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四国际
苏联的政治革命正在向前发展
巴西“工人阵线”报评论
“革命将打开所有全部秘密档案，平反一切审判，替受辱者恢复名誉，为受害者竖立纪念碑，刽子手将永受咒骂。作为革命的掘墓人和历史上最阴森可怕的形象的斯大林，由于其罪孽深重将消失于舞台”。——摘自列昂·托洛茨基的《斯大林的罪行》一书，1937年墨西哥科约干出版
托洛茨基这些天才的思想竟如此迅速地在全世界得到了证实，以致使官僚主义和改良主义机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都吓慌了手脚。对苏共二十二大讨论中应作出的结论沉默寡言。资产阶级报刊一般都避而不谈，只有“圣保罗州报”在一篇社论中指出了攻击斯大林和莫斯科审讯所意味着的真正的危险，因为这可能导致托洛茨基思想在苏联的胜利，从而导致革命向世界扩展。苏联的官僚机构是群众和它可以与之进行谈判周旋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缓冲的垫子。
从苏联官僚机构的观点看来，这次代表大会是一次失败。大会召开的目的原是要制定建设共产主义的纲领，然而开了十多天的会，只有三天是用来讨论和通过纲领。实际上，其他全部时间却花在官僚主义分子进行内部争夺和摩擦。
苏联官僚机构所代表的政治中心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和群众面前已经威信扫地，因而，阻止群众革命向前发展的障碍正在趋向消除。官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危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主要是由于殖民地革命的影响所致，这种影响表现在苏联群众和要求共产主义运动在殖民地革命中采取更有生气和富于战斗性的政策的阶层，他们都倾向中国人和表示支援古巴及刚果的革命。
另一方面，1956年二十大期间开始的“自由化”和非斯大林化为苏联群众大开门窗，他们生龙活虎地造成了思想与政治开展的真正气氛，并且在这种气氛中讨论了官僚机构今昔所奉行的内外政策，而官僚机构无法用从前的残酷手段加以扼杀。
这样，我们便看到了敖德萨的罢工，关于列弗耶夫杜森科及其诗篇“巴拉比”的争论，电影院里唾弃斯大林的表示，以及最近大学生要求将他的尸体从红场陵墓中移走的运动。这一切形势促使赫鲁晓夫和苏联其他官僚分子在大会上抨击斯大林时代的暴行。
面对国际范围和苏联本身群众情绪的巨大高涨，苏联官僚机构分裂了。赫鲁晓夫企图调和各阶层的立场，藉以维持官僚政权。当他攻击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等人的时候，他没有攻击——甚至不提——在苏共党内怀着同一鬼胎的一个成分复杂的集团。赫鲁晓夫顾及到群众反斯大林情绪，只得对这些官僚分子笼而统之地进行攻击。他对所谓的“反党集团”的攻击是出于一种实验主义和缺乏预见的，即使在这次大会期间，也是由于内部分歧重重所致。将斯大林的遗体迁出陵墓和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马林科夫开除出苏共本来不在赫鲁晓夫召开这次大会的计划之列。
然而，由非斯大林化所揭开的时期不可能按苏联官僚机构的愿望那样完结了事。我们正处在一个不可遏止的发展过程中，它只能以政治革命的胜利和官僚机构的倒台而告终。
官僚机构的任何阶层那怕是抓住或力图适应一种比较左的政策的阶层，显而易见，都无法长期稳定下来。莫洛托夫反对赫鲁晓夫的纲领，称它是“反革命”，并责难这位第一书记忘记了资本主义各国的革命，显然莫洛托夫体现了苏联群众的情感。莫洛托夫攻击道，列宁从未谈过和平共处，这样使群众不仅会对赫鲁晓夫所发展的和平共处政策的反列宁主义性质作出自己的结论，而且也会从莫洛托夫本人的作用上得出自己的结论，因为他在斯大林时代一直是外交部长，是时这种政策在理论上进行了阐述和论证并且消灭了所有反对这个政策的人。
这个阶层或那个阶层的一切阴谋诡计，或者国家和党的官僚分子新阶层的兴起，都不会有可靠的支柱，因为没有可能使官僚机构脱胎换骨。它是苏维埃社会的赘瘤。在特殊情况下，有人篡夺了理应属于无产阶级的政权，这些人用恐怖消灭了行使群众权力的民主机构，群众本来是要通过这些机构来领导苏维埃国家的生活的。官僚机构疯狂地抵制在苏联重新建立苏维埃制度，匈牙利和波兰1956年发生的情况就是如此。
殖民地的革命对最终摧毁官僚机构起极重要的作用。中国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态度的重要性就在这里。虽然特别是由于周恩来瞻仰斯大林使中国人在苏联群众中间失去了某些威信，但是无论如何，他们对殖民地群众却代表了对帝国主义的“强硬路线”。
如果说，直到战后维持斯大林主义的磐石般的团结还是可能的话，那么今天对共产主义运动而言，却存在着极度的混乱。南斯拉夫、中国、苏联、波兰和古巴，后者不为共产党所领导，但都代表了达到社会主义的选择模特儿。
然而，在这些模特儿中和在这些工人国家的领导机关中没有任何一个——包括苏联和中国——拥有足够的权威使自己成为整个工人运动的中心。从这里，人们清楚地看到，革命的发展是如何地冲击并摧毁了斯大林主义的基础。
同帝国主义的记者们所企图证明的相反，二十二大既标志着赫鲁晓夫在国际范围里的威信下降，因为共产主义运动已脱离了古老的克里姆林宫中心的控制；也标志着他在苏联国内威信的降低，那儿群众运动的兴起使任何形式的官僚统治成了问题，并冲击着这种统治，尽管这种统治蒙上了父亲般的、改良主义的、“光明磊落”的形式。赫鲁晓夫继续当政是因为他代表了官僚机构对苏联群众实行专政的最后可能形式。他是官僚机构中对国内形势最清楚和最敏感的分子。
不论像莫洛托夫“左派”或福尔采娃这样的非斯大林化最热衷的分子，他们的批评都意味着极迅速地在苏联群众中复活一种致整个官僚机构于死地的政治行动的危险。
赫鲁晓夫无法避免不断发展中的孤立状态，无法避免其集团的缩小和他在日益增长的群众政治生活浪潮面前的虚弱无力。这种浪潮的汹涌而起，它瓦解着整个官僚机构，直至它的最上层。“反党集团”的名单还会增加。
周恩来瞻仰斯大林的遗容和他的发言都代表着这个年青的中国国家领导机构的必需的官僚表示，这个国家继续以一种不断革命的速度抗击苏联人的保守政策，拯救了各国共产党依附于莫斯科官僚中心的“原则”。但是，不论周恩来也好，或者地拉那的斯大林分子集团也好，都无法避免他们自己的引为会变成给斯大林主义带来毁灭的强大打击。
虽然，各国共产党力图冲淡二十二大对苏联官僚机构依附制度打击的严重程度，但是新的局面仍不会不在所有共产党内迅速抬头。斯大林主义在极短时期内的崩溃乃是一个现实的事实。各（共产党）领导机关，如巴西，妄图隐瞒这些事实，避免讨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过去和未来，他们客观上在加剧各国共产党的分裂和危机。
已经是时候了，共产党员应该要求彻底讨论整个党的生活，并在每一个国家里对斯大林时代作出结论。应该将像普列斯特斯这样的僵尸从领导地位中甩走，只是因为斯大林，才有他们的位置的。必须粉碎反托洛茨基的反革命神话，讨论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为维护布尔什维克——列宁原则对斯大林所进行的不调和斗争的历史作用。
斯大林主义的崩溃和死亡，不会使人们对共产主义在现代革命中的作用发生疑问。但有一点，即真正的共产主义的领导应该到那些过去虽然是少数，但是善于对斯大林时代的监禁与罪行进行反抗的人们中去找，而不是在斯大林的官僚政权的继承人中去找。
（译自巴西“工人阵线”1961年11月上半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