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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局势与第四国际的任务

──第四国际第十一次世界大会决议

(1979年10月)



  自第四国际1974年世界大会以来,世界政治形势的最重要发展,可概括如下:

  一、美帝国主义在印支失败,自
19371938年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第一次全面衰退,伊朗王朝和尼加拉瓜苏莫沙主义被革命推翻以及因此对中东和拉美造成的影响,这些都更削弱了世界资本主义,因而国际阶级力量的对比,便继续走向更不利于帝国主义。

  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局势仍然保持高度爆炸性。新的社会革命将继续在这些地区爆发,先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胜利,正如在埃塞俄比亚、伊朗和尼加拉瓜发生的情形。但同时,帝国主义国家阶级斗争,对世界革命的比重和冲击,继续在加强──这是从
1968年以来开展的过程。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强而有力的各对立阶级进行公开冲突的趋势增强;1974──1975年萄葡牙革命浪潮,便是最新的突出例子。

  三、无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趋势,不单限于帝国主义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阶级斗争,更在堕落或畸形的工人国家日益壮大的政治斗争中。

  四、在帝国主义中心和一些半殖民地国家里,控制着工人阶级群众党和工会的阶级合作官僚架构,危机正日益扩大。激进化的工人先锋队正在形成,并在某些重要事件上反对官僚的投降路线。可是,这个工人阶级内政治上参差的层份,仍未能在工会运动内形成一个阶级斗争的左翼,或者在群众政党中提出另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出路;如果革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影响力不扩大,要完成上述两项工作也是不可能的。

  五、革命进程越来越趋于在世界革命三个部门(即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殖民地革命、堕落或畸型工人国家的政治革命──译者)都采取主要是无产阶级的斗争模式,这个模式的主要特征,是阶级斗争激化,群众示威和罢工,工人阶级及其盟友组织在代表会和委员会内,城市起义,在工人组织中互相竞争的政治倾向为争取多数而展开斗争,以及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这些阶级机构争取工人权力的斗争。

  六、世界斯大林主义的危机,正连结着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危机。

  在堕落和畸形的工人国家里,政治反对派继续生长,不满份子越来越敢于寻求机会,去抵抗镇压措施。在波兰,工人阶级是反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派的中心动力。在其它国家,包括中国,工人阶级渐次增加其在反对派中的比重,反对派是在知识分子和被压迫少数民族中开始的。

  同时,中苏冲突在国与国平面加剧,北京路线现时的趋势──日益与反动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联合以对抗莫斯科和古巴,克里姆林宫走向越来越讨好西欧帝国主义,这些都令危机有着特别严重的性质。

  七、世界革命三个部门的相互作用日见加强。萄葡牙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触发了萨拉查──卡丹诺政权在帝国主义萄葡牙的垮台。革命在里斯本的开启,反过来又帮助了萄葡牙殖民地争取独立斗争的胜利。这个回响,同时又影响到西南欧、非洲南部和埃塞俄比亚的阶级斗争。解放斗争的扩大,使非洲成为目前殖民地革命的中心。另外一个例子,便是诸如波兰和捷克等“人民民主国家”内上升的政治反对派、西欧的“欧洲共产主义”现象、和帝国主义国家内工人的激进化,这三者间开始发展更为直接的联击。还有一个例子,是妇女解放运动,从工业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向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世界扩展。

  八、就其整体而言,世界政治形势显示出第四国际越来越有机会集中于争取工业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主要层份内的干部。当新的革命力量继续形成时,无产阶级的领导危机仍阻止了许多正开展的革命,令它们不能达到顶点,达到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新的工人国家成立起来。


一、资本主义的危机与社会主义的革命的展望


  1、七○年代初结束的长期战后繁荣,在质方面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危机。客观上,这意味着在那些已被深刻的经济危机,或被工人阶级的庞大斗争深深动摇的国家里,用以重建资本主义稳定的物资被削减了。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和竞争亦已尖锐加剧。1971年尼克松的“新经济政策”,开始了挽救美国在帝国主义间竞争的颓势的努力。在19741975年的国际衰退中,当欧洲资产阶级,特别是意大利、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按马绍尔计划的比例要求援助时,华盛顿一面在援助数字上诸多计较,另一方面又企图迫使西德和拥有石油美元的酋长国代提供贷款。在这些情况下,资产阶级向群众作出重大让步以软化阶级斗争的能力,已大大降低。

  就主观的角度──即从无产阶级的政治认识而言──战后繁荣的终结,使现代资本主义可以实现“全面就业”和“生活水平不断上升”的神话,更易于被揭破。由于繁荣的终结,保留利润率的其中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开始针对工人运动展开进攻。因而,上述资本主义的无能,也尤其突出了。大量失业的重现,对实际工资的全面打击,包括社会保险津贴的下降,更进一步动摇了资本主义制度辩护人鼓吹的神话。同样,这也开始打击到一些人的信用,他们辩称资本主义可以改良并符合群众利益而运作。

  2、虽然1974-1975年的国际性衰退并不如1929-19321937-1938的危机那般严重,却是自此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正如所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样,这次危机之发生,是由于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和在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关系限制下,生产力超出了消费者的购买力所形成的。显然地,“过剩的能力”已打击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很多主要部门。1974-1975年的衰退,和继后的有限度复元,又包含一些特点,例如不断的通货膨胀,和连串的信用危机,后者有可能形成一次世界性恐慌。

  虽然这次衰退持续的时间被庞大的赤字开支所缩短了,特别是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以及在较细范围内的西德,但这个事实只不过更强调了资产阶级所面对的窘境。不刺激通货膨胀,便不能抑制衰退。可是,不断的通货膨胀,却会越来越难成为扩大生产的动力,反会越加引起制动作用。国际货币制度所受的打击,和美元的永久性危机再加上限制世界贸易增长的保护主义的恶化,甚至会触发世界贸易总量的新收缩。这个制度的矛盾,正由于在过去几十年以来被新凯恩斯主义的通货膨胀伎俩所局部抑遏,所以现今爆发出来就尤其猛烈。

  累积的证据显示如下的结论:在六十年代末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已进入一个较前
20年增长率低降、回升短弱、衰退更深化的时期。事实上,7475年衰退以后回升的性质,是不平衡、踌躇,带有通货膨胀和缺乏动力的79年年尾,一次新的衰退又在水平线上出现。

  这并不表示世界资本主义已进入一个在生产和就业上没有周期性上升的持久经济危机时期。这也不是意味着,国际资本已不能恢复利润率和恢复资本累积。但这方面的努力将不但需包括在国际层面上向劳工进攻,更包括竞争的加剧和资本的集中化和统一化的加剧;在这过程中,利润低的企业,甚至国家工业的整个部门都要被消除,以开创利润高的企业。这些尝试,意味会试图重整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包括要在国际帝国主义经济的不同部门间,以及在帝国主义部门和少数较强的半殖民统治阶级间,进行资本的大规模转移。资本的日益国际化,和以所谓跨国公司及泛国际公司来作为最大的托勒斯组织形式的出现,方便了重组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进行。

  但要着重指出的,是这种重组政策的深度,以及反劳工的进攻的结果,都不足以做成平均利润率在增加,从而助长资本累积和生产性投资。令经济停滞的仍然是深刻和主要的;资产阶级采用的政策只能局部这些势力;要根本改变这个趋势,就只能诉诸群众的失败。这样就有可能大量地增加军事开支,准备进行战争,以夺回资本因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而丧失的地区。可世界层面上反资本主义力量遭受这些灾难性挫败的机会是极端微小的。无论如何,任何实现这些政策的企图,引起阶级斗争的加剧,使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获得新生。

  3、世界形势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特点,便是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支配地位不断削弱。比较起1945-1946年的战后形势,这种衰落已达到惊人的程度,其中被通胀侵蚀的美元,只是其中一种迹象。

  在工业的大多数部门,美帝已给至少一个竞争者绝对科技优势的位置。而在一些仍然保持科技优势的如核子工业、航空、人造卫星生产和计算机制造业的挑战已日益加强。输出制成品的首位,现在已由西欧所代替,而日本也接近夺得次位。在劳动的平均产力方面,美帝已被主要竞争者超越。现在,在资本国际银行业方面,美帝也面临挑战。欧洲和日本的跨越,在数量上已接近美国同类型的公司。它们彼此不但跨越大陆,而且在美国本土上,展开激烈的竞争。

  可以肯定,美国帝国主义者相对于其它竞争者,和军事方面的全面优势,在这斗争中仍保持关键的华盛顿的优势是建基于美国经济的巨大规模,对世界原科(特别是石油)较大的操纵,和由五角大楼整装待发的数以万计核子武器上。例如在
77──78年,西德的战斗机队数量是六四二架,但美国的战略核子轰炸机却有六四四架,而除了这些“战略性”轰炸机外,美军尚有另外五七九六架战斗机。美帝屡次利用这些军事优势获得经济、财政、尤其政治利益。比美国空军数量上的优势更重要的,是欧洲资本主义面对苏联时的军事弱势,以及欧洲劳工运动更大程度的政治化所引起的更大社会动荡。这种弱势,在任何真正的决战中,就会十分突出。

  虽然欧洲共同市场经得起一次卷入其所有成员国的衰退的考验,然而它却未能就经济、货币和政治的进一步结合有任何进展。这种结合停滞不前,除了其它因素外,是由于在任何爆炸性危机中,那些在资产阶级中占支配角色的集团,在现在和未来都只会依赖本国的国家制度。可是,共同市场的继续存在,证明了所有成员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是日益互相依赖。解散共同市场对于大部份成员国而言,都是一场灾难。值得重视的是,共同市场最近取得的最重要“成就”,是保卫主义方面,例如组织钢铁和石油化工的卡特尔,以及限制半殖民地国家的纺织品进口等。同样值得重视的是,尽管建立了欧洲货币体系,但目前不见有任何可行的计划,建立起一种欧洲共同货币,来取代病颓的美元。虽然西德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欧洲内的特殊比重无疑是增加了,但阻止西德支持欧洲的政治阻碍,仍然难以克服。欧洲“超级大国”并未出现。

  有一种想法,认为美帝本身,或者与苏联同流合污下,已有能力阻止帝国主义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这并不是对目前世界形势发展的严肃估计。目前历史的趋势,是减少而不是增加帝国主义的支配性。近年的证据显示,群众有能力成功地迎接帝国主义的挑战。古巴微小的人口或者印支人民已建立的成就,显然会被帝国主义强大的无产阶级所仿效。

  战后繁荣的结束,无疑已加强了帝国主义间竞争的尖锐性,但这并不表示帝国主义的联盟将会崩溃,使帝国主义战争又一次提到议事日程上。所有这些冲突和紧张,都是发生在帝国主义联盟内部;这个联盟的建立,是旨在抗衡世界革命进程的成功和工人国家的力量,因为这两者构成了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生存的致命威胁。各帝国主义力量企图在自己联盟内部改变力量对比关系;彼此互相估量,采用威吓,争取每一个利益,无情地企图削弱竞争对手。
1974年世界信贷制度濒于崩溃,说明了各国无政府主义竞争的程度,是如何剧烈,令各国竟濒临经济崩溃边缘,才猛然后退,作出共同努力去挽救世界银行制度。但它们并不希望破坏针对社会主义革命进展而组成的共同阵线。它们共同合力来阻止这个进展。

  4、世界资本主义面对的最大威胁,便是战后繁荣的终结,以及国际经济增长的长期性减慢和遇上了几乎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组织力量的加强及战斗性的高涨。同时,社会和政治危机的深度,挑斥了资产阶级通过大量的社会让步和诸如“新政策”形式的改良来收买工人阶级的可能。

  虽然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已取得某些成绩(葡萄牙
7511月事件的结果是最显著的例子),但它并未使工人阶级蒙受一次决定性的、甚至是大规模的挫败。尽管在美国和西德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仍然落后于形势,尽管庞大的失业以及由此而加强了的国际反劳工攻势,和尽管叛卖的工会官僚支持资产阶级倡励的节约政策,每一处的无产阶级仍然保持它的战斗能力。美国煤矿工人罢工,和西德船坞工人、印刷工人和五金工人在78年初的罢工,表示了甚至在比较稳定的帝国主义国家里,当资本家加强攻势时,工人阶级能够采用有力的保卫性措施来响应。更多的迹象显示其它国家如英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丹麦的工人正反击“节约”攻势。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中争取每周工作35小时斗争的逐步扩展,也验证了这个同一的趋势。

  当然,最后分析起来,工人单凭自发性的反抗来反对雇主和资产阶级国家的联合进攻,是不能取得持久胜利的。在意大利,基层工人在过去接近
10年来异常的战斗性和持久性的反抗,始终也不能阻遏资本主义力量重新发动的更恶毒进攻。事实上,如果缺乏以社会主义来解决危机的展望,过长的不稳定能构成工人里面的消沉。工人阶级抵抗资产阶级进攻的成功程度,和工人走向明确的反资本主义进攻,即提出推翻资本主义的问题于议事日程上的能力,是取决于下面各项发展的广泛路线:

  (
a)出现日益扩大的激进工人层份;它们在某些国家部份表现于广泛的反对流派。

  (
b)这个层份组成一个阶级斗争的左翼,对抗工会、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政党的官僚领导的阶级合作政策。

  (
c)这个无产阶级左翼动员起来,部份基于它在正开展的群众斗争中争取到的领导权威,来进行一场取代阶级合作领导的斗争。

  (
d)在每一个阶段中,随着斗争份子的政治认识的增加,争取越来越多的战斗份子参与建立革命党的工作。

  上述这些不可缺乏的因素的结合,并未在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出现。是这个主观因素,而不是更强大的客观力量或资本主义的弹性,解释了为何资产阶级可以暂时成功解脱它在
19741977年在西南欧面对的极危险局势(葡萄牙革命、西班牙和意大利工人阶级的上涨、法国的激进化重新兴起)。

  资本家仍然未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段时期般成功地稳定局势,离稳定还很远.在最近的将来,尖锐的阶级斗争还会继续,特别在西南欧,也在英国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由于有起有伏的持续发展,令阶级斗争的决战或许会延迟一个时期,然而总形势仍是爆炸性的。因此,未来时期的性质是有利于一个有能力迎战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和工会官僚的阶级合作路向、朝革命路线发展的战斗性工人层份的出现。这意味大有机会建立更坚强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

  5、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机构的政治危机,构成了不稳定的另一个根源。在这场资产阶级领导的危机里,纠结着几种历史的趋势。

  美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赢得的资本主义世界绝对霸权之被削弱,加上美帝在越南受到挫败的影响,创造了一种局部瘫痪状态。没有另一个帝国主义强国或各帝国主义强国的任何一种组合,能克服这种局部瘫痪。这造成帝国主义不能或要延迟实行世界政治或经济的不同领域的决策。在
7475年的衰退和随之而来的货币危机里,这情况以显著的形式表露出来。

  巨型托勒斯(“跨国”公司)不顾对他们本身的政府的公开政策会产生什么后果,而继续寻求超额利润。美国的跨国财团运用其庞大的流动储备金,进行有损美元的投机。德国跨国财团罔顾其政府公布的削减失业政策,而增加资本输出。英国的跨国财团甚至在更大的程度上做着同一件事。法国的核子和航空工业则不管戴高乐派的高调,而与其它欧洲企业进行联营。

  国家收支的庞大增加──自
30年代以来用来刺激资本累积、保证垄断性利润、扩大军事机器和减弱社会紧张──越来越要求在工人的背上增加赋税的负担。配合着反工人的进攻,资产阶级国家正在找寻方法去打击社会保险,削减公共服务和工人其它既得成果。资产阶级政府必须要这样做,因为大规模的赤字支出会刺激急速的通货膨胀,和威胁到世界信用制度的崩溃。但这条道路却与多年来政府公共褔利和其它社会政策上的让步所造成的群众期望,发生直接的冲突。

  这些不受欢迎的措施,正好发生在群众对资产阶级政治本质的怀疑日益扩大的时候(例如对贪污、“合法”和“非法”营业的结合、美国水门事件和日本及意大利洛歇丑闻等等)。资产阶级政党的威信,又由于经济条件迫使它们执行“节约”政策,而进一步受到侵蚀。

  在最后分析起来,反映了资本主义深刻的制度性危机的资产阶级领导危机,并不应该使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自满。因为这并不意味资产阶级政客已没有能力应付越来越频密的挑战,也并不表示他们再也不能发动对民主权利和对整个工人运动的攻击。事实上,总的趋势正朝向加强镇压性的国家机器,以及剥夺基本的民主权利;也就是,趋向建立一个“强硬国家”。

  但至今却仍没有一个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能够纠合足够的政治力量,或削弱工人阶级到足以强行军事或法西斯主式独裁的程度。

  在一系列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西南欧、某程度上的英国、比利时和丹麦──,资产阶级政治秩序的危机,是源于工人阶级采取直接的反资本主义行动所做成的威胁之上;至于美国和日本,这个危机的根源却更为复杂。

  在美国,这个危机是源于在六0年代及七0年代交错的广大激进化浪潮中,统治阶级一直没有能力找寻到一个能满足群众的解决办法。美国资本主义仍然有巨大的储备和仍然比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其它部份较富有。它还可以同化那些不是由清晰的马克思主义认识来引导的群众运动领袖。很多黑人、波多黎各人、妇女和学生领袖,都就此被收买。资本家靠他们的两党制,会随着工会激进分子层份的日益扩大,而对他们施以同样计谋。这些工会分子,必须为建立一个重新恢复活力和民主的工会运动、为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作为阶级斗争队伍取代目前工会官僚的主要政治成分。

  美帝尽管富裕,但仍缺乏资源,足以同时去克服资本累积的危机,保证它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担任资本主义制度的世界警察,和作出巨大的让步,足以完全使涌现中的群众运动离开正途。越战所走的道路和它的结局、统治者进行夺回过去给予黑人及妇女运动的让步的方式、对生活水平、工作条件和工会权利所进行全面剥夺的方式、使群众性失业──特别是青年失业──制度化的方式、卡特政府没有能力克服由水门事件及越战而产生的对总统及其它资本主义机构深刻的不信任、以及增加的阶级分化,包括右翼煽动的增长,都是美国资产阶级面对着的“适应能力”局限性的清楚标记。最重要的是,美国被压迫人民的反抗和社会抗议情绪,提出的广泛社会和政治问题,已在产业工会中得到日益强烈的反映。

  加拿大联邦国家的深化危机,及在魁北克当权的魁北克党无法满足魁北克劳动群众的基本民族和社会要求,以及加拿大劳工运动增长中的反抗情绪,基本上都表现出相同的趋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惨败的日本帝国主义,惊人地再出现为世界其中一个前导的工业和金融强国,这指示出
20多年的一些基本趋势:与美帝建立紧密的军事和政治联盟;极端有限的军事支出;在输出和劳动生产率快速扩张的条件下保证三分之一日本工人阶级的就业;高度的内部政治稳定(由同一个政党,即“自民党”所统治);缓慢地增加对亚洲和东南亚的资本输出,以避免刺激起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日情绪;同时,资本的输出,也被日本不但在亚洲、同时在澳洲、美洲和拉丁美洲部份地区作商品输出所取得的惊人胜利所掩蔽了。

  可是,
73年以来由于世界局势种种转变的结果,使这似乎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再生的永久性特点,正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日本与美国的关系,已被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尖锐竞争所动摇。除非急剧扩大那已达到空前水平的资本输出,否则商品出口扩张率是不能长期保持。甚至大型企业也未能给工人再提供就业保障。军费开支必定要大量增加。所有这些转变标志了由“自民党”控制着的政治制度的深刻危机。在洛歇丑闻时期,如果不是改良主义的工会官僚可恨的错误,这个政治制度或许已被更易了。日本资产阶级所以能够结合反工人阶级的进攻,以及侵略性地发掘在整个太平洋资本输出的新领域,并使其政府的政治制度作出逐渐的适应,而没有触及在短期威胁要推翻政府的政治和社会爆炸,主要因素便是工会官僚没有能力提出有效的、可行的激进出路,可以摆脱日本资本主义危机。但日本却比美国面对更多适应危机的限制。日本资本主义的不稳定,将会在未来几年接连的危机中,得到明确的验证。

  6、我们面对的,是早在国际经济形势逆转前已出现的所有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架构的总危机。资本主义欧洲的转折点,是法国196856月事件和继后在意大利和其它地方的发展。意大利、美国、日本、澳洲和西德等国家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的激进化,已预示了这个转折点。推动这次激进化和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稳定的力量,包括妇女解放运动、青年和学生运动、以及反核能运动。特别重要的,有反对英帝国主义的爱尔兰斗争,以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例如加拿大的魁北克、西班牙的加坦隆和巴斯克、美国的黑人和波多黎各人等。

  战后资本主义曾经有能力达致的成功(经济扩张、中间阶级的日益无产阶级化、科技进步、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相对提高)曾滋长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制度的总危机。资本主义下建立起来的庞大生产力上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引入计划的客观要求,越发跟资本主义社会和生产关系所强加的限制发生冲突。更加触目的,是群众不断上升的需要和期望(如和平、免于贫穷、自决、妇女解放、有意义的教育、保卫环境、消灭核污染等),正与资本主义无能去满足它们而发生冲突。环境的破坏,现在已成为永久性和累积性的问题,是脱离经济发展起伏形势而存在的。

  工人阶级同盟军的激进化和日益的无产阶级化,是资产阶级面对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深度之重要指标。无产阶级以外的庞大力量己被卷入:包括被压迫民族、妇女、青年、农业工人、贫农及下级士兵。这些同盟军的各阶层,混杂在工人阶级里,并有时构成工人阶级的有力部份。他们的战斗会影响工人运动;他们提出号召统一行动的新问题,来帮助工人阶级队伍激进化。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又受到工会和群众政党的态度影响,尤其是受到这方面的强力支持影响。无产阶级里承受双重压迫的层份,受节约攻势的打击最烈。在每一个国家里,统治者都力求加深工人阶级的分化。

  由于恐惧不受控制的爆发,阶级合作的官僚,反对鼓励和加强与工人天然同盟军在行动上的联击。他们即使被迫表示支持这些运动其中这个或那个要求,目的也不过是要将它们纳入阶级合作的途径,从属于改良主义规划之下。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却相反地拥护这些同盟军提出的要求,并呼吁工人运动投入其力量支持这些斗争,目的是推进结合所有这些力量底主要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那便是摆脱剥削和压迫。

  对资产阶级价值和制度的越来越重大的挑战(例如针对家庭、教育制度、军队、政府和国家、资本主义机关的等级结构、特别是工厂的等级结构等),反映了资产阶级秩序的客观危机。

  资产阶级反劳工攻势的其中一部份,便是在思想上组织反攻(例如反对马克思主义、“新哲学家”、“零度增长”和“生命权利”的理论家等)。过去屡次在资产阶级进攻前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和斗志上投降的社会民主党和共党官僚,大大地协助这场进攻。斯大林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士气上的破产,在苏联、中国和东欧官僚层的现存“社会主义”的可憎形象,都作出特别的帮助。

  如果这场资本主义危机由于工人运动不能取代阶级合作的官僚,争取可行的社会根本改组而延长的话,社会挫顿情绪便会上升。本该可以动员成为工人阶级同盟军的激进份子──包括失业青年,便可能消沉,并转向诸如恐怖主义绝望行动路线。最后,这社会挫顿情绪会有利于右翼力量的生长。改良主义、斯大林主义和业务性工会主义在为铺这条道路方面所负的罪责,是不能过份强调的。

  无论如何,目前的趋势,却是朝向群众激进化的增长这开启了令人鼓舞的机会。例如,被压迫民族斗争的兴起正在帮助其它被压迫阶层,以及无产阶级的主要部份,在政治上醒觉及活跃起来,并且激进化。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已刺激起针对其它方面性压迫的斗争,特别是存在于每一国家里的同性恋者所受的压迫。作为由男同性恋者及女同性恋者所提出的进步要求之支持者,革命者参与反对一切歧视他们的措施的运动。包含着工人阶级青年里重要部份的青年激进化,亦有同样效果。白领工人失业的增加,亦已开始进化这个工人阶级中日益工会化的阶层。农业工人和贫农成为力量的另一个来源。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其中一个目标,便是结合这些不同的力量,成为一个庞大的反对资本主义运动。

  除了这些力量外,还应该加上消费者利益的保卫者、生态运动阵在线的战士、及反对核子武器、和由于核子设备不能保险而反对其安装的人们等。自
77年开始出现了数以万人的反核能示威,尤其在澳洲和西欧,在美国,反核能运动也同样迅速蔓延,产生出战斗性的示威。在法国和西德,反核能运动已高涨到成为一股新的政治力量。反核能运动的方向是针对资本主义及其政府的。抗议者大致上都明了到政府在这方面的责任。同时,反核能运动还隐约地提出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的疑问,因为这个运动揭示了在目前科技发展阶段上因利润动机而带来的危险。

  反核能运动有三个方面:(
1)它反对建立核能工厂,因为低程度放射、意外的防范、再加工、开采和废料处置等问题仍未解决,所以抗议必定会随着公众对危险程度的较详细了解而增加。(2)它反对建造、试验、储藏和使用核子武器。这造成了承接反战运动传统的群众行动的潜能。这是第四国际甚有理由去提倡的。(3)通过证明社会上的重大决定是脱离人民控制和知晓的,它揭露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局限。

  7、工人阶级先锋队对先进工业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有较清楚的了解,明白它不但是在工人及其同盟军的抗议运动中,和在前革命时期群众斗争中的实践结果,也是纲领性问题的明确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优越的结果,主要的教训,已在19685月的法国、19741975年的葡萄牙、1969年和1974年的意大利、以及19751976年的西班牙诸事件中表现,从英国、日本、西德、加拿大、美国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各种群众运动中也能汲取到宝贵的经验。

  工业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有力的社会力量。一旦它的群众动员范围和组织激进形式有质的增长──这是革命危机出现的决定性特质,同时发生资产阶级权力机关的日增的瘫痪和初期解体──那么它对所有其它可能的同盟军的吸引力就会十分庞大。组织上的无产阶级形式,产生目前革命时期的经验──工会委员会、选举出来的罢工委员会、广泛的工厂委员会、等等──开始采取超越厂平面的被选委员会的形式,将工人组织集中化,越来越以它抗衡已严重动摇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并趋向于包括工人阶级同盟日益广大的部份。

  在阶级合作者和这些委员会所代表的阶级斗争者之间,爆发了争取群众斗争、工会和其它群众组织的领导权的多面斗争。一个挑选的过程开启了。使革命马克思主义群众党有可能快速生长──但条件是它在这些事变发生之前已经充分生长,在群众面前表现为可信的另一领导;它已经稳固地植根于工业工人阶级中间;它又已经开始在无产阶级先锋中赢得日增的影响和拥护者。这样一个群众党的生长,是决定性的因素,以赢得工人的大多数接受革命前途:没收资产阶级、除去和取替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以委员会夺取政权和保证胜利。

  在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和建立一个革命马克思主义群众党之间,并不存在着矛盾。这些任务是互相补充的。没有群众动员,胜利是不可能的。一个政党,并不能代替起义的人民,其中工人必须采取革命性的主动力。另一方面,无论群众的参与者多么英勇,没有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提出的正确政策,群众斗争是不能成功的。正是通过这些相辅相成力量的相互作用,不可抗拒的结合才能创造出来。

  当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反劳工政策作出迎头反抗时,可能成为斗争首要问题便是工会民主,工会独立于政府,工人监督生产(反对解雇、阻止歧视性裁员、控制聘请、安全规则、工作的组织和速率、工作日和工作周的长短等等)。工人监督成为计划经济、迈向工人管理的学校。

  工人阶级是渴望充分民主的。这最清楚表现于它对保卫民主权利斗争的同情性反应,以及它对工会和群众政党内部民主的关心。由于对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双重恐怖经验,工人阶级尤其注重民主权利。

  因此,在夺取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工人会发展出一些架构,以最密切和有效的方式结合起无产阶级的不同层份。正如历史经验所显示,工人会寻求建立(除独立工会外)委员会和代表会,以保证在政治平面上能够在所有群众工人组织内自由辩论政策和行动的权利,和不同工人政党有活动的权利。对于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这提供争取多数同意他们建议的行动方向,和建立群众性政党的机会,后者是使革命形势获得最终胜利的条件之一。如果不是首先令工人阶级信服工人政权即意味着被压迫者政治权力的扩大而不是缩小的话,工人阶级的多数对于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制度是会犹疑的。

  这个观点,曾在共产国际首四次大会,和第四国际成立大会通过的《过渡纲领》中提出来。

  社会主义革命表示了所有社会关系的剧烈转变,涉及的不单止是财产关系、生产关系和国家制度的深刻转变。

  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间,工作周会缩短,工资会增加,失业会根除。社会服务,特别是医疗(如研究、建设医院设备和训练人员等)会大为扩大,从而使日益广泛的社会服务成为每一个人都享有的基本人权。多世纪以来歧视妇女和被压迫民族的影响,会在每个层面上遇到对抗。世界性饥荒的灾难将会被克服。配合着这些进步,便是教育会改变,使之符合不同年龄层份的需要,一方面既结合科技的需要,另方面亦配合工人享有更多的闲暇。工作周的缩短、社会服务的扩展和普及的教育,将会越来越认定为工人管理经济、将平等权利变为实在的社会实践、以及国家逐渐消亡的基本前提。

  从一开始,一度强力的国际主义动力就会被推动。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里的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一方面会给予受超级剥削的殖民地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提供庞大的动力;另一方面会有力地推动堕落或畸形工人国家中被压迫群众的斗争。它所树立的榜样,又会给予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者以新的启示。由于它重新坚持要结合资源和设立计划,它将会超越民族的界限。它会鼓励越来越广泛的国际性联邦。所有这些反响,都指向那能有效地和最终地解决我们这时代的基本问题的唯一途径:世界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世界社会主义合众国”。


二、国际帝国主义制度的危机和殖民地革命的展望


  8.帝国主义在印支遭受的挫败,造成了华盛顿作为帝国主义世界监察人的能力之衰降。这开始了世界帝国主义制度危机的新阶段。

  英勇的印支人民,虽然本身还不足在军事上给予帝国主义的军队以决定性的击败,但已证明可以在一个长时期内对抗最可怕的现代武器,尤其是大规模的空中轰炸。印支人民坚忍的抵抗,粉碎了白宫妄图轻易取得胜利的幻想,更磨损了美军的士气。美国本土强大的反战情绪,又造成了继续侵略战争的政治冒险成为不能接受。因而,美国的反战运动,成了印支革命最坚强的盟友。这些转变,导致美帝从印支撤退。

  这些因素之上更要加上斯大林主义危机的影响。在中苏冲突中,莫斯科和北京竞逐有利地位,加上很多共产党普通党员受印支革命感召而引起不安,使斯大林主义者没有能力去阻碍越南人民的革命胜利。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和南北越的统一,一个单一的畸形工人国家在越南建立起来了。

  在非洲,不利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关系的恶化尤其显著,苏联在此扩大其影响力。美国本土的反战情绪,阻止了华盛顿在军事上公开干预安哥拉和非洲之角(非洲东北──译者)的革命发展。认识到华盛顿的暂时瘫痪,古巴在苏联同意下,提供军事援助,包括以千计的军队到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及非洲其它国家。福特和后继的卡特,都威胁要进行报复,并准备实行。可是,夏湾拿却甘冒这个险,支持“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
MPLA)以对抗反动的南非军队及与南非联盟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FNLA)和“安哥拉全国独立民族联盟”(UNITA),因而赢得非洲大部份反帝战士的感激。在非洲起义的人民中,革命的古巴和反革命的美国的对立立场,是再突出不过的了。

  继帝国主义在印支的挫败之后,埃塞俄比亚王朝被推翻,安哥拉、莫三鼻给和畿内亚比绍赢得了政治独立,这反过来又强化了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的解放斗争。

  帝国主义的挫败,使华盛顿更在亚洲或非洲大陆卷入新的冒险(美国黑人的同情,构成了对帝国主义额外的难以克服的阻力)。没有任何其它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无论是日本、西德、英国、法国,还是几个国家的联合──有足够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来加强对亚洲或非洲的侵略达致过去帝国主义在印支、阿尔及利亚、或甚至在马来亚的侵略水平。

  这并不表示帝国主义者已没有能力,发动诸如在印支战争初期般的军事行动。恰巧相反,已发生的例子便是法国在乍得、扎依尔、西撤哈拉、吉布提和科摩罗群岛;比利时、法国、英国和美国在扎依尔;英国在南阿拉伯;南非在安哥拉;以色列在黎巴嫰;以及在联合国旗帜下帝国主义军队在黎巴嫩的干预。

  可是,帝国主义透过军事途径来粉碎殖民地革命的能力的削弱,并不反映帝国主义军事进击能力的削弱,它的弱点主要是政治的。华盛顿企图克服这种政治弱点的其中一个对策,便是靠重组国际帝国主义联盟,和任命其它帝国主义国家担负更大的“责任”来供给代理军事力量。实际上,这会加强日本在东亚洲、西德在北非和中非的角色。他们正扶植南非在非洲南部、以色列在中东它的边界上,扮演重要角色。同时,有证据显示以色列已成为一个初等的核子国家,而南非也朝着同一目标发展。

  尽管日本和西德的帝国主义者正考虑加入核子国的阵营,但它们面对的国内和国际的政治阻力却仍难以克服。但同时一定要注意强大的反趋势,例如华盛顿恐惧西德和法国(加上可能成为后备伙伴的英国和日本)在生产高级核子武器和输送系统上可能挑战美国的领先优势,因为在这个战略性的范畴中,比对起其它竞争的盟友,美国仍然取得近乎垄断的地位。

  9、由于美国在印支的失败所引起的反响,苏联官僚层获得更大的玩弄手段余地。苏联在利用这个间隙,来加强它在与帝国主义的“和平共存”和“缓和”的架构中的谈判地位。苏联的做法,包括对某些克里姆林宫认为会扩大其外交利益的民族解放运动给予军事援助。

  华盛顿却力求阻止苏联及中国官僚层向民族解放斗争提供任何物质援助,它亟望中苏参加全面“和解”,目的是绞杀革命群众运动。对中东的巴勒斯坦革命而言,这政策已取得若干成效。在那些过去中国官僚层援助地方游击力量的地区,这种政策似乎也正在走向成功。帝国主义在非洲施加同一转变的压力,在中国官僚层身上也得到重大的进展,例如对扎依尔政的支持。他们也取得了克宫默许在津巴布韦进行强迫和解。在最近的将来,华盛顿会继续就总裁军问题,向克里姆林宫增加压力。

  但我们不应该被周期性“裁军”的谈判所蒙骗。无论帝国主义还是苏联官僚层,都需要在军事的竞赛的升级上加以某种程度的控制,因为军事竞赛对经济的压力越来越大,这特别是对于生产力仍远落后于美帝的苏联经济而言。无论如何,基本趋势并不是走向裁军,而是发展更为恐怖的武器。帝国主义的扩张主义,是这场威胁着以核子战争为结局的竞赛的根由。资本主义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形势越坏,这种趋势就越是尖锐,一如卡特批准生产“中子弹”所显示的。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便是向群众提出警告,任何建立在恐惧平衡上、或阻吓平衡上的并不安逸而持久和平的希望,只会进一步加深核子毁灭的危险,资本主义一日存在,这个危险便会一日系于地球之上。只有社会主义革命在美国和其它占有核子武器的国家内取得胜利,才能消灭这个危险。

  资本主义一日存在,便不可能有永久和平,但不应该从而得出结论说:帝国主义与苏联官僚层所追随的“缓和”政策,只纯粹是用来欺骗世界人民的手段。虽然这两股反动的社会力量有不同的社会性质和历史利益,但在维持世界现状上,它们不单有共同的利益,而且,军事竞赛的异常沉重压力,以及爆发核子世界大战的真正威胁,也必然使到它们要企图周期性地去改组他们既不愿制止,也不能制止的军备竞赛。

  所以,在
196973年期间,华盛顿和莫斯科达成一连串局部的协议,以第一次限制战略武器协定(SALTI)为顶点。但军事竞赛在量上的限制,便无可避免地助长了在质上的发展。军事竞赛便朝向发展巡航导弹、中子弹、和摧毁力可比拟第一个原子弹的“传统”武器,以及研究在军事科技上的新突破。因而也同时存在了第二次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危机,和反苏宣传及帝国主义恐吓的高涨,部份原因是基于经济危机及非洲革命兴起。

  无论如何,核子战争的根本性质,标志了世界仍未进入预告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最后阶段。局势仍未绝望到使美帝选择这样的出路。特别是,进行这样一场空前灾难的最主要政治和社会条件并不存在。西方,特别是美国,无产阶级仍未遭受摧毁性的挫败。这些国家的劳动群众仍未陷于消沈和分散。他们的战斗能力的状况,使他们不会参加自己的统治阶级所发动的集体核子自杀的疯狂计划。那些大谈第三次世界大战为无可避免和迫在眉睫的人,是罪恶地低估了这战争对所有人类会做成的打击,和不负责任地认为世界无产阶级的关键战斗,经已不战而散了。

  10、比较强的半殖民地政权,继续担任帝国主义警察的地区性辅助队,为此他们被慷慨地配备上现代化武器,例如:拉丁美洲的巴西军队、中东的伊朗和沙地阿拉伯军队、以及东亚洲的南韩军队。而巴西和巴基斯坦已表明他们愿意成为“核子国家”。

  这些政权的出现,是建基于工业化的进展上。好些半殖民地国家,而今已发展至高度的工业化国家与最落后国家之间的程度。这包括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庭,以及较低程度的南韩、埃及和伊朗。依靠工人阶级的规模、工业出产的比重、出口的数量、资本累积率和能够参与金融资本运作的本土银行集团,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今天已比过去掌握更广阔的物质基础。此外,油源的巨大增幅,容许一些国家(如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和委内瑞拉)进行投资,企图开始本国工业化,而另外一些国家(主要例子为沙地阿拉伯)则将资产的大部份存放在主要的帝国主义银行内。

  但从这个趋势,人们不应论断这些国家已成为独立的帝国主义、“次帝国主义”或半帝国主义的势力。事实刚巧相反。这些国家的社会结构仍然是半殖民地式,而不是帝国主义式的。而由于半工业化的结果,它们的科技比前更依赖帝国主义,其“民族”资产阶级越来越参加帝国主义跨国公司的“联合联营”;同时,他们欠负帝国主义银行和货币机构的债务,也恒常地扩大。

  同样地,由于这些国家在社会上及政治上的不稳定,以及统治基础的薄弱,形成这些政权沉重地依赖帝国主义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这些国家半工业化的成功是采用一种有时称之为“巴西模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即是工业工人阶级和城市及农村穷人的生活水平,在最初时是十分严厉地被压抑下来──而这些国家中独裁统治的功能,便是保证这种压抑的实现。这种模式,使工业产品在这些国家的内部市场变得狭隘,造成不可能有长期累积的资本主义增长并且证验了这些国家在资本主义仍然在持续时,是不可能超越半工业化状态的。近年来,帝国主义国家与半殖民地国家间平均个人收入的总差距已经增加;如果同时计及存在于半殖民地国家内的巨大社会不平等,这个差距就尤其突出了。

  在
1973-1974年通货膨胀世界性蠭起及继后的世界性衰退中,半殖民地国家的经济,比帝国主义国家经济所受的倒退远为严重。在先进工业化国家,通货膨胀水平达到10%15%;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通货膨胀则高达25%或以上。半殖民地国家的颓势更为尖锐。在好些亚洲和黑非洲地方,甚至发生庞大的饥荒。外债上升,使很多新殖民主义政权──从秘鲁到扎依尔──的稳定被动摇。

  有些半殖民地国家中较强的统治阶级的出现,并没有改变群众面对不断革命的基本战略性任务。但这些政权的出现,的确做成了涉及战术问题的政治斗争的新面貎。一般上,我们可以说,像卡丹拿和贝隆这些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他们通过动员群众来寻求支持以反对帝国主义)的出现,已成为不大可能的事。那些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最不希望的,是激发起另一次哥多边事件的过程。其中一部份原因便是面对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社会力量的兴起,资产阶级就日益感到恐惧。无论如何,这些国家里的无产阶级所面对的政治任务,是较过去更为困难了,因为帝国主义者和本国统治阶级经已学会,革命浪潮具初步迹象时,便采取更强力的镇压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群众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革命是不会发生的。建立这样的党,乃是成功地推翻帝国主义操纵,和推翻本国统治阶级统治的一项前提条件。正是缺乏这样一个革命马克思主义领导,可以解释了诸如在印度尼西亚、智利和阿根庭的反革命政变因何会取得胜利,以及为何尽管有一再出现的深刻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印度的资产阶级却能够维持自
1947年以来未有遇过挑战的阶级政治。

  在遇到致命的挫折后,半殖民地的群众运动,比起帝国主义国家内的群众运动,会复苏得更为迅速;这是由于这些地区内很多社会及经济矛盾具较大爆炸性,以及统治阶级较为疲弱。但只要无产阶级未能取得政治的独立性,以及取得整个革命群众(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及贫民)的领导地位,则运动的退潮、力量的考验、失败、独裁的重现等的危机仍然尖锐;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玻利维亚和阿根庭过去
25年来重复了3次这样的循环。

  11、在半殖民地世界的主要地区,应该注意到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的一些一般特性。

  在半殖民地世界里,拉丁美洲有着最高度的半工业化,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成长(即在经济活跃人口中雇佣劳动者占的百分比)、城市化、及统治“阶级集团”成份的变化(一个既与外国“跨国企业”,又与管理经济重要部门的国家官僚有联系的本国垄断资本家日益占优势)。例如在阿根廷、墨西哥和玻利维亚的传统形式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主要是群众工会)仍然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或改良派错误领导的支配性政治影响之下。由于无产阶级日增的比重、它周期的爆炸战斗性、以及由于拉美资产阶级在目前情况下所必须实行的节约政策的本质,对于群众没有余地去作出暂时的经济让步,这都使到这些领导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控制面临挑战。因此,拉美资产阶级在目前阶段并没有能力取得群众的同意,来作为本身的统治基础。

  拉美无产阶级和本土资产阶级之间日益深化的阶级矛盾,为获得政治上的阶级独立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正是目前拉美革命受到重大挫折后在议事日程上的主要问题。

  在无产阶级日增的力量与其在政治上落后的阶级意识和独立性之间的矛盾,是由于斯大林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及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影响所致;再加上古巴革命的领导层,并未曾提出一个革命马克思主义战略路线,这给反动的独裁政权以取得胜利和暂时巩固其统治的机会。同时,诉诸政变的需要性,显示出这些独裁政体的不稳定性质,在群众运动兴起面前,可能很快瓦解和垮台。群众运动能够再兴起的能力并且向独裁政权及老板挑战,这在资产阶级眼中,削减了独裁政权的有用性,增加了运用“自由化”花招的机会,甚至乎让群众重新取得基本的民主权利。

  拉丁美洲的一连串失败,始于
1964年巴西军事政权的建立,以1973年智利的宾奴齐政变达到其血腥的顶峰;但在1976年阿根廷的军事政变后,这个失败时期似乎已完结了。尽管阿根廷政变意味了对拉美无产阶级的严重挫折,而以谋杀、拘捕和大量解雇的方法,已重大地打散了曾在1976年哥多巴苏总罢工中站在工会和工厂前线的工人先锋层份,但它并不曾一如在巴西、尤其在智利一样,能成功地以法西斯式手段粉碎有组织的阿根廷工人运动。阿根廷工人阶级能够参与有组织的保卫性斗争,这已在1977年和78年的罢工中看到了。这反过来又助长了群众运动的再兴起,尤其在巴西、玻利维亚和秘鲁,群众正在越来越广泛的斗争中兴起,从军事独裁处取得重要的让步,从而削弱了军事独裁。

  尼加拉瓜革命的爆炸性开启,和与其有关连的萨尔瓦多群众蠭起,就是证实这个新兴起的最显著例子。

  在这种情况下,企图恢复宪法统治或文人统治,不是没有可能的;甚至乎可以看到这个或那个“开明”的军事独裁,对工人阶级组织采取容忍的态度。但从具爆炸性的社会及经济矛盾看,拉丁美洲的议事程序上,不会有长期相对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

  在黑人非洲,随着葡萄牙殖民主义的挫败,除了南非、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等显著地例外的国家外,非洲大陆已完成了将政府权力移交到黑人统治阶级的手里。

  安哥拉是主要战场之一。华盛顿企图通过中央情报局以及通过支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进行军事侵略来干涉。这个企图,在古巴军队的帮助下,被安哥拉的“安 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政府打败了。在打败华盛顿的帝国主义阴谋,以及将南非侵略者赶出国外,古巴的支持是决定性的因素。

  非洲南部的斗争于是得到重大的冲击。津巴布韦白人殖民政权的地位变为不能继续下去了,而帝国主义被迫加快寻找新殖民主义的解决方案,来保护其利益,还可以说成是体现黑人大多数统治。

  在纳米比亚,帝国主义同样被迫采取相类的新殖民主义计划。但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加上白人殖民者及沃斯特政权保卫自身特权的顽固性,使这种解决方法今天难于实行。

  在经已工业化的南非,这个非洲的主要资本主义堡垒,本土的白人资产阶级及其种族主义国家机器对抗着一个强大的黑人工人阶级及其盟友;在南非已开启的斗争,对于整个非洲革命的进展将会特别重要。苏伟图
76年的群众城市起义,直接向种族隔离和班图人的制度挑战,预这着未来的发展。

  海利.塞拉西政权,被以前埃塞俄比亚封建帝国里受超级剥削的农奴和被压迫民族的群众斗争和群众动员所推翻。这些斗争和动员,以非洲前所未有的规模继续着。其中一个焦点问题便是厄立特利亚独立斗争的发展。埃塞俄比亚现今的达吉政权,既不愿意与世界资本主义决裂,也不不愿意与私有财产制决裂,但这个事实并不会减低使埃塞俄比亚成为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结合例证的群众动员底重要性。

  埃塞俄比亚革命至今为止已取得的成果是巨大的。它们包括:(一)彻底消灭了奴隶制和封建主义的所有残余;(二)一场深刻的土地改革;(三)一系列的国有化,包括银行与信贷、公用事业、天然资源及一些工业;(四)教会和国家分离;(五)扩展小学教育来作为克服文盲的初步工作。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欲阻止、推翻或转移埃塞俄比亚革命进程的任何企图,同时却有责任在这里或任何其它半殖民地,争取建立工人和贫农的独立组织,争取工会、代表会和民兵的独立性,争取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及保卫他们的特殊权利,来反对敌人──包括达吉。

  在目前情况下,由于帝国主义日益加强其反对非洲革命的进攻,以及加强针对古巴和苏联的宣传战,反帝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力量就有需要在世界各地将他们的保卫非洲革命,结合起坚决支持厄立特利亚人民的独立权利。古巴政府应继续拒绝参加侵略任何厄立特利亚的土地。

  如果古巴承认厄立特利亚人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利,那就能加强保卫古巴工人国家去反对帝国主义。走相反的道路只会造成负面的结果,不单会伤害古巴革命,而且会伤害到已在埃塞俄比亚取得的重要革命成果。世界帝国主义日益增加在此地区玩弄手段的能力,将会是最后的得益者。

  在所有的独立黑人非洲国家,政府和国家都是资产阶级的。政权的转移造成了帝国主义的统治从直接变成间接;帝国主义通过其在经济权力上的关键地位,仍然能够继续超级剥削。但是,一方面是各阶级发展的显著不平衡,另方面是私人资本积累的显著不平衡,便有需要把那些国家分作两类:一是和前资本主义统治阶层结合或不结合的初生资产级统治着的(例如尼日利亚、科特迪瓦、塞内加尔、肯尼亚、加蓬及扎伊尔);另一是由那些更明确地说是民族主义小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如坦桑尼亚、塞拉西倒台后的埃塞俄比亚、畿内亚比绍、安哥拉及莫三鼻给)。无论如何,由于这些小资产阶级保持与帝国主义垄断的联系,由于它们依赖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以及由于它们依附于私有财产(包括土地)之上,就使到他们成为拥有财产的本国资产阶级底发展的文化媒介。

  所以,基于我们对黑人非洲独立国的各阶级、政府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我们可以摧毁任何辩解;这辩解欲使人相信目前存在着一条有别于以无产阶级为基础来建立革命政党的“非洲式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阿拉伯世界,因犹太复国主义的恐布主义,帝国主义的干涉,来自反动的阿拉伯势力──例如黎巴嫰的马龙派反动民兵及哈辛王朝──的压力、镇压,和其它阿拉伯政府及苏联官僚层的消极容忍,这些结合起来的打击所造成的失败,使巴勒斯坦反抗运动结果走进一条政治死巷。

  沙达对贝京的投降使困难加大了;这种投降,纵容了以色列政府开展其长期计划的反黎巴嫰突撃战。

  沙达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投降,亦深化了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危机;叙利亚对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类似的日渐加强的投降意愿,达到了实际上的妥协程度,而在阿拉伯统治阶级、美帝国主义和苏联官僚层的压力之下,法塔赫(
FETEH.这是巴勒斯坦抵抗运动里最大的组织,其领导人是阿拉法──译者)亦显示出日益浓厚的倾向,去向这股压力适应,尽管它作出各种口头抗议。所有这些势力,都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庞大抵抗,看成为将中东现状“稳定化”的主要──(即使不是唯一的)障碍;这个“稳定化”就是:以色列的巩固,和承认美帝国主义的操纵。他们准备与任何政治架构(包括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拉拢,以达成瓦解抵抗运动的目标。尽管贝京和犹太复国主义现有架构掌握一定程度的策略上的自主性,能够不但间中使白宫感到尴尬,而且在短期内妨碍某些步骤的完成,但他们并没有力量去改变帝国主义中东的总设计。因此,阿拉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整个循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纳塞尔主义”为名的群众激进化而达到顶峰,它现在已走到终点了。这就与其它因素一起,解释了反动流派如“回教兄弟会”的复兴。

  英勇的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所必须面对的敌对国际力量的联盟,是太强大了,致使分散在黎巴嫩、约旦和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内的巴勒斯坦阿拉伯群众本身相对弱小的力量,难以保卫本身的权利。

  这些客观的困难,又由于那条依赖阿拉伯政权的物质支持、推行游击战争、以及接受莫斯科象征式援助的政治路线所加深了。

  以色列在国际政治战场上日益孤立;美国日益反动的行动(殖民化,轰炸黎巴嫩平民人口,在占领区域进行野蛮镇压)的不名誉造成即使在美国国内的舆论的转移;一个巴勒斯坦的国家存在受到日益承认;在美国黑人小区和除了阿拉伯国家内更在其它半殖民地国家(首先是伊朗)的人民日益同情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以色列经济由于占领和军事政策而付出日益增大的代价;以上的情形都激发了前所未有的不满,激发了日益壮大的和平运动,激发了以色列人民中间开始成长的阶级分化。犹太复国主义国家今日面对的这个危机,远超于领导危机的情形, 而是一个日深的社会和政治危机。

  美国帝国主义正寻求方法,令犹太复国主义的领袖在有关占领区和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权利等问题上,采取较有弹性的态度。可是,他们不会采取一个会削弱以色列的立场,而且当伊朗巴列维王朝垮台后,美帝更需要以色列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国家。

  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可行的最好的道路,就是尝试协助动员从摩洛哥到伊拉克的数以千万计的工农的支持。假若有足够规模的这种支持,再加上其它阿拉伯工农的斗争,就能改变力量的关系,使有利于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但是,这种革命热潮的广化,与一条在政治上从属于统治阶级和阿拉伯国家之政府的政策是不可调和的。这需要一个与不断革命的过程相符合的战略。

  埃及一个庞大而愈来愈不安及活跃的无产阶级的加强(像
19771月庞大的反政府示威所显示的),以及在三个马格里布国家(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无产阶级斗争的出现,都进一步显示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阿拉伯国家所面临的新机会。埃及的工人斗争浪潮,关连到小资产阶级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危机。这除了是对1973年后美国大力建立以色列军事力量的反应外,还同时反映了沙达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实质上并没有减轻而是增加了埃及群众的极大苦难,而且反映了群众拒接受苦难的生活。以换取反犹太复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一些空谈。沙达拼命企图与犹太复国主义国家达成谅解,是企图以减低军事开支的负担,以及帮助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以资本去介入埃及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对埃及的危机找出一个经济的解决方案。但这并没有成功地压服不满和群众的战斗性。

  撒哈拉人民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已经加速了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政权的动摇。波里沙里奥阵线取得的军事和外交成果,增加了摩洛哥政权在半殖民地世界中的孤立。华盛顿的反应,是将大量新军事援助倾注给哈辛政权,企图以一次竭尽全力的侵略来粉碎叛军。在同一时期,阿拉域(居于叙利亚近土耳其边境的回教族人──译按)权力面临工人和工会斗争的新兴起,“民族团结”的神话也正被削弱。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将哈辛二世置于更弱的地位,将会影响到马格里布资产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阿尔及利亚,布麦丁的经济政策失败,加上社会危机尖锐化,结果引致
77年春天和夏天一次重大的罢工浪潮。工人这次大量加入斗争,特别是在国家部门,改变了统治阶级面对的情况。力量对比的改变,加上波拿巴主义的布麦丁的死亡,加速了统治阶级内的政治动荡。工人生活条件继续恶化,增加了工人阶级作为一个独立力量 来行动的倾向。

  在突尼斯,达都希政权面对一个激进化浪潮;激进化浪潮将工会组织推前,甚至到将“突尼斯工人总工会”被工人部份占领而成为反对政权的主要反对力量这个地步。面对这个挑战,政府诉诸冲突对抗来结束这个过程,因此有
78126 的野蛮镇压。

  在这个地区一些最重要的国家内工人阶级独立性的兴起,提出了自
67年挫败以来第一次的机会,以另一无产阶级领导来进行阿拉伯人民的反帝斗争。阿拉伯无产阶级的社会斗争,结合于阿拉伯区域的争取民族解放和反帝团结的斗争,正日益成为可能。   

  在印度次大陆,由于印度共产党、印度(马列)共产党、锡兰(斯里兰卡)社会主义平等党和斯里兰卡共产党的叛卖性的阶级合作和联合政府政策,工人阶级遭受到严重的挫折。这些政策的实施,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曾瓦解了一场日益广泛的阶级斗争的进攻,使工农分化和消沈,并且使到资产阶级能取得主动性,即使在严重的经济及社会危机和资产阶级有内部分化的情况下,也能展开一场反动的反工人阶级总攻势。

  在次大陆出现的右翼攻势的形式,亦有扩展至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去;在那里,统治着的军事独裁正向工人斗争、工人组织及罢工权利,发动严厉的镇压。

  这些进攻,反映了统治阶级基本上无能力去认真地向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落后和停滞挑战。即使情况最好,他们都只能实行一些缩小差距的措施。无地农民和乡村劳动者人数的不断增加、失业和半失业的巨大数量(尤其在青年人当中)、工业化对群众的生活水平并无任何可见效果(在大部份地区已下降和继续下降)、以及在几个区域内民族压迫继续存在,使到反动政权没有机会获得较长期的稳定。可是,强大群众运动(尤其是工人运动)的重新出现,会越来越依赖于有组织的工人运动领导层的变更,以及依赖于一个富战斗性的群众工人运动的再出现,它要提供一个可信的社会主义出路,以取代资产阶级政治。

  在东南亚和东亚洲,莫斯科和北京的斯大林主义政策所造成的毒害效果,正消除印支革命胜利所引起的刺激作用。北京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当为头号敌人的政策──这是对克里姆林宫反动地在中国边境集结大量军队的一种同样反动的官僚答复──已经引致她与反动的东盟集团的资产阶级政府重新和好。这进一步孤立了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畿内亚从事游击战争的力量。柬埔寨和越南的军事冲突,以及越南和中国自北京的反动入侵后日益加深的磨擦,已在这个地区的劳动人民中,对印支革命的吸引力做成沉重的打撃。这都是斯大林“在一国之内建立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结果;各国的官僚阶层是共同持有这个理论的。

  在泰国,
19731976年发生了异常大规模的学生、工人及农民的动员。这解释了197610月政变的残暴。反帝斗争的当前发展,不单是对美国在越南的失败的回响,它同时反映了在泰国的转变,诸如:日益严重的农业危机、人口的涌出农村、雇佣劳动者的增加、失业和巨大的半失业、以及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的加剧。

  很多政府(尤其是泰国、印度尼西亚和南韩的独裁政权)的腐化和残暴压迫本质,已使它们极之不得民心。所以,斯大林主义政策将会减慢日益上升的群众对统治阶级反抗的庞大浪潮,而不能将之扭转。

  12.尽管帝国主义作出各种努力,但它并未能在半殖民地国家内建立起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稳定。只要世界资本主义继续存在,就不会有、亦不可能有任何“新的世界经济秩序”。资本主义制度,除了能给予一个以剥削──包括对最弱小的人民的超额剥削──为基础的秩序外,是不能提供任何其它秩序的基础的。

  一小撮本国统治阶级的力量的上升,是由于半工业化和石油资源所带来的收入增加(在伊朗、科威特、沙地阿拉伯,上述两个现象同时存在),这意味着有限地重新分配从全球雇佣劳动者榨取出来的巨大总剩余价值,使有利于这些统治阶级,有损于较弱的新殖民地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从长远说,这是帝国主义在面对蠭起群众所形成的压力下,对殖民地采取从直接到间接的统治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但是,帝国主义企图将这些损失转嫁给本国内和较弱的殖民地的群众身上,从而增加了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两个部门内都推使工人及其盟友走社会主义革命方向的动力。所以,资本主义的国际性危机,加剧了所谓第三世界政权的不稳定。尽管如此,由于苏联及中国官僚层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领导的局限性,使到半殖民地世界在今天正面对自第二次大战以来最深刻的反帝的领导危机。

  北京对白宫的叩头,是对整个民族解放斗争的一个打击。在拉丁美洲,六十年代游击策略所造成的失败,以及古巴对该洲一些政权及共产党政策的改变,已磨损了格瓦拉主义的影响力。在阿拉伯世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领导的破产,已孤立了阿拉伯南部人民的斗争,而且推使巴勒斯坦抵抗运动走入一条死巷去。

  随此而出现的真空,已使到莫斯科能暂时采取主动,并且恢复其在各个解放运动里曾失去的影响力。一些共产党在东南亚,以及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反帝运动所采取的游击行动,是不能掩盖这个在殖民地半殖民地里的政治领导的整体危机的;这个危机,标志着第二次大战后开始的民族解放斗争历史的一个阶段的结束。

  虽然半殖民地世界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领导一般是破产了,但这样一个领导成功地领导群众推翻了伊朗王。可以肯定的是,当革命开展时,这个领导反对了劳动者提出其阶级利益的主张。另一方面,尼加拉瓜革命的开启,是自古巴革命胜利以来第一次由一个独立于斯大林主义的流派领导一个正开展的不断革命,它显示了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半殖民地世界面对的巨大机会。

  半殖民地国家革命发展的总趋势,可以用不断革命的公式来决定。我们的政治任务,基本上是由这种模式决定的。我们努力去建立列宁主义式的群众政党以完成这些任务。在大多数这些国家中,很多群众运动以及革命本身,都会从一些历史上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问题开始:土地改革、民主权利、立宪议会、国家与教会分离、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

  但是,由于不少这些国家所达到的工业化和无产阶级化的程度,革命的群众斗争并不常常都从这些问题开始。它们可能从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里提出的典型问题而爆发开来。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明白到半殖民地国家内不断革命的逻辑;它包含了为当前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对于包括在这些国家的主要革命任务内的反帝和民主目标的斗争,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永不放弃它们之时,又顽强地为无产阶级的团结、为其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而斗争,以此来作为无产阶级结合着贫农夺取政权的必需前提条件。不建立一个工人国家,革命的反帝和民主任务是不会完全实现的。


三、伊朗革命的前景和问题


  13 历史上其中一次最持久的群众动员,将伊朗国王可恨的独裁政权推翻,对于全世界的劳动群众有着深远的意义。

  伊朗王政权以前似乎坚不可毁。华盛顿为伊朗王建立了全世界其中一支最大和武装最好的军队。美国中央情报局协助建立
SAVAK秘密警察,使之成为一个巨大的秘密警察网。直到最后拼死的一刻,每一个帝国主义强国都支持孔雀王朝对抗伊朗群众。莫斯科和北京各自寻求与华盛顿“和平共处”,都对伊朗王朝加以支持,而莫斯科只是在伊朗王已显然完蛋时才转变立场。最后一点是,伊朗王以前拥有几十亿油元,而且应允快速的经济进展和社会进展。

  伊朗群众藉着他们联合行动地动员时千百万人民的巨大力量,克服了以上所有的障碍。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可以认同于他们所用的无产阶级斗争方法──群众示威,成立广泛的斗争委员会,总罢工,呼吁士兵加入斗争,群众起义,就是这个群众力量,瓦解了伊朗王似乎无懈可击的力量。既然在伊朗可以这样做到,那么,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到。

  在长达一年的群众动员,逐步达到
197929日至12日的起义中,工人阶级走出来,成为广泛群众斗争的骨干,反映了一个世界性倾向,包括在半殖民地国家,就是群众政治斗争中无产阶级占主导地位。

  伊朗王政权被推翻,开启了伊朗不断革命的过程──第三次伊朗革命。这个革命说明了半殖民地国家内民主要求和反帝要求扮演的关键性角色。可是,无论帝国主义和伊朗本国资本家阶级之间存在什么矛盾,后者始终要依靠帝国主义。伊朗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可能有独立于帝国主义的“阶段”。伊朗的资产阶级也不可能将民主任务推行到底──授地给农民并给予他们必要的钱财去开发土地,给予被压迫少数民族以自由,或给予妇女以平等。

  全国性的民主和反帝群众运动(在这运动中,劳动者的阶级要求冒现上来),把王朝推翻。领导者是以霍梅尼为首的什叶派僧侣集团的资产阶级领导。伊朗的统治阶级,正利用这个领导在斗争中取得的声望为主牌,企图恢复一个稳定的国家机器和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政治领导,以便粉碎革命过程,重新发动伊朗的“合理”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这是统治阶级已开始搞的过程,而帝国主义加以支持。国家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

  伊朗革命的动力,继续在高涨中。群众动员的广泛,和群众起义的胜利,已在工人、城市的半无产阶层、贫农、被压迫少数民族和妇女中,造成了巨大的期望。霍梅尼政权或任何资产阶级统治形式,都不能够满足这些期望或是在这个阶段通过镇压来压碎群众运动。他们首先要达到社会安定和重建军队及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机构。

  为了赢得他们的要求,并且在不受帝国主义控制的强行歪曲发展下搞经济发展,工人阶级及所有劳动者,必须要走向建立一个工人国家,打碎帝国主义及其伊朗副手的权力,没收资产阶级财产,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的门户。

  长远来说,只有两个可能的结果:或是建立无产阶级与农民联盟的专政(只有这个才能保证革命胜利),或是反革命胜利。

  走向革命胜利的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是主观因素弱──无产阶级及劳动群众的领导和阶级意识。伊朗没有革命群众党。伊朗工人阶级仍未取得政治阶级独立性。什叶派教士在反伊朗王斗争中赢得的政治声望和权威,在今天是工人阶级取得阶级独立性的主要绊脚石。为了加强它对群众的控制,教士利用了宗教的反动思想。可是,群众在斗争过程中,将会打破教士这个控制。

  14.华盛顿尽其所能支撑伊朗国王,但它却不能派遣军队打击伊朗人民。其它帝国主义强国也无一能够这样做。伊朗革命给予帝国主义一个新的打击,进一步改变了世界规模上的阶级力量对比关系。帝国主义以前依靠伊朗王的政权和军队来作为打击阿拉伯革命的堡垒,作为帝国主义在这个石油丰富产地的利益的保护者,作为“北部防御层”(包括在苏联南部的土耳其、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资本主义稳定的堡垒。

  打破了伊朗王的枷锁,造成了伊朗被压迫少数民族的复兴的斗争。少数民族构成了人口的六成,包括库尔德族、阿塞拜疆族、巴路兹族、土库曼族、阿拉伯族和其它。这些族人许多散居伊朗边境地区,他们复兴的斗争将会直接影响伊拉克、土耳其、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对于苏联来说也一样,在苏联,被压迫少数民族的斗争,将会是反对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政治革命的一部份。

  巴勒斯坦人民也受到一个有力的鼓舞。伊朗从以往的作为以色列的坚决支持者和主要石油供应者,变为今天以色列这个帝国主义滩头堡的敌对者,甚至断绝石油供应。

  对南非的石油供应也正式断绝。美国一向用来侦察苏联的基地也被关闭。

  帝国主义的反应,是企图在该区支撑与它友善的政权,增加它的军事力量,并寻求伊朗国内的支持点,以图扭转革命的反帝动力。但正如贝金所指出,伊朗已说明没有任何半殖民地国家(包括埃及和沙地阿拉伯)可以扮演以色列所扮演的帝国主义在该区的稳定哨岗的角色,而华盛顿必须比以前更依赖以色列。卡特向沙达施加更大的压力,要他与以色列达成协议。同时,帝国主义一方面利用霍梅尼政权的反动政策为宣传,目的是污蔑革命本身和解释他们以前对伊朗王的支持,另一方面支撑资本主义政府的势力,来堵塞革命潮流,以便它们能够重新巩固它们在伊朗的经济联系和控制。

  长远来说,资本主义稳定将需要与帝国主义更密切的联系。但由于群众在革命过程中的有力的反帝觉醒,朝这个方向的公开行动会带来群众的反对。

  15.构成伊朗王朝危机的基本原因,是伊朗王在6263年发动的所谓“白色革命”的失败“土地改革”、70年代由于油价上升而刺激的工业化计划、以及油元的涌入,都没有解决任何多年帝国主义剥削造成的低发展的基本问题。

  部份的工业化,并没有结束伊朗对帝国主义的依赖,只是改变了依赖的形式。工业化的情形,是迎合国际帝国主义垄继集团的需要,而不是为达到经济的平衡生长。资本货物(即生产工业品所需的资料)要从帝国主义国家进口;工业大多数部门的投资,倾向于产品的装配,作为被垄断集团控制的生产连锁的一部份。一个有力的大石油公司联合财团控制了伊朗石油销售(石油是伊朗经济的“单作物”骨干)。

  “土地改革”摧毁了国家的传统农业,但并非益及农民,而是益及伊朗资本和帝国主义资本。大型的农业综合企业成立了,它们为出口和为被帝国主义控制的世界市场的需要而生产,这造成了因消灭传统的种植和灌溉方式而导致的生产力的可怕摧毁。伊朗以前有剩余食物出口,现在却必须进口六成国内消耗所需的食物。

  土地改革将百万计的人口驱离土地。人口从农村大量涌流到城市,但政府并没有同时制造足够的工业就业机会将之吸收,于是导致城市中心贫民窟大量增长,居住了工人、半无产者和失业者。

  国际衰退及其后果令伊朗经济危机更为尖 锐。通货膨胀高升至年率
30%以上。由帝国主义强国入口的资本货物的价格,比油价上升得更快,此外更有美元贬值的影响。伊朗开始筑起欠帝国主义者的债台。

  王朝大力吹捧的妇女“解放”也是一个假局。虽然妇女获得某些法律让步,一些将她们的压迫具体化的野蛮法律被取销,可是妇女压迫基本上仍未被触犯到。

  被压迫少数民族被伊朗王无情镇压,他们被拒享有任何语文和文化权利,而他们比起说法西语的波斯人是次等公民地位。由于农民大部份来自被压迫少数民族,因此,民族压迫是与农民的被剥削、古斯坦的阿拉伯工人的被剥削和许多被压迫从农村移徒到城市的工人和半无产者的次等公民地位相纠合的。

  政权拒绝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以改变命运的任何权利。由秘密警察经营的“工会”,确保每一工作间都有秘密警察在场。部份的工业化,是通过残酷剥削工人阶级而进行的。

  伊朗王支持发展某些工业,损害了手工业的一些部份。在世界衰退及后果的情形下,政权向“集市”商人强加更高的税款、更高的利率和一些有利于帝国主义者和
50大家族的关税政策。它通过冻结工资和强迫实行工人护照来打击工人阶级。这些引致王朝的社会孤立日增,反映于伊朗王无法建立一个基于“白色革命”的亲王朝政党。

  事实反驳了所有认为石油收益已将伊朗转变成为“次帝国主义”的理论。相反地,石油收益令一个继续在帝国主义控制下的经济的矛盾更为尖锐。

  16.1976年,在采取什么改策来应付经济危机的问题上,掌权者之间出现分歧。王朝的一元化外观开始断裂。

  在
1977年,知识分子的一部份和前“国民阵线”的自由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一部份,由于受到外国要求伊朗国内人权的斗争鼓舞,开始公开动员起来,要求尊重当时在形式上仍有效的1906年宪法。学生运动也高涨。政权决定以镇压应付各反对流派。

  当王朝处于孤立时,加强镇压的效果是令运动得以扩展。标志着整个运动性质的一个动力开始展开:镇压带来更深的动员,揭露了人民对体现于伊朗王政权的镇压、压迫和剥削的深深愤嫉,并表明了人民日益愿意反对王朝而抗争到底。

  在
7818日,嘉荫这个宗教城市发生群众街头示威,抗议政府报纸攻击被放逐的霍梅尼。警察袭击人群时多人被杀。

  一个新的示威浪潮以一个标志着抗议运动的模式在
40日后开始,那是继传统的回教哀掉时期之后。当时,阿塞拜疆省的大不里士城发生了起义,反映了革命将来发展的一些特点。工人、商店主和城市的半无产群众也加入了。大不里士军营的纪律崩溃,军队无法压制群众。该城被群众控制了1日,然后伊朗王从其它军营调入军队重新取得控制。

  示威的循环,在规模上扩展和蔓延到所有大城市,倾向于由回教寺院所组织。寺院是政权和警察所不能完全控制的唯一社会生活中心,这是由于旧反对政党(“共产党”、“国民阵线”)的不活动和叛卖,以及受宗教控制更深的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什叶派僧侣集团的角色被提到前列。伊朗王的政权引致僧侣集团的反对,因为它在
63年强迫霍梅尼流放他国,又不断攻击这个僧侣集团以期减弱它的影响力和对它取得控制。

  僧侣集团有一个大组织网可供它调动;它能够因旧资产阶级政治反对派(国民阵线)的微弱和工人运动的组织微弱而得益,由于共产党在第二次革命中的叛卖、克里姆林宫和北京对伊朗王的支持政策、以及官僚化工人国家内政治和宗教少数派受到的镇压,因此,许多富战斗性的、忠诚的青年、工人和知识分子便转向“披上伊斯兰色彩的社会主义”等乌托邦主义或改良主义观念,如理论家沙里亚蒂或回教游击组织所提出的。

  从较落后的农村大量涌到城市的人口(在农村,宗教的控制传统上较强),令城市地区僧侣集团有着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但无疑,群众如何看待僧侣集团,主要因素是霍梅尼扮演的角色。他在群众中拥有的威望,是基于他拒绝与伊朗王和王朝作任何妥协,即使其它资产阶级反对人物准备妥协。

  在
19789月,工人阶级开始以本身的武器和组织形式加入战斗。到12月,由石油工人开先锋的一个革命总罢工取得了商人和其它社会层份的支持,成为广泛群众斗争的骨干。动员加剧,在19792月推翻王朝的起义中达到顶点。

  由于国家机器削弱和瘫痪,群众运动高涨,紧接着起义的期间,是有可能决定性地走向将劳动者组织在委员会或苏维埃内。当时缺乏的就是一个能够起带头作用的革命群众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政党。

  17.在王朝被推翻后,霍梅尼任命的巴沙根的资产阶级政府上台,试图恢复资本主义法律和秩序,重建军队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机构。可是,实际权力操纵于教士控制的“伊斯兰革命委员会”。霍梅尼开始实行取代伊朗王而建立另一资产阶级国家的计划。

  一年来反伊朗王的动员的性质,决定了现正开始的阶级斗争的情形。群众推翻了王朝,依赖的纯粹是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现在期望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期望能够实现。

  但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和伊朗继续存在的社会动荡,伊朗经济的危机很有可能会加深,虽然新政权的政策是试图采取措施纠正王朝的政治和经济政策造成的极端经济歪曲发展。因此,政权无力向群众作出巨大让步,虽然它迫于要作出一些让步。相反地,它必须强迫工人和其它劳动者更拼命工作,以图建立再次大规模资本主义投资的条件。这就令它与群众有日增的冲突,而群众方面,不但没有受挫,反而是从他们胜利挫败伊朗王的战斗中得到自信。因此,在前面的是主要的力量试验。

  到目前为止,新政权与群众的对抗是在库尔德斯坦。在革命起义过程中,库尔德人将自己武装起来,在整个伊朗国内的库尔德斯坦成立了库尔德委员会。当中央政府企图在
793月重新坚持它的权威时,就引起了主要的冲突。在夏天,霍梅尼发动了一次打击库尔德人的主要军事攻势,向群众发动空中攻击,导致库尔德斗争蒙受一次军事挫折,但斗争并未被粉碎或失败。对于政权来说,它仍然是一个大挑战。最近,库尔德人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迫使霍梅尼宣布他准备承认库尔德斯坦有部份自主的地位。

  其它被压迫民族也有斗争,包括在库尔德斯坦和波斯海岸的巴路兹人、土耳曼人和阿拉伯人。阿塞拜疆人和其它被压迫民族可能随时爆发。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政府必须重建一个稳定、集中的资本主义国家。这表示民族问题将会保持爆炸性,将会是以后一段时期的主要斗争之一。

  霍梅尼──巴沙根政权也向民主权利攻撃。它尝试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城市人口有很大部份是武装的。政权在收回这些武器和将曾参与起义的武装青年组织入“巴斯达”(
PASDAR),由教士支配的“伊斯兰委员会”所控制的力量,取得了部份成功。

  军队被大力震撼,在一些地方给起义砸碎,但一些精锐部队仍保持完整,并被用来对付例如库尔德人。可是,政权重建军队的企图尚未成功。军队的地面部队仍不可靠,而政权被迫依靠“巴斯达”,例如在库尔德斯坦的打斗中,“巴斯达”是冲锋力量。

  宗教僧侣集团采取步骤要强迫实 行打击妇女的反动伊斯兰教教条,在
793月激发了在伊斯兰国家从未有过的支持妇女权利的最大规模示威。妇女在反伊朗王时参力动员,吸取了政治行动的经验,并制造了这次反攻的条件。政府因这些动员而被迫暂时退让,但它已通过群众宣传媒介发动打击妇女的运动。在革命以后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期待妇女新的斗争爆发。

  新政权差不多立刻就实行对电台和电视的新闻检查,而且新闻自由也受到各种攻击。第一次对一般民主权利的严厉攻击,与打击库尔德人的夏天攻势同时发生;所有左派报刊和一些资产阶级报纸被禁。但是,新闻检查并非全面,所以反对意见开始在其余的报纸中出现。最近,政权被迫退让,容许一些被禁报纸重新出版。

  起义发生后,政权进行的打击左派的选择性镇压,是通过教士或“伊斯兰委员会”煽动的暴徒,来袭击售报者,或是由这些“委员会”作出威吓性拘捕等。然后就是更严重的拘捕,例如我们的同志在阿华士被拘禁,成为国内和国际上闻名的案件。与左派报刊在今年夏天被封禁的同时,一些暴徒被煽动袭击左派组织的总部,他们甚至杀害了共产党和自称马克思主义农民游击队的成员。这类袭击现已沉寂下去,可是,左派组织在现在仍不能公开活动。

  对左派更多的镇压措施是在预料之中,可是,对先锋者这类打击,将不足以决定性地击退劳动群众,而可以在这基础上与之斗争。

  由上而下委派的“伊斯兰委员会”,成功地吸收或取代了在起义之前或当时产生的街坊委员会。它们受到“伊斯兰革命委员会”的指导控制。

  在导致起义的总罢工的过程中,罢工委员会成立了。在起义刚发生后的时期,工人在会议上集合,试图选举新的委员会。政权成功地阻碍了工会的形成,而在大多数情形下将委员会结合入政权中。可是,工厂的斗争仍以非协调和零星突发的方式持续。这引致近月来成立工厂委员会的新的蠭起。这些委员会的性质有很大的差别,这要看动员的程度。

  与工人阶级摊牌、为革命作出决定性竞赛,都仍在未来。

  到目前为止,资产阶级仍未能决定性地扭转群众的蠭起或是达到一个稳定的资产阶级政权。霍梅尼要做到这点的计划的重点,是要求围绕着“伊斯兰共和国”的“全民团结”。取舍“伊斯兰共和国”的全民投票和选举“专家会议”以通过新宪法,都是朝这个方向走的步骤。可是,明显地,这些步骤未能如政权所愿把社会情况稳定下来。

  衰弱的资产阶级要推进它的利益的能力,中心在于霍梅尼在群众中的威望。如果没有这个掩饰,政府就没有希望进行它的反动目的。但霍梅尼的权威不存在于库尔德斯坦,在其它被压迫民族中也已经削弱。虽然它仍存在于德黑兰最被压制的平民群众中,但也受到磨蚀。从
7911月开始就遣反伊朗王的要求而与美国帝国主义的冲突,以及巴沙根政府被撤换,又一次提高了霍梅尼在群众中的地位。霍梅尼的权威,将会在阶级斗争的现实中受到更多考验;如果它直接抗衡群众的目标,就会耗尽。

  在这个情形下,统治阶级中出现尖锐的分歧,问题包括如何应付库尔德族叛乱,工厂委员会的成长,镇压和新闻检查的有用性,应该给予教士多少形式上的权力,及其它问题。这些分歧反映于官方巴沙根政府与“伊斯兰革命委员会”之间的冲突,导致巴沙根及其内阁被撤换,而现在,分歧明显见于高层教士之间和“伊斯兰革命委员会”本身的深刻分歧。

  劳动群众对政府有多少支持,要看群众对政府的满足基本要求的愿望和能力有多大幻想。现在,镇压不能稳定其基础。在下一时期的阶级斗争的过程中,群众的幻想将会磨蚀,而将可能有新的政府危机,政府及伊斯兰革命委员会的成分及政策也可能会有剧烈转变。

  18.阶级斗争的动力将立即的、民主的和过渡的要求,沿着不断革命的路线提到显著的地位。革命面对的主要任务包括以下几点:

n          无条件保卫革命成果,抵抗本国反动派和帝国主义。

n          争取召开一个自由和全权的立宪议会。

n          所有政党有全部民主权利。反对加诸言论、新闻和集会自由的任何限制。将国家与教会分开。一般应有宗教和信仰自由。

n          扺抗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后果,工作时间应减少但同时不减工资,以便将现有工作分配开来,而工资应自动随着生活费用上升。急需一个大型公共工程计划来协助应付失业和提供亟需的房屋、学校、医院和社会服务。

n          工人向公众打开公司账目,令人知晓有关经济、与帝国主义的暗中交易和贪污等真相。立刻没收皇族的所有财产,没收已逃走或拒绝重办厂的资本家的所有财产。停止资本流出国外。没收经济主要部门,将所有被没收的财产置于工人控制之下。

n          农民需要土地,低息贷款,足够的机器、肥料,和有保证的市场。

n          与争取农民的社会需要紧密连系的,是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问题;被压迫民族在打倒伊朗王的斗争中站在前线。完全恢复这些被压迫民族的语文和文化权利,争取他们的自决权。

n          争取妇女解放。

n          解散所有旧政权的特别镇压机构。打开他们打击伊朗人民的所有罪行档案。

n          群众的组织有权利保卫自己以对抗伪装成革命者的暴徒和前秘密警察特务。

n          士兵有全部政治权利。

n          工人需要民主工会来为他们利益斗争。

n          要发展和协调工厂内、农场上和街坊里的委员会。为了要争取工人和半无产城市群众、士兵、农民和所有劳动者的利益,这些委员会必须要独立于国家和宗教僧侣集团之外,并民主地运作。清洗试图渗入这些委员会的秘密警察特务。目标是成立有广泛根基的工人、士兵、农民和街坊委员会的代表会议或代表苏维埃。

n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将会与现今政权并肩抵抗帝国主义。其直接走狗或由帝国主义支撑的军事政变来推翻现政权的任何反革命企图,但同时,没有任何资本主义政府可以满足劳动群众的要求。争取一个工农共和国,一个能够做到如下各点的政府──巩固工人和贫农的联结,保证被压迫民族的权利,动员群众没收银行业和工业的主要部门,打破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本地副手的权力,实行计划经济,建立一个基于劳动者的民主代表会议的工人国家。

 

  假如在斗争白热化时能及时建立一个工人阶级群众马克思主义党,工人及其盟友就可以胜利。这就是我们的伊朗社会主义工人党同志所订下的任务。第四国际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帮助我们的伊朗同志前进走向这个目标。

  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营救和要求释放伊朗社会主义工人党被捕同志的运动,是由第四国际及其支部和同情组织所发动,并取得“第四国际重组委员会”的重要协助。这个运动是我们曾从事的这类行动中最成功的一个。它成功地阻止了被判死刑的同志被处决。它成为一个例子,证明这类保卫运动的重要性和潜力,它将会继续是第四国际的一个中心任务,直至我们的同志被释放为止。


四、官僚层的危机和政治革命的前瞻


  19.苏联、东欧国家及中国的最近发展,明确地肯定了托洛茨基主义对它们的社会关系、国家结构的分析。这分析包括了:一方面是计划经济,另方面是官僚阶层的寄生体这两者之间的基本矛盾的辩证发展。

  A
. 在世界工业国家里面,只有苏联、东德、捷克、匈牙利和波兰没有卷入1974年至75年的全球性经济衰退里面;这个事实说明了这些国家的非资本主义性质。它们并没有经历一场全面的工业产品减产;它们没有经受庞大的失业。但同时,这些社会却证明不能免于受国际资本主义市场在物价及贸易上的大规模波动所影响。这场经济衰退,帮助了再一次揭露反动的斯大林主义神话;这神话宣称“社会主义”已在苏联建立起来,而这些经济体系可以独立于世界经济及国际阶级斗争之外,在没有基本内在矛盾的情况下发展。

  “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的生产力,越来越受本身发展的民族架构所滞碍。东欧、苏联和中国要有迅速平衡的发展就需要国际性的分工。因此,有越来越大的压力去摧毁旧斯大林主义的自给自足架构。但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加强经济联系,会带来世界市场与计划经济的冲突。只要东欧国家仍继续企图以增加输入先进西方机械来加快消费品的生产,它们对西方资本的直接依赖,以及它们受到的资本主义危机的影响,就会增加。因此,这些官僚就被迫更拼命地在国内工人阶级的要求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之间玩弄手段。
1976年的波兰风暴是一个好例子。官僚们预算出口会增加,于是大量向西方银行借贷。当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衰退,这些计划不能实现了,官僚们逐削减食物津贴,工人则以自己的方法来回答,发起战斗性的群众示威和罢工。

  在“经互会”内部,斯大林主义官僚层运用的民族主义架构,阻碍了通过真正国际性计划的制度来发展合作。这就是说,任何朝向国际性计划的决定性步骤,都只能由一个官僚层(显然是最强大的一个,即苏联官僚层)去建立,并摧毁其它国家的相对经济自主。但东欧官僚层和群众之间的力量关系,则阻止了本国经济直接而完全地从属于莫斯科,否则就会有政治爆炸的风险。因此,在东欧及苏联的斯大林统治的架构之内,不可能有彻底的国际性分工。

  这些社会,仍然停留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之间。资本主义仍有可能复辟,而寄生阶层的统治,以它的错误管理,以及一切社会关系的扭曲,阻塞了社会主义的决定性前进。

  B
. 有一些流派寄望官僚层会改良自己,并且会推行激进改革,或者实行一次“从上而下的革命”,这已被证明为幻想。要结束官僚统治的迫切客观需要,部份解释了官僚层内部日益加剧的分化和纷争。但统治阶层不会自愿放弃那维护其特殊物质及社会利益的权力垄断。任何官僚赐予的改良,归根到底都是为维持其权力和特权而作出来的。

  在经济领域上亦尖锐肯定了这点。在计划经济里面──它缺乏类似资本主义竞争般的经济作用来推动劳动生产力增加──若直接生产者对计划经济和对生产单位的管理没有掌握决定权,那就会越来越困难保证生产力稳定上升。但是,要有民主而集中的计划,首先就意味着要消除官僚阶层的权力。斯大林主义的手法,是以减低群众的消费和警察恐怖来保证剩余的榨取;在过渡到高级工业发展的形式时,以及由此而发展的工人阶级的技术、文化要求和社会力量的提高之下,这些手法已经越来越难收效了。所有官僚层改良官僚集中化计划的企图,都未能达成生产的质的跳跃。只有得到工人民主,这才有可能。

  C
. 在另方面,官僚寄生主义越来越昭彰,它完全无能力去将本身反动特权的维护与社会计划的需要调和,它无能于发展任何本身的意识形态,它内部不断出现分歧;这些都显示,面对着我们的,既不是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也不是一个新的阶级社会,而是在建立无阶级社会的过程中的一个扭曲现象。在极端的政治危机时期,甚至在紧张加剧的时期,官僚层趋于分裂:一翼疯狂地保卫以最反动的意识形态为标志的立场,另一翼则屈从于企图建立无产阶级民主的群众底压力。1953年的东德起义、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都清楚地显示了统治阶层这一个基本型式。在波兰的政治生活复苏里面,亦可以看到这个型式。

  D
. 只有一场能消除一切形式的官僚阶层统治的政治革命,才会重新开启走向建立国际性无阶级社会的道路。来临中的苏联、东欧及中国的政治革命,将不会改变十月革命留传下来的经济制度的特点──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集中计划、外贸的公众垄断──它们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但是,政治革命不会局限于上层建筑方面。无产阶级民主的运行,将会急剧地改变计划、经济管理和生产过程的组织;它也将会在恢复其它福利时,亦恢复与农民的友好、互利的联盟。它将会标志工人管理经济的决定性决策权,以及家庭生活改造的开端。

  E
. 资本主义危机与斯大林官僚阶层的危机互相纠合,再一次指出了全世界斯大林主义反革命本质“和平共存”和“缓和”,并不能消除世界核战的威胁。它们的作用只会是维持目前世界“势力范围”的瓜分,阻止世界革命任何决定性前进。这个目标,与那口头上宣称的阻止战争的目标对立,因为若要消除核战的危险,就只有在资本主义的主要中心内推翻资本主义。斯大林主义官僚层坚持阶级合作政策,这个政策最终来说会削弱对经济基础的保卫,而这个基础又正是官僚层特权的根源。只有用对社会主义革命新浪潮的畏惧,才能解释官僚层这种看来不合理的行为。假若革命在西方爆发,它就会在东欧和苏联感召起同样的浪潮。即使北京也不希望革命会发生。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亦摈斥一种源自毛派的同样反动的宣传;这个宣传说:两个“超级大国”垄断了世界的政治和经济,从而阻挠了工业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革命。这个观念,像“和平共存”的观念一样,否定在未来数十年会爆发社会主义革命。这个立场的反动本质,以及从中引申出来的同样反动的政治结论(诸如辩解她与所有类型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势力以及反动的半殖民地政权结盟),都必须加以激烈反对。

  革命马克思主义坚持需要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攻击。在已消灭资本主义的国家内,任何想复辟资本主义的企图,都构成人类的一个大倒退。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区别,官僚层与帝国主义的冲突,和官僚统治层与工人国家内被压迫群众之间的冲突,两者是不同的,即使数十年的斯大林主义专政造成了政治异议份子的思想混乱,与帝国主义对抗时,必须要保卫工人国家。在与官僚层对抗时,必须支持群众的斗争事业。

  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这个需要,不会亦不能暗示与官僚层结成任何形式的“思想联合阵线”去反对它的政治对手。官僚层的意识形态,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变种”。作为一个寄生的社会层份,官僚层的意识形态掩盖着它的压迫性本质。它是必须被推翻的。

  F
. 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人运动官僚不能提出一个超越资本主义剥削和资产阶级民主局限的前途,而苏联及东欧的官僚层仍然紧跟着“和平共存”的前景,即是说,维持国际现状──东、西欧工人群众永久分离;但第四国际为欧洲大陆真正统一在“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之下的历史前途而斗争。在这巨大的进步里面,帝国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将会被劳动群众在一个社会主义民主的国际联邦里的自由联合所取替;这个联邦,将为所有把自己从资本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各洲人民开放大门。

  20. 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统治了苏联至少50年,而同类的官僚层统治了东欧和中国几十年;这个事实提出了一些理论和政治问题,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给予清楚的回答。指出斯大林主义的政府乃是苏联国内一个处于危机的政权,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但人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政权,虽然经历重复的危机,但对于群众的不满,已显示出比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原先所想象的,有着更大的抵抗能力。这个结果的根由必须加以解释。

  苏联官僚层的力量,支撑着东欧所有官僚统治。当官僚专政在激动的群众运动──政治革命的开始──的冲击下开始崩溃时,克里姆林宫依靠直接的军事干涉,挽救了东德(
1953年)、匈牙利(1956年)、捷克(1968年)等官僚统治层。在1956年,及再次在70年代初,莫斯科从外施压力、及公然干涉的威吓,间拉挽救了波兰的官僚层。

  在苏联,自从左派反对派被粉碎以后,公开的大规模反对派的重新出现,一直都是缓慢的。
50年来的斯大林主义恐怖,已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使苏联工人阶级分散。在肉体上对干部的消灭,使俄国前革命时期和革命时期各辈代的经验的连续性被打断了。

  政治革命企图在东欧的失败,加上没有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有一次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起无产阶级民主,这都进一步妨碍了苏联工人阶级的复元。正是为了防止一个有吸引力的“另一种摸式”去急剧地改变苏联的政治局势,克里姆林宫才冒粉碎“布拉格之春”。为这个罪行而付出的代价,相对于政治革命在捷克(它是拥有一个强大和政治上前进的无产阶级的工业先进国)取得胜利,从而在苏联及其它东欧国家产生反响而言,被认为造成较少祸害。

  在政治意识、反对派、群众行动及群众组织方面,虽然东欧工人的水平比苏联工人为高,但是它们的不平衡发展,仍然足以让苏联官僚层有力量去阻止政治革命在东欧取得肯定胜利。缺乏这种胜利,又反过来减缓了苏联无产阶级的战斗性。在面对越来越深的危机时,官僚统治仍得以生存,这是主要的原因。

  但是,自
70年代初开始,积累起来的迹象显示,这个模式已开始产生反面的效果。世界斯大林主义近期的危机,其标志乃所谓“欧洲共产主义”的出现,带来了海外新的冲击,加深了对官僚统治的政治挑战。波兰和捷克出现了保卫宪法权利的运动;被压迫民族的上升反抗,亦以同样方式帮助了这种发展。第一次独立的工人阶级的抗议形式,事实上在苏联出现了,尽管其规模仍是温和的。地下刊物在警察力求扑灭之下,仍能继续出刊,这是另一个显著的指标。所有这些发展,结合起帝国主义国家内越来越近的革命机会,为苏联工人阶级的政治觉醒制造了有利条件。

  这些向官僚层统治挑战的更有利条件,反映了苏联和东欧社会的结构性变化。经己发展起来的工业经济,加上越来越大的高级技术工人层份的出现,使官僚层实行警察恐怖手段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官僚层现在改为采用更多的经济和社会性报复行为,较少对群众实行公然的警察压迫。但斯大林主义的警察机器,对任何想向现行秩序作有组织性的政治挑战的企图,都迅速加以粉碎。

  在苏联的工业化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东欧,斯大林主义官僚层在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基础上,曾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吸引到年青的一代。但在今天,斯大林主义官僚层面对的其中一个最爆炸性和辣手的问题,便是青年人中间深刻的思想和文化反叛。向苏联上层爬升的机会减少,亦消除了工人阶级重新活跃的另一项障碍──即对于“社会问题”希望找到个人的解决方法。

  过去
20年来官僚层统治的相对稳定,本身造成越来越多的政治问题。由于官僚层的领导人已不再周期性地被激烈的清算所摇憾,他们年老了,使到继承问题越来越难解决;完全缺乏民主,尤其使问题严重。加上对于资源的分配越来越难作出选择──军事支出对立着民事支出;扩大消费对立着扩大投资;扩大原料来源对立着扩大技术革新──以及官僚阶层积极反对劳动者对这方面的决定享有任何发言权,这使到布列日湼夫的直接继承问题,对官僚层而言,成了一个隐伏爆炸性而复杂的问题。劳动群众的离散,又加剧了上层与社会的脱节,使他们生活在一个人工的世界里,割离于一般人民的世界。

  21. 在官僚统治下,波兰及捷克的最突出发展,就是逐渐出现一个使官僚层以一定程度的慎重去处理的政治反对派。在匈牙利、南斯拉夫、甚至在苏联和东德,情形也部份相似。在波兰,反对派运动发展得很广泛,反对派份子在一些公开和相对大型的政治活动里,已得到一些颇为持续的经验。

  这种现象的产生,是有几个原因的。首先,矛盾的深度,官僚层将经济引进明显的绝路,对压迫措施的普遍痛恨,要求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澈底民主化的深刻情绪,这些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让政治批评和较一般的申诉,能较大胆地表达出来。

  对抗议严重破坏民权、利用各种公开抗议途径的能力具有信心的新一代已成长了。这类行动的显著例子有:
1975年末波兰数万人反对修改波兰宪法而示威;19766月波兰工人罢工之后,要国会调查警察暴力的广大要求;东德反对驱逐伯尔曼的广泛抗议;捷克人民广泛地拒绝参加官方授命的遣责七七宪章运动,并抗议政府对波得.欧尼及其它七七宪章领袖的审判(抗议浪潮蔓延到波兰和匈牙利);19778月罗马尼亚35000名矿工因工资和工作条件而使用罢工的权利;19784月乔治亚人举行公开集会,反对禁止以乔治亚语作为共和国的官方语言。在社会不稳定时期,对官僚层而言,这种争取民权的态度是十分危险的。官僚层面对一个两难局面:回复庞大的镇压──这本身甚至会产生更激烈的公众反应──或者容忍某些反对流派。

  一个同样显著的发展,就是对民族压迫的反抗和对民族不平等的不满,在打破官僚统治框框的总斗争里越来越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苏联,仅有
50%的人口认为自己是俄罗斯族,其它诸如乌克兰人、波罗的海民族、高加索民族、鞑靼人和苏联犹太人,都是斯大林主义官僚的特殊烦恼,因为他们不断提出与民族自决有关的问题。在乔治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19784月就民族语言权利问题而举行的示威,从政府处取得一些让步。

  莫斯科企图取消民族语言的保证,显示官僚层意图消灭列宁主义民族政策的所有余迹,同时却显示人们对这个政策的记忆仍广泛存在,消灭这政策的企图会遇上顽强的斗争,而人们为这权利进行的战斗,可以迅速爆发并取得官僚层让步。

  同样地,在东欧各国,克里姆林宫压迫性的经济及军事控制,使到民族解放问题变得尖锐;一个突出的例子,便是捷克人民为争取华沙公约组织军队的撤退而进行的斗争。在东欧,斯大林主义专制独裁统治、以及“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奉行,不单阻止了民族问题的解决,而且使它更具爆炸性。

  无产阶级革命者认识到,围绕着民族问题的斗争,是反对官僚暴政、争取工人民主的全面斗争的一个中心部份。问题不仅仅是政治革命将如何推进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而是更决定性地,民族斗争将如何帮助推进政治革命。

  第四国际保卫成立独立和真正自主的波兰、匈牙利、捷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口号,同时鼓吹所有这些工人国家在绝对平等的基础上组成一个或几个工人国家的民主联邦。

  罗马尼亚国内的匈牙利少数民族被否定民族权利,也,产生了争论。罗马尼亚政权本身却又宣称现结合在苏联的摩尔达维亚人是罗马尼亚人民的一部份。而保加利亚与南斯拉夫之间,又因麦西唐尼亚问题而尖锐地争论着。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发展,是在官僚统治的国家里,镇压的规模和有效性经已降低。这是许多因素的产物:官僚层内很大部份越来越不愿意重新建立一个叶兹可夫式时期──在这时期里,官僚自身有可能成为个别的牺牲对象;除官僚层外所有其它层份越来越抗拒斯大林大规模应用过的恐怖主义措施形式;国际性反对压迫的抗议越来越有效,尤其是来自国际工人运动本身的抗议;受压迫者越来越有能力去组织抵抗,这是做成镇压较少効力的一个主因。

  可以肯定,压迫仍是严厉的,而且还同时实行可怕的做法,例如将政治异议者关进精神病院,接受精心设计的酷刑。压迫性的措施,在爆炸性的群众运动的第一个阶段,无疑会加强起来。但它对分割社会和工人阶级,以及完全以恐怖来阻止政治异议的有效性,已经被大大削弱了。

  此外,一连串的结构性变化,经已助长反对流派的再出现。经济成长和科技进步,都要求较开放的空气,至少在自然科学领域,和在投资及经营的各种途径的争论上需要如此。为了经济上自卫的缘故,官僚层被迫终止苏联社会与外国的隔绝。东欧与外国的交往更多。资产阶级国家与官僚阶层统治下的国家之间的思想交流稳定地增加。苏联、东欧和西方人民之间的接触正倍增,尤其是在科学合作、学生交换和旅游方面。

  此外,工业的合作,已带给苏联工人和西方工人之间一些接触。因此,在苏联、东欧与西欧的部份工人之间日增的合作思想和合作行动的可能性,正如加强。

  22. 苏联和东欧出现的反对派运动的主要特征,是集中于为民主权利和公民自由而斗争。他们有形形式式的政治成份,包括非社会主义和非 工人阶级的思想。西方资产阶级,尽管几十年来追随一种支持官僚层阻止东欧群众运动生长的政策,却以“人权”的鼓动去粉饰一些反社会主义者,在资本主义进行的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斗争中,利用他们作为旗帜。

  在这些国家中资本主义复辟仍是可能的。但民权运动内部的反社会主义理论家,却并不形成复辟的动力。复辟的动力基本上来自国际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强国的根探蒂固侵略性(它们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主要靠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反革命战略),以及来自官僚政制内部的复辟势力和来自那些新致富的小资产阶级。复辟动力能否兴起,将取决于社会各力量关系在世界层面以及在苏联、东欧的演变。而社会力量关系之有利发展,取决于无产阶级下列能力:维护其本身权利,克服其分散状态,克服斯大林主义带给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以及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恶誉。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在推翻苏联和东欧的官僚层的斗争中,争取公民权利和民主权利的斗争,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当斯大林主义实行镇压民主权利时,它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造成的进步倒退下来。除了是要坚持历次革命斗争所争取的民主权利外,还有一些原因必须坚持将这些成果作为斗争的中心目标。在没有私有财产的社会里,反对官僚专政,必须取消官僚对于生产和社会财富的控制,群众才能在政治上赢取自决权。很明显的,分散的工人阶级更甚于其它社会力量,将会在堕落或畸形工人国家中争取到民主权利时受益。任何促进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和自信、发展其独立政治行动的能力,都能扭转局势,有利于无产阶级民主和政治革命──而不利于资本主义复辟“布拉格之春”的总结充分证明了这个理论。

  但正由于争取公民权利和民主权利的斗争是向官僚作出挑战,那些从事战斗的人们就必须考虑一系列全面的纲领性和战略性问题。正如官僚试图将它反对公民权利的抗议行动的策略,联系到保卫整个阶层的利益,同样地,从事这个运动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策略,就必须根据争取工人政权和社会主义民主的世界性斗争来决定。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以下的观念──东欧和苏联的群众可以向西方帝国主义觅取援助,赢得民主自由。集中于向帝国主义呼吁的民权运动,会引起虚幻的希望,取代了群众的动员。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也反对运用任何恐怖主义的方法来从事公民权利的斗争,因为这些方法违反了耐心工作以动员日益广泛的群众的需要。

  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不能够与苏联、东欧的劳动人民其它的政治、社会或经济要求分割开来。只有将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结合于保卫群众社会利益的全面斗争,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斗争才能胜利完成。那些不能超越资产阶级民主视野的人,将不能具体地动员群众进行反对斯大林主义官僚的成功夺权。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努力围绕着具体的要求,以建立尽可能广泛的联合行动。但他们保持自己的政治面貎和独立性,争取政治革命、直接的工人政权以及国际社会主义。因此,他们反对将临时的联合阵线转变为基于一个混乱的、折衷主义的政治纲领而形成的组织或流派。

  最重要的是,他们将联合阵线活动与反对反动资产阶级或前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政治理论的不懈斗争结合起来;这些思想和理论,客观上帮助斯大林主义官僚层将正在兴起的政治反对势力诬蔑为亲帝国主义者,而且它们是走向社会主义民主额外的路障。这些倾向是深刻地反工人阶级和反社会主义的。随着斗争的开展和越来越多任务人被卷入,与这些反动势力的摊牌就越益不可避免了。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将其政治展望建基于自发的群众兴起,也不寄望于秘密小团体的孤立阴谋。他们依赖澄清纲领性问题、组织先锋份子和群众、动员群众等因素的辩证相互作用。不参加活生生的群众斗争,就不能建立起一个有经验的、自觉的政治领导。

  没有明确的纲领和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先锋组织,群众运动就会被官僚层所转移、控制、击败。在东欧、苏联和中国现阶段的发展,宜于将公开行动与秘密宣传和在纲领性基础上成立研讨圈子(导致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的成立)等活动互相配合。

  初看起来,在工人国家里进行这种互相配合的斗争会遭到困难;但工人的独立性组织每前进一步,这任务就容易一点。在争取民主权利的联合阵线里,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成为真正社会主义民主的最勇敢和最有效的战士,他们也表现为自己阶级──工人阶级──的眼前利益和历史利益的坚定不屈的代表。

  如果政治革命先于苏联而在东欧其中一国发生,苏军的压倒性军事优势并不自动保证官僚反革命能取得胜利。在捷克的例子,苏联官僚层为其侵略付出巨大的政治代价。它自己在是否发动攻击上,也曾踌躇而且分裂。

  经验显示,加强东欧各国和苏联的群众运动先锋份子与西方工人运动的联系,是极其重要的。如果克里姆林宫动用军队镇压东欧的起义群众,这种联系会增加出现迅速而强大的国际主义响应的可能性,这还能使侵略行动转变为苏联官僚层的灾难:国际官僚层联盟的破裂;西方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党工人广泛动员起来保卫政治革命;苏联占领军普遍士气低落;苏联国内进行声援行动;苏联官僚层内部发生政治危机。无论东欧的政治革命的发展以什么形式和速度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斗争的最后胜利,必须要有这样的国际主义的展望。

  23. 在政治革命已被提上议事日程的后资本主义社会,政治革命的一般内容和基本倾向,可以从1953年东德开始的一连串社会危机中群众所追求的主要目标判别出来。

  政治革命的纲领已经在活生生的斗争中提炼出来。其要点包括消灭镇压群众的机关,争取劳动人民享有政治自由,建立独立的工会组织,施行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真正地由工人控制;容许不同党派存在,取消检查制度,保证对社会、科学和文化生活各个方面有真正思想自由的权利。要巩固这些成果,就必须通过自由选举的群众代表会议行使工人权力(这些代表会议将在反对官僚独裁机构的斗争中出现);建立工人控制和工人管理;削减技术人员的决定权,使他们成为顾问而不是统治阶层的一部份;彻底减少社会不平等;重建计划制度,杜绝寄生性的消耗,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

  政治革命在扫除反动官僚架构、代之以无产阶级民主的过程中,将会显示出其社会性质。形形式式的不平等将会被消除。被压迫民族行使自决权的权利将会得到保证──正如在列宁、托洛茨基领导时一样──如果他们选择,甚至可以有分立的权利。民族问题的爆炸性将迫令苏联调整各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妇女会提出她们的特殊要求,她们的要求将立法执行。青年人也一样,社会将会为他们改革教育制度和提供就业机会。作为国际主义外交政策的一部份,军队将民主化,并置于国际无产阶级支配之下,正如当年托洛茨基建立起的红军那样。工人国家将会成为一个统一战线,这是朝向根据科学计划将它们的经济结合起来的一个步骤。

  解放过程一开始就会横扫全国,那时就有可能出现文化新的飞跃发展,科学和艺术进展至前所未有的水平。

  这将是
1917年革命以来对别国工人阶级最大的激励。苏联连同别的工人国家,又再次成为国际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的光辉的灯塔。

  当然,这些一般公式不能回答所有问题,也不能概括所有变化。苏联社会不同的层份里存在着俄罗斯沙文主义倾向,他们反对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但不同意恢复资本主义;这些倾向将使群众的兴起出现社会和政治目标之间不可预见的不平衡发展,使群众队伍产生思想分歧。

  现阶段不可能预见西方社会主义革命与苏联、东欧的政治革命确实的相互作用;这方面的具体发展将决定苏联和东欧的无产阶级先锋份子能否迅速地成功建立一个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恢复阶级觉醒和阶级政治的国际主义成份的领导。世界各力量关系的进一步不利于帝国主义,都会明显地对这个进程有强大的助力。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国家或半殖民地国家中无产阶级受到严重挫败,都会对苏联、东欧及中国的政治革命造成新的障碍。尽管有这些未知的因素,人们今天还是可以体察到苏联、东欧和中国的政治革命的主要特征,不仅是基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理论和经验的纲领性的规划,而且已成了我们眼前的真实的社会发展的趋势了。

  24. 1976年间周恩来在18日、毛泽东在99日相继去世,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的政治转变。要了解这些改变的意义,必须根据具体的背景来考虑。最低限度自1959年“大跃进”灾难后、毛于庐山会议居于少数以来,就出现了一场简直绵延不绝的派系斗争,争论的问题包括经济、国防和有关问题。几个竞争的派系屡次企图动员群众以达到他们的目的。有几次,群众动员──官僚层内部不同派系原本打算严格将之局限在与官僚层统治不相抵触的意图上──超出了官僚层预算的限度,提出了群众的真正要求,表现出朝向政治革命的动力。

  首先是毛派,在
1966年呼吁群众反对中委的多数。毛利用红卫兵作为前锋,成功地动员千百万人民,其中有许多与毛的利益和目的相违,呼喊出对统治官僚层份的特权和滥用权力的不满。但是,客观的结果只是帮助官僚层其中一派代替了另一派。官僚层的其它层份反对这个进程,恐怕会 发动了不可控制的力量。

  当激进青年开始反对整个官僚的特权、当工人开始接管工厂时,官僚互相靠拢起来。林彪统领的军队,将这些先进的部份无情镇压。一些“上海帮”的领袖,后来被吹捧为官僚的所谓左派,靠他们当时担当的镇压角色而在政府机关中赢得威望。大量红卫兵及城市青年被强迫上山下乡,结束了所谓文化大革命的阶段。这个震荡的其中一个结果,是林彪被除去,他的部属大部份被清算。

  后来毛派开始利用群众的大规模动员,来推进其派系的目标。究竟在
197641日(应该是45日──译者按)天安门广场的大示威──表面上是祭周恩来,实质上是反对毛泽东派──是反毛派策划还是自发的,目前仍难以确定。无论如何,最明显的是,狂暴的镇压催化了新的派别斗争和广泛的群众不满,这在毛逝世以及争夺承继权的斗争高潮中表面化。为了反对以江青为首的一派,邓小平及其集团再次求助军队和镇压力量,乘着反“四人帮”的庞大群众示威,成功地重建他们的最高领导地位。华国锋在76年天安门事件后曾参与清算邓小平派,现在转变立场,支持反毛派的斗争。由于它在68年后的阴沉记录(整肃经卫兵、清算林彪、涷结工人工资、压制起码的民主权利),毛派(尤其是围绕着“四人帮”的毛派份子)在被清算时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持。

  由于企图取得人心与安定,新的统治层展开了一个非毛化的过程。关于毛统治下的经济状况的揭露,特别有趣;政府承认生产并不如以前中国报章所宣称的“大好形势”,而是自
1966年以来,经济多次倒退,按人口平均来计算没有什么进展。在提高工资水平和恢复高等教育方面,新领导层对群众作出让步。一些中国和西方的古典文学著作被批准发行。一些政治犯被释放,然而有新的代替他们。自1952年被监禁的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有些在79年获得释放。其它人的命运仍未知。

  同时,物质刺激、奬励制度、计件工资、工厂盈利等,得到提倡。粗暴的镇压,包括处死政治反对份子,继续施行。正如在昨天的毛派之下的受害者一样,在华邓派之下的受害者亦受到诬蔑,群众无从得悉他们的真正意见。

  真正的“解冻”不会发生,官僚层作为一个整体继续统治着。官僚不会进行“自我改革”。反对派的声音(有些甚至发展了批评官僚统治的理论批判)继续出现,但还没有朝向无产阶级民主、工农有民主选举权的政体的转变。组织反对派受到禁止,工人和其它层份的群众抗议行动仍是受镇压的对象。华继续高举毛师承自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旗帜。

  毛周外交政策的继续施行,特别有启发意义。六十年代初毛周运用了许多反帝辞藻,指责苏联官僚层对美帝推行阶级合作政策,但当华盛顿一旦改变以往的政策,毛周就突然转而推行“两个超级大国威胁世界和平”的政策,而所谓“后来者”(指苏联)被形容为最野心和最危险。后来邓小平把“两霸”理论发展为“三分世界论”,掩饰中共官僚层追求与极其反动的资产阶级势力合作,这些势力包括美国、西德、英国、法国和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和半殖民地独裁政权(如扎伊尔、伊朗、智利、阿根庭、埃及、及东盟五国等)。

  毛逝世后,官僚层内部派系斗争的延续,反映了官僚层不能环绕着新的波拿巴互相靠拢。这个发展以及群众动员所带来的结果,是近期中国发展的特点。在这情形下,中共官僚层未必有苏联官僚层已有的
60余年寿命,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许多国家的阶级斗争步伐正不断增强。同时,我们也要注意过去10年来,许多工人和青年已公开表示他们对无产阶级民主的渴求。可以预言,有利于政治革命的压力(在过去一段时间,这压力大大增加了)将会持续,尽管有暂时的间歇或挫败。


五、阶级合作主义的工人官僚危机


  25. 帝国主义国家的阶级合作主义的工人官僚坚定地指望长时期的经济扩张。例如,1972627日,法国斯大林主义派和社会民主党签署的“共同纲领”,就是以此为前提的。他们相信法国建立一种“混合经济”,就能保证全民就业、消减严重的商业周期循环、稳定地增加实际工资及社会保险。他们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都完全没有准备1974年世界性经济衰退的爆发,正如他们面对60年代的激进化和19685月-6月的群众兴起一样。

  在上述情况下,一系列国家的群众性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内的工人官僚的“自然”路向,便是努力推行他们的阶级合作路线。这些官僚份子赞同甚至直接执行各项资产阶级“节约”计划;这些计划的目的,是转嫁危机给工人阶级,以及透过降低实际工资、社会保险和其它社会服务来提高利润率。

  他们也不支持妇女、被压迫民族的工人或移民工人为保卫自身基本权利(同工同酬、工会福利、合理 工作环境等)而发动的斗争,因而支持着资产阶级分化工人的政策。官僚们视这些工人为边缘性,从而助长了打击这些工人的性别歧视和沙文主义。此外,最少有一翼的工会官僚,支持不大掩蔽的种族主义及其它反动观念,赞同大企业的“保护主义”措施,要向与“我们”竞争的国家输出失业。

  可是,影响着国际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的严重程度及持久性,加上斯大林主义危机的同时出现,使工会官僚难于一致地接受“驾驭危机”以帮助“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的责任。只有在危机是相对短暂,以及工人阶级还处于迷惘和沉寂的情况下,工会官僚才能保持这种一致性。但非常漫长的危机,使工人要起来反对老板及政府(甚至是改良主义者掌权的政府)企图强加于工人身上的更多的负担。工人的反应越剧烈,这些反应就越可能有组织性地反映在工会和工人阶级群众党内部。因此,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双重危机就转化为改良主义群众组织及其阶级合作主义领导层的危机。

  工人反抗当然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在经济增长十分缓慢的时期(不用说全面衰退了),老板没有能力给予足够的让步来抚慰工人。资本家甚至试图夺回过去被工人阶级赢得的让步。工人感觉到阶级合作主义的破产,并透过自发的行动或迫使工会官僚行动起来,以保卫自己抵抗资本家的进攻。

  但这不足以提出一贯的和可信的选择来取代改良主义的纲领和战略。如果缺乏另一个具有政治威信和强大组织力量的吸引中心,群众组织现今的领袖的地位将会基本上保留着大多数有组织的工人的政治忠诚,尽管单是在选举方面,而且工人带有越来越强烈的保留。周期性的分化会继续在工人队伍中出现,使越来越多任务人在行动上超越工会官僚。植根于这些工人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将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力量,并在很多国家里加速有组织性的阶级斗争左翼的形成;这个左翼要根据目前经济、社会和政治形势的需要,提出主要的阶级要求。这个要代替工会官僚的成长中的领导,将能吸引到整个阶级及其同盟者。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要运用过渡纲领列举的方法,努力提高这个阶级斗争左翼的政治水平,引导他们朝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前进。

  26. 在一系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民主党,作为老板的工人买办,已堕落至新的叛卖水平。例如,在英国、西德、丹麦和葡萄牙,社会民主党政府曾推行打击工人阶级的“节约”措施。他们不单站出来公开支持资本家的利润,而且还同意提高利润,从而打击工资和公共服务。为这项政策辩护的借口,是说在经济衰退时期,必须优先反对失业,而不是去提高工资。这样,那个古老的“较少的罪恶”又被推出来了──假如“我们”不推行“温和的”节约措施,那么反动派就会取得政权,并且实施“更严厉”的节约,带来庞大的失业,并对民主权利作疯狂的进攻。

  没有必要去指出这些论点的虚伪性。尽管社会民主党政府已对实际工资开刀,但他们并没有减少失业。结构性失业仍然存在。这些政府绝对没有保卫“民主”反对“反动派的进攻”,反而在几个国家内对民主权利进行尖锐的打击。发起镇压浪潮,并且加强镇压性国家机器。假如因社会民主党领袖引起工人阶级的迷惘及局部消沉,而为资产阶级反动的直接代表的重新掌权铺好道路,后者将会尽量利用改良派经已清除道路上的障碍。

  尽管社会民主党已暴露出它是资产阶级政府在工人运动内部的一个可怜的代理人,但在葡萄牙、西班牙和(较少程度上的)法国,在上一时期它们曾有颇重大的扩展。对于这看来是矛盾的现象,可以有三点解释:

  首先,当工人激进化达到能推翻法西斯主义或横暴的军事政权时,他们企图将自己组织起来,在全国平面上成为一支有力的政治力量。因为他们曾有过与公开宣称为资产阶级的党派交往的经验,群众未被拉向那个方向。他们反而走向他们认为是工人的政党──这是从记忆、地下活动消息、或从反对独裁政权的初期实际接触中得出来的结论。但群众大都不知道在独裁政权之下发生的围绕行动的策略和路线等的派系斗争。因而,群众以效率作为根本标准来考验这些政党的时期开始。一个温和的政党,若大力宣传自己又随时用听起来很激进的口号──包括提到工人监督或类似的观念,又为机会主义的理由去领导示威、抗议集会,甚至乎工会斗争──的话,则在它的伪装被揭穿之前,是会大规模地扩大其基层的。

  第二点:越来越多的世界无产阶级经已彻底地认识到斯大林主义的恐怖本质,尽管接受社会主义目标而奋斗的需要,却给予社会民主主义“再一个机会”。在缺乏革命群众政党的情况下,工人阶级的重要部份觉得社会民主派比斯大林派即使不更具吸引力的话,也不会更差。无论在任何地方(例如在
1974年葡萄牙),当把斯大林派的令人厌恶的政治咀脸连结起公然的阶级合作政策、破坏罢工、公开支持资产阶级政府和分化工人运动时,就推使有阶级觉悟的工人与社会民主党合作。

  此外,在“正常”的情况下,工人阶级绝大部份在政治上是不活跃的;但另一方面,在高潮时期,人口稠密的国家以百万计的工人群众第一次参与政治活动。新近政治化的工人,倾向于参加传统的无产阶级组织。其它层份的工人则寻找前进到更革命的水平。西班牙和葡萄牙对这个过程提供了鲜明的例子。

  第三点:西方无产阶级的显著增加,以及“中间阶级”的日益无产阶级化,皆扩大了工人阶级的内部分化,并且将有相对特权的专业人员的新层份结合进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内;前者对改良主义过去的背叛甚少或没有认识,也甚少或没有社会主义教育,而且充满着小资产阶级幻想。

  所有这些,皆为社会民主党的暂时生长提供一个客基础。

  世界帝国主义──尤其是较有弹性的欧洲部份──刻意地利用舒密特、威尔逊和卡拉汉等人,作为其反对西南欧的革命威胁的防卫前线。例如:他们一起有计划地利用及建立起梭亚里斯来作为主要的代理人,恢复葡萄牙的“法律与秩序”,并恢复一个稳定的镇压机器去执行它;从阶级力量关系来看,在
1975年至76年间,没有任何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份子能担负这项任务。

  但正因为他们植根于工人阶级里面,并且与工会及其它无产阶级组织保持无数连系,因此,社会民主派的群众党不能使自己避免由资本主义危机引起的造反和反对派情绪。所以,社会民主派群众党内政治分化和反对流派的兴起,正提到议事日程上。这个过程,与在工会和群众性共产党内的类似分化发展连系在一起,而且亦会连带使在整个工人运动内组织阶级斗争左翼的机会增加。

  27. “欧洲共产主义”是取错名的。它与真正的共产主义无共通之点。况且,这个现象并不局限于西欧的群众共产党。它亦牵连到日本共产党、澳洲共产党,以及诸如于1971年从委内瑞拉共产党分裂出来的MAS等组织“欧洲共产主义”的出现,标志了斯大林主义危机的一个新阶段。自从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以及“人民阵线”政策提出以来,共产党所实行的阶级合作主义、选举主义及改良主义实践,在“欧洲共产主义”中取得更有系统的文字界定。它的特征,包括了口头上也放弃了列宁的无产阶级概念,在党纲内不提列宁主义,加上对苏联及东欧斯大林主义专政的丑恶咀脸发表较批判性的声明“欧洲共产主义”多方面的内在矛盾正渐显露出来。

  就阶级合作、政府与资产阶级合作、以及对革命运动的叛卖而言,“欧洲共产主义”并没有丝毫新的东西。。斯大林派于第二次大战前便在西班牙和法国实行这类政策;在那次大屠杀结束后,又再在法国、意大利、希腊及其它地方实行同类政策。在这些情形,共产党领导直截挽救了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财产关系免被群众推翻。所谓“欧洲共产主义”的新鲜处,在于这些官僚强调他们“独立”于克里姆林宫。以前,他们凭借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威望,特别是在战胜德国帝国主义之后,他们神气十足。今天他们尽量避免因为与克里姆林宫连系得太密切而要付出政治代价。在过去,当国际局势的急剧转变使莫斯科作出全面改变其外交政策的反应时,这些群众性共产党就跟着在路线上急转弯。在目前情况下,这类突然改变会冒惨重损失工会影响及投票人之险。

  但是,欧洲共产主义者并非走向阶级的政治独立性及革命马克思主义。它们的运动方向,是更进一步结合进资产阶级社会,更公然与他们认为既是死硬的派系敌人、又是阻止社会主义革命的盟友的社会民主派作支持政府的竞争。出于官僚的私己利益,他们被迫维持与社会民主派之间的差异,并且周期性地加强这差异。于是,他们加强工人运动内对其他力量进行分化的政策,
1978年的法国大选前夕左翼联盟的瓦解,生动地显示了这点。

  尽管如此,“欧洲共产主义”共产党,并没有割断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连系。事实上,他们尽量不使自己对克里姆林宫较具批判性的立场损害到这些连系。他们追随这条路线,是因为大部份这些党在资产阶级社会内建立起来的庞大架构,基本上是靠帝国主义累积起来的财富储备和超额利润所滋养的;只有巩固及扩大其选举及工会的力量,才能巩固及提高它的特权。为此,它需要一个特殊的政治及思想形像,包含着它与俄国革命、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的特殊关系。如果它失去了与社会民主派间的特殊差异,就有被其取代的危险。在事实上,“欧洲共产主义”的官僚很关心本身与苏联及东欧官僚层之间的联系,东欧官僚层亦一样认同于俄国革命──尽管在形式上。举例来说,为了维持与罗马尼亚斯大林主义者的友好连系,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共产党对罗马尼亚
19778月的矿工罢工视而不见。“欧洲共产主义”者与南斯拉夫官僚亦保持同样关系。

  资本主义总危机所造成的尖锐阶级斗争,以及随此而来的工人寻找阶级斗争领导和无产阶级民主的行动,使“欧洲共产主义”对这项问题更为敏感。这是造成“欧洲共产主义”领导的动机的一个中心因素。

  另一个因素,就是在工人阶级及在共产党控制下的群众组织内,左倾流派日益加强其挑战。这帮助了解释为何欧洲共产主义政党继续认同于“社会主义阵营”和“十年革命传统”。它们并不愿意让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轻易地被工人阶级的大部份认识为共产主义的真正代表。

  这些共产党的本质并没有发生质变。但是,“欧洲共产主义”代表了一个它们日益结合进资产阶级架构和国家机器的阶段(以托洛茨基的话说:共产党“像社会民主派一样,靠同样的泉源──即帝国主义超额利润──养活”)。这个被托洛茨基于
1938年所指出来的趋势,最终会导致这些党转变成社会民主党的同类。

  但这些质变仍未发生。转化的条件,包括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深刻动荡、连串的分化和重组、国际局势的重大改变以及工人阶级内各个不同政治流派间力量关系的重要转移。

  应该指出,“欧洲共产主义”较坦率的领袖对苏联和东欧政治体系的抨击,已引起克里姆林宫强烈的反击,后者晓得这方面的批评会鼓励在苏联和东欧各国国内的明确的社会主义反对派。同样地,“欧洲共产主义者”虽然仍然普遍显示支持“社会主义阵营的反帝国主义斗争”,但一些例外的情况已出现了。在交还千岛群岛的问上,日本共产党支持日帝国主义政府而反对苏联。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乐于赞成意大利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资格,并已公开反对克里姆林宫在厄立特利亚的路线。

  “欧洲共产主义”与工人阶级斗争的普遍兴起、工会内部向左方面分化、大量工人增加对官僚主义──工会官僚和党官僚──的批评态度等的同时出现,增加了改变路线带来的紧张。对于共党战士的重要层份,路线的改变无论如何表示了与传统政治模式、习惯和信念的一次根本决裂。因此,由“欧洲共产主义”引发出来的派别斗争,加上阶级斗争,均给以共产党内政治分化以动力;其分化规模是自
1920年代以来在大多数共产党内鲜见的。假如反对力量的兴起与工人对由共产党执行或赞同的“紧缩政策”的庞大反叛同时出现,则分裂的可能性就会提高了。我们当然不幻想各共产党会由于“欧洲共产主义”而恢复生机,或转变成为中派主义政党。

  “欧洲共产主义”者,如同社会民主党一样,寻求获得政府职位,在资产阶级政府及国家机关里建立党的势力,同时在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运动中加强其地位。不过,现时欧洲资产阶级的主力反对这种做法。这个反对是与对待社会民主派同样的态度有性质上的分别。当群众运动强而有力的兴起达至前革命时期、甚至革命时期,使资本主义的存在受到迫切的威胁,资产阶级才会放弃他们对共党的抗拒,与强大的共产党组成人民阵线作为一条最后的防御线,然后才会转向以极右和法西斯的动员来反对革命。

  工会官僚比社会民主党和群众性共产党的领袖,更受到其成员对雇主发动的反劳工进攻的反应的直接压力。无论是由改良主义工人党领导还是参与政府所推行的“紧缩政策”、“限制工资”及对工人阶级镇压的法例等各项政策,工会官僚都要分担责任。真的,如果没有他们的串谋,反对这些政策的群众反抗,从一开始就会无可阻挡的了。就算这些政策是由资产阶级政党组成的政府所实施,工会官僚在这些国家──如美国、法国和日本──都要对堵塞群众的反抗行动、分化和孤立纠察队的战斗性表现等行动负起责任。他们甚至公然反对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的罢工行动和动员,而赞同“政治”的解决,例如通过“历史性的妥协”或选举政治等手段。

  在上一阶段,差不多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会,在绝对和相对力量上,都有稳定的增长。现在,其架构容纳了比改良主义政党更多的工人阶级。因此,他们较诸改良主义群众党更受到资本主义衰退和“紧缩政策”所引起的工人阶级不满、不安和反抗的影响。在意大利,共党和工会领导赞成“紧缩政策”,在工会内受到强烈的反对,以致工会官僚要首先化整为零地执行其路线以瓦解反对力量,然后才敢公然向反对力量挑战。在英国,一部份工会官僚也在口头上支持工人反抗“限制工资”,但他们同时极力避免群众为保障就业和实际工资水平的斗争会爆发。甚至在西德,保守的工会官僚经常帮助和支持舒密特内阁推行打击工人阶级的政策,但他们也不得不依从工人不满情绪的增长,在
1978年春天组织了一连串正式罢工,以避免失去对群众不满情绪的控制。同样地,美国煤矿工会的阶级合作主义领导也要承认其下层对雇主向工会攻击的强烈反应,同时又尽力削弱罢工和破坏下层的反抗。

  更普遍地说,缺乏群众革命政党的时候,改良主义的政党的投降,会驱使下层工人转向工会,以填补政治上的真空。当工会对社会党和共产党架构的亲资本主义政策表示不满,和作出一些反抗的姿态,他们不仅在“纯”工会问题上,而且从经济问题开始,以至在社会和政治问题上,表达了其阶级利益。


六、第四国际的当前任务及转向工人


  30. 尽管资本主义划分为民族国家,它的一个主要特征却是它的国际性结构。首先是世界市场的成立,然后是国际分工的不断进展,而生产力的发展明显地超越民族疆界;由此引申出工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国际性。

  对于资产阶级而言,生产力的国际化,与扎根在私有财产制和竞争上之资本的民族性和洲际性分裂,两者是基本对立的。对于工人阶级而言,这个内部矛盾并不存在。所有国家的雇佣劳动者的历史利益是一致的,那就是:只有在国际范围上,才能废除资本主义财产制、雇佣劳动剥削和压迫,以及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

  另一方面,无论资产阶级各民族之间的竞争如何剧烈,他们在竭尽全力打击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挑战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反过来,工人阶级就必须通过扩大和加强其国际联击来组织自己,不但是为了推进本身的历史性利益,而且是为了抗拒资本主义的进攻而保卫本身的当前需要和日常生活、工作条件。从而,就有迫切的需要去建立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都投身于推进这项任务。

  但是,说到国际性协调合作,今日的国际资产阶级远超于工人阶级。跨国集团将一国的工人对立于另一国的工人。即使是各民族资产阶级也能够团结起来保卫资本主义制度,尽管他们之间有矛盾冲突。

  工人阶级、其工会及其改治组织并未能以同等程度的协调向他们共同的敌人发动联合的斗争。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领导层反之却支持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并经常领导工人阶级引向保护主义的或狭隘的沙文主义方向。几个改良主义的“国际”,不是协调反对世界资本主义的斗争,却是支持各自的民族组织,企图领导群众去支持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

  建立第四国际是必须同时从民族和国际平面出发的。这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或“传统的列宁主义”相反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特点;相反地,建立一个国际性组织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纲领和责任的一部份。它是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剖析、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和不断革命论引伸出来的。

  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甚至在取得政权后,都要直接对抗国际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行动。要对这些攻击作出有效回应,就需要有工人及其同盟者在国际范围上的团结行动。

  放弃同时地建立民族和国际性的组织的任务,只会助长对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偏离。它助长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在革命运动内出现。它妨碍革命马克思主义运动在面对新问题时能够作出理论的分析和制订正确的政治路线。

  第四国际的纲领总结了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在过去
150年来世界范围上的斗争经验。第四国际凭藉的主要文件有:第三国际首四次大会(1919192019211922)的决议案,和“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与第四国际的任务”(在1938年通过的“过渡纲领”)。

  为了推进建党工作,第四国际在民族和国际的层面上,都遵从民主集中制的规范,这包括保证有组织倾向或派别的权利,正如列宁时代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传统一样。

  关于这一点,第四国际的章程包括了两项民主集中制运作方法的一般性规定:(一)一个民主地组织的世界大会──第四国际的最高机构──采纳多数代表的决定,对所有支部都有约束力。“国际执行委员会”由代表们选出来,是下次大会召开之前的最高机构;对这个机构的决定可以进行上诉,但直到上诉被聆讯和作出裁决前,决策仍然有效。(二)各国支部的成员有选举自己的领导层的权利。民主地组织的全国大会和被选出的全国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是各国支部的最高机构。它们有权决定本国在所有问题上政治路线,和为支部全体成员解释和判断第四国际作出的决定在本国内的应用。

  31. 过去10年来,第四国际得到了组织上的进展,现在在大约50个国家有支部和同情组织。可是,还没有一个第四国际党已取得工人阶级或其战斗先锋的大多数。它目前的中心目标,仍然是要通过加深对阶级斗争的参与,来吸收和训练无产阶级干部;主要就是决定性地转向工业,以便继续我们的无产阶级取向。

  第四国际成立以来,都追随着无产阶级的取向,而并不忽略在各同盟层份吸收成员的机会。这个取向的精髓,包括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并运用过渡纲领的方法,尽可能介入国内政治和工人阶级及其组织的发展。它也包括认识到,只有当一个党在成份和纲领上都是无产阶级的,并由于它在阶级斗争中的领导角色而取得工人日益的尊重,才能把劳动群众的大多数争取到它的旗帜下,并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领导他们。

  在很多国家,大多数同志是工会成员,但还需要建立强大的产业工会工作组。在产业无产阶级中取得收获的新机会现在已开启了。要成功地利用这些机会,就需要特殊的努力,包括动员在过去一段时期中吸收到的干部。在很多国家,这些干部仍未植根在产业工人阶级之中。他们应毫不迟疑地被引导朝着这个方向去。他们从产业工作的基地参与工会工作组的工作,向工人示范怎样从社会角度思考和从政治角度行动──正如托洛茨基在讨论过渡纲领时所谈及的──就能显著地增加党的政治运动的成效;这会助长在建立阶级斗争的左翼时所必须付出的注意力。这会有助改进在群众运动和无产阶级同盟中类似的工作。这会帮助发展与受超级剥削的人──妇女、青年、被压迫少数民族和移民工人──的斗争的联系。这也会提高对工人情绪的敏感性,并增加支部及其工作和稳定性。

  在内部层面,这会帮助训练领袖,和解决我们在各方面工作的组织问题。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奋斗,包括自觉地培养领导作为集体队伍来运作;这表示要建立一个以民主和客观方法组织起来的、兼容并包的领导机构,将党内持不同观点和经验的同志包容在里面;这表示要就组织问题的理论和政治的重要性进行教育;这表示要自觉地注意把工人、妇女和来自被压迫民族的同志,发展成为全面的党领袖;这表示要就反对永久性的派系主义和小集团主义进行教育,这些思想是会撕毁年青而缺乏经验的组织的。目标要建立有经验的工人布尔什维克党,这些工人布尔什维克要成为自己阶级及其同盟者的政治领袖。

  32. 建立搞运动的政党。当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官僚层的危机互相纠合,日益恶化时,有必要为工人阶级提供一般的政治解决方法,指出走向工人权力的道路。能够在任何特定时刻抓着宣传运动的轴心,将这点推进,是对于一个革命党的基本考验。一些宣传运动在范围和协调上是国际性的,而一些则是着重于在每个特定的国家特有的问题上及时抓紧机会。为了协助第四国际支部在整个工人阶级中的本国政治地位,是需要在这些问题上进行认真的宣传运动的。

  无产阶级在世界革命三个部门日增的份量;走向城市群众行动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和组织形式的日强的趋势;年青工人抵抗帝国主义日深的危机和资产阶级的紧缩政策攻势而日益的激进化;这些都驱使急剧转向工业成为第四国际及其支部宣传运动成功的决定性基础。

  在很多进行中的斗争里,经过恰当选择的主动性,能使党得到重大的收获。在选举的领域里,也能够完成有成果的工作。重点是组织一些运动,向工人阶级及其盟友的这个或那个部份,提出一些能令托洛茨基主义者产生良好反应、得到新进展的主张。其中一个结果,便是显示托洛茨基主义者以最有效的方法组织广泛的联合行动的能力,从而在工人阶级先锋中提高托派的声誉。要进行这项工作,需要一份严肃的、发行得很好的工人刋物,来提供对事变的准确报导,就它们的意义提出大众化的解释。这样的一份刋物,在展开和继续运动,并使之得到成功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这类围绕着阶级斗争的主要问题,和围绕着国内政治生活而作出的有系统地搞运动的主动性,能决定性地巩固建党的收获,并帮助提出党的纲领,来作为对影响着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各部份的问题的总的解决方法。在目前的失业状况下,一个有计划而良好的争取缩减工时而不减薪的运动,结合起工会内对这个问题日益赞同情绪,是一个重要例子。

  将同志送入工业,时常便会关连到在社会民主党或共产党组织、它们的青年运动、和由它们控制的群众组织内进行具体的政治小组工作。

  群众斗争的兴起,以及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日增的危机,正发展出一些中派主义流派,由于它们源于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内,并朝左方发展,是不同于“毛派中派主义”组织的。今天,在一些共产党已存在着重要的反对派(如西班牙);一些社会主义党也出现相同的情况(例如法国的社会主义研究和教育中心、西德的青年社会主义者、芬兰的社会党青年)。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密切注意这些倾向,在这些党内部进行着的争论中,对他们在理论上和政治上之不足处作持续批评,同时有系统地提出我们的纲领和批评,并且对当前阶级斗争的主要问题,与他们采取联合行动的政策。

  33. 鼓励追随第四国际纲领的独立青年组织建立起来。必须视这项工作为成功转向工业的重要部份。在工厂学徒和青年工人、在中学和工业学校的学生、在激进化中的大学生等中间增加工作,会大为有利于这项工作。现在,应严肃考虑建立一个独立的国际青年组织。

  34. 以下是世界大会界定的优先进行的主要国际性协调运动。

  (A)尼加拉瓜声援团结运动。我们有革命的、国际主义的责任,去帮助在工人运动内外组织联合阵线的声援运动,要求给予大量援助给尼加拉瓜人民重建被蹂躏的家国。这是第四国际的中心国际行动运动。

  我们要求全球各国政府以及工人群众组织、农民团体、及其它非政府组织和机构提供援助。这是尼加拉瓜革命的燃眉需要,尼国新政府和“桑解游击队组织”在呼吁国际援助之时解释了这点。

  尼加拉瓜革命的支持者也必须准备:当阶级斗争深化,走向推翻资本主义财产关系时,就有可能发生重大的武装冲突。美国帝国主义不会只是静坐着任由尼加拉瓜工农走向建立美洲第二个工人国家。世界事态的发展和在尼国国内或国外阶级力量的对比,可能会阻止美国的直接干预,但我们不能基于这个假设来行动。正如尼加拉瓜的群众一样,我们必须准备要对美国或由美国支撑的直接军事行动作出快速和猛烈的反应。

  在发动这个努力时,被动员争取提供援助给尼国的力量,将会成为世界运动的基础,要求“美国不得插手尼加拉瓜!”

  这项声援工作必须是第四国际的一个中心政治任务。我们将会参与联合阵线声援委员会,将这个运动带入工会、妇女组织、和被压迫民族的组织。这个运动和报导尼加拉瓜的进展,应该着重地和经常地在第四国际的刋物上进行,尤其是因为主要资本主义传播媒介有意封锁尼加拉瓜革命的消息。

  用这个方法将事实真相指出,有其特别的重要性,因为我们的声援努力的中心,是要令北美、欧洲和全球的工人知道他们与尼加拉瓜的劳动者有共同的阶级利益,而该国革命的胜利对他们有重大的影响。当我们抵抗资本家将各国工人互相对立起来的企图时,我们就铺好了必需基础,进行声援正开展的革命的活动。

  声援尼加拉瓜的努力,是紧密地连系于保卫古巴对抗帝国主义封锁和对抗当尼加拉瓜冲突加剧时将会升级的军事威胁的努力的。华盛顿增加军事压力,借口是指称苏联在古巴有战斗部队,这点是美国统治者已经开始报复古巴给予尼加拉瓜、其它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的反帝斗争的支持和援助。

  B)妇女解放运动的特别问题例如堕胎权利运动。托洛茨基主义者在这方面的参与有显著的机会。至于一些国际性统筹活动,机会也在增加。

  现在,第四国际对于我们建立妇女运动工作的性质、我们的妇女纲领和反对妇女压迫的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所扮演的战畧性重要角色等问题,在意见上几乎已完全一致。(见已通过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妇女解放斗争”决议)。

  C推进反核能抗议运动。反核能运动最近的迅速扩展,是有重大意义的。它的国际性质帮助了在几个国家内统筹抗议行动。托洛茨基主义者在每一处反核能运动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显示出这方面开放给第四国际的机会。

  与反核能运动同时发展,并时常互相连结着的反环境污染运动,也提供了提出革命社会主义的观点的机会。至于保护环境运动也是一样,这个运动正越来越被公众所接受。(见“转向工业及第四国际的任务”报告)

D保卫政治犯

  第四国际一直对于它的领袖的生命和自由受到的威胁作出反应。特出的成功是:(一)争取释放布朗哥和恢复他进入秘鲁的自由;(二)争取伊朗社会主义工人党十四名被捕战士免于被处决并获得释放。后一个斗争仍是整个第四国际的中心责任。

  这些运动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能够将世界工人运动和反压迫者的广大部份卷入斗争。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也是一个典范。

  在这类运动中,我们并不一定需要个别提出要保卫我们运动的领袖。保卫运动也应该围绕着特出的革命者而组织起来,他们不是第四国际的成员,但他们象征了在他们国内的为社会主义奋斗的斗争。在这个意义上,今日一个优先的世界性保卫运动是保卫彼得.欧尼及其同伴。

  除了继续在堕落和畸形工人国家出现的个案外,要求特殊努力去进行保卫工作的领域正不断扩大。阿根廷、巴西、智利、乌拉圭和伊拉克,酷刑的运用一直都很严重。爱尔兰的政治犯受到相似的待遇,巴勒斯坦政治犯也同样受残酷对待。

  在这方面,其中一个最虚伪的姿态是在美国监狱制度的残暴和美国拒绝左翼分子的政治庇护的行为面前,卡特提出对“人权”的呼吁。应对专门从事这领域的工作的组织──如罗素和平委员会和国际特赦协会──的保卫工作给予全力援助。

  35. 从我们对世界革命现阶段的分析和我们的无产阶级取向,可以得出以下的中心宣传任务。

  (
A) 保卫印支革命和拯救柬埔寨人民。第四国际通过我们的报刊和代言人,必须解释有迫切需要去保卫印支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国帝国主义──日增的压力,今天的金边政权和越南军队正与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力量战斗。在这些冲突中,革命者不能也不会保持中立。我们毫不犹疑地站在工人政权一方面,它受威胁于帝国主义、反动的泰国军事独裁政权、及其它亲帝国主义或由帝国主义支撑的军事力量,如自由高棉、施汉诺派、及波尔布特-乔森潘的红色高棉军第。

  我们要求美国在东南亚的全部军事纲要废除;我们完全支持该区的反帝斗争。我们保卫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抵抗来自北京官僚层的压力。

  这个宣传运动的具体轴心是:

  支持迫切的大量援助给予印支国家,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柬埔寨尤其迫切,金钱、医药、食物和一般物质援助,必须送到金边拯救柬埔寨人民脱离饥饿和疾病,并协助重建受战争蹂躏的国家。我们努力暴露帝国主义残酷地利用食物武器去削弱金边政府,以及他们对待柬埔寨和越南难民的虚假“人道主义”宣传运动。

  帝国主义在79年加强其干预,更指出了要求结束自75年以来美帝对越南的经济封锁,及自79年以来日本和欧洲帝国主义强国对越南的食物和经济援助禁运的重要性。

  无论甚么情形下,都不能用给予柬埔寨难民的人道主义援助作为掩护物(帝国主义已这样做)来提供物质援助给右派支撑的力量,以泰国为基地越过老挝和柬埔寨边境攻击印支国家。

  我们要求在外交上承认以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政府。波尔布特-乔森潘的军队代表必须被驱出国际机构和联合国之外。

  (
B 将工人斗争问题国际化


  保卫工会权利和罢工斗争。在某一行业或公司里牵涉大量工人的罢工,提供了全国和国际性团结运动的特别机会。最近的例子是美国煤矿工人的全国性罢工,它得到英国煤矿工人特别热烈的反应。正如英国的根域克(
GRUNWICK)罢工所显示,这问题是移民和妇女工人所特别关心的。

  最近在斯里兰卡对工会权利的打击,导致了广泛的联合保卫运动,在其中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其它例子有:令主要要求普遍化,例如争取更短的工作周,推行运动反对“跨国公司”进行的打击工人阶级的主动,发动几个国家的同一工业部门或同一公司的工人领袖聚集在一起,等等。

  (C) 保卫给反动力量突出为特殊军事目标的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现今的例子是保卫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政府在美国支持下的军事屠杀。另一例子是保卫南非人民反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白宫的纵容和支持下的掠夺性打击。另一例子是保卫古巴革命,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卫星政权施加的战争威胁、恐吓战术和有系统的经济及外交的压力。其它还包括保卫越南以反对美帝国主义所组织的报复,以及支持爱尔兰人关于英军撤出爱尔兰的要求。第四国际将会继续从事例如保卫津巴布韦人民抵抗帝国主义强加的新殖民主义“协议”等新战线。

  我们在工业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支部应特别注重推进或恢复反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事实上,
1969年以来,在几个国家的团结性行动已被危险地削弱了,使到对资本主义的干涉难以组织迅速的反应。当法国政府决定了在非洲进行数次军事入侵之后,就显示出来了。我们的青年组织,应特别在发展反帝运动中起推动的作用。

  (D) 支持被压迫国家和少数民族的解放斗争。这是一个广阔的领域,从纽西兰的毛里人、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和加泰隆人、法国的科西加人、以及爱尔兰人和英国的非白人移民,到非洲南部的被压迫民族、美国的黑人、墨西哥族人及波多黎各人,以及伊朗、土耳其、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库尔德族人。第四国际在民族自决斗争的领域方面,特别号召关注东欧和苏联。当这些斗争提高了工人阶级的社会意识,并在越来越多的情形下,帮助奠立基础把工会变为革命斗争的工具的时候,世界上就会出现越来越多进行这些斗争的机会。

  (E) 支持移民工人的斗争并保卫他们抵抗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袭击。移民工人作为劳动后备军的一部份,是“节约”政策首先打击的对象,成为最后被聘请而最先被解雇的一员。他们实际上被工会官僚所漠视,工资最低而居所最坏。他们没有公民权故难以组织抗议行动。他们很容易被驱逐出境。歧视及这些威胁随着失业浪潮高涨而增加。

  由于这些和其它理由,面对加强中的种族主义和反移民煽动,保卫移民工人就是第四国际的很多支部的当前重任。第四国际早已参与这条阵线的团结行动。在英国,保卫移民工人已导致与极反动的力量(包括原始法西斯主义煽动者)的尖锐冲突。在较小的规模,这类发展已发生于法国的阿拉伯和非洲工人。最近,这斗争在美国已具有较大的重要性,墨西哥工人已加强了他们对华盛顿专横的、残暴的移民政策的反抗。这领域的联合行动的效果之一,是加强参与这种联合运动的支部间的友好联系。

  36. 参加贫农和雇农的斗争。第四国际经常强调农民与城市群众斗争的联系的重要性。在这个领域里,它曾作出贡献;例如在六十年代初期,秘鲁支部动员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

  在农民还构成活跃人口大多数、或一个可观的少数的国家(印度次大陆、秘鲁、墨西哥、埃及等)里,农民斗争是最重要的,但也不应低估它在其它国家里的重要性。

  在西班牙,农民运动在斗争上和组织上都正在经历一次庞大的兴起。甚至在美国,它只有
3.8%的人口依靠农地过活,农民的战斗性部份却发动了反对卡特政府农业政策的示威。这些示威表示出对煤矿工人的强烈支持,他们向罢工工人运送了一车车的食物。

  在印度,农村阶级分化的加剧,导致尖锐的冲突发生于一方面是无地的农业劳动者和最贫困的农民,而另一方面是正兴起的农村资产阶级和富农阶级之间。这些显示城市无产阶级在农村有一个强大的潜在盟友。工人运动及其先锋有一项急迫的任务,去建立一个以反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工农联盟,拥护农村贫民要求解决急迫的问题。

  37. 保卫遭受镇压措施的第四国际支部及其成员。现时,在“与恐怖主义斗争”的籍口下,西德正发起了类似麦卡锡时期的政治迫害。禁制法案被通过了,并用来对付各流派的左翼分子。在几个国家受到最坏打击的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有数百人被捕,在有些情况下甚至被警察施用酷刑和谋杀,如何根廷、巴西、乌拉圭、智利。在西班牙和日本已有几十位托洛茨基主义者被捕。在希腊,托洛茨基主义者也受到类似的镇压打击。在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领袖继续被囚禁。第四国际领袖们旅行自由的权利仍然受到严重限制。因此,近年来,保卫我们自己以反对这些打击的问题已日益尖锐。

  保卫革命者的最有效方法是让他们在阶级斗争中充分被人认识,及群众自己集结起来去保卫他们。因此,在
197611月,当西班牙政府拘捕了出席巴斯克共产主义者同盟代表大会的代表时,团结的反应包括在巴斯克区的大工厂内的工业行动和罢工。这赢得同志们迅速获释。

  反对力量已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把第四国际描绘成一个“恐怖主义”组织,藉这个特殊罪名来打击托洛茨基主义者。其中两个最恶毒的机关便是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它们的活动,包括迫使“托洛茨基主义者”失业,和流传伪造的诽谤材料以阻止他们找到新职业。美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同盟已带头反抗这种政治迫害。他们以一场要求政府赔偿
40,000,000美元的诉讼,已能拿出大量证据来暴露美国政治警察的非法活动,并推动其它受政府间谍机关损害了权利的人提出类似的诉讼。

  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活动大大地加强了反抗有关把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诬蔑为恐怖组织的努力。

  促进重组和合并 建立一个群众的列宁主义政党,不能只靠个别地吸收成员。在某些时刻里,当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的不同层份增加了政治认识,当改良派和中派组织的危机发展时,导向统一的重组问题就会出现。

  我们的目标,仍然是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的群众世界党,今日的第四国际不过是这个群众世界党的纲领的核心。

  这个过程,必须从利用目前面对我们的两种机会所产生的不同问题的角度,来反复地检视。这两种机会是:(一)与一般地接受第四国际的纲领、但对某些主要问题在实践上有分歧的组织进行统一;(二)与并不自称为托派、但正沿着一条有可能最后在原则性基础上进行合并的路线演进的组织建立友好关系。

  最近,与自称支持托洛茨基主义纲领的组织进行合并的机会是增加了,有可能在最近将来有更多被提到议事日程。在澄清我们与这些组织之间的分歧、深求与之联合行动及合并的可能性的过程中一个关键性因素将是,以它们宣称的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忠诚,来检视它们在阶级斗争的最重要事件中所采取的是甚么立场。在这方面的成就,会帮助吸引正在脱离社会民主主义、斯大林主义和中派主义、但又对托派运动在一些国家的分裂反感的有阶级斗争意识的工人。第四国际欢迎那些导致有原则的合并的做法。第四国际强调:第四国际的内部生活是丰富的,同时它保证少数派提出其观点以及有依据第四国际的组织原则成立派别及倾向的权利。

  就合并来说,决定性的标准是在于原则性纲领(包括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上的一致,这纲领明确界定阶级斗争的革命战畧。

  至于那些并不自称为托派而左倾的派别,在一些国家内已有可能与之从事共同行动,这既促进了群众的斗争且对相方有利。每当出现有与其它组织采取共同行动和联合政治活动的可能性时,支部的领导应与之开展友好的关系。同样地,关键在于这些组织对阶级斗争的决定性政治问题所采取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