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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的反革命政变
——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 1964 年4 月 5 日声明
4月1日推翻古拉特总统的政权的政变，是巴西反动的军事阶层勾结那些代表封建地主、大资产阶级和美帝国主义的巴西代理人或小伙伴的政治人物发动的。这是勉强想要暂时遏制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剧烈的社会动荡已经提到巴西日程上来的革命而作出的拼命挣扎的一部分。纽约和华盛顿如释重负地和兴高采烈地为这次政变欢呼，巴西在推翻古拉特政府后，在圣保罗州的反动州长德巴鲁斯提出的「我们一定要 『追捕』共产党人」这一口号下开始了全面的政治迫害——这些都充分地证明了这次政变的反动性。
古拉特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最「开明的」部分。这一部分的人认识到：不能长期地违反历史潮流而维持巴西的陈旧的经济和社会秩序；从巴西资产阶级的利益着眼，最妥善的办法是对工农群众让步，因为工农群众希望使他们的国家现代化，并且越来越意识到俄国、中国和古巴革命的类型是达到这个目标的现实主义道路。
但是，巴西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同那些具有封建思想的地主和直接与美国有商业往来的集团关系密切，已经处于瘫痪状态。它不能发挥应有的革命主动精神来摆脱地主的控制和击退外国帝国主义者。因此古拉特的纲领大部分变成了蛊惑性的宣传。当他确实开始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时，它们仅限于接收了余剩的七家私营炼油厂，没收了巴西的铁路、公路和航路两旁的狭长条荒地，并答应在城市里控制房租。
从不断增加的群众的压力来看，这是一些很小的让步。事实上，最近几个月农民开始在东北部分夺取土地，失业群众已在巴西利亚发生暴动，并且不消说，还经常有工人们施加压力，要求提高工资以赶上去年猛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物价。「争取进步联盟」的纲领曾向拉丁美洲的寡头政治提出过建议，如果它们希望避免被古巴式的革命所推翻，它们最低限度需要实行哪些自我改革，而古拉特的措施是远不足以适应「争取进步联盟」的纲领的要求的。
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但是，就巴西的危机四伏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局势来说，2月17日宣布的这种向左的微弱转变以及接着于3月13日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一次巨大的示威运动，就足以起一种催化剂的作用。古拉特的让步原意不过是想取得和保持他对群众的领导权，但群众却趋向于把古拉特的让步看作新时代的信号。群众行动一经开始，就势必按照它自己的逻辑从古拉特的头上横扫而过。这一点的明显标志是里约热内卢的海员、海军陆战队士兵和工会会员的基本队伍之间开始亲蜜地团结起来（所谓 3月25 - 26日的「叛乱」）。
巴西的反动分子强烈地感觉到其中的含义。古拉特在土改方面所作的姿态引起州长德巴鲁斯的不满，他扬言要用圣保罗州的警察力量来阻挠联邦当局没收土地的措施。全国的大地主威胁说，只要农民前进一步，自行占据土地，就要枪毙他们。在武装部队里，抱有法西斯情绪的分子开始了狂热的煽动活动。大约有七百名海军上级军官，其中包括十五名海军上将，在海军俱乐部开会，下半旗来抗议对「东部叛变者」的特赦。这些人中间有「反共同盟」主席卡洛斯．贝纳．波托和海军上将西尔维奥．赫克，后者是在夸德罗斯于1961年辞职时反对副总统古拉特就职的夸德罗斯内阁的阁员之一。
在华盛顿的决策者给予暗示之后，阴谋分子行动起来了。3月31日，米纳斯吉拉斯州州长马加莱斯．平托反叛联邦政府。该州首府贝洛奥里藏特的一位军队的发言人说：「古拉特总统管不到这里的事情了。如果总统派一个将军到这里来进行干预，我们就要在飞机场上把他抓起来。」接着他们大批逮捕工会领袖，夺取报馆、电台和电视台。巴西二十二个州中有十几个州长参加了反革命叛乱。原来忠于政府的军官不是投降便是被捕。伯南布哥州的社会党州长阿拉斯，像全国其它由选举产生的官吏一样被逮捕了。
劳工领袖们曾经扬言要发动一次全国性的总罢工，如果受到警告的阴谋见诸事实的话。这种威胁证明是一句空话，因为事前对于这个不测的事件毫无准备。于是大多数的劳工领袖被投入狱中。阴谋实现得这幺迅速和这幺容易，连那些策划阴谋的人自己也感到惊奇。
华盛顿点了头
我们必须着重指出，这场阴谋中的一着关键性的、或许是决定性的棋子是 3 月 17日由华盛顿方面下的，那时，负责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翰逊总统的拉丁美洲主要决策者托马斯．曼在「美国供职拉丁美洲高级官员」的集会上发表了谈话。那次谈话的全文没有公布，但3月20日的《纽约时报》在头版的一篇文章中报道了它的主要内容。那是要在政策上实行重大转变的宣告。在新的政策下，「美国将不再想法惩罚推翻民主制度的秘密军事集团……」
据说托马斯．曼曾经作出结论：「美国在对外政策上不应当再去努力区别独裁和民主制度。」 为了把他的论点说得更明白些，曼据说讲过这样的话，即他很难在政治上区别墨西哥总统阿道夫．洛佩兹．马特奥斯、玻利维亚总统维克托．帕兹．艾斯坦索罗和巴拉圭总统艾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
「新」政策的目标规定为「帮助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保护美园在那里的九十亿美元的设资，不干涉那个地带各共和国的内政，反对共产主义」。
这并不意味着基本政策有什幺改变，因为美国的基本政策一向就是保护美国银行家和垄断资本家的投资并支持反动政权的。它只是表明了：国务院将不再受「争取进步联盟」立场所具有的外交细节的约束，而那个立场却要求在一个「民主」政权遭到军事阶层颠覆时表示遗憾，要求过一段时期才承认成功的政变策动者，即使他们是得到中央情报局的帮助的。
从广义上说，那篇谈话是要宣告美帝国主义将取消那种企图利用墨西哥的卡德纳斯和阿根廷的庇隆所作的那样的大量让步来拯救资本主义的变通办法。除了对让步抱有偏见而外，华尔街非常担心这方面的任何步骤只会为古巴式的革命敞开大门。古拉特的「开明的」方针是不能接受的。西半球的统治者按他们自己的方式赞扬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正确性。
在巴西事件中，托马斯．曼的 3月17日的谈话说明了华盛顿是赞成将军们、海军上将们和反动州长们所酝酿的阴谋的。这一点由下列的事实完全得到了证实：约翰逊总统在4 月2日——据报古拉特已经逃亡国外的那一天——打了一个电报给阴谋分子指定为总统的替身马济利，致以「最热烈的祝愿」；国务卿腊斯克在 4 月 3 日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将同推翻了合法的古拉特政府而建立的巴西现政权「十分密切地进行合作」。
约翰逊之所以关心巴西阴谋分子的成功，原因是不言而喻的。 在 11 月的竞选总统运动中，他指望利用巴西的反革命政变作为他个人通过托马斯．曼而在拉丁美洲采取的新的「反共」政策的巨大胜利，证明实行这种政策的结果是「把巴西从共产主义的威胁下拯救了出来」，使它不致步中国和古巴的后尘。腊斯克在4月3日对记者的谈话中暗示说，现在巴西可以同国务院一起来对卡斯特罗政府进一步施加压力了。
除止以外，美帝国主义显然还抱有这种希望，即巴西这个拉丁美洲人口最多、幅员最大的国家的变动，将不仅防止这一权力中心陷入革命，而且将为整个半球树立一个新的榜祥，甚至可能鼓励智利的军事阶层在左派有希望获胜的9月4日大选之前采取相类似的手段。
不会带来稳定的局面
然而，巴西的反革命政变寿命是不会长的。它只会推迟革命并火上加油。当然，新政权将仿效它的无数先例的典型榜样。它将力求采用镇压手段来稳定局面。几百名工会会员已被逮捕，连稍稍沾一点自由主义的边的派系也遭到清洗。这些步骤的目的不仅在于扼杀反对派或潜在的反对派，而且在于预为「束紧裤带的」措施准备条件，措以牺牲群众的生活水平来寻来暂时解决巴西在经济上濒于破产的问题的办法。
可是，这种措施未必能够解决巴西所面临的那种规模的经济问题。这些问题基本上是从巴西和帝国主义中心之间的相互关系中产生的，并且意味着国际资本主义结构的帝国主义部分和殖民地部分不同水平之间臭名远扬的「不断扩大的间距」。巴西的异常不平衡的经济、过时的农业方式、不适当的设资结构、剧烈的通货膨胀和无法消灾的失业现象，都是由此而产生它们的特殊的病毒的。在今天的世界里，这种根深蒂固的灾害不能靠资本主义的道路加以纠正；资本主义的道路已经被帝国主义的需要以及担心民族资本家会对封建残余采取有力措施这种恐俱心理所堵塞。唯一的出路是用一种同工人国家的计划经济相联系的计划经济来迅速提高生产力。这条基本的真理已经是整个殖民地世界的群众所能逐渐理解的了。
认为「束紧裤带的」措施能使巴西趋于稳定，这种可怜的幻想只会陷入另一个窘境。巴西的生活水平已经是最低的了。在这个国家的某些地区，特别是东北部分，生活水平像在印度一样低得不能再低，若干年来危险的紧张气氛不断有所滋长，在农民中国尤其如此。在另一方面存在着阔绰的财富和显眼的特权的情况下，要设法进一步压低衣食住等基本项目的消费，很快就会证明是绝对不能忍受的。变本加厉地采取恐怖手段、即企图仿照纳粹式的解决办法，这看来在巴西很难推行，虽然某些分子显然打算试着走这条道路。即使他们侥幸成功，最后的结果也势必类似古巴的巴蒂斯塔和中国的蒋介石所获得的下场，不过在目前世界的条件下，其过程还会大大缩短。巴西的前途仍然是严重的不稳定。
领导问题
巴西工人阶级的主要领导人已经证明完全不足以适应形势的要求。当反革命的阴谋活动几乎公开地显露时，他们似乎不能理解实际上发生了什幺事情。他们受到这样一种致命政策的欺骗，这种政策依靠和支持民族资产阶级的所谓「进步」派，而不是依靠他们自己的能力和群众的力量，也不敢果断地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由于信任古拉特，他们使得奸险的前共产党员、现为瓜纳巴拉州反动州长的拉瑟达能移轻而易举地领导推翻联邦政府的阴谋活动。在几十年间，由于共产党采用了同巴西和美国资本家阶级「和平共处」的斯大林主义的政策，巴西的工人们象别国的工人们一样，已经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目前，共产党在党员人数和影响上已大为削弱，井已分裂为亲赫鲁晓夫和亲北京两个派系。后一派连同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其它流派，有希望帮助提供一个核心来建立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和群众性的革命社会主义政党，但是，只有在它避免重复哪怕是贴着新的 ( 在某些场合还并不那幺新的 ) 标签的旧斯大林主义错误的情况下，它才能移做到这一点。最大的希望是 : 这些斗士将继续仔细地研究古巴革命的榜样，特别是7月26日起义的领导人在执掌政权以后对于建立一个革命社会主义政党的重要性的的认识。象巴西这种阶级关系十分发达、十分冷酷和十分复杂的国家里，这是绝对具有决定意义的，正如当前的事件又一次证明的那样。
当住在巴西主要城市的为数众多的悲惨的贫民窟里的工人和失业群众还没有作出最新成绩时，他们在难得的机会和严重的反革命危险面前缺乏现今领导人的情况可能会把政治轴心暂时移到乡间。巴西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彻底的土地改革。农民们主要是在儒利奥的领导下已经不断地组织起来，他们的期望无疑地曾经受到古垃持在2月和3月间计划的步骤的鼓厉。他们也许会开始自己来处理种种问题。从地主们盲目地拒绝作任何让步这一点来看，这可能标志着最后将波及城市的一场剧烈的阶级斗争的开端。
由此可见，固然反革命少数似乎已经牢牢地掌握了巴西的政权，他们的孤注一掷的行径可够只是世界上任何力量都无法长期遏制的社会剧变的序幕。
（译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１5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