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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60周年
范海尔德伦Charlie van Gelderen（1913-2001）
（第四国际在1938年成立，查里·范海尔德伦是当年出席成立大会的最后一位健在者。第四国际在1998年于丹麦举办青年营，范海尔德在青年营就庆祝第四国际成立60周年致词。讲词因篇幅关系略有删节。）
我作为第四国际南非支部成员，有幸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第四国际在1938年9月举行的成立大会。在那个时刻举行大会，实非出于偶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一年后才爆发，但在大会当时，战云已经笼罩欧洲。国际劳工运动全线混乱，斯大林主义领导和社会民主派领导不愿意也无法领导工人阶级，抵御即将来到的灾难。而且他们还相反地大肆发动群众，热切支持战争。
成立大会情形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30名代表在9月间群集巴黎（出于保安理由，过去一向说成立大会是在瑞士举行）。我们是有着实在的理由，害怕来自资产阶级国家的警察和斯大林政权的格柏乌（秘密警察）特务的活动的。事实上，就在会议举行前夕，第四国际组织委员的书记鲁道夫·克莱门特被绑架行刺了。
会议本身也受到格柏乌特务的渗透：他以俄国代表身份出席，化名为安蒂安。其实他的真名字是马克·茨博罗夫斯基，通过博得托洛茨基的儿子西道夫的信任而钻进来。回顾当时，我不禁为那时之完全缺乏保安措施而诧异不已。巴黎当时充斥着美国支部青年团的成员，他们全都知道正在举行成立大会，并且还经常偕同与会代表泡咖啡馆子哩。
正是在那种氛围下，令那个杀手得以在后来用罄冰斧敲破托洛茨基的脑袋。那个人当时以比利时运动新闻员的姿态出现，化名作杰克逊，他通过和美国支部一位年轻同志西菲亚·雅哲罗夫搭上关系而和我们认识。而菲亚那时到巴黎去，为的是寻求欢乐。
当然，杰克逊其实是个格柏乌特务，是西班牙人，真名字叫拉蒙·梅尔卡特尔。我经常碰到他，他对政治显然毫不感兴趣，看来有很多钱，用之不竭。
第三国际的叛卖
在临近第二次大战的日子里，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领导层的行为，比起第二国际在1914年的行为，更加怯懦。第二国际属下所有重要政党——德国、法国的社会民主党及英国的工党——在战争爆发时立即和本国资产阶级组成“全民和平”。而这些政党在1914年8月第一次大战发难之前，至少也用吵吵嚷嚷来欺骗大众，让人以为他们企图阻止灾难爆发。但是到了1938年9月，他们甚至不装出这些虚伪的姿态了。第二国际甚至没有召开会议讨论对策，而第三国际的差异，只在于发出更狂热的爱国叫嚣，要求民主人士立即发动圣战，打击专政。
就是在这种客观环境下，在两个国际具完全欠缺革命领导，并且更成为反革命领导的环境里，托洛茨基号召成立新国际——第四国际。
早在1933年，托洛茨基已经宣布共产国际的死亡。在其时，共产国际属下最强大的德国共产党，在国内最近一次大选中取得六百万张选票，但它却没有组织工人阶级抵抗希特拉的夺权。当时取得一千二百万选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就和德国共产党一样，在没有发出一枪一弹下，不战而降。要是两党组成联合战线，是能够制止希特拉的，那么就不会有继后的战争、集中营和大屠杀。
当时的历史条件渴求一个新国际，一个领导全世界工人及被压迫人民的总指挥。因此，在托洛茨基紧急呼吁下，我们发起了成立第四国际。
过渡纲领的适时性
现在，60年之后，我们回头来看，那时成立第四国际是对的吗？或者像伊萨克．多伊彻他们所言才是对的？他说当时仍有可能在共产国际内工作，组织第四国际的时机还未成熟，像这问题，在我们存在的整个时期，一再重提。
成立大会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第四国际的纲领文件《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和第四国际的任务》，即人们甚为熟悉其名字的《过渡纲领》。托洛茨基当时流亡墨西哥，无法出席成立大会，但他在1938年春起草拟了该份文件，提交第四国际的前身“国际共产主义联盟”的所有支部讨论。
据他认为，通过该份文件是继列宁时代以来的革命运动“最重要的成果”。这或许言过其实，但其重要性实是不应低估的。不应该用对文本作学究式的研究来评断《过渡纲领》的重要性。文件内的许多要求已经过时，但这和《共产党宣言》最后的部分的一样，丝毫不能减损它们的历史重要性。首次读过《过渡纲领》的人，大概将会为文件的历久常新和时代性感到惊奇。这份文件由于其过渡性的入手方法，与之前的所有纲领文献大异其趣。
第二国际的纲领分为两部分，互不相关。其中，最低纲领“自限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改良”。最高纲领允诺“在无限远的未来走社会主义”。在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间没有可通的桥梁，社会主义仅在劳动节的集会上被顺带一提。
斯大林派的修正主义理论“革命阶段论”也采取相同的态度：首先是为民主而战，然后——但何时？——才走上社会主义。
过渡纲领则是从斗争所在之处，也就是工人阶级的具体意识出发，进至夺取权力，实行社会主义。
20世纪末的革命
工党现时在英国执政，享有历来政府最多票的多数地位。在法国，也有所谓社会主义政府在位。但他们不仅不是迈向社会主义，并且更较以前在位的右倾政府更热衷于令国有化企业解体，拥护“自由市场”。
在中国和越南，斯大林派共产党也朝着同一方向风驰电擎。这两个被斯大林主义扭曲的工人国家已被自相矛盾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虚妄空想所击倒。
《过渡纲领》的出发点是认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经济上必须的先决条件，总的来说已经具备。资本主义不错是一再有更新的发明和更高的技术水平，它的触须已在全球无孔不入，就像马克思恩格斯150年前在《共产党宣言》所预言。但这种种发展却没有令所谓发达国家内的饥民得到温饱。金融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无可避免的特点，资产阶级实在是并无出路。在1938年时是这种状况，今日亦复相同。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不仅已经成熟，并且，用《过渡纲领》的话来说，是“已经开始腐烂”。
就如我刚才说的，首次接触《过渡纲领》的人，会发现它对今时的社会弊病所开的药方，是仍然适用的。文件对资本主义制度愈来愈重的荒谬性归纳为以下两项基本的经济苦难：失业，高物价。这迄今仍然是我们的现实。我们在今天，也如是的要求每个人有工作权利和合理的生活条件，对工业化国家如此，对被压榨的欠发达地区的人民亦复如是。
在对付物价高涨这一项，1938年的纲领要求工资与物价挂钩。我们今天仍然能够运用这个口号，并且可以补充：公费支付的退休金应和生活水平的上升挂钩。
在今天，我们有上百万个工人阶级家庭，其家庭成员失业多年而仍未有工作。欧洲有超过二千万人失业，但每周工作时间正在不断延长。美国的集团总裁在1950年的薪金，平均比他们的雇员高30—40倍：到了1990年，更高至140倍。而在所谓的落后国家，失业者人数众以百万计，年轻人沦为娼妓，家庭须赖童工糊口。这些基本事实，在在使得《过渡纲领》的要求在今天十分合时。在今天，也如在1938年，每个工会的纲领内都应该写入要求开设公共工程、削减工时的口号。
《过渡纲领》在1938年起草，时至今天，当然需要因应今时的条件和工人、被压迫者的意识作出更新。但这份文件的方法论在今时的适用性，是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世界最即时的威胁是面对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战争，这在今天亦然；资本主义一天存在，这些威胁一天还在。而此外，纲领应加上妇女、同性恋权利和环境的课题。应要求撤销非洲、亚洲、加勒比海和拉丁美洲的贫困国家的国际负债。
第四国际的内忧外患
既然成立大会通过的纲领是那么正确，那么第四国际为何没有发展成为强大的组织？为什么它没有在工人阶级运动中扎下根基？它在成立60年来，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
我们当然不会自称一贯正确：我们诚然亦非时常正确，而且也承认未能在群众运动中深入扎根。在这个场合，由于篇幅关系，无法一一作出解释。
我们知道，在成立大会不足一年后爆发了战争，也就是在我们来不及作出任何真正影响之前，战争开始了。工人阶级经历了连串失败：在德国、西班牙和奥地利。而在苏联，进行十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干部的健在成员，俱被肉体消灭了。在工人阶级退却的时期，在我们的基层和外围，诚然也有不少人不能支持下去；他们认为反动已经把革命一举歼灭（我们在今天也可以看到相同的症候，自由市场的表面胜利，被形容为“历史的终结”）。
托洛茨基被暗杀身亡，是一个沉重打击；他的领导在那时是至关重要，无人可以替代。我们和他一样，预期一旦战争开始，苏联便会加入战争，而这会令斯大林派官僚倒台。事态的结果是红军取得军事胜利，令斯大林更稳如泰山，声名复振。而这样一来，便令我们的基层失望泄气，一些人更投向斯大林主义或资产阶级民主。
我再次问这个问题；发起第四个国际是对的吗？我们达成了什么？就让我们检视出作决定时期的性质，看看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当时我们的客观条件是革命性的，但作为革命工具的无产阶级在思想上却落后，并且受制于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我们的纲领《过渡纲领》规划了行动的路线，从而令工人阶级得以从上述锁链中解放出来，用和客观事实相呼应的口号和要求，领导工人阶级战斗。而更主要的，是我们的纲领旨在恢复工人阶级的阶级独立性，把他们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约束中拉开。由于上述理由，我们无法发生真正的影响力。
可是我们不能用客观条件来自我开脱。我们在备受客观条件制约之时，也有人为的历史。苏联在1989年摇摇欲坠时，我们要是有一个强大的领导层和统一的国际，则我们或许——我要强调是或许——能对苏联尚存的革命者发生相当影响力。
事实上，当托洛茨基的著作能在俄国面世时，他们中有不少人都孜孜阅读他的著作。除托氏的著作外，第四国际对马克思主义也作出可贵的理论贡献。可是，他们看到的国际是四分五裂，各自声称代表正宗的托洛茨基主义。宗派主义分裂是我们运动的长期失调症。少数派相信他们自己比托洛茨基更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动辙在微不足道的理由下分裂，而不是留在国际为自己的立场斗争，却分裂出来组织成小宗派，无所作为，没有未来。这和托洛茨基不可同日而语。托洛茨基一直坚持留在第三国际，直至1933年德国工人阶级彻底失败为止。
展望未来
我们的国际尚在，并未死亡。在失败和出卖连续的暗无天日的日子里，我们一向高举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者在资本主义下的命运是承受失业、贫困和压迫的重担；但他们不会永远背负这个重担，因为资本主义不会有出路。
就在我撰写这篇演词时，新一轮经济下降的趋势已经显而易见。自由派经济学家大谈什么“削减幅度”、“重组生产”和“裁员”，这些不过是开除工人的代名词。用在社会福利和医疗的实际开支一直减少，无家可归者仍然流浪街头，唯一增加的开支是为下一场战争作准备。
只有全世界工人及他们在落后国家的盟友，才能终止这种疯狂。
如此就需要一个国际领导和纲领，禆能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给予革命的推动力。我相信第四国际配合新时代的过渡纲领能给予这个领导。
史丹节译自《国际观点》International Viewpoint1999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