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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革命及其教训
The Cuban Revolution and Its Lessons
乌科·格兰沙里斯·马什科苏*
Hugo Gonzalez Moscoso
古巴革命和它产生的工人国家，同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和其他类似的革命一起，是表现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群众把他们自己从帝国主义剥削下解放出来，过比较美好的生活的愿望的积极的成就。
但是，古巴革命不是一个独特或例外的事件，而是一个过程发展到最后的结果，这个过程除了特殊的民族特点以外，是从所有不发达国家共同具有的水平上开始的。这意味着其它国家的人民也能仿效古巴的道路，使古巴革命的一般特点适应于他们自己民族的、地方的和地区的特点。
由于古巴是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群众在正确领导下能够做出怎样的成就的一个榜样，指出它的教训、经验、指导意义，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先锋熟悉它，是必要与有益的。
不发达国家走向文明的道路
不平衡发展的过程把世界划分为先进的工业化的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当前者向外扩张，它们就统治后者，使之变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但是，从一开始，不发达国家就起来斗争，以摆脱这种统治。解放自己的理想，同赶上先进国家的发展水平、克服它们的落后状态的想法一起产生了。
两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南斯拉夫和中国的革命，扩大并促进了殖民地人民的起义和革命。今天，殖民地世界惊人的动员过程正在继续中，它动摇资本主义世界的基础，为工人国家的无限制的发展开辟道路。大量经济上、文化上处于落后状态的群众正在表现出要求共享现代文明的愿望。在时起时伏的不断斗争中，他们不仅要通过正式的独立取得同发达国家一样的政治权利，还要求同样的生活水平。从帝国主义统治下取得民族解放是同经济的发展和多样化，改善群众生活条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各个阶层，对这些深刻的群众潮流表示附和，赞同这一类型的某些要求，即在不妨碍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情况下，允许有一些经济发展。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这些领导人就不可避免地要处于同我们时代的现实相冲突的境地。
一个不发达国家要得到发展，要有为其发展计划提供资金的资本和积累的基金，而这正是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所缺少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各阶层不同意无偿地剥夺帝国主义者所榨取的剩余价值和出租的土地。他们不支持在国家管制下实行计划经济、以利用自然资源。
不改变不发达国家的结构，对资本的需要只能是全部或大量地依靠国外信贷。这样帝国主义就会卷土重来，并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人的手脚束缚起来，这些领导人在已经动员起来的群众的压力下。开始时曾经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虽然帝国主义者答应给予贷款，然而由于贷款数目的微小，由于它们被指定用于一些次要的工程，由于它们附加的条件和要求，这些贷款同不发达国家发展经济和实现工业化的愿望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这是拉丁美洲人民的历史，他们越来越深地陷入美帝国主义债务的深渊中，不能从悲惨的落后状态中解脱出来。
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转来转去。在动员起来的群众的压力下，同时为了企图把群众控制在手里，他们领导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举起发展经济的旗帜；然而由于脱不出资本主义的限制，他们又重新陷于帝国主义的统治底下，而这意味着陷于民族压迫和不发达的状态中。没有一个不发达国家能够在帝国主义统治下取得进步，达到工业化国家的水平。这是历史的教训。在现在的世界局势下，资产阶级的领导不可能完成民族、经济和政治独立的任务。它们不能实现民族统一，实行计划经济或真正的土地改革。这也就是，他们不能引导到一个生产力不断增长的时代，使殖民地、半殖民地变成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重演17、18、19世纪资产阶级曾经扮演的角色。在目前帝国主义垂死挣扎和腐朽没落的阶段，不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不可能完成本应由他们完成的任务，象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曾经完成的那样。
资产阶级走到了尽头，在那里，代替不发达国家取得解放和向前发展的是压迫锁链的加固和更加落后。面对这种情况，我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提出走革命道路，剥夺帝国主义，清算本民族的剥削者，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完成已经推迟了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并把它同包括建立工人国家在内的社会主义任务结合起来。
殖民地人民群众的广泛动员，是沿着两条道路进行的。在资产阶级领导下，他们的结果是耗尽元气和遭到失败，要求发展经济和群众能有较好的生活水平的期望成了泡影，在革命的领导下，他们取得了胜利，这表明，摧毁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秩序，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发达国家走向现代文明的道路。
古巴和玻利维亚：两条道路——
一条道路走向了胜利
古巴是沿着革命道路进行的，因此成功地建立了拉丁美洲第一个工人国家。我们认为，这既不是命中注定，也不是一个独特和例外的过程——任何拉丁美洲国家都具有在这个大陆和世界上普遍存在的那些客观条件，都可以取得象古巴那样的胜利。为了更充分地了解这个问题，没有比把古巴和玻利维亚的过程加以比较，分析造成不同结果的原因更有益的了。
首先我们不妨看一看玻利维亚和古巴革命前的情况。两者都是典型的半殖民地国家，虽然取得了形式上的独立，但完全被帝国主义所支配。作为典型的半殖民地，他们都是单一生产国家——古巴的糖和玻利维亚的锡——资源都被帝国主义财团控制。两国的土地都掌握在大地主手中，在玻利维亚至今残存的封建性农奴制是一个更加使情况恶化的因素。
商业、银行、交通运输工具和其他主要经济活动都被帝国主义者所控制，在这些国家，经济的多样化和制造业都没有得到发展。作为这种情况的结果，民族资产阶级是软弱的和寄生的，它依赖帝国主义财团留下的面包屑过日子，国家全部经济和政治生活是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历届政府都是帝国主义代理人，而根本不是代表民族利益。
人民——工人阶级、农民、贫苦的中等阶级——在贫困、落后和屈辱的条件下生活。他们流浪在自己的国土上，备受歧视，在拥有无限权力的压迫者和美帝代理人的面前没有任何权利。
这种相同的卑屈、贫困和落后的情况，是玻利维亚和古巴革命发展的起点。
1952年4月9日，在玻利维亚，人民群众催垮了博利维安将军的锡矿巨头的政府。一个开始只是军队、警察和革命民族主义运动参与的政变，由于拉巴斯工业无产阶级和中产阶级贫困阶层的干预，变成了人民起义。政变遭到了挫败，起义胜利了。革命工人党（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帮助这次起义取得了胜利，但是由于它的组织上的弱点，政权落到了革命民族主义运动手中，这就是说，群众战胜了军队和寡头政治，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权力。一个左翼的、反帝投机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从他们那里窃取了革命的果实。
从玻利维亚革命一开始，就出现了两个完全相反的政治路线：革命工人党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和革命民族主义运动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主张。革命工人党号召全力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号召群众积极地有组织地参加政府和经济管理，开展真正的土地革命，以无产阶级领导来代替小资产阶级领导，以便导向建立一个工农政体。革命民族主义运动，它处在政府的牢固控制下，坚持认为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他们提出要发展一支强大的民族资产阶级，以便在玻利维亚建立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经济。
在革命的头几年，在这两种思想的冲突和对立中，革命民族主义运动觉得自已必须被迫向群众让步。为了维持自已的权力，它不得不实行土地改革、实现矿山国有化，建立工人监督等。但是，在革命民族主义运动屈服于群众压力的同时，它却力图使这些群众争得来的东西失效，尽力阉割其革命内容。土地改革成了分给地契的漫长的繁琐的官僚主义的过程，面对引起的经济和技术问题却不作任何解决。在矿山国有化上，支付了大量的赔偿金，使采矿业主陷于缺乏资金，工人监督的基础原来极为有限，由于官僚主义它更是日趋缩小。商业、银行和其它的帝国主义或民族的财团没有触动。
只走了一段短短的路程，革命就停止不前了。群众争得的东西，许多又渐渐地丢掉了。国家的大门向帝国主义敞开着。帝国主义变成了革命民族主义运动及其政权的盟友。
军队同警察一起被改组，转而听从美国佬的军事命令。当革命民族主义运动同帕斯·埃斯登索罗的政府不能再牵制群众时，军队就在1964年11月14日演出了一场预防性政变，完全控制了政府。
军人政权，先是在军政府，后来在巴里恩托斯总统统治之下，把革命民族主义运动剥夺群众争得来的东西这个尚未完成的工作进一步推向前进，他们破坏工会，削减工资，袭击国有化的资产，把国家变成为美国的殖民地。
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革命被引向灾难，经济不能发展，矿业生产下降50%，达到崩溃的边缘；石油工业再次对美国垄断资本开放，这一情况现在正在扼杀政府经营的康采恩——玻利维亚国家石油公司；制造业半瘫痪；农业生产下降；失业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更加恶劣。这些就是革命民族主义运动统治20年的后果！
在革命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下玻利维亚革命所走的道路不能引向民族独立；不能发展经济，不能改善群众生活。它最后以恢复为1952年起义所打败的军人寡头政权而告终。
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和7月26日运动领导下古巴革命所走的道路是完全不同的。诚然，在马埃斯特腊山，起初革命者的宣言带有局限性，只提出资本主义“人性化”和建立民族主义政府，但不久，迫于斗争自身的需要和他们与无地农民的亲密关系，革命者发现自己必须制定土地改革的进一步纲领。后来，在他们夺取政权之后，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权，他们采取打碎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机器的措施，以回击帝国主义和国内剥削者的进攻，为了抵抗他的敌人，卡斯特罗一再激励工人、农民和人民动员起来，使自己扎根于他们之中，使革命深入下去，随着在马埃斯特腊山就已开始的土地改革之后，对帝国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实行了国有化，然后又实行了城市改革，货币和教育改革，实行计划经济，使工业发展多样化，提高农民和城市群众的生活水平。解散旧军队，代之人民的武装组织：民兵和起义军。
这一过程不可阻挡地引向拉丁美洲第一个工人国家——古巴工人国家的建立。然而，为了达到这一水平，革命者领导自身经历了一个清洗的过程。由于革命的深入和群众自身权利的赢得，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从行列中退了出来，跑到帝国主义反革命阵营那边去。古巴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为了赢得胜利，菲德尔政府把自身扎根于古巴群众、世界殖民地群众和工人国家之中。在玻利维亚，与此相反，革命民族主义运动的政权同帝国主义结成同盟，在国内反对群众，在国际上站在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一边，反对社会主义革命阵营。
在这前后7年之间，古巴和玻利维亚革命从大约同一水平出发但却遵循着不同的道路。两国领导的主要核心的行动路线也正好相反，卡斯特罗领导起初扎根于农民之中，之后又扎根于工人群众之中，发动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革命民族主义运动领导则背离群众，出卖他们，同帝国主义和玻利维亚寡头统治结成同盟。
结果，玻利维亚革命走向失败、危机并拜倒在帝国主义面前；古巴革命走向胜利，经济得到发展，古巴人民得到较好的生活，民族和社会得到解放。
这样，我们看到了，走着两条不同道路的两个革命，虽然他们两者都有着同样的成功可能性，结果只有一个取得胜利。这一结局不是命里注定的，而是他们的领导采取相反的策略和战略观点的结果。
从古巴胜利学到的教训
然而，这个一般的结论是不够的。必须更具体地论证古巴革命的教训。我们应当学习，为了领导群众走向胜利需要做些什么，那些错误将招致失败（象玻利维亚情况一样）而应加以避免。
根据我的见解，下面谈到的就是主要的教训，这些教训证实了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
1、革命的过程是不断的，是不分阶段的
古巴革命给我们第一个实际的理论上的教训是，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过程是不划分阶段的，它不停留在一个中间阶段上。
在一个不断的过程中，革命把帝国主义赶走，并清算民族资本主义的制度。这是取得胜利，赢得政治解放和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
古巴的进程不是停留在任何中间阶段上，而是推向前进直至建立一个工人国家。正由于此，它胜利了。另一方面，在玻利维亚，革命在取得最初的推进之后，就被牵制住了，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革命变了质，被击败了——在12年的斗争之后，军队重新掌握了政权。然而，在古巴，仅仅两年之后，一个工人的国家就发展了起来。这就表明，任何落后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为了取得进步，把自己变为一个走在工业化道路上的自由国家，就必须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同反对民族资本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实现由民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的任务直到建立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秩序的任务。不停顿地并结合起来实现这些任务，才能使政治上的胜利得到保证，并为经济发展开辟道路。在这个过程中，革命的领导自身必须进行清洗。摆脱那些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革命同路人，并把自己变为领导工人阶级、农民和中等阶级贫困阶层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队伍。
在古巴，这个过程发展得很明显。1959年1月1日，巴蒂斯塔政府垮台，成立了以曼努埃尔·乌鲁蒂亚为总统。米罗·卡多纳为总理的新政府。2月16日，卡多纳退出政府，菲德尔·卡斯特罗参加了政府。7月18日，在一次危机之后，乌鲁蒂亚和他的部长们退出了，劳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取代了他们的位置。1961年4月16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宣告了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对革命的领导的这种洗刷，是革命进程向前发展和采取激进措施的结果。
新政府的第一批措施，在于谋求改进人民的生活条件。1959年3月3日，制定了降低电力费用的法律，同年3月6日，制定了削减租金的法律。5月17日，制定了土地改革的法律。1959年12月13日关于恢复被滥用的资产的法律，就已经是个进步的措施，因为它本身就意味着对剥夺者的没收。第二年的7、8月，对美帝国主义的企业开始实行国有化。后来，对外贸易也处于国家管制之下，国家实现了对外贸易的垄断。1960年10月13日，银行以及国际金融资本和本国资本控制的383家工业和商业企业实现了国有化。10月14日，也就是紧接着的第2天，制定了城市改造的法律。后来，国内贸易也实现了国有化，……等等。这样，帝国主义和本国资产阶级的经济权力被摧毁了。在革命的古巴，资本主义所有制事实上消失了。小的私人所有制的继续存在，只是个次要的因素，对于这个岛屿的总的经济和社会的局面毫无影响，虽然它值得引起领导的注意，以便促使它逐渐走向消亡。
这些事件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民族的民主的措施同社会主义的措施完全结合了起来。任何人都难于将古巴的过程分成为各有其特殊措施的两个阶段。把革命分成两个的公式只是存在于斯大林主义者和那些企图阻止革命进程的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机会主义的头脑之中。
正象我们看到的，不发达国家的群众是拒绝把他们的革命分成阶段的。他们不愿意把他们的斗争局限在反对帝国主义，取得民族独立上，他们还要清算国内的剥削者。他们不愿只是摆脱帝国主义的剥削，而继续遭受本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剥削。
在玻利维亚，没有表明有可能扫除革命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而代之以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民族主义运动，当其阶级利益得到满足，便中途停止不前，形成一个新的富裕阶层，把国家和被剥削阶级的利益置之度外。在古巴，如果米罗·卡多纳和曼努埃尔·乌鲁蒂亚在最初的危机中占了上风，巩固了他们在政府中的地位，也同样会发生这种情况。
玻利维亚革命的领导没有把民族资本主义搞掉，相反，他们支持民族资本主义，企图发展一支强大的资产阶级。面对着不受他们控制的群众动员，他们就求助于昨天的敌人——帝国主义。民族资本家同帝国主义者结成联盟，共同反对群众。
玻利维亚从反面证实了古巴的教训。只有通过不断的，不停顿的斗争，赶走帝国主义和搞掉国内的资本主义，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新社会。
两方面的经验，古巴正面的经验和玻利维亚反面的经验，一个接一个地证实了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在不发达国家，那里革命是在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开始的，为了取得胜利，就必须巩固工人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不要停留在完成民主的任务上，而要完成社会主义的任务，给资本主义以更强有力的致命的打击。
古巴革命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怎样用到实践中去的一个活榜样。
托洛茨基主义者尽力使工人阶级在其天然的同盟者——农民和贫苦的中等阶级支持下，通过建立工人和农民的政府来掌握政权。斯大林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如同资产阶级的倾向一样，他们针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论点提出了革命分阶段的理论：在第一阶段，工人阶级支持资产阶级，使之掌握政权和实现国家工业化；到第2阶段（那是遥远将来的事），工人将以取得政权作为目的。这个理论被应用到了玻利维亚，证明它是错误的。因为资产阶级一旦掌握政权，他们不是把国家从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使之得到发展，而是满足于充当帝国主义的同伙来剥削群众。另一方面，古巴却是托洛茨基主义理论的例证，在那里取得了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国内剥削者的全面胜利，开辟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2、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作用
必须强调指出，从上面谈到的，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革命过程的结果取决于它的领导。如果不把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从领导地位中赶走，如同玻利维亚那样，那革命就要宣告失败，或至少陷于瘫痪和停滞不前，这样，群众争得的东西，包括民主主义的东西，就有被废弃掉的严重危险。
在当今的帝国主义阶段，这些阶级没有能力领导一个革命过程。在古巴，在马埃斯特腊山取得第一批成功以后，许多小资产阶级分子就参加了进来。胜利以后，赢得了政权，更多的资产阶级分子渗透进来了。但是，一当实行土地改革，后来又实现了国有化，这些分子就开始批评和阻碍革命，并进而反对革命，甚至还拿起了武器，就象埃斯坎布浪依事件的情况一样。这些分子很快就同外国康采恩和巴蒂斯塔专制统治的代理人紧紧勾结在一起，最先同乌鲁蒂亚和休伯·马托斯等一批的领导人，转到了反革命一边。
因此，作为一个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没有可能在革命中停留，直至革命取得最后结果，这在实践上表现得很清楚，而不仅仅是在理论上。如果这些成分竟能保持住权力，那革命进程就要受到阻碍，就要改变方向；如果他们被从领导地位上撵走，他们就会全部投向敌人一边。
3、武装斗争和游击战争
当民主道路受到资产阶级专政的阻碍，当通常的斗争方法遭到一个顽固的镇压群众的政府机器的反扑，当行使最基本的民主权利招致失业、坐牢、流放和集中营时，人民群众和他们的先锋，除了拿起武器和准备起义以外，没有其他的选择。
在不发达国家，斯大林主义者的通过和平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理论不仅是虚妄和行不通的，而且成了专制统治及其政府的有用的工具，用来巧妙地麻痹群众，用来同革命先锋的“极端主义”作斗争。
在大多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政权被军人集团或其他通过欺骗性选举以及军队和警察的压力而上台的专制统治的少数集团所掌握。在这些国家的大多数中，群众及其先锋的民主自由被取消了。议会制在绝望的危机中濒于死亡。实际上，议会并没有什么意义，甚至不能作为质问的讲坛，完全适应于选举的骗局，它们只不过是政府的驯良的工具而已。
在这些情况下（所有拉美国家和大多数殖民地国家情况相似），武装斗争就成为反对统治集团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其它的任何谈论都变成了骗人的把戏。由于受到镇压，数量极少的口头的或文字的抗议变成了滑稽剧。群众或许要听一听这些抗议，不过他们不会相信它们，这是因为群众在这些抗议中看不到反对现政权的有组织的和战斗的意志，群众看到的是顺从独裁者所造成的情势的顺从心理。
古巴表明了，在这些情况下，解放人民的正确对策是走武装斗争的道路。
游击战争的军事行动摧毁了拉美装备最好的军队并且把群众大规模地动员起来。
大致说来，古巴的游击战争产生了以下几种结果：
（1） 它促使政府解体，加重了它的危机；
（2） 它瓦解了军队的士气。尽管拥有武器、飞机、大炮、凝固汽油弹，军队一丧失信心和士气，就象纸糊的房子一样倒塌下来；
（3） 它提高了人民群众对自己力量的信心，鼓舞他们的战斗精神。由于传统的政党对独裁统治只做一些纯属字句上的反对，以及他们同巴蒂斯塔的勾结，使群众产生怀疑心理并缺乏信心，而现在被一种新的激进的战斗的精神所取代了。群众看到战士们的决心和坚定精神，他们被吸引到斗争、革命行动中来，他们受到了鼓舞，提高了信心。群众的内在力量被解放出来，变成一股强有力的、不可抗拒的洪流，而这又反过来给马埃斯特腊山的领导集团以有力的推动。
在拉丁美洲现行条件之下，古巴游击队所取得的成果在其它任何国家也能实现。因此我以为游击战争是革命者为使他们的人民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剥削下解放出来必须采取的不容争辩的道路。
军事行动和游击斗争受到过许多批评。有两种批评值得分析一下：第1，那些主张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指责游击战是起义的冒险主义者；第2，他们还认为企图以几根枪和一小群人来创造客观条件，这是违反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教导的，而且，这样一来，就取消了群众和革命政党的行动。
第1种批评是站不住脚的，是缺乏值得一提的根据的。让那些主张“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向我们说明，在那个国家资产阶级和专制统治者曾经和平地、不经过斗争把政权交给群众。因此，这种论点无需多谈。
古巴革命者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崩溃、无情的独裁统治以及工会领导已经官僚化和只存在着很小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时期，也就是在革命领导权陷于危机的时期，主张武装斗争的。我们坚持主张游击斗争是从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充分成熟这个不容争辩的事实出发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已经腐朽，很久以来只待它的掘墓人去埋葬它。
游击战争并没有创造客观条件，客观条件已经存在。游击战争作为一种政治、社会和军事运动是从上述形势出发的。特别在客观条件已经成熟，而传统的工人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又不能动员群众用无产阶级斗争的传统方式，即发动群众进行暴动性的罢工来取得政权的情况下，游击战争就更有理由。
认为游击战争否定革命政党的作用，那是不对的；相反，它提高了革命政党的作用。在南斯拉夫、中国和越南，游击斗争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在古巴和阿尔及利亚，那里传统的工人政党已证明不能摆脱它们的消极性、错误和保守主义，新的集团就填补它们的地位，承担起政党的作用。
游击战争不能单从它的武装斗争方面孤立起来观察，而必须把它当作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整个政治斗争的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游击队是用以粉碎构成资本主义统治基础的压迫者的武装力量的人民武装力量。因此游击战争不能代替群众行动，甚至也不能代替某些其他的斗争形式。因此我们说，游击战争是阶级斗争在某个采用武装手段的特殊阶段的继续，它并不排除其他的斗争形式，而是同其他斗争形式相结合的。
游击战争如果同城市群众隔离起来，那将可能是一个最严重的错误。必须把农村的武装斗争和城市的群众动员结合起来以保证胜利。
古巴人所主张的游击方法对任何不发达国家都是适用的，虽然它的形式应该依照各国的不同特点而变化。在农民人数很多、土地问题尚未解决的那些国家里，游击队要从农民中汲取自己的力量，游击斗争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手执武器，解决他们的土地问题，如古巴从马埃斯特腊山开始所发生的那样。但是在另外一些国家，无产阶级和城市的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将为游击队提供力量。
玻利维亚就是这样的例子。在玻利维亚，已经实行了农业改革，虽然这种改革是有限的，但已经解决了基本的土地问题。然而，在这个国家里，游击战争仍然是摧毁军人独裁统治的必由之路。在我们这个国家里，矿区、城市贫民窟以及某些农业地带，生活条件非常困难，那些地方是发展游击队的肥沃的土壤。人口稠密地区的农民，他们的土地和地产收入仍没有改变他们的贫困落后的境遇，他们也将在无产阶级的影响下，争取到斗争中来。实际上，资本主义农业改革，象玻利维亚所实行的和其他国家所计划实行的那样，是太局限了，并不能就使农民变成保守力量。只有农民组织中有薪金收入的、官僚化的领导层才会受这种影响。在玻利维亚，农民并不是游击队的敌人。在初期，农民将是同情的旁观者，以后就会积极参加革命，农民所处的贫困落后状况，将使他们继续成为一支革命力量。
总而言之，古巴的革命过程埋葬了修正主义的斯大林主义的和平过渡及和平共处的理论。
4、革命政党的作用
常常有人反复强调指出，古巴的革命过程否定了某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如必须有一个党的理论。有人甚至于这样说，党已不必要，因为群众可以没有党而取得政权。
确实，古巴革命的一个最令人注意的特点是，它是在没有所谓工人政党的参加，甚至是在反对所谓工人政党的政策的情况下取得成功的。正是从这里，人们得出一个简单化的结论，即群众能够在没有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领导下取得政权。
在古巴，革命的社会主义活动在19世纪下半叶就开始了。19世纪末，马克思的思想已在岛上为人所周知。在20世纪最初5年，具有明确的马克思主义方针的第一个工人政党已经发展起来。在第3国际堕落以及它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化后，共产党的左翼反对派和后来的第4国际所发动的斗争对古巴工人运动也留下了影响。
古巴共产党，经过无数次的合并和策略的变换，采用了人民社会党的名称，直到卡斯特罗主义革命为止，古巴共产党是在人民社会党的名称下活动的。
尽管这个党有长期的经验和影响，但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却把它抛弃在一旁。更有甚者，人民社会党还反对马埃斯特腊山的游击斗争，把菲德尔·卡斯特罗叫做冒险家和政变阴谋家。
这个经验提供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在我们的时代里，我们亲眼目睹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风暴的高涨。群众的力量动摇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奔腾的革命打击了不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并且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客观胜利发生强大影响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气氛下，形成自己的斗争手段。
古巴当时那里是处在不能忍受的独裁统治下面，一些传统的工人政党，由于组织上的弱点（某些党如此，斯大林主义共产党也是这样），由于错误的政治立场（这种立场导致同巴蒂斯塔合作），不能履行领导群众的职责。在这种情况下，一批激进化的青年，代表了时代的历史必然性，创造了7月26日运动，并在以后在马埃斯特腊山组织了拥有了一个广阔的农民根据地的起义军。这些新的政治组织，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起了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作用，用他们的行动代替了传统的政党，这些传统的政党已证明不能提高到履行时代的政治任务的水平。
那种认为古巴群众在没有一个党的情况下也能取得政权，并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看法，是不确实的。起义军和7月26日运动起着这种作用。这个经验，在任何工人和共产党被事实证明不能领导群众进行武装斗争，陷入保守主义和政治上消极的状态的国家里可能会重复出现，重要的是，如果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担负起它的历史作用，新的政治力量将取代它的位置。相反的看法则会陷入机械决定论或者救世主论。
在各种革命力量顺利地联结起来，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又极其软弱的现有情况下，这样的党是可以被取代的，如象古巴所发生的那样。革命和群众不能等待。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将追随那些大胆英勇地给他们的敌人以最严重的打击、用实际行动致力于解决历史危机的人。而且，在过去，为了建立一个政治领导需要许多年月，在我们的时代，由于殖民地群众急剧动员的激荡，由于工人国家取得的进展和社会觉悟的提高，这样的领导能在短期内建立起来。
确实，开始时，7月26日运动和后来的马埃斯特腊山的游击队没有明确的理论的，并因而陷入混乱和错误之中。但是，他们与无地农民和种植园农业工人的结合，加之深入地发动了这些阶层。以后又得到城市无产阶级的支持，这就使7月26日运动的领导能够提高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上，在实践中奉行列昂·托洛茨基指定的不断革命的路线。
菲德尔的领导通过自身的经验承认了这一理论：为了解决不发达国家的问题，在完成只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任务时，必须不停顿地采纳社会主义的手段。
这是7月26日运动和起义军的菲德尔的领导无可置疑的优点，它之所以有这个优点，是由于它在世界和拉丁美洲目前形势的背景下，同群众结合在一起的缘故。
在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7月26日运动和起义军的领导证明是不够的，于是建立一个群众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要性又提出了。这时，斯大林主义的党在利己的动机下行动，从革命的反对者跳到相反的立场上，企图夺取党的控制权。统一革命组织，统一社会主义革命党，最后古巴共产党的发展过程反映了建立党的要求，同时也反映了革命的领导同斯大林主义分子的冲突，斯大林主义分子在苏联压力的帮助下，拼命争取在这一过程中取得优势，同时助长调和主义者右翼的抬头。在埃斯卡兰特事件中达到顶点的这些磨擦的结局，对古巴工人国家的未来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5、不发达国家中农民的作用
在多数不发达国家中至今还未解决的土地问题造成了广大的农民群众，他们构成人口的压倒多数，有着特殊的革命潜在力量和爆炸力。托洛茨基在他的《不断革命论》一书的最后一章“不断革命是什么？基本的要求”中指出农民在革命中重要的特殊的地位，明白宣称无产阶级只有与农民结成同盟才能取得胜利。
古巴革命已经表明，不发达国家的农民能够起革命的作用，在争取摆脱封建——资本主义剥削、赢得土地和自身解放的斗争中，他们可以成为对工人阶级的强大推动力量。不发达国家的农民是与无产阶级紧密相连的。在玻利维亚，工厂和矿业工人有亲眷和家属在农村，假日里，他们同他们的亲眷和家属一起在土地上耕作。然而，当他们回到农村时，他们就把他们的无产阶级精神随身带去。
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崩溃的时代里，农民起义是不发达国家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不过，农民的作用是有它的局限性的，因此不能说是“农民革命”或“农民政府”。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起义的农民自己不能取得政权而只是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这表明农民在担负革命的领导上，能力是有限的。在现时代，无产阶级是最有生气和最进步的阶段，农民起义使得工人阶级的代表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取得政权，这个工农联盟是在斗争中间出现并得到巩固。
卡斯特罗革命胜利的推动力量是农民。起义军凭籍借武力实行土地改革。但是，当这一力量与城市和甘蔗种植园的工人运动汇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些基本上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就同其它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任务结合在一起了。工人阶级的卷入堵塞了自由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组织在政权中的影响，后来又推动了革命的反帝国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倾向。
6、地理宿命论
在古巴革命之前，每当我们革命者提出争取工人政权斗争问题的时候，人们就告诉我们，这样的条件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在地理上居住在美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内，我们连把我们的政权维持24小时也不可能。在古巴，懦夫、改良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坚持认为，他们岛屿的位置是不利于革命的，四面环海是不利的，因为它可以成为入侵和封锁的方便之路。在玻利维亚的情况下，它的四面被陆地包围的位置也被认为是不利的，因为帝国主义可以怂恿邻国对它进行干涉和封锁。这种宿命论的信条，成为下面这种理论的基础，即不发达国家必须坐等帝国主义中心的革命，这是不发达国家进行自己革命的必要先决条件。拉丁美洲各个民族必须坐等美国社会革命的胜利，那时，由于压迫者的锁链打碎了，他们才能够开始进行自己的革命。
古巴革命的胜利推翻了这种地理宿命论。既然距离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强国仅90哩的古巴能够解放自己，废除资本主义剥削的统治，那么，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也就能够这样做。既然只有800万人口的古巴能够克服经济封锁，战胜军事干涉，那么，这个大陆的其它民族也就能够做到这一点。无论它的地理位置怎么样，任何民族都能解放自己，维持它的革命政权。
古巴革命埋葬了假革命者用来支持其论点的地理宿命论。
7、输出革命
地理宿命论不再能存在，因为世界任何一部分的革命都在国内和国际上产生一种力量，对这种力量，资本主义是无力反抗的。
古巴革命给拉丁美洲和全世界的人民群众以鼓舞。它不仅扫除了关于革命分阶段，和平道路以及与民族资产阶级结成民族民主阵线等虚妄的机会主义的观点，使那些宣扬社会主义革命不能胜利的人陷于孤立，等等；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强有力的推进了拉丁美洲群众的动员，加速他们政治上的成熟。在各个国家，“为走古巴道路而斗争”的口号已成为时代的号令，这意味着进行武装行动和游击战争，对帝国主义和国内资本主义作毫不留情的斗争，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对外国和国内的剥削者实行国有化措施——总之一句话，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不仅殖民地的群众为古巴革命所震动，就是工人国家也是这样。因为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一个工人国家在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强国的鼻子底下，在苏联或其它共产党没有起任何作用的情况下顺利建立起来了。
菲德尔的领导把它自身扎根于这些国际力量之中，这是它的非常聪明的地方，也是它的一个优点。正是由于动员了这些力量，使帝国主义动弹不得。美国有充足的军事手段去摧毁古巴，可是它没有这样做，因为它害怕在支持古巴中动员起来的群众所显示出的强大国际力量。美国可以轻易轰炸古巴，然而，鉴于这种轰炸在拉丁美洲群众所会引起的反响，即他们将行动起来用巨大的力量来反对它，而猛然煞车了。古巴之使美国害怕，不是因为它的军事或经济力量强大，而是因为它给群众树立的榜样具有巨大的社会力量。
这就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所说的“输出革命”。所谓“输出革命”，不是别的，而是任何革命过程固有的一种原动力，并且对这种革命过程来说该是天经地义的事。革命是通过它的榜样的吸引力而扩大自身的。世界现实是一个单一的整体，一个国家的胜利是所有被压迫国家的胜利，因为它们有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毫无疑义，革命的领导必须指导这一自然的过程，如古巴在第2个哈瓦拉宣言和3大洲会议上所做的那样，支持一切国家的革命斗争和革命首创精神。尤其必要的是着手建立一个包括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工人和在人民中有威望的政治派别在内的拉丁美洲群众统一阵线，这个统一阵线使我们大陆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斗争步调一致起来。
古巴革命的榜样对所有拉丁美洲国家都是适用的，它必定要发展成为拉丁美洲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
保卫古巴革命
古巴革命已经成为拉丁美洲和全世界所有革命者和群众的财富。所以，保卫古巴革命是群众和领导人的职责。3大洲会议通过支持古巴革命的决议，表明了它认识到这种职责。然而，重要的是，如何使这些支持卓有成效，使它不致变成只是一种善良愿望的宣言书。
我们提出保卫古巴革命的两个方面：古巴国内和古巴国外。
1、古巴国内
对革命的内部危险基本上来自革命的销蚀和衰退，来自党和国家的官僚化。这些原因影响到群众对政府的支持，不仅在国内如此，而且在国际上也如此。
从马克思以来，革命者就主张，一旦革命过程一经开动，它就必须不停顿继续前进。为了保持他们的信心，群众不断地要求新的胜利，不管胜利是多么小。当革命不向前进的时候，它就向后退了。
为此，群众和革命领导人必须警惕那些遏制群众前进、主张各种对抗力量调和共存，企图把革命过程分为阶段的理论。
在古巴革命的最初阶段，稳定化和和解的危险是较小的。可是，在今天，由于斯大林主义者同马埃斯特腊山革命者的联合，这种危险成为现实了。斯大林主义者助长与帝国主义和解的倾向，企图阻止革命前进，他们可能要更进一步的这样做。革命者有责任警惕这种危险，同它作有力的斗争，如在埃斯卡兰特事件中所做的那样。
至于党和国家的官僚化，这在任何革命中，特别是在不发达国家的革命中，是一种明显的危险。这一危险可以通过动员群众参加新国家一切机构工作而得到避免。对官僚主义畸形的解毒剂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不论在控制政府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还是在工人国家的机构里都是这样。
革命胜利之后，革命领导负有摧毁旧的资本主义机器，并在它的废墟上创建新的政治组织——工人国家的使命。
在这个政治组织的领域内，古巴革命取得的进步是最小的。我不否定菲德尔领导执行了某种防止官僚化危险的措施,也不是否定这个领导已经开始建立一种“协商的或平民的会议”，群众从这种会议上了解到情况，但他们不能在那里审议并决定问题。据我们看来，这种父权制的民主是不够的，按照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观点来看，古巴仍然没有工人国家的适当的政治社会组织，这是古巴革命的一个薄弱环节。
列宁在他的基本著作《国家与革命》中阐述的工人国家的结构，是扎根在由群众民主建立的各个团体的基础之上的。
古巴需要苏维埃或工人委员会。我不是争辩它们应该采取什么形式，但从根本上说，它们必须由民主选举产生，它们必须作为这样一个工具进行工作：群众通过它们可以干预、审议和决定这个国家的行政、经济和政治事务。决不可忘记，代替资本主义统治的国家不是其它什么，而是民主组织起来的整个生产者群众。
可是，没有所有不同政治派别（这些政治派别都是尊重和保卫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组织的）的广泛和自由的发挥作用，古巴工人国家的政治机器就既不会有活力，也不会有发展的能力。
在一段时期的摸索之后，古巴组成了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下的新的共产党。这个单一的政党统治国家的一切政治关系，其它派别都不容许活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错误，并且成为一个非常严要的危险（最严重的危险之一），因为它限制了群众的自由的首创精神，助长了分裂，阻塞了群众的热情。
在保卫革命的古巴中，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建议，一方面，按照工人委员会的路线组织古巴政府，另一方面，承认多个有组织的政治派别的制度，或者在现在的共产党内容许有多个政治派别存在，并对它们发挥作用，提供一切必要的保证，或者采取允许多个革命政党存在的制度。
通过对建设社会主义古巴的最好形式和道路的各种思想的交锋，生气勃勃的群众将以他们的首创性、意志和勇敢精神堵塞保守主义，防止革命的消沉衰退，铲除官僚主义，及时地维护革命的健康发展。
2、古巴国外
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坚信，只有使革命的发展打破民族的局限，扩大到全大陆和全世界，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完全和确定的胜利。
这个观点，基本上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是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虚妄理论对立的，这一观点已经部分地为古巴革命的菲德尔领导所接受。号召拉丁美洲群众夺取政权的第2个哈瓦拉宣言和3大洲会议的呼吁是这样做的榜样。可是为了推动世界革命向前发展，需要比决议和宣言更多的东西，确实，古巴革命的继续前进，它的深入，不断获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可以使它成为对拉丁美洲群众的一个客观的推动力量。在这一过程中，有辨证的内部关系。古巴革命推动了群众前进，反过来，群众也推动古巴革命。政治领导必须懂得这个过程，使这一过程成为自觉的，并把它发展到最大限度，在全大陆范围采取坚定的态度和有计划的行动。
这样，从国际的观点来看，保卫古巴意味着在每个和任何一个拉美国家进行革命，意味着在自已的国家开始进行驱逐帝国主义、肃清资本主义的斗争。我们玻利维亚托洛茨基主义者要在玻利维亚做菲德尔领导集团在古巴所做的工作——建立我们玻利维亚工人的国家，我们的工农政府。其它国家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态度也一样。我们懂得，在任何一个拉美国家打败资本主义，就是对古巴革命的最好支持。演讲，许诺和廉价的阿谀文章不能保卫古巴。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反对机会主义者和调和主义者，他们认为革命对古巴来说是好事，并在这个岛屿范围内支持它；可是他们认为这对玻利维亚、智利、阿根廷等国来说，并不是好事。斯大林主义者企图建立支持古巴委员会，甚至民族剥削者也容许加入，而不是组织群众的革命行动，在这个委员会里，从而抛弃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前景。
保卫古巴，从国际上来说，就要求采取强有力的态度，把社会主义的胜利果实交给群众。作为走向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决定性一步，古巴革命的影响必须扩大到帝国主义中心的工人中，首先是美国，腐蚀帝国主义的根基，为它迅速崩溃做好准备。
保卫社会主义古巴的最好方法是进行勇敢的、坚决的革命斗争。
译自美《国际社会主义评论》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1968年3、4月号
原文見http://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newspape/isr/vol29/no2/cuba.htm
* 作者是玻利维亚托派组织革命工人党前总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