去一样,是促进工人及其同盟者进行争取政权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建立一个能领导这个斗争走向胜利的,强大的、民主的、有纪律的、有战斗力的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