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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拉丁美洲的决议
Documents of the FI : World Congress Decisions : 14th World Congress - 1995
Resolution on Latin America
关于拉丁美洲的决议
——第四国际第十四次世界大会（1995年6月）通过
前 言
在数个拉美国家中，开启一场令力量关系对比转而对大多数人有利的社会、经济演变的前景，再一次推延了。这个前景，本来可以由这片大陆上最近举行的几次选举所可能产生的民主及/或社会主义左派政党或联盟组成的政府所引起的。不过，选举的负面结果把这个可能性推迟了。
在经济领域方面，1994年12月在墨西哥爆发的危机，戏剧化地呈示了1970年代以来推行的政策所带来的效应。在墨西哥的独特事件之后，我们目击到，在经济范畴内，一个受着自身的内在矛盾所挫害的模范正在崩溃。资本主义日趋严酷的重组结构的大势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愈趋恶化的结果，在接着来的年月中，必定会和大陆上兴起的斗争和抵抗的新形式发生冲突。
在控制下撤去军事独裁后，在八十年代引起的政治及社会动荡，加上在“浪费掉的十年”引起的负面效果，把拉美大陆重新插入世界新区分所导致的错位，不仅没有令到社会两极化消失，更反而令之长期化。我们不仅没有得到扩大民主权利和自由，反而，更是减少，并且面对着专制主义以更尖锐的形式卷土重来。
1．经济图景
1．1 八十年代初开始强行的“结构性调整”方案，一改四十年来奉行累积的管治方式，而把这个大陆置于所谓竞争插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框架之中。这种质的嬗变，意味到资本累积的中枢将调向发展对外市场、多边性合一条约，决定性地更改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并进而为国家、社会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缔造一个新的关系架构。
这种所谓竞争插入，意味着隶属到由各个主要帝国主义势力所划定的强制性的一体化过程；尤有甚者，这个过程又会在各个从属国家之间引发及再选出不同等级的一体化形式。从墨西哥和中美洲诸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议和“安第斯山系条约”里，已可见一斑。
由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议”就是美国的策略之一，用意是想扭转近年在国际竞争范畴上不利于她的力量关系。这条协议和诸如欧洲联盟之类的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有所不同，因为它意味着一个附属性合一的经济的深切依赖性，情况一如墨西哥要承受帝国主义主要强国强加给她的发展动力。自由贸易协议是试图令墨西哥经济现代化的大规模项目之一，把墨西哥划到国际劳动分工中享有特权的从属伙伴。
在同一时候，由美国所鼓吹、旨在建立一个由其规定游戏规则的自由贸易区域的政策在稳步前进；毫无疑问，一个在全世界层面进行重组经济集团的活动正在本地区发生，哪怕拉美间的若干商业经济部门正在面临或将要面临目的不遂的障碍。
这类协议的特点之一，是并无对依赖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间日益扩大的经济、社会和技术鸿沟所造成的死胡同提供出路；当下的重整结构及一体化过程的关键特点具有排他性、险恶及冲突化的性质。
和转向对外导向的经济并行的，是对整体生产结构造成深刻影响的一律开放贸易。这种方案之施行时期，正值帝国主义势力加强保证主义措施（限制钢铁、纺织、香蕉出口及“自愿”协约等）及对世界市场严加控制的时期（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世贸组织），开放贸易遂令部分或整个生产部门拆散、崩溃以至消失，把成千上万人驱离生产线，却并无造就真正的非工业化。玻利维亚、秘鲁和阿根廷的经验，足以为鉴。
1．2 资本主义结构重整的局限和幅度有目共睹。拉美国家在世界贸易的比例，从1950年的12%，持续下降到1992年的3%。尽管在此时期，构成本地区大部分国家增加出口的基础的制造业生产续有增加。把发展的优先项目调向外部市场，更进一步巩固了社会的尖锐分化。同样地，在部份拉美资产阶级的努力及若干国家之间的异议下，仍然无法改变出口主要仍是原始资料的事实；而鉴于生产过程的变化，这些原始资料正慢慢在经历着不可挽回的毁坏，从而限制了在国际市场的讨价还价能力……
1．3许多国家获得了正面的增长率，但却不等于它们能重新收复在“浪废掉的十年”中所失去的根据地。资本投资仍然低过1982年时，尤有甚者，本地区又再一次进入了衰退期；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或甚至在巴西已有所显示。新自由派政策向来把国民生产总值和生产率的增加及通货膨胀减低视为主要“成就”，将之等同于生活水准及就业的提高。但实情正好相反。从1990年至1993年，在本地区出现的每十个职位中，有八个是和非正式经济及微型企业有关的。增长是有的，但财富更形集中有极少数的社会层份的手上。
在八十年代，贫困更加恶化。超过46%拉美人（1亿9千6百万人）备受着资本主义结构重整所煎熬。贫困盛行于农村地区（61%），但在城市地区也有陆续增加。在巴西、智利、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等，贫民窟的居民及流浪穷人的人数不断上升。当中意义，已超出经济和社会的“双重性”的单纯意思了，它更意味到有愈来愈多人住在两个不同的社会世界，而被人排斥的人占了人口的大多数。
正在进行中的资本主义结构重整所造成的赤贫化，并非无足重轻的事实；这个过程严重损害了各种社会抵抗形式的肌体，亦无助于左派在选举或其他方面得到强化。反之，还孕育了愈趋暴戾的环境，为各种委托政治缔造了有利条件，同时，更由于它不能对任何个人提供最起码生存条件的保障，从而令民主空间减少。……
1．4 1985年后，拉美的公营部门私营化速度有增无已。许多有战略重要性的经济部门或以全部或以局部给转移到私人资本手上去。这样一来，公营部门在七十年代作为“修理有问题企业的医院”的作用受到摒弃，而改由“市场自由处理”国家的一大部份财富，而此举，实际上是鼓励把资本集中到在大型垄断集团手上。……
政府又同时把土地私营化扩展到农民及土生居民社区所属的土地上。在墨西哥、危地马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展开了一场实实在在的农业反改革，和剥夺了成千上万人赖以生存的最后资源。数十年来，地方上的民粹主义与家长式管治政权有着关联亦被国家用作为控制重大部份人口层份的本土主义意识形态，现在已经让位为粗暴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把亚马逊河流域的土著社群摧毁，污染了环境、破坏了森林，亦摧毁我们人民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并且成为拉美土著人民及墨西哥、巴拉圭、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危地马拉等地农民爆发社会动乱的导因。
1．5 外债问题仍然是堵塞本地区有可能稳定而长线地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透过一系列外债协定的安排，令到从本世纪早期生产出来的一大部份财富乃至于民族主权付诸东流。外债为国际货币基金会及世界银行的介入广开门户。
1．6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发生了资本和劳动关系的转向。为求提高剥削以期提高利润而进行的工作改组（而此正是克服危机的主要机制），致力于除去工人在工厂内的力量，挫弱工会结构。……
2．不间断的社会政治动荡
2．1 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无法重整或更新行之至七十年代的管治机制。随着依赖地位日深及全世界层面正在发生的变动，他们不仅无法解决任何新老问题，并且再造出资本主义结构重整的最坏可能，令社会两极分化更加趋激烈。失业、贫困和日增的不平等是造成社会冲突及激进化的主要因素。
排斥对社会及政治参与具有直接影响。对那些被排斥的人来说，他们最即时的首要关注是怎样生存，因而很难作出政治行动。排斥因而意味着有系统地（并且是反民主的）消减公民地位。然而，此种状况不应和非政治化、非动员化或民众不存有进取性的状况混为一谈；同样，这也不意味着一部份社群在抵制现代生活。情况只是依赖性的资本主义在结构上无法满足大多数民众的需要而已。所以我们才既要谈现化的恶行和冲突性，亦要试图理解斗争的词汇和形式是如何发生变化的。
在过去数年间，站在斗争最中心的，是那些最激进的被剥夺层份，如农民、土著人口、贫民窟人、妇女、老人及年轻人。他们所领导的起义、斗争和反抗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是由于所采取的形式（半起义、焚烧政府建筑物、全国游行）、组织结构和手段（集体领导、自治组织的过程）及所形成的要求，即提出了最广义性的民主问题。
2．2 推进某些要求的渠道一经封闭后，诸如在委内瑞拉的卡拉卡斯、尼加拉瓜、阿根廷的埃斯蒂洛和尤尤伊、巴拉圭和厄瓜多尔所爆发的社会动乱，就应运而生了。这些抗争虽没有构成确实的方向，但确实是一场深刻的政治危机和无法管治的过程的派生物。同样，在促使海地总统亚里斯蒂德胜利回国、迫使巴西的科洛尔和委内瑞拉的佩思辞职、令危地马拉的塞拉诺强要留在权位的试图失败，局部成功的抵御梅内在阿根廷的攻势及抑制了墨西哥政府对萨巴达民族解放军的种族灭绝屠杀，都是不同的社会层份成为公民而动员起来所造成的胜利。……
在这些事态中，有些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发、混杂着不同层份，并且时断时续，缺乏确定的阶级属性。正因如此，它们才不堪一击，绝不能给看成模范。然而，由于它们包含着巨大的颠覆潜力，所以亦不该受轻视；其中，在委内瑞拉卡拉卡斯的民众起义可见一斑……至于在厄瓜多尔组成的“土生民族联会”及危地马拉的土著人民运动，则具有明晰的身份（农民——土著）、组织及政治纲领。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做到刺激起政治的两极化，并作为社会重要一员的身份示人。
在上述运动中，有些是从特定的社会要求发动的（如保健、房屋、工资），不过，当要求在逐渐成为政治要求的过程中，这些运动就超越了在建制层面斗争的框框，进而寻求参与的新形式，因而挑战到各政党及它们奉行的等级主义。还有另外一点值得注意，就是这些斗争在近年间把一些重要的社会层份推向左倾，而这个过程反过来又把斗争引向激进化，并且透过投票选举表现出来；在数个国家内，民主派左翼流派近来的得票率增加正反映了这种状况。
资本主义结构重整除了推使社会两极化，亦令斗争的情状有着重大改变。在本地区的主要国家里，工人阶级（有稳定收入的工资收入者）构成重要的社会层份，不过，作为一个阶级，它在社会变革的斗争方面已局部地失去了作为引导力量的中心作用；工人现在以公民一部份来表达自己，而非作为有阶级意识的政治演员。之所以如此，或出于工会组织正深陷危机或已经堕落（机构腐败或领导层的叛卖），或由于在政治党派间缺乏有信用的另类政党。
2．3 在墨西哥，萨巴达民族解放军（萨解）的出现，构成了我们人民用以反抗帝国主义企图强行加诸我们身上的日益贫困、排斥、压迫和剥削的特定表现。“萨解”向“制度革命党”政权挑战，向联邦军队宣战，要求所有墨西哥人都有民主、正义、自由，谴责全社会对土著民众的歧视，并且荷枪以待地要求最基本的公民及民主权利、有尊严的生存权和作为国家一份子的权利。
新萨巴达派和拉美其它社会组织不同，它有清楚界定的民族政治计划；其社会政治目的超出一镇一地的地域性层面，跨越社会层份（虽然“萨解”深植于墨西哥恰帕斯的土生社区）。军队和政府不能完全抹煞他们斗争的正义和合法性，并非出于偶然。
新萨巴达派的起义深化了墨西哥党国一体的政权（从1988年开始）的危机，令政权宣称把墨西哥带向空前繁荣的新自由主义计划的矛盾露出真面目。“萨解”精简的纲领结合了墨西哥人民的热望，获得了十分广泛和不同的社会和政治思想界别（有组织或无组织的）支持，同时亦得到几乎所有独立的社会组织、大量非政府组织及参与民众斗争的基督徒的支持。“萨解”燃点了强有力的争取有正义尊严的民主、反战争反国家军事化的全国性动员浪潮，亦唤起了国际声援浪潮。我们必须透过所有可能手段增强国际性的支援。
萨巴达派的正义要求令上述一切成为可能，再加上他们在战术上的弹性，从而能够在整个社会上围绕某些共同目的而搭起了桥梁：为结束党国合一的政权、召开立宪会议并制订新的宪法框架而斗争。一句话，就是不排除任何道路（包括和平的道路）以争取在墨西哥达到民主而斗争。这种战术灵活性和策略清晰性及种族尊严结联一起的状况，在墨西哥左派间并不常见。
新萨巴达主义在打击党国合一的国家政权方面的卓越贡献，不仅令之成为墨西哥历史上的分水岭，同时更代表了左派的转折点。一方面，它带出了左派的种种弱点、缺陷和不足；正是这些缺陷，障碍着民主运动发展及达到质的推进。另方面，亦昭示了左派方面有需要来一次在纲领、组织和动作方面的重新建构。“萨解”本身的经验就对某些必须重新制订公式的方面有所启发。
2．4 1995年初在厄瓜多尔和秘鲁军队之间爆发的军事冲突（这两个国家长期以来就有领土冲突问题），为这地区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自1970年代初发生在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的战事以来，这是首次同类性质的冲突。……
战争对两国政府带来利端。厄瓜多尔总统利用之宣扬“民族团结自卫”，取得了一般民众以至大多数左派的响应，从而令政府增加了认受性。在秘鲁，战争对Fujimori(藤森——校者注)的大选胜利起了关键作用。两国左派组织几乎全无反应,标示了它们在国内岌岌可危的状态。
2．5 复杂的社会形势一直令工人阶级的斗争和其他社会层份的动员的不同步，不可能克服。在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哥伦比亚、巴西等发生了重要的工会斗争，呈示了工人阶级重新整合的开始。然而，在阿根廷东北部的抗争、玻利维亚的可可种植园工人的斗争、厄瓜多尔的土生居民运动、墨西哥的萨巴达运动和委内瑞拉反佩雷斯运动等主要的社会动员中，大型的工人联会及工人阶级的主翼都没有置身其间起着领导作用，如这个阶级在70年代所发挥的作用一样。
由资本主义危机及这个大陆上各社会关系急激变动所造成的阶级性的薄弱，给新的社会力量的斗争开放了空间，令新的潜在革命主体积极成形。我们必须密切追随这些社会力量的发展，利用其经验以克服前面所述的缺乏同步性。……
2．6 ……
2．7 本地区的资产阶级和世界市场的关系较之过去更加紧密，而政府为此更不惜牺牲国家运作的需要，把民族利益从属在私人利益之下。因此，这些政权和政党在过去数十年来所赖以支持的社会基础都一一割断了。由此所致，从80年代开始的危机，在扫荡了大多数民族主义——人民主义的政府和党派后，更令所有管治结构无一幸免。体现在墨西哥“制度革命党”方面的党国合一的危机，正是这种危机的突出例子。而近似例子也出现在委内瑞拉、阿根廷、乌拉圭、多米尼加共和国、哥伦比亚和巴西。在这些国家中，传统的政党制度正在分崩离析或解体。……不过，我们应注意不要落入印象主义之中。光凭传统党派的危机及现存的社会两极化，并不足以带来政权统治的危机。要是没有另类的民众及民主力量起来斗争，与现状决裂，资产阶级仍然会继续统治下去，只在形式和人事上有所变动。
3．拉丁美洲的政治生态和选择
3．1 在美国，共和党落败及克林顿登上作为帝国主义主要势力和政府的领导人这点，对拉美不无后果。民主党政府既宣扬自由贸易及大陆一体化，又加强巩固保证主义措施；更重要的，是收紧移民措施，令地区性的人口流动稳定化成为当前战略的关键性一环。在缺乏战略性的敌人之下（“共产党主义已荡然无存了”），传统上的介入主义政策现在以扫荡毒品及毒贩行动的姿态出现。这种手段背后有着系统的做法，既可阻挠人民之间的自我组织，亦能对浸淫在毒品政治泥沼中的政府起着要胁作用，如墨西哥、阿根廷、哥伦比亚、巴拉圭和玻利维亚的例子所示。
3．2 在80年代，美国政府把打击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的革命进程放在首位；到目的已遂，帝国主义又转而对付海地和古巴。
在海地，人民出于渴望民主，为了扫除所有杜瓦里亚主义的残余而动员起来，是促成亚里斯蒂德在1990年上台的基础。军事政变令新政府推行的措施荡然无存。军事政府立即采取恐怖手段，以摧毁一场在过去十年来达到极高觉悟水平的社会运动（这在同期间的拉美和加勒比海是独一无二的），所用到的种种恐怖手段，比诸杜瓦里亚独裁统治时期更过之而无不及。几乎全部民众都一致坚决地反对残暴的军事独裁，成千上万名海地人逃到美国寻求庇护所造成的压力、亚里斯蒂德本人的坚决、美国菲美人社群在大选期间的作用，加上华盛顿意图把这地区纳入经济一体化的计划，在在都导致克林顿决定对海地进行侵略，并在美军森严监管下给合法政府复位。
美国政府成功把以民主拥护者而非政变鼓吹者的脸目示人，令到侵略看起来成为唯一可能的选择。在美国占据拉美国家的历史上，这次是第一次（虽然为期短暂），美国的占领行动获得了认受性。
亚里斯蒂德在流亡期间，基本上是指望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自相矛盾而重返权力，因此，他把国内抵抗运动的发展扭转成为他的外交活动。他之重反海地，是海地人民的胜利，不过，胜利所依赖的条件已经和他赢得选举时有本质上的分别了。亚里斯蒂德现在的政策重又落到人民主义的巢臼，成为美国战略中的全球结构调整计划的一部份。那些把亚里斯蒂德视为变化的同义词的人，在幻灭之余，声言要发起一场更深入的消极抵制。不过，当下的局势仍然高度不稳定。
3．3 美国政府的更替及柏林围墙倒下后造成的政治孤立，令到拉美部份左派声言美国政府已有重大改变，并甚至将之看作关键的盟友。部份左派的观点之有这样激烈的转变，基本上是由于左派在制订一套因应社会变化的可信策略时遇到莫大困难所致；然而，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寄予美帝国主义的幻想，及任何以为可以无须和统治权力决裂而能达致社会变革的幻想。这类立场本身就带着调和的方向，把社会动员、自治组织和激进的民主突破的需要从属于“可管治性”的专横性之下。
3．4 墨西哥现在的危机，从许多方面都是现时拉美局势的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党国合一的政权以至整个政治统治制度都到了深重的危机以至临界终结的局面。墨西哥的萨里拉斯政府是和美国一体化的依赖性经济走得最远的政府，迄今成为拉美所追随的模范。在签订并实施“自由贸易协议”的掩护下，在1982年以来推进的政策所引起的灾难性社会后果得到了掩饰。透过把公营企业私营化而取得的资源，令政府可以借着“国民团结计划”来实施“社会自由主义”。这项计划的用意，是企图改善（而不是克服）人民间日增的赤贫化；更重要的，是把接受生产主义论述的社会运动纳入建制之中。1992年在农业经济展开的反改革，构成该国历史性的运动。同时，亦在左派间划出了分水岭，令计划的支持者或摇摆者与正确地从一开始就反对计划的人之间分裂，从而，为近年最激进的社会危机爆发广开门路。
组织在“全国民主会议”周围的社会和民主运动诞生了，这是一支有着民族（及国际）重要意义的政治——军事力量。另一边厢，是四分五裂的执政党的领袖纷纷转向毒品政治（这是墨西哥政治动荡的主要泉源）及经济计划破产所造成的近数年来最恶劣的财政危机和披索大贬值。在这种背景下，民主及革命左派与借着1994年选举舞弊上台的新政府将要作出较量。
由萨巴达份子起义所体现的民主突破的开端，被1994年的选举舞弊及左派低估墨西哥政府及资产阶级的应变能力所暂时中断了。一场漫长、反覆和危险的过渡业已展开。墨西哥左派结束这个古老政权的能力将受到考验。假如后者得以令发展中的社会动员淡化，就会令“萨解”走上失败而收服失土。另一方面，组织在“全国民主会议”的社会力量（这个组织是激进的新卡登主义的社会基石）和“萨解”在政治运动中的共同携手，便能在一个不长不短的时程下有利于民主的激进突破，把现行政权结束。
3．5 本地区内的主要国家巴西经历了一次漫长的社会及经济危机。这次危机，让资产阶级得以设立社会隔离，把经济增长建筑在排斥大多数人民之上。巴西上层精英间发生的深刻的政治危机、社会的两极化，加上团聚在“工人党”周围的强大的人民——民主集团的存在，令到在1992年迫使科洛尔辞职的社会动员成为可能，给新自由主义的计划施予沉重一击。
继科洛尔辞职后，保守势力联盟与“工人党”争夺实行不同社会计划及大多数人民间的霸权地位的斗争在1994年选举中达到高潮。斗争结果对巴西人民、左派及巴西以外那些希望“工人党”得胜的民主及革命力量来说，是一次重要的政治失败。
巴西及国际间的权力精英小必翼翼地防范了卢拉的胜出。巴西资产阶级为了战略性之目的，放下内部纷争。他们利用了上千百万巴西人的贫困和边缘化，利用卡多佐这个人物重构了资产阶级中间派，组成巴西社会民主党和自由阵线党阵线。现在，资本得以前进，强行保守的重整结构的方案。
“工人党”和人民——民主集团失败有几项因素。科洛尔推行的新自由主义计划把巴西带到深重的危机，带来严峻的社会后果。从1990年开始，社会（尤其是工人阶级）的斗争开始退却，而人民——民主运动无法制止政府的进攻。“工人党”干练的利用了资产阶级的分裂和大众传媒把民众动员上街，但无法把胜利运用到接管政府方面的斗争去。在伊塔玛尔政府下，动员持续已大不如前。
再者，“工人党”的领导层低估了资产阶级吸收1989年选举经验的能力，及调动资源以阻止“工人党”胜利的决心。在1994年上半年，“工人党”在首轮投票的胜利下失去警惕性，致令许多战士没有动员起来；同时，党对“真实计划”的争论及含糊的立场令党瘫痪下来。到了大选，当“工人党”已经临近接管政府之时，社会两极化已远非1989年那时那样尖锐了。
卡多佐的胜利令巴西的社会政治图景大为改观，并且有终结一段历史时期之险。“工人党”从而被迫对过去数年来的政治取向进行检讨，并重新检视党在社会上建立的方式、在资产阶级机构内的活动，而最重要的，是怎样表现党作为卡多佐及他的社会民主党的一贯反对派。卡多佐有意识地争取“工人党”历来所依赖的一些社会层份的支持；他从当选之初开始，已经显示出决心，务必要推行一套势要摧毁所有社会抵抗的资本主义结构重整的激进方案。卡多佐对1995年5月石油工人罢工的反应，显示了政府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一举打败工会，尤其是“单一工人联会”。政府这种深富专制性的方向，必须经常打击各种程度的社会反抗。因此，“工人党”要维持与政府正面对抗、不断动员的政策，是十分重要的。
3．6 在乌拉圭，随着三大主要政治势力在实际上联结起来，令到传统的两党制无可逆转地破裂，使政治制度的危机更进一步深化。这个国家富有抵抗文化，左派对民众运动享有威权，从而，即使在不利的国际形势下，“扩大阵线”运动仍能做到一方面应用和统治制度公开冲突的论述；另方面，亦能在选举和社会方面壮大。
“扩大阵线”透过群众动员的大型行动，令阵线的总统候选人巴斯克斯能借着揭示科罗拉和布朗哥的传统两党制和阵线所提的社会计划之间的本质分野，令社会趋向两极化。左派得到最贫困和边缘性的社会层份的票数的这个经验，和拉美其他国家的选举进程大为不同。
选举结果震动了乌拉圭的政治制度，令到不稳定及不可管治性现在有可能成为主导特点。因此，不能排除桑甘尼蒂政府可能转向专制统治的局面，尤其当桑甘尼蒂与国民党联盟失败而经济危机继续深化的情况下，这种转向更有可能出现。现在，“扩大阵线”和团聚在“民众参与运动”的革命左派，正面临着把支持民众所提出的要求赋予具体形式的挑战，从而就意味到，必须对阵线内的调和份子所宣扬的“可管治性”的理论所派生的所有妥协，一概加以拒绝。
3．7 其他几个拉美国家的情形和墨西哥、巴西和乌拉圭的局面相同，即是，在近期举行的选举决定着政治进程。由于民主或革命左派的流派有实在的可能性得以组织新政府（如在萨尔瓦多、委内瑞拉），因此对扭转这片大陆上的力量对比关系而进行的斗争，缔造了较有利的条件。
资产阶级及其政府都一无例外地结成牢实的阵线以阻止左派得胜。国家机器被调动了来为资本家的候选人服务，通过修改现行法律（如墨西哥、巴西）、恐怖主义（萨尔瓦多、墨西哥）、选举舞弊（委内瑞拉、墨西哥）；此外，还有新闻媒体、国际资本的支持（萨尔瓦多、墨西哥、巴西）和左派本身的错误。
左派低估了形势。而有许多次，左派更在避免害吓怕潜在选民支持者的借口下，有意识地使用了避免引起社会两极化的论述。尽管国际的情势迫使论述以至政纲要作出些调整（革命不是指日可待），但亦必须指出，那种沉迷于要展示出一个可信的选择的心态，导致了另一种心态，就是认为因此就要限制社会冲突的水平，唯恐被当权者所否决更甚于争取一无所有者的一票。以至到了最后，一无所有者感到被排挤。我们的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日益深重，无疑加多了帝国主义借此在经济和政治上加以要胁的阵地，然而，更因为这样，对任何寻求得到政府权力的计划而言，更印证了把社会动员和尤其是自我组织作为关键元素的重要性。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需在吸取教训，重新订定过去的策略；若要寻求民主突破，左派便不可能把寻求“可管治性”置于实践中心，将之置于动员民众之外，或优于民众动员；并且，也不能把建制内的斗争缩减成只是竞选问题。尤其当我们知道，资产阶级随时都有办法更改选举游戏的。若要令左派所征服的建制空间（它曾在历史上取得最良好的结果）有用处，就必须把它变为民主的对立权力的真正泉源。必须与渐进主义者和调和派作斗争，反对他们的立场。这批人在选举失败后，声言胜利是不可能的，倒不如现在就用主张“联合政府”、“国民协议”或“共同政府”等和当权政府达成和约。
3．8 ……
4．若干辩论和左派的形势
4．1 1990年创立的“圣保罗论坛”是最重要的国际性尝试，用以为左派创造一个共同参照点和讨论架构；论坛有着多元性和民主，促进着必要的辩论。不过，从既有五次会议看来（尤以在乌拉圭召开的第五次会议更甚），它的主要弱点是讨论和实干之间没有关联，并且站在建制左派与社会左派分途的距离上。而正是后者，建基在民众运动周围，承担了反抗新自由主义计划的最大重任。许多论坛成员声称要保卫的国际主义并没有超越狭隘的利益顾虑。譬如，论坛的大多数成员和与会者在1993年马那瓜会议上拒绝谴责墨西哥的选举舞弊，他们的“言之成理”是当中许多势力与墨西哥政府有关联。此外，论坛亦无意在大陆上发动支援萨巴达派起义；对论坛成员之一的“自由玻利维亚运动”对玻利维亚人民的镇压不予批评；对秘鲁人民和厄瓜多尔人民被拖进去的两个交战保持缄默。我们没有忘记，论坛不是一个齐一的运动，革命流派只占少数，而刻不容缓的，是要促进一场有关组合及怎样把论坛的宣言相符、注入内容的辩论。只有这样，才能令这个有用的工具不致会付诸东流，再次成为拉美左派失之交臂的计划。东欧危机对拉美及国际间的各种左派带来打击，其影响还会持续一段时期。除了古巴共党外，仅存的共党在这场危机下荡然无存。那些自视为马克思派或革命派的组织已转到自由主义的立场。当中例子，包括有前身是“人民革命军”的萨尔瓦多的“人民新表达”中的多数、巴西“工人党”内的“激进民主派”及尼加拉瓜的“桑丁诺民族解放阵线”（桑解）的部份领导层。至于其他情形，如我们的国际流派，在适应新政治形势所形成的困难局面上亦变得薄弱了。除了东欧危机的影响外，尼加拉瓜、萨尔瓦多的失败及古巴革命的危机也带来影响。
4．2 在尼加拉瓜，我们目睹了革命成果在性质上的逆转。在属于“工人财产的领域”变得高度官僚化；农业改革和教育等方面的成果，在奉行尼加拉瓜资产阶级中的投机者和投资者的利益下，给全部或部份地摧毁了；军队及警察作为人民保卫者的远景被腐蚀，至于国家整体，则被战争和外债带来的破坏而弄得疲惫不堪，继续屈从在帝国主义的压力和美国、国际货币基金会和世界银行的要胁下。
“桑解”在沉痛的内部斗争后分裂了。部份领袖转投了自由主义，一些为墨西哥政权找到遁词，一些在“稳定”的名义下令镇压民众的动员，另一些则用不民主的方法强行实施决策。“桑解”的部份社会根基，出于对领袖们所实行的政策的不满，或出于不满用军事领导的方法来窒息民主运作，纷纷离开了“桑解”。这些情况，在“桑解”第二届大会上显露无遗。
我们在1991年世界大会上指出了尼加拉瓜1990年的选举结果是一次重大的政治失败；我们希望“桑解”能够抵御这种局面，重组人民以重获政权。在今天，这种假设已成疑问，尽管“国民反对派联盟”已经解散。在限制社会动员、“桑解”抗拒民主化及分裂成两个对立派别，以致令它在政治和社会上薄弱了，凡此种种，令到保卫革命尚存的成果变得更为困难。即使自称享有桑丁诺主义传统的任何一派在1996年再度出任政府，已不会意味着重掌政权或恢复在1990年被打断的领导地位。
4．3 在萨尔瓦多，国际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其革命进程。对于签订和平协议、大选结果以及 “法马蒂民族解放阵线”（“法解”）解散后的状况，有需要重新作出若干评估。在10年内战期间，“法解”显示出它的政治——军事能力，激励了整一个辈代的战士。不论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敢死队或八万多宗暗杀平民事件，俱不能制止这个组织的锋芒，令它成为群众运动无可争议的先锋。
随着1989年攻势的失败、国际形势转变、人民对战争感到疲惫（当中包括了最政治化的层份），令到“法解”开始寻求和谈以结束武装冲突，并且达成和约，以在不是战败的地位上保证和约执行，展开了不平坦的过渡时期。
从1989年攻势开始形成的两派，到了1992年和谈完结时成为了对立两派。一派认为（即ERP和“民族抵抗”RN中的多数派），革命不是一次突破，而却是一个过程。而另一派（“人民解放力量”FPL和“中美洲工人革命党”PRTC）则认为和平协议只是一个段落（即政治革命），接着应该推行社会革命。这两派的共同点是都认为要展开一场民主革命的进程（以达到新的经济、社会和民主秩序）。
和平协议只不过是解决武装冲突的开始，然而，ERP和RN的主要领袖转向自由派和变节的立场，彻底动摇了“法解”的微妙平衡。“法解”自1994年选举失败后，爆发了由ERP和RN部份成员支持“国民共和派阵线”政府所引致的危机。“法解”在失去团结一致的共同目的后，朝着两个不同的计划方案发展。一方是共产党-FPL-PRTC和从ERP中分裂出来的一派的计划方案；另一方，是脱离“法解”后组成“民主党”的维拉路保派和RN派的计划方案。必须强调一点，就是有极多数的干部和战士正确地坚持必须把透过民众动员放在首位来确保和平协议受到尊重。国际必须面向这个部份发言，参与斗争，确保和平协议受到尊重。同时，亦须进行斗争，反对那些企图令无产阶级革命历史变质的派别；这些派别现在企图把这段历史说成是一小撮人的冒险，在过去十年企图有“武力夺权”。
4．4 对中美洲革命的评估，必须根据其经济上的极端薄弱和依赖性的特点，及现行国际形势的条件下作出。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两地的革命都英勇地和美国的政治——军事机器对抗；战争造成的人命伤亡和资源损失（十年战事令两国共有15万人丧生）不该被遗忘。社会结构的军事化和革命组织的军事化并行发展，从而令到等级主义大行其道，取代民主动作而行，所造成的结果，令到革命组织之间的关系，及它们与其他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大受影响。
国际间虽然有声援两国革命的运动，但应该承认，这些运动实在不敷革命进程的需要。尤其在帝国主义和社会民主派运用各种手段来破坏革命的时候，声援运动更是远远不足的。所以，国际间的左派、十年来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工人的冷漠和各国的国际主义普遍衰落，对中美洲革命的失败都要负上责任。在中美洲革命危机扩大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对这个地区的政治方向再一次进行讨论，汲取其中经验，并且参与到国际间的声援运动正在进行的辩论，以解决支持哪派和运动目的等问题。
4．5 从1991年到现在，我们这个派别在拉美的力量愈来愈薄弱，在数个国家甚至停止存在。我们尚存的战士核心在过去10年的活动确保了政治运转的持续性和条理性。必须建立新的集体领导。在这段时期，有些团体和组织加入了国际，但这仍不足以克服危机。当我们辩论到我们在拉美的前景，这个辩论必须放在有关国际未来的讨论的大局之内进行。在一些我们仍然保有组织的国家，有着强有力的社会扎根，我们必须据之为基础，迎接新挑战。新矛盾、新斗争形式和新的演员已经冒现，迈向激进突破的可能性继续存在的。我们只是这个地区上革命左派的一部份。我们必须把努力放到把可能性变为现实上去。
（史丹译，略作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