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四国际　　　　相关链接：专题：波兰工人斗争与资本主义复辟（1975—1993年）

波兰的革命与反革命

——第四国际第十二次世界大会决议

（1985年2月）



· 第一章 政治革命的兴起
· 第二章 为什么反革命会胜利？
· 第三章 波兰政治革命的经验教训
· 第四章 群众坚持抵抗以及它的主要意义
· 第五章 波兰事件在国际上的影响
· 第六章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



第一章　政治革命的兴起


　　1）官僚化工人国家中，工人奋起反对官僚层极权统治的所有政治革命中，1980年8月至1981年12月的波兰革命，无可争辩地是最前进的。虽然我们不应该期望工人国家的每一个革命的兴起都代表上一次的革命的直线上升，但是波兰最近一次的革命却证明是沿着上升的方向前进。不但如此，它还在实际上提出了以革命来推翻官僚政权的问题。

　　除了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以外，在过去几次的革命中，没有一次是由工人自己制订直接地夺取经济与政治权力的任务的。从来没有像这次的革命那样，有那么多工人自觉地广泛讨论革命的策略和制订实现目标的方法。的确，他们只有在最后的几个月，在最后的几个星期，才达到这个成熟的阶段。甚至在当局宣布紧急状态的几个钟头前，团结工会全国领导机构仍未达到采纳由工人夺取政权的战略的阶段。但是，工人和群众运动的领导层，已公开承认政权的问题已经被提出来，而且发动了广泛的讨论，以找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这是波兰革命的一个独创性的特征，它不但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反映了整体的政治革命的发展过程中一个质的跃进。因此，波兰的群众运动及它的主要组织——独立的自管的团结工会——的收获远远超过了1953年东德的罢工委员会、1956年匈牙利与波兰及1968-69年捷克的工人代表会所领导的群众运动的最先进的收获。

　　波兰1980-81年的反官僚革命，是在一个具有下列特征的国度里展开的。其中某些特征是该国特有的，对革命的影响是无可否认的：

　　（A）工业高度发展，相应地工人阶级受过良好教育。这个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和社会比重因几个工业区高度集中（有些工厂雇用几万工人）而显得更为重要。大量农业工人涌进工业，并没有如官僚所意图的使工人永远处于政治「青春期」状态——官僚希望这个过程会抵消工人的社会力量。相反地，工人阶级的力量并未被异化的社会环境所冲淡；社会反而变得更无产阶级化了，因此在挖掘官僚政权的坟墓。

　　（B）波兰工人阶级有进行暴动反对官僚政权的传统和经验。1956年6月的波兹南、1970年12月的格但斯克和什切青、1976年6月的雷多姆和华沙的乌苏斯工厂，都发生工人爆炸性的抗议运动，它们使波兰工人能够：

　　（1）不再相信官僚政权（或官僚层的任何流派）有能力实现工人的渴望。最初由戈慕卡和其后由盖莱克所体现的「负有使命的人」，不再对工人有影响作用了。
　　（2）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相信自发运动是有局限性的，因而自我组织是必要的。
　　（3）走向新的斗争方式：群众性的罢工与占领工厂。1944-45年和1956-57年的工人自我管理运动的经验，已经替工人创立了工人管理生产与工人管理工厂的传统；这个遗传下来的传统令1981年的政治革命比较容易在工厂及在国家找到工人夺取政权的道路。

　　（C）官僚层的权力相对地微弱，不但要对付一个强大的、有经验的工人阶级，而且也不能全面地控制整个社会。

　　波兰的强迫农业集体化并没有把农民吓唬到接受官僚的枷锁。农业的主要部门还是在个体农户手中。独立农民有很大的转圜余地，可以与国家对抗。此外，天主教会的力量与影响也产生一种经常的反抗力，令官僚层不得不与它妥协，保持不稳定的但持续的平衡。在1971-80年间，尤其是1976年工人暴动以后，天主教上层便企图发展在工人阶级的基础，想由此令教会在社会的影响不致降低。在一个迅速城市化及工业化的社会，天主教的传统基础——农民——已经相对地削减了。因此在许多场合，教会集团出来保卫受压迫的工人，提出民主要求和有关劳工的立法（特别是休息的权利，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等）。这些立场帮助加强天主教教会，令教会貌似受压迫群众的盟友及支持者。天主教会的存在及力量不但表现成为在政治上及思想上与官僚层相抗衡，同时也推进多元的世界观的发展，因此多少推进了社会上的批评及独立的思想。可是，如果说在对严密社会控制打开了缺口，是有利于自主的群众运动的再生的话，则天主教上层基本上保守的态度，却会阻止革命的进程。

　　（D）官僚层与某些资本主义势力的关系愈来愈密切。在70年代，波兰经济在财政与技术方面愈来愈依靠帝国主义国家。这使一部份官僚层与外国的垄断资本建立密切的连系，而且被外国垄断资本腐化了。同时，官僚层中另一部份人与本国一些因投机而积累了大量商业资本的中等资产阶级发生了密切的关系。

　　官僚层也鼓励农业方面的资本主义发展，而且与这一部份建立密切的关系。官僚层成功地取得将它的一些特权合法地遗传给后代的权利（譬如，在1972年，「在党、国负责领导工作的人」可以把国家保证给他们的资源与养老金的权利传给第三代）。它愈来愈被资产阶级社会的价值所迷惑，并宣传赞扬消费社会的典型。但事实证明，这典型并没有作为一个长久的现实，反而增加了社会上对它失望的怨言。

　　（E）波兰经济危机的严重性，在官僚化工人国家是史无前例的，最显著的例子是1979-81年全国总生产减少四分之一。这危机的根源是社会及政治的。盖莱克集团所犯的技术性错误只是次要因素。这危机是官僚管理经济的制度所产生的。一方面，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已经不断地扩大，而且大型的生产资料已经成为国家的财产。但是，在另一方面，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却对生产资料与社会剩余拥有专权，而且可以依靠个人、集团或阶层的利益处理这些物资。官僚特权来自其职位，机构的每一官员都自觉到，失去这些职位便失去特权。只有建立一个有利的力量关系——各机构官僚的联盟——才能保证职位上的稳定。由此便引起各集团官僚间的竞争。

　　为了保持他们自己成员的特权，这些官僚集团必须不断地巩固势力，并消除其它竞争者。这些集团为了能够扩大其控制的部门职位，便寻求在其控制的范围内将投资扩充至最大限度。这种社会现象损害及扭曲国家的计划，官僚间的拉拢疏通，使得计划本身成为筹码。这现象是目前所有被官僚统治的社会的趋向，而在波兰，它的程度更甚。首先主要是因为盖莱克领导层的弱点。1971年以来，它要对付工人阶级，向它的压力让步（1971年2月罗兹罢工后，取消物价上升，实行物价冻结）。同时1971-75计划直至1973年才肯定地通过，因而大大削弱官僚中央对经济的控制。不同官僚集团因此能够强行推进他们自己的投资计划，从「天赐」般的西方贷款收到利益，巩固自己的地位，防范恢复以前的状态。因此，计划越来越形式化，各部门企业及工业组织间的非法协议，封盖了经济计划发挥调节作用时出现的间隙。由于制度的庞大浪费造成物资极度缺乏，而要取得西方贷款也越加困难，由此推动了压力集团的发展。企业要依靠计划来得到物资供应，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愈来愈困难了。波兰因这些压力集团所作的疯狂投资，导致国民收入中的消费部份日益减缩，同时积累部份增加。在工人阶级要求下实行的物价冻结，引致消费品更加缺乏，导致生产率降低，工人阶级不满增加。贷款的偿付（主要是1972-74年借贷的）以及寻找新贷款的困难（至少部份与西方国家经济危机有关），导致要减少进口货物，这就增加了主要材料、货品及零件的短缺，造成工业出产减少。由此，倒退的螺线便开始了。盖莱克政权企图用降低工人生活水平的办法来解决这危局，但他并没有力量。

　　（F）自从1976年的反抗运动发生以后，官僚层被迫局部地容忍反对派团体在工人阶级中活动。这些团体在准备1980年8月的运动时起了重要的作用。

　　为支持1976年罢工后被官僚镇压的受害者而创建的「工人自卫委员会」，能够不断发展保卫民主权利的行动，特别是罢工和组织的权利。从1976到1980年，工人自卫委员会的行动象征了统一及独立的反对官僚政权镇压的行动。工人自卫委员会推进了广泛的政治觉醒，发展了「社会」自主的动员行动及必需的观念——尤其是社会上最受压迫及积极的组成分子——工人阶级。由于坚持自管的作用与建立社会自卫组织及自由工会的需要性，工人自卫委员会，虽然人数很少，但已获得工人阶级广大的回应。它在帮助地下工会及工人报刊的发展上发挥下列作用：

　　（1）将1976-80期间多方面的工人斗争转变为新的先锋队的共同经验；
　　（2）提供公开讨论反官僚斗争策略及战略，扩大争取眼前要求的斗争至社会运动的组织、自治和民主的展望。

　　最出名的反对团体是工人自卫委员会，除此以外，还有《工人》、《海岸工人》等地下工人报刊。这些反对团体在1980年8月之前的斗争中起了基本的作用，打破了战斗工人的孤立状态，鼓励交换经验，帮助发展纲领要求及争取人们对自由工会的要求的广泛支持。它们经常组织保卫受迫害的工人的行动（通常是很成功的），这就大大地促进了波兰工人运动的再生。最后《工人报》及《工人权利宪章》阐释的第一份工人行动纲领，虽然有它的局限性，但对于广大工人阶级前锋的政治化及一却起了很大的作用。

　　然后，1980年8月工人斗争胜利后——这斗争超越了反对团体所定的战略范围——不久反对团体解除了武裝并倒退在群众运动的后面了。1980年8月以后，从工人自卫委员会与其它反对派组织发展出来的团体，不再扮演以往《工人报》与工人自卫委员会的先锋作用了。相反地，从工人自卫委员会及《工人报》出来的战士所鼓吹的「革命自限战略」——团结工会领袖及专家们也鼓吹这战略——经常成为运动的制动器，对运动的失败要负上重大责任。

　　2）波兰革命跟过去几次东欧的政治革命的开端有质的不同，它具有以下特点：

　　（1）这是一个非常广大的群众运动。将近二百万工人直接參加1980年7-8月的罢工浪潮。一千万以上的工人——那就是波兰的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积极地参加1981年3月的罢工的准备工作。这个罢工在最后一分钟取消。除此以外，大多数的青年学生参加了1981年秋天的学潮。在农民中间也产生重大的群众动员，虽然它的人数比罢工工人人数少得多，而且它在地区与时间上比较分散。
　　（2）虽然革命的浪潮不可避免地有所波动，但是革命的浪潮延续了很长时间。官僚政权只在革命的第十八个月才决定用武力来进行反革命的军事镇压。革命在1981年12月13日没有被击败，也未撤退。群众运动反而在几个星期前进入了急速激进化的新阶段，整个国家直接处于革命的政治危机的阵痛之中。军事镇压以后那几天的情况证明，群众运动的革命潜力并没有耗尽。虽然团结工会的组织与领导机构被强大的镇压行动摧毁，但是工人抵抗军事独裁的行动差不多达到总罢工的地步。在许多工厂，特别是在矿山，警察与军队要用暴力才能破坏罢工。
　　（3）在群众运动的社会构成方面，工人阶级占支配地位。工人阶级不但是波兰革命的主要推动力，也是它的指挥力量。这是所有参加革命的其它力量所承认的、无可否认的事实。这些其它的革命力量，包括造反的学生，民主的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农民中的积极层份。高度集中的工业区是群众运动的中心，而大工厂则是革命的堡垒。这些地区定出了斗争的形式、群众的要求、组织的形式、以及工人动员的进度，因此他们就在开展中的革命上盖上了工人阶级的印章。运动的所有非工人阶级部份，都知道他们的斗争能否成功，完全要靠大工厂的支持。
　　（4）即使群众运动的力量来自运动的自发倾向。群众运动还是有独特的组织。工资工人的组织水平最高：在一千三百万工人中，九百四十万工人是团结工会的会员。组织最好的是重工业的生产工人。在其它社会层份，组织的水平就不怎么高。只有少数的农民与学生青年组织了农会和学生会，虽然学生在某些场合也有很大的组织能力，譬如在占领学校的罢课中所表现的。
　　（5）群众运动是独立于国家或者党的官僚层的，而且毫不妥协地保护它自己的独立性。这个立场的证据，就是团结工会坚决反对官僚层利用法庭来干涉工会围绕会章的争论。工人阶级的高度的独立性，在1980年8月的罢工中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了。工人不再像过去那样，大批地离开工厂到波共的省党部前面集会。他们死守着占领了的工厂，因此逼使官僚政权的代表要跑到他们的阵地上和他们谈判。这个独立性，在以后组织独立的工会——这是工人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要求——的时候，就被确定了。群众运动在好几个月中真的还对与官僚层谈判的可能性具有幻想，真的以为官僚层还有可能在承认工人阶级及整个社会所争到的民主权利的基础上与它们妥协。群众运动之中也有人以为官僚层中某些人物和某些派系是怀有好意的。但是工人拒绝把运动隶属于官僚机构的某一部门，而且也拒绝承认这种官僚机构有什么合法的地位。

　　3）革命兴起的过程中，产生了各种斗争和组织的形式，使工人更接近夺取政权。第一种组织的形式是工人的自管运动，它在工厂中的具体形式是工人会议。这些工人会议首先在地区层面，然后在全国层面集中起来。团结工会在监督日用必需品的分配与配给制度方面所作的试验，对工人管制经济方面有很大的推动，虽然这个试验只限于一个地区。群众运动要求对全国议会、省议会及市会议进行自由选举，同時与这些要求相应的是人民自管形式的出现，大大地加剧了群众运动对官僚层的挑战。在12月13日的前几天，所有这些运动与积极罢工的准备工作交缠在一起。工人阶级就是要从这个角度向官僚层的权力挑战，首先要向它的经济权力挑战。

　　波兰经验新的程度在质量上与以前东欧国家经验比较，无论在范围、持续时间或者阶级独立的深度方面，最后都总结在它在纲领性平面上提出的自管制度，——自管作为双重政权及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胚胎。

　　过去1956年波兰政治革命主要的胜利成果是工人的工厂会议的建立；官僚首先是要解除这些会议的武裝，最后便将它们废除。为此他们在1958年强行用「工人自管法」去代替工人会议对生产的管理，在形式上设立一个「合作管理」机构，称为「工人自我管理大会」，但无论如何，波兰工人阶级不让他们对自管的渴望被官僚压下去。

　　团结工会建立之时，取名「独立自管工会」，就是证明群众要独立于国家的愿意，并在自管的原则下由工人组织自己的愿意。当达到第一阶段的斗争时，即独立工会建立时，群众运动的动力便导致与官僚独裁在两个主要日常方面的对抗：一方面是生产及分配的无政府状态；另方面是国家委派的厂长享有的全权。面对这问题，团结工会自发地首先采取的措施，——便是否认「工人自管大会」的合法性，并且抵制它，继而要求真正的工人自管，并开始建立类似于1956年的工人会议。

　　1981年1月以后，工人会议首次在工厂中成立，开始执行工人对生产的控制，并为争取工人的自管而斗争。在这斗争中提出的第一个口号，就是权力归于工厂工人。许多企业对厂长任命纠纷的事件也有增加。团结工会要求厂长的任命不再是基于党的提名而由国家来做，而应只由工人会议根据公开考试独立地提名。许多企业的厂长经理因而被开除或被迫辞职，而由工人会议组织厂长职位的考试。

　　工人会议或是由团结工会成立的临时委员会，控制工厂的管理工作、工资状况、工作条件，甚至制订组织企业、寻找企业间的合作、选择投资方案和生产计划等，以能符合满足社会所需的准则。

　　官僚企图以缩减性的方向去限制自管运动，以收复失地。对于官僚层的一部份（改良主义技术层份）来说，自管只能注定是有生产工人参加的合管，这样能够保证经济的改造计划得以推行而且改良限制团结工会的作用。这是独立工会合法存在时期的乌托邦理想，但这计划在12月13日以后并未被完全放弃。此外，工会本身也存有另外一个对于自管的狭隘观念

　　1981年春天主要企业网的建立，证明自管的要求与实行已广泛传开，第一步迈向各地之间的协调，并指向双重政权扩伸的动力。

　　大企业网是团结工会内的压力集团，它将发展自管架构的必需性问题提出来在团结工会内作战略性辩论。但它的方案却围绕一个改良方案提出，这方案构成团结工会与官僚政权新的妥协的基础，因而不可能对扩大自管架构引带的问题有所解答。

　　与这企业网联系的经济专家对一个符合「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改革感兴趣，他们支持自管运动只是要这运动施加压力于中央官僚，迫使后者在这种改革方向上作出某些让步。

　　同时，他们反对工人会议朝向集中化的趋向，因为这是与「市场社会主义」计划相矛盾的。他们也反对自管运动的激进化，因为这违反了他们与官僚妥协的愿意。这些经济专家的干涉，以及他们在会场的走廊上对团结工会及工业网的领导施加的压力，使得自管斗争的集中化及激进化进展缓慢，也使得群众运动对权力问题的立场，进展缓慢。

　　「庐布连集团」在7月成立，就是对这些困难作出反响。这集团坚持各地区性工人会议通过永久的机构互相协调，而且必须为首次全国工人会议代表大会准备条件，并在国有化经济的部门建立一个整体的工人自管系统。这集团认为需要「阐述及提供一个指挥计划给工人自管机构，策划短期内的活动」，并进一步作详细的发挥。

　　最后，在1981年秋天的高潮阶段，团结工会的纲领提出一个「自管共和国」的前景作为波兰工人斗争的总目标。同时，对自管实际经验的需要正在增长。在社会贫穷的条件下，由团结工会组织的「冬季突击队」负起粮食供应责任的观念已经形成。此外，罗兹及某些地区的团结工会和工人会议，将积极罢工作为扩张及实践企业自管的手段的观念已变成真正的展望了。庐布连集团积极地支持这观念。由于「建立全国自管联盟委员会」的产生，工人自管运动的协调及民主集中化也有进展；这委员会由地区工人会议协调委员会产生，它们在全国二十多个地区存在。

　　因此，在危机的每一阶段，工人自管作为行动的手段也作为总目的，显示了它对于整个阶级而言的过渡的及统一的性质，即使某些层份与最先进的分子比较起来仍是落后的。



第二章　为什么反革命会胜利？


　　4）对群众运动的兴起以及工人在政治上的激进化，官僚层的回应就是12月13日的镇压。官僚层在那天发动政治反革命的目的，是要支撑将要倒台的官僚层政权，保持这个寄生阶层的特权。它要使用军队及建立军事独裁，反映了中央行政机构瘫痪的程度以及波兰共产党危机的深度，因为建立军事独裁的做法在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是史无前例的。党已经被敌对派系的严重内部斗争和二百多万党员（大多数是工人）的脱党所震撼，因此已经没有能力发挥它的「领导作用」了。只有镇压的机构——警察及军队——还有能力重新建立官僚的统治。这就是它不得不使用坦克和枪炮的理由。逮捕与关禁几千几万人、禁止国内旅行、切断通讯网、宵禁、大批地解雇工人、以及种种其它威吓的方法，都是斩割工会、强使包含一千万人的社会运动沉默的必要手段。波兰无产阶级被挫败的程度，可以见于工人阶级在十八个月的猛烈斗争从官僚层手里辛苦争取到的民主的工会权利的丧失上。一夜之间，无产阶级被剥夺了罢工的权利。工作周被野蛮地延长，主要的生产企业转为军事化，团结工会和学生与农民的组织被禁制，所有的言论自由被废除，所有这些很清晰地显示，统治集团决意要把群众运动镇压到底。

　　工人可以自由地组织自己的工会的权利，无疑是比起过去所有在匈牙利、捷克及波兰本身的革命运动进展的最重大的政治成果。这个权利被废除，中止了双重政权工作的发展。因此，它突然地阻压了工人阶级表现它的自管能力的革命过程。

　　从这方面看来，12月13日对波兰工人阶级的打击的严重性是不可低估的，因为那最后几个月时局势的革命性已经非常清楚。这实在是政治反革命的开始——它的目的，就是要在仍有时间的关头击垮群众运动。

　　5）1980年8月31日所订定的格但斯克协议，承认工人有权建立自己的群众性的独立组织。这个协议代表波兰工人的一个重大胜利。但是这个协议也代表一个妥协，因为官僚层的权力虽被削减，但未被推翻。官僚还使这个协议正式承认他们独霸政权的权利，因为协议上有一项条文说，将成立的工会承认「党在国家中的领导作用」。

　　但是，当官僚层证明无法满足工人阶级的社会需要，甚至无法按照过去的水平生产的时候，这种形式的正式承认并不能够保证官僚层继续控制政权。工人很快提出罢免不称职官僚的要求，令这些官员有「失业」的可能，换句话说，有失去地位与特权的可能。而且，抵抗运动已经蔓延到社会的各个层份。工厂中关于经济与社会问题的冲突正在增加，工人会议不但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而且在地区的以及在全国的基础上联成协调的团体。这些发展有把分散的斗争联结在一起而专门对付中央政权的趋势。在摇摇欲坠的官僚政权与崛起的工人权力之间，一场生死斗争已经展开。双方的交锋已无可避免。

　　6）格但斯克协议不但没有引进一段稳定与和平共存的时期，反而导致局部的和地区性的冲突增加。工会的温和派，由于得到大多数的专家和天主教高层的有力支持，打算把运动引导到安全的孔道去，以阻止正面的对抗。在开头几个月，团结工会显然受这一派的影响。但是在一个生产手段国有化的社会里，所有经济问题马上带有政治性。工人所提出的所有要求马上牵涉到生产的重组、计划的修改、经济的改革等等问题。所提出来的问题是：谁管理经济？为谁的利益来管理经济？由谁来统治？由工人阶级还是官僚层来统治？

　　温和派看见没有办法把工会局限于物质要求方面，就提出革命「自我限制」的战略。支持这条战略的人认为可以用渐进的方法来使波兰官僚层一步一步让步。这个逐步推进的方法切莫超过某种限度，特别是切莫向这个国家所处的「地缘政治的环境」挑战，这样才可阻止苏联的军事干涉。他们认为，正面冲突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官僚层，不是来自波兰官僚层，因为后者是分裂的、微弱的。保证苏联的利益，容忍官僚在波兰的有名无实的权力，就会使波兰避免正面的冲突。这个判断低估了波兰官僚层作为一个对手的能力，也低估了它要拼命保护自己的利益的决心。这一点，在「自我限制」战略的支持者提出要为「国民协议」而谈判的过程中，可看得最清楚。因为官僚层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步来换取团结工会的妥协，所以它要求团结工会完全隶属于它能完全控制的团体。它之要用尽方法来保障特权的决心，可以从12月13日的镇压清楚看到。这个军事镇压却使那些以为军事干涉来自苏联的人们，不但惊愕而且思想混乱。

　　除了希望避免正面冲突的幻想之外，团结工会之中还有另一个幻想。这个幻想的根源是十八个月斗争的历史，因为在这十八个月的斗争中，工会虽然常常犹豫不决，但是总有办法从官僚层争到新的让步。许多积极分子就认为运动可以继续不断地寄托在它自己的胜利上，认为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以及运动本身的力量——一千万工人准备以总罢工来保卫他们的工会——足够使政府退让。

　　7）这几个幻想使运动没有好好准备正面的冲突。事实上，主张工人控制生产与分配的革命派，不但首先提出积极罢工的观念，以及了解协调工人会议之间的活动的重要性，而且还清楚看出创造一个更有利的力量关系的必要。但是，他们来不及成立全国性的组织。他们在团结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选出的领导层中也没有几个发言人。

　　团结工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确定自管国家的目标——这观念还存有许多弱点和缺点，这是群众运动不可避免的——亦即一个基于生产手段社会化、计划经济及政治多元性的民主工人国家。

　　但由于没有革命战士重要的参与和切实的干预，因此全体会议没有清楚地提出这样一个共和国家怎样去建立的。会议也没有提出或讨论政权的问题，又或是强调走向夺取政权的战略性及策略性道路的问题。因此大会选出的全国领导层对这问题各持不同的见解，而且也只能部份地、不完全地代表一个月后在基层出现的有关这个问题的进展。

　　这就是为什么在1981年秋天的那几个决定性的星期中，团结工会对它所要追求的目标，没有一致的看法，也缺乏实践这个目标的方法。因为它对于敌人没有正确的评价，所以工会的领导层不能及时地订定一个战略来代替「自我限制」的战略。全国委员会所作的决定，常常是互相矛盾的，不能执行的。面对着政权的问题以及下层分子渐增的激进化，领导层犹豫不决、把握不定。在反革命的前夜所召开的全国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上，困扰组织的矛盾很显著。一方面有罗兹、克拉科夫与华沙的领导层所制订的反映革命观念的政纲，另方面则有华里沙的踌躇不前和鲁莱夫斯基的举行自由选举的建议。这个建议并没有考虑到需要采取主动来与官僚层对抗。这就是为什么政府能够瘫痪群众运动，而它自己不受总罢工所瘫痪。在革命中，就跟在反革命中一样，那一边先采取主动，就占很大的优势，因为它能够集中力量来对付对方的分散的抵抗。

　　8）12月13日的挫折并不是一个必然的结局。一方面，官僚层所能调遣的军队并不可靠。广大的兵士还没有准备让自己卷入内战中，同时他们也没有准备走到工人那边去。兵士与工人之间的友善关系需要工人运动在很早以前就准备。工人运动在这方面的活动，应该包括为兵士的权益而斗争，支持兵士有组织不受军事当局控制的独立团体的权利，保卫在军事机构内受压迫的人们，以及建立工会与军营之间的组织的联系。由于团结工会的领导层对波兰军队存有幻想，认为它是反对苏联敌人的一个自然的盟友，所以除了很少的例外情形外，他们没有采取以上所说的任务。除此以外，还必须着重指出，要使兵士走到工人一边，必定要使兵士相信，目前的斗争并不只是一个小小的冲突；工人决定要干到底，以他们的政权代替官僚层的政权。一个全国性的罢工，以及在罢工之中由工人控制生产，就能够创造上述条件。

　　虽然团结工会的一些地区性的领导层和自管运动已经在最后一段时期开始精心设计紧急状态的计划，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在1981年12月13日以前完成这个工作。

　　很明显地，他们的工作被团结工会领导层的温和派的保留的态度和有时强烈的反对所阻挡，因为温和派正确地看到，积极罢工的策略牵涉到政权的问题。团结工会是全国的——而且常常是某一地区的——唯一能够在1981年秋天发动和领导积极罢工的机构。工人会议还没有在所有工厂存在，又或者只刚刚设立，工人会议的地区的协调机构还没有在全国各地存在，而且只刚刚开始组织起来。「全国自治联盟」还没有在群众眼中取得完全的合法性。

　　当大家看出全国领导层不会在这方面采取主动的时候，某些地区决定不再延误，开始准备积极罢工。这些地区包括罗兹、西里西亚、华沙、史塔洛华、伍拉。但是因为时间不足，他们没有完成这个使命。全国性的争论只在镇压前几个小时才公开化，才在团结工会的领导人之间有力地提出来。

　　因为他们还不明白事情的背景，特别是当华沙的救火员训练学校在12月13日的前十天被强迫驱赶的时候，团结工会的领导层没有叫工人起来总罢工，虽然工人——至少在几个地区的工人——已经有这个准备了。这个总罢工本可使工会重新取得主动。

　　在1981年秋天，官僚层与社会运动都在争取有利时间；社会运动的重要层份刚开始通过积极罢工而提出政权的问题。但官僚层知道发生什么事，团结工会全国领导层，即使在政变的前夕却一无所知。从这事实看来，社会运动没有政治及军事的手段来对抗官僚层。造成这局势的主要因素，是缺乏一个革命的组织，来作关于政权问题的宣传，来准备这个冲突。加上缺乏一个有组织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流派，在群众运动中出现积极罢工观念时宣传这观念，并及时提出工人保卫队的建议，因而令这些流派不能在团结工会全国领导层中取得对这意见的支持。

　　如果当时在波兰有一个革命组织存在，它应该：

　　（1）支持及宣传积极罢工的准备工作，在各地区提出游行，使得这样一个罢工很快成为全国性；
　　（2）在社会运动内发展及引进鼓动，以支持士兵（包括征役及职业士兵）及警察组织工会。兵士及警察可以期待得到社会运动广泛地支持他们组织工会的权利及罢工的权利——这样一个斗争必须得到军队的支持。士兵及警察必须赢得工人支持他们的要求，例如有权选举上级，有权属于工人的工会，有权拒绝接受有伤害他们尊严和打击群众民主成果的命令。最后，革命组织应为解散那些国家特别镇压机构（摩托警察队、宪兵）以及军事法庭而斗争。
　　（3）争取工人委员会的集中化和发展，并在全国范围组成代表它们的第二议院——这是走向工农议会全国会议的第一步。这样的一个议院毋需和自由选举国会的要求相对抗，因为在一个数十年来饱受官僚独裁痛苦的国家，后者是一个自发及自然的要求，虽然第二议院应行使经济全权，以取代官僚计划的机构。这些官僚机构的无效率及无能毋需再进一步指出了。
　　（4）在群众运动的中心，特别是在工厂工人会议中，提出全国及地区的集中化的工人自卫队的观念。这个自卫队，除了工会的自卫外，可以保证主要交通工具及电讯为全社会服务的运转及安全，而且可以阻止官僚层中止这些服务或只限于为官僚层服务的任何企图。
　　（5）发起大规模宣传运动，工人觉悟到他们的斗争性质必须是国际性的，因此他们要建立对抗官僚权力的力量关系也必须是国际性的。团结工会与许多西方国家工人组织建立连系，并向东欧工人作出呼吁，已是运动朝这方向走的第一步，但还是很不足够的。团结工会可以而且应该设立一个阐释他们目标及斗争的外语信息服务，向每一个支持者呼吁要求他们在本国散播那些信息，采取主动以求至少在其邻国（东德、捷克、苏联）传达他们斗争的消息。团结工会可以同样地在国内及国外散播有关这些国家反抗压迫斗争的消息，支持他们的斗争（特别是苏联受压迫的少数民族的斗争）。一个革命组织将不遗余力地首先促成它的斗争与和平运动在国际上客观地结合在一起——以令这客观的结合转化成一个主观上的共同体。这可以构成波兰革命施加于官僚的政治力量关系的一个重要成份。而且，这样一个革命组织将会调动所有资源去保证团结工会支持受压迫人民反帝国主义及反独裁的斗争——首先在尼加拉瓜、萨尔瓦多、智利及南非；因为这立场，同样可是增强团结工会对抗官僚的力量关系对比的一个重要因素。
　　（6）建议团结工会连同地区性的工人会议及「全国自管联盟」，合作制订一个迫切的经济重建计划，重新恢复生产。这样一个在全国水平上的计划，能为工人会议管理生产的行动争取到宝贵的支持。将它付诸实行——连同积极罢工的支持——将能加强工人的紧急权力及创造推翻官僚政权的主观条件。

　　在1981年秋天，采取上述措施的条件已经成熟。而且，群众已经准备走这条道路。所缺乏的是当时群众所承认的领导层并不知道怎样去采取这些措施，所缺乏的是革命工人运动的经验，而这样的经验只有革命的组织才可以带给群众。革命的组织不是自发地建立的，尤其是在工人运动数十年来第一次成功建立一个独立运动的形势下；波兰革命的高潮，很特殊地持续长久，重新证明革命组织是如何必需。第四国际尽管自1956年以来已经作出努力，但对于波兰革命蠭起后这样一个革命组织（即使是胚胎组织）未能出现，也要负上责任。如果下一次波兰的革命蠭起要取得胜利，这个性质的组织必须建立起来。



第三章　波兰政治革命的经验教训


　　9）波兰1980年夏天以后的政治革命的兴起，以及1981年12月13日的反革命的鎮压，对于存在于苏联和其它官僚化工人国家的官僚专政所统治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提供了新的经验。震动波兰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思想冲突的性质，以及整个革命的动力，与资本主义国家兴起的工人革命有质不同。斗争的焦点，不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是废除特权官僚层以「党的领导任务」的名义，对国有化财产与国家的管理的专权。波兰1980-81年的社会与政治斗争所提出的中心问题，并不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是「官僚权力还是工人权力」的问题。

　　经济危机的性质，以及各方面提出的解决方法的性质，与资本主义没有任何关系，虽然有人说它是「国家资本主义」。它没有商品的生产过剩的危机。它只有使用价值生产不足的危机。它没有因工厂的亏蚀或倒闭而引起大量工人被解雇。它只有原料、零件、消费品的缺乏，和支付手段的相对过剩。

　　使用价值的生产不足，原料、零件的缺乏，独裁与不平等计划等的实行，全部只是为了官僚的利益——所有这些是整个波兰革命要推翻的。

　　革命提出的基本问题是「由谁统治？」将真正社会主义是什么内容的问题提了出来，因此，对于大多数波兰工人来说，反对经济强迫管制（价格上涨，贫穷……等）并不是简单地反对按「资产阶级」社会财富方式决定的不平等分配，而是反对决定政策的方式，反对权力架构中工人被迫绝对服从、接受牺牲、忍受不平等而没有决定权，也无法控制社会财富的运用状况。

　　分配及分享问题只是冰山的一角，中心的问题是经济决定的权力，是官僚对组织的垄断，是生产的方向和控制。

　　所有上面的缺陷都是经济政策的后果。这个经济政策是为了满足一个内部有很深分裂的寄生阶层的利益而设计的。这个寄生阶层因控制社会财富而起的内部斗争，反映在它的混乱无计划的决定与极端的缺乏远见上。这些缺陷的后果，就是计划已经达到如此彻底破产的地步，致使中央计划只变成一个讽刺物了。工人不但愈来愈多地要求消灭因资产阶级分配方式而起的社会不平等，而且要实行社会控制，来阻止官僚层利用这些分配方式增加它的特权、分裂工人阶级。工人大多数直觉地了解到，分配问题和政权问题有直接的连带关系，特别是和生产的组织、方向、控制的问题有直接的连带关系。

　　存在于官僚行政和企业工人之间这个基本的冲突可以解释工人运动及团结工会为何围绕自我管理口号，并通过自我管理议会和工人控制及权力架构，走向阶级分化。与工人利害没（攸？）关的，是他们渴望在企业及全国对生产机构能直接管理。在这基础上，波兰工人对过渡的问题作出全面的反应，并同时开始付诸实行。

　　这种觉醒的兴起并不是直线进行的。我们不能说在革命过程中运动在各地在同一时间以同一方式作出回应。积极罢工运动明显表现了这点，但工人继续走向成熟，朝着由工人掌管生产手段及生产协调的方向。

　　波兰工人明显地要求在社会主义企业内享有直接权力，（经济学者李平斯基（EDWARD LIPINSKI）在团结工会大会上宣称「没有人提出将生产手段私有化」）。但也有一些经验及著作证明，有些经济部门或有些企业部份地、受管制地恢复市场规律。

　　在官僚政制全权控制经济及造成对经济损害的情况下，上述各种考虑，无疑将在东欧未来的革命发展中重新提出来。

　　虽然有这么多的压力，而且不管这些压力来自中央政权还是来自自管运动的技术专家一翼，工人都以他们自己的基本阶级态度，来对抗当局用企业与企业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竞争来解决危机的蛊惑言词。对于所谓市场经济价值这个被推崇的意见，工人提出生产者的合作来对抗。对于企业与企业间竞争的计划，工人开始提出各企业的工人会议，在民主地设计与民主地采纳的计划的基础上进行合作，来加以对抗。

　　他们所期望的出路，是由工人发挥团结的力量，是由工人自己接管企业的管理与企业之间的协调，是以集体的智慧来决定资源使用的优先次序，是反对常常导致事半功倍的过多的经济投资，是要提高社会的投资来改变分配上的不平等与不公正。

　　所有这些对计划的彻底改组的关键性价值取向，包括计划的目的、方法、组织性的结构，都很明显地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性质。这些价值取向证实了，如果反官僚政治革命成功的话，工人国家的社会、经济的基础就会巩固，而不会被削减，更不会被摧毁。

　　10）同样地，波兰政治革命的兴起，以及1981年12月13日反革命的开始，证明官僚层不是一个像资产阶级、封建贵族、奴隶主那样的阶级。官僚层不是某一生产方式的代理人。它在生产过程中没有它自己独特的根源。今天与昨天一样，它的统治对生产力的继续发展，一点贡献都没有。它在经济上没有必要的功能，在积累的过程中也没有必要的功能。因为所有这些理由，它要去否认自己的存在，把自己的功能隐藏在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功能之后，而且继续说它自己主张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它把马克思主义改头换面，利用这个变形的版本为它自己的目的服务。

　　当官僚层发现自己处在永远与一千万工人公开冲突的情况下的时候，它这些声称的荒谬性就变得非常明显了。从这点，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官僚层所篡夺去的管理职能可以由工人阶级来履行；官僚层不但不能保证现有社会与经济制度的再生产，而且由于官僚层本身的矛盾，它反而会破坏这个制度的基础，使这个制度的潜在力量不能按照制度的内在逻辑充分发展。在过去几次反官僚革命中，官僚层的寄生性质，没有像波兰这一次政治革命般使群众看得更明显了。

　　上面这一点，不但反映在官僚层与渴望工人自治的工人之间对企业管理问题所发生的猛烈争论上，甚至更清楚地反映在工人准备积极罢工的行动上。布勒哥夫斯基（STEFAN BRAFKOWSKI）1981年10月写给波共中央委员会的信上，警告说：「企业将在罢工期间照样开工，生产与交换照样继续，只是政府没有发言权而已。」他反映了愈来愈多工人的态度。工人已经了解到，官僚层作为统治层实在是多余的。工人完全有能力不需要经过官僚层来从事经济与国家的管理。

　　但是，官僚层不是一个阶级这个事实，并不意味它没有自己的资源，或者，一旦无产阶级开始反对官僚层的时候，官僚层就会自动失去权力。官僚层的权力就在于以它独霸了的国家权力，来控制生产手段与社会剩余产品的使用。

　　此外，官僚层非常重视它自己的集体物质利益。它死命地抓住权力，甚至在遭受最坏的暂时性挫折的时候，它还会显示出孤注一掷的勇气。只要它能够继续控制权力的中心，只要它还能够准备镇压性的反击，它就能够进行声东击西的策略，它就能够暂时地退让，它甚至于能够在原则问题上作形式上的让步。

　　这就是为什么认为官僚层会朝着民主方向改良自己的观念，是一个幻想。说官僚层的权力可以置于社会管制之下，说官僚层会被迫接受民主地选出的工人代表来参加国家大事的决定，也是骗人的。这些观念都是自我限制战略与达致全国协议战略的内在思想，是团结工会领导层中的许多专家以及工会领导层中的多数派所提倡的。他们还认为达到全国协议是历史性的妥协。但是，团结工会的群众，由于与官僚层几次交锋的经验，却慢慢地离开了上述这些观念。事实上，官僚层本身也认为这些观念是不能采纳的。其原因倒不是思想方面，而是官僚层只有在无产阶级保持分散与被动的情况之下才能保持它的权力与特权。只要真正的工人民主有一点点实现的话，无产阶级的分散与被动的情况就不存在了。

　　11）在官僚层行使极权的过渡社会中，国家及其不同机构的镇压机器，是社会躯体上的寄生物。工人阶级在反官僚政治革命中的主要政治任务，就是破坏这些镇压的机构。工人阶级、贫农、以及社会上所有其它被官僚所压制的阶层的利益，是与这个任务符合的。在官僚专政的过渡社会中，所有这些阶层在官僚机器压迫、打垮、剥削他们这个事实之下联合起来。打碎这个机器，推翻这个机器，必然符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官僚层与资产阶级不同，它在社会经济制度中没有很深的根基。所以它要死命抓住供给它生计与独霸权的国家机构。在政治革命中，官僚层被迫使用比平常更野蛮的镇压手段来对付工人。这就导致它加强国家机器。

　　托洛茨基把政治革命的任务定义为「用暴力推翻堕落的官僚层的政治统治」，这个定义是从以下事实而来：「这个危机没有和平的出路的，没有一个魔鬼肯自愿的斩断自己的魔爪。苏联官僚层不会不经一战而放弃权位。这个发展明显地会带动走上革命道路。」

　　「如果人民群众行使了强有力的压力，以及政府机构在这种情况之下必然的解体，当政者的抵抗也许会比表面上看来弱些。但是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能作假设。无论如何，只有革命的力量才能把官僚层推翻。事情往往是这样的：攻击愈勇敢，愈决断，牺牲的人就愈少。」（《被背叛的革命》，中文版第250页，译文略有修改）

　　另一方面，政治革命本身不能解决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所有问题，并不能消除建立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工人国家的必要性。它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机构，不但要与无产阶级融合在一起，而且特别要在军事、司法、行政、经济方面接受无产阶级的控制。在这些方面，波兰革命提供了很有用的资料。

　　譬如，波兰工人在反官僚的斗争中所得到的第一次胜利，就是破坏了一个官僚层的权力机构。罢工委员会在1980年8月争到工人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这个胜利，在团结工会出现以后，斗争拆除与破坏了国家所设立的工会机构。（这个斗争没有完全破坏国家的工会机构，因为官僚层还抓有权力。）虽然官僚层的权力并没有受到全面挑战，工人自己的组织却粉碎了官僚统治的国家机器的一个机构。

　　以工人自治为基础的经济改革运动开始发展的时候，由官僚层操纵经济权力的国家机构受到工人很大的压力。工人要消灭这些机构。工人常常发动猛烈的斗争，反对波共根据它们自己的名单来任命工厂厂长。工人也要解散强制组织起来的企业协会与工业部。工人提出了各种不同方法来代替官僚机构，包括：工厂的工人委员会发动公开竞选工厂厂长的运动；工厂管理部门应当实践工人自治组织的决定；各企业的工人委员会自愿联合起来组成企业协会。

　　另一方面，波兰革命的基本弱点，就是它没有集中所有力量来消灭官僚统治的镇压机构。团结工会的确要求过，警察机构的一部份，特别是它的房屋，应该归还给社会，用来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它支持组织警察人员的独立工会。在12月13日的前几天，团结工会中的革命派要求组织工人卫队。但是，在军队之内或者在军队之外，都没有组织起消灭军队中的官僚机构的斗争。军队就是官僚层的最后一着，它是靠军队来实现政治反革命的。

　　12）在波兰革命这个反官僚政治革命中，第一次群众运动找出解决工人自治组织问题的方法。在过去所有的政治革命中，如1953年的东德革命、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1968年的捷克革命，工人阶级创造了政权和双重政权的机关（譬如工人会议，或者是要转变为工人会议的罢工委员会），但是工人阶级没有创造永久性的自我组织。这就是波兰经验优越的地方。

　　1980年8月的在企业之间所组织起来的罢工委员会，并没有转变为工人会议，但是却作为工会的组织委员会。绝大多数工人参加了这个工会。团结工会并不是按照职业或工业而组织起来，而是按地域而组织起来。按照工业而建立起来的工会——所谓垂直的结构——也有，但是很少。平行的结构——即按照地区建立起来的工会——远远超过垂直的结构。这种组织的方法，保证所有工人，不管那一个行业或工业，都能够团结起来。所有工厂工会结合成地区工会，所有地区工会结合成一个全国性的组织。这是团结工会的一个特点。

　　团结工会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内部的民主具有工会会议的许多特征。

　　就是因为这些特征，团结工会才成为代表大多数工人的组织。团结工会的领导机关趋向于成为另一权力中心的机关。

　　波兰工人能够组织一个保护他们权益、尊严、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工会来与国家对抗，并不是偶然的。他们称国家为「老板」。这反映了在如此一段历史时期中的工人情况。在这段历史时期的过渡社会中，国家、官僚层、以及官僚的变形所造成的危险，都继续存在。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官僚层控制了几乎所有剩余产物，因此替它自己的特权提供了物质基础。工人自己组织起来去反对的，自然就是这种像寄生虫一样的剥削。工人的工作被减低为仅仅要获取足以维持生计的工资。而工资常常非常低。从这个观点看来，工会的任务，就跟资本家所雇用的劳动力是商品的时候的工会的任务一样。工会斗争的目的就是要求国家老板改进工人的工作情况，解决劳动力的报酬问题。

　　「工厂之转变为国有，只在法律上改变工人的地位。事实上，工人还要在贫乏中生活，而且还要为一定的工资而工作一定的时间」（《被背叛的革命》中文版，第210页）由于这个事实，「在苏联政权之下，工资劳动者并没有失去低下的奴隶身份的性质」，托洛茨基说。一般说来，虽然这些国家不再有像阶级剥削那样的剥削，但是还是有：

　　（a）利用像托洛茨基所说的「剥削的形式」来榨取剩余产物。而且工人对榨取的程度及剩余产物的使用，没有决定权，也没有否决权。托洛茨基在谈到官僚专政下的过渡社会时说：「换句话说，收入的差异不但决定于个人生产量的不同，而且还决定于暗中侵吞他人劳动生产品的多少。」（《被背叛的革命》中文版，第210页）。这些剥削形式只有在一个让工人阶级决定自己牺牲的程度和目的的全面自管制度之下，才会消失。
　　（b）马克思所说的寄生的剥削。那就是说，寄生的官僚层没收了一部份社会产物作为他们的特权的基础。

　　此外，正是这个官僚层以它的特定的阶级的利益来决定工人的生活水平，而且常常野蛮地拒绝保证劳动力再生产的物质条件。

　　除了劳动力局部地保留商品性质这个事实以外，上面所说的，就是工人需要工会的理由。

　　严格说来，劳动力不再有商品的性质。这个主要的差别表现在较慢的工作速度，工资率不由劳工市场而由其它标准来决定。

　　在新的生产关系的情况下，对工人的保卫应该保持和加强，即他们有权利要求不再仅仅是雇佣劳动者。这个想法应该在工会平面反映出来：

　　（I） 反对任何以经济的理由赋予工厂经理重新有解雇工人的权利；企业的关闭决不应该是为了市场的自动的机能，而应该是某一地区性（地区的、区域的、全国的）主管单位的与自治组织的有关决定。所有有关的工人应该马上被其它工作单位雇用，待遇至少应该与原有待遇相等。

　　（II）要求工人有权利决定全部社会剩余产品的使用。关于这方面，可以有几种选择。所以「工资」的要求不应该与其它要求分开。这点恰恰反映官僚的职能可以由工人来负担。经过争论以后，工人应该有权利决定以下事情：

　　（a）如何将剩余产品分配给生产性的投资资金，那一部门应得优先分配；
　　（b）那一部份作为集体的消费，那一部份作为免费的物品与服务；
　　（c）那一部份依据全国的标准作为工资分配。这里，只有公众的讨论才有可能得出一致的标准（而且依据已经取得的发展的经验与程度来调整）。这种公众的讨论才会克服以下情况：

　　（a）市场对收入发生影响，加深收入的不平等；而不顾及所投入的有效工作；
　　（b）根据工作的「质素」而产生的收入不同，事实上，是一种没收一部份剩余产品来饲养社会特权的隐蔽形式。

　　除了这些以外，反官僚政治革命的主要效果，并不是在分配的领域，而是在生产的领域。打破官僚在经济方面的专权，并不仅仅是拒绝它有决定社会剩余产品的使用的权利，而且也拒绝它有决定社会剩余产品的范围与局限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整个历史时期建立战斗性以及自治的工会，牵涉到工会的参与决定工作的组织（速度、测量工作的方法等）的权利。

　　这并不是说，工会应该有管理经济的责任。后者属于工人自治的机构。

　　13）波兰革命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工人阶级质疑当政的官僚层所提出的社会财产的观念。波兰工人拒绝承认国有财产与社会财产是一样的东西。自治运动在7月8日在格但斯克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把工厂还给我们！」这个口号，就非常具体地表示了这个反应；正像工人提出以「社会财产」的观念来对抗国有企业的观念，或者区别开生产手段的法律上的占有权与社会的控制，也同样反映了这个质疑。

　　从这个立场看来，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完全支持波兰工人争取工人自治的斗争。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完全同意以下的口号：「我们要求生产手段真正社会化；那才是社会主义。」

　　把从资产阶级手中没收来的生产手段转变为国有财产的行动，显示是形式上的法律行动。这个行动对生产手段的社会化非常重要。但是，正因为在工人国家，国家权力可以由工人又或者可以由官僚层来实施，所以，对生产手段的控制权，可以在工人阶级的手中，又可以在国家的官僚机构的手中。财产形式的真正的社会与经济的內容，就是由这个问题来决定。

　　官僚层从国有化生产手段中取得利益的方式，就好像是它真正地拥有这些生产手段一样，但是它并没有负起拥有人的责任。在受官僚控制的过渡社会中，有一个很普遍的感觉，那就是，国有财产事实上并不属于任何人。上面所讲官僚层的双重性格，就是这种感觉的基本原因。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保卫工人国家中的国有财产，反对任何要复辟主要生产手段私有制的内部的或外来的威胁。但是，同时，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提倡把国有财产转变为社会财产。无疑地，生产手段完全社会化，只有在社会阶级、商品生产、国家都完全消失以后，才有可能。但是，波兰革命的经验，特别是在团结工会的领导下所发展起来的自治运动的经验，帮助我们澄清主要的生产手段的社会化是从那一点开始的这个问题。托洛茨基在对官僚极权政权的批评中，清楚地指出，生产手段的社会化，只能在国家开始消亡，即国家的功能开始被自治的社会所吸收去的时候，才能开始，才能向前发展。他说，社会财产的起点，并不是私有财产的终点，而是国有财产的终点。这观点在团结工会的群众运动中慢慢地得到大家支持。

　　像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的经验一样，波兰的经验虽然都用工人自治的名义，但是它的多样化的计划都显示了把工人自治简单化的危险。这个简单化的工人自治的性质，是各个工作单位管理本单位内的工作，它们之间由市场联系起来，所以，为了生产手段社会化的过程有所进展，我们要从开始就发动一个斗争，不要使工人自治运动被国家或者市场改变方向。我们认为，波兰运动对这一点的了解是不够的。

　　* 事实上，斯大林主义的历史经验使人们反对所有集中化与所有强制性的计划。但是，实践证明，当分散化和市场的逻辑主要地决定收入及投资的时候，指令性的计划，或者是用来加强团结的原则的社会基金，都不足以抑制社会与地域的不平等的增长。
　　* 市场似乎能够保证被高度集中化的官僚计划所践踏的自由以及某种程度的经济合理性。但是这个观念只是个幻想而已，所以我们提出另一种合理性：建基在工人会议的政权上的工人民主。这一个合理性一日还没有在某处被人实践，亲市场的观念一日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
　　* 工人对市场规律运转的抵抗一向很大，以后也会很大。但是他们认为能对熟悉的东西（如他们的工厂、他们的工作间）管理得比较好这个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与整体的及有协调的自治矛盾的。因此这就使某些人倒回去依赖市场、专家及其它「有能力的」经理。这样一来，当真正的分散化实践了以后，几千次罢工也不能把工人阶级的团结重新建立起来。

　　这并非是说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原则上反对采取市场机制。我们的原则立场只是反对引进资本主义的市场。在某些范围内，非资本主义市场关系是过渡至社会主义时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坚持的是，市场关系与工人阶级的平等主义社会价值之间永远会存在矛盾，工人阶级的政治先锋队必须经常地在处理这些矛盾时，尊重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意愿。因此，在1980年8月，格但斯克的二十一项要求，特别着重支持配给原则，反对自由价格原则。

　　幸亏波兰工人的广大部份开始了解生产手段社会化的过程与革命马克思主义所揭露的国家消亡的过程之间的密切关系。他们立刻进行把国有化部份以及国家本身社会化的斗争。争取工人在企业中的自治的斗争，很快就扩大了范围。群众运动要以不同的机构来代替官僚的国家机构。这个过程就会保证真正的工人与人民民主的存在与扩大。团结工会的纲领所提倡的建立「自治的共和国」的建议，就是要成立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国家的机构。换句话说，当这些机构与群众融合起来，接受群众的直接控制而且与群众直接行使政权有关连的时候，国家就会渐渐消亡。像讽刺画一样的官僚计划就会被精心制作的民主计划所代替。这个民主计划是要经过代表工人与人民的机关的广大的参与与讨论不同的提议以后才精心地制定的。

　　14）波兰革命再度证实，在所有工人革命中，不论是反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或者反官僚的政治革命，工人阶级要在它自己的代表会议民主（COUNCIL DEMOCRACY）的机构中体现它的政权。这些代表会议民主的机构把群众直接民主的好处与代表民主的好处结合起来。当群众运动由工人阶级领导的时候，群众运动所产生的夺取政权的机关（或者双重政权的机关），在企业中自然而然地趋向于采取工人会议的形式，而在地区之内，则趋向于工人代表会议的形式——这两个机构的历史先例就是1917年俄国革命中的工厂委员会和苏维埃。

　　上面我们说过，团结工会在企业中，在地区之内，以及在全国的平面上的领导机构，事实上就是工人的民主的对抗力量的新生机构。在这些机构内所实践的工会民主，是有会议式的民主的特征。在工人的群众大会（或者是在大的企业中工人的代表大会）的基础上所产生的工人会议、工人控制生产的机构以及工人为企业中的自治而斗争的机构，刚好就是这种新的机构。工人会议的地区协调机构，就是在地区基础上的工人权力机构，而全国自治团体联会筹备会的出现，表示了在全国的规模上集中权力的倾向（筹备会正在筹备召开第一次工人会议代表大会）。独立的农民运动，在组织了私有农民的团结农会以后，也要求在乡村群众大会的基础上成立新的权力形式。在大学中出现的新的民主管理机构，由于要求自治，所以非常类似代表会议的形式。

　　工人阶级才是朝向代表会议民主的流派的历史担负人。波兰革命证明，当工人阶级在群众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的时候，它所提出的民主模式和民主机构模式，就会被参加革命的其它受压迫的社会阶层密切地——无可避免会有变化地——仿效。很多其它革命也有一样的情形，譬如俄国革命中的贫农会议，俄国、德国、西班牙革命中的兵士会议。

　　这并不是说反官僚革命的进展或者胜利，立刻会导致议会民主的机构的消失，立刻会导致代表会议的全面统治。

　　虽然议会（PARLIAMENT）的形象已经变得非常暗淡，但是斯大林主义和官僚专政在东欧的创伤经验，已经毫无疑问地重新擦亮了议会的形象。议会选举的观念，如公民有真正权利提出几个候选人而在其中选出他们的代表，在波兰革命中很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如果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广大群众所提出的这些合法的民主要求，则是非常不恰当的。但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因此而放弃对议会民主的批评；他们必须清楚地指出议会民主的局限性。主要的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对议会式的机构在工人国家中的权限下个明确的定义，使这些议会式的机构不会损害工人代表的权力，因为工代会的民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以下的要点上——生产物质财富的人必须对物质财富的使用有首要的决定权。朗寒（OSKAR LANGE）已经在波兰提出这个观念。以后，团结工会重新提出这个观念，作为解决眼前问题的方法。这就是国会的第二个议院——即社会与经济或自治议院——这个观念的来源。根据团结工会最进步的计划，这个第二个议院将由直接的生产者选出，而且要将国家所有经济权力集中在它的手中。这样一个机构，可以被视为在议会民主的机构仍然存在的环境之下，向代表会议民主转变的一个过渡形式。同时，它并不是全国工人会议代表大会的或者是这个全国代表大会所产生的永久性机构的代替物，虽然它与后两种机构并没有矛盾。

　　「自治共和国」的计划，综合了自治会议直接民主即与经济及政治权力代表会的形式。由此，人们致力于建立直接民主与代表民主的辩证的联系，打破制度化的部门分化，例如经济机构是独立的。

　　此外，在国会内建议设立第二议会——一个自治的议会——是朝向全国平面发展双重政权及协调自治会议。由此第二议会便会成为与官僚的国会永久抗衡的力量，朝向自治共和国发展第二议会由工人选举产生，不会代替自治会议的计划及决议，相反，通过其制约作用，可以保证各会议在政治上及经济上团结一致。它也可以保证小生产手段的拥有者取得民主表达权，而这权利只有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才能保证。但这两个议会确实的范围以及它们与自治会议的关系，并没有清楚地阐明。

　　在过渡时期规定国会类型机构的任务范围很是必要，以令工人的直接权力不受削减，但另一方面，由全民投票选出各会议形式及自治会议，可能在革命的进程中出现并在过渡时期继续存在。

　　这两个要求之间的关系，要看在事实上直接民主机构发展的水平，以及这些机构互相协调的水平。由不记名的直接全民投票产生的议会，可能抗拒官僚化，因为自治会议间互相协作时的确有官僚化的可能性。

　　在过渡时期议会的存在，反映无产阶级在立即建立一个完全民主系统时的困难，因为存在分工以及多元化。

　　就是从这观点出发，我们相反地认为，通过自治会议的成长及协作，无产阶级有可能扩充它的权力，减低重新建立传统的国会制的危险，这国会是因为有第一议会才造成的。

　　过渡状况的辩证性，表现在这两类制度之间的关系，如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所解释的，「工人国家最后的面貌，是由它的无产阶级倾向及社会主义倾向之间的关系改变所决定的。」

　　在一个各种不同的生产手段所有制形式仍然残存的过渡社会中，工人自治制度并不代表所有直接生产者的权力，而只是代表国有化经济部门的生产者的权力。工人阶级虽然处于领导地位，但是必须保证所有直接生产者（包括农民和其它小生产者）在经济权力机关中能够民主地表达意见。

　　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工人阶级是朝向政治民主的流派的言行一致的担负人。原因是，工人阶级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这个新的生产方式，在它的最高阶段，将会建立起无限制的民主制，换句话说，将会建立起在消亡过程中的民主的工人国家。

　　在攻击官僚政权的时候，工人阶级不但渴望以工人民主来代替现有的官僚专政，而且要保证所有公民能享有民主的权利。工人民主依靠生产者的合作。它的主要基础是在工厂中成立起来的工人会议。波兰革命的经验证实，当公民民主在工人阶级所领导的革命中出现的时候，它是与资产阶级民主完全不同的。公民民主虽然与工人民主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同，但它却借来了后者许多特点。这点，在波兰革命的后期，在工人自治的刺激之下的地区性的自治组织中，是非常明显的。新出现的地区性的自治组织，并不是基于市场的公民民主，而是基于消费者和邻居间的互助，或是家庭间的互相支持。

　　15）甚至在革命中，工人主观思想的成熟也是一个复杂过程的结果。这个成熟的过程由于充满了矛盾，所以各阶段可能会较长。在波兰的政治革命中，工人要经历了差不多一年半的尖锐斗争，才丢弃幻想，而决定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是在主观的成熟之前，有一个客观的成熟。这反映在他们的活动上特别是他们的斗争形式。这是波兰革命的伟大教训之一。

　　自从1980年8月以来，换句话说，自从革命开始以来，波兰工人的主要斗争方式，是群众性的（消极的）罢工加上占领工厂。团结工会在以后的斗争中也是采取这个方式。当这个斗争方式成为一般化而且变成主要的斗争方式的时候，这个斗争方式的重要性就比它在开初出现时重要得多了，以下是托洛茨基对于这点所说的话：「在罢工者的要求之外，工厂被暂时占领，给资本主义财产以一记打击。每一次静坐罢工都在实际上提出谁是工厂的主人这个问题：资本家呢还是工人呢？如果静坐罢工插话式地提出这个问题，那末工厂委员会便给它有组织的表现。」

　　非常类似的情况在官僚层统治下发生。静坐罢工在实际上提出谁控制工厂与产品的问题：工人阶级呢？还是官僚层？波兰罢工运动的形式表明，工人能够使他们所占领的工厂，以及工厂中所有的生产手段，为整个社会以及为大家的利益而工作。托洛茨基也注意到，在静坐罢工中出现的工厂委员会，在工厂中创造了双重政权的形势。团结工会的各企业委员会、各地区的领导层、以及全国领导层，事实上已经在所有这些平面上创造了双重政权。

　　从夺取政权的客观的成熟到主观的成熟，还可以从更多的工人阶级参与与更高的静坐罢工形式上看得出来。这里我们是指团结工会中的最革命的派别所号召的积极罢工。根据这个在团结工会内部所发展的观念，积极罢工并不局限于提出实际的经济权力的问题，而且要用革命的群众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根据罢工委员会提出的方案，工人的行动不只是静坐罢工，而是要超过静坐的范围，在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下恢复生产。这种方案就反映了真正的社会需要与优先次序。罢工委员会一定要使工人的控制包括分配的领域。

　　同时，他们一定要组织工人自卫队。经过地区性的积极罢工，以及经过团结工会的领导机关把这些罢工协调起来与集中起来，形成全国性的积极罢工，工人阶级就可以从官僚层手中夺回经济控制权。当经济权牢固地握在工人手中以后，罢工委员会就会把经济权转交给在积极罢工中巩固起来、而且在全国范围内集中起来的工人自治机构。积极罢工的胜利就会表示，工人已经积累足够的力量从官僚层手中夺回其余的政治权力。这个积极罢工的策略是团结工会对政治革命的一般战略的最重要贡献之一，因为这个策略是在工人运动中自然地生长出来的。

　　16）如果革命照这条道路发展下去的话，特别是，如果整个无产阶级夺到政权的话，这个发展一定会在群众之中，因社会的利益与政治方向的不同，引起尖锐的分化。这个趋势在1981年12月13日的镇压前几个月已经在酝酿了。大多数的无产阶级与大多数的独立农民的物质利益，与小资产阶级的及享有物质特权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的技术人）的物质利益是不同的。这不但在眼前的意义上，而且在历史的意义上，都是如此。群众对经济改革的争论，就足够把因不同的社会利益而起的分歧显示出来。但是所有这些阶层有一个共同的利益，那就是要从官僚层的不可忍受的监视之下解放出来。

　　因为阶级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分别还在社会存在，工人阶级不能够为了那个社会的一些虚幻的一般性利益，而冲淡它自己的历史利益或减少它所夺取的权力。作为社会主义的建造人、工人阶级必须通过民主的实施政权的方法，来保证它的最高权力。但是，在同时，工人阶级不但要把包括农民及其它独立生产者在内的最广大的阶层争取到革命阵营，而且要保持与他们联盟。这才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工人阶级的周围团聚起来的广大社会群，在政治革命中共同地进行反对官僚层的斗争。这就是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一个坚固起点。

　　除了国家政权的基本机构以外，只要以下的因素存在的话，工人阶级就会在资本主义以后的自治的社会中保持最高的权力：

　　（1）生产手段的集体所有制应该占全面优势。这虽然不排拒农业与小商业中的私有财产的存在甚或盛行，但是一定要排斥私有财产的动力慢慢地向其它经济部门扩张；
　　（2）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逐渐限制残余的私有财产与商品生产；
　　（3）基本上以国家的外贸垄断来保护国民经济，使之免受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压力。同時渐增地与其它没有官僚压制的工人国家合作；
　　（4）建立其它政治与经济的机构，来阻止私有商品部门与国际资本汇合，不致使计划的规律隶属于市场的规律；
　　（5）有系统地限制与改变所有社会不平等的现象；
　　（6）在社会投资、国家运转、正式教育、以及——逐渐地——每日的经济生活中，团结的原则应该超过物质利益的原则；
　　（7）传布及实现真正的国际工人的团结，不要使一个民族臣属于另一个民族；对所有仇视外国人的种族主义的偏见，应该有系统地发动斗争，以克服不健康的民族主义的增高。

　　要使苏联官僚层的东欧卫星国之内的反官僚政治革命取得胜利，需要实践以下各点：

　　（1）要对军事干涉的压力及威胁或侵略的行动进行自卫，不管这侵略的行动及威胁来自其它工人国家的统治官僚层，还是来自帝国主义国家；
　　（2）保护国民经济，使之免受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压力，同时渐增地与脱离了官僚压制的工人国家进行经济合作；
　　（3）对世界革命的所有部门进行国际主义的援助，首要地要对政治革命的最密切盟友——官僚专政仍存在的工人国家的工人运动——进行援助。



第四章　群众坚持抵抗以及它的主要意义


　　17）官僚专政于1981年12月13日转向公然的政治反革命，实行武裝镇压，给波兰的政治革命重大的打击，但是，它却无法利用这个优势把群众运动完全拆散、完全击垮。团结工会转入地下，发动群众抵抗运动；抵抗运动到今天还在持续，构成工人运动史上没有先例的政治现象。

　　这个抵抗运动时间之长、坚持之久、范围之广，使它成为历史上最光荣的工人阶级斗争之一。它证实了我们较早时的看法，即1980-81年的波兰革命是本世纪最深刻、最有动力的无产阶级革命之一。而且革命时期展延得特别长：直至12月13日那一天，革命非但没有耗尽动力进入下降时期，反而愈来愈猛烈了。这从以下的趋势看得非常清楚：1982年5月劳动节游行；5月13日15分钟罢工；8月31日庆祝格但斯克协议的周年纪念。在这个周年纪念日，群众响应团结工会地下领导的号召，在八十个以上的城市走上街头，把主要的工业中心和城市中心转变为向镇压力量作猛烈斗争的场地。

　　18）12月13日以后，广大的抵抗运动还在继续，这事需要解释。光说波兰革命在反革命进攻下仍在全力推进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考虑这个革命的质的方面。就政纲及政治水平而言，这个革命有很严重的缺点，既无革命工人党，也无革命社会主义核心组织，而且政治分化还在初期阶段，可是，就参加革命的无产阶级力量的阶级觉悟程度而言，一般是非常高的。这是官僚统治的工人国家的工人阶级斗争的特殊性质使然。

　　从一方面看来，在「平常」时候，工人阶级的独立活动和自我组织是不可能的；分散现象非常严重；镇压机构能比资本主义的同样机构干涉得更快；局部的胜利成果很难维持。所有这些阻止了（或至少大大地阻碍了）工人阶级在不同行动中和争取短期要求时的经验积累。因此，全面的、长期的斗争只能在以下情况才发生：广大的工人阶级积累了过去的斗争经验，吸取了教训，同时达到相信高的、差不多同一的觉悟程度，而且还能具体表达出群众当前的迫切要求。

　　这就是1980年8月波兰所发生的情况。全国性罢工发生的时候，波兰工人阶级（至少是它的主要部门）已经学到怎样提出大家都能认同的要求，怎样以一个同一的集体来进行斗争。

　　从另方面看来，一当官僚层的统治受到了起来斗争的工人阶级的挑战而产生危机的时候，它的结构上的弱点就显示得非常清楚了。波兰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官僚层很难用它的统治的「正常化」来克服这个危机。在这点上，波兰事件对于我们关於苏联与东欧国家的阶级性质的传统理论，提供了极好的经验证明。我们不但不应该怀疑这个理论，而且应该保卫它为唯一有充足理由的理论。群众在1980年8月所达到的觉悟程度，被以后十八个月的艰苦斗争、与官僚层统治者的交锋、寻求抵抗官僚政权的攻击方法、以及以后怎样管理国家等等经验，所大大丰富起来。虽然群众所达到的成熟程度以及相应的组织形式，并未能够防止12月13日的失败，但已替抵抗官僚反革命的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无可否认地，参与自治工会的经验，很快地引起工人期望把这个经验总结出来，并建立自治共和国。要建立自治共和国的观念，并不局限于那些完全了解政权问题并要用革命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人们。这情况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一个政治决定、一个国家施政，除非与团结工会讨论过、商量过，否则就不是合法的；这个感觉在波兰工人中间极为普遍，极为热烈，而且它有自己的动力。工人认为他们的工会，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合法性的唯一泉源，而且也是国家的合法性的唯一泉源。光有这个信念是不能使波兰革命达到胜利的，但它却能够引起广大的、长期的抵抗运动。这个信念是抵抗运动的主要主观因素，反映在团结工会积极分子所喜爱的说法上：「我们是主体，不是客体。」

　　19）团结工会在12月13日的战争状态宣布以后的头几天号召总罢工。群众运动在总罢工中采取的策略是消极抵抗与逐步撤退。这个策略对以后进行继续斗争的能力有决定性的帮助。即使在那些工人在初期决定积极地保卫自己而且在必要时准备破坏主要的工厂与工业设备的地区，大多数工人被争取过来对力量关系作比较现实的估计，而且采取比较正确的政策——对于镇压机构的打击，避免不必要的暴露，以保存群众运动的实力。

　　团结工会并未作好准备去抵抗（更不必说有效地击败）这全面的反革命政变。12月13日就是显示力量关系对群众运动不利这个事实的日子。只要那个地区工会领导分子逃脱了头几个小时的大逮捕，在工厂内领导大罢工，并好好地组织撤退，使损失减低到极少，日后的抵抗运动就发展得最快、最有组织、最有内聚力。下西里西亚的情况特别如此。上西里西亚的情况就不同，那里的属于团结工会的矿工自发地组织积极的抵抗或者占领矿场，直到他们体力不支，口渴、饥饿、体力的耗尽，迫得他们不得不投降。他们在有些矿场里，用土法制造了一些枪枝，对波兰的秘密警察（ZOMO）发动了英勇的抗争。因此，「伍杰克」的矿工便成为波兰工人阶级的新烈士。这些抵抗的形式使团结工会失败得更惨，因而大大地减低了那个地区的抵抗运动。伍杰克矿工的模式行动再三地证明，武裝工人和群众性的暴力行动是与镇压机构斗争的有效策略，但是，在当時那种情况下，他们的斗争是注定失败的。这一后果使许多波兰工人认为群众性的暴力行动是无用的，应予排斥。但是下西里西亚的主要工人领袖却正确得出相反的结论：他们坚持认为他们自己的守势的抵抗运动是唯一可取的策略。不过他们也承认，如果全国工人都像伍杰克矿工那样准备积极抵抗的话，就会不但证明这个斗争是正确的，而且也会可能打败反革命的政变。可惜现实是，只有几个先进分子得出上述结论，广大群众仍没有。

　　20）12月13日的失败并不是决定性的失败。团结工会最积极的分子还能走入地下。抵抗官僚反革命的群众性运动发展起来了。所有这些事实引起了「秘密社会」（有时候也称为「独立社会」）的观念。如果这个观念是指另一个社会能够自发地生长，是鼓励人们去幻想能够避免与官僚统治交锋的话，那末这个观念就是暧昧含混的。但这个观念的政治价值在于它能正确地了解，抵抗运动必须依靠广大社会阶层的活动，来保存与支持群众内部的积极分子的力量。

　　经验证明，地下团结工会在工厂中的存在不但可能，而且能够变成「秘密社会」的骨干。事实上，所有事情都要靠重新建立这种组织：日常抵抗运动的效率，采取拒绝立场的阵线的工作，独立社会意识的发展，局部经济及政治斗争的结果，将来的罢工或者其它主要战斗的准备与成功。团结工会在能够继续维持地下工作的地区所收到的会费，成为抵抗运动特别重要的物质基础。这些会费使地下的委员会能够供给会员物质援助，成立借贷委员会，分发援金给被拘禁及被解雇的会员的家庭，以及替工人的子女与家人安排假期。团结工会在工厂中的力量，保证它们有效地排斥国家所成立的「新工会」，能对劳动视察员加压力，而且迫使工厂经理不得不考虑工人的利益。在某种情况下，这些工作能够正式经过工人委员会公开地进行，或者非正式地经过工厂中的工人代表公开地进行。

　　在某些工业中心的工厂中，团结工会的扎根比较顺利，因为在这些工业中心，地区领导层最了解工厂组织的潜力，最了解工会在「秘密社会」的结构与活动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在这方面，自觉的领导层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工会的扎根，跟工厂委员会所领导的工人群众团体相互之间的协调的能力，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些协调组织首先由所有大工厂的代表在地区层面建立，然后在地方性层面，在邻近的工厂之间建立。如果地区层面的团结工会领导层支持特别分散的组织与活动，而忽视各工厂的工会团体之间的协调工作，这就业团结工会及整个「秘密社会」都有很大的损害。

　　「秘密社会」是指在各种各样行业中秘密地自发地出现的各种不同的活动、主张和组织形式。它的目的就是阻止官僚统治者及其镇压的、政治的、思想的机构，用分裂、隔离、腐蚀工人阶级及其受压迫阶级的社会意识的方法，来击散社会的先锋队。「秘密社会」可以保存社会运动的最积极的力量，争取新的力量。在波兰逐渐成长的地下报刊的数量（不同的刊物及每种刊物的印数）之多，真是史无前例的现象；此外某些地区还有出版书藉及地下电台广播。所有这些活动，创造了一个独立的新闻网，和一个有生气的交换与讨论经验的论坛。流动大学和自我教育俱乐部，代表了「秘密社会」的另一面。虽然它们比新闻流通活动的范围小很多，但是它却创立了独立的学习、独立的教育、独立的文化的地方。它们促使了思想自由，把文化传播给青年及许多工人干部。它们使工人阶级与民主的知识分子中最积极的、最忠实的分子之间的联盟得以活跃。

　　只要建立「秘密社会」的政策主要是集中在重新建立与活化工厂中的团体的话，那就可以使大部份地下报纸直接在工厂中出版，而且可以把自我教育的工作集中在成立工人大学与工人讨论会上。但这情形不是所有地区都如是的。一般说来，如果「秘密社会」与地下工会的关系非常密切的话，「秘密社会」的基础就非常强大；如果团结工会的领导层忽视了工会的活动，把学习、出版及其它独立活动集中在知识分子的话，那末「秘密社会」的基础，特别是它的结构以及它在工人阶级中的根，就会比较脆弱。

　　建立「秘密社会」这个观念——只要它是集中在工人阶级上——就是团结工会在反革命局势中对群众性抵抗运动的总战略一个主要的贡献。

　　21）1982年4月出现的全国性的团结工会临时协调委员会（以下简称为「临协会」）替抵抗运动的中央领导层的形式创造了条件。工会的战斗分子早就深深地感觉到有这么一个领导层的需要。事实上，12月13日以后，团结工会已经卷入差不多是永久性的领导的危机，因此对整个群众运动产生不良的影响。中央领导层难以存在，自有它的客观原因。甚至于在「临协会」形成以后，它的内部还发生了主观方面的问题，以致它不能够坚定地负起领导团结工会的责任。在实际上，它的道德权威的成份比较多，真正的领导或真正的协调的功能比较少；这就反过来削弱了它的道德权威。1982年秋天，政治上的摇摆不定、前后不一致、错误、以及有时候的极端的经验主义，使领导层的危机变得非常尖锐。事实上，「临协会」未能够把8月31日的巨大的群众运动所显示出的战斗性的与激进化的庞大潜力开发起来。这就自然导致运动分散；波兰议会于10月8日宣布团结工会为非法组织时，团结工会惊惶失惜。

　　领导层的危机反映在它没有能力为团结工会提出一个适宜的战斗战略与政纲。在抵抗运动的第一年中，导致团结工会12月13日失败的「自我限制的革命」的老战略，还是「临协会」的主流政治观。「地缘政治的宿命论」——这个论点认为任何对官僚统治的严厉威胁就会马上引起苏联华沙公约同盟国出兵来镇压群众运动——有瘫痪人的效果。它继续培养一定要与波兰官僚层妥协的幻想，以为妥协才会使独立的群众运动和官僚统治共存，而会迫使后者自由化。这个宿命论的态度导致在总罢工战略方面采取了一条前后非常不一致的路线。

　　「临协会」内较激进的流派与大工业的工人有较直接的关系，他们主要由下西里西亚的领导所代表。由于这个流派施加压力，「临协会」的内部才有脆弱的妥协与不稳定的平衡，而且才有可能于1983年1月通过一个纲领式的文件。这个文件代表了克服战略危机的一个真正进步：除了把「秘密社会」中所体现的收获加以系统化以外，它再一次公开地指責追求「全国的和解」的努力，承认有需要推翻12月13日以后的官僚政权，而且指出总罢工是团结工会应着重的一项主要工作，所以它的目标不但要抵抗，而且要「击碎独裁政权」。

　　但是，这个纲领式文件并没有导致政治上的真正的转向。这个文件之所以不能起很大的政治作用，是因为一方面它不能在行动上及在过渡纲领上把这些收获具体化，另方面「临协会」的一些成员反对这个新的路线。因此，它在群众中很少支持。就因为它没有提出具体的任务，也没有设计出与它所提倡的目标相应的组织形式与行动，所以它结果还不过是一纸具文而已。

　　在讨论领导层的所有这些政治上的缺点的时候，我们应当着重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在团结工会的合法时期成为它的干部的成千成万的活动分子中，大多数是政治与工会活动的新生分子。因此，地下运动主要地只好依靠在十八个月的时期所收到收获；这就可以解释他们在克服这些障碍时所面临的困难。

　　22）但是，团结工会内部，特别是它的政治上最先进的部门，已经有一连串收获，可以帮助解决这个战略方面的危机。譬如，某些先进分子已经把创立「秘密社会」的努力主要地集中在重新建立工厂中的工会组织上。他们已经通过协调委员会在某些地区建立了与重点工业有密切联系的真正的领导层。这些协调委员会把重点工业代表和企业间的委员会代表集合在一起，而且依据在工厂中所得到的民意测验作出他们的主要决定。他们也清楚地把战略目的定为总罢工。他们相信，主要的问题就是无法强迫推行「正常化」的官僚统治者与已经积累了巨大潜力的社会运动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他们预测，这个不稳定的平衡在任何时候都会打破，而且会突然破裂。如果这个破裂的发生对群众运动有利的话，就会产生总罢工的动力。

　　经验证明这个分析是正确的。1982年8月31日的群众游行发生以后，下西里西亚区的大工厂中的八成工人已经作好总罢工的准备。地区领导层也同意总罢工。但是，当它了解到全国的准备是不平衡的，而且单个地区的行动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到最后就退却了。差不多一个月以后，在10月12日，格但斯克船坞的工人，为了抗议团结工会被宣布为非法，主动地号召一次罢工，罢工可再度发起。他们把这次罢工看成全国性占领工厂罢工的开端。他们的号召得到许多大工厂的工人的极好反应。这些工人似乎要步格但斯克工人的后尘。只有当他们发现了「临协会」决定要在迟一点的日子发动一天的全国抗议运动的时候，他们才放弃原先的罢工计划。这个全国抗议运动的决定却导致1982年11月11日的罢工的惨败。在社会的紧张的状态非常剧烈的时候，任何同样的号召都会触发总罢工。

　　关于这方面，下西里西亚地区的团结工会领导层已经对于总罢工的战略提出几条非常重要的论点：

　　一、他们认为工厂的工会组织应该为了目前的要求，发动局部的斗争。这种要求能够提高工人的组织能力、社会意识、战斗决心。
　　「临协会」在1983年1月所发布的纲领或文件，就认识到：一般而言，经济斗争与局部斗争构成了团结工会活动的主要部份。这些斗争常常是短暂的罢工或者警告性罢工。它们已经在许多工厂中发生，抗议非常恶劣的、有时候是非人道的工作环境，抗议官僚层所强加的低工资，保护因从事非法工会活动而被解雇的工人，等等。但是这些斗争的弱点是缺乏相互之间的联系。沃洛克劳地区的主要工厂在地区罢工委员会领导之下组织起来的「抗议周」证明这种联系是可能做到的，而且会把这些局部斗争提高到更高平面。
　　二、他们认为在总罢工时保护工厂来反对镇压力量的攻击是非常重要的。1982年夏天，一些比较先进的部门已经得出12月13日的失败的教训，而且讨论「积极地保护工厂的总罢工」的观念。至于下西里西亚区的团结工会领导层，已经开始体现这个观念。它建议在主要的工厂中成立工人自卫队，而且由地区领导层集中领导。
　　三、在团结工会的历史上，他们第一次正确地把苏联军事干涉的问题与力量关系的对比连系起来。他们认为，群众运动的组织水平、动员情况与决心愈弱，干涉的危险就愈大。
　　四、他们试求定出使总罢工胜利的必要条件。他们相信，決不应该把总罢工限制于重获工会自由上，应该要导引工人去占领工厂、工人控制生产，或者进展到更先进的管理经济的形式。

　　这个波兰工人阶级应该采纳的、促进新的政治革命兴起的最先进的战略思想，有一个弱点就是没有提出处理镇压机构——军队与民兵——的问题的办法。到现在为止，虽然有了12月13日反革命政变的教训，即使是团结工会中想得最遠的层份，还没有了解到在镇压机构的基层人员之间从事宣传与鼓动工作的重要性。这个工作的主要目的是瘫痪与分裂镇压机构，在与官僚统治者摊牌的时候，把穿制服的工人争取到工人阶级的事业这一边来。

　　甚至于头脑最清醒的领导人们还是怀有幻想，以为镇压机构不需要经过社会运动最积极的最自觉的力量的事先的政治干涉，就会自动地解体，就会在社会运动中瘫痪。还有一点就是，在团结工会内部，支持总罢工战略的人还是少数，而且他们在政治上有时也会摇摆不定。

　　23）12月13日的失败迫使群众运动局部撤退走向教会。当官僚专政镇压了所有独立的社会活动的时候，教会变成至少维持一些自主权的唯一的机构。寻找自由的地方与集会的地方的群众，自然而然地转向教会。这个撤退颇有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后果，譬如群众的宗教热情增高了。这又反过来加强了教会的「精神力量」。罗马天主教教宗约翰保禄二世返回波兰的访问，只不过证实了现有的局势。

　　但是，这并不自动地表示群众把教会当政治机器来支持。团结工会的存在，证明工人阶级即使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虽然非常依恋天主教，但是却有真正的能力保持对教会的政治独立性。红衣主教格莱姆代表天主教会的上层所表達的妥协政策，并没有被群众接受。相反地，它常常受到地下报刊及群众运动的广大部门的尖刻批评。

　　与前一段时期比较起来，群众对教会的批评态度已经增加了很多。同时，群众退到教会之中以后，却带进了非常深刻的矛盾。这些矛盾是教会上层难以克服的。许多教区的教士开始与群众运动和地下团结工会合作，在星期日的布道中表达了群众的愿望。在一部份低层的教会人士与教会上层之间，发生了相信激烈的政治争论。某些主教，特别是那些与农民非常接近的主教，不但采取严厉责备官僚专政的态度，而且提出达到工农联盟的具体方法。

　　教会上层为了快速地在教会中充分恢复纪律，竟向官僚层的压力让步，命令低层的教会人士停止及拒绝执行「颠覆行动」。它愈来愈坚持要求教区及个别的教士放弃与地下运动的联系，不要再发布支持群众运动的文告。这似乎是群众运动及团结工会对教会愈来愈不满的原因。

　　24）地下群众运动的发展，和官僚层的全面危机，使雅鲁泽斯基集团进行1981年12月政变时所自吹自擂的「正常化」政策失败了。他们在经济、社会、政治的平面上都失败了。

　　1981年秋天所粗略地订立的「经济改革」，主要是要给予工厂较大的自主权，以及扩大市场机能。这个改革在开始实行以前就被架空内容了。

　　官僚层采取了一连串与原先的分散经济的管理与计划的意图完全矛盾的措施：

　　（1）1982年2月以前，大多数货物及服务的价格已由中央政府来决定。
　　（2）几乎五成的工业生产由「运算的方案」来管制。所谓「运算的方案」，事实上，就是决定某些部门的生产以及某些产品的优先次序的法令。
　　（3）主要工厂被军事化。它的用意就是把所有决定权交给官僚的中央机关。由于代替工厂的经理人员对工厂管理没有经验，这就引起前所未见的混乱与浪费。
　　（4）急剧地减少最消耗外汇的两种项目（谷类食物与科技）的输入，以减少外债。这就在农业与工业上引起了流通阻塞的现象。

　　农业危机仍在持续。由于缺乏机器及基本材料，官僚层不能改善农民的情况。粮食及饲料的输入大量减少，实际上只分配给国营农场及集体农场，极大多數的农业生产者都没有分到。以培植玉蜀黍代替输入的粮食的计划落得个惨败。农民缺乏必要的机械。农产品的运输情况没有多大改进。储藏设备及其它服务都很差劲。

　　1983年7月，官僚层见到部份农民组织了停止上缴农作物的运动，就答应农民的一个主要要求，企图中立农民。这个得到团结工会支持的要求，就是宪法保证私有农民有永远使用土地的权利。

　　官僚专政的一个主要的失败，就是没有能力在生产过程中重建工作的纪律。这有客观与主观的原因。由于工厂难以得到原料与零件，生产过程常被中断。这逐渐推使工厂经理实施劳动密集的政策。换句话说，工厂经理要用增加工资成本的方法来增加生产成本，这样子他们才会减少因这个局势而起的财政损失。这就是保证补助与特权的另一个方法，因为补助与特权是依某一定的生产成本水平而增加的。

　　为了利用因此而起的对劳工的巨大要求，工人自觉地或非自觉地采取了抵抗官僚层的方法。因为劳动的流动性的大大增加，工人毫不犹豫地离开太难或待遇太差的工作，转向较轻松的、待遇较高的工作。政府企图通过限制工人转换工作等等方法来使某种「强迫劳动」的形式成为制度的一部份，但是这个企图至少是局部地失败了，因为工人不愿意在有这种硬性规定的地方工作。更一般地说来，由于经济危机以及工人的反对，官僚层以扩大工资的差别及分配特权为武器来分裂工人的企图，只有极少数的成功。

　　所以，经过了两年的「正常化过程」以后，难怪官方的报导说波兰经济的主要特征还是无政府状态、散乱、不稳定。甚至政府所有的专家都说「改革没有什么效果」。

　　官僚层本来要利用「新工会」为输送带，对工人实施直接控制。但是「新工会」的建立明显地带来了惨敗。地下团结工会号召工人对「新工会」联合抵制，获得一般工人响应，特别是在大工厂与团结工会的重点。在有几千个工人——甚至有几万个工人——的工厂中，官方的「工会」连几百个会员都没有。何况官方的数字常常是夸大的。

　　政权能够在传统上组织较差的部门和较小的工厂强行推进官方的「工会」，但并不能掩饰一个事实，就是只有45%的波共党员加入了这些工会；人数如此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怕地下运动的积极分子对他们报复。

　　像新的工会一样，以团结「广大群众」为目的的「全国再生爱国运动」的组成，并不能在群众之间产生能够久存的幻想。由于它的官方代表未能提供会员的人数及活动的分类，官僚层马上停止宣扬这是「走向团结和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一个新的进展」。

　　政府主要用直接及野蛮的镇压才得到一些收获。它用秘密警察来追踪地下运动的活跃分子。团结工会许多领导人因此被捕、关禁、判刑。但是不同的机构——如军队、民兵、秘密警察、行政机关、党组织——的代表之间的斗争，官僚层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再加上「鹰派」与所谓「鸽派」的「自由分子」对于使用镇压力量的问题所表示的不同立场，证明局势是不稳定的，力量关系的对比是易变的。



第五章　波兰事件在国际上的国际


　　25）战争状态的宣布，不但对于波兰的无产阶级是个重大的打击，对于国际的无产阶级也是个重大的打击。团结工会领导的几百万工人的斗争，本来是世界无产阶级斗争史上最先进的一页。它不但是反官僚专政斗争历史上一段史无前例的经验，而且也代表了工人渴望生产手段与社会财富都真正社会化的愿望。

　　在这个官僚政府与群众之间的斗争中，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完全站在群众的一边。现时并不是帝国主义企图在工人国家恢复资本主义。在波兰本身，没有任何重要的力量希望或者能够重新引进生产资料私有制。受攻击的是官僚层及其专政，因为它在工人国家中篡夺了权力。无产阶级要用激进的手段提出质疑的，就是这个由整个镇压武器所支持的少数特权层的权力。官僚层被消灭，只会在国际平面上增加而不是减低无产阶级的力量。

　　官僚权力被消灭，就会在现实上在全世界群众眼中证明，经济制度及社会是可以由全体工人来领导的。这就表示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大大地进展了一步。它就会深深影响苏联与东欧工人的行为，会大大地推动反官僚政治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从华尔街到克里姆林宫出现了反对波兰革命的「神圣同盟」。

　　克里姆林宫可以高兴了，因为它的「忠告」被广泛应用了，而它不必被迫要用大军来直接镇压。从政治上及从物质上来看，这种镇压的代价会非常高的。雅鲁泽斯基将军及他的集团，在企图打坏团结工会的支柱时，不但是保卫波兰官僚层的利益，而且是保卫全体官僚政权的利益。官僚层的自卫行动反应得非常过敏。官僚阶层的团结是非常完全的：这就是他们所称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跟雅鲁泽斯基的立场站在一起的人们，不管提出什么理由，事实上都是保卫官僚层的利益，反对无产阶级的利益。在这方面，古巴与尼加拉瓜的领导人的动机显然与葡共领导人的动机完全不同，更不必说东德共产党与美共的领导人了。但是他们所采取的立场有同一的客观意义。

　　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要求人们积极地支持波兰工人，积极地与波兰工人团结起来，反对波兰官僚层与苏联官僚层。

　　26）国际资产阶级的基本利益，就是要遏止波兰的反官僚政治革命惊人的兴起。这里涉及他们的利益，因为他们不但怕工人自治的经验会蔓延到资本主义国家去，而且还怕二百七十亿美元的债务与经常要支付的利息不会偿还。这就是为什么在雅鲁泽斯基镇压以前，帝国主义最具代表性的发言人，主张以「恢复秩序」与「工人复工」为重新安排债务偿还日程的条件之一。镇压后的第二天，大资本家的喉舌如《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以及西德与英国政府发言人，再度采取同样的立场说：「大多数银行家相信极权主义政府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会强行实施纪律。」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保持这个基本方向（这个基本方向与它在全世界所采取的反工会、反工人阶级立场完全一致），同时，它发动煽动性宣传活动，假装责备镇压者，假装保卫团结工会；这个做法的犬儒主义非常明显。这事实上是完全骗人的行动。它的目的是要趁机利用国际工人阶级广大阶层对于波兰政府镇压工会所自然而起的反感，尽量把这个反感导向亲资本主义、反共产主义的方向上去。这个混水摸鱼的行动，是要达到以下几个思想的与政治的目标：

　　（1）华盛顿以需要抵抗「苏联干涉」与「极权主义」为借口，利用这个国际局势，来提高对中美洲血腥独裁者的援助，而且要求解除对北大西洋公约堡垒土耳其独裁政权的军事援助的限制。
　　（2）几个帝国主义政府发动一个运动，来为他们重整军备及因此而减缩社会福利费用的行动辩护。波兰的将官、波共、与克里姆林宫已经让反动的势力取得理想的机会来击退群众反战的动员。
　　（3）最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得到了工会官僚、改良主义及斯大林主义力量无价的帮助，打算把一切事情转向有利于它们自己。它们迫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面对以下的困境：要么接受「民主」之下的紧缩政策，要么就冒险过「极权主义社会」的生活，而这种社会也会强行实施紧缩政策。资产阶级利用后一个论点来加紧一般的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的宣传。

　　帝国主义力量在反工人阶级的大合奏中协调它们的声音。但是在经济危机与殖民地革命有新进展的情况之下，波兰危机使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产生新的恶化。西德资产阶级领导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反对任何报复性措施升级，因为报复性措施会威胁到它在苏联及东欧的投资。美国帝国主义除了农业方面的贸易以外，很少牵涉到东、西方的贸易。所以它能够挥无经济禁运的魔杖。帝国主义同盟中每个参与者都把它的保卫一般的资本主义制度与追求它自己的特殊利益结合起来。

　　27）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对于波兰无产阶级所受到的失败所作出的反应，只能在帝国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双重危机的情况下去了解。它们对波兰当局宣布战争状态采取不同的立场，除此以外，改良主义机构对于波兰工人的斗争，不是表现极端的的保留态度，就是或多或少地表示公开的仇视。它们以原始的反教权主义和简单的「阵营主义」之类的思想理由自辩，但这些理由都不重要。真正的理由要从其立场的物質社会基础上去寻找。波兰工人的斗争与组织的动力，迟早会对官僚机构的控制带来很大的打击，特别是现时它们正对资产阶级的紧缩政策采取妥协甚至投降的态度。这些官僚机构恐惧波兰无产阶级的斗争，主要是波兰无产阶级的为自治的工会运动斗争，换言之，为工会民主斗争。事实上，官僚机构对团结工会的保留与仇视，反映了官僚的国际性团结。另一方面，改良主义机构利用波兰工人的失败来反对跟阶级敌人正面冲突。根据它们的理由，这种冲突也会在西方带来雅鲁泽斯基式的镇压，换句话说，会带来「强人统治的国家」。它们以此来替自己对资产阶级采取合作与投降的政策辩护。

　　西德、英国、奥国的社会民主党，基本上维护本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利益。虽然它们反对冷战式的政策，但同时也反对在阶级的基础上动员工人来保护波兰工人被雅鲁泽斯基所践踏的权利与自由。它们的动机与本国资产阶级的动机一样，都是抓住东西贸易的利润。甚至社会民主党的正式左派（如英国的本恩（TONY EBENN）派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也常常保持沉默而接受领导机构所强加的政治解释。

　　在法国，由于工人的压力、极左派采取主动的能力、社会党与共产党之间的竞争、以及社会党及由它领导的工会（CEDT）的领导层为了它们自己特殊目的所作的推动，抗议运动得到了较多群众参加，而具有支持波兰工人的阶级动员的性质。

　　波兰政治革命的兴起，以及官僚反革命的发动，使各国共产党的危机达到一个新阶段。这个危机在多数国家中早就被内部的阶级斗争的发展所激化。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中，离心倾向加倍地成长。认同苏联与介入本国现实斗争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更加深刻了。所有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是每个国家的情况，每个共产党的历史的进程、每个共产党与该国的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关系），反映在各国共产党采取不同的立场上。

　　法共、葡共、西德共党，丹麦共党的立场是一系列政治倾向的一极，基本上，这些党支持宣布战争状态，因为这样做会「使社会主义的波兰逃脱反革命的致命危险」。奇怪的是，（但是事实上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与克里姆林宫的利益融合的结果），其中一些共产党，认为镇压比苏联干涉好一点。它们的意思是任何支持团结工会的动员，只能够「在伤口上加盐」「使伤口更痛」，而且会阻止全国军事委员会实践逐步达到「自由化」的承诺，

　　在一系列政治倾向的另一极，有意大利党和西班牙党。他们谴责雅鲁泽斯基的镇压，要求释放政治犯以及恢复工会自由。它们与莫斯科的冲突已经相当厉害，意共甚至走得更远，以至声明「十月革命所开启发展社会主义的局面已经耗尽了它的潜力」。但是意共所提倡的立场，却是要工人阶级与教会及小资产阶级势力密切合作，而不是建立工人民主的政权。这其实是意共所追随的阶级合作政策的翻版。这个立场导致它们要与法国、德国及北欧的社会民主党建立更友好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一部份有战斗精神的工人不赞成他们的领导人对波兰的路线。这並不是说，这些战斗性的工人留恋斯大林主义，而是对于领导者对阶级敌人作出新让步的一个直觉的反应。

　　英国、比利时、荷兰、瑞典的共产党，虽然没有正式以书面谴责12月13日的镇压，但它们的立场是在两者中间。

　　波兰群众兴起的形式与性质，以及各共党之间与党内部的矛盾，使几个欧洲国家的工会运动内部产生分化。

　　与1953年的东德工人暴动失败、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失败、与1968-69年的「布拉格之春」的失败时的情况相比较，这次国际工人反对官僚镇压的运动，并不局限在帝国主义国家之内。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在一连串半殖民地国家之内，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墨西哥、巴西、秘鲁、哥伦比亚等等），工人运动中相当重要的部份表示与被镇压者团结在一起，而且有些地方甚至上街游行。官僚层的辩护者企图把所有反对官僚专政的人列为「客观上亲帝国主义」的势力，尽管这些人在该国家内占工人阶级的多数。但是这个企图已经开始在反帝运动中失去支持。世界革命每次新的兴起，只能加速这个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苏醒。

　　对那些不支持团结工会的共产党与民族革命运动中的活跃分子，第四国际应该向他们解释，若要在西方国家增加反帝与反资的力量，就要运用联合阵线的政策；联合阵线应该包括天主教及社会党的工人及其群众组织。如果仅仅为了反对改良主义的反共思想而拒绝与他们组成支持团结工会的运动，就会大大地阻碍联合阵线的实现。事实上，支持团结工会的联合阵线，正如支持中美洲革命的联合阵线一样，总是与保卫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纲领结合在一起的。这个纲领包括反对错误的、反革命的「社会主义」观念的斗争在内。

　　28）波兰事件对其他官僚化工人国家的反应仍很难估计。明显地，波兰无产阶级的兴起没有立即引起这些国家的群众的反应。由于经济与社会危机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工人阶级的先锋部份在重新发动他们自己持久的斗争经验上，落在波兰工人阶级之后，更加上各个官僚层对波兰工人斗争消息严厉封锁，所以上面这个反应并不使人惊奇。

　　但是在波兰事件的消息能传播到工人中的某些国家，工人的先锋部份表现出热烈的反响。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直至1980年8月底都对波兰工人的斗争有详细的报道，中共以为苏联可能干涉，随之便是反「超级大国」的「民族解放斗争」。团结工会成立之后，官方报纸态度改变了，但民办刊物仍然继续对波兰事件的发展作出反响。

　　波兰工人的斗争对中国有特别的影响，因为北京之春民主运动在同一时期展开，波兰工人的胜利成果鼓舞了这运动的活跃分子，他们大多数是受过教育的年青工人。波兰工人二十一项要求及《工人权利宪章》，曾在民办刊物转载；中国各地有十多份民办刊物讨论波兰事件，并得出一些重要的结论：「多党制已提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议事日程」；「罢工是提高工人阶级地位和在目前社会主义制度下克服官僚统治的一个方法」；「官僚特权统治的丧钟敲响了」；「官僚的统治不能以资产阶级的统治来代替；在这特别的历史过渡时期，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制度是唯一正确的方法」。

　　这影响不只限于理论上的启发作用。官方及民办刊物报导中国各地有一连串组织独立工会的企图，1981年4月，爆发了全国逮捕大多数民刊编辑及组织者的浪潮；1982年4月，中国宪法中保障工人罢工权利的条文被删除；这些都表明官僚层面对会在中国出现的「波兰例子」，是多么惊惶失措。官僚层改变态度，并在物质上援助雅鲁泽斯基军事独裁，就不是偶然的了。这显示了各国官僚层，尽管它们之间有不同点及矛盾，但在镇压工人阶级时，却有共同的利益。

　　此外在东欧的国家像罗马尼亚及苏联，基本物品供应的危机已经烂熟，引起了群众极大的不满，这与波兰在1976-80年时的情况差不多。在其它国家，如匈牙利及东德，青年及知识分子之间已经有了政治反对派的倾向，他们并逐步寻找与工人阶级系盟的道路。官僚们完全知道这些事实，而且被这些事实所吓怕。在所有这些国家，他们深深地惧怕「波兰的例子」（即工人愤怒的爆炸导致群众罢工与工人自治组织）会在他们本国重演。

　　官僚层对这个威胁的反应，显示它缺乏明确的方向，反映了它的混乱与危机。虽然它自然地倾向于对「政治上的异见分子」采取较严苛的镇压，但它却不敢对工人的行动发动全面进攻。它指出1970年在波罗的海几个海港的浴血斗争，就是波兰以后事件的开端。这个说法并非没有理由。几个官僚化工人国家的官僚层从波兰事件中所得到的教训似乎是：一方面进行选择性的镇压；另一方面则准许工会组织在争取经济要求方面有较大的自由。

　　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中消息比较灵通与经验比较丰富的部份，对于波兰的兄弟姐妹的行动非常同情，只是还没有找出将这个同情转变为行动的方法。但是「波兰模式」无疑会对许多官僚化工人国家的反官僚政治革命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第六章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


　　29）波兰革命的兴起，一方面再度证明，当无产阶级集体地团结地动员起来的时候，它就有大规模地采取主动、行动与自我组织的能力。另方面，波兰革命也证明了工人运动的另一历史教训：群众的自发性活动是有不可克服的局限的。革命发展需要明确定出团结工会所要达到的目标——经济改革计划，换句话说，经济在新的基础上重組，不同于官僚层各派系和小资产阶级等提出的建议，也需要设计一套战略和一套具体的策略，来保卫团结工会对抗官僚专政的拖延政策（后者发展为1981年12月13日的镇压），也就是说，要有一套夺权的战略。可是，光靠基层群众的自发行动（多少在地区性或区域性组织上表现出来），就不足以提出清晰的、正确的路线了。因此，在事后可以看到，工会运动犯了很大的有决定性影响的错误，譬如它没有一条路线，向兵士提出他们在队伍中应该有民主权利与自我组织的权利。更一般地说来，在每个革命中，具有以集中的力量来争取主动的能力是必要的有利条件，这个有利条件只有作为先锋的领导层才能够把握。波兰就是缺乏这么一个有组织的先锋，导致残酷的结果。

　　当然，官僚的官方宣传机构令人作呕地使用从工人的革命传统中拿来的名词。同时西方的资产阶级宣传又把官僚的统治与马列主义等同起来。这种种做法，使得极多的波兰工会活动分子极端地厌恶「革命先锋党」等等观念。这就需要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细致的教育工作，使这些活动分子相信有建立这个党的必要。分析1980年夏天以来或1976年工人反抗运动以来震动波兰的事件，就能够很具体地、清楚地证明这个必要性。

　　我们这里所说的党，当然是能够在确立它与工人的群众组织的关系上清楚地定出它本身的任务与目标的党。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要在波兰建立的革命先锋党，并不要取代无产阶级行使政权的机构：政权必须由工人在推翻官僚专政以后在国家平面创立的机构来行使；这些机构就是在地方的、地区的、全国的平面上民主地选举出来而且互相之间结成联盟的工人会议（WORKERS COUNCILS）。

　　党的先锋分子将会用政治的方法，而不是用行政的方法，在这些工人会议以及例如团结工会那样的群众组织之内，保卫他们的政治立场。他们仅仅会在对工人阶级及其运动的基础上，在显示阶级团结的精神与为共同目标而牺牲的精神上，以政纲与政治路线的正确性，来争取及保持工人的信任。他们会拒绝享受任何物质利益或经济特权。但是，只因他们体现波兰与国际工人阶级的集体历史记忆，体现波兰与国际工人阶级从一百五十年的斗争经验中得来的教训，他们才是一支先锋力量。这样一个党的存在，也符合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在1981年12月13日以前，这样一个党本可加速使群众运动面临的许多具体任务得以实现。

　　30）有人恐惧，这个相对地很小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活动分子的核心，工作效率不及与团结工会组织上不分离的活动分子。对于这个恐惧，我们的回答是：波兰的历史已经证明了小的核心在有利的环境中能发挥功效。从1976年开始，几百个主要是属于「社会自卫委员会」（KOR）的活动分子，在联系不同工厂的活动分子的工作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联系大大地有助于1980年夏天的罢工得以成功，也有助于团结工会得以崛起为群众组织。

　　但是机械地把革命马克思主义先锋党与在工厂及群众的自我组织中所自然地崛起的阶级的领导层对立起来，也是不对的。首先在政纲与政治的基础上汇聚起来的活动分子，只不过是一个党的首批核子分子。他们不能自称是「工人阶级的领导层」，这种一厢情愿的讲法并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他们要以干预行动来赢得工人阶级的信任，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吸收在自我组织过程中崛起的最优秀的工人。他们只有在工厂内与工人阶级的自然领袖混合起来，才能成为实在的领导层（换句话说，他们要在群众的眼中争取得实在的领导层的资格）。

　　有人恐惧，一个党的崛起会分裂工人阶级，会加深群众自我组织中的政治分裂。对于这个恐惧，我们的回答是：由于群众一定要面对庞大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的问题，而且极难找到正确的答案，所以一千万工人之间必然会有不同的意见。

　　事实上，在团结工会公开活动的十七个月中，这个分化已经发生，并在目前的抵抗运动中继续发展。一个尊重群众运动内的工人民主模式的先锋党，出现的唯一意义就是它会令斗争进行得更有效率，促使从许多个不同的立场中选出最适合整个无产阶级的立场。建立革命的先锋党，与努力推进行动上的团结是并不互相冲突的，与建立最广大、最民主的工人联合组织也不互相冲突。相反，这是党实践它的政纲时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努力推进的中心目标之一。

　　有人恐惧，建立革命先锋党，会使少数人操纵群众。对于这个恐惧，我们的回答是：缺乏这样一个党，更会使少数人操纵群众。在群众的自治的团体中，对于每个斗争阶段所产生的问题，必然会出现不同的意见与不同的解决方法。这时可以选择的，并不是: 或者是无可能达到一致的意见，或者是「少数活跃分子」「操纵」多数。实际选择是：或是多数人被少数人控制，或是通过投票取舍政纲后得出多数意见。在前者的情况下，控制多数的少数人，往往是不公开露面而在背后行事的小集体，他们没有明确的政纲，或是跟在有魅力的领袖或专家的后面，接纳他们的「科学」的信任状或简单化的煽动建议。在后者的情况下，清晰的、首尾一致的政纲，是群众的代表根据广泛而民主地流通的资料，在明确地了解所讨论的问题的基础上，对不同倾向的立场作选择。

　　这就是为什么第二个解决方法到目前为止仍是较民主而较少操纵性的，因为实际的决定权是操在全体工人群众手上。要达到这一点，革命的先锋党不能够享受任何特权。同时，所有的工人都应该有权利在自治组织内组成任何政党、协会、流派、倾向。这就是为什么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坚决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为多党制原则而斗争，并把这个原则写在他们的政纲内。

　　31）（a）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重建与扩大团结工会在工厂内（特别是在大工厂内）的地下工会组织，是群众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秘密社会」的中轴。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对局势的分析，深信客观条件有利于建立这些组织，以及把这些组织转变为对抗官僚专政企图正常化的抵抗中心与工人群众斗争的中心。工厂内的地下工会组织，在发动防御性与攻击性的局部斗争和准备更有战略价值的斗争上，有决定性的作用。

　　（b）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宣传围绕局部的或者过渡的要求发动斗争，在可能情况下参加斗争。过渡的要求包括：

　　（I） 反对不人道的工作条件，争取较高工资，争取按生活指数的变化而调整工资；反对强迫劳动；反对工厂中的专断制度，主张管工应由民选，反对工人因政治活动而受迫害；
　　（II）争取全面地、无条件地大赦所有被检控的工会会员及所有政治犯，争取独立工会活动的权利及多个工会存在的权利；
　　（III）争取恢复团结工会的合法活动，等等。

　　经济上的及政治上的局部斗争，是提高工人的自我组织、政治醒觉与战斗能力的一个决定因素。

　　（C）在群众运动中，特别是在团结工会的地下工会组织中，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保卫总罢工及占领工厂等革命战略。只要群众的生活水平或者社会与政治的先锋份子水平许可的话，他们应该在所有这些工厂与地区，在政治、组织技术方面，准备这样的罢工，而无须受群众反抗独裁的一般水平所影响。为了总罢工，他们应该提出包括以下要点的行动纲领：

　　（I） 重新争取工会自由，使这个争取工会自由的动力朝向争取政治民主的斗争；
　　（II）以社会的力量控制经济，从工人控制生产开始，逐渐使这个动力朝向于把这个斗争转变为争取工人自管的斗争。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相信，无限期的全国总罢工业必然会提出政权的问题，但是它不能靠它自己的本身來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击碎为官僚专政服务的镇压机构及其它机构，才有可能在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情况下解决政权问题。总罢工业只有导致双重政权局面的出现，才有胜利的可能，而这双重政权局面则要基于经济上大致已发展了的社会控制模式。只有双重政权才能够使群众运动保持在胜利的总罢工中所争取到的成果，同時积累必要的力量来推翻官僚统治。

　　（d）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将会影响总罢工的或者任何与官僚统治直接交锋的结果的一个主要工作，是团结工会直接地、自觉地干预镇压机构，目的是使大家（特别是兵士）认识到有必要反对当局运用军队来镇压工人，同时也提出兵士及民兵有组织与团结工会联系的独立工会或民主委员会的基本民主权利。摧毁官僚专政的镇压机构的工作，必须从现在开始准备，而且通过眼前的、局部的、过渡性的任务，结合成为政治革命战略的一部份。

　　（e）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坚决反对「地缘政治宿命论」，相信群众的团结一致与高度的社会与政治的组织，再加上保护革命果实的火红的决心，才是消除苏联及华沙公约国的干涉的最佳方法，才是抵抗它们干涉的最好的准备工作。革命工人政府的组成以及群眾的全面武裝，会大大增加苏联官僚层直接军事干涉的代价，而且可能会阻止这个干涉。

　　32）反官僚斗争要取得胜利，像反资本主义革命一样，需要群众认识清楚谁是国内及国际的敌人，谁是国内及国际的盟友。波兰官僚层对这个问题是有很清楚认识的；虽然它内部矛盾重重，虽然它的干部的脑子很陈腐，但它始终从清晰的战略角度来看待它被迫接受的妥协。对于工人来说，国际工人运动所积累的经验是提高这认识的一个主要部份。这个经验要有用处，必须是全面性的，换言之，它必须既反映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也反映推翻官僚专政的斗争。第四国际是推进这个双重斗争的唯一组织。关于波兰，第四国际将依据它的资源进行以下工作：

　　（a）在官僚化工人国家中，尽量让人民知道波兰的真相，并推动围绕政治革命经验的辩论；
　　（b）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鼓励工人阶级的支持运动；
　　（c）在落后国家中，虽然要继续站在保卫古巴和中美洲革命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前锋，但并不犹豫地采取支持波兰工人的立场，反对古巴及中美洲革命的领导层的取态。

　　在波兰本土，波兰文的《国际通讯》的流通，证明了当革命进展的时候，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有很大潜力的。

　　我们知道，比起为了确保取得胜利所必须做的事，第四国际所做的只是很微小的。但是，所有赞成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主要工作的人，都应该加入我们行列。

　　我们的国际组织可以对波兰革命有所贡献，但是我們也有很多东西要向波兰革命学习。我们的任务是要保证，在将来爆发的政治革命中，波兰工人的特殊斗争的教训，将会反过来变为一个教育的资源。从这角度来看，波兰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组织的重要性，远远超出波兰的范围。推翻官僚层的斗争，将是长期的斗争。如果同志们能够不受群众动员的兴衰影响，保持继续不断的活动，就是向下一阶段前进的巨大跃进。

　　对于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波兰的革命与反革命，除了再次证明第四国际关于官僚化工人国家的性质与反官僚政治革命的必然性的纲领是正确以外，也显示以下的要点：

　　（I） 工人阶级在世界革命的三个部门中的位置愈来愈成为中心，而且在革命中传统的无产阶级的斗争与组织的形式愈来愈普遍了；
　　（II）世界革命是统一的，而政治革命在其中有很大重要性；
　　（III）为了历史的、战略的和当前的理由，需要把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及阶级斗争的日常实践推上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道路——无条件保卫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工人阶级的权利与自由，反对任何攻击或者镇压工人阶级的社会力量，不把任何地方的无产阶级的利益臣服于任何「基地」或者任何「阵营」的所谓「更高」或者「更优先的」利益。只有在实现这种国际性阶级团结的基础上，国际无产阶级才能够完成它的任务，包括在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保卫苏联及所有工人国家；
　　（IV）需要建立一个革命国际及建立各国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些工作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它们不但可以推动国际团结运动及回到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且特别地可以保证反官僚政治革命的胜利。

　　第四国际将会尽量地用宣传所有这些主要观念的方法来参加关于波兰事件的国际讨论。第四国际相信，这些主要观念为那些被波兰革命与反革命所困扰、动摇、或者迷惑的共产党、社会党、革命民族主义组织、工会及中派主义组织等等的活动分子提供一条向前发展的政治与组织的道路。但是第四国际认为，这样一种宣传性的干预，必须与一个行动方针密切地联系起来——这个行动方针就是组织一个广大的阶级支持运动，支持受官僚所迫使的波兰工人与工会会员。事实上，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只有在这个行动之上进行，才充分有效。

　　33）要使波兰无产阶级相信它的斗争并不是孤立的，它必须积极地进行其它国家的工人支持波兰团结工会的运动。

　　第四国际将会全力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推动支持波兰无产阶级群众的运动。所有拒绝在工人运动中推动这个动员的人，是在它们自己的国家里及在国际上分裂工人阶级。

　　反对波兰政权宣布团结工会为非法组织而进行的动员，既表示支持波兰工人，也表示保卫土耳其、巴西、萨尔瓦多、西班牙、罗马尼亚的所有工人的政治与工会的权利。要求废除镇压性的法令，要求恢复所有民主权利，要求集会与组织的权利等等的意义，就是要保卫这些自由，反对帝国主义与极权官僚的攻击。今天积极地组织支持波兰工人运动的意义，就是要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也可促进和准备对萨尔瓦多人民所发动的反对资产阶级专政、反对美帝的伟大斗争，作出同样的积极支持！这才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最基本教训！

　　在过去几年，在波兰工人的独立与自治的工会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之间建立起来的所有联系，必须被用来打破雅鲁泽斯基蓄意造成的波兰群众的孤立。将物资、食物及医药品寄到波兰去还是一个目前急切要做的工作。这个工作应该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重新与波兰工人建立起联系，可以向他们传布消息，以及让他们知道最支持他们的人是他们的阶级兄弟姐妹，而不是帝国主义的银行家，因为后者是欢迎军事镇压的。

　　这个物资的援助能够帮助重新建立团结工会的活动分子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联系。如果工人运动能够派遣工会的调查委员会到波兰去实地调查团结工会的活动分子所受到的压迫，他们就能揭露说要「尊敬自由」的官僚层与帝国主义的发言人的虚伪，因为帝国主义完全闭眼不看波兰工会的活动分子所遭受的待遇，——正像他们对待土耳其工人运动的活动分子一样。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在工人运动中有系统地解释团结工会的目标与行动。工会的民主的作风，工会的主要政治立场被广泛地、民主地讨论的方法，对于自管的争论，工人管理与社会管理的经验，等等，都必须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财富。这就是削弱那种「官僚的团结」的最有效方法。自1980年以后，我们已经看到，「官僚的团结」的运转形式，或是各国工会领导层表现漠不关心，或是采取公开的仇视态度，或是歪曲工人目标的说法。后者非常适应改良主义组织所提倡的阶级合作计划（如共同管理、「历史的妥协」）。

　　如果我们能够尽量在阶级统一与阶级独立的基础上建立起这样的工人阶级支持行动，我们就能够局部地击败帝国主义利用波兰事件来加强它的思想与政治立场的企图。

　　第四国际把它的支援团结工会的运动与它的反对重整军备、反对北约的侵略政策、反对美帝在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所发动的罪恶行动等密切地联系起来。

　　从这个角度来看，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一致性是非常清楚的。对支持波兰工人的运动采取保留态度，只会阻碍与分裂反对欧洲重整核子武器以及帝国主义侵略中美洲的运动。同样地，对反对北约支持尼加拉瓜、危地马拉、萨尔瓦多人民的革命斗争等群众动员表丕漠不关心或者反对态度，只会减弱支援波兰群众的抵抗运动，缩小运动的范围。

　　支援团结工会！

　　打倒官僚层的军事独裁！

　　释放所有政治犯、工会会员、知识分子、学生！

　　重新恢复所有政治权利、工会权利、公民权利！

　　全世界工人们支持保卫被剥削者与被压迫者解放斗争，结成国际团结运动！

　　所有解放斗争形成一个为明天的社会主义世界的单一的、统一的斗争！



（兆立、何清合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