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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
斯大林主义的最后危机
——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的声明——
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和其他官僚政治领袖们被迫依然又回到“个人迷信”的题目及其后果上面去了。大会的决议和讨论把赫鲁晓夫在1956年所秘密揭露的东西公开出来了。从1956年以来，全世界的斯大林主义的领袖们一直把这个“秘密演讲”以及，更重要的，它的政治内容置之不理，企图这样来欺骗历史。他们所关心的只是把1956年后发生的政治问题压制下去，并继续执行斯大林主义的政策。赫鲁晓夫坚持将关于“迷信”的真相揭发出来，这将以甚至更大的紧张程度重新引起公开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于1956—57年所遭受的危机。所有那些争辩说“这类其实不应该谈”或说“困难时期”已经过去的人，将被千百万下层共产党员所摈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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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代表大会的报告看来，虽然有巨大的压力从下面而来，要求对斯大林主义的过去加以清算。列宁格勒的党委书记皮里顿诺夫提出对死硬的斯大林主义者进行纪律处分，以及关于把斯大林遗体迁出列宁陵墓的决议。纺织工业的一位代表叙述了当清洗时期卡冈诺维奇到她那个地区去时的恐怖情形，描写出党的无数领导干部失踪的情况，并说她和她的同志们仍然把那时期看为“黑色的旋风”。另一位代表谈到1935—37年镇压时马林科夫同叶佐夫在一起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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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和全世界的共产党将提出下列的问题，并要求一个答复，这是丝毫没有疑问的了：“在那些年头里赫鲁晓夫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赫鲁晓夫不是用了同样的传统来镇压匈牙利革命吗？”“能够把对过去的处理就这样交给赫鲁晓夫和他的合作者吗？”
从事实说来，现在各国共产党应当讨论过去由左翼反对派和托洛茨基提出的，以及后来由第四国际提出的一切政治问题。赫鲁晓夫被迫开始的这个过程，是不可能以任何其他方式来完成的。目前克里姆林宫集团有什么权利配称为国际工人阶级的领导？他们是被挑选的以及在斗争和牺牲中经过锻炼的领导人吗？他们的政治路线和他们的革命决心有经过一个世代以上活生生的运动所考验吗？相反地，在过去三十年的政治斗争中，他们所能够为自己辩护的话是：“我们生存下来了。”
在苏联反对斯大林统治的真正反对派，已经被一种苦刑磨折和肉体消灭的制度所清算了，这种制度完全被一种弄得很完善的法庭谋杀的程序所掩盖着。现在的领导人是由于在这些镇压事件中保持缄默和积极合作而获得他们的地位的。一个新的领导将只能在正确的政治战略上产生，而首要的是答复“二十二大”的“泄露”所提出的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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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934年基洛夫被刺事件，赫鲁晓夫说：“我们越深入地研究有关基洛夫被害的材料，产生的问题就越多。”沿着他在苏共“二十大”上的演说的路线，他接着答应进行一次充分的调查。我们就不明白为什么调查一直没有完成，因为妨碍这个调查的“反党集团”已经在四年前被打败了。
即使根据能够得到的材料，赫鲁晓夫说明这一次被利用来实行以托洛茨基为主要被告的巨大清洗审判的行刺事件，是在斯大林的秘密警察积极合作之下进行的。各个共产党的每一个党员马上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煽动性的谋杀行动？”现在需要完全揭露斯大林需要这样一个行动的政治原因，这一个行动是为清算反对派首先是托洛茨基的追随者所首先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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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的代表们举出一个又一个的例子，说明了清洗事件的可怕的程度，以及整个革命世代被破坏的情况。赫鲁晓夫不能够说出造成这样的政治原因，他也不能够完成对基洛夫事件的调查，因为如果这样，就会立刻说明了在历史上，他在那个官僚反革命集团中处于怎样的地位，这个集团只有在三十年代摧毁了反对派，才能维持它的统治。
托洛茨基派对革命历史和共产国际的态度，已经为官僚政治本身目前的危机所充分辩明。尽管斯大林主义官僚坚持苏联的现代建设工作，但是代表大会的巨大关心的事情是追究布尔什维克运动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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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揭开了基洛夫问题，也就解开了托洛茨基主义的问题，不管他怎么想把这个进程遏制。所有对斯大林的罪行作“历史的辩护”的一切论调都已破产了。赫鲁晓夫为了确定历史事实而提出的口实将不能使苏联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工人们和青年们感到满意。
赫鲁晓夫说，真相之所以需要弄清，是为了使事件不致重演。但是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就发生了匈牙利事件。为未来作准备的唯一方法是了解在俄国的工人政权和党变质的政治原因。在这个分析当中，赫鲁晓夫的“和平竞赛”的战略，将被公开揭露为“在一个国家内实现社会主义”这个官僚主义思想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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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兹洛夫对讨论的回答表明，对党的章程提出的修正案曾经要求恢复1921年以前民主的党内制度。在那一年实施的对派系的禁止，是由于内战引起的破坏情况的一个特殊的反响，而绝不是被看为党的生活的一个永久的特点。
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的“反党集团”在代表大会上受到谴责，而没有传阅过他们的任何政策文件，而且这种谴责是在官僚机构把事情处理后进行的。当共产党员新的一代一旦开始了解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真正传统时，他们将不能容忍这样一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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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在俄国建立一个参加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布尔什维克党，它领导着苏联工人阶级恢复苏维埃民主制度，并在反帝斗争中恢复它同国际工人阶级的关系上的一个适当位置。只有彻底击败赫鲁晓夫和他的党羽，才能够为此准备好道路。
必须对过去进行一次政治清算。赫鲁晓夫和他的官僚政治不能实行这一点，只有在反对官僚政治的斗争中，不断地反对它的机会主义作法，才能把这实现。
赫鲁晓夫的目的在于说服俄国人民，工业化的好处和从警察制度下“解放”出来，将给他们一个“共产主义”的未来，而这是脱离国际工人阶级的。
第四国际必须拥护苏联工人阶级举起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以反对赫鲁晓夫的派系。像“反党集团”一样，这一派系事实上不能够解决由斯大林主义的过去时代所提出的问题。
在确定斯大林主义历史的真相时，还必须弄清楚有关国际共产党人的命运的事实：把德国共产党人雷姆梅勒和纽曼交给希特勒，把匈牙利领袖库恩·贝拉处决，以及在1938年把波兰党全部领导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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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铁托要求恢复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被处决的二百名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名誉。这个要求从来没有被接受。但是这将引起关于在斯大林控制下的共产国际在欧洲和中国背叛革命，关于斯大林主义在西班牙的血腥统治，以及关于战后向“西方民主”投降的整个问题。这又一次说明了，“只有对过去作一次彻底的分析，才能准备好对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进行革新。
国际委员会完全支持已故的列昂·托洛茨基的寡妇娜塔利亚·赛多瓦·托洛茨基的要求，即立刻进行一次关于她的丈夫被审判和被谋杀事件的公开调查。我们要求立即恢复她的苏联公民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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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想用斯大林主义的办法来处理斯大林遗留下来的东西。他说他是用“思想上”的方法来处理“反党集团”。事实上在党内没有进行过任何讨论。当反对是来自“左派”的时候，如在匈牙利，他所用的方法就不是“思想上”的了。
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结束时请求代表们不要制造新的“个人迷信”，这是同领导方面的实际情况直接冲突的，事实上赫鲁晓夫是免受批评的，而他是唯一可以指挥对别人提出批评的人。
这个危机只有在受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思想领导的力量自觉的政治行动下才能获得解决。赫鲁晓夫的“揭露”是由下面来的巨大压力的反响，这种巨大压力要求恢复苏维埃民主以符合苏联工人阶级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需要，以回到真正的国际主义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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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格勒党委书记在代表大会上说，历史问题现在正在“以更大的坚持性”提出来了。这一进程必须贯彻下去，同时将遭到赫鲁晓夫和其他官僚的抵抗。下层共产党员已经有好几十年仅仅受到机会主义方法的教育，现在很需要领导。
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反对一切关于国际运动改革过程是无可避免的和自动到来的理论。它需要在每个国家，当然包括苏联，建立第四国际的支部。这将为从政治上推翻苏联的官僚机构准备道路。官僚机构对下层的巨大反对运动的绝望反抗，使我们对推翻官僚主义的力量具有充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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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个国家内，我们将同所有争取真正了解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及为其复兴而努力的共产党员一起工作。在各个地方我们将要求彻底调查对托洛茨基及其他一切反动派分子的审判和暗杀事件。托洛茨基本人于1935年就基洛夫事件所作的判决书，在今天仍然是正确的。
“唯一的出路是
布尔什维克党的革新
。这一问题只能在国际范围内解决。为了使俄国的工人拒绝“在一国实现社会主义”的鸦片，并一同转向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团结在列宁主义的党的旗帜下。除了比过去更加不妥协地进行反修正主义的斗争外，还必须进行反对斯大林主义官僚政治对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瘫痪和败坏作用的斗争。没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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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斗争，对苏联的保卫是不可想象的。”
1961年11月5日
（译自英国《新闻通讯》1961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