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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欧洲的政治形势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imperialist Europe
第四国际第14次世界大会（1995年）文件
I．欧洲新危机
1．1．动荡的新时期
在数年间影响着整个欧洲的政治动荡，构成了国际形势新的和重要的一面。深刻而迅速的调整，造成了上述结果。在衰退长波期的情势下，这些结果影响到所有社会结构、政治与国家制度、工人与社会运动，以及社会阶级和个人的行为和意识，并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些大趋势无疑存在；但同时又在不同国家各有不同反映。因此，看似荒谬地，我们记录了极大的差异性，并将从这种差异出发，逐个地对各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工人运动、社会民主化，以及在这些方面出现的左派思潮回归等等，作出具体分析。
1．2．两种社会危机
欧洲大陆正陷入两种具体情况和地理幅员各不相同的广泛的社会危机中。
在东欧，斯大林主义官僚体制的崩溃导致工人阶级的失败。不过，从而开始的向资本主义过渡正面临着极大障碍。这造成了动乱的形势，有可能引发社会、国家和军事的大爆炸。
在西欧，刻薄的中产阶级紧缩政策遇到了来自工人和社会运动方面的强烈抵抗。工人和社会运动虽然已受到削弱，但对于欧洲资本的经济和政治需要来说，它们仍是“过于强大”。欧洲联盟曾经一度被看成是摆脱危机的希望，现在则在群众的眼中已与社会倒退和专横的精英政治联在一起。怪异的是，在东欧，欧洲联盟仍然以海难和风浪中的救生艇的形象出现。
1．3．东欧失控崩溃的危险
在短期乃至于中期内，东欧及前苏联国家完全并迅速地被西方资本主义所吸纳是非常不可能的。帝国主义欧洲处在经济危机和政治分立中，没有足够的手段用“外部”介入来稳定在东面的国家。欧洲两部分之间的这种互相作用继续延续这种动荡。在东欧，突发和无法控制的危机（如战争、内部冲突、社会动乱、政变、军事或法西斯独裁）的风险，给帝国主义西方及其较为稳定但也岌岌可危的政局带来强大压力。这些压力包括：移民的流动随时可能演变为难民潮；一个既统一又割裂的劳动市场的形成和投资政策的重组（通常伴随着重新布局）恶化西欧工人的社会状况；民族主义上升的势头在西欧漫延；在东欧缺乏独立和大规模的工人及社会运动成为分裂和削弱帝国主义欧洲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因素之一；东欧核力量的无序解体构成在生态、军事方面的直接威胁，等等。
从现在开始，工人运动及其革命左翼在制定纲领立场、策略和行动时，不可回避地要对这片大陆的现实给以考虑了。
1．4．欧洲联盟碰到了无数困难，引发了严重程度大小不一的周期性危机。这些危机来自于看似互相交缠的三方面因素：
● 由上层制造一个基于广泛统一市场的超国家的原版国家的内在困难。
国家主权（货币流通、财政预算、政治竞争、财政政策、警察、军队和外交）的有效转移，是与这些国家及其政府间广泛差异的结构（社会经济结构、在全球市场中的特定地位、统治方式以及社会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工人和社会运动的特定位置等等）相冲突的。
● 来自工人、妇女以及日益把欧盟看成是大资本反社会攻势的工具的青少年中各种形式的抵抗。他们构成了欧盟区域自上而下同一化的重大障碍。对此，在一些国家还可以加上少部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反对。
● 使上述困难和抵抗形式趋于强化的国际经济形势。
欧洲统一的最初承诺（缔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区域，为全欧洲带来繁荣民主，以至提供一条摆脱经济危机的出路）没有兑现。
不过，虽然有这种种困难，处于欧洲资产阶级核心的当权派怀着牢固的政治意志，仍要在欧盟的基础上把欧洲的统一进程推行到底，因为这样做符合其巨大的经济利益（内部共同单一化的交易、多国资本的集权化、世界经济竞争）。但是，这是与大国（德、法、英）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之间不间断的争斗联系在一起的，这种争斗中显现出对立的短期利益，但也必然会渐渐被中期性的共同战略目标所吸引。对他们来说，是拒绝有意识地通过政治进程瓦解欧盟的。由客观巨变（银行及国家货币的破产、欧洲大陆上的大规模战争、帝国主义间的贸易战）引起的剧烈动荡不能排除，但是难以预料。
计划在1996年间召开的欧盟政府间会议，起着专制君主的立宪会议的作用，将是一个争辩有关趋势和各种各样选项的主要汇集场所。
最终，欧洲联盟要踏出新一步，就须要实行两大反动攻势：
● “福利国家”或“社会国家”的大规模社会性缩减。
● 大肆削减民主，随之确立半专制的国家结构，以便控制这个日渐各异国家的混合物。
工人及社会运动尤如一个完全被动的观众，旁观着欧盟的这些颠动和接近。其状况在许多方面令人忧心忡忡：
（1） 它远落后于资产阶级。
改良派领导层（社会民主派、基督教民主派及前共产党人）已放弃对欧洲委员会采取任何独立政策，反而给予所有现代和社会美德的恭维。他们为此还以欧洲的名义，对所有在欧洲层面进行的社会抗争加以责难。在欧盟各国的国家层面上，他们试图阻止动员群众，以帮助“他们的”老板在欧盟的核心中占据有利地位。他们以此给在欧洲层面形成一支活跃的工人运动的努力设下了双重的障碍。
（2） 其结果，各国工人阶级之间竞争激烈，因为在欧盟框架内既没有一个制度化或有组织的保障，亦无最起码的社会立法或活跃而警觉的工人运动。工人阶级因此而落后了。工人阶级的反抗尽管是全国性的广泛社会斗争，但却是以分散的方式并且没有统一的呼声和要求，这就是原因。
（3） 作为一个欧洲国，欧洲联盟的局部成就将因其内在逻辑而使每个欧盟国家内部正在推行的专制（反民主、反工会、反移民法例等）得到强化。
（4） 针对欧洲联盟的促进团结和均衡、民主和国际主义的优选方案进展迟缓，给民族主义、社会人民主义右派及极右派的发展创造了空间，让他们在分化人民对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派欧洲主义的广泛不满方面取得成功。
1．5．帝国主义欧洲的工人阶级虽然已经部分地融进了国家和资本主义经济，但仍然是世界无产阶级中最有组织的核心。其在工会层面的组织程度，继续日复一日地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及企业老板形成压力。即使社会民主派机制带来工人的严重失业及其意识形态与实践的退步，工人阶级在社会斗争中表达重大要求并在某些国家甚至可以引起影响深远的社会冲突的能力，对欧洲资产阶级的计划构成了重大障碍。因此，帝国主义欧洲的工人阶级和青年，在保卫工作条件及其生存、对抗一个统一的帝国主义超级强权的出现和维护与南半球及东半球人民的坚固联系等方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帝国主义欧洲的无产阶级的致命之处，在于其现有的这种抵抗能力与缺乏一个可以发动其能力的总的政治展望，缺乏一个切实可以取而代之的社会主义政纲，以及迟迟未出现适应当今形势的工人与社会运动的群众性先锋组织，这三者之间的矛盾。一个历史周期正在结束，而新的周期迟迟未至。
开辟一条在新基础上重新组织（异变）工人及社会运动的通途，对于迎接来临中的社会政治大博斗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II．西方的危机
2．1西方危机的动力
由于帝国主义间竞争而加速，由于经济全球化和衰退长波化而激剧，欧洲统治阶级被驱使着转而对抗整体组织较好并且比其在日本和美国的主要竞争者取得更多社会利益的工人阶级。因此，带来的社会效应整个就是深渊而且极难掌控。资产阶级图谋以福利国家的（部分）解体完全限制国家的分配职能。劳动中的剥削则更通过其经济体系的广泛重组进一步加深了。
在七十年代，因为一次简单的颠覆1968—75年之间的力量平衡的凌厉攻势，对工人阶级的社会凝聚力的日益关注开始了。普遍失业和改革阵营的倒戈助长了这一状况。
在这个1980—1985年间第一个重大退却的基础上，技术创新被资产阶级用于其弹性化和反常规化的多方位攻势中。它带来了现在影响着整个社会和政治领域甚至个体行为的真实政治文化巨变。这种在延长经济停滞的前后关系上是分裂和社会性不平等的恶意政策，破坏了社会的脆弱外表。它影响广泛意义的社会肌体（“公民社会”），但也影响中介性的支撑形态的社会体（家庭、学校、军队）。与这一政策的实施结合在一起的那些政治工具已臭名昭著（“国家政策的”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政治体系已经极不稳定。
西方社会政治凝聚力的维持已经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头怪物。
社会对决和政治动乱在就要到来的时期中将不可避免。
2．2．欧洲资产阶级：在阶级调和与专制主义国家之间
2．2．1．资产阶级攻势的性质和形式
资产阶级已经无情地增强了它围绕其基本目标对劳动者的进攻：劳动生产力猛增；基本工资相对和绝对减少；降低广泛的劳动成本（社会收益）；公共服务（私有化，置于市场规则）和一般国家机构的重组；偏爱国民中境况较好部分的财政政策；对扩张性商业政策的支持；等等。它毫不犹豫地宣布并最终完成了不论是国家层面或地区层面的军力测试。但它避免与改革派机器的阶级调和框架最后破裂。
这种政策取得形象是成功还是失败，因国家（及其传统）而异。
在欧洲独一无二地，撒切尔政府把工人阶级推向了如此的顶点，使它最终造成了不列颠工会运动的一次决定性失败。但它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在此前已经自我削弱了的劳动者对此的帮助，成功领导了一场反对劳动政党左翼和劳工联合会的激烈斗争。
在意大利，贝卢斯科尼设法推行（类似于欧洲所有国家那样的）反社会纲领，不得不同时解决意大利政权制度的巨大危机。他决定结合利用公民投票和媒体，倒向有着反议会基础（“战斗意大利”加上“意大利社会运动”加上基督教人党的右派）的波拿巴主义解决方案。这与鼓吹阶级调和的工会官僚们的紧追不舍是不调和的，而这些官僚们还面对着水平不断提高的工人的战斗性。
在法国，维持着议会中庞大的右翼多数的巴拉杜政府面对其中明显是青年人的大规模社会动员，在两年中退却了三次，害怕出现一场比虚弱且不可靠的阶级调和秩序更无法预料和无法掌控的社会爆炸。
大资产阶级强烈意识到工人阶级依旧展现（有组织的）实力，以及因而必定为实现相反的变革而对其造成突然打击。由于缺乏残酷而突然行动的能量，它无情地以许多不同途径追逐其在企业内和社会上造成工人阶级持续性和习惯性削弱的目标。
资产阶级一边打碎1945年以来由社会立法、工会力量、遍及企事业层面的无声势力以及国家和社会支柱机构中的政治势力（压力）相互促成的“客观的”阶级调和；一边瓦解工人阶级的主要堡垒和先锋队，并企图断绝汇有正统无产阶级积极性组织性传统遗产的“新”成分和工人新生代。
从政治观点来看，欧洲资产阶级并不寻求用大规模的直接镇压来消灭改革派领导下的有组织的工人运动。
其政治架构目的是通过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深刻重组削弱它，亦即一般所谓的社会冲突“美国化”。
这其中包含了双重分离。
其一是将工会运动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分离，后者成为了民主进步党派，“缓解”了工人阶级的有组织性压力。第二层分离是，一方面，国家的或中央的工会官僚只在将其与老板和政府相联系时才继续“表现为”工人；另一方面，地方的和企业的工会仅有调节企业内老板与工人的纠纷和反映具体的社会经济诉求的职能。这样，不可避免的和时而激化的社会冲突就受到地域和社会的局限，所有制度性意义或政治动力都被从中分离掉了。
通常这种方式显然适合政治生活的深刻演变。这些演变有：公民活跃的参与性和响应性消退；社会非意识形态化和党派的政治忠诚消失；政党向选举联合体转变；遵从“市场规则”的竞选活动“商业化”；公众意见被电视及民意调查“控制”等等。
因而，社会的分崩离析与国家机器的不断强化携手并行。但是，这只能走到社会与大众抵制的被动性和弱化所容忍的那么远。
2．2．2．50年未见的政治制度危机
这个危机的深刻程度部分地被工人运动无力利用它所掩盖。这是被国家和国际层面上整个经济的、社会的、民族与种族的、文化的及军事的进程所震撼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历史性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治均衡已经受到不可逆转的侵害。面对漫长的经济危机、经济全球化、国际原型国家机关的发展，源于全球性社会危机的紧张以及改革措施所需社会架构的缺失（传统工会的弱化、社会民主政治的危机）的紧张局面，资产阶级在奉行其阶级调和政策的同时为建立一个更专制的政权而战。这种选择与法西斯主义不同，因为它基本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化，而不是通过激烈的非议会斗争清除工人阶级和民主自由。
这个政治危机，首先表现为政治表现形式即议会和政府（在欧洲、国家、区域及地方的层面）、传统政治党派、大型社会及民众组织的危机。但是这种泰山压顶般的不满，根本不是涉及这些组织形式或这些组织的所谓政治文化，而是它们解决社会问题的无能，或更糟的，是它们寻求以残酷破坏普通民众的生存条件来解决社会问题。腐败丑闻令这种局面更恶化，并对整个社会尤其是工人运动具有强大的挫伤作用。
在其最深刻的意义上，这也是民主政治的危机，就是说，愈来愈不可能让一般的工人及公民积极参与和决定什么是“共同利益”。
（1）对轮流选择行政班子的议会实行普选，在15年后已经显示出无力阻止新自由主义；
（2）金钱（即市场）公开而独特地朝着日益不平等的方向对经济以及直接影响人民生活的选择作出决定；
（3）“社会”政治民主在混乱中，因其工会无所作为，不声不响地离工人而去；
（4）电视和公关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政治圈子，把公民无论在选举期间和其之外的自由选择和自治活动视为无物；
（5）经济全球化及如此程度准国家机关的出现，破坏着人民和权力间早已支离破碎的传动带（企业的、市政的、民族国家的等等）。
在最基本层面上，这是一个深刻的反民主步骤，因为它是反政治的。但是即使“政治”这个社会的以及实体经济、社会和文化取向的选择也失去所指了。坚固的经济理性（市场）正在无形的和不可控制的精英政治机器助推下自我取代。在这些条件下，“民主的”活力本身，即通过自主行为和自主组织，来产生影响的能力，只能逐渐凋敝。资产阶级只认为这多半是政治麻醉，因为这意味着客观社会矛盾的通盘把握。因此，他们追求以法律限制约束民主自由的各种形式以及国家机器的强化。
这种初露端倪的资产阶级解决方案无论如何不能归结到调整旧的议会体系的方面。反之，他们增强国家行政机器，以此来损害民选的各式审议议会：
● 直接选举总理、市长、政府官员等；出自立法机关的政府（即当政府弱于国会多数派时将会不经选举立即被对立的多数撤换）；立即就为整个时期做出具体决定的无数的“金融法”、“预算法”、“竞争法”（明显地派生自欧盟、世贸组织等国际机构的法条），等等。
● 选举改革试图把政党重新塑造为普选制所代表的社会意愿的自由完整表达的破坏者：限制（斯文地禁止）比例代表制；提高竞选门槛；多数制，二轮甚至一轮简单多数制，为竞选保证金提高资金门槛，……
● 不平等的传媒使用权，尤其是电视。约束政治权利（新闻、罢工、示威、企业工会活动）并且实际上的强迫和控制在日常一天天增长。欧洲联盟的建设和移民的处置成为发展进程的重要杠杆。
有三项元素直接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政策：
● 电视愈来愈大的作用；
● 特定强力国家机关的非正统职能（赋予军队人道主义使命，司法机关打击政治领域的腐败、警察与军队打击毒品及有组织犯罪）；
● 现代波拿巴份子（左的和右的）出现，这些自信者、野心家、传媒明星如同政治阳痿和绝望的救世者般充斥着政治空间。
与工人阶级和青少年仍然富有力量相比，这种专制的“解决方案”的基本弱点是，当爆发超出政治权威所确定框架的社会和政治冲突时，资产阶级只拥有大受削弱的政治工具（党或政治组织）来动员和组织其社会基础。强力国家机器以及依靠电视引导都不能给以足够的保证。朝着这样一种专制政体演变将自始至终不会是渐进和无痛苦的。因此，在数个国家重新动员和重新构建好战并活跃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党的尝试，伴以更加活跃的人物出现在其核心中，使这种强大国家远景具体化（法国的帕斯卡、意大利的贝尔斯科尼和菲尼、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内的人物等等）。
2．2．3．法西斯分子及极右党派的抬头
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法西斯右派完成了其选举突破并设法形成了巩固的组织、纲领和建党战略的政党。这种成功首先是反动的反移民情绪在社会上广泛发展的结果。群众中大多数低下弱势阶层（赤贫者、被排斥者、孤独者、绝望者）和某些中间阶层如财产持有者或有薪水的工人担心自己的未来，更是欣然接纳这些党派以表达对“体制”的不满。他们中一些人无庸置疑地认同当前极右派论坛的中心主张：驱逐“移来的”人口。
但是到现时为止，在建立一个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用法西斯鼓动来反对工人社会运动、社会斗争、民主自由的实施等等的国会外运动方面，这种选举突破尚未取得结果。法西斯活动真的是那些游荡在极右派外围的纲綷小团体的本行。与其相反，这些党派选择的则是一种议会式兜圈子的民主政治，一种在民选的国家议会中的、寻求与（右派的）右派结成联合阵线的、即使在后排位置合法分享政权的存在。
这种“民主的”绕圈子不引人注目的形象，与客观的政治形势、他们的活动水平的弱点以及大资产阶级的计划是互相呼应的。
大资产阶级通过与传统劳工运动的高层合作结合着有分寸地增强国家机器，寻求强加政策、稳定社会、保持社会凝聚力。这种政策明显与把法西斯党派纳入其政治阵容暂不相容。
但是，资产阶级的这个方向可能受以下两项因素影响而根本改变：
● 社会危机急剧恶化，以及发生超出议会制度能力和改革派架构控制的新的社会冲突；
● 通过对工人阶级及其组织渐进和有步骤的削弱推行大规模台面上的改革这种战略达到了限度。
在这种情况下，专制国家的登场就会成为清晰可见的远景。这将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转折点，大概会在个别国家首先发生，而肯定会在整个欧洲激起震荡并对欧盟造成重大后果。
这样一个转折点，自然将扩展法西斯党派的政治空间及其进行煽动的条件。这并不依赖于资产阶级在建设一个强大国家并支持国家有步骤打击工人与社会运动中是否直接寻求他们合作。
同时，法西斯党派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产生了既重要而又相悖的影响。一方面，他们有助于造成政治制度无信用和不稳定（目前这是占优势的一面）；另一方面，他们同时又为资本阶级扮演了有用的角色：
● 他们拿走了改良主义工人党派的部份社会基础，从而对削弱和分裂工人阶级做出了贡献；
● 他们对工人之间竞争的尖锐化以及破坏支撑着民族认同意识的阶级团结情绪做出了贡献；
● 他们把一部分人民包括显著影响着革命左派的年轻人对政治机体怀有的初步激进化和异议引向极右；
● 他们对所有传统党派（资产阶级和改革派）施加意识形态的和政治人物选举方面的压力。
存在着已得到社会若干部份包括青少年的认同并已被普选票以及在国家机器的机关内出现所合法化的法西斯党派尤其危险，因为假如资产阶级需要以镇压来挽救其制度，法西斯党派随时候命。
3．工人运动的退却、改组或分裂和转变
3．1．“真正现有的”工人运动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危机，看不到明显的出路。
这一危机削弱引发它的改良主义潮流，但也如此严重地削弱深陷其中的工人阶级，以至于在退却中迟迟未出现可以取而代之的（有章程、政治路线、干部、组织的）左派领导层。
危机归结为三个方面：
● 普遍失业损害了工人运动中的政治及工会一翼的社会基础；
● 在老板进攻的具体条件下，工人阶级真实结构的变化渗掉了其“天然”的社会凝聚力，减轻了工人在社会的固有份量；
● 三个政治周期的结束促成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危机：
——始于1968年的政治周期的结束，给革命左派党当头一击；
——始于1917年的政治周期的结束，诚然是摧毁了斯大林派的世界模式，但也播种下对于一个将资本主义取而代之的社会“可能性”的迅速蔓延的怀疑；
——始于19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政治周期的结束，这期间创造了庞大的无产阶级，为现在都在衰落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会及“社会主义的非主流文化”扎根提供了起始点。
上述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考虑，不会用魔法赶走把社会转变引向力量对比变化的决定性政治原因，即参与管理危机的改革派机器奉行的政策，正是意味着工人阶级回应和反攻的沉寂。
无处不及的影响不仅是直接对工人阶级的社会凝聚力、生存条件及工人运动的活跃性造成威胁，也直接威胁工人阶级一个多世纪来极其艰苦斗争所累积下来的成果。
改革流派的选举得票在那之后正经历着时而灾难性暴跌的“持续流失”，其退却在意识形态影响方面及其传统基础的忠诚和社会有秩序运作的能力方面是有重大意义的。
经过了15年的分崩离析后，“共产主义的”人造卫星运行已经解体并正在进入各自的不同运行轨道。这对那些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举足轻重的工会运动构成威胁。同样非常引人触目的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衰落，它曾在欧洲南部成功地从共产党的衰落中得利，巩固其选举和工会观众。
这是有着历史地位的转变。因为从20世纪之初，这两个流派即以其各自的样式（一方依靠“其”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另一方依靠斯大林主义官僚），通过其路线斗争的能力和对资本主义体系从目的到形式相一致的要求，并通过其随时粉碎任何创立革命社会主义新途径的尝试充分准备，在拯救资本主义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这个转变，发生在政治极大混乱、群众政治意识下降以及广大先锋队伍中政治组织的高度完善性衰落的时候。
在工人和社会运动的历史上，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
无论如何，问题已不再是一个（改革派的）领导层被处于一个稳定并且活跃而日益强大的传统工人运动核心中的另一（革命的和反资本主义的）领导层所取代，而是在历史性危机中通过整个工人运动的转变带来这个政治再定位。
没有群众活动的根本好转、新势力的爆发以及立即采取适应于当前改组状态的战略，就不会出现这种局面。
3．2．正统工人运动的内部结构正在变化
由于失去改革派政党（社会民主党派、基督教民主党派、后斯大林主义者）的代表性和忠诚性，（宽泛意义的）工会运动正在成为整个工人运动的引力中心。它不仅是抵抗老板攻势的主要工具，而且是绝大多数有觉悟工人的活动场所。这种出现在实际领导工人的工会活动家与“政治圈子”之间的距离形成新政治势力浮出的一大障碍。
3．3．传统的工会团体正在自身停滞，有时甚至戏剧性的组织衰落，这是由于
● 工会活动的内在危机在于普遍而持久的失业以及资产阶级的凌厉攻势（“反改革”）。这是包括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与反官僚政治左派在内的一个主要困难。
● 改革派工团主义在改革之外的特殊危机。
● 缺乏全面的政治主张。
所有的工会同时处在危机中，虽然出于不同原因：（社会民主派工会机器与苍白的政纲有关；（法国总工会之类）未能持续的那些偏好主张；以及那些在局部斗争或广泛动员方面缺乏政治或纲领意义机缘的战斗准备。
3．4．改革派领导层在工人运动中引发危险的社会和意识形态衰落，甚而又甚地缩小产生工会要求的社会基础和能力。他们的优先权是：
● 作为（企业里的）生产者那样的工人；就处理新开发领域和再生产方面的无能而言；
● 作为在岗的工人（对于未被雇用工人和从未就业的青年的损害者）；
● （那些有工作者的）工资，这给了工作岗位的毁灭和忽视工作条件（节奏、时数、强度……）以可行之道。
工会领导们自己证实没有能力对这个危机的社会影响完全承担责任。因此他们不会充分替妇女、青年和外来人口的要求说话。当然，在诸如健康工人这样的一部份情形，这些群体加入工会并以他们的某种关注对难得一见的工会领导人施加压力。在其他情形，这些群体被限制于部分时间的临时性工作，受尽过度剥削。
这种循环往复的运动状态加重传统工人运动的凝滞：
● 存在一种在工人的（男性、某些年龄段、仍全日工作并有无期限劳动合同、获取一份相对丰厚的薪水）最有特权阶层中加强“劳工贵族”风气的危险，但他们常常就是最有组织和最有觉悟的工人，并且在历史上是帝国主义欧洲工团主义的根基。
● 在被传统工团主义遗弃的范围内“新”社会运动的发展因其表现出的无力于跻身真正可取而代之的社团，助长后一种危机；但这些社会运动实在没有足够的实力去改变力量、政府或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利平衡。准确地说，如果他们不比工人运动更进步的话，他们今天就更不“完整”，因而对资本主义更不具威胁。
3．5．工团主义的重组提上日程
传统领导层深受怀疑和他们自己的活动基础中社会主义化降低开创了争论和行动的广大空间。
占据这个空间首先意味着毫不妥协地保卫工人阶级的生存和工作条件，他们一派被改革派领导层抛弃的倾向。我们不得不发展根本的民主实践：工会机构核心的“公开化”；斗争时期的组织民主；完全的情况通报，尤其是对老板的谈判情况；工人自身活动的发展。最后，我们需要一个关于在社会上、追究所有剥削和压迫阶层的责任上的政治定位的纲领的根本转变，一个公共活动的领导方法和机能的根本转变。
很明显，并列地存在国与国不同甚至一个国家内部也不同的两重动态。几乎在每个国家，大的工会联盟对于大规模动员群众是实质性的。这的确是他们保持了工会代言人的准垄断权的事情（在所谓的北欧）。但即使在工会局势比较复杂的国家里，中央工会官僚也受制于来自（已被倾向联盟者或中立联盟接手的）基层要在大社会运动中取得领导权的压力（如在西班牙、意大利）。
在某些国家发生了具有标志性的工会重组。为了朝着一个新的工会远景前进应该对他们进行详细研究：（不列颠）劳工联合会议的斗争、失败和最近的复苏；在正处于形成一个新的跨职业间“群众性阶级工会”前夕却未能产生跨越的意大利Essere Sindacato (在意大利总工会里)的失败；在法国发生了国民教育中心（FEN）的左派大多数分裂。弱小但具有冲击力和强大合理性的“阶级斗争”工会在他们当地，特别是在意大利（COBAS等）和法国（SUD, health sector等）。迄今为止他们尚未组成新的群众性工人协会。
我们需要一个针对（按照各国家）使现有工会组织及其外部积极力量的重组好转的战斗的详细部署作全视角观察。需要解决的难题在于工会重组的战斗与政治流派或政党的改组之间如何具体联系。
4．社会民主主义作为工人阶级中一个派别的历史性衰竭：与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的分离
4．1．1989—1992年标志着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演进的双重转折。
首先，在1975年到1990年间，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力在全球层面空前扩展。在欧洲各地，它成功地在选举和公共机关层面甚至常常在工会层面把共产党及革命左派边缘化，把“戈尔巴乔夫主义”纳入它的范畴，并争取到大型革命组织或第三世界解放组织。继而，从1991年的年中开始，空前的衰落启动了。始自接连在几个国家的一系列走入坟墓的选举惨败，揭开了一场批发式的方向性危机、组织坏死、不折不扣的认同逆转。
这场历史危机一点也不意味着社会民主主义的直线性消失。因为，只要庞大的工薪阶级还要为其生存条件而斗争，还要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中运用工会并因而“用水泥粘和”在这个制度的立法及体制层面，就仍会有空间创办一个与工人运动分离的政党。
占优势的倾向是，以社会民主党派为一方，以工会、工人运动及工人阶级为另一方的两者之间，发生半自发、半有意识的分离。这种情况加速了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党向着试图极尽所能摆脱工人阶级（以及它的要求、它的群众组织、它的社会势力）压力，同时又在其需要时立即抓到选举票数并继续呆在社会运动顶端的民主、进步的党转变。
4．2．这种动力在四个层面发生作用：
● 社会民主党15年来借助“对抗疗法式政府分享”摆锤，有规律且机械地，“无穷尽地”占据国家机构的一流选举策略已经失败。资产阶级居于把社会民主党推向反对派、或留下它、甚或对其分享政府划定条件的地位。与资产阶级国家的任何一点远离都会动摇“现代”社会民主党及其机器的存在理由。
● 其民众基础的全部份额已经在选举层面上（向右派或极右派方面）消失；传统的效忠正在衰退，而且未从有薪水的或生活舒适的“现代”小资产阶级阶层的加入得到补偿；这个阶层的支持更不可预知和有限；
● 社会民主党官僚心中在政治和工会两部分之间的裂隙和时而令人瞠目的深堑，导致这两者相较于资产阶级的结构性弱化，也是工人阶级看在眼里的。
● 社会民主党通过公开废弃“改变社会”的全部主张和“左派凯恩斯主义”措施的传统武库这个社会民主主义基本平台，发生了真实的纲领性剧变。这个平台中的后者悄无声息地遗留在新自由主义前面。
4.3.这种演变改变了社会民主党在由“官僚政治机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组成的三角中所占的社会位置。
试图不惜代价而留踞或重踞权力宝座的社会民主派领导层，被资产阶级置于强大压力下，去公开并长期与工人阶级对抗，按照无情的严厉政策和经济机器重组的需求把工人阶级编组排队。
这对于工人阶级已经是格式化的政治经历。
社会民主党进入了其整合于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新阶段，一个在其发展为独立于工人阶级的运动的长过程中的实质性阶段。由于其与工人阶级的有机联系减弱以及成长着的选民不稳定性，它作为特权官僚机器的存在就比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跻身国家机器中以现时拥有的私人资金使用权。在这种情况下（对此还应加上大败士气的许多丑闻），其传统的社会主义改革者整个（新）身份已经消失殆尽。
社会民主党在资本主义核心中的易位，诱发了社会民主机器核心本身的社会移位：８０年代选出了与资产阶级、行政官员、管理层及传媒精英息息相关的新领导层。它的兴起，它的生活水平和事业前景，都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以及它在社会上降低工会份量和加重民众贫困的能力和直接相连。这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特权阶层的社会存在，对社会民主党派具有大的影响。
社会民主主义的新阶段，是与８０年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新阶段相联系的。它由社会民主主义领导的贯穿于1980年－1992年的打击工人阶级及青少年的政治斗争所带来。总而言之，它象征着社会民主派与劳工之间组织和社会心理联系的急剧恶化。
4.4.必须强调这种分化趋势的局限性
没有不具结果的情形，不论对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仪器。我们不得不弄清楚这种趋势，但不是以可能消失而是以它的一个历史新阶段的意义。在这层面上，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一个真实的质的飞跃。假如这种状况明朗化并持续下去，就意味着与真实的工人运动（全面的或局部的）分离。那将是一个真实的历史转折点，因为正是19世纪末两者之间的融合成了社会民主主义的起源。
但这并意味着社会民主主义不可救药地难于在政治上“翻身”。
首先，社会的堕落和选举的消失不能混为一谈。伴着所有执政党的普遍失去信誉，选举的摆锤往回摆终有可能。不过，每次“卷土重来”都必然将检视在社会民主主义、工人阶级及其组织之间的联系发生什么变化。第二，领导层的某些部分也明白当时情形的机制。他们会寻求使自己与新自由主义政治保持距离，并再次以一定的自主缚牢，而不致于有脱离政治权力的危险。事实上，针对经济政策变化而在资产阶级中间可能出现的反驳是紧跟在社会民主党政策的这种可能勇气的身影后面的。（请比较包括欧洲社会民主的左派在内围绕“克林顿主义”的热情的政治重聚）。
尽管社会民主主义趋于分化和重组，但与我们的组织和选举弱势相比较就显而易见，我们不应低估这股社会民主主义在成员、活跃分子层面所保持的物质及社会实力，其在工人和青少年中、在工会运动方面、以及尤其在局部和地方的政治生活等方面的直接影响。
4．5．社会民主主义的全面演变，解释了为何在整个80年代任何一个帝国主义欧洲的政党内部，都未能形成在规模、政治平台及战斗性意义上团结一致的社会主义左翼（“中间派”）。这些政党的内部重建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幻想。
4．6．倘若分化构成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趋向，我们就不得不知道它的模式、它的节奏、矛盾和具体政策。尤其，在欧洲北部和中部与南欧诸国之间一开始会有社会灌输和历史的差异。一个多世纪以来在某些社会民主主义历史性地占有工人阶级大多数的国家（北欧和中欧），它已成功地深深扎根于劳动人民中，达到了构成一个真实的“对抗社会”的程度，同时也经历了与国家机器相融合的过程，而且70年来在相当程度上也与经济机器相融和。在超过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社会民主党与工人阶级在社会联系上拉开距离并废止其作为工人活动的党，这在过去的超过25年间不断加速。但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发生在一个非常大且非常紧密的社会肌体上。在南欧各国，社会民主流派的根须从工人运动一开始就较为薄弱。另一方面，在1970-1990年间，社会民主派经历了引人注目的选举和组织的高涨。它今日面临的政治和社会危机更为引人注目和危险（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与社会民主主义在过去30年来的发展相比，这就是决定着“传统”工人运动的实实在在的辩证法的共产党面临的危机和突变。
III．我们的解释
5．1．当前的时期和主观因素的危机
资产阶级世界范围多方位的攻势不可否认地引导社会向右转，将工人运动推入防御并相当程度削弱革命和反资本主义的潮流。
这并不意味着能被一次社会动员迅速纠正的力量平衡的简单倾斜。这完全是“主观因素”给予的迎面一击。
这场危机有三个方面组成：
（1）一次急性政治虚脱，当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全球化发生时缺乏有效的政治和组织手段对付它。
（2）人类社会主义前途的一次深刻危机（从关于这一社会的构建的观点到实现目标的具体策略一样严重）。这一因素是政治无能的一个组元。
（3）影响着工人运动（它的力量、它的特性、它的信心、它的意识）的空前修正以及影响着所有取独特路线的流派（社会民主主义、四大利主义、革命左派）的一次政治剧变。
这场“主观因素”的巨大危机有两大现实的结果，对于工人和包括革命左派在内的社会团体都是重大的：
（1）群众中自发的社会主义意识的程度，连同斗争的活力和激情戏剧性低落；
（2）最先进部分的真正政治活动和组织联系的程度非常明显的低落。
简要地说：我们经历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无革命的时期，带有如下的相互关联的基本要素：
（1）世界资本主义以其政治经济学（全球化+无序化+无限制竞争）充当先锋的冷酷进攻；
（2）“世界新秩序”在不同层面上的显著不稳定：经济上的（有帝国主义之间的强烈矛盾），政治上的（缺乏能在全球层级发挥规范作用的制度手段；各个地域圈子内尤其是在欧洲的大国所发生的巨变），社会上的（对进攻作出反应、爆炸性局势、大规模聚众行动等等的）威胁。
（3）具有许多不同形式的众多反对派的持续，其活跃性比之有利于自身的条件要显著得高，而其策略性和组织性的水准比之1980年代尤其是1989—90年是完全不同了。
这个无革命的时期主要特征不是斗争的消失，而首先是分散和交错的特点，还有无决心性以及更形象地比作两次斗争高潮之间的势头的局部退缩。
这种在作为一种取代/记忆/底层基础/可选项的工人之中传统机能的广阔（政治的和工会的）势头，其弱化加重了阶级之间力量平衡的垮塌。目前，这助长在阶级与其群众团体之间联系的弱化，并间接地助长大动员及其伴生的激进活动不再本能地引起高涨的重政治化和政治卷入这一现状（尤其是在青年当中）。
这种广阔势头的、激进精神和有组织卷入的政治信念的衰落更直接地源自主观因素方面的危机。这明显比其中诸势力“天然的”社会平衡的衰落更剧烈。
我们需要一次敌对阶级机器的根本性、显著性和引人注目的崩贵，以打开突破口，逆转事态趋势并重新揭开社会主义前景。只要这个中间阶段在持续，有组织性反抗的和恢复基本力量的斗争就必须加强。
因此，这个无革命的时期允许我们投入奋斗并开启大胆创新的政治主动。同时，它既在革命组织的建设之上设置障碍，也打开了遵循一项重组方针回应当前思想和组织水准之路。
5．2．保卫我们团体的政治和组织成果
5．2．1．我们的团体在一个又一个国家程度不同地积累了大批政治和组织成果，但没有达到作为工人运动中大型重要政党的程度。斯大林主义的崩溃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威信扫地未能把革命马克思主义取而代之地推到最前沿是一个失望。我们的纲领还没有成为工人与社会运动及其先锋队新的重组的主轴线。
相反的，无可阻挡的出现一个新的无革命的时期已经削减了这些政治和组织成果。它甚至没有留给我们一张重新获得发展的蓝图。取得这一成就的政治一代受到比将要大批地来接替他们的政治新一代更大的打击。
5．2．2．保卫我们的组织因此而成为基础的斗争。（依照规模和地区性政治地位）一般而言，这不意味着如这个词的严格意义那样为生存而努力，而是为了政治循环一旦重新开始就在最好的自身条件下发展组织保存一支必要力量。
在西欧自1945年以来的（革命的和半革命的）激进周期被无期限地推延并将其范围局限在政治清算。历史进程的这种迟缓趋向于毁灭已经赢得的成果，停止成长过程，持久的社会灌输，持续时间的明显政治存在。
5．2．3．我们必须顶住解散我们的团体的压力。我们的经验表明在纲领和组织原则上让步无助于我们维护和发展我们自己。
整个客观和主观形势要求保持一支既了解现状又指引我们在阶级斗争中日复一日发挥作用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潮流，并且也要求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因为正是放弃这一前景成了对革命左派真实清算潮流的基础。
保卫建立起来的组织和保卫我们这一派的总纲，并不能解决有关分别具体的、政治路线的、群众参与的以及党的具体组织体系的任何问题。但是基于“保存我们的成果”提出一个党建规划将导致宗派主义的边缘化和组织涣散。
关于保卫我们的组织的成了堆的争论停留在了当前条件下我们的党建策略的重新定义上。
这不是一个“保藏而幸存”的问题，而是一个“为了壮大而发展”的问题。
5．3．我们的组织有必要转型
我们必须带来一个切实的有步骤的转变和一个政治上的重新定位，以使党的建设事业跟上当今世界的变化。
5．3．1．重新形成一个新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一份全面的政治蓝图是决定性的问题。
这不是打算放弃对于斗争的控制。但是还这些斗争以改变社会的充分力量和他们已极大损失了的显示度，则是完全不可缺少的。
社会主义事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而空前的危机。缺少了反官僚政治的革命，“真正的社会主义”具有比想像更大的破坏性结果。
马克思主义本身正在受到工人和社会运动的怀疑。今天它在工人和社会运动以及在社会会上被边缘化了。其设想显然不再被认同：存在一个剥削工薪阶层这个社会变革根本力量的阶级；其通过征服政治权力和取代统治阶级的集体行动获得解放的能力；基于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和新式集体生活的计划经济统一起来的新的社会主义社会。
其他解放的“范例”（生态学、女权运动、第三世界主义、人道主义道德规范，等等）走向左倾，暴露出传统工人运动的不同流派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中的差距。他们展开了一场在其一派中间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他们已经在持批评态度的左派当中赢得了大批观众。他们揭开了具有全新尺度的重大社会问题（全球经济危机、持久稳固的压抑妇女、堕入“第三世界”深渊）。
更新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意味着立即放弃“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只要其基本设想不被置疑和社会主义前景被普遍公认就对有益于日常行动并在社会及社会运动中起着一定作用的思想，显然在阶级敌人是不怀疑的和承认的。这种更新必须要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及其适应当今世界新鲜事物并大胆着眼未来的能力的耐心再形成过程。为了“为马克思主义辩护”，我们不得不进入一个重新开始的对于旨在强化我们的特性和达到削弱革命斗争目的的目前的“现代”矛盾的根本批判。
5．3．2．我们的有步骤回应是不够的
第四国际的各个部分在一个新纲领的精心策划之下已经由于其介入到斗争中及其政治影响而逐步繁忙起来。在进行形势分析和发现左派当中能一起行动的新的共鸣方面，经验证遭遇到巨大的困难。
直接影响过渡纲领的是：
● 我们不是处在一个“临近革命的激动、宣传和组织”（托洛茨基，1938）时期，反而是处在一个群众及其斗争被剥夺了足够的政治和组织工具并且不存在可能改变社会的希望的真正是政治无能的无革命时期；“过渡”显然是不在普通民众的议程上，而且由过渡产生的新社会在今天显然没有清晰的轮廓。
● 第二，今天我们能如何建立从“工人阶级广泛阶层的现实条件与现实觉悟”通向“一个并且唯一一个结论……：由最底层阶级夺取政权”的“桥梁”。这个今天的“觉悟”是什么以及我们怎样能有效的“令人信服”呢？
● 第三，怎样恰当的使我们自己在一个“继续背负着其旧纲领消磨自己的一代”位置上转而年轻？
转到一个基于过渡方法的新纲领，困难是相当大的。
● 一：我们的纲领的更新不能由先前存在的纲领拼凑而成。我们只能重新用一种形式表述新的纲领内容对世界新形势和代表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社会运动作出回应。
● 二：明显地，庞大的纲领基础以及又处于多样性之中的工人运动至少口头上共享50或70年的一系列主张已经被分裂了。今天要想把一系列反资本主义的主张整合到一起，把我们自己定位到工人群众及其组织当中，把鼓动继续进行下去也就是有效地引导整个工人和社会运动在行动上团结一致，是相当困难的。
● 三：在其改革派领导层指挥下的工人运动不是今天撬动社会反抗的不言而喻的杠杆。这个阶级的“现实运动”（卡·马克思）将在那里发生？关于工人阶级和青年在其重新出发时将选择什么道路，政治形势暂时没有给出清楚的迹象。
在这局面下，通过争论、建议、共同行动等等重建现有社会运动之家的联系，是采取过渡方法的必由之路。
5．3．3．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我们的党建策略
自80年代中期以来的结算单很清楚：我们在建设革命的团体上正遇到困难。这种困难在1989—91年之后引人注目地增大了。我们的活动性与实际作用在数字上的缩减使我们作为一个党所占据的政治空间处于危险之中。
这已经激起了我们的党建策略上的讨论。没有简单答案，没有快捷出路，没有近道可走。既不能是笼统的也不能是主要的。它将采取逐项具体的形式：阶级斗争的国家条件，工人运动与左派的特性，我们团体的规模与影响，以及我们实际有效的方法。
6．我们的党建策略
6．1．独立自主策略
通过建立在作为一个党派介入斗争和以直接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为目的的社会运动基础上的独立自主策略，延续党的建设事业是可能的。这尤其是在已经开始具有影响和组织的地方如此。参与斗争，使用一定的特殊手段（例如青年组织），以及进行革命社会主义的宣传，都是可能的。但是，我们无法避免今天已知道的影响这一事业的全部主观困难。我们也无法消除我们自己对于当前条件下在我们团体的政治和组织机能方面将导致拖延自主性建设的影响的关心。
6．2．政治重组策略
几个分部已经在进行政治重组或已经打开了这样的前景：延长选举同盟，永久政治结盟，进入其他政党，自治政治组织的联合，“新的”政治运动，与传统工人政党的派别“来自外部”的和解，等等。在每一种情况下，组织都必须重新定义其政治机能和重新考虑其内部机能。
重组的策略并不意味是同化策略，而是对非常重要的影响工人和社会运动的转变以及贴近从中脱离出来的左翼流派的无论具体组织形式如何的政治必要性的一种政治共识。
两个注意事项应作为指导方针：
● 把我们自己置于工人运动的最佳政治地位，以参与到来的突破；
● 要成为所有左翼流派组成的集合体的核心，并重视大的传统团体的衰败；
组织化的目的是找到新的杠杆来建设我们的团体，团体的量化实力、政治影响力、自信心。
6．3．“重组”的概念不是新的
自30年代以来，我们从未设想革命党的建设会使一个平直的过程，因为一个极小的革命马克思主义之核面对着一个巩固的、有着深厚根脉、群众性的和由官僚改革机器控制的工人运动。
在30年代，我们的“联合劳工”不局限于一个大型改革团体的联合阵线，而且也致力于中/左议员团体的政治上实际上的融合，开始迈出我们向多数派革命党的实质跨越。“短期”打入主义策略就是这一方法的组织结论。
战后年代，对大的改革主义政党（斯大林主义者和社会民主派）的打入主义策略基于同样的总体设想，但却是在一个不同的政治时期（阶级行动骤减；工人运动传统机器的准垄断；世界战争前景；还有特别发生在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党内的工人领袖的缓慢成熟过程）。
从1968年开始的时期，向独立自主的党建转变占了上风：全世界包括帝国主义欧洲在内革命的现实状况；从激进青年中迅速赢得许多活跃分子的可能性；影响社会和工人运动的主动与大规模活动；在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特定领域中从外部包抄社会民主主义或斯大林主义的可能性；对这些党以及传统工会的基础有吸引力的中心。
如果存在某些重组策略（无论针对传统工人运动的左派或是针对其他的革命流派），都会被考虑为独立自主策略的从属和补充。
后来，由于政治形势恶化，这变为干预衰落中的革命左派危机以保存其残部的一种手段。
6．4．作为新时期党建主轴的重组政治现状
两个主要的主观因素左右着走向：
（1）革命左派明显地停止了增长。它正在为生存而战，尽管它保留了人数上可观的财富。
（2）影响重大的变化正在传统工人运动或者脱离它的群体内部发生，多半在工人阶级当中更明显。
这次，改组不是发生在高涨中的工人运动并且正在脱离这个基础；相反却是发生在衰落和解体中的传统工人运动。
6．5．在当今工人的和社会的运动中出现某些大致的趋势
6．5．1．（在1966至1970年代末）将广大先锋队的激情推向革命左翼的政治动力已经停止并走向反面。
（a）尽管被削弱并成为很小的少数派（特别是在选举层面），它还是在个别国家、在稳定的国家机构中、以常常很好地植根于社会运动的干部与积极分子为资本、并且带有某种公众知名度和主动能力，取得了成功。这种“最小化”结果是与政治活动热情的普遍下降、社会民主派的内部症结、企业中工会队伍的削弱、共产党的消失或者削弱，以及相对于绿党要建成活跃的政治团体所固有的缺陷（比如其选举结果及其物质手段）相比较而言的。
（b）革命左派必须从阶级斗争新高涨的一开始就展现出誓夺胜利的雄心。
但是这个新的起飞取决于党建事业的重新定义，使它充分贯穿于当前时期。这一挑战在这些团体内部引起激烈争论。为生存而努力、为保存自己而战斗，常常助长政治的和内部的宗派主义。
一般来说，一个先融合步骤或一个朝着其他极左派团体的重组几乎无用。这并不是拒绝合作的方式。
6．5．2．主导性变化：对于反抗资本家进攻依然是策源地的传统工人运动，不再是无剥削无压迫社会的解放事业的唯一代表。
（1）其他的政治纲领性“设想”，其他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改革派的和革命的）、“新”社会及社会运动（宗教、生态保护主义、女权运动、第三世界主义、和平、贫困、城市问题、人道主义/道德等等）时常给予资本主义文明的破坏，占有重要地位。在他们里面存在整个一系列的激进的政治-意识形态观念和潮流。他们有其自己的意识形态上的一致并且试图跻身政治和制度领域。然而他们常常来不及形成政党或政治团体，以进入现有的政治党派之列，或将其自身置于一个类似于政党与社会运动之间“列宁主义党”型式关系的组织系统领导之下。
在对待他们时，我们不能不充分重视估价这些细节。
（2）在个别国家从七十年代后半叶夺得一大批青年而开始的绿色运动潮流，有时是“低强度”激进派的代表者。
最初与生态危机相联系的绿色运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政治运动。他们把生态问题提高到了一个将取而代之的社会的事业并以完整的纲领介入政治。在1968-75年间革命左派毫不意外地失败时形成了一个被工人阶级接受并被选票认可的政党，绿色运动潮流在夺得年轻选民的选票亦或分裂出传统工人政党方面取得了成功（西德、比利时、当然还有法国、以及其他地方）。他们因此形成了对我们的政治与制度突破以及在青年中间灌输的强大障碍。此外，他们在扩大特定工薪收入阶层中的影响和功过其余部分传统工人运动的联系方面却得了成功。
在其他国家，对绿色的敏感已经部分地或很大程度地引入到左派或极左派团体中（葡萄牙、荷兰、意大利、西班牙），制约着他们独立的政治表达。
今天，绿色党派转而朝着按照其实力分享（中央政府、地区、城市各级）政治权力的方向。他们受工人改革主义的突出矛盾影响。他们在并入资产阶级政权及其何为大资本的危机共担责任方面走得越远，他们内部产生冲突就越大（“不左不右”、不同政治路线、作为自给自足政纲的生态学派）。介入绿色运动的这种僵局是关于广泛政治重组的路线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6．5．3．传统工人运动的当前衰落对于其内部的（政治的和工会的）左翼的形成有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在这个阶段，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忠诚远比对后斯大林主义更多。
（1）除了在1982-83年被工党右翼击败的贝尼特流派之外，80年代以来在社会民主主义内部没有形成实质规模的、反资本主义纲领基础上的、牢固组织程度的左/中/中左流派。即使个别的、局部重组的、有象征意义的社会主义左派无庸置疑的存在，他们也没有成功地获得最小程度的一致性和凝聚力。在15年的剧烈社会危机和社会民主派领导层围绕新自由主义政治的总结盟之后，这构成了一个主要的事实。这是发生在30年代和50-60年代的情况的主要区别。它是社会民主主义在80年代走过的政治和组织恶化新阶段的直接结果。
结论
这使30年代（与中左流派融合从而建立一个革命党派）的战术计划失效。
这展现出特别对于劳动阶级或作为社会主义政党的优先前景，或者从外部看来，有助于社会主义政党的左派。
社会民主主义党的成员仍然无处是用来与工会左派共同工作的实际前提。
这使50年代和60年代进入主义“独特性”的计划失效。
社会党内的左派通常显现出与改革派左翼外表上相同的弱点。可是在选举方面，社会党留有工人运动中最强大的流派。在许多国家中，大部分工会和社会活跃份子都是其成员。但是与（远的和近的）过去所发生的相反，社会党已不再是实际领导者活跃和进行组织的场所，已不再是通向工人运动的必经途径了。
一般而言，这表明已无须要一个总体的或概要的步入社会民主主义的计划。另一方面，并非反对与社会党的左派共事，也不是对社会民主主义采取政治上的消极主义态度。
（2）世界斯大林主义体系的消失，使各共产党陷入持久而复杂的危机。同时也使斯大林派过去不同周期的评价面临一次逐一进行的重新定义和随即给与的政治上的重新定位。这涉及到共产党内具有不同轨迹的不同辈代和不同人物。
结果是各共产党间分崩离析和每个共产党的内部分歧。这种转换在各党之间差异极大，取决于这些共产党是声音微弱甚或仅是个小团体，还是在工会运动或资产阶级国家的民选机构（有时甚至是行政机关）中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党。
（a）一些政党或流派（前欧洲共产党人）已被融入到社会党或绿党中而社会民主主义化。
处于本质变化中的意大利共产党（现在是民主社会党）正试图占据由社会民主党空出来的左翼位置，但也要看本世纪末的条件合适。
（b）另外一些流派或政党（也是前欧洲共产党人），努力以并行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改革主义基础上的组织自治投入阵营，却仍然带着其特殊来源和历史的标记。
（c）某些流派把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方针与保卫多多少少显然是斯大林主义的过去或对前苏联的忠诚结合起来。
（d）另一些流派和政党（包括法国、葡萄牙）已经明白某种程度的政治适应是势不可免的，但随之而来的演变看不出其对党本身或全部工人运动有任何正确的勾画。这些演变发生在其党内机器的严厉控制下，不存在真的坚定信念（伴着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曲曲折折）的驱使。这是这些政党与西班牙的共产党、西德的社会民主党和意大利的重建共产党的区别。
（e）还有其他一些（单个的积极分子和干部、流派或党组织）则谴责共同管理经济危机的社会民主党道路、采取反对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的路线以及采取积极反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路线，但带有意识形态的和政治上的混乱。
他们中的最大者（包括意大利的重建共产党、西班牙的共产党、西德的社会民主党）似乎是反对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的政治引力中心，揭开一场关于真的阶级斗争运动的广阔的政治性和纲领性讨论。同时，其党内权力的民主化（与斯大林派传统决裂），也已显示出它们在意识形态和纲领层面上的重大的异质性。
在更广泛的左派内部，这些党成功地形成了具有吸引力的新的一极。
这个演变的结果是未可先决的。自从世界斯大林主义体系崩溃后，这些党派没有了坚实可靠的参照点（因为他们也发现自己置身在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央的工会官僚之外），他们正试图在寻找新重心的过程中稳住阵脚（尤其是在全国政治棋局及其政治组织机器中的位置）。他们的主轴是其在民选议会（国家议会，欧洲议会、市政府）中的存在，有时也会放在局部的行政机构上，并同时支持或催化国会外的反对派。
这些演变充分改变我们与这些共产党以及尤其产生的流派之间的联系。首先是因为他们释放的多多少少对于国家是重要的积极活力和根本信念，第二是因为他们能加强社会民主主义左派的重聚甚至构成反对制度的震源地，最后一点是因为在那些我们享有共同参照点的政治辩论中他们可以是有兴趣的对话者。
6．5．4．工会运动越来越是工人先锋队一天天富有战斗性的特权位置，也是劳动者抵抗老坂攻势的超群手段。
在这框架内，我们需要考虑工会重建的两个方面：
（a）第一，在工人运动中建立可取而代之的领导层这一决定性问题仍然完整地留在那里，尽管形成了群众工会中的左翼和工会联合会之外的少数派工会。
大型传统工会内的左翼一般是十分弱小、缺乏组织以及在这些关健问题上没有可选择的政治回应（如首当其冲的失业问题）。意大利总工会（CGIL）的左翼“Essere Sindacato”的经历就是夺取意大利主要工会组织控制权的不成功的例子。
不带偏见地关注这些大的工会联合会内发生的工会改组是必要的，但是也须注意其外部，那里似乎显示出真实的主流性和大规模的行动。
朝这个方向工作对于建立我们的组织建设和置身于政治上的重聚仍然是个关健。
（b）第二，工会官僚对组织机构、积极份子和工人当中不同层次的控制明显受到削弱了。这（在几个国家内）导致两个前所未有的结果：工会架构内政治争论的空间扩大，有可能燃起取而代之的战火；由工会架构或透过工会架构采取主动，就政治工会态势向社会和工人演说的可能性。
这个思想是基本的：没有工人阶级中重要部份的参与，“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真实基础就不会出现。
6．6．现阶段
6．6．1．我们的政治组织目标应当是在传统工人运动拖延日久的危机和绿色运动的死胡同中成为左派重组阵营中的重要一极。
这一前景如此不同于向一个新的建立在完善纲领之上的“共产主义的”或“革命的”党那样。
在实践上，它意味着把从传统工人运动产生的重要碎片重归一处（或者由此形成联盟），摆脱那些对经济危机难逃干系的社会民主主义党。我们还尝试造成吸引社会和工会运动中积极部分的动力。
6．6．2．哪里要努力打开局面，哪里就会遇到前进的困难，不论重组采用什么形式。
首先，这样的重组应避免小团体边缘化（这意味着相当迅速地被选举和制度合法性所征服）和讨论俱乐部（这带有政治和社交方面干涉的真正意图）这两种危险。
第二，由传统工人运动产生的重组必须克服其原有的特性并迅速展现其要更新方式和面貌的决心。树立新形象的工作常常是必不可少的。
要开创这样的新阶段，从社会运动或有知识的氛围中产生出特定的群体或个人是决定性的。
经常，一个酝酿的“瞬间”对于克服旧组织的界限以便混合各有不同的活动习惯是必需的。这符合于由新一代开创并带入的左派新历史时期的思想。
它完全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我们的政治观点和组织界限。反而标志着一种全新的对话能力。
甚至更为强大和更为稳定的重组也逃不脱这个分化的辩证法，因为它们被锁定在政党型式的重组中（意大利重建共产党、西班牙联合左翼, 西德的民主社会主义党），更要利用在纲领、组织体系以及更一般的政治行为层面的广泛更替。
政治重组的这种短暂面貌不是要我们在重温独立自主建设战略的第一个机会眷顾下临时应场。我们必须全神贯注地参与这种重组，只要它符合我们赋予它的作用。
6．6．3．至于独立自主的党建策略，改组中的这种策略带有其自身的风险，我们需要从一开始就清楚：与重组的介入模式适合的节奏、语言表达方式；在重要政治争论的情况下我们的介入受到阻滞的风险；在与合作者因对社会及工人运动的看法相去甚远而出现的障碍是得自治组织停顿于曲折冗长的争论中，对自治组织的保有和能力方面的损失，等等。
6．7．政治重组策略不是反对我们组织的结构，恰恰相反，这一策略正是要巩固它。
6．7．1．我们组织的活力对于策略的成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不能有销蚀我们组织的问题。显然，需要在这一策略的框架内重新界定它们。
6．7．2．相对于任何销蚀我们组织的主张有三个有利因素：
第一个，也是基本的一个，因为改组/重组并非解决建设一个革命政党的问题本身，仅仅是为我们向当代具体时期前进而创建另一个混合的和短期的架构。我们的政治重组策略要求保持一个大规模阶级斗争和出现一个新的群众性革命政党的广阔前景。
第二个，既然重组是一个成功，其开放性、广泛性和激进左派性质就是不受保证的。也不保证对于大的工人与社会运动的改革派团体来说是一个无宗派主义的组织。打通政治的和组织的障碍需要有一个大的分析研究和领导层次的能力。
最后一个，被定义的改组将包括几个流派和具有各不相同的政治一致意见的敏感性。内部的政治斗争有时不可避免，特别是当推选成员进入公共机构的职位或在大的政治性纲领性战斗期间。
在重组的内部与外部都将会发生新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分歧，尤其是通过来自阶级斗争的实践检验。
6．7．3．参与一次重组需要我们具有清晰的政治策划和精心的组织体系，确定我们的前提、我们的行动和我们要构建的体制。
尽管有类似之处，议程中的重组并不是（30年代或50—60年代那种）著名的进入主义。这也许因为重组仅限于我们直接地增强政治上和实际上的职能这一点（丹麦的Enhedsliste，瑞士的Solidarité，比利时的Gauches Unies，等等），或是因为我们直接参加一个大党但不是像正统的斯大林党或社会民主主义党，并且我们真诚参加其建设（例如：Rifondazione、西班牙联合左翼等等）。不过，我们知道有政治纲领的局限和当前影响着每一重组计划的政治动态的不确定性。我们只能从这连个观点的现实主义考虑开始。这能够引致以我们流派的三种自治性政治活动组织的前提参与重组（如同参与一个重组计划）：
● 以一种定期刊物（或其他舆论方式）发表我们对当前政治形势的观点。
● 一种马克思主义教育的进程。
● 一种青年中间的活动（如果必要：以一种组织），由一个关于当前其政治发展的正确道路的考虑所推动。
基本思想是获得一个强大的（在我们方面）政治活动组织的工具。……
6．8．改组的方针会引导其他左派与社会民主主义左派相适应，这不会使我们与处于危机中的工人运动那些大的改革派团体拉开距离并重新推向政治社会事态。
6．8．1．首先因为，即使处于危机或处于衰落中的传统的改革派团体也仍在很大程度上占有工人的主力，青年只是少数。他们继续组成左派中政治活跃部分的重要份额。变弱的传统工会保持了（很少有例外）保护物质利益的主要和不可缺少的手段，并且在他们的工人同伴的利益方面继续组织极大多数的工人活动。甚至像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和西班牙联合左翼这样的党（不涉及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也在社会上留有一点前锋作用。
6．8．2．面对政治和社会生活重大的事件，诸如老板们反对工会运动的大攻势，极右势力的恐吓或对民主自由的侵犯，新自由主义政治的绝望和局部的经济复苏等等，改革派领导层保持不动是很不可能的。改革派政党和工会官僚们可能采取重要的政治主动，包括整个左派的重组。浙江立即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左派重组构成挑战。
6．8．3．尽管在现阶段不是完全排除社会党内广泛而巩固的反资本主义左派的出现，这一点也不排斥在社会民主主义机器内部（在工会中或在政治的与传统工会的各部分之间）新的政治分歧和冲突。他们的政治容量将受到限制并受两极化制约（与20年代、30年代、60—1970年代的“官僚政治左派”无法相比）。但是来自工人运动上层的这样的斗争将对劳动人民具有一个大冲击。它将使工人阶级的一大层积极分子重新燃起激情和政治热情，并促使他们投入争论。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将为政治改组，包括为可以取而代之的左派，创造新的机会。
6．9．重组/改组方针当前与特定一代人政治上战斗力的局限性以及阅历的程度有关。
通向真正发动最初的改组和“社会主义的重建”将必须依靠两个因素：
（1）工人阶级的社会性表现的爆发。改组将要把自身置于最有觉悟和积极的基础之上。
（2）新一代的政治性表现的爆发。这将明白无误地剪除掉传统在他身上留下的陈腐之物。
作为革命马克思主义，我们赋予这场“重建社会主义”的斗争以一个群众性革命党的构建的前景。
【史凡译，略有删节。现由TianLin增补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