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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革命论纲
——第四国际执委会（一九七六年二月）通过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葡萄牙开始了“革命进程”的一个新的阶段。对大部分工人来说，是可以更明显的看到，若要葡萄牙革命有新的进展，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加强自主组织，进一步把工人委员会加以扩展及集中，进一步普及工人管理，以便在经济及政治领域完全摆脱与各种军队派系之关系而独立地进行工人阶级之解决办法。
所谓“武装部队”左派军官和部分士兵先锋分子的失败，虽然已使某一阶层的工人消沉，但不能视作劳动群众的失败。工人运动正在进行重大的重新组合，“革命进程”正在经历一次有限度的退却，但是工人阶级在对雇主和他们的国家的正面和公开的战斗中，尚未失败。
在前数周中动员达到巅峰状态之后，工人阶级并未失去抵抗资产阶级国家进攻的能力，也并未失去潜在的斗志。自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以来，决定葡萄牙革命面貌的各种因素尚未消失，即使这些因素间的辨证关系经已改变；这些因素正急剧地暴露出在这革命第一阶段内占支配地位的半自发和半自觉的群众运动的局限性。面对着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危机，葡萄牙的工人阶级仍然处于休养生息、在无可避免的挫折之后重新组织团队以便向资本主义制度再次进攻的状况中。但是，在帝国主义帮助下的资产阶级，现在却掌握着更强的政治、经济和镇压手段，试图击退革命进程，然后溺之于血泊中。
因此之故，现时局势之动力势必面临力量之考验。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必需号召他们自己和劳动群众做好准备以迎接力量之考验。必需用十一月廿五日的经验来帮助工人阶级集中力量和组织，以迎接决定性的战斗。
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起，尤其是在一九七五年三月以后，革命的进潮愈来愈具备帝国主义国家中一切革命所共有的特征。这革命进潮的主要面貌系由四个因素组成，这些因素此消彼长的关系和各自的重量，经过十一月廿五日已有所改变，但是在葡萄牙革命的下一阶段中，他们将再次发挥他们的影响力。
一
1.从一九七四年四月廿五日起的时期中，工人自发进行的罢工的盛行，对付资方经济怠工的清除行动（Saneamentos）以及“人民警惕”（一九七四年九月及一九七五年三月）的倡议，反映了一支准备脱离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改良主义机构而独立行动的广大工人先锋队的出现。这支工人先锋队是由久经锻炼的工人阶级干部，和在萨拉柴政权崩溃的危机时刻加入无产阶级队伍的新一辈工人结合而成。由于在一九七四年四月廿五日以后几个月中葡共之公开反罢工政策，由于葡共干部在质与量方面存在的弱点之故，使得这广大的工人先锋能够在里斯本工业区的战略性工厂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工人人数较少的勃多区也是一样。这支先锋队在较高的水平上，用更为广泛的方式，吸收了资本主义欧洲工人斗争在最近阶段的斗争成果——工人委员会、工人管理的经验、与士兵联系，等等。这支先锋队发动了一个事变过程，这个过程在一九七四年底和一九七五年初又再发展和扩大。
2.这支工人先锋队的冲击力——虽然它人数有限，内部分化，在政治上又混乱——必需和工人斗争的客观动力对照来看。这工人斗争是由葡萄牙帝国主义的弱点和整个工业部门深刻的结构性危机所决定，而国际资本主义经济衰退又促使这个危机尖锐化。工人运动起初以增加工资和减少工时的要求为中心，以后便向资本主义利润率作尖锐的进攻，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是有赖于工资低和工时长而发展起来的，而产品则依靠进口。由此造成的不平衡更被故意的经济怠工所加剧，结果便把占领工厂、工人管理和国有化的要求提上了议事日程。自从一九七五年初因为停工和失业增加之后，罢工——占厂——工人管理的累积过程便不再限于里斯本的最大规模的工厂而蔓延到中小型工厂，连分配部门和银行保险公司也免不了，这一斗争热潮加上一九七五年三月的群众动员，带来了一阵国有化的浪潮，这国有化浪潮反过来又激发了进一步的要求的提出，并使这支工人先锋队的力量得到支持。
在“革命进程”的推进与葡萄牙经济的结构性危机的互相影响下，产生了一种资本主义无法正常活动的局势，但市场经济的支配性特征又未被消除。葡萄牙无产阶级先进层分所提出的全面要求——改组各部门生产，实施社会主义计划，实行普遍的工人管理——的根源就在这里。除此之外，这局势迫使许多工人委员会（例如：些那夫（Setenave），里斯那夫（Lisnave），沙可尔（Sacor）等厂）发动讨论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工人管理的功能，双重政权胚胎组织集中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等问题。
3.虽然四十八年的独裁统治和缺乏全国斗争经验的影响尚未迅速消散，但这一连串急剧发展的政治事件、内阁危机和基本政治力量间及社会阶级间激烈的冲突，已把群众运动推上了政治舞台并且愈来愈政治化。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尖锐化和一连串政治困难的根本性质（关于全国工会联合会的争论、共和国报事件、有关武装力量运动各文件和社会党及人民民主党退出政府时“人民权力”机关的作用，等等）
结果使政治化过程在某些群众组织中开始生根，这些群众组织是工人在斗争过程中自行创立的组织：工人委员会、住客委员会、农民联盟。在一九七五年八月廿日和十一月十六日示威期间，上述现象以无可否认的明确性出现了；这种现象在共党内引起的反响，多份是由于它的领导玩弄手段所造成。上述现象是这些机构更容易转变成为双重政权的有效机构的因素之一。
在这些力量的冲击下，工人斗争以快速的步伐发展起来。现在，四十年来的第一次，工人阶级能够以一个阶级的姿态出现，能够组织其独立的工人运动。工人阶级内部的辨证的发展，它的历史，和斗争的突然沸腾——发生在旧政权用来控制社会的机构正在崩溃却缺乏接替继承的环境中——是表现在阶级觉悟的十分深刻的不平衡发展中，表现在工人运动的传统机构（工会和政党）与工人自己的机构（工人委员会、住客委员会）这两者建立的同时并进的过程中，表现在劳动群众之间政治影响的相互交流中。
误解这些革命进潮的主要特征，便会犯下两种错误。第一种错误是：忽视了（在战略性的工厂中根深蒂固的）工人先锋队所起的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性，忽视了在斯大林主义党、社会民主党这两个改良主义工具与这支工人先锋队之间力量对比关系之改变及由此改变引起的首创精神的可能性，以及忽视了无产阶级民主机构所起的愈来愈大的决定性作用。第二种错误则是：大大低估了这两个改良主义工具在工人阶级中仍占很大的多数的影响力，大大低估了在这支广大的先锋队内部和极左派内部围绕着这些主题进行有系统的政治斗争的必要性，以及大大低估了这两个改良主义政党所具有的玩弄手段和互相支持的能力，在这方面的能力，由于这支先锋队的政治混乱、由于我们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的弱小而提高了。
4.工人斗争的动力和军队的危机两者间的互相作用——这是四月廿五日事变使军队起着控制政治社会生活的功能，及资产阶级所掌握的政治控制机构的软弱的产物——便利了已在工人阶级中巩固起来的自动组织的进程扩展到下层士兵中去。
两次未成功的政变（一九七四年九月和一九七五年三月）带来了士兵和军官间等级制度破裂的因素。军队的纪律开始遭到挑战。在士兵的眼中，接受或拒绝一个命令是按照发令者的政治倾向而定。逐渐，政治争论和军队权力系统共存了。在社会两极分化的影响下，等级制度的破裂，和武装力量运动内部的对抗，激发了离心倾向。在里斯本军区，武装力量运动在一九七四年十月开始成立的、把军队上下各等级结合在一起的组织，特别是各军事单位的代表大会，由于下层士兵的激进化的缘故，只能尽了部分的作用。因此，对士兵来说，寻求表达自己物质的要求，和对抗等级制度而自行作政治选择的决定权的这两方面的途径，是通行无阻的。在一九七五年八月以后，这个独立士兵运动就在资产阶级国家机关深刻危机中成为一个新的决定性因素了。
军队的相对解体和瘫痪，反过来使得群众运动不至于与任何强大有效的镇压机关冲突而能多方面发挥首创精神。高度先进的经验（占领工厂、占领土地、在建立自卫组织过程的首创性实验、退伍伤兵组织之利用电台性的反应。对共党、全国工会联合会、和极左派的总部、金属工人之包围劳工部、建筑工人包围圣本托宫），由于镇压机关的解体而大大繁殖推广开来。可是，与此同时，却随之产生了对军队的幻想：军队已经极度瘫痪了，军队已不再服从等级制的命令而保有主动能力了。因此之故，那些使群众自卫力大大提高的客观因素被削弱了。最后，这危机有利于那些改良主义和中派主义的路线得以操纵局面，他们虚伪地把“革命进程”的重心放在军队本身之上，因此牺牲了劳苦群众运动的独立和自主。
二
5.在一九七五年七八月间，面对由工人委员会及住客委员会等势力加强而表志出的革命进潮的深化，面对着卷入政治斗争中的军队正在剧烈动摇之中，面对着资产阶级领导正遭遇严重的危机，处此情形下，资产阶级阵营便集中努力于恢复某种效力的政权机关与镇压工具的工作上。
社会力量愈来愈向两极分化的结果，便把武装力量运动的危机推向高峰。在工人运动的冲击下，武装力量运动再也不能充分发挥它军事独裁的功能；它的团结公开破裂了，因而无法推行镇压政策。其后，武装力量运动的大部分军官聚集起来发动一次攻势，企图在军事等级制下重组力量，其目的是建立一支镇压性的打击力量，稳定资产阶级国家制度。
统治阶级无法指挥国家机构和政治组织，以粉碎革命进潮；但是同时，群众的自我组织和觉悟水平，仍远远不足以在“革命进程”中作质的飞跃。因此，资产阶级斗争的首要目标便是通过法制和议会道路来重建资产阶级秩序。
社会党沙亚里斯领导的宣传攻势，完全吻合这个恢复制宪会议和资产阶级国家制度以及反对工人委员会、住客委员会等的计划；这一切，社会党自己说，所有这些工人委员会、住客委员会，实是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关的一个“平行的权力”。在反对所谓“无政府——民粹主义”斗争的战场上，人民民主党跟着社会党亦步亦趋，“九人团”也是一样。
由社会党领导所挑起而由共党的斯大林主义道路路线及方法所助长的工人阶级的分化，阻止了革命的新跃进。工人阶级的分化便利了右派和极右派的公开露面，而对于右派极右派的露面，工人阶级并未作出任何决定的进攻，再加上极右派发动的恐怖组织，构成了“革命进程”中由社会党领导带领的、一个倒退的原动力，这一倒退如果继续下去和成功的话，将会达到多么严重的后果。
最初，戈麦斯、沙亚里斯和九人团，这批玩弄手段的高手似乎已经得手。资产阶级阵营正在进行力量改组。军队方面，服从纪律的呼吁获得军中等级制的支持，这等级制正在逐步恢复信心中，它依靠北方基地的支持，正在设法增强其地位。小资产阶级，尤其是北方的小自耕农，给这些反对“无政府状态”的“秩序”保卫者一个社会基础。武装力量运动在宣传中会应允这些农民许多神妙的奇迹的，可是由于经济危机，政府不能解决对他们最迫切的问题（肥料价格，种子价格，贷款，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等）使他们受到最严重的打击，更加上，北方小自耕农和工人阶级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使社会党那套讲法在严重危机时加入个工业部门的政治落后工人层中获得多点听众。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分化的一个最消极的特征，因为阶级意识不平衡的发展采取了国内地区分化的形式。
6.当目前，由于第五届政府的辞职和阿泽维多政府的成立，资产阶级的反攻似乎达到初步成功时，无产阶级阵营又推动了一次新的进潮，这次进潮结合了三个方面：一、广大工人先锋队已肯定地在政治舞台上活动；二、与武装力量运动无关甚至反对武装力量运动的独立的士兵自主运动的发展；三、为整个工人阶级（金属，建筑，纺织和农业工人）的要求而斗争的浪潮开展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倡改良和节约政纲的冈沙维斯第五届政府的危机，一方面不仅起着恢复资产阶级国家权力的攻势的作用，另方面也与群众运动的主力部队为工人民主而斗争，为工人委员会和住客委员会而斗争，士兵为士兵委员会斗争的本能的努力有关。
这些各不相同的运动的同时发生，阐明了三个方面的真相：以往为工人运动内部分化所蒙蔽的社会力量的基本关系；政府的匆匆改组；军事等级制度内部势力之重新编排。因此，一九七五年八月开始的一个时期，具有这样的特征：塑造葡萄牙革命动力的各种因素在最高水平上汇合在一起了：
A、由于争取建立士兵委员会和把它与工人及住客委员会联系起来的，那个统一先锋小组——“兵士统一必胜”（SUV）——带领作用的激发，北方爆发了自主的士兵运动。在这样的局势下，“兵士统一必胜”在工人阶级运动中扮演了某种程度的统一作用并推动群众动员达到新高潮。在里斯本九月中，它也在工人先锋队和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间起了媒介的作用。但是最重要的是，它粉碎了阿泽维多提出的整个计划的基石：一支能够保证执行政府“秩序和纪律”的命令的军队。它进一步还击败了重建一支军事打击力量——武力干预小组（AMI）的企图。
B、群众朝向创立无产阶级民主机关的本能努力已经加强，在地区平面上有些地方产生了工人委员会的联系组织。在各地区中，第一步是设法组织住客委员会和民众大会的联络委员会。当然，由于缺乏一个革命的政党，缺乏工人运动的传统以及工人阶级在社会平面和政治平面上的发展的参差不起，这一运动是很不平衡的。住客委员会的代表性的程度和它们担负的任务是不相称的（工人委员会更是如此）。这些组织也免不了患上工人运动的分化毛病，一个地方往往出现好几个住客委员会，如此一来，这些委员会便降为政治组织的单纯附属物，受宗派主义的操纵，因此，它们能否集中化并在真正的“管理社会”上起带头作用，就颇为可疑了。
住客委员会的发展很快到了尽头。在它们占据房屋而意气风发一阵之后，事实证明住客委员会是无法解决其他的社会问题（交通、保健、物资供应和居住的根本问题）的危机的。如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需做到在质的更高水平的集中化。到此为止，这种出于半自发的群众运动再也无能为力了。只有在行动上实行一种最广泛的统一的政策才能迈开集中化的第一步；可惜那些中派和改良主义组织的教派主义是不可能允许这样的发展的。不过，在较为单纯的工人委员会方面，基本的趋势是日趋和谐，工人的代表性与日俱增，它们的功能，也有所扩大。事实上，工人委员会，就算是在地区的平面上，也是有较大能力以部分解决问题的，而且它们活动的舞台也限制了政治分化的影响，较易达到初步的集中化（CUF，纺织，等等）。
C、为工人的要求而斗争的运动日趋高涨，是和下面这两个进程互相交织的：第一、工人自我组织的水平和经济危机的深度的互相影响，在提出要求改变现状、实行社会主义计划，在工人管理的提出与具体化过程中，已加强了工人委员会的战略地位；第二、工人阶级的落后层分，提出了较激进的要求，采取了较激进的行动。最后，可以说这是第一次，为工人的要求而斗争的运动正面和政府发生了冲突，取得新的活动范围。
第六届政府在这些群众动员面前所表现的瘫痪状态，表明了军队内部危机的深度，因而无法动用军队来直接打击群众运动。“夺取”圣本托宫和阿泽维多政府的“罢工”，就是资产阶级国家工具和资产阶级政治领导之危机深重的象征。
当时一般局势的主要特征有如下述：在士兵自主运动的打击下，国家机关的瓦解已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而兵士的这种自主运动甚至还“传染”到“可靠”的部队中去。革命的进潮未曾遇到任何可以遏制它的镇压力量。但是同时，这一进潮也未有产生普遍的，尤其是集中的工人权力组织。这一时期的特点就在于事态发展的步调参差，而这步调参差的极端表现只可能是短暂的过渡性的。劳动群众本身的组织未能普遍化和集中化，使工人阶级觉悟和组织形式的不平衡发展更难克服了，这一不平衡的克服工作，本来是可以通过下述途径进行的：一、用里斯本周围的工业地带工人和阿连特如省的农业无产阶级为代表的革命骨干分子来溶合各个不同部分的工人阶级；二、针对劳动群众的政治分化。
因为在一九七四年九月廿八日和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一日表现的工人统一行动并未能够在有影响力的无产阶级民主组织中加以认可与接纳，于是，工人阶级这样的分化便替反动势力创造了利用小资产阶级——他们在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一日是采取观望态度的——的有利地盘，并使得反动势力在某些地区可加强其作为反革命的桥头堡的社会基础。
7.一九七五年三月以后，只要明白地一提出“由哪一个阶级来统治？”的问题，社会党就公开地表露出它的反革命作用。革命进潮的下列特性决定了社会党反攻的形式和内容：①群众自发的反资本主义行动所达到的水平；②工人权力机关的胚胎组织确实无疑的表现；③资产阶级国家机关的软弱无能，无法粉碎群众运动；④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工具即资产阶级诸政党的脆弱。
在尊重和保卫“人民意愿”的掩蔽下，社会党有意地支持资产阶级国家制度和权力，反对工人的自我组织和工人在工厂、农业企业、住宅区和军队里的直接表达意志的方式。当其时，社会党是挺身出来担当反革命的前哨；它的目的是要保证实现这一艰难的扭转工作：即从那个独裁政权的倒台过渡到建立一个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政制。托洛茨基曾这样描述一个类似的过程：“至于一九一八年的德国革命，它完全不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完成，而只是一次被社会民主党砍了头的无产阶级革命；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次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在击败无产阶级后，被迫保持虚伪的民主面貌。”
依据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一九一九年的传统，沙亚里斯的领导担任了可以叫做“民主反革命”的代理人：用消灭工人本身的组织的做法，保卫和巩固资产阶级国家，但同时则保持工人运动中那些改良主义党的行动和表达自由的可能。一个议会的结构那时会保证拥有大量选票的社会党扮演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间的调解人的角色，不管这种做法能否成功，在历史上反动势力总是跟着这一行动而迅速推进的，而这就是沙亚里斯、列果、桑夏的基本计划。为此之故，葡萄牙资本和欧洲帝国主义便意志支持社会党领导所发动的反攻。真的，在一九七五年六七月间，有些部门的工人参加了社会党的示威行动，但是他们的动机是不容于社会党领导的实际和一贯计划的，在这些工人的心目中，反资本家的意愿是与发对共党在工会和市政府中采取的官僚的和反民主手段的反应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党领导恰恰利用了这一点。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上述这些示威行动具有互相矛盾的特性，既表现出阶级觉悟的深刻的不平衡发展，又表现出共党路线和教派主义的后果。
沙亚里斯的攻势大张旗鼓时，正当社会两极分化的结果已影响到武装力量运动，表明武装力量运动在四月廿五日以后已无法在建立国家机关的工作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一九七五年六月召开的武装力量运动大会反映出折磨着社会和军队的社会政治对抗。大会通过了关于“人民权力”——这是一个与资产阶级国家机关制度相结合、但不想用来代替该机关的“人民权力”——的文件，这表明武装力量运动无法有效对抗一个它好像是要加以赞许的群众运动。
反“无政府——民粹主义”的斗争逻辑地要把社会党导向支持第六届政府所进行的干涉行动，从占领无线电台和电视台，到破坏复兴电台的广播塔，到清除激进军官。此外，社会党还正面反对工人为他们的要求而进行的运动，这一运动是在一九七五年九月开始的，全国范围各行业工人纷纷投入行动（五金工人，建筑工人）。
社会党的反攻动员所产生出来的动力和工人阶级分化这两者汇合的结果，替各资产阶级政党创造了重新壮大的有利条件，由于利用某些小资产阶级层分，社会民主中心（CDS）尤其是人民民主党便显著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自命为资本主义秩序的最言行一致的保卫者。
在北方，这方面反映在这些政党在拥护“秩序和纪律”大会里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上。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开始，反动派的动员从政治园地转移到组织反对土地改革的庞大战斗（明约河附近小、中和大地主的第一次结集），极右派在其中担任了愈益活跃的角色。
十一月廿五日的前夕，社会党开始发觉，在两个基本社会阶级间两极分化日增的压力下，它自身正处身于不稳定的地位。一方面，在北方人民民主党和社会民主中心正取得主动权，正在把支持第六届政府的动员转化为反动派的示威，而与此同时，社会党却愈来愈不能动员它的工人阶级来支持阿泽维多。另一方面，在工业与农业的南方，那里社会党面对庞大的动员，它和工人阶级、农业工人及小自耕农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张。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一月间，沙亚里斯的领导的政策和由社会党组织影响下的群众之间的潜在分裂，仍未具体化为公开危机，未成为颇为明确的反对倾向，或未形成明显的分裂，是有如下许多原因的：
第一，在七月共党为了对抗社会党示威而设立“路障”时，它的教派主义政策达到了最高峰，这一政策使社会党重新团聚它的群众。第二，共党对全国工会联合会的官僚化的控制，对新闻界和其他的公共媒介的操纵，对各市政府的粗暴的独裁，使社会党领导的民主号召得到吸引力。再加上，多数所谓革命左派组织所遵从的极左路线，使已对社会党领导有所批评而又敌视共党官僚手段的社会党工人无法摆脱社会党领导。最后，正因为社会党的历史，它之缺少作为一个工人阶级有组织的政党的传统，和它的成员的低政治水平，限制了党内矛盾以另一路线表现出来的可能，和有利于社会党领导的反共阴谋。
8.共党的全盘改良主义的计划，包含有加入资产阶级国家机关，其目的就是使这个国家机关服从一个“民主化”进程，这就客观上暗示要这国家机关生存下去。不管有什么策略上的转变，共党的全盘计划仍然是要建立“进步的民主”，武装力量运动只是一个可以用来实现这个计划的一个因素而已，虽然在一整个时期中它是起着主要的作用。在这样的远景中，群众运动因此被剥夺了一切的自主权，而只能为支持这个计划而效劳。
武装力量运动在推翻独裁国家一事上所扮演的决定性角色，和四月廿五日事件所触发的旧政制的危机，决定了共党战略的具体形式和阐明了它打入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策略。这策略的主要点是：一、企图独占市级行政和公共传播媒介；二、继续控制前一时期已到手的工会机构（工会统一法）；三、总重要的是要争取在武装部队运动内部的影响，特别是在它的领导机构内：武装力量运动大会和革命委员会。
因此，共党有系统的重视武装力量运动的团结，视之为国家机关“民主化”和疏导群众运动之原动力和保证。于是，工人运动的阶级独立性被牺牲了，而军队内部力量关系便成为一切发动工人动员的决定因素。在革命前夕深化的环境中，执行这样的路线便免不了要经常摇摆不定，至于怎样具体摇摆，则决定于许多不同的因素。
以丹可斯大会和士兵自主运动的出现来象征的武装力量运动的危机，迫使共党匆匆忙忙改变它的路线。它设法利用士兵运动去整顿武装力量运动内各派力量，目的是要重组武装力量运动。同时，群众运动的上升，群众自我组织的程度的增长，结合了共党对全国工会联合会的控制受到部分的挑战，迫使共党重新调整策略而和这一激进化运动挂钩。共党在里斯本工业区工人委员会内成立临时书记局，就是想控制趋于加强群众自主组织的推动力，使之导向对文职和军事权力组织加以整顿的目的。在这样的远景中，它是有意识地使工人委员会变成国有化工业里实际上的助理顾问委员会；住客委员会变成资产阶级国家机关的地方性辅助机构，就是把一九七五年六月武装力量运动文件中把它们“合法化”的那种意义。
策略的适应不单是政策花招的产物，而且也表达了共党下层要求发展直接代表群众的民主形式和提倡工人管理的压力。这压力是很容易在共党内部反映出来的，因为只有很少几个党干部有本领来替领导的基本路线辩护，有本领在政治上训练年轻基层展示，这些年轻基层战士和工人先锋队与极左战士有许多联系而且体会许多斗争经验。
此外，由于缺乏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下的阶级合作的长期实践，由于党员缺乏合法主义的传统，和由于反独裁统治斗争的结果，使共党干部对劳动群众的精神产生某种程度的适应性，因此在中派主义流派中引起对共党战略路线的真实性质的不少幻想。
在这一时期内资产阶级斗争的发展，动摇了共党的计划；共党危机的开始——在八月底和九月间——是阶级对抗的动力之产物。一方面，共党和苏联官僚的联系，它本质上对资产阶级的独立性以及它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使共党不能像社会党那样成为保卫资产阶级国家权威的有用工具。另一方面，共党的“国家机关民主化”政纲，它的反对独立群众运动，和它对工人民主的敌意，使它处于与群众运动进步一翼的行动和愿望相矛盾的地位。
由于中派主义流派的极左主义和胜利主义，由于毛泽东主义流派的教派主义，使得共党内部的矛盾严重化、失去对基层的控制和甚至部分分裂等可能性实际上无法实现。因此，共党能够尽量利用它的干预力和它的组织力量，来尽可能避免失去对部分工人阶级的控制力。
9.在这个时期内，极左派的影响——由于它在数量上的重要性，它在某些关键工业部门所占的地位，和工人先锋队的自发能力——显著地增加了。青年工人层的急剧激进化、公共传播媒介推波助澜的持久的政治辩论的气氛，使群众的重要部分愿意从事政治讨论、士兵自主运动的出现以及镇压工具瓦解所产生的真空，所有这一切因素便创造了“革命左派”组织扩展听众的顺利条件。虽然如此，这些极左派对准备参加他们所激起的运动的工人们进行教育与组织的能力，却无法追得上这些极左派的影响力的显著增加。
受武装部队运动分裂的打击仍未站稳脚跟的共党的危机，和广大的工人先锋队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这两者同时发生，给了极左派（革命统一阵线(FUR)和民主人民联盟(UDP)和民主人民联盟(UDP)的组织）以独立地激发相当广阔的示威行动（一九七五年七、八、九月）的机会。虽然如此，但是极左派的分化，尤其是它们在政治上的混乱，对于进行双重政权胚胎组织的统一和集中化过程，与摆脱改良主义政党控制这两方面工作，构成主要障碍。由于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幼弱，不但无法起政治澄清的作用，无法提出配合此两种紧急情势的行动的提议，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容易受到中派主义的压力。
a、共党、葡萄牙民主运动（MDP）、社会主义人民阵线（FSP）、革命统一与行动联盟（LUAR）、国际共产主义同盟（LCI）、社会主义左派运动（MES）、和无产阶级革命党—革命派（PRP-BR）间在一九七五年八月廿五日签订的协议，反映了这个双重的现象。一方面，共党为了要窒息和利用工人先锋队的战斗性和自发能力，才和这些组织签订协议，而协议的内容是符合共党的政治观念的。另一方面，这些组织在政治方面无法将计就计，利用共党的需要，以配合劳动群众的要求，配合他们把各独立工人机构加以统一、发展、协调以及集中化的愿望，而发起一次统一行动的攻势。刚好相反，无论他们有什么保留条件，这些组织一旦签了协议，就等于接纳那个否认一切自主权归工人委员会、住客委员会、和群众大会的观念，而这些组织在联合阵线里是与武装力量运动或政党站在同等地位的。此外，协议要求支持第五届阶级合作政府，而这个政府以“为生产而斗争”的名义提倡节约政策，而当各群众自主组织成长为双重政权机构的客观可能性正趋成熟时，它却号召要把它们合并于国家机关之中。最后，正当武装力量运动裂痕扩张、士兵自主运动汹涌前进时，协议却出而支持武装力量运动。八月廿五日的协议以歪曲的方式反映了，广大工人先锋队和改良主义工具之间以及革命分子和传统领导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虽然，签订协议是支持那个背离群众运动动力的路线，而正式这动力，首先创造了实施协议的条件。
b、在一九七五年八月廿九日共党名为辞职实为被逐之后，签订八月廿五日协议各组织间的关系问题，以新的方式提了出来。他们坚决认为，各签字组织必须一致行动，才能克服极左派出面干预所遭遇的阻碍，这些阻碍是：自发性的分散不集中、无法发挥广大工人先锋队的全部压力来加强自主组织和发展士兵运动、能够号召改良主义工人组织基层起来响应的关于政治行动的提议之软弱无力。
现在，革命统一阵线所提出的九月十日政党不能作为这类一致行动的基础，它的目标在于组成一个阵线，在广大工人先锋队内，把只有少数工人阶级效忠的几个组织团聚起来，充当“阶级先锋队的统一和组织”。这就逻辑地导致把工人先锋队中其他政治流派（如民主人民联盟）或把各改良主义政党结合在一起的任何联合阵线路线。后者是最广泛的一致行动政策，由于着重于发展工人阶级民主的组织，并和群众迫切的具体目标的斗争联系起来，所以才会加强工人先锋队，使它能吸引更多落后工人参加斗争，并使它能对工人队伍的分化作出反应。
革命统一阵线这种“阵线主义”观念，妨碍了联合阵线一个有效的政策之具体化，最突出表现在革命统一阵线对社会党的定义上。它认为社会党是个资产阶级政党，是真正的“法西斯先锋”，必须先于打败才能粉碎反动势力！
此外，革命统一阵线表现出一种对力量对比关系的胜利主义的幻想，这一幻想助长了它采取教派主义和决裂主义态度来对待共党，能和这种态度相提并论的只有它的另一幻想，即认为自己有足够力量，加上自己与军队的联系，大可迫使共党跟着革命统一阵线的领导走。
这路线在两方面都犯了全盘高估的错误：第一，在琐碎的经验进程中见到的，即使是最有斗志的工人所已经达到的政治自觉程度，被过高估计了。其次，人民权力机构的发展水平也被过高估计了，这个“人民权力机构的发展”的公式事实上是包罗了关于双重政权性质方面和关于打破资产阶级国家机关所涉及的质的跃进方面的许多模棱两可的解释。时间一过，革命统一阵线的几个主要成员组织放弃了在广大群众中寻求对先锋对的自发行动给予自觉的和有系统的直接支持，这种支持实在争取工人大多数的工作上迫切需要的。实际上，革命统一阵线的政策使先锋队孤立了，使工人阶级的分化硬化了，这回过来加深了代替主义（Substitutionist）和冒险主义的倾向。
在后一例子中，在革命统一阵线里占优势的是一种自发主义（Spontaneist）的观念，认为经过十八个月的斗争经验后，工人先锋队所达到的绝无水平必会自动转化为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任务所需要的觉悟水平。
最后，在群众自主组织与政党之间的关系的观念，加上缺少对工人民主原则的经常保卫，使对抗阶级分化与达成联合阵线路线更加困难。由于用“非党性”为借口，否定了工人运动中的群众组织享有好像在无产阶级民主组织即无产阶级政党里同样的民主表达权，革命统一阵线便阻延了政治成熟的进程，而政治成熟是与工人运动内一切流派的思想自由对抗竞争密切关联的，因而妨碍了先锋队和较为落后的阶层之间的联系与沟通。
由于并未宣布工人运动中一切派别皆有权运用足够的组织手段和表达手段，有权动用公共传播媒介，有权参加工人权利胚胎组织等等不可侵犯的权利，革命统一阵线各组织并未在社会党的民主煽动和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方法之外，提供任何可供选择的道路。
在这革命进潮中，与工人阶级落后部分进入行动、及工厂中军队中自发组织的扩张相配合的，却是主观因素危机的极可悲情景出现在眼前。革命政党，即使是小小一个革命政党之不存在，就妨碍了斗争经验的普遍化和集中化，因此也妨碍了群众觉悟之量的跃进。
此外，一个在政治上可以信任的核心也没有，这样的核心用它的分析、提议和干预，必有助于中派（社会主义左派运动，无产阶级革命党等）和毛派（民主人民联盟）所控制的先锋队内部的政治澄清。在这一意义上，国际共产主义同盟之签订九月十日政纲，和它的接纳在革命统一阵线里占支配地位的意见（关于社会党和联合阵线的意见），实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一错误必将阻延葡萄牙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的建立和巩固。十一月廿日事件就是这一错误路线带来的严重挫败。
三
10.国家机关危机深化和双重政权胚胎组织缺乏集中化，二者在时间上不能密切配合，这个现象是不能长久维持的。这局势必将有如下的出路：
——要就是无产阶级民主制的工具集中化（主要是在工人委员会的平面上），结果形成一个双重政权普遍出现的局势；
不然就是资产阶级能够多少完成重建镇压工具，以击退无产阶级进潮的前进据点。
这并不是说朝某一方向会立刻发生激烈的变化，而是表示两个敌对阵营的手段将要把即将爆发的双方决斗的条件加以改变。
双方这种在时间上不能密切配合有下列许多含义：
○资产阶级虽然极度衰弱和有领导危机，但它仍然掌握着用来集中它的政治意愿的工具，这是无产阶级完全没有的。中派主义者把政府的瘫痪（“第六届政府的罢工”）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关完全瓦解两者混为一谈，表明他们完全不能了解这现象难怪他们会惊讶于资产阶级竟会对十一月廿五廿六日事变作出有准备、迅速和相当有效的反应。
○军队等级制的许多裂痕，并未使士兵委员会有相应的充分发展，特别是并未使这些委员会与工人委员会相协调和联系。加上士兵委员会组织的进展南北大不相同，这就便利了军队统治层施展诡计。最极端的是，军队的危机和政治出路的缺乏，（只有工人委员会集中化才能提供任何政治出路），两者的脱节，令到一些激进的士兵和军官要用武装斗争来寻求政治出路。
最后，军队的分裂在群众运动里产生幻想，以为可能发生的力量考验，可以预先推断其结果了，因为群众运动已经赢得了大量的士兵。因此，大多数的工人，甚至最先进的工人，都忽略了保卫劳动群众的机构和武装无产阶级的必要性。
○群众自我组织机构的散乱，不容许群众从经验中提高阶级觉悟水平，达到质的改变。群众自我组织若能集中化，便能保证劳动群众尽可能直接和广泛的参与，使他们能够讨论本身的问题，使他们能够制定对付这些问题的办法，并使他们能够开始在广泛范围实施这些办法，这样一来，群众自我组织的集中化便制造了顺利的条件，去克服多数工人阶级的活跃分子中存在的对民主的幻想，以便将这些工人争取到工人委员会方面来，以对抗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只有在那时，才能开始寻求正式通向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式。由于忽视了双重政权局势对大多数工人阶级觉悟发展的作用，和由于散播了关于真正的“人民权力”仅需稍加扩大即可的神话（实际所涉及的仍只是尚待发展的潜在的工人权力机构的分散的胚胎组织而已），中派主义者（PRP-BR即无产阶级革命党（革命派）、MES即社会主义左派运动）便走到以武装起义作为使群众运动发生质的跃进的先决条件，意味群众运动便可以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不幸，社会主义革命的进军，却倒过头来朝错误的道路前进了！
11.对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廿五和廿六日的冲突事件，必须在这样的背景中加以了解。资产阶级由于过去它出面干预的失败，军队的瓦解和金属工人、建筑工人斗争的胜利等，已把它带到死巷里去，此时不得不设法逃出这个死巷。资产阶级定下两个优先的工作目标：一、终止军队中的政治混乱，以便压制一连串的军队单位，重组宪兵力量；二、收复大众传播媒介的控制权，因为这媒介曾使工人动员的范围扩大，甚至动员到各个部门的工人，它促进了群众的团结，它使工人达到部分协调。
于是，资产阶级便十分有限度地在委派里斯本军区司令官的问题上与地对方力量进行较量。政府的“罢工”，由于把这件事的责任全部推到军官身上，以及由于把决定权集中到参谋部和革命委员会中占支配地位的那批人手里，便替这个行动创造了有利的气氛，维斯高·罗兰素的提名是一种挑衅的行为，以便准备对任何军队单位反对这种提名办法进行反击。
所谓革命军官和冈沙维斯派，不去依靠实际上足以抵消革命委员会多数的倡议的士兵委员会网的扩展，只在敌人圈定的阵地上来对抗。在这个平面上，和中派主义（MES，PRP）的暴动主义观念——这是与“革命军官”的军人身份相交织的——和冈沙维斯派军人进行武装政变的意图在客观上汇合，进行政变是用以对抗反对军队统治层的推进，以及重组军权组织。共党发起了革命军官回到革命议会去，和支持卡维路任里斯本军区司令的运动，事实上批准了这些计划，和建议用群众组织来支持推行它们，这倒过来加强了中派主义者选择根荷尔（Cunhal）领导的幻觉。
丹可斯伞兵的突然干预，促成“武装左派”方面实施未完成计划中的好些部分。另一方面，哥斯达、高美斯的对对策已经小心翼翼地准备研究了好几个星期了。这个对策是同时向军事、政治、和公共传播媒介发动的：军事方面多谢亚曼多拉的突击队，政治方面经过制宪会议投票赞成宣布紧急状态，大众媒介方面立即将无线电台及电视台迁往葡图，以确保政府对电讯的控制。真正的反动政变并非是临济凑合的！
在社会党的“秩序和纪律”运动的逻辑下，它便公开支持宣布戒严与随之而来的警察措施。社会党在制宪会议里投票赞成这些提案。
至于共党，它的注意力局限于首先是革命委员会、其次是政府的人事更调的狭窄范围中。极其量，共党有意利用丹可斯伞兵在空军的反动堡垒中可能引起的力量对比变革，以便利本身计划易于推行。在任何情形下，根荷尔的领导都不打算负担发动“政变”的任务。在“民主革命”战略范围内寻求妥协仍是一贯的，在十一月廿五日之前，当时及以后，都是如此。虽然共党在制宪会议中有正式议席，但在辩论中竟然不发动反对戒严。它连忙将联盟的轴心向右移了一步。它主要关心的是，利用改换支持对象的机会，来保持它在国家机关中的地位。
中派主义者，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党的社会主义左派运动，虽然在他们自己选择的阵地上作战表现出全然无能，却仍然在宣称“给资产阶级一个决定性的教训的日子已到了”。他们之脱离真正群众运动是再也明显不过的。他们谴责共党的背叛其实是和他们对斯大林主义战略路线的幻想，及他们对自身组织和改良主义政党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的幻想相一致的。
工人阶级从来没有参加这个“胎死腹中的政变”：工人最多不过是为了保卫他们在工厂动员中所得成果的收获而付出相应的行动。就十一月廿五日“造反”的形式及其明显的目标来说，不但绝对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而且还在群众中引起了最大的疑惑和混乱，士兵们采取了观望的态度。与群众运动的隔离，使他们不准备投身于一个参与者和结果都无可捉摸的战争。
12.胜利的军事“反攻”给予资产阶级发动重新巩固国家机关的机会，这是一个局部恢复工厂和农村秩序及推行在十一月初已经定下大概轮廓的经济计划之起码先决条件。因此，资产阶级主要着重于：
——管制存仓武器，利用经已转变为镇压行动力量的社会党和GNR为中心而建立一镇压工具（这是贯彻了不冒险派遣军队对付工人的第六届政府的原有主张）。
——更调军官，以保证对大量新征士兵的控制，并减少军队人数，目的是把一些战略性单位职业化。
——取得无线电及电视控制权，重新整顿报馆，使政府可以操纵舆论，减少以前报纸和电台所接触到的斗争的听众，即使是部分的听众，并且停止报纸和电台所鼓励的不断的政治辩论节目。
资产阶级利用它在军队里及一般国家机关里的各个支柱，把它重新获得的政治主动权向社会施加压力。政府延长了暂停实施劳工契约的期限，以此向一九七五年十月及十一月争取工人要求的斗争所取得成果挑战。葡萄牙工业协会（CIP）又再露脸，提出一个节约计划，一个冻结工资计划，并策划在工厂里恢复雇主权力。右派和极右派不单利用破坏占领土地的先例，而且利用破坏土地改革原则本身的先例，他们这样做是得到地主的动员支持的。资产阶级各势力重新组织的过程出现了，其重心显然向右转：斯宾诺拉派和与它接近的各流派的代表人物接掌了关键性的军权职位；反动社会集团的地位整个加强了，并准备使它成为未来力量较量的后方基地；极右派重现于政治舞台，他们明目张胆地与资产阶级官方政党和一部分军队统治层相勾搭。因此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廿五日资产阶级又一次恢复了信心。资产阶级重组它的力量，企图策划一个能够在短期内击退群众运动并粉碎最先进的斗争的机关。
这攻势的第一阶段就发生在资产阶级获得最显著成功的范围内。在社会方面，资产阶级运用计谋，拖延真正正面战斗时刻的到来，同时又替全盘反攻制造各种条件。虽然工人阶级并非十一月廿五日事件的主角，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到它仍然要和工人算账。因为十一月廿五日的考验并未提供各有关势力的情况的证据，部分的资产阶级了解到国家机关的力量开始加强和它持久强制实行反工人措施的能力之间有不协调的可能性。PPD内部的分歧，各资产阶级党之间和各党内部对于工人阶级改良主义党联盟的分歧，军官团内部的虽然是有限的裂痕，都反映了这点。（注：PPD即人民民主党）
虽然如此，但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功能的危机，例如经济衰退的深刻和某些工业部门的崩溃，使得资产阶级势难延缓进攻劳动群众的既得成果，以严格约束劳动群众。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和一九七六年一月政府的法令预告了这种倾向。
这里存在着资产阶级立场的客观要求——正是这一客观要求，决定了必需重新减低群众运动速度，保证投资回升等措施的性质——和并非由于一部分军队的军事失败的影响而突然作质的变更的相互关系之间的基本矛盾。
当然，帝国主义的援助使得各种投资，例如公共建筑工程可以进行，这些投资有减少某些失业的效果。但是这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功能的问题，亦即重新建立资本和雇主的正常状况的问题（取消工人管理生产制，增加生产，取缔占领工厂和夺取土地，延长工作周，减少实际工资以提高利润率）。相反的，投资正是依靠这些条件的实现；至少在这个领域内颇为迅速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一切都指示出，除非无产阶级遭受惨败，否则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稳定。即使在下述极少可能的情形下，打击工人生活水准的苛刻措施多少被延迟实施了（因为帝国主义的援助和广泛的动用国内的储备之故），加上工人阵营大大的犹疑不决，在社会和政治范围内的力量较量，也是无法拖延太久的。
13.部分士兵和“革命军官”的失败的影响，并未改变力量对比关系的本质。但是，这失败已足以暴露出半自发和半自觉的工人运动进潮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弱点，已足以暴露出斗志和觉悟的不平衡发展。这并不表示在事后要修改对十一月廿五日以前的力量对比性质的判断。十八个月以来，力量对比一直朝着有利于工人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方向走，竟达到这样程度，在一九七五年秋工人粉碎了政府要“恢复秩序和纪律”的那些重大决策（阿泽维多下令占领电台，使政府自食其果；建立武力干预小组的决议几乎一提出就受到受到反对；劳工部遭受挫败）事实上，就是客观局势的成熟，令到如要再进一步，则不免要有全盘的反资本主义战略，要扩展和集中工人自己的组织。客观局势的成熟使群众运动自发性和经验性的进潮的局限性更为突出。主观因素的弱点因此被显明暴露了出来，而且将会影响到力量对比的发展。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廿五日以后，革命过程的有限度的退潮的许多情况之一，是表现在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复杂的改组过程中。
a）工人中较为落后的阶层，在一九七五年秋天开始参加争取工人要求的斗争，他们经历迅速而表面的激进化和政治化，使他们难以抵抗资产阶级的反攻。他们更加依赖改良主义工具，但政府的攻击恰正迎合这些组织在推进全盘反应行动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的水平。因此，工人运动的有限度的退潮，加强了不同地区和不同工业部门里工人阶级政治成熟的差别。如果全体受合约暂停生效影响的工人在经济上的反映长久拖延下去，那么，里斯本区和阿伦特约的无产阶级，与其余的劳动大众之间的裂痕便会有加深的危险。工人们反应的延迟，可能与小资产阶级的动员和改变态度结合在一起，而改变全盘社会力量的对比。
b）工人组织缺乏集中化——这在进潮期间使得觉悟的不平衡发展和自我组织的程度的不平衡发展不能互相平衡——突出地暴露出工人委员会和住客委员会之间的本质上的差别，也暴露出各工人委员会代表性的程度差别。这进程便利了改良主义者旨在吸收工人委员会并将之合并于工会的行动；事情多半是这样的，因为改良主义者是唯一能够指使多少可以起集中化作用的协调组织的，又因为他们在工会联合会中有决定性的影响。
与此同时，在这个工人阶级力量复原的时期，工会组织的重要性也增加了。工会化成长的新阶段展开了。它结合了三方面：一、工会组织深入渗透到在一九七四年四年廿五日时期以前从来未有组织过的部门中（教师，公用事业）；二，从旧的独裁政府的“工会”系统中抬起头来的职业工会的扩张；三，以分支小单位为基础的工会之诞生和扩展（金属，土木建筑，邮政系统）。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廿五日以后，有些社会党领导的工会归附全国工会。一场新的辩论展开了，是关于怎样对付政府采取的措施，和关于工会的民主功能，这一发展正在震撼着共党的官僚控制，而且大有使自觉担负着政府主要支柱作用的社会党的内部矛盾家中。
c）一个经过一连串的阶段而没有遇到任何重大障碍的工人运动进潮的本性，培养出自主的能力和广大工人先锋队的一批真正听众。虽然，运动的半自发性和半自觉性在这先锋队的政治组织水平与它的人数的不相称上反映出来。依照同样的推理，将士兵的胜利与工人的胜利认为同样是先锋队政治认识能力的决定性特点，也可以是解释某部分士兵的失败对先锋队的打击程度。
因此，在退却时期，这支工人先锋队有组织部分的量的弱点就被暴露了；它的政治上的混乱使它和外围群众的联系松弛了，因而便利了改良主义的有组织的力量（特别是共党）对这些外围群众的控制。缺乏一个可以信赖的革命组织，从十一月廿五日抽取教训，帮助广大先锋队吸收这次经验，以及利用对抗所带来的教育性来增进阶级独立性；这缺乏使先锋队的混乱加深，减慢他复原的步伐，和限制了他对政府经济攻势带头作出坚决反应的能力。
d）因为共党的战略主要是由改良主义的“民主革命”计划并关心如何维持在国家机关、特别是在军事机关中的地位而决定，所以，它从十一月廿五日事变所得到的结论自然把它推向右转，在建立民主政治的远景中，共党再次重视反法西斯斗争。因此，共党坚持与社会党联盟，同时又向PPD的离心分子表示好感，希望寻求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中产阶级联盟的。
“革命左派”的软弱和混乱——他们不能利用十一月廿五日以后共党内部的紧张形势——可能便利了斯大林派利用独立组织，甚至使斯大林派取消群众的某些斗争成果而无须冒太大的危险。但是它和工人阶级的联系以及它内部的大部分工人战士的斗志将迫使它在经济战线作出反应，即：为避免工人委员会复兴成为双重政权的胚胎组织起见而设法将运动疏导入与工会的范围中，同样，共党对政府的镇压也难以保持缄默而不冒刺激内部紧张和进一步限制了它在“左派军官”中的影响力的危险。虽然如此，共党仍将不惜代价设法避免新的冲突，在它反对政府经济和社会政策的许多宣言之后，当然不会跟着明确指示出应采取何种行动形式。
e）由于支持镇压和政府法令，社会党在它反革命的道路上又再踏进了一步。现在，军队统治层内部极右派之再次结集，对土地改革的攻击以及PPD与CDS的反动宣言，凡此等等都表明谁可以从资产阶级国家的稳定和恢复市场经济秩序的措施中得到好处，谁就是真正出力重建资本主义秩序的人。社会党的性质和它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使它不能成为实施正面向工人生活水准进攻措施的有力工具。即将来到的选举和政治局势，迫使社会党要加强它在工人运动中有组织存在的实力地位。与此同时，为了和PPD竞争小资产阶级的选民，社会党不得不以支持现秩序的姿态出现。这两个矛盾的要求，譬如政府对包括社会党职工会和受社会党影响的工人已取得斗争成果的攻击可能产生了至今为止被被对共党的掩盖了的内部矛盾，也可能令反对倾向抬头。最后，极右势力抬头的确定性危险重新使工人运动中团结一致的意愿增强，这可能使苏里亚斯的领导失去平衡。
f）阶级斗争的实际发展和中派主义及极左派所描绘的前景之不相符合，使这些组织内部发生深刻的危机。MES和PRP的立场转变，使他们发展一种“反法西斯路线”，其动力充满了对共党及追随“武装力量运动左派”领导的人们的机会主义的迎合。至于UDP，它对共党的超教派主义态度变本加厉，竟至于说后者的本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UDP号召在“人民意愿”组织的基础上组织一个“反法西斯联合阵线”。MES-PRP式的中派主义组织的危机，再加上托洛茨基派核心力量的弱小，在最近的将来便给像UDP那样的流派留有活动的余地。
所有这些流派再次走反法西斯路线，不论动机如何，都更令工人阶级疑惑不定，使工人阶级先锋队混乱，并使那些反对资产阶级经济进攻所必需的口号在“反法西斯斗争”的模糊远景中消散了。
14.十一月廿五日事变所开展的新阶段，并不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社会力量对比的质的改变为其特征。虽然，一个特征是国家机关危机加深，只不过尚未被双重政权机构的集中化所结束的时期已成过去。主要的特色仍然是革命前夕局势的特色。资产阶级已重新取得某一程度的政治主动权，已开始重建其国家机关，只是尚未克服本身的政治领导危机。PPD内部和军队统治层的分化，和CDS与PPD间的争论，反映了这一危机。CDS意图以资产阶级利益之唯一言行一致的保卫者的姿态出现，自告奋勇要做资产阶级阵营的候选领导。它企图利用小资产阶级中具有影响里的阶层作为它的社会基础，这个小资产阶级也正在装备军队，以走向极右。
斗争潜力十分庞大的工业和农业无产阶级，第一次发觉正面临对他们主要斗争成果的挑战。他们掌握着重要的机构（工会，工人委员会，农民联盟，政党）而且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就使得它可以对付资产阶级的进攻并在短期内发动经济斗争。新的反对对他们的生活水准的进攻的斗争的抬头，使群众自主组织吸收了新的生命，其支柱是工人委员会。把工人委员会组织集中化并转变为双重政权的机构，再次成为迫切的目的。
资产阶级或某部分的资产阶级为过分的自信所蒙蔽而发动的经济或政治的挑衅，不单可以加速无产阶级这样的反应，也可以产生大规模与统一的动员方式，足以击退国家机关巩固的影响而再次客观地把政权问题提出到劳动大众的议程上来。
工人延迟的反攻，势必助长资产阶级工具的巩固，使双方力量决斗虽稍推延却更具决定性。
葡萄牙政治局势的动力、节奏和紧要关头，也将由佛朗哥政权的继承危机之深化和西班牙工人群众登上政治舞台所决定。因此，在较为短暂的时期内，不稳定的各个结构性因素中，可能又要添加一个不平衡的因素了。
葡萄牙无产阶级在这个新阶段中面对的工作，更强调了建立革命领导的迫切重要性。这个领导要能确保阶级觉醒的提高，而且领导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夺取政权。
四
15.无论“革命进程”如何动荡，两个基本阶级间的决定性力量的较量是无可避免的。革命或者反革命，工人阶级的胜利和成立工人国家，或者粉碎工人政治斗争的建立“集权统治”（军事独裁，法西斯或半法西斯独裁等等）——这就是葡萄牙工人群众面对的实际选择。
我们的共产国际主义同盟必需尽其全力动员群众以应付这一决斗，应该根据工人在十一月廿五日以前所经历的众多而丰富的经验，将十一月廿五日及廿六日的教训让尽可能广大的工人阶级吸收，提出一个在劳动群众眼中认为可靠的全面政纲，将资产阶级向群众斗争成果的进攻的反应转变为全面的反攻。
a）资产阶级利用工人运动领导的改良主义政策，现在想把它在十一月廿五日赢得军事和政治胜利延伸到社会范围中去。处此环境下，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首要任务为促成——通过宣传，鼓动，和实际发动——最团结和最剧烈的反攻，来反对政府节约计划的影响，来反对对工人管理制的挑战和工厂雇主攫取权力的表现，也反对对土地改革的进攻。
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斗争的潜力，和工人阶级与农业工人所掌握的斗争工具，使他们能对政府和雇主现时的攻势予以迎头痛击。任何不作出反应行动的拖延，势必使工人们本来有限的迷失方向更加严重，势必使改良主义者的控制加强，势必使自我组织（工人委员会）结构的内容挖空，使资本主义阵营内部重新结集力量的工作有更大的机运，使该阵营的领导更坚强。在这样的条件下，四月的选举可能把上述这个进程予以具体化、加速并巩固起来。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必需特别着重支持与推广现正在发展中的部分斗争和激进斗争，因为改良主义领导的政策往往使这些斗争孤立起来。用实例来说明胜利的可能，将前一阶段最先进的斗争形式再提上议程，能够成为有利扩大动员的一种因素。
在现时的局势下，应进行关键性的战斗，来反对暂停实施工会合约，这暂停实施等于否定了一九七五年秋天工人动员的收获。政府用暂停实施合约来测验整体工人的反应。同时，它把攻击集中指向某一个地区，在那儿决定着工人的大部分反应的是工会组织的政策，因此也就是改良主义组织的路线，也多份不可能成功的全部实施这些措施。但是群众反应如果非常分散，政府即使不能全面进攻，也可以集中力量来对付政治上最落后和组织上最软弱的部分。因此，各个不同部分和地区的工人阶级的分化就加深了。因此，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以此以一部门或者彼一部门的动员为基础，为了要挫败实际是打击全体工人阶级的攻势，便要坚持必需将群众反应加以协调和普遍化。然而，反对节约措施的广泛动员，便严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面对尖锐的局势和结构性的危机时，资本主义经济功能能否全盘施展呢？任何群众的全面反应，尤其是任何高度水平的斗争之能坚持下去，必需有明确的一般远景及一个根据工人阶级立场而厘定的解决办法。为此，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绝对需要的，是厘定一个全面的要求和一个斗争的计划，已构成对本国社会及经济问题的具体反应，并把它提出作为对抗各种改良主义解决办法之另一选择。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出面干预事变，必需执行上述的计划。在部分要求斗争中所提出的迫切要求的鼓励，必需结合于全面解决方案的宣传，其目的是为了更大可能地把全面解决方案转化为群众的自发行动。
b）政府施行节约计划，实即是对工人在是八个月的斗争过程中所赢得的组织自由和言论自由权利的挑战。
目前，政府仍然未能发动广泛镇压的攻击。它限于特定的措施，目的是为了铺好更能眼里打击群众先锋队的道路。十一月廿五日被捕的士兵和军官现时系身监狱，而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一日的阴谋者和萨拉柴政权的警察人员却逍遥法外，政府这些措施的政治面目就更为明显了。
为了整个工人运动，把要求立即释放政治犯运动广泛组织起来，一定可以令到资产阶级和它的政府退缩，而阻止了他们危害工人运动的言论和阻止的权利。与此同时，必需要求清除经已复职的独裁政权的旧特务；只要这个要求可能实现和能得群众支持，就要朝这个方向带头行动。由于旧政权的打击力量GNR和PSP的重新活跃、他们的人员和资源的增加之故，我们必须把大力鼓励把这些镇压解除武装及解散置于议程之上。
在现有的局势下，政府可能尝试行使反工人阶级立法（有关新闻和罢工权利的法律），这些立法由于群众运动高涨，至今仍未施行。因此，废除这些立法的斗争，已成为基本的需要，应与无条件保卫工人阶级罢工及示威权利，无条件保卫工人阶级罢工及组织权利，以及拥护工人群众本身的组织的斗争等同时进行。在这样的远景中，我们还要安排一场反对革命委员会提出的盟约的斗争，革委会企图，包括用总统整体性来巩固它自己的地位以便进一步实施反工人政策及向劳动者的斗争成果挑战。
c）对于雇主和政府向工人和人民的斗争成果进攻，群众反应行动的主要工具仍然是工人委员会和工会，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方针，在工人委员会和工会里，必须避免这些组织的互相对立，必须强调它们互相辅助的特点。要反对改良主义者把工人委员会并入工会、否定工人委员会的自主权和特殊作用的计划，就必需强调保留自主权和委员会的群众代表性。这一工作，仅当工人委员会有能力负担在工人管理制一般范围内的任务，成为保卫阶级利益的真正手段，并能开始实现阶级的意愿的时候，才能达成。政府的决定和工人运动的重组，加重了工会的作用，表明了在工会里推动有系统的行动来建立革命倾向的重要性。这样的工会活动定能使一连串过渡要求和围绕着与工人管理制相关的主题的讨论，深入到最落后的工人中去。此外再加上在全国规模的工会里有革命战士存在，他们在公会中的积极工作，能够防止某些行业工人委员会的孤立。
在工会的平面上，战略目标仍然是建立一个由各工业部门组成的统一的、独立的全国中央工会，并遵照最高度的工人民主的标准来发挥其功能。争取工人民主功能的斗争和清除独裁统治结构的斗争，是可以与工人委员会的发展和强化结合起来，甚至有助于这些委员会在部门行业的平面上的集中化。
面对这经济危机和政府法令，为了要确定全部可供选择的加强工会反击的办法，便需要对各种不同方针进行最自由的讨论并特别强调召开一个民主的工会大会的重要性。为了表达需要，制定要求，和确定斗争战略，便需要有成立派别的权利，也就是说，每一个工人运动派别在全体工人面前提出它的解决办法来作毫无掩饰的辩论的可能性。这样的意见争辩对抗，乃是尊重和贯彻多数所采取的决定的一个先决条件。这一观念必需经常提出，作为对改良主义领导在工会里、特别是共党在全国性的机关全国工会联合会里的惯常的操纵行为的另一选择。
d）革命马克思主义者重申工人委员会在未来的葡萄牙革命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这些工人委员会乃是群众运动本身的成果，并已表明要克服工会的职业区分、承担工人管理制和初步工人自卫的永久任务、保证与群众联系，并采取激烈的反资本主义的主动性（开始恢复原状，联系工人和农业工人，等等）。
工人委员会必需占据中心地位，因为：
——在工厂里深深感到斗争中团结一致的需要；
——普遍实行工人管理制的需要，特别是在国有化部门；
——在某些部门的要求纲领里已经表达出来的，为全面反对失业而斗争的计划、整个部门的改变、工业生产的不同部门间及这些部门与农业部门间建立直接联系、在国有化部门确定生产优先次序等的需要。
战略的目标因此仍为把工人委员会加以推广、协调与集中，使它成为发展双重政权机构的轴心。
在这样的远景中，各部门的工人委员会的协调，会成为一个中间步骤，引致全国工人委员会大会及双重政权局势的出现。
集中化的宣传和鼓励在工人的具体是斗争和要求中生根；它的革命动力在于赋予工人委员会以工人议会的功能，这一功能引致工人委员会和联合政府及资产阶级国家机关的直接冲突。
必需提出全国工人委员会大会，作为积累广泛经验、搜集必需情报以便详细制定重组葡萄牙经济的工人计划，并保证实施决议的先决条件等最为适当组织结构。详细制定此计划必需与工人管理制的发展携手并进。事实上，这计划是建立在（一）、农工企业生产量的总结；（二）、通讯和运输工具的情况；（三）、工人在私人及社会领域中的消费需要及生产性产品的需要的实际分量等上面。因此，全国工人委员会大会将在工人阶级对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的自主反应中作为中心因素出现，而且能够使得城乡群众中的工人盟友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工人委员会的结构和功能中要保卫工人民主的充分实行，这一保卫作用乃是达成这些目的的决定性任务，这需要工人阶级统一，需要工人自己的组织成长为真正的最高水平的联合阵线组织。
由此，引申出下列各点：
——工人委员会代表应采用自由及民主方式选出，并可由下层罢免，不得由政党按任意的或既定的比率指派；
——代表们有按照政治倾向自行结合的权利，有按照自己的意见讨论一切问题的绝对权利。
只有这样一个解释性的宣传运动的范围和结果，才能从工人的心目中扫除由社会党领导诱发、由共党路线及官僚手段助长的，在一方面是事实上位于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个“民主”国家，与另一方面是一个破坏民主权利的“共党独裁”之间的虚伪的极端化。唯有在工人委员会的部门水平或全国大会水平上的丰富的工人民主经验才能铺平重组无产阶级统一阵线的道路，并使工人相信以议会为基础的工人国家，必能保证民主自由权利，其品质远优于传统的资产阶级民主。
最后，工人委员会朝这个方向的活动的扩展，成为一个榜样，使住客委员会重新成为在该街坊或地区的工人群众自己的组织，而且可以打破改良主义造成的把这些住客委员会降为国家机关（市政府）的附属物的倾向。资产阶级取回三月十一日以后被群众占用的房屋和打击群众生活条件的企图，这时候便给予住客委员会恢复活跃和扩张的机会。他们干预的中心必需发在：发动管制物价；发动与农业合作社加强联系，以便出售产品、以便对资本主义的分配系统斗争、对消费品的囤积居奇斗争。
e）自从组织支持一九七四年九月廿八日的流产政变以后，大地主只能采用分散的抵抗来对付土地改革的进程，他们无法集体动员起来。
大农场主爱用的武器仍然是拒绝执行土地改革法，强夺牲口和农业物资，拒不修理机械，焚烧农产物，和进行个人报复。面对着阶级斗争在农村中的恶化（在第五和第六届政府下的土地占据，在南方金属工人、农业雇工和小贫农之间建立联系），十一月美约河第二届“农民会议”标志着资本主义反动的重大进展。除了反对占据土地之外，土地改革本身遭受猛烈的攻击。在这一个场合里，被夺走地产的农场主成功地团结了中小商人（他们的投机活动被土改有关联地商业国有化所威胁）、抚弄和北部及西部的中小农。
反动派，特别是在北部和中部的反对派，企图组成一个社会集团，构成葡萄牙革命的一个重大威胁。必需瓦解这个集团，起码是要瓦解它的一部分，同时必需扩大支持工人的社会基础，才能期望工人运动对资产阶级力量较量能够得到胜利。
为此，必需强调：工业及银行工会及工人委员会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支持农业工人及小自耕农的迫切需要（肥料，贷款，机械等）。进一步，必需尽可能具体的用事实证明公众利益是和革命进展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在工人管理制下集中计划肥料、机械和农业工具的生产，集中信贷和有计划地改变耕作方法和农产品种，才能对合作社及已成国有财产的夺得土地予以资助。
在农村中改变力量对比的关系，需要把农业工会、贫农联盟和农业工人委员会的组织加强，需要把贫农及佃农、交谷租佃农等在小有产者占多数的整个地区的村议会里的地位加强。
为了要保证在资产阶级国家结构外实施及加深土地改革，在巩固农业工人本身组织的同时，必需加深它与工业、银行、商业等工人之联系。最后，为了要对抗农场主和他们的武装团队现正发动的重夺土地和恐吓活动，必需加强自卫工具的武装力量。
16.a）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要接受十一月廿五、廿六日的主要教训来对抗冒险主义观念和少数派观念，并在无产阶级政权胚胎组织发展过程中宣传群众自卫的重要性。这是广大工人群众做好准备以对抗任何反动企图的唯一途径。
目前，极右派的活动，譬如动用GNR、PSP或可能动用特殊军事单位，使得自卫纠察队的组织具有特别重要性。
此外，从军队统治层本身对重新取得军火库控制权的重视，可见必需利用十一月廿五日以前控制仓存军火及在军火制造领域内采取主动的经验，来围绕着控制仓存军火及在军火制造领域内采取主动的经验，来围绕着控制仓存军火及工人与士兵委员会使用武器的主题，进行具体的宣传。
b）军队统治层的反攻，虽然大大的改变了士兵可以动员的条件，但仍未消除在兵营里进行斗争的一切可能性；这可能性是由许多士兵的亲身经历所增强了的。在新来的征兵中便有过去运动的听众，这必能有利于对军事纪律的反抗。
革命战士在军队中活动的目标是保卫民主权利，即保卫士兵的组织权和言论权。围绕着这个轴心，可能形成兵士本身的组织，这组织又可能带来自主运动的复活。
这样一个运动始终成为政府无法利用士兵反对工人的最大保证。革命者应尽其所能使士兵运动的最重要收获之一永垂不朽：他们坚决拒绝被用来反对工人。在这个基础上，革命者必须坚持：士兵组织和工人阶级组织之间必需建立联系；又要坚持：命令必需事件经过讨论，这一点势必进一步鼓励士兵自己选择军官。
反军国主义的宣传必需与各方面的群众工作（在工会，工人委员会和住客委员会中）合为一体。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军国主义与改良主义者的和平主义是根本不同，当“民主”资产阶级从政治诡计转向打击工人阶级及其盟友时，必需设法避免工人幻想“民主”资产阶级会大发慈悲。解除资产阶级武装和武装无产阶级的原则必需一线贯通在兵营内外我们所进行的反军国主义工作中。
c）对工人生活水准的打击，反动措施的升级，以及随之而来对工人阶级的各种迫害，不只创造了无产阶级阵线要求加强统一的客观条件，也促成了统一的迫切愿望。适应无产阶级最迫切需要的统一口号必需在反对经济和政治反动的斗争中发挥建立联合阵线的功能。工人联合阵线的战术是任何真正打算发动群众行动以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踏脚石，这并不是说任何自发行动必需听命于工人运动的改良主义领导的事前认可。实际上，一切政治派别，只要它们是打算参加反对政府和雇主的镇压以保卫群众的战利品，只要它们是支持工人委员会及在某些情况下的住客委员会的发展和协调，都应设法在行动上取得一致。与此同时，还要在工会中强调团结的必要；组成集团（例如在工会中提出共同候选人名单）可以是一种重要的手段，在领导工会的改良主义路线之外，向群众提出另一解决办法。
采取这样的步骤——能使广大工人先锋队的活动重新活跃起来，并在这些改良主义党的下层里（特别是共党的下层）引起反应——必需经常与针对改良主义领导进行的统一的宣传，和号召社会党及共党影响下的工人参加行动的大量提议相呼应。
这种要求建立联合阵线的不断的宣传和鼓励，对团结的意愿的坚持，即使是和先锋队中受了极左派影响的某一阶层的直觉相抵触，却能铺平对反对派任何政治、军事或经济的挑衅采取一致反应的道路。由于行动上真正一致，这样的反应回过来又可以向无产阶级民主机构的建立迈开新的一步。这方面的具体收获乃是双重权力远景重现的先决条件。
17.社会及政治局势的主要特征仍为极度的不稳定。在这样的环境下，葡萄牙社会两个基本阶级间力量对比的较量仍未到来；这一较量将会围绕着冻结工会合约、重大的经济问题（通货膨胀和失业）、工人管理和土地改革等问题而爆发。
因此，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其主张建立工农政府的宣传中，应该在其政纲中强调：这样一个工农政府应该保卫工人阶级的斗争成果，应该适应劳动大众的需要和意愿。此外，他们还要指明：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动员和自我组织，这个工农政府才有力量抵抗资产阶级的阴谋破坏，才有力量在实践中施行它自己的决定。
把这个工农政府的方案转变为鼓励，主要依靠群众动员与团结的程度和围绕着自觉的保卫目标的运动发展的动力。在这转化的阶段中，政府口号不变的目标是：在政治上，工人阶级就是工人阶级，是与所有其他阶级对立的，亦即与所有由资产阶级制度派生的所有政府相对立的。
○如果资本主义和反动派的攻势加强，而群众对社会党—共党联手合作的信心增长，则工农政府方案就要立即接纳这些事实，把工农政府用要求成立一个以保卫和扩展工人斗争成果为政纲的社会党，共党政府的方式表达出来。在现在的环境下，向社会党和共党发起联合阵线，必需与要求社会民主主义的和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与资产阶级决裂”，亦即要求两党与资产阶级政党及保留资产阶级利益的团体，特别是革命议会断绝关系。
○如果群众运动及其自我组织的新的进潮，以可能召开或真实召开民主的全国工会大会（超出了纯工会的水平）与工人委员会全国大会的形态出现，届时工人阶级本身便具备了反对资本家阴谋和政府的计划的组织和表达的条件，为了有效的让群众的目的转化为力量的依据，工农政府的口号必须包容这些事实进去。
一般的宣传方案“对工人群众组织负责的工农政府”是适合这路线的。
这方案在每一适当时机应按照力量对比关系的转化、政治局势的转变，和因此促成的工人运动的重组，而具体实施。
18.一九七五年秋天群众政治组织水平很低，更加上群众心理状态和他们事实上不能见到任何明显的政治后果之间的时序参差，反映了缺乏一个革命领导之可悲。十一月廿五日后的局势将工人运动及其政治力量的重组置于议程之上。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在这进程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但他们必须能够基于本身已经掌握的有限力量，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而创立一个政治榜样。
这需要有系统的干预公共事务来表现托洛茨基主义战士具有分析斗争发展与前途的能力，然后他们才能在极左派内或参与引起辩论和一致行动，并向被上层领导引入歧途的社会党和共党工人发动政治攻势。
这中心政治活动，只有不断和耐心的努力，使在广大工人先锋队中生根，方能施展其全部政治冲击力。这就是为托洛茨基组织争取到能运用主动力、勇敢并能在工人队伍中加强自己的影响和权威的先进工人。
此外，扩大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进攻力量，就必须所有托洛茨基主义力量重新集合成为单一组织，即第四国际葡萄牙支部。这LCI对PRT表明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建立最迫切需要的一致行动的歧途，正是着眼于彼此统一。（注释LCI即国际共产主义同盟）
19.葡萄牙的托洛茨基战士要带领支持用战争来保卫经过十五年坚决斗争赢得的独立的安哥拉群众。他们选择了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阵营，以反对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本国反动派的神圣同盟。同样的，他们支持FRETILIN的斗争，以反对印尼部队入侵东帝汶。
西班牙和葡萄牙工人斗争的联系，使葡萄牙工农支持西班牙无产阶级反对卡洛斯政权的斗争的运动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在葡萄牙局势的发展中发生客观的反响。这一支持运动更对西班牙革命战士提供了宝贵的援助。在伊比利安半岛两个的战士间应该建立的密切的关系，乃是这一国际主义运动的有力支持。
不管十一月廿五日事件产生的有限进潮是怎样，对于成千上万的工人来说，葡萄牙革命仍为资本主义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希望的化身。在葡萄牙革命进程的决定性日子正在迫近的情况下，欧洲工人对他们葡萄牙兄弟姊妹的战斗性的国际支持必需尽其全力以决定即将来临的战斗的后果。第四国际将全力参与建立此一支持运动，此一支持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释放十一月廿五日后所有遭受镇压打击的战士和士兵。
录入：战鼓声
200812210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