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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洲革命

——第四国际第十二次世界大会决议

（1985年2月）


· 第一章 局势与帝国主义侵略的升级
· 第二章 革命的特征和性质
· 第三章 尼加拉瓜革命
· 第四章 萨尔瓦多革命
· 第五章 危地马拉革命
· 第六章 建立支持革命的运动


第一章 局势与帝国主义侵略的升级



　　（1）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社会主义革命在古巴的胜利，开启了世界革命的新阶段。美国帝国第一次被打开了一个缺口。「新宝石运动」于1979年3月在格林纳达夺取政权，并建立了革命政府。这就打开了一个新的缺口。格林纳达成为加勒比海区域的英语部份和西班牙语部份之间的革命连系。「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以下简称桑解）于1979年7月在尼加拉瓜夺取政权，更进一步促进了这个对美国有战略价值的地区的长期的革命过程。索莫沙政权之被推翻，代表了长期隐藏在国民卫队和索莫沙独裁政权背后的美国势力遭遇失败。萨尔瓦多今天的革命是该地区阶级斗争最尖锐的表现。在中美洲（主要是危地马拉）和加勒比地区（多米尼加曲、海地、牙买加）的其它国家的革命和群众斗争，也在向美国的统治制度挑战和将社会主义革命扩张的动力之下，激烈地展开了。

　　地缘政治深深地影响了中美洲革命的各方面。革命发生在完全依靠帝国主义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旧政权都是由美国所「创立」的。从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中生长出来的国家——古巴和尼加拉瓜——是第一批真正的民族的和独立的国家。它们是这些被压迫民族一向渴望民族自决以及被剥削群众一向要求改善生活的结晶。这些革命因为发在美国保安区域，所以面对帝国主义的反革命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中美洲革命在目前国际的阶级斗争中扮演中心的作用。

　　（2）世界上很少有地区像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区域那样成为帝国主义外交政策的目标。八十五年来，它老是受到美国的干涉。美国总是认为它有权利强迫这个地区接受它的法令。它认为整个区域是它的「防卫系统」的一部份。所以在那边有四十至五十个军事基地。它还在建造新的军事基地——其中一个是在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之间的洪都拉斯的丰西沙弯。在1982-83年度，20%的美国军事预算用在这个地区。

　　这个区域是通讯与贸易的主要通道，同时也是自阿拉斯加和中东来的石油输送到美国去的转运与炼油站。它是太平洋和大西洋沿岸的城市之间非常重要的贸易通道（巴拿马运河）。它还有好几个第一流的逃税胜地（巴拿马、凯门岛、巴哈马群岛）。

　　这个区域有很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其它原料的蕴藏。

　　里根的「加勒比贫地」——美国也包括在此盆地之内！——的计划的目的，就是把这个区域当作设立贪求廉价劳动力的工业的地点。华盛顿和华尔街想在该地区强加一个更大型的波多黎各式的发展模型！一百多个大公司被邀请参加戴维·洛克菲勒所领头的「加勒比中美洲行动组」。这个组织的目的就是完全支持里根的计划。但是里根的计划是军事及战略的利益大于直接的帝国主义的经济利益（即投资）。

　　美国帝国主义，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一致同意之下，要求在这个地区有「绝对的霸权」。对它而言，批评这个霸权，不容许他人的共享，就是对它的国际信用的一个试驗。目前的革命就威胁了美国帝国的「后院」。而且，这个「后院」的问题正要变作为美国国内的问题——因为该地區的10%的人口现在住在美国。

　　接着古巴革命之後，尼加拉瓜革命也有很大的吸引力。其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可以在一个最靠近帝国主义心脏的地区，打败美国的霸权。还有，这些革命虽然遭到五角大厦制造的骚扰，但是，因为它们是受人民群众支持的，它们就能够开始满足大多数人民的基本需要。同时南美洲南端的国家正受到经济灾祸的严重打击——人民的广大层份正在加速地贫穷化。所有这些都使南美洲的阶级斗争与中美洲的革命有更密切的连系。这就增加了这个正在开展中的交锋所牵涉到的利害关系。

　　（3）与古巴革命的时期比较起来，革命在加勒比海区域的兴起，是在美国帝国主义遭遇到长期的经济危机而且它的霸权正在衰落的时候发生的。它的霸权的衰落是由越南战争的失败和它的一个战略上的盟友——伊朗王——被推翻所尖锐地显示出来的。因此，中美洲革命变成帝国主义进行大规模反攻的目标。桑解在1979年7月胜利以后所受到的攻击就是以下的全球政策的一面：对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野蛮地攻击；惊人的再军事化和对苏联增加压力；为了要重重打击在被统治的国家所爆发出来的革命而加强军事干涉的能力；最后一点是将被统治国家的经济置于国际货币基金会的紧密管束之下。

　　事实上这个危机和战争的政策的发端者，就是美国前总统卡特。民主党政府本来想成立一个没有索莫沙但基于他的国民卫军的政权，但几次都失败了。它打算叫美洲国家组织来支持一个直接的反革命干涉，以获得美国与国际上的较广阔的支持。美洲国家组织却破天荒地拒绝这么做。

　　帝国主义很快从这个经验中得到教训。它提高了地区性的军事联盟的重要性。

　　早在1979年秋天，卡特导演了萨尔瓦多的罗麦洛的政变，增加了对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的军援，而且还准备了条件，把洪都拉斯和哥斯達黎加转变为将来干涉尼加拉瓜革命的基地，保证了索莫沙的国民卫队的残部继续接受军事训练，增加了驻在该地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人数与装备，而且利用选举的把戏导演了牙买加的孟利政府的下台。对古巴的威胁也增加了。

　　自从1980-81年以来，五角大厦继续推进战争。它有以下的几个特点：

　　（A）重组萨尔瓦多的警察和军队（把后者置于美国军事高级司令部的保护之下）。就情报的收集、空中侦察、精密的军事装备维修、以及在战地上指挥军事行动而言，美国「顾问」的参与是愈来愈多了。没有美国的援助、训练和进行结构上的改变，萨尔瓦多军队在「马地民族解放阵线」（以这简称「马解阵线」）的军事攻势之下，一定会瓦解。

　　（B）增加美国、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之间的联合军事演习的次数。这些演习是在洪都拉斯的丰西加湾（尼加拉瓜及萨尔瓦多的边境）举行。有些演习一定也在萨尔瓦多境内举行。这些演习的作用是要巩固地区性的军事联盟——作为直地运用更大量的美国军队的必要条件。这些演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帝国主义无法把中美洲的战争「拉丁美洲化」。这个「拉丁美洲化」的计划本来是要利用阿根廷等国家的军队。但是由于马尔维纳斯战争和南端的几个独裁政权的危机这两个因素，这个「拉美化」的计划不得逞。美国对格林纳达作反革命干涉的时候就开始利用这些区域性的军事联盟。但是，事情往往很凑巧，美国的这种措施却使它不可能在该地区建立新的「警卫」队。

　　（C）洪都拉斯已被转变为真正的美国「航空母舰」。二千多名军队长期驻在那里。这还不包括组织尼加拉瓜反革命军队的中央情报局人员。派尔麦洛拉基地是美国的战争活动的战略中心。各种各样的军用飞机可以在该基地起飞或降落。洪都拉斯的「国防系统」包括十个军用飞机场。一个可以容纳一千三百名兵士的训练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军队的中心，自从1983年以来，已经在运用了。一个既可对尼加拉瓜发动空中攻勢又可作为永久性空中侦察之用的雷达网已经设立起来。

　　这个重大的美国影响力却在权力结构的内部引起了分解和腐化。三个因素——这个重大的美国影响力，发生群众所反对的战争的危险，以及經濟危机——结合起来的效果，也正引起人民的反感。但是，因为革命的政治力量还很弱，所以很难使这些人民的反感独立地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政权的某些部份与军方的最高层有很大的矛盾，而军方最高层本身内部也存在矛盾。各种不同军队的存在（从反对尼加拉瓜的反革命军队到美国军队，而且不要忘了在洪都拉斯受训的萨尔瓦多军队）也是另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军队的领导圈子完全依赖美国，但是却站在自己的利益的立場与美国谈判援助的问题。他们也想保持比该地区的其它军队（如萨尔瓦多军队）更强的军事力量。

　　在下一段时期，美国帝国主义打算在哥斯達黎加增强它的军事地位。

　　（D）一个以哥斯達黎加和洪都拉斯为基地的反革命军队，在中央情报局人员的参与、财政支持和训练之下，已经充分发展。它有一万五千人，主要由前索莫沙国民卫队构成。这些雇佣军已经对尼加拉瓜发动了全面的战争，造成了很大的生命与财政的损失。

　　（E）在加勒比海，美国舰队不但经常巡逻，而且时常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所谓海洋冒险行动）。加勒比区的几个国家的警察和军队也正在重组。一支包括多米尼加、安提瓜、圣路西亚和巴巴多斯等国的联合军队已被组织起来阻止「新的格林纳达」的发生。

　　（F）华盛顿依靠以色列来扩大该地区的战争。这个犹太复国主义的国家在武装与训练危地马拉的镇压军方面扮演前锋的角色。它是一个将近代武器供应给该地区独裁者的主要供应国。它的顾问不但在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哥斯達黎加，而且在反对尼加拉瓜的反革命军队中间活动。台湾的蒋政权也参加了这些反革命活动。它不但在财政上支持反对桑地诺主义的分子，而且在军事上武裝和训练危地马拉军队。

　　（G）美国军队之占领格林纳达，就是向该地区的革命运动及美国的盟友显示华盛顿的真正意向。它同时也向革命战士显示：面对着美国所部署的海空力量，他们别想得到任何援助。卡斯特罗曾正确地着重指出，要阻挡这樣的侵略以及在必要时抵拒这样的侵略，开展中的革命必定要从动员的程度、群众和革命力量的准备、和他们的领导层的素质中得到力量。这个做法不但能够把帝国主义采取侵略行动时所要付出的代价提到最高，而且还可以得到该地区的革命力量的某些援助。但是格林纳达革命的进程却使这种做法不可能做到。

　　（H）自从1981年以来，里根政府已经制订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是基于一些陈旧的公式，把大规模的直接干涉行动在国内与在国际上合法化。这个方案的第一点是声称美国一定要在中美洲抗衡苏联；第二点是说马解阵线只是古巴与苏联的同盟通过尼加拉瓜所支撑起来的，因此萨尔瓦多是外国侵略的受害者；最后一点是说萨尔瓦多的垮台会替「俄国渗透」危地马拉及墨西哥铺下道路。美国面临这个危险就有责任抵抗「俄国扩张主义」。这个方案把美国在世界的这个角落所推行的政策描述为「东——西」冲突的一个因素。

　　里根和五角大厦在外交上所耍的花招完全配合这个图式。他们的外交目的既是对国内的又是对国外的，而且还要对中美洲的开展中的战争产生直接的影响。美国帝国主义一向的做法，就是搞些选举，然后披上民主的外衣，譬如在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这些做法是以「维护民主」的名义来使加紧的军事援助或者直接的干涉成为合法的行动。这些做法也代表最后的企图来消解资产阶级领导的危机。最后一点是，这些做法也是用来引起反帝与反独裁的阵线的分裂，以及使人民中某些层份迷失方向。

　　（4）但是我们不应该忽视主要的问题。正如代表共和与民主两党的基辛格的报告所说的，对美国帝国主义而言，古巴工人国家和尼加拉瓜是「内部的范围边缘」上的几个反常的事物。它们一定要在短期之内被包围，而且，可能的话，被消灭。这个基本的目标是所有的美国资产阶级势力认同的。他们根据各自对美国国内局勢的特有看法，而会对实现上述目标的方法有不同的意见，是用各种各样的压力呢，还是赤裸裸的侵略？但是，他们对于不惜任何代价来阻止萨尔瓦多胜利、阻止尼加拉瓜的革命与国家的巩固、以及使危地马拉游击队遭到极大的失败等几点上，却有一致的意见。

　　美国帝国主义正在计划全面的升级。这个全面升级的目的就是加紧对尼加拉瓜的包围、在政治上与军事上巩固萨尔瓦多新现政权、而且利用这个巨大的压力在政治上与军事上打击革命势力。欧洲国家（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拉丁美洲国家（像委内瑞拉，甚至于墨西哥）正在运用经济武器使尼加拉瓜就范。它们之支持萨尔瓦多的杜埃德政权是基于同样的看法。还有，欧洲的一部份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以及拉丁美洲的某些资产阶级参与从事这些政治与外交的花招，有双重的目的：用各种各样方法对革命势力（及那些多多少少愿意帮助他们的人士）加以极强大的压力；以及一旦华盛顿决定作质的升级而直接运用帝国主义军队时减少它所付的政治代价。

　　中美洲的反革命战争的第一阶段已经开始。五角大厦的整个战略是，恢复对加勒比地区的霸权，而且使这个攻击成为美国帝国主义的全面反攻的一部份。这就说明马解阵线所领导的斗争的性质是与古巴的七·二六运动和尼加拉瓜的桑解不同，因为后二者是在夺取政权以后才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因此，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的革命的存亡，是极端重要的。所以，对全世界的工人、革命者以及反对帝国主义重整军备的人们而言，帮助中美洲和加勒比区的革命运动得到胜利，以及无条件地保卫古巴和尼加拉瓜，是无比重要的。



第二章 革命的特征和性质



　　（1）中美洲地峡的被压迫的与被剥削的人们现在不再甘于受欺压了。他们从70年代初就开始反叛，反叛的一个原因就是生活水平的颇严重的恶化。其它原因包括政治的渴望老是受到挫折、民主权利永远被剥夺、以及长期积累起来的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

　　在过去三十年中，中美洲的人口增加了三倍多。45%以上的人口不到十四岁。大多数的年青人被统治阶级认为是危险分子。索莫沙和危地马拉的军事当局最公开地证明这点。

　　 半失业与失业的人数愈来愈多。自从70年代末期以来，失业情况变得极为严重。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的经济发展更加重了收入分配的极端不平均。几乎65%的人口生活在「穷困」中，而且40%的人口生活在「极端穷困」之中（在萨尔瓦多是57%）。营养不良、营养不足、极高的婴孩死亡率、文盲、一般地缺乏水、电等基本服务、流行的地区性疾病等，是极大多数正向帝国主义、它所扶植的政权、及或多或少受它公开保护的独裁政权进行斗争的人民每天所面对的现实。

　　由于农业危机和工业化的影响，城市人口快速地增加。所增加的城市人口极大部份是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集居在大城市的、特别是首都的下层阶级的地区。在过去十五年中，学生人数大为增加。他们构成一股社会与政治的势力，将会在政治斗争和革命组织的生长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农村人口还是很大，还是占人口的多数：平均起来，占人口的55%以上（萨尔瓦多、洪都拉斯、以及危地马拉也有特别的比重）。农村的劳动人口继续增加，因此半失业的情况也大为增加。在农业转变的影响之下，地区性的中心也生长起来。这些城市和农村的「群众化」就是人民斗争的基础。

　　资本主义的国际性危机对这些国家的脆弱的、畸形的、和依赖的经济的打击，使这些经济走向它们的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萧条。「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结果与具有广阔农业基础但是新近才城市化和失业半失业严重的国家的经济危机结合起来。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恶化，小农、农业无产阶级和农业半无产阶级已经加速地走向贫穷化，而且连中、小资产阶级也免不了受灾殃。整个社会结构已经动摇了。

　　（2）寡头政治的破裂，成为一个有利于革命过程的因素。当权的寡头政制，由于完全参加经济「现代化」，正在局部地被转变，所以正在经历分化的过程。这在有些时候是内部紧张的表现。这个过程也在军队中发生。军队本身就在「转变」。这些寡头政制不能对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张、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破裂、城市中产阶级的扩大、跨国公司的进入等等）所产生的社会与政治效果作出反应。中美洲共同市场刺激了这些变化。虽然60年代末期发生经济危机，但是中美洲共同市场也相对地加速了经济发展。这个发展和现代化在社会与政治方面的影响远远超过它在经济上的重要性。从这方面看来，经济的发展是片面的、表面的、而且变形的。以农业为例，只有外销的部门才与这个过程有关，而这外销部门还与土地的集中有密切的关系。以内销为主的农业（基本食粮）的情况则愈来愈坏。工业化正在起飞——它在国内总产值中的份量在十五年之内增加了一倍。但是它还是非常脆弱，而且并没有改变外销农业所占的优势。

　　寡头政制不能够永远维持旧有的统治方式了（只有哥斯達黎加是个例外）。资产阶级之间的内斗愈来愈频繁，而这种内斗甚至在资产阶级国家中表现出来（危地马拉的几次政变；萨尔瓦多因莫里纳将军的农业改革而引起的几次矛盾；尼加拉瓜在1975年以后的几次愈来愈强烈的冲突）。但是，这些寡头政制只想在资产阶级之内独霸权力，所以不但不能建立起新的联盟，而且也不能进行机构上的改组来巩固霸权。

　　所谓「中产阶级」和自由职业者时常去推动一些改革。但是，所有的改革计画都是短暂的，不是被军人政変所破坏，就是局势被专制者所把持（1963年危地马拉的约瑟·阿勒凡洛；1972及1977年萨尔瓦多的基督民主党和杜埃德两次被「剥夺」了选举的胜利；1967年及1972-73年尼加拉瓜的自由党与保守党的公约）。「再生的力量」（即资产阶级中的所谓自由派人士——译者注）恐惧群众像恐惧瘟疫一样，所以通常都是以停止抗议来交换与寡头政权、军队和帝国主义的讨价还价。帝国主义总是维持寡头政权作为盟友。

　　目下这些政权的结构都不能够阻挡群众的抗议运动的兴起。他们连局部地控制这些运动的孔道也无法建立起来。因此，政治与社会的不安愈来愈厉害了。这些寡头政权完全贬低资产阶级民主的各个构成部份的价值（议会、选举、独立的法律制度、新闻自由等等）。

　　为了保障他们的利益，寡头政制及其盟友比较多地向老板与专业协会求援，较少向政党求援，因为政党的角色只限于在选举的闹剧上，所以它们的用处是暂时的。寡头政制的「为了秩序而牺牲进步」的思想与反对共产主义的思想黏在一起。这就显示了他们的历史的弱点、与思想贫乏——虽然他们的武装设备是极好的。

　　寡头政权之向国家恐怖行动与军事独裁求援，在政权进入最深的危机以前，是得到天主教最高层的祝福的。当统治阶级面对群众斗争的崛起而难以维持阶级的统治的时候，国家恐怖行动与军事独裁就是他们所选择的反应。这并不排除更综合的（政治的与镇压的）行动。这些行动已在洪都拉斯或者在目前的危地马拉或萨尔瓦多施用过。但是在危地马拉，这些行动是属于其军事当局特别设计的「反暴乱」的政策。

　　上面所提出的这些要素，可以使我们了解中美洲革命斗争（除了哥斯達黎加以外）的情况与拉丁美洲许多重要的国家的情况的不同，因在拉丁美洲国家，统治阶级可以求助于其它方法，而且还能够玩玩「受控制的、但是动摇的民主櫉窗」的把戏。

　　（3）由于美国帝国主义经常在该地区进行干预，民族资产阶级很难形成坚实的基础。当然，在「进步同盟」及其它架构的影响之下，以及经济的相对生长，这些资产阶级稍为巩固了一点。但是他们仍然是民族与历史的根基非常微弱的社会力量。这一点已经被危机以及1979年以来的革命暴动所尖锐地证明。军队的巩固以及可以与美国谈判的军事政策（危地马拉）并没有大大地改变这些基本的因素。他们的「独占的」特性（少数几个家族和新上升的军事领袖控制国家的大部份财富，特别是土地）和他们对美国帝国主义的臣服，表示有系统的镇压仍然是他们的统治方式中一个主要因素。他们的经济政策，除了超级剥削和与帝国主义的资本连系以外，就是资本的逃离。目前的局势明显地证明这点。他们「牺牲」了将来的阶级利益，来迁就目前的急迫的要求。这证明了他们的寄生性质。他们假装为国家的前途操心，其实准备出卖国家。

　　到结果，这要靠人民——被压迫的群众——来建立国家，来建立真正独立的民族国家。而且，只有靠这个广闊的社会与民族的动力，才能够动员广大的人民群众使革命胜利。革命的胜利就更能动员更广大的群众。这是我们从桑地诺主义者的反索莫沙政权的斗争中所学到的主要教训之一。

　　（4）中美洲的群众运动，从30年代的斗争的历史中，得到他们的力量。这段历史锻练出好几个反帝与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伟大人类。桑地诺和马地就是其中两个著名的人物。墨西哥的卡德纳斯时期的经验及其所推动的改革也在历史上留下了烙印。最后，危地马拉的阿本兹政府的时期（1950-54年）也是这个历史遗产的一部份。它一方面显示资产阶级农业改革的极限，另方面也顯示了紧张的群众动员。

　　自从70年代初期起，群众斗争也经过了几个阶段，导致了公开的军事冲突——其冲突的程度依国家而不同。

　　自从1972-73年以来，通货膨胀开始减低人民的收入。教师、大学教授、银行雇员、社会福利与卫生工作人员等等社会层份变为激进化。工会扩大其影响，所以罢工的次数愈来愈多。城郊贫民区居民和「移居者」开始动员与组织起来。无地的农民也组织占领土地的行动。这是最有效的违抗法令的行动，可以打破农民的屈服的与宿命论的思想。农民之进入政治舞台就产生了无可弥补的裂隙。革命组织积聚他们的力量。抗议和社会与经济的运动公开地组织。直至1977-78年这些运动有时还是合法的。

　　 新演员参加了人民革命的行列：反对高阶层的天主教徒和教士；在危地马拉占贫农中的多数的印地安人；妇女组织和政治犯与「失踪者」的家人的协会。

　　资产阶级改革在那时候的失败使人民不相信可以在法律范围之内进行斗争。

　　自从1978年以来，公开与地下斗争，合法与非法斗争愈来愈结合在一起了（占领工厂与土地，贫民区居民之自卫与武装行动」。镇压大幅度地增加。教士、工会领袖、学生、农民和工人被绑票与暗杀者数以千计。恐怖是如此地普遍以至一个新的社会分类被创立起来：国内及国外的政治难民。这就证明整个区域的穷人的情况是多么不安定。

　　劳苦大众，基于他们自己的经验，愈来愈了解，他们之为民主的、社会的、与经济的权利所作的最基本的斗争，已被转变为与当政者的政治交锋。推翻独裁政制可以说是进行大规模改革的条件。各种不同的社会层份的斗争集中起来。作为受剥削和受压迫群众的的领导力量的政治军事组织更紧密地团结起来。社会的交锋必定以群众起义、武装人民运动和人民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后者还具有阶级战争的意义。尼加拉瓜的群众起义（1979年）之推翻了索莫沙的国家机构，以及萨尔瓦多的广大的群众动员（1980年）就是这么一个转捩点。

　　这个区域的革命发展的新架构是桑地诺革命、其国家、与其军队的巩固，萨尔瓦多的内战的开始，和美国直接的军事与政治的干预。

　　（5）即使在像萨尔瓦多这样的国家，阶级的结构使政治斗争的反资本主义意义尖锐化，但是革命的动力不是社会学的決定论的产物。如果不认识到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政治军事组织的存在，人们就无法了解这个革命的动力。这几个政治军事组织是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建立起来的。

　　这些组织采纳了中美洲的最好的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遗产和民族的反帝国主义解放斗争的传统。它们是长期历史的产物。它们证明可以深深地在民族的现实中生根。这点，再加上它们与古巴革命的不可破裂的联系，就足够证明它们是与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领导层有质的不同。

　　除非上面所说的政治与组织的分歧以外，我们还可以找出这些组织的主要的共同特征：

　　（A）这些组织已经吸收了古巴革命的经验。它们主要地得出了以下的战略教训：在美国的后院发动新的革命是可能的。二十年来这个战略教训一直是它们的思想与实践的指导路线。一个开头是反独裁的、民主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能够经过群众的组织与动员、否决帝国主义的干预、夺取政权、和拒绝与资产阶级的任何部份共享军权等等过程，而被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拒绝与资产阶级共享政权的目的是在推翻了独裁制度以后拒绝重新建立资产阶级国家。群众的组织与动员的目的是保证群众的确定的领导地位。

　　（B）古巴革命和拉丁美洲国家组织将武装斗争提上议程，换言之，认为需要以武装斗争来推翻当权的独裁政制。这意味它们已经和「和平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思想决裂。这也表示再度与共产党的政策决裂。共产党，要不就认为资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起领导的作用，而在此革命中跟着资产阶级走，要不就是与资产阶级结成政治同盟。这政治同盟，不但直接被资产阶级领导，而且还意味保持资产阶级国家机构。共产党也把自己限于合法的、工团主义的、工人主义的活动，因此不能够发动穷苦的城乡群众的斗争。

　　采取「武装斗争的战略」，并不排除堕入「游击中心」的理论的歪路的可能性；「游击中心」理论会导入死巷及失败。特别是，政治行动被忽略了，而且常常被同化为改良主义。这就留下一个地盘，让共产党及其它改良主义或民族主义的势力打进去。

　　中美洲革命组织的一个好处就是，认识到「游击中心主义」已经失败，所以要对它进行有系统的重新思考。这些中美洲革命组织包括这种游擊战经验没有发展起来的萨尔瓦多的革命组织。但是，就干部或者具有道德权威和政治权威的组织（如桑解）而论，这种重新思考是在经验的连续性的范围之内举行的。这是这些组织之所以成熟的一个主要的因素。虽然这些组织与卡斯特罗领导层有短暂性的分歧，但古巴之作为一个「后卫」也是这个政治与组织的连续性的一个构成分子。

　　（C）越南革命也鼓励这些革命组织的许多干部进行重新思考。它重新确定了政治工作、党的任务、以及使群众参加武装斗争的覌念的重要性。结果，军事问题首先被看为政治问题。除了乌拉圭的杜巴马洛斯和阿根廷的革命工人党所组织的城市游击队的正反两面的经验以外，越南的经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些经验事先向中美洲革命组织提供了如何组织军队和群众性的阵线的方法。在萨尔瓦多，真正的革命军队是在1981年以后创立的。

　　提到越南的经验的时候，人们就会直接考虑到在革命组织夺取政权以前美国会不会干预的问题。美国的干预就会使阶级斗争具有解放战争的性质。

　　因此，印支革命偶而会引起一些图式的一般化的概念。这些概念对革命可能会是危险的。印支革命具有反对占领军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性质这个事实，就使一些革命组织（如尼加拉瓜桑解中的GPP倾向）得出一个战略，就是以准备对抗将来到的帝国主义的干预的战争为主，目前的政治与军事行动就要附属于这个主要的战略。因此，这个战略，就抛开了在帝国主义干预以前采取政治与军事的攻勢，推翻獨裁制度而夺取政权这件主要工作。在这个意义上看来，它准备反对明天的敵人的斗争多于反对今天的敵人。它忽略了政治要求与组织群众的工作。「（游击队所佔領的）山头」就变成唯一行动的地方。这个「山头」很可能会在全国范围中被孤立起来，组织工作就只有这个「解放区」的人民群众部份了。

　　（D）革命组织自70年代中组织起来，它们都能够具体地而且每次都能够用一个独特的方法把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斗争结合起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们在领导工会、乡村群众组织及城市贫民区居民与武装斗争之间，建立了有机的联系。它们反对自发的暴动论，认为这种暴动是自卫的产物。它们重新把暴动这个远景和武装及发展到最高水平的群众行动（群众总罢工、为暴动而举行的总罢工）结合起来。所有革命组织在任何时候都在关心如何组织群众运动和积聚力量。斗争的经验、自卫力量、和武装派遣队都在这个过程中结合起来。到了某一阶段，武裝应该在城市中、山上及乡村中发展起来。

　　它们提出一个民族的政治方案，而且变成政治冲突的主要人物。它们从改良主义势力的手中夺走群众运动的控制权——包括组成群众组织。

　　（E）这些组织排斥了共产党所推动的联盟政策。这个政策是「两次革命」的覌念的一部份。共产党一方面对革命力量采取非常教派主义的态度，另方面却跟着资产阶级组织走——顶多只不过打算经过包括在选举阵线中的外围组织来改善力量关系。

　　革命组织反对这条政治路线，因此马上被群众看成为独裁政权的第一号敵人和自决权的斗士。它们与资产阶级反对派争辩谁是民族的与反帝的利益的最坚决领导人。从这方面看来，它们对于谁是革命的动力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工人、半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所有这些特别的因素（階级的组织，军事力量等等）都是为了要在这些层份的范围之内保证它们的独立与领导权而设立的。因为在这些以民族民主任务为开端的革命中，它们把握着这些层份在反独裁与反帝的斗争中的效用。但是桑解的一个领导人威洛克，对于这个联盟政策的本质作了一个很好的总结：「我们的联盟政策的轴心不是资产阶级，而是人民。这不是煽动式的宣布。这是基本的真理。我们的政纲以及我们的力量所牵涉到的计划都是基于具体的现实。我们有武器及人民和我们在一起。它是一个反独裁的、人民的、革命的层份。」

　　有了这种看法以后，革命组织才能够把不同形式的与不同程度的激进思想带入反独裁的与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的大熔炉。这些不同形式与不同程度的激进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派、「解放神学」的支持人、激进的民主力量、以及决心要夺回他们的尊严的印第安人。

　　（F）最后一点是它们发展出一个国际主义的政策。它们已经表示出它们对地区性的与整个洲的革命过程有很好的了解。它们已经成為一个真正的革命的国际主义外交。这个外交不但在反帝国主义干预的斗争中搞得很好，且在展开全世界群众的团结运动上也搞得很好。世界各地所组织起来的与中美洲和加勒比区的兄弟姐妹们的斗争团结起来的运动就是明证。

　　这些革命组织——如桑解或马解阵线——现在正站在工人运动及其前锋在国际上重新结合的过程的前列。这些派别的发展使我们的纲领和远景在国际上的影响大为增加。为了产生这个效果，第四国际及其支部，除了进行团结支援工作以外，必须尽量向这些同志学习斗争的经验，尽量与他们交谈，而且在与他们讨论的问题上尽量使他们知道我们的立场。在这些国家的第四国际的同志们一定能够充分地参加由这些组织所领导的斗争，而且把我们运动的整个立场向他们解释。

　　（6）中美洲革命因此吸取而且深化了古巴革命的教训，在那里发生了一个从民主的反帝的任务进展到社会主义任务的不断革命。国家机构及其镇压力量（军队、警察、特种单位）的破坏和独立于资产阶级及帝国主义的革命政权的建立，是保证民主的与反帝的措施的实践以及使民族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转变的必要条件。帝国主义的反应，以及它与一个愈来愈多地进行经济破坏与军事和政治攻击的资产阶级联系，表示工农政权（这个建立在军队、民兵、和群众组织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必定要愈来愈多地侵犯资产阶级的财产。向社会主义的措施转变，就是巩固和扩张社会收获和民族独立的保证。



第三章 尼加拉瓜革命



　　（1）1979年4、5月间所开启的双重政权在7月19日有了质的改变。在革命推翻了索莫沙与瓦解了国民卫军（事实上是完全与索莫沙政权一致的）以后，决策权和人民政权的领导都操在桑解阵线的手中。

　　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的主要部门——它的镇压力量——已经被击碎，而且一支革命军队已经建立起来。这支革命军队的起源、成份、领导结构和训練，都是桑解阵线发动的革命战争的直接结果。就像在所有革命中一样，尼加拉瓜的资产阶级国家并没有一下子被消灭（譬如行政机构、中央银行、一部份法律制度）。但是它的主要支柱已被打断，而且被一个不同阶级性质的国家机构所代替。表达劳苦大众愿望的桑地诺军队操纵了这个国家的实权。

　　资产阶级以前及现在继续保有相当大的经济基层。然而它的传统的政治弱点；它之无法在革命战争后期抓住反索莫沙斗争的领导权的一部份；而且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它不得不尾随桑地诺主义而生存；所有这些因素使它更不能够把它的经济力量转变为政治力量。它是有组织的——主要是「私营企业最高会议」，一些表达意见的孔道（如其主要的报纸普伦沙报及私营电台），天主教高层内的有影响力量的盟友，以及几个微弱的政党。它在一部份国家机构（行政部份、银行、法院）之内有支持的力量，但是这些人对整个国家的方针是没有决定权的。

　　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不仅仅再度产生我们已经在其它革命过程（古巴）中所见到的东西。如果我们要用适当的词句去表达的话，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也与双重政权的相对短暂和桑解阵线所追循的政治路线（如国民重建执政团在1979年6月成立）有关。因此，在7月19日以後这个双重政权的某些因素仍旧存在。但是，这些因素是在权力集中在代表工农利益的桑解阵线手中的情况下存在的。根本没有相对抗的分子之间平均共享政权的情况发生。天平杆是决定性地一面倒。政权转移在工人的手中。

　　政权的夺取以及对国家权力主要部份的控制，是任何资产阶级革命的开端，而且使桑解阵线有工具来保卫革命、加深革命、扩大与巩固革命的社会基础、发动对资产阶级财产的侵犯、以及把经济的方向转变为符合创造革命的阶级的利益。这些革命行动的步伐——特别是在一个生产力非常弱、极端地依赖他国、面对着极大帝国主义压力的国家里——还是依靠一连串国内与国际的政治、社会及经济的因素。

　　1979年7月19日标志了建立在工农联盟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步，也即是建立工人国家的初步。这个工人国家，就像任何新兴的工人国家一样，必需加以巩固。在这个意义上，巩固与建立一个工人国家是有一个过渡阶段的。财产关系的社会经济的阶级內容（私有部门的比重）是和这个新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内容互相矛盾的。但是这个矛盾是被压缩在新政权的外壳之内。这个矛盾表达在桑解阵线已经夺取了政治权力——那就是建立了专政——但还没有通过没收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财产以及通过引进集体化的财产关系来巩固这个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支配国家这个工具——开启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政治权力的阶级性质和经济关系的阶级性质之间，可能会有矛盾。当然，在最后阶段，经济基础对工人国家的巩固会有决定的作用。任何革命都要经过这种交叉路口的情况。在这个情况中，指导所有措施的方针，才使革命的阶级与它的社会内容取得和谐。

　　我们只要考察过去五年中革命的措施和收获，就可以证明这个新的工人国家——美洲第二个自由领土——的力量已经增强了。

　　（2）7月19日以后，桑地诺领导层在作主要的决定时，需要考虑三个问题。第一，这个对中美洲的现状作的激进挑战，一定会在短期内引起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要在政治上巩固革命和在军事上加强国防，它就要争取时间，寻找不同国家的（即使是薄弱的）支持，以及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其次，在桑地诺革命的冲击下，中美洲各地的革命的步伐加速了。从那时候开始，尼加拉瓜革命的方向就与这些革命的进展、和帝国主义及其盟友的反革命活动联系在一起了。最后一个问题是，桑解阵线如何对付这个规模相当大的经济灾难。

　　在这个情况之下，它很快地巩固了政权的主要工具；工人、农民、和半无产阶级的专政。

　　（A）这个新国家的基石就是革命军队。建立桑地诺人民军队并使之专业化，自然是首要的任务。它的核心是由五千人左右桑解阵线的旧有的「正规军」所组成。桑解阵线在这些战士之间进行了识字和政治化运动。整个指挥系统是在桑解阵线的手中。在那个时候，亦成立了桑地诺警察。它的大部份成员是因战争而失业的反索莫沙的工人阶级战士。

　　虽然在革命胜利后初期组织桑地诺人民军队是优先任务，桑解阵线领导层也在准备建立民兵。桑地诺人民民兵于1960年3月成立。人民参加民兵是完全自愿的。好几万工人和青年很快地参加了民兵。

　　关于内政和国防部的种种决定，是由「九位革命指挥」所组成的桑解阵线联合全国领导层所决定的。

　　（B）革命初期所发生的政治冲突显示出谁掌握真正的决定权。桑解阵线已经在1979年12月决定重组政府——指派它自己的人员担任三个重要部门的首脑：国防部长由奥提加（H．ORTEGA）担任；农业和土地改革部長由威洛克（J. WHEELOCK）担任；计划部长由鲁易兹（H．RUIZ）担任。

　　从这时候开始，私营企业最高会议即集中其火力对向一个目标：「桑解阵线必须减少它对军队、警察和桑地诺防卫委员会的控制」。

　　在1980年3、4月间，国民重建执政团因国务会议的构成问题而产生分裂。稳定多数的席位被指派给群众组织及表达人民多数意见的政党。从几方面看来，两个资产阶级代表（查莫罗和罗贝乐）之离开国民重建执政团是有相当象征意义的。5月4日国务会议即在没有人反对的情况下建立起来——那一天刚好是1927年桑地诺虽然遭到资产阶级出卖但仍起来进行反帝斗争的周年纪念。辞了职的位置并没有马上填补起来。资产阶级反对党直接与九位「革命指挥」交涉，因为他们知道，归根到底，这九个人是掌握决定权的。执政团的新成员是由这九位「革命指挥」所提名的。他们并没有顾及到过份的礼仪。两位新的资产阶级人物（克鲁兹和科多巴）被包括在执政团了。私营企业最高会议被解除武裝，就公开同意执政团的新成员。接着，私营企业最高会议就要求召开立宪大会，使桑解阵线和国家机构分离，执政团成员有否决权，控制司法制度和财政，以及正式地保障私有财产。

　　对国务会议这个咨询机构组成的争执从两方面显示了谁掌握大权。在一方面，桑解阵线领导层表明它掌握国家大权，因此对资产阶级一点都不让步。在另方面，两个资产阶级代表被另外两个代替，证明什么都没有改变。资产阶级代表完全处在附属的地位。即使克罗兹当了资产阶级的新代表，他与罗贝洛一样在新的国家机构中拿不到决定的力量。

　　1980年7月，奥提加答复私营企业会议的要求，宣布1985年举行选举。这里再度表示出谁掌握决定权。更好的是，这位国防部长还宣布，真正的民主应该是社会不平等的减少，并不单单是选举。选举的目的是「使人民权力达到完善的地步」。

　　在1980年底，资产阶级发动一个新攻勢。这个攻勢使用了现在常常听到的主题：桑解阵线独霸权力。但这个主题与首次以武裝攻击革命的行动结合起来。资产阶级反对力量又叫它的成员退出国务会议。几个月以后，国务会议就被那个已减少到三个成员的以丹尼尔·奥提加（D.ORTEGA）为主席的国民重建执政团所改组了！

　　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渐增地集中其火力在经济阵地和军事阵地上。由于经济方面的攻击，执政团不得不于1981年9月宣布经济和社会的紧急状态。由于军事方面的攻勢, 执政团不得不于1982年3月宣布全国的紧急状态。资产阶级并没有放弃在政治上玩花招。他们只不过以政治花招来补助经济破坏与或多或少地公开支持以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为基地的反革命军事行动。

　　（C）新政权的基础，除了桑地诺人民军队和民兵以外，就是群众组织。好几个群众组织是革命的直接产物（如桑地诺防卫委员会、农村工人协会）。

　　群众组织主要有以下几个：

　　·桑地诺防卫委员会，对于团结人民中的不同的阶层有很大的贡献。

　　·桑地诺工人联合会，第一次在全国规模上组织了大多数的工人，而且（经过了几次挫败以后）对团结独立的工会运动作了持久的努力（在1980年2月组织了全国性的工会联合委员会）。

　　·农村工人协会，不但触发了土地改革，保卫农村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而且密切地监视地主的举动。由于桑地诺工人联合会和农村工人协会之间有机的联盟，工农联盟得以实现。

　　·全国农民与牧民协会，组织目标是对粮食生产和合作社的发展有决定作用的小农和中农。他们的支持对于打败反革命有极大的重要性。

　　·尼加拉瓜妇女协会，任务是争取妇女应有的权利。妇女在革命中扮演很大的角色。

　　·桑地诺青年团，是在扫除文盲运动和学生生产队的推动下组织起来的。扫盲运动是提高城市的和特别是农村的群众政治意识的广大运动。

　　带有工会性质的组织是独立于桑解阵线的。即使桑解阵线的政治影响是举足轻重的，但它没有强加它的独霸。这些组织的门户是对任何人都打开的。它们的壮大是这几年的特征之一。它们已经使群众的意识和社会的权力机构发生深刻的转变。

　　它们的功能和目标，虽然没有常常实现，但可以总结如下：

　　·鼓励人民积极地参加各种社会生活。

　　·帮助人民中的不同部份团结一起，来保护它们的利益，表达它们的需要，提高它们的阶级意识，以及使它们与桑解阵线及有关的政府部门发展（有时候是冲突性的）对话。

　　·参加政权的机构——以它们在国务会议中的代表的比重或者以它们在市政府中所起的作用来证明。

　　·支持经济重建，共同推动或领导教育运动、公共卫生运动，和维护地方设备，以提高人民中最贫穷层份的生活水平；它们也通过计划与组织它们的活动和任务，来教育担任管理与行政方面的人员，而且训练各级领导。

　　·保卫革命，使之不受错误的宣传运动和破坏的影响。

　　·在一个过去充满了腐化现象的社会中，提倡道德与文明态度，而且向「滥用职权」、自大、和官僚化现象——这是这样落后的情况中所内涵的危险——进行斗争。

　　·这些组织把以革命的实践改变社会和经济环境与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我转变」结合起来。

　　从革命的最初的日子开始，桑解阵线就以政治力量来组织和扩大革命群众的队伍，而且发动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D）桑解阵线是真正的权力中心。它巩固领导权和合法性，并不是用预先与1979年6月的联合政府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决裂的方法来达到的。它是因为具体的任务和选择才与资产阶级分子决裂的。这些任务和选择是从革命的必要的进展而来的，而且是有利于群众意识的进展的。资产阶级每次失去常态，它就被暴露为与「桑地诺主义的计划」破裂，而且被群众视为反对「反帝的」民族统一和「国民重建」。

　　桑解阵线的方法表示出它能够抓住民族和反帝意识的成熟和社会主义意识的成熟之间的关连。一个澄清化的过程在运转（而且现在还在运转）；在这个过程中，桑解阵线日渐地不再使它自己仅仅作为推翻独裁政制的派别，而是作为领导人民走向「新社会」的力量。由于资产阶级——特别是因为它与帝国主义的联盟——还有一些实力，在这点或那点上对资产阶级的让步，如果我们要正确地评价它的话，必须要从全面的动力和加强劳动人民地位的角度来看。

　　桑解阵线之所以有政治的领导权，一方面是因为它在反帝与反独裁政制的斗争中所争取到的权威，另方面则是因为它能够把全国的积极参加建立「新尼加拉瓜」的力量团结起来。它的这种能力就在实际上证明它比其它政治、社会力量优越。

　　桑解阵线不断地争到领导权，是以多元化为先决条件，特别是因为尼加拉瓜革命的思想基石是建基在民族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传统（特别是古巴）、以及一支准备为民族和社会的独立而进行最坚决斗争的基督教派之间的联盟。

　　（3）桑解阵线称尼加拉瓜的经济结构为「混合经济」。这里，如果我们不把向帝国主义的支配作出的挑战和现政权的性质考虑在内的话，我们是无法了解这个「混合经济」的。我们必须看看这个情势的演进。

　　事实是这样的：桑解阵线之对于1979年7月以后所建立的国家的控制，已经把它自己的痕迹印在经济的「混合性」上面。这是因为它有资源和社会基础，不但用来增加它对私有财产的侵犯，而且扩大已受它控制的范围（如外汇、分配、信用等）。它的功用，不但是一个经济改变的杠杆，而且是一个永久性的强制作用的工具。很明显地这个控制还没有消除经济的不同部份之间的尖锐矛盾，一方面是消除革命的社会、经济目标和另一方面是世界市场的压力，以及私有部门的再生产规律（它在具有战略价值的农产品输出部门仍然普遍）之间的尖锐矛盾。但是现政权能够在由保卫革命所指定的优先次序的基础上解决这些矛盾。国家的「经济以外」的性质就变为经济的力量。

　　（A）在这整个时期中，桑解阵线所采取的经济政策不能够与以下的几个因素分开来看：1979年的经济情况；国际的因素；它从古巴的卡斯特罗领导层在革命初期采取的措施中所得出的经验。

　　我们应该回忆一下经济方面的一些情况：

　　·索莫沙政权和内战所遗留下的状况：

　　五万人死亡，大约十万人受伤，工业大量破坏，两个农业周期的失调以致大大影响粮食供应和输出；每人平均的国内总产值已降落到十七年前的水平；大量外债，几乎完全缺乏外汇，高度的通货膨胀；国家预算完全不平衡，再加上大量的「社会亏损」（文盲、健康与房屋）。

　　·发展十分不足的资本主义经济（比1959年的古巴还要差），因此城市与农村的无产阶级的数量非常少而且是最近才形成的，而且只有薄薄的一层技术人员（听说农业方面只有四百人！）。

　　·国家要依靠农产品输出来赚取国外的收入，而后者对外汇汇率的变动和充满了危机的世界市场的要求特别敏感；农产品输出部门的发展，除非洲发生国内粮食的缺乏以外，还使输入品（肥料、化学品、机器及零件）的「平衡」变形。

　　·经常有经济制裁与经济封锁的威胁。

　　（B）新政权，面对着如此困难的局面，快速地控制了经济的四个重要部门：索莫沙及它的支持者的财产（这个部门提供了公有部门的主要骨架）；财政与保险；对外贸易（逐渐地国有化了将近七成的输出部门）；和自然资源。

　　桑解阵线说，由于以下的几点理由，它认为不应该要马上接收农产品输出的部门：

　　·资产阶级的脆弱和缺乏内聚力，使桑解阵线有转圜的余地，而且有利于「促主生产的同盟」——资产阶级只能寄望于在新的「壕沟战」中有占据经济阵地的可能性。

　　·这个联盟的另一个好处就是马上获得主要的贷款和延迟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的束缚。新政权快速地在有利的条件下得到十五亿美元的贷款。在革命以后的头三年，除了古巴以外，没有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国家热切地提供大量援助。除此以外，这个援助只相对地符合即时的需要，而且各种不同的援助和贸易是反对华盛顿的战争行动的一个积极的政治因素。

　　·公有部门需要很多的很复杂的全国性的和地区性的组织来避免额外费用的过份膨胀。这些额外费用在过渡时期是必然会发生的。在这个优先工作和其它的优先工作之间存在着特别紧张的状态。而这紧张状态多份是因重建的过程而起的。为了使公有部门赚到很大的盈余，它必须发展比较有效率的行政管理能力。这个有效的行政管理的能力帮助它日后接收新的农业与工业公司。但是桑解阵线只争取到少数的干部，而且工人在这方面的水平非常低。

　　·生产力的微弱的社会化（由于小商品生产的、手工艺生产的、小农和中农的份量）使中央计划成为一个问题；它的应用范围应该快速地扩张。同时，因收入的分配的变化而产生的需求的结构，与公共部门的供应，常常接不上头。计划也需要它的过渡。

　　桑解阵线因此选择了直接控制占少数的公有部门与间接控制私有部门（用对外贸易、信用、按契约而生产、工資的的决定等等方法）的结合的方法。它同时也顾及到在阶级矛盾时这些控制方法本身所具有的极限。制订公有部门的计划，并且使它在第二阶段能够地区化，是在极困难的情况下开始实施。这时所决定的就是有关于大的目的与任务的每年一次的计划。

　　桑解阵线已经清楚地强调，它的中期目的是使国有及合作社所有的部门变为经济中多数的而且占优势的部门。

　　（4）为了适应群众的要求，以及对付资产阶级的破坏，桑解阵线不得不定出对旧的统治阶级不利的规则：

　　（A）1980年春天，反对资本逃离（资本逃离、破坏生产资料和原料、囤积居所）的法律的通过，使它能够以全部或局部没收土地或工厂的方法，来制止这些不法行动。农村工人協会和桑地诺工人联合会在区分谁是「响应重建号召」和谁是「破坏者」的工作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它们并没有给前者政治的红利。对外汇交易所的控制逐步增加，以至全面控制的制度在1983年5月建立起来。

　　（B） 土地改革是革命以后经济斗争的一个主要武器。它的第一步行动就是把贫农在革命初期所占领的土地没收过来，交给贫农使用；其次就是降低地租。然后开始土地改革的新阶段：把大地主所荒弃不用的或不好好种植的土地，转交给无地的农民及贫农、有时也转交给国营农场。这是对大地主财产的直接攻击。

　　 这个阶段的重点是自愿组织生产合作社和服务合作社。从短期和中期看来，它们比公有部门更易于对紧急的失业问题作出反应。它们使大多数的小农和半无产阶级的农民与革命认同。这些农民对于粮食生产是极端重要的。

　　土地改革的第三个阶段是在1984年初开始的。这个阶段的要点，是把土地所有权交给耕种土地的小农，特别是在「农业前线」的小农。这就是对反革命游击队想在农民中寻找支持的一个回答。

　　土地改革的每一阶段，是与有系统地组织农民运动分不开的。

　　就国家而言，它保证在困难时供应定量的消费品和服务。它以保证的固定价格购买一部份产品。它就这样地控制了大约40%的基本食粮的分配。一连串重要的农业和农用工业的计划已经发动了。

　　农业已经一方面真正恢复经济方面的活动，另方面局部地改变社会关系。这个困难的双重挑战，是每个急进的土地改革必须面对的。

　　与国家及合作社部门比较起来，大地主的影响力已经减少了很多。在1979年7月，（占地五百西班牙亩以上的）大地主控制了36.1%的可耕地；在1984年7月，他们只占11%的可耕地。在私有部门，联合生意方式（合作社）的数量增加，已经导致深入的分化，破坏了反动的尼加拉瓜职业农民联合会的基层。在1984，四万四千农户在土地改革中受益，其中二万五千户现在在合作社中从事农业生产。服务合作社控制了8.2%的可耕地；生产合作社控制了10.7%的可耕地，而公有部门控制了18.3%的可耕地。

　　土地改革是革命推动者手中的一个工具。野蛮的高度剥削不但在国有部门完结，而且在农村工人协会的力量能够及到私有部份终止。尼加拉瓜的农村正在发生剧变——除非合作社的进展以外——农民群众的政治与文化水平也在加速转变。

　　（c）相随着所有这些进展，是教育、卫生、房屋、社会服务方面所作的大跃进。所有这些进展是将来发展的坚实基础。



第四章 萨尔瓦多革命



　　（1）自从1979年以来，一个革命局势正在萨尔瓦多展开。这个革命的蠭起牵涉到工人、农民、人民群众和学生的斗争，总罢工、半暴动，地区暴动，游击战和内战。这种兴起在该地区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虽然美国对该地区渐增地进行干涉。

　　资本主义产生关系野蛮地向该地区扩张，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再加上人口密度高，使萨尔瓦多的农村产生了广大的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个农村的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再加上人数还少的工人阶级和穷困的手工人，就是1932年无产阶级暴动的原动力。这个暴动在当时被血腥镇压下去。从70年代末期开始发展的斗争就是继承了这个群众对寡头政治的野蛮手段的痛恨。

　　工业从60年代开始发展，特别是在「中美洲共同市场」的冲击之下发展。肥沃的土地愈来愈集中在少数几个家族手中。然后，寡头政治执政者，就利用从土地上赚来的，开始投资到各种行业去投资到农业企业、进出口贸易、财务、甚至于工业。帝国主义资本占这个投资的一部份。这个投资发展终于产生了一些新的资产阶级层份。

　　从这些转变中，工人阶级的力量增强了。1967年发生了第一次以争取经济要求为目标的总罢工。

　　农村的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经历了极端贫穷化的过程。愈来愈多农民既无土地又无工作（在1975年，41%的农民家庭没有土地），或者跑到城市去当小贩，变成比无产阶级还要低的阶级。

　　1969年的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之间的「足球战争」，引起了中美洲共同市场的危机（战争原因是洪都拉斯要保护它的国内市场）。它对萨尔瓦多的寡头政治制度有很大的影响。几万名萨尔瓦多的农民移民被洪都拉斯野蛮驱逐出境。这个结果不但使萨尔瓦多的统治阶级不能打开较大的市场，而且使它的「人口活塞」也给堵住了。

　　这些新的难民，本来在洪都拉斯的农场里经历了一些工会斗争的经验，现在就组织游行示威来贯彻他们的要求。这是自从1932年以来农民第一次进攻城市。

　　「足球战争」也许左派中间引起了政治危机，特别是在萨尔瓦多共产党内部，因为萨共在这次军事冲突中是支持政府的。在70年代初期局势开始转变了。

　　（2）从1970至1979年，萨尔瓦多发生了一连串爆炸性事件。这些事件对整个70年代的政治局面有决定性的作用：政治军事组织形成，群众性人民组织创立，基督教社区急进化，和选举「道路」被证实为一条死路。

　　（A）在1970年4月，一部门与工会运动有关联的萨共领导层，跟党破裂，成立一个政治军事组织，称为法拉本多[b]·马地人民解放力量（FPL）。从急进的基督教层份发展出来的人民革命军（ERP），也在1970年成立。这两个组织在1972年首次进行武裝行动。

　　所以，与尼加拉瓜或危地马拉比较起来，武裝斗争的组织的组成比较迟。当然，它们必定要对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地理的特殊条件（国土面积小，人口密度高，道路与通讯的数量多，及「国防的屏障」根本不存在）以及1932年的「创伤」作出反应。在这段时期，马地人民解放力量的政治军事思想是最突出的。它的领导层有丰富的工会传统。它懂得需要把被压迫群众的暴乱的心理，用新的斗争方式装备起来。下面的一句口号总结了它的这些覌念：「我们的山就是人民。」城市游击战的经验也刺激了它的反射作用。严格说来，它的武裝斗争覌念是它的整个思想发展的结果。它的覌念就是把以下的力量联系起来：民兵（在街区、工场的群众自卫工具，并准备暴动），游击力量（在固定地区战斗的有限的力量）和在更高平面上的革命军队。

　　在早期，人民革命军的强烈标志就是军事主义和冒险主义的立场。这些立场是建基于把整个局势定性为自从1972年以来已经是革命局势。这条路线使它与群众的某些部份切断联系，所以作为1974年的分裂的主原因。分裂的结果形成另一个革命组织：国民抵抗军（FARURN）。从1975-76年起，人民革命军开始改变路线。

　　在1979年，虽然这些革命组织还有分歧，但是这些分歧却被遗留在幕后，或者被暧昧不明的句语所掩饰起来。在这情况下，这些革命组织在以下问题上开始融合起来：自卫，游击斗争，革命军队，以及把革命战争和以击碎镇压的军队与镇压机关为目的的群众暴动联系在一起的需要。所有的革命组织都着重夺取政权的远景。

　　（B） 群众性的革命人民组织是在70年代中期出现的。这证明，群众在生活水平残酷下降的影响下，需要找到新的手段、新的方法来抵抗镇压的力量，来克服一连串限制罢工权的法令。最后，这些组织认为萨尔瓦多共产党对待在新成立的工业中的工人的斗志所使用的方法是错误的。

　　 人民联合行动阵线（FAPU）在1974年成立；革命人民集团是1975年由人民联合行动阵线中分裂出来的人所成立；2.28人民同盟（LP28）在1977年成立。这些组织是由工人、农民、贫民区居民、教师、学生、小贩等社会阶层的小团体所联合组成的。这些社会阶层的小团体，不是早已存在，就是以后经过革命群众组织所建立起来的。每个群众性革命组织都与政治军事组织有关连：革命人民集团与马地人民解放力量有关，人民联合行动阵线与国民抵抗军有关，二月二十八人民同盟与人民革命军有关。

　　 妇女在这些政治军事组织和群众性革命组织中扮演了史无前例的角色。她们也参加这些组织的领导层。这不但反映了大学和各级学校中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而且也反映了妇女在城乡的反对镇压力量的组织中所起的作用。

　　从1970年至1979年，工业斗争的次数愈来愈频繁。这些斗争的形式跟过去的单纯的罢工大有不同。它包括占领工厂与自卫的罢工、占领大农场、同情罢工、支持斗争的游行、占領教堂和大使馆，自卫的和武裝力量的群众示威游行。虽然有阻止它们的企图和野蛮镇压力量的合法运用，但这些斗争还是争到一些成果。

　　革命人民组织从萨共夺去了工会运动的控制——除了建筑工人工会以外——使工会运动有了一个激进的新方向，特别是萨尔瓦多工人联合工会。跟国家有密切关系的工会戏剧性地减少。人民组织在农民运动中有惊人的发展，因为农民运动几乎不受萨控制。到了1978年，政治军事组织和群众性的人民组织赢得了对大多数群众运动的控制。革命局势成熟了。

　　（C）教会也发生「转变」。这个「转变」特别是对大学和乡村有极大的影响。基督教「基层社区」提高了被压迫的与被剥削的农民的意识，大大有利于革命先锋分子的工作。因为这些革命工作者多数有基督教的背景，因此使他们的行动在农民的眼中合法化。

　　（D）1972年的总统选举，1974年的地方与议会的选举，以及1977年的总统这些选举，都变为公开的闹剧。在人民的眼中，政治等于镇压。

　　主张改良主义的国民反对派联盟（UNO）是由基督民主党、与社会民主党有关的革命国民运动、和与萨共有联系的国民民主联盟所组成。他们这种基于选举道路的改良正在严重的挣扎中。寡头政制和陆军的主要部门对要求改良的呼声一点让步都不肯作出。他们更不会接受土地改革。这种爆炸性的局势就跟1979年尼加拉瓜爆发的局势一样。

　　（3） 从1979年10月至1980年中，革命的步伐快速地加紧。

　　（A）1979年10月15日，陆军的一派，在帝国主义的鼓励之下，进行防止性的政变。它的目的是阻止群众运动兴起，使群众组织失去群众支持。执政团，在真正的权力操在军人手中的情况下，把表面的权力分给「诚实的技术人员」，或者给基督民主党或者革命国民运动。萨共的国民民主联盟参加了政府。为了要占领政治地盘以及使人民与革命组织推向边缘化，执政团尽力与人民论坛（由基督民主党、革命民主运动、国民民主联盟和工会所组成）对话。它宣布了一个外表非常冠冕堂皇的改良政纲。

　　1979年10月是革命组织的一个试金石。它们以打乱改良主义的政治陷阱的方法来维持革命的远景。马地人民解放力量指责政变的「目的是将人民的视线转移到选举的过程上。」2.28人民同盟即刻离开人民论坛，而人民革命运动将政变的性质定为「帝国主义和寡头政制的新花招」。国民抵抗军——人民联合行动阵线踌躇一会儿，就着重地指出执政团的内部矛盾。然后，它攻击改良主义者的修修补补工作。假如革命组织支持了或者参加了执政团，它们就会使群众迷失方向，而且会有利于帝国主义推行其政策。萨尔瓦多的革命分子，不但谴责改良主义的死巷，而且发动半暴动的军事行动和组织游行支持群众的要求。执政团的政纲的本质就被这些创举的行动和社会经济斗争暴露出来——群众所得到的，不是政纲的兑现，而是大屠杀。

　　从1979年10月开始的第一个执政团，是受到第二国际和基督教民主世界联盟的支持。从1980年1月至3月的第二个执政团很快地破裂了，因为独立的「技术官僚」、革命国民运动、萨共、和DC的代表离开执政团。从1980年3月起，只有杜埃德的基督民主党和军官代表留在执政团中。但是，人人皆知掌握大权的人是谁。

　　（B） 1980年的春天开启了一个革命危机。在这个革命危机中，双重政权的构成因素开始形成了。一方面，资产阶级领导的危机加深了。财阀所控制的政治机构死命地反对执政团的改革政策和基督民主党所起的作用。这就大大地损害了政府的威信。由于寡头政制所施的花招，军队中的冲突导致了几次流产的政变。基督民主党分裂了。所宣布的改革一点进展也没有，因此使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尖锐化。执政团的行动只不过把镇压一般化：紧急状态（在3月宣布），军事占领大学，公共事业军事化（在8月发生），国家干涉工会活动，和大屠杀。保安部队从事恐怖行動, 連基督民主党都不豁免, 所有这些都造成执政团在国际上的孤立。

　　 在另方面，革命组织知道如何利用1979年10月以后所立即开始的有限的局面。它们断然地使群众知道它们的政治立场。人民组织不但吸收了很多干部，而且在群众中建立基地。它们占据了政治舞台的中心，使民主的、改良主义的反对力量扮演次要的角色。虽然执政团进行大屠杀，但是群众斗争变成特别强大，于1980年夏天达到最高潮。革命人民组织在3月17日召集了总罢工，痪瘫了全国七成的经济活动。圣萨尔瓦多市的罗麦洛大主教于3月24日被刺，死后，它们发动了八天的罢工。在6月24日，一次政治性的罢工几乎痪瘫了整个国家。它事实上提出了谁掌握政权的问题。大家觉得8月13、14日的罢工是个转折点。它把总罢工与首都及其郊区的居民的军事行动和暴动趋向结合起来。但是参加罢工的人数没有6月的罢工那么多。军队在极右派的驱使之下进行反攻，从事恐怖行动，以及使整个社会军事化。这使恐怖行动对全国人民有一点影响。革命民主阵线的代表在1980年11月被保安部队所暗杀，象征了革命这个阶段的结束。

　　（C）从1980年2月开始，革命阵营开始组织联合的政治结构。这些结构不但增进了革命阵营的权威，而且推动了群众的暴动。

　　革命人民集团、人民联合行动阵线、2.28人民同盟、以及国民民主联盟于2月成立了群众革命协调会。它的纲领明确地指出夺取政权的战略已经提在议程上。它的目的是毫无疑问的：

　　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夺取政权和建立一个领导人民走向新社会的革命政府。而且只有革命才能实践所有这些任务与目的。民主革命政府将会包括革命与人民运动和民主党派的代表，以及愿意实现这个纲领的组织、社会群与人物。

　　这个政府将会建基在广大的社会与政治的基础上。这个广大的基础首先包括工人阶级，然后是农民和进步的中间阶层。这个进步的中间阶层包括所有接受这个纲领的社会阶层：小型的和中型的工业家、店主、手工人和农业生产者（小型和中型……）。

　　除了社会的、经济的、与民主的任务（垄断资本的国有化和激进的土地改革）以外，它还着重即时的政治要求，以及创立一支「在革命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人民军队」。……这支军队可以包括现政府的军队的士兵、中下级军官和高级将领，如果这些军事人员采取正确的态度，排斥外国对革命的干涉，以及支持我们人民的解放斗争。革命民主阵线（FDR）于1980年4月在群众革命协调会的纲领的基础上成立。它是由革命国民运动、从基督民主党分裂出来的社会基督教人民运动和过去已经组织起来的力量所组成。它表达了革命组织所争取到的政治上的领导权。到了5月底，从这些革命组织中，形成了联合革命领导。这个联合革命领导代表这些政治军事组织走向统一指挥的困难的道路上的第一步。

　　（D）马解阵线的现任领导认为它在1980年的这几个月中失去了夺取政权的「大好机会」。革命力量的斗争方法具有以下的几个弱点。检讨这段时期的经验，才可以帮忙我们了解所失去的机会的要点是什么。

　　人民斗争的浪潮极度地高涨，但是革命组织的统一阵线却建立得很缓慢，跟不上群众运动的要求。

　　这个统一阵线经过一段时期的延迟才建立起来，而且它的战略与策略的政治内容都极不充足。这个过迟的统一阵线却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建立起来，因此在这个紧急关头上，它对于以下几个问题都没有明确的方针：领导总罢工、分裂军队、实践策略上的联盟、如何把当时尚小的军力联系与集中起来，如何进行共同的革命外交以帮助革命斗争等等。

　　群众阵线本来是革命分子争取劳苦群众的信任的一个主要工具。但是这个工具却变成建立基层的联合阵线的阻碍物。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在各组织之间还存在着教派主义；第二个原因就在于他们与群众运动的关系的覌念上。他们忽视了基层的团结。每个组织都紧紧地控制与它自己有关的群众运动。上层的团结以及组织的力量已经足以号召和组织特别大规模的总罢工。但是，策略与战略方面的不同意见以及基层的缺乏统一的组织，破坏了暴动的准备工作。还有，联合阵线委员会的缺乏，不但表示群众深深地感受到各组织之间的分歧，而且也表示基层没有强烈地向领导要求团结。

　　在这种情况之下，萨共的作为是耐人寻味的。是的，它为了生存曾实施了彻底的转变：不但参加了群众革命协调会，开始进行武裝斗争，而且放弃了「革命的第一阶段」应当由资产阶级来领导的战略。它宣布了「以消灭资产阶级的官僚与军事机构来夺取政权」，和在目前阶段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但是，它还替它在1979年参加政府的行动辩护。它的借口是「它一定要跟着民主势力走，直至这个政策失败为止，这样才可以使民主势力不会在失败后分散。」它也继续认为「军人中的民主分子」在其战略中占據重要的位置，而且不排除与后者取得战略的协定的可能性。


　　（4）1980年的最后几个月，整个局势变为更军事化。马解阵线在准备1951年的攻勢。

　　1980年9月以后，传统的反动部门重新取得军队的控制权。在美国的庇护下，它又与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的军队合作。美国不但防止萨尔瓦多的经济崩溃，而且让杜埃德于1980年12月当上总统，说他是49年来第一个文人总统。它的目的是使这个政权在国际上比较象样一点。

　　革命力量也在这时巩固军事力量。它们为了计划直接的攻勢，就把许多干部从群众工作（由于镇压，很难在群众中工作）调到军事工作。他们的军队占领了很多城市，使人民群众在将来到的暴动中占主要的作用。联合革命领导已经从过去的经验中得出教训，而要从美国局势（1980年的大选）中得到利益。他们在卡斯特罗领导层的鼓励下，在统一各革命力量方面，有很大的进展，所以在1980年10月成立了法拉本多·马地民族解放阵线（简称马解阵线）。它不但包括了联合革命领导，而且扩大它的范围至包括中美工人革命党。它还设立了总指挥部，由参与的五个组织各派一个代表组成。代表们一致同意准备发动军事的总攻勢（在开头称之为「最后攻勢」）。

　　总攻勢在1981年1月10日发动。最猛烈的战役延续了八天。但是，在1月14日马解阵线就组织撤退。「最后」攻勢虽然失败了，但是马解阵线并没有在军事上被击垮。这个攻勢的重要性和结果可由以下两个因素来解释：

　　在一方面，指导新攻勢的思想，在许多方面看来，还是1981年1月攻勢的概念。

　　在短期之内经过暴动以及以军事力量促使政府军队的瓦解而取得胜利的覌念，还是马解阵线的主力的战略传统——虽然他们对于这些因素的结合和实现这个远景的步骤还存在不同的意见。尼加拉瓜革命已经深深地影响了马解阵线的「战略计划」。这个计划之对萨尔瓦多的不适宜变得愈来愈明显了。

　　在另方面，马解阵线认为1982年选举并没有使帝国主义解决问题。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但是它的构成分子却不能取得出一致的行动策略（军事制裁抑是政治指责）。这个混乱的结果是相信明显的：马解阵线对于选举的问题并没有一致的政治立场。

　　1982年3月的选举以后，马解阵线对选举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他们讨论中得出三个主题。

　　·如何帮助那些被「国家恐怖行动」禁止发言的人们来表达他们对马解阵线的支持呢？在这一点上，马解阵线的弱点并不止是军力的不足。

　　·如何在美国的渐增的干涉、国民共和同盟所扮演的角色、经济危机、和资产阶级领导危机的情况之下引起政治力量的分裂和分化，以扩大反对政府和帝国主义的阵营？这个意思就是提出同盟的问题，提出革命民主阵线向团聚在1980年成立的民主人民联盟那样的势力伸手的问题。民主人民联盟是由萨尔瓦多公有联盟、建筑工会、和小工业家和小店主协会等团体所组成。它支持基督民主党，但也表示支持主张改革的人们、反对盲目的镇压、和支持双方的「对话」。

　　·与群众运动在1980年中所达到的高潮比较起来，这个攻勢发动得太迟了。从1980年中开始，政府的军队即在首都和重要的城市中增防。恐怖行动和革命干部的失踪减弱了群众工作。

　　·在首都的贫民区所发动的暴动只是孤零地举行，并没有大规模的总罢工加以支持。因为革命军事行动不足够保护群众运动，所以群众运动就极难施展它的力量。在各个战斗的地区并没有发生连续的暴动。

　　还有，集中火力于军营，期望能对敵人作重打击，太耗费兵力，因此使反革命军队有较大的活动余地。最后一点是，马解阵线的各军事力量之间的协调工作做得不好，而且所期望的军营中的起义也没有发生。1981年1月以后，真正的内战就开始了。

　　（5）在1981年1月至1982年6月这段期间，革命和反革命都在重组他们的结构和行动计划。

　　（A）单从军事上来说，马解阵线之发动1981年1月的攻勢也有好的收获，那就是使它能够积累军事的力量与经验。在1981年中以前，马解阵线的行动主要在于保卫它的阵地。它消解了政府军队对它的「扫荡」战。经过了这个攻勢，马解阵线才能够获得控制区——不是解放区——来使它进行以下的工作：增强军队的训练；解决供应的问题；设立计划将来新攻勢的基地；设立无线电广播电台；以及开始建立真正的人民军队。控制区内的农民群众也慢慢地被组织起来，不但去保卫他们自己，而且使他们的经济活动配合战争的需要。这就是马地人民解放力量所称的地方人民权力。

　　从1981年6月底开始，马解阵线就能重新采取攻勢。它攻打防护军，占领了几个市镇，损伤了政府的战略结构，而在1982年1月攻打依洛潘各空军基地。到了1982年初，对市镇的压力加紧了，这就替1982年3月的军事运动铺下了道路。这个军事运动就是马解阵线对政府的选举的反应。

　　（B）这些由美国制造的1982年3月的议会选举，并不代表美国的胜利。美国本来寄望基督民主党与军人集团取得协议。但是，经过寡头政制的传统的党，国民协调党，和国民共和同盟之间的联盟，基督民主党却被降低为次要的地位。寡头政制及其盟友之所以支持这个（最近才成立的、法西斯的）联盟的目的，一来就是反对任何的改革，二来就是指责军人执政无法击垮马解阵线。国民共和同盟不但组织了一个「群众基地」，而且有它自己的武力（即暗杀团）。资产阶级领导的危机因此而变得更尖锐。

　　大量的公开欺骗，国民共和同盟的选举的进展，以及马解阵线的军事力量，大大地减低了这些选举对美国的好处。不过，选举还是举行了。一部份人口（大约一半）参加投票，虽然许多人是被迫投票。选举暴露了资产阶级阵营的惊慌和人口中某些部份的不安。除了军事攻勢以外，马解阵线的反应不怎么全面性。

　　·为了使因前两次攻勢（1981年1月和1982年3月）而沮丧的群众对革命军队恢复信心，为了使革命军队对政府军队发动新的攻击，马解阵线在需要巩固它的军事力量的问题上得到一致的同意。实在说来，美国也在打算重新建立萨尔瓦多军队。它的做法包括：在美国训练特种部队，重建指挥系统，以及美军直接参战。

　　（C）在外交方面，里根政府，一方面打算复活地区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协议（民主的中美洲社会），另方面却把萨尔瓦多革命当作「苏联、古巴、和尼加拉瓜的干涉的后果」，而且以此为借口来替它的干涉政策辩护。

　　这个政策又被1981年8月的法国与墨西哥的联合宣言和墨西哥总统波梯洛的和平建议所抗衡。即使法墨联合宣言被南美洲南端的独裁者和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在美国的压力下）所坚决反对，但是马解阵线因此在国际上争到外交地位。

　　从1981年底开始，马解阵线把和谈转变为斗争的武器。它证明战争与和谈不是矛盾的，而是互补的。在国际上，它正确地提出「没有马解阵线和革命民主阵线的参与，是无法解决这个冲突」的覌念。在1981年10月，尼加拉瓜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和平建议」，要求马解阵线和革命民主阵线与政府的执政团之间马上无条件地开始谈判。

　　（6）从1982年春季末到1984年3月的总统选举以前，萨尔瓦多革命的特征是：马解阵线的攻战能力增强；美国帝国主义紧援助来支撑萨尔瓦多政权及其军队；法拉本多·马地人民解放力量内出现一次严重危机；马解阵线在革命民主阵线重新制订其政治纲领；最后，革命运动在城镇的力量虽然还少，但已经围绕社会与经济的要求慢慢地恢复元气。

　　（a）自从1982年6月以来，马解阵线愈来愈多地以突击来试探反革命军队的反应。这些突击常常集中在某些特别的目标。因此，它能够达到以下目的：打败整个连的军队；增加捕获敵人武器的数量；使敌军活动困难；定出对俘获与投降的政府军队的政策；暂时占领比较重要的城镇；更好地协调属于马解阵线组织的不同阵线的行动。

　　从1983年中开始，帝国主义也推行它的「军事与民事的活动」（「收复全国战区委员会」）。这些活动的目的，就是消灭支持革命力量的社会基础。所用的方法是：轰炸、迁移人口、平民巡逻队、机动的军事小组。

　　但是，马解阵线又在1983年9月打破帝国主义的计划。它占领了该国的第三大城市，占领了一个重要的军营，而且有三个省完全在它的控制之下。

　　这些军事行动不再是短期的暴动计划，即所谓「最后的战争」之一。这些军事行动的目的就是使革命者掌握主动向群众证明独裁政权无法控制的地区愈来愈大；它們也减低政府军的力量，抵销美国军援的作用，吸纳更多人参加马解阵线，而且也可以达到改变力量关系与扭转局势的目的。马解阵线总指挥部之在1984年1月发动政治与外交攻勢，基础就是优先发动这些军事行动。

　　这个战争发展的趋势提出两个主要的问题：

　　·由于帝国主义日增的介入——因为萨尔瓦多军队没有能力实现它的反革命目的，除非有帝国主义扶植——因此内战愈来愈变为民族解放战争。

　　·怎样在军事的进展、马解控制区以外的群众的活动以及作出政治反应三者之间建立关系。

　　马解阵线在1982年3月以后所开始的讨论又再度活跃起来。

　　（b）马格那在1982年3月的选举以后所设立的「全国统一」的政府，经过了重重的危机。美国本安排萨国在1983年举行的总统选举，但被延迟到1984年。所谓土地改革的第二阶段，则被束之高阁。

　　在这个情况下，「民主人民联盟」在1983年9月包含了小农与中农的社会与经济的抗议。由于马解阵线在城镇的影响力减少，「民主人民联盟」填补了马解所留下空隙。公务人员和许多工厂工人开始罢工，抗议购买力下降和高度的剥削。对工会的局部的承认，产生了单一的工会和「萨尔瓦多专业人员运动」。

　　马解阵线的力量还不能够广泛地影响这个抗议运动。在城镇，群众运动之失去干部以及内战的结果，已经改变了力量关系。工人表达意见的渠道时常与资产阶级的政党和组织有关联。工资的要求、民主要求和「和平的愿望」等等口号现在都变得非常重要。这与同情马解阵线在内战中的活动并没有矛盾。

　　（c）马解阵线继续它的政治与外交上的压力。它暴露了美国和执政团成立「和平委员会」的诡计。这个诡计，一方面是推行「没有直接谈判的对话」，另方面是打算拿出一条路线来骗取一部份马解阵线和革命民主阵线的人士参加将来的选举。马解阵线向这个委员会提出三个问题：美国退出萨尔瓦多；在萨尔瓦多境内举行双方的对话；停战和参加选举的条件。「和平委员会」只获授权讨论参加选举的问题。但是，对马解阵线而言，只有成立一个「各界参加的政府」（1983年9月在伦敦所发表的宣言）以后，才可以谈到参加选举的问题。

　　这个政府的提议变成马解阵线和革命民主阵线的政治与外交反应的一个重要因素。1984年1月底，由于1984年3月的选举将来到，它提出了形成「各界参加的临时政府」的建议以及一个政纲。这个临时政府即时的任务是：

　　·解散镇压机关；
　　·解散保安警察、暗杀团、及它们的政治组织「国民共和同盟党」；
　　·遣走北美的顾问，停止军事干涉、军事援助以及军火供应；
　　·经过充分的调查以后，使那些对屠杀、政治罪行、拷打、绑票、违反人权负责的文武官员受到法律的公正制裁；
　　·恢复所有民主权利；
　　·（举行一连串的）基本社会与经济改革来改变现在的结构；

　　实践这个建议以后，准备和组织大选的条件才会成熟。

　　只有大家同意这个「不会维持长久的」政府的任务以及实践这个纲领的时间和方法，才能决定如何建立政府的结构。

　　这个过程必须导致形成一支单一的国家军队。这支军队应该由马解阵线的军队和去除坏分子后的政府军队所组成。马解阵线和政府的军队还是保留武器，直至谈判中止为止……

　　工人运动、农民、教师、专业人员、白领工人、大学组织、各政党、私有财产业主、马解阵线、及重整后的政府军队，应该各派代表来组织这个政府。

　　寡头政制、反对这个政府的人士、或者主张维持独裁制度的人士将会被排除在这个政府之外。

　　这个政府不会由单一的力量所主宰，所有赞成推翻寡头政制，赞成恢复国家主权与独立，赞成私有财产及外国投资应该不违反社会利益的政治力量，将有代表参加这个政府。

　　马解阵线和革命民主阵线所提出的谈判并不是以此来代替军事行动，而是伴随军事行动的。它特别地不包括在「谈判成功」以前放下武器。它主张谈判应该分为两个阶段：「在谈判以前，应该有直接的无条件的对话。」这个主张是反帝的「保卫国家的独立、主权、自决权」的一部份。这个要求是根据对以下诸事的判断；美国、军队和杜埃德联合推行的政治攻勢的本质，美国干涉的愈益扩大，冲突的可能的区域化，萨尔瓦多被转变为美国的保护地。与1980的主张在短期內奪取政权的纲领比较起来，这个纲领标志一个改变。这个改变应该被融合在国内与国际的背景中。

　　（d）1983年4月，由于安娜玛丽亚被暗杀和马息尔自杀，法拉本多·马地人民解放力量的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危机。

　　因此，对萨尔瓦多革命造成极大损害的方法又被用来解决内部的困难。这些悲剧事件的背景是极度困难的军事斗争，组织的军事化，和敵人军队的诡计。但是客观条件或者「与阶级敌人斗争的必要」，都不能替在工人运动中使用这些方法来辩护。法拉本多·马地人民解放力量和马解阵线所发布的几个「解释」这个事件的公告，不但几次改变解释，而且在既无证据又无对革命有利的政治解释的情况之下，也招来严重的指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无法接受他们的解释。

　　自从1982年以来，法拉本多·马地人民解放力量之内的争论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工农联盟和与其它社会阶层的联盟之间的关联，以及在这些联盟中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被提出作为政治解决的政府的构成的问题，以及反资本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斗争之间的关系。
　　·城市群众工作的发展和形式，以减弱敌军的势力为目的的工作应如何进行以及如何利用敌军内部的矛盾；外交斗争在革命中的作用以及它与武裝斗争和政治斗争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一旦这些分歧与建立一个联合组织、不仅是马解阵线内的每个组织和马解阵线以外的组织（如萨共）在这个联合组织之内的地位的问题牵上关系以后，这些分歧就变成特别尖锐了。

　　1983年9月法拉本多·马地人民解放力量的全体委员会宣布要选出新的领导层。它指出两个过去所定的主要任务：「在政治、军事和外交战线上加紧革命人民斗争，以建立一个有广大的群众基础的政府」和「在里根政府渐增的干涉主义政策之下，尽全力地发动反对干涉的斗争，以保护国家主权和人民自决权。」

　　法拉本多·马地人民解放力量的内部争论产生了重大的分裂。有两个组织分裂出去——「革命工人运动」和「克伊阵线」。这两个分裂出来的组织把法拉本多·马地人民解放力量的路线的转变归因于好几个国际组织对法拉本多·马地人民解放力量和马解阵线所施加的压力。革命工人运动，与克伊阵线一样，认为它们自己坚持法拉本多·马地人民解放力量的原先的方向——「长期的人民战争」。这两个组织还认为它们自己坚持原先的方案，使法拉本多·马地人民解放力量成为马解阵线之内的唯一的革命无产阶级党。因此，他们推行了一连串教派主义的和最高纲领派的批评。但是他们对萨尔瓦多革命的当前问题却没有提出具体的政治方向。

　　（7）对美国帝国主义而言，1984年3月至5月的总统选举有三个作用：

　　·对反对革命力量的新的军事升级，提供合法的、民主的外衣；
　　·結束萨尔瓦多政府在国际上的孤立, 而且使战争和外交压力更密切地结合起来；
　　·企图改变国民共和同盟与基督民主党之间的力量关系，因此在更有效的「改良主义的反叛乱」计划的范围之内增加杜埃德的反革命政府和改造过的军队的效能。

　　马解阵线和革命民主阵线谴责这个选举笑剧，但是它并没有把选举当做军事行动的目标——除了人民革命军这个组织采取了一些道德行动以外。但是马解阵线拒绝在这段时期宣布停战。比起1982年3月，它所控制的领土可由政府不能够在八十九个选举区（约占全部选举区的34%）放置投票箱这个事实上看出来。

　　（a）在1984年头三个月中，美国国防部和萨尔瓦多总指挥部都想得到选举上与军事上的双重胜利。他们以「空中侦察」来阻止马解阵线革命势力集中，而且来帮助追踪它的单位。他们也加紧地轰炸马解阵线控制区内的人民。

　　革命力量虽然缺乏技术的资源，但是它不但能够保卫自己，而且还可以还击。在它们的活动中经济破坏（能源、运输、和农业输出业」占极重要的位置。它们甚至于（在1984年6月）占领了切罗水坝，而且在新的地区发动行动。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得出一个结构：自从1981年以来萨军虽然增加一倍，但不能够击退人民军队。在一方面，反革命军队在整顿它的指挥系统上遇到以下严重困难：军官贪污；军事人员不断递换；逃兵和士气低落。在另方面，反革命军队所得到的后勤支援和美援，使它不但能够进行反暴乱的战争使农村的人民受到很大的损伤，而且能够对马解阵线保持更一致的军事压力。这个军事压力的目的就是想用把马解阵线赶出它的「控制区」以及特别是使它极难集中军力的方法来夺取它在策略上的主动。对帝国主义而言，美国干涉的性质已经缩小了靠五角大厦所带领的萨尔瓦多军队来打击马解阵线和用直接的大量的干涉来打马解阵线之间的分别了。

　　（b）美国帝国主义正在发动一个紧张的运动使新的杜埃德政府得到国际的外交的支持。世界基督教民主联盟保证它会得到许多欧洲资产阶级的支持。社会民主党的国际组织不但用慈善的眼光看杜埃德政府，而且像墨西哥一样认为这个选举是合法的。这些活动的意图是想从马解阵线和革命民主阵线的手中拿去「和平解决」的大旗。

　　但是一连串的矛盾破损了杜埃德政权：

　　·它很难同时满足全国私有企业家協会和社会经济抗议运动的要求。这些社会经济抗议运动的范围愈来愈大，包括私有部门、邮局、教師、自来水厂的工人等等的罢工。在土地改革问题上也存在同样的冲突。所有这些都会在民主人民联盟内部引起很大的反应而且使它与基督民主党的关系更加紧张。
　　·制度的和政治的危机将会继续下去，而且在杜埃德政府和极右派（国民共和同盟）之间将会有更多的冲突。
　　·杜埃德要在军队身上所披的民主外衣不能长久地欺骗人民。
　　·经济的崩溃，再加上结构的障碍，使人民根本不会相信改良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方案和经济的复苏。

　　对美国，杜埃德政府似乎是选择大规模进攻以前所能玩的最后一张牌。对帝国主义而言，在尽可能控制众多的国家与地方的机构的基础上，巩固杜埃德和军事指挥部之间的联盟，则是最有价值的做法。

　　在策略上，杜埃德及其美国顾问，以表面上使马解阵线和革命民主阵线的「政治组织」参加一些模棱两可的选举，来分裂革命力量。社会民主党的国际组织和拉丁美洲的资产阶级正以下述论点来支撑这个诡计：停战，一个被理解为朝向放下武器的阶段，就会创造出双方对话的理想条件。事实上，美国帝国主义所要的就是马解阵线和革命民主阵线的完全失败；那才是有效的谈判的先决条件。

　　马解阵线和革命民主阵线坚定地拒绝杜埃德的建议，而且宣布，只要帝国主义和政府维持目前的立场，他们就需要「和战争一起前进」并且「继续前进」「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斗争」。

　　马解阵线的五个司令已经公开地宣布创造「双方对话的有利的和必要的气氛」的最低条件：停止北美洲的直接参与战争，立即停止轰炸平民，释放政治犯，和消除拷打、暗杀和「失纵」。

　　（8）马解阵线之内（特别是法拉本多·马地人民解放力量之内）在1982年以后的讨论，一方面是有关于自从1981年1月以来革命发展的变化，另方面是有关内战和民族解放战争之间的过渡局势，因为帝国主义已经决定干涉萨尔瓦多和中美洲的事务。

　　（a）马解阵线面对着一连串有关于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

　　·战争的社会的与人命的代价，人民必定会对战争的厌倦和他们对「公正的和平」的渴望。
　　·帝国主义在政治上与外交上所花的气力，与1978-79年的尼加拉瓜的局势比较起来，帝国主义在开头就开始干涉。
　　·在与民主人民联盟有关联而又不属于它的社会层和现政府之间可能会发生矛盾；城市群众运动的复苏，因为这个运动与1980年时的动力还差得很远。

　　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马解阵线要领导革命战争向前发展，它不但要提出政治的解决方法，而且要在谈判方面采取主动。它需要实行以下的迫切的任务：

　　·保卫马解阵线和革命民主阵线会在政治的层面采取干涉，使帝国主义无法从选举和杜埃德政府的建立中得到它所期望的结果。

　　·以集中反对杜埃德政府对付革命民主阵线的政策的社会力量，来扩大向美国、军队和寡头政制的政策发动斗争的阵线。以扩大政治影响来重新动员城市群众。
　　·继续进行分裂反革命军队的工作。
　　·积极地进行外交活动，使美国帝国主义在中美洲地区的战争的升级在政治上遭到困难。

　　1984年1月的纲领不能与马解阵线和群众在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分开，因为他们所处的局势已经与1980年不同。这个纲领的目的是要解决三个问题。我们如果要判断以谈判的方式成立一个各界参与的临时政府这个方向，对革命是否真正有推动的力量，我们就要考虑以下的因素：1·美国顽固地拒絕与马解阵线和革命民主阵线直接谈判，因为这种以马解阵线和革命民主阵线为交战的对方的谈判会使美国的参与在法理上站不住脚。2·萨尔瓦多资产阶级的主要力量采取同样的态度。3·社会的政治的和道德的两极化。4·人民军队及其控制区的存在。如果我们要判断这样的纲领是否有效，我们必须要与马解阵线的目前的做法一起考虑。至于革命力量自从1983年以来所发展出来的路线如何具体化的问题，其中一个因素就是马解阵线和革命民主阵线内部的力量关系的变化。这个力量关系的变化与阶级斗争和军事局势的现况以及全世界对萨尔瓦多的压力都有密切的关系。

　　（b）马解阵线在提出谈判建议的同时，维持持续的军事斗争行动。

　　它寻求令群众看到，一方面它提出政治建议，以「推翻旧寡头社会及其代理者——国家」，另一方面鉴于帝国主义杜埃德的政策，它必须继续进行人民战争，而两者是相关连的。它的呼吁对象，是那些「投票支持杜埃德是为了支持和平」的人，以及那些反帝情绪加剧的人，他们看到在美国及其附从杜埃德的阻碍下，战争似乎没有出路。

　　与1980年的政纲比较，今次如此重视民主要求和反帝要求，是因为要适应目前革命斗争的局势的要求。资产阶级力量所有的权力金字塔，都依赖帝国主义援助这个支柱。「遣走北美的顾问，停止干涉，停止军事援助」，这个斗争就如在古巴和尼加拉瓜革命进程中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干预的斗争一样，且决定性意义。

　　「解散镇压性机关和国民共和同盟」——寡头政权的政治据点——就是要粉碎它的主要支持基础。这点已确定为任何真实的谈判过程的起点。这是要回应广泛民众层份的一个深厚的情绪，他们到处寻求在寡头政制和杜埃德所提出的政治计划之中找到一个安全的角落。

　　要巩固群众的行动，不能只透过争取眼前的要求。目标应该是令这个运动从实际出发，发展与现政府的现实政策作政治冲突的动力。要做到这点，运动必须具备一个全面的前景，能将民主、反帝和眼前的经济要求连系起来。用这个方法，就能动摇群众组织的领导层——它们想将群众的活动从属于政权的需要之下。「各界参与的临时政府」的政纲可以达到这个效果，虽然它完全不能回应城市群众工作的辣手问题，而且这也不是它的功能。

　　1984年的政纲，已取消了把「垄断性」企业国有化的主张。但在这个范畴上，真正的问题是会否尽力去满足大量无地和贫困农民群众的需要，这些群众是革命进程的根本支持基础。「各界参与的临时政府」的政纲，呼吁推行一个完整的土地改革，「保证在实行土地改革时农业工人能自由参与」。重要的是这个土地改革的真实内容。

　　将「各界参与的临时政府」的沒收要求范围缩小，是为了扩大联盟。这里牵涉两个问题，是不应混淆的。

　　 第一个问题是联盟的概念。阶级斗争的现实，令绝大部份资产阶级都不愿采用罗比劳的手法。在实际上，联盟政策更多地是朝向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层份，或反对寡头政权的资产阶级的很少层份，例如「民主人民联盟」的层份界定「各界参与的临时政府」的成份（在社会力量的层面），也进一步与这个现实相适应。正如「革命政治运动」表面说的，联盟政策不能预先要求要对群众运动取得新的领导权。相反地说，它是一个手段，用以再次扩大「马解阵线——革命民主阵线」对这些层份的影响并使之与他们自己的政治——军事力量结合。同样地，全面的政治主张是不可分开的。

　　 第二个问题是军队的问题。「各界参与的临时政府」对这个问题的主张是非常含糊的，并标志了与1980年的政纲最重要的不同点。这些主张有可能只是战术问题——在这个意义上，1981年10月在联合国提出的谈判建议是完全不同的。

　　但这主张可以在马解阵线一些层份的较一贯路线上产生回响：关于与「军队的健康层份」联合的问题上，意义不是加速军队的崩解，而是尝试与这些层份取得制度性的协议。这个立场可以套入权力过渡阶段的实际计划（这与尼加拉瓜所具体发生的情形有所不同），在工、农及其盟友建立政权之前施行。

　　在萨尔瓦多的具体内战情况下，这个建议在最好的情况下可被视为利用军队内冲突的战术，但在最坏的情况下，它可以引起混乱。许多情况都令这个将「清洗后的军队」和马解阵线部队结合的建议的意义相对削减，——这些情况包在实际上排拒实现真正的长期停火和摧毁武器（即拒绝将斗争从属于谈判之下，并视谈判为斗争的辅助性工具），强调要解散镇压性机关，无条件地反对美军介入，谈判过程时提出的形式，等等。

　　如果这个主张开始改变马解阵线的实践，导致现今马解阵线领导层的重要分裂，那么它的危险将会呈现。

　　苏联官僚层处理萨尔瓦多革命的手法，是以它自己与帝国主义的利益为依归的。它通过援助能取得最大利益的地区，来增加它对中美洲革命的控制。在国际事件的发展下——包括该区军事压力的增加，中美洲革命面对更多困难，美苏谈判有所发展——它有可能透过萨共领导层来施加压力，方向则取决于它的利益。

　　（c）1984年秋天杜埃德政府和「马解阵线——革命民主阵线」的代表举行的两次会议（在那巴尔马和阿也瓜劳两地），证实了革命力量采取的方向。杜埃德不能用它提出的谈判建议消除革命力量的警觉。政府建议谈判，部份是因为国际因素的压力，但也与社会上争取工资要求的运动有关，后者由「民主人民联盟」的基层和和中层提出，它们认为如果没有「马解阵线——革命民主阵线」的参与，就不可能有稳定化或任何形式的经济好转。而且，谈判也具有选举的考虑（1985年举行立法议会选举）。

　　然而，杜埃德及其顾问指望能在军事上削减马解阵线。这就能使他们与革命力量谈判时，后者不再对该国某些完整的区域作有效的控制（双重政权状况）。但这个计划似乎没有基础，尽管「马解阵线——革命民主阵线」遭遇军事困难，必須調整它的军事战略來应付萨尔瓦多军隊及其顾问的联合军事行動（空中轟炸和偵查、直昇機接載军隊、電訊等）。

　　在兩次会议期間，「马解阵线——革命民主阵线」强调这些和平具「社会」意义，民族主权是必需的（美国顾问要离开），民主权利要受到尊重，特殊的镇压机关要解散。「阵线」继续进行军事行动，不会机械地将军事行动从属于谈判之下。它的革命能力再一次在政治——军事平面显现出来，尽管它陷于极大困难中。

　　在目前，杜埃德只有放弃这个花招，因为军事力量的对峙仍继续，在亚提政府面对政治困难，中央指挥部和美国采取军事政策，以及「马解阵线——革命民主阵线」有能力在政治上利用谈判的开展。

　　（d）在马解阵线内部的中心讨论，一直是（现在仍是）统一的问题。在萨尔瓦多的革命阵营内，教派主义的传统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分裂的情况产生的负面冲击，影响了群众运动、自我组织的过程和军事行动的进行。教派主义的讨论方法——如「法拉本多、马地人民解放力量」和「革命政治运动」/「克伊阵线」之间的冲击继续显示的——是削弱革命运动的一个因素。

　　革命战争需要一个统一的军事指挥。同时，群众运动急切地需要集中力量成立统一的基层结构，它们必须能够发动和带领群众的战斗性

　　在群众运动平面和在军事指挥及军事行动平面发展一个统一的过程，是实现创立一个统一的革命党这个目标所不可或缺的手段。只是存在一个阵线，已显示不足以应付革命目前的需要。

　　各组织各自的历史轨迹，它们的政治——军事影响力的界分，都令到一个尊重各组织的贡献并进一步超越的合并问题成为既艰难也微妙的问题。合并是不能强行推动的。政党更不能是一元化意见立场的——除非要付出分裂和取消内部民主运转（在战争条件下许可的范围内）的代价。反对建立这类单元性政党，是实现一个真正的合并、击败分裂性花招的必须因素。今天，马解阵线宣布它在一个「长期望的结合过程」上前进，它应导向一个更高的团结平面。



第五章 危地马拉革命



　　（1）危地马拉，由于它的地理位置、人口数量（约八百万人）、经济比重、资源（石油与镍）、反革命军队的力量、和革命势力的发展史与成果，是中美洲的革命与反革命交锋中一个主要的环节。

　　帝国主义「要扑灭美国后院的火焰」（里根的话），就包括与危地马拉的反革命军队配合起来加紧扑灭该地革命的火焰。1983年8月8日发生的政变，把在1982年3月将取得政权的蒙特将军赶回去研究圣经，代之以维克托勒斯将军。这个政变就是帝国主义把政治与军事的措施统统合并在「戡乱」计划的一部份。

　　与中美洲多数的国家比较起来，危地马拉不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所谓1944年的「革命」）经历了广大的群众运动，而且还经历了一段少有的民主时期（1945-50年的阿勒法洛政府，和1950-54年的阿本兹上校政府）。

　　就是在这种政府力量打算减少一点点帝国主义的控制的情况之下，群众运动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斗争，组织而且争到了某权利（譬如1947年的「劳工法」）。虽然这段时期的工人（工业与农业工人和公务人员）的组织大有增加，无产阶级的发展还是有客观的限制。

　　1952年颁布的土地改革法，替日后的大规模的土地没收铺下道路。有些没收的土地是有赔偿的。赔偿金等于业主报税的基价（这基价很明显地被业主所低报）。如果是荒废的土地，则没有赔偿金。因此，联合水果公司这个农业的独占资本受到这些措施的重大打击。虽然这个土地改革法还不够扩大，但是它表示这个政治和社会的过程对美国帝国主义和危地马拉寡头政制有很大的威胁。阿本兹上校的政府就在1954年6月被政变推翻。

　　从那时开始了有系统地对劳动人民及其组织镇压的长时期。陆军是镇压行动的先头部队。它愈来愈管事了，特别是渥苏罗政府上台（1970年）以后。大批的高级军官利用官位积累财物和地产，而使其社会地位提高。他们因此进入本国经济的上层圈子。

　　这个情况产生的，不但是国家部门在经济中占有特殊作用和统治阶级局部地重新组合，而且也是陆军内部及统治阶层内部产生日益加剧的紧张状态。

　　（2）危地马拉经济结构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以出口为主的资本主义农业企业、矿业工业（石油、矿石）和大多数印第安人所从事的小型农业（特别是在山区）的相互共存。印第安人大多居住在与资本主义市场远远隔离的地区。

　　自从60年代以来，像中美洲其它国家一样，危地马拉也发生了变化。发生变化的因素很多，主要是由中美洲共同市场所刺激起来的经济的蓬勃发展。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加速发展，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渐渐瓦解，愈来愈多人开始使用货币（自给自足的制度开始衰退）。从这时候起，农民群众就愈来愈受到经济循环振荡的影响了。

　　虽然危地马拉的经济发展是扭曲的，而且社会不平等的现象愈加厉害，但是它的发展速度还是中美洲最快的。它在1980年达到最高点。从那以后，经济就走下坡了。

　　危地马拉所经验到的所谓现代化，产生了极大的后果。資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增强了，它与其它层份（农业、工业，甚至于财政、转业军人等等）之间的力量关系也改变了。这个变化并不是没有内部的紧张，也不是不需要改变统治的方式。但是，击垮群众运动和消灭革命的军事力量，则是公认的优先事项。

　　在同一时候，工业部门（食品、化学、轻工业、开矿工业）、农产品出口部门（糖、棉花、香蕉）以及其它的附属部门的无产阶级的数量也大为增加。城市的半无产阶级层份快速地增长。这个无产阶级正在巩固它的社会地位，但是没有基本的经济权利。它经常地面对着残忍的镇压机器。

　　（3） 经济危机以全力袭击危地马拉。1982-83年和1984年的生产急剧地下降。生产再度降至1972-74年的水平。这个被统治的、依赖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只有有限的国内市场，与出口货物的价格升降有密切的关系。这些结构上的弱点在这次危机中完全暴露出来了。

　　在1980年经济萧条发生以前已开始的资本外流，由于社会和政治的原因更加增加了。由于贪污者肆无忌惮，而且国家的投資大多基于当政的吸血鬼的短期利益，很少顾及长期的发展计划，经济受了很大的损伤。外债大增，再加上国家的财政危机，由印刷钞票来「解决」——其必然结果就是通货膨胀。被1978-9年所开始的革命运动以及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打乱的中美洲市场，现已发生深刻的经济危机。外汇储备金的数额下降，影响到进口以及整个生产过程。该国货币相对于美元事实上已经贬低，引起黑市货币活动，而且产生通货膨胀。国际货币基金会的压力，更打破这个重重地依靠国家的投资（1983年以来公共消费大为减少）的经济「模范」。

　　对群众而言，这个危机增加了他们的贫穷化。对大多数人民而言，日常生存成为主要问题。

　　（4）从70年代中期开始，群众斗争重新活跃起来。这并不是单单因经济危机而起，事实上还是经济生长的表现。

　　教师早于1973年即进行罢工，好像作为群众运动开始上升的象征。罢工散布到全国。一个广大的支持罢工的运动组织起来。他们在残暴的镇压之下还在首都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支持罢工的游行。铁路工人、电力工人和烟草工人也举行罢工，不顾渥苏罗政府的镇压行动。工会开始激进化，这就妨碍了国家控制工会的计划。

　　1976年可口可乐工厂的工人发动罢工。这个罢工代表了工人斗争的转折点。它不但质疑雇主解雇工人的权利，而且还提出工会的基本权利的问题（在1976年的地震后，解雇事件层出不穷）。这个斗争变成日后的工会统一运动的催化剂。它把六十五个工会团结在一起，形成「联合工会全国委员会」。这六十五个工会包括「全国工人联会」；后者后来脱离它与基督民主党的关系。

　　1977年11月，以印第安人为主的矿工组织了在首都进行抗议游行。1978年9月，公共汽车司机罢工导致危地马拉圭达的暴动，反对政府提高车资。

　　从1978年5月1日开始，农民运动在社会政治舞台的前列出现。经过一段长期的秘密组织工作后，「农民统一委员会」公开出現了。它是革命力量的三重努力的表现：农民的广大组织；拉丁种人（即欧洲移民的后裔）和印第安人之间的协调；反对分解印第安人社区的斗争。

　　农民受到最野蛮的镇压。1980年1月政府决定把数十位和平地占领西班牙大使馆抗议军事镇压的农民活活地烧死。1980年2-3月，「农民统一委员会」组织了全国性的糖业工人罢工。同年8月，大西洋沿岸的香蕉园工人也发动罢工。

　　在同一时候，社会的其它部门开始表示他们的斗志。学生和贫民区居民创立了一个组织：「全国贫民运动」。1978年，基督教基层委员会开始在社会的不同层份工作。教会架构内部出现不同的意见。

　　在一段短期内，群众运动打开了几个缺口。从1978年開始，最野蛮的镇压企图封闭这些缺口。「联合工会全国委员会」的全部领导人于1980年6月被暗杀。

　　事实上，如何秘密地进行群众运动的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而且公开讨论。为了使群众运动有生气，就要尽可能地利用最小的缺口，同时要考虑到保护群众运动的架构和干部的安全；在如何同时进行这些活动上面，困难就显示出来。某种程度的乐观可由以下的事实来解释：自从1978年以来，人民斗争的兴起被尼加拉瓜革命的正面的发展和萨尔瓦多革命的有利的远景所鼓励。

　　（5）如果我们不了解革命组织是如何结合政治与军事的活动，我们就无法了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的群众运动的发展。

　　经过了60年代的重大打击以后，这些组织慢慢地在危地马拉恢复元气。从1972至1978-79年，这些组织大多数从事于缓慢的、秘密的、艰辛的工作来重建它们的力量、机构以及社会基础。

　　吸收和反省本身的历史的过程，导使它们不同程度地超越「游击中心主义」的观念。

　　主要的政治军事组织有四个：「贫民游击军」、「反叛军」、「武器人民革命组织」，和「危地马拉工人党全国领导核心」（危工核）。最后一个组织是1978年从共产党中分裂出来的派别所组成的。分裂的原因就是对武裝斗争的不同意见。

　　这些组织各有工作区域与工作对象。它们之间没有冲突。譬如「贫民游击军」着重在魁息、维拉派兹、休黑德南哥等印第安人地区中散布种子。此外，它也在首都和沿海地区活动。它在建立「农民统一委员会」上起了主要作用。「反叛军」在60年代即开始活动。它在城市居民、工会运动和沿海的农场地区有意义重大的活动。1978年以后它们在北登和齐马德南哥巩固它们的游击阵线。「武器人民革命组织」虽然在1971年从反叛军与危共的联盟中分裂出来，但是在1979年才公开出现。它的工作主要在于团结印第安人，而且，由于它还没有得出一个有效的群众工作的观念，它只在魁沙德南哥、索罗、托托尼各潘和休黑德南哥区域活动。「危工核」的工作主要在城市的工人运动中。

　　它们对革命人民战争有一个共同的一般观念。这个观念就是把革命的社会动力融合在军事的交锋上。他们虽有共同的一般观念，但是在理论与实践上却有不同的意见。共同讨论的过程已于1979年在「贫民游击隊」、「反叛军」、「危工核」三个组织之间开始。1980年「武裝人民革命组织」也参加讨论。

　　1982年1月，四个组织在统一协议上签字，产生了「危地马拉革命联盟」（危革盟）。这个统一还不是完全在纲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它的基础是一份叙述共同的意愿和一般目标的文告。在这段，各个组织都面对猛烈的戡乱的攻勢。这需要比上一阶段更高层的计划与（军事与政治方面的）战略协调。

　　在同一时期，若从地区的角度看来，这个统一表示自从1978年以来这些军事政治组织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在1979-80年，它们证明能够在全国的四分之三的土地上建立军事的阵线。

　　事实上，从1981年开始，军事问题已经变成危地马拉的政治社会局势的一个主要的因素。这些组织在社会中散布种子、武裝斗争的一般化、以及鼓励群众起来行动等等工作上，做得很有起色。事实上，它们已经开始与阶级敌人及其军队争领土了。

　　但是，在城市与沿海地区领导群众运动来配合持续的军事斗争的要求，它们的能力还是有限的。

　　军事组织的力量还不能补偿这个弱点。在最坏的情况下，它有以军事力量代替群众工作的倾向。除此以外，这些组织有以下的政治障碍物：如何占领政治上的新阵地？如何在中等阶层之中创立一个政治阵线来向政权挑战？如何把联合阵线的政策和所希望的政治军事的后果结合起来？「反压迫民主阵线」在1979年建立，代表在这方面前进了一步。但是它还是对政府的压迫政策防御性的反应，而不是一个基于革命人民战争的进展而设立的政治阵线。它的缺点很快地显露出来。

　　（6）帝国主义、统治阶级和军队很快地懂得无可逆转的革命过程的危险。从1980年开始，阶级斗争基本上集中在「戡乱的力量」与革命人民战争之间的冲突。

　　戡乱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城市和沿海地区的群众运动。它的目的是在社会上孤立革命力量。它企图剥夺革命力量在市镇中的物质基础，而且阻止他们对农业输出业进行破坏活动。戡乱政策集中在主要地区，目的就是要剥夺游击队的军事主动力。

　　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政府特别推行反情报的工作。军队的主要活动是阻止革命力量集合，阻止革命运动协调，以及破坏他们的供应与通讯网。

　　这个阻碍革命阵线的（特别是「贫民游击军」的）活动的企图，包括消灭人口及迁移和集中人口在特别区（所谓战略村）的计划，以及「焦土」政策（烧毁森林、破坏土著的农作物）。为了使革命力量脱离人民群众，反革命军队在帝国主义、以色列和台湾的援助下，企图瓦解土著的集居地。这个「保卫西方」的政策导致：三万五千人被暗杀；大批土著妇女被强奸；一百万以上的人民被迁移至他处；数万农民被迫逃至墨西哥边境避难（而且被墨西哥军队严密地管制）；九十万人参加「民防队」，其目的就是使他们与戡乱计划有关，因而控制他们。

　　自从1983年，军队的攻勢就针对革命小组，目的就是消灭他们。这个目的并没有达到。这不但证明革命的军事力量的巩固，而且也证明它们的社会政治的收获，及这个国家的历史危机的深刻和资产阶级统治的脆弱。

　　（7）由于未能消灭革命力量，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在1984年发动了反革命反人民计划的新的阶段。

　　虽然军事计划是戡乱计划的主要部份，但是戡乱计并不局限于军事方面。战争与镇压仍是决定性的因素。所有军事力量改组的目的就是继续反人民的战争，而且继续让军队操生杀大权……，但是这个军事力量的改组是和社会「改革」（结构的改革，战区的农业计划由军队所控制）和政治「改革」（选举）结合起来。

　　这个政治上的反攻本来是要剥夺被削减的革命力量的政治基础，而且要以扩大统治集团的政治基础来改组这个政治集团。它同时想减少在政治平面过于暴露的军队的内部矛盾。政治改革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在危地马拉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外交活动上起一点作用。虽然帝国主义和地区政府之间会有紧张关系，但是，归根究底，它们之间的关系的「稳定」还是要靠戡乱计划在地区与全国范围内的进展。这可见于危地马拉和美国在1983年以后的关系的改组。

　　但是，反革命计划遇到几个障碍。经济危机打乱了原已非常有限的「社会改革」计划。这个危机必然要使政府继续紧缩政策，因而对人民群众和中等阶层施加很大压力。中等阶层渐渐地变成贫困了。

　　自1982年以来，革命力量受到很重的打击。但是，「危革盟」的采取主动的能力还是该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

　　「危革盟」之内的革命力量正在进行较高层的思考过程。这是阶级斗争发展到极高阶段的产物。经济危机以及戡乱计划的社会效果已经决定性地显示出统治阶级的破产。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人民力量及其盟友需要提出一个真正的民族自救的纲领来取代统治阶级的行动，因为统治阶级的行动缺乏真正的前途。

　　危地马拉的革命者只有详细地设计出这个纲领，把「危革盟」的军事行动的能力和群众运动汇合起来，然后再把（城市中、沿海地区和戡乱行动推行得最起劲的地区）所组成的各种阵线连结起来，才能粉碎反革命的计划。这个反革命计划可以说是统治阶级、帝国主义及其盟友所搞出的一个最野蛮的计划。政治的讨论和一致的行动不但会使「危革盟」在政治上统一属下各革命组织的过程前进一大步，而且也会对选举这个策略方面的挑战作出对应。不但如此，它还可以对群众工作和革命人民战争等战略方面的问题作出适当的反应。

　　危地马拉革命的前途不能与中美洲革命的前途分离。危地马拉的人民和革命者已经在最高的平面证明他们要为民族自决、尊严和社会的解放而斗争的愿望，比帝国主义的所有的计划还要强烈。如果这个愿望能够在根据过往经验保持连续性和连续地进行战略思考的革命组织中表达出来，那末在1979年在尼加拉瓜所开始的革命过程，会在危地马拉表现出来，尽管会有事态性的起落。



第六章 建立支持革命的运动



　　帝国主义在中美洲干预的升级已经采取一个全面侵略尼加拉瓜的战争的形式。支援中美洲革命的运动比过去更为重要。它是整个第四国际的中心任务之一。它包括：

　　·对该地区的解放斗争作政治的与物质的援助；
　　·对帝国主义干预的本质作经常的有系统的报导，以对抗资产阶级新闻界刻意的「错误报导」；
　　·想办法制造一个局势，使帝国主义的干预在中美洲以外遇到强大的支援运动的反抗。这个反抗就是在该区所发生的力量较量的重要性的活生生的表现。

　　在美帝国主义直接进行大规模的干预以前，国际性的支援运动已经存在。而且除了联合阵线委员会这个支援运动的主力以外，许多国家还有强大的反战运动。在帝国主义干预升级的时候，这个反战运动开启了在质上扩大支援运动的可能性。最后一点是，在帝国主义的直接影响区域向它挑战，以及桑地诺革命的本质，已经在广大的青年群众之间不但再度触发了国际性的动员，而且自从越南革命以来第一次认同开展中的革命。

　　这些情况告诉我们，在下一段时期，把支援运动做好，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即使美帝国主义在尼加拉瓜的海港布置水雷的罪恶事件并没有获得支持运动的适当的抗议，但是，由于反革命活动加紧进行，以及桑解阵线赞成成立一个联合的、不排除任何团体的支援运动，保卫尼加拉瓜革命的运动已经得到新的推动。

　　在另方面，支持萨尔瓦多人民斗争的运动，在1982年中以前，已经受到许多人的注意，但是，从那时以后，却做得没有过去那样的起劲了。首要的原因是，在这个运动开始时，大家以为革命会很快得到胜利，到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充份地参与这个战争，大家就要重新确定他们的任务了。它也受了法拉本多·马地人民解放力量的内部危机的影响。

　　今天，我们一定要扩大支持运动，把保卫尼加拉瓜革命和保卫萨尔瓦多革命的运动团聚在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干预的联合运动中，而且极力地主张中美洲人民有自由决定他们的前途的权利。

　　这个运动应该全力地宣扬马解阵线和桑解阵线的建议和立场。但同时，它应该保持这个支持他们的解放斗争直至最后胜利的运动在政治上的自主权。

　　从整个国际的立场来看，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运动，所以支部的负责这个运动的人这些应该根据具体的情况有计划地采取主动，来实现上述目标。

　　联合委员会和联合小组在这几年来已经有计划地推行支持运动。它们不但是较大的运动的主动力，而且也是它的最一致的活动中心。要使这个运动达到它应达到的目的，我们应该以联合委员会和联合小组已得到的收获为基础，扩大这些反对帝国主义干预的力量的联合阵线。扩大联合阵线可由下列几个方法完成：

　　·首先要做的工作对象就是朝向工人运动。这要通过将工厂相联起来，将某部门（例如卫生部门）的资料巡回展览，在地方的工会中筹募基金等等。譬如像1984年4月在尼加拉瓜的首都马拿瓜为和平所举行的工会大会，就是朝这个方向走的工作的例子之一。
　　·然后就是朝向反战运动。我们可以在导弹运动中愈来愈多次地提出反对在中美洲进行侵略的战争。
　　·最后就是朝向宗教和人道主义的团体。这个工作就要通过筹款运动及国际性的信息大会等等。

　　组织支持运动所要进行的活动包括以下各项：

　　·经常进行传播資料的运动，使人民大众了解美国侵略尼加拉瓜的真相，反革命的罪恶、美国之轰炸萨尔瓦多平民，以及桑解阵线和马解阵线对国内及国际的大问题所采取的立场；
　　·继续和扩张物质和财政的支持。由于战争所造成的经济情况，这个支持工作一刻也不能疏忽。要直接地把各工厂与各组织联系起来；

　　继续建立尼加拉瓜工作队。这有提供物质支持和提供資料的双重功能。它们的存在是过去的收获：这是第一次这么多不同的政治、工会和思想背景的进步分子能够有机会从开展的革命中得到直接的经验。就是这个力量使支援运动充满生气。

　　对国际本身而言，加紧支持运动的意思就是：

　　·加强各支部的负责这个运动的领导层的职责，而且积极地推动这个工作；
　　·特别注重推行这个工作的第四国际的青年组织；
　　·改进我们的报刊上有关于中美洲局势和支持运动的资料和分析；
　　·增强与中美洲革命组织的联盟。


（兆立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