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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社会主义的世界斗争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代表会议决议
（1961年6月）
现在摆在人类面前的最迫切的任务，是摆脱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建立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制度，完成1917年俄国革命所开始的过程。这一任务延搁了四十年了，由于这种延搁而造成的损失，有经济萧条、文化停滞。法西斯主义和世界规模的大屠杀。在现在，除了这些以外，还有能够毁灭所有高等生活方式的热核战争的危机。
世界各地的劳动群众，在各种难于忍受的压力的推动之下，曾经不断地发动朝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斗争。这些斗争的结果，在许多国家里是取得了国家政权，在另一些国家里是建立了强有力的工人阶级的组织。所以没能取得对国际资本主义的决定性胜利的原因，在于领导力量不足，甚或是领导有错误。需要建立一种与这一世界历史任务相适应的领导力量，乃是1938年第四国际基本文件的主旨；这种需要在其后二十三年中显得越来越迫切了。
这样一种领导的主要特征在于能够了解各种有关的症结所在，并能作出最坚决的决定来使它们得到有利的解决。另外一个必要条件（在某些时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能够在战略和战术方面作出正确的判断。这就不光是需要有天赋的洞察力。战畧和战术必须以客观条件为基础，也就是说，必须以阶级斗争的消长变化为基础，而这种消长变化是被概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资本主义反革命这二者的相对力量之中的。
一、四个主要阶段
自从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已经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
（一）1900－1917年。这是一个准备时期，在其中，不断革命的理论有了发展，并且经受了考验；这种理论使人们看到世界社会主义的实际型式和革命的政党的作用。它为无产阶级提供最有效的政治武器。在这一时间中，阶级斗争的高峰是1905年的俄国革命、1910年的墨西哥革命和1911年的中国革命。这些革命开始了我们现在生活于其中无产阶级起义、农民起义和民族主义的反殖民主义起义的新时代。在1905年的革命中出现了工人代表会，这说明社会主义革命的固有趋势，是要在一种新的阶级基础和各种社会力量的新的相互关系上，扩大民主并使之深刻化。
（二）1917－1923年。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突破时期。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共和国的巩固，标志出资本主义末日的开始。在许多十分重要的经验教训之中，最为重要的是指出了革命领导的重要性。俄国革命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领导之下成功了，可是欧洲其它地方的革命却遭受了失败。1918年的德国革命使社会民主党取得了政权；可是它的领导人不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却协助重新稳定资本主义。他们出卖了世界工人阶级的利益。再建一种能够利用1900－1918年经验的领导这一任务，是在1919年由布尔什维克人和第三国际旳组织开始的。然而，社会民主党的背叛所造成的蛊惑力量，却使得世界资本主义恢复了元气，足以把俄国革命孤立起来，阻止它的扩展。
（三）1923－1943年。俄国革命的长期被孤立导致了它的堕落，导致了各国共产党的斯大林主义化，也导致了1943年第三国际的解体。工人运动不断白失败促进了反动力量的扩展，尤其是在欧洲的最恶毒的法西斯反动力量的扩展。工人运动1926年在英国的失败，1927年在中国的失败，1933年在德国的失败，1934年在奥地利的失败，1937年在西班牙的失败，1938年在法国的失败，终于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帝国主义企图粉碎第一个工人国家。
（四）1943－1961年。这是国际革命新复活时期，这一时期现在仍在继续着。1943年苏联在斯大林格勒取得的胜利，乃是标志着德国帝国主义即将溃败的转折点，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南斯拉夫的革命于1948年和斯大林决裂了，这乃是斯大林主义将要完结的信号。1943年墨索里尼的垮台以及意大利无产阶级的重新登上政治舞台，标志着西欧革命力量的复活。这一大有希望的开端在希腊、意大利、法国和比利时由于背叛行为而遭受了挫折，它们在西欧挽救了资本主义的统治；可是在印度、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却有着殖民地革命的高潮。在战后，整个东欧的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被推翻了，这是由于苏联进入柏林而成为可能的，这就打破了帝国主义在俄国革命周围建立起来的围墙。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1952年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的遭受挫折，大大改变了世界的力量对比，使之有利于社会主义。其后，整个中东和非洲掀起了殖民地起义。由于古巴革命的胜利以及因此而来的西半球头一个工人国家的建立，拉丁美洲也达到了新的转折点。1960年日本工人和学生的游行示威，以及这年年底的比利时总罢工，说明无产阶级斗争在帝国主义国家中也重新开始了。
二、世界的三个部分
我们现在处境如何呢？现在的力量的对比关系如何呢？妨害社会主义革命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物是些什幺呢？我们要怎样去克服它们呢？
从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观点来看，当代世界分成了三个不同的领域：（1）帝国主义的根据地，包括以美国这一主要资本主义强国为领导的从日本到西德各高度工业化了的国家；（2）各工人国家，从东德到中国，在这里，在所有主要问题上，苏联仍然或多或少地保有着领导权；（3）亚、非、拉美的各殖民地国家。
在这三个主要部分里，革命力量的发展水平，因而其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极不相同的。
苏联区域的人民已经超越过资本主义阶段，但仍然为一些有特权的、不受限制的、斯大林式的官僚机构所统治着。摆在这些人民面前的中心任务，是发展他们的经济和文化，结束官僚主义的统治，建立平等主义的社会关系，并建立一个健全的工人国家所应有的民主政治结构。就绝大多数人类而论，毫无疑问，计划经济已经证明要比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优越得多。重新建立由列宁和托洛茨基培育起来的无产阶级民主形式，会使经济计划工作能在每一国家中表现出更大得多的力量，也会有利于所有工人国家经济之间的协调合作。结束官僚主义阶层的独裁统治，给世界提供一个无产阶级民主实践的新榜样，工人们就会大大增加他们的国家的防御能力，并鼓励世界其它各地加速超越资本主义。
各殖民地国家仍然停滞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不发达的或不平衡的资本主义的情况之下。这些国家里，主要的任务是摆脱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寡头执政者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枷锁，并建立工人和农民的政府。这种政府能够贯彻执行早已愆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土地改革、国家的统一和独立、军队民主化、扫除文盲、和世界市场建立更有利的关系，等等）；在前进的时候，能够尽可能快地结束资本主义的各种关系，改变国家结构，并设法解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工业化、经济计划，等等）。中国和古巴就是如此。
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们，应该推翻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夺取生产资料，建立民主的工人政权。这种政权将消除热核战争的威胁，制订与其它国家合作的国民经济计划，并朝向一种社会主义联盟迈进；这将使所有人类能够立即把他们的生产力量统一在一个有计划的由各国组成经济社会之内。
三、互相影响的各种过程
在现在的重要关头，世界革命在策略上必须把三种巨大的历史过程结合在一起，这三种过程是：高度工业化了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工人的反资本主义的斗争；殖民地人民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苏维埃各国中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反官僚主义运动。
这三种过程是以极为不同的速度向前进展的。一个快步前进，另两个则退缩不前，或者不能和带步人的速度相配合。这种不平衡发展的最显着的例子是，古巴的工人和农民要在离开佛罗里达九十英里的地方建立一个工人国家，可是美国工人还没有脱离民主的机器来组织他们自己的群众的政党。
但是这三种过程总是彼此互相影响的，有时互相促进，有时互相促退。例如，苏联势力之伸入东欧以及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从两面打破了对苏联的封锁）的后果之一，就是大大加强了苏联人民群众的自信心。改善生活条件的迫切要求，使得官僚主义者不得不做出重要的让步。斯大林死后的「解冻」也刺激了东德、波兰和匈牙利反对克里姆林宫代理人的虐政的起义。
苏联这一部分里的互相矛盾情况，对于其它两部分的人民群众也起着互相矛盾的影响。在殖民地人民看来，苏联和中国的成功似乎就是他们也能取得成功的榜样。从而莫斯科和北京成为他们取得支持和有力鼓舞的源泉。另一方面，在西方，斯大林主义的罪恶及其极权主义的措施，却使工人们感到沮丧和气馁，使他们放慢了脚步，不和他们自己的资本家进行清算，以免陷入更坏的灾难。西方工人对政治的漠不关心，又使得帝国主义者能够较自由地进行冷战，从而妨害苏联地区内工人争取无产阶级民主的斗争。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殖民地区域，通过共产党的中介和影响而进行的斯大林主义，在阻碍国际革命方面起着直接的作用。例如，在美国，共产党已经把它的党员埋葬在民主党之内，使他们成为史蒂文森之流的人物的司阍人。它一贯地不肯做有害于民主党的政治活动，并且反对社会主义的候选人。在古巴，那强有力的共产党甚至曾经一度支持巴蒂斯塔政权。它反对七月廿六日运动中革命党人所进行的争取政权的斗争。古巴革命的成功，只是因为古巴农民和工人最后从旁路上赶过了共产党。斯大林主义的作用在古巴和意大利之间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如果围绕着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少数学生，只凭精力、自我牺性和献身于战斗的原则，就能够领导一种群众斗争取得权力，那幺，意大利共产党连同它那成百万的党员，要是表现出古巴人革命决心的十分之一，又有什幺不能完成的事情呢？
民族主义运动也有着同样互相矛盾的影响。它们已经从帝国主义那里赢得了很大的让步，并且有助于鼓舞在帝国主义中心进行的进步斗争，例如，我们已经看到，在美国的黑人就受到这种鼓舞。这种运动有着反帝国主义倾向，要解放出不可控制的革命力量，因此它们从莫斯科和北京那里取得了支持。这对于争取自由的斗争是有好处的；但是那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由于他们反对无产阶级民主，却又加强了莫斯科和北京的反民主的统治阶层。当这种运动在许多国家里能够赢得国家独立的时候，它也散播了一些新的错觉，认为帝国主义控制的联合国是一种和平的工具。卢蒙巴的悲剧就说明这种错觉所能带来的灾难。一般说来，民族主义运动，在挣脱帝国主义政治枷锁的时候，只想把争取自由的斗争局限在资产阶级的渠道之内，反对实行那些为尽快地使殖民地区域摆脱由来已久的停滞状态所必需的彻底措施。然而，在群众的革命压力之下，特别是再加上帝国主义进攻的压力，有些民族运动也能够采取非常激烈的步骤。墨西哥、玻利维亚、埃及、阿尔及利亚和一些其它地方的民族运动都是如此。在古巴，美帝国主义已经陷入一种挨打和反挨打的过程，这一过程最后不仅是把美国资本家的财产国有化，而且也把古巴资本家的财产国有化。
四、主要的决定因素
目前的世界局势是由四种主要因素来决定的：帝国主义阵营的衰退；苏联集团的力量的不断增长；殖民地革命的不可遏止的发展；最后但决不是不重要的是，帝国主义中心的工人运动不够活跃。
总起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规模的斗争的发展是有利于工人阶级及其同盟的。他们已经从帝国主义者那里赢得了阵地，并且继续前进着。力量的对比仍然有利于他们。
帝国主义联盟中最强大的一个成员在1945年以后所丧失的威信和权力，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轴心国被击败之后，美帝国主义成为在经济、军事和外交上最有力量的一个国家。在大多数人看来，美国将在无限的时期里保持这种优越的地位不受排战。有些华尔街的宣传家夸耀说有一种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它像罗马帝国一样可以持续一千年。
然而，十五年以后，它所自认具有的在经济、政治和道德方面监督世界的权利，从朝鲜到古巴，都发生了问题。
美帝国主义的力量相对地衰退了，苏联集团越来越占上风，而前者一部分是由后者所造成的。这在许多方面都有所表现。各工人国家计划经济的发展，以意料不到的速度胜过了美国的经济优势。苏联的经济成长率不仅始终高于美国的经济成长率，而且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使得美国经济甚至不能发挥其全部生产能力（实际生产目前只为生产能力的75%左右），同时周期性的「衰退」和自动化又不断地增加失业大军。在军事方面，苏联很快地消除了美国在核武器生产上的优势，而且在火箭和导弹的能力方面超过了美国好几年。在教育方面，苏联在培养工程师、医生、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等等人才方面在全世界中首屈一指，因此在这些科学的基本研究工作和发明方面它很快地取得了领先地位。在外交舞台上，自从斯大林死后，苏联表现得越来越大胆，越来越灵活；通过援助计划，通过揭露华盛顿的侵略政策，它在各「中立」国家之中取得了地位。甚至在华尔街一向认为禁地的拉丁美洲，美国的外交方面的领导权也在受到了挑战。
然而，在这些敌对的国家集团之间，反对资本主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决定性的斗争将不会发生。资本主义国家和工人国家之间的争论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在冷战中能够很容易地表现十分尖锐。但是，它们只是一种远为重要和更有爆炸性的斗争的一些组成部分；这种远为重要和更有爆炸性的斗争，就是旧秩序的支持者和主张社会主义的忆万人民之间具有世界规模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斗争。正是这种国际的阶级斗争，它将最后决定人类的命运──我们是要陷入原子战争的深渊呢，还是要开展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的新文明。在这一舞台上，局势非常复杂；结果如何，尚难预料。
从东欧到中国都废弃了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的力量越来越大，这使得帝国主义不能不退却，不能不屡次推迟进行摊牌的战争。不仅于此，自从中国革命以后，殖民地的革命就一直从东亚扩展到中东和非洲，甚至越过大西洋直到古巴；这种殖民地革命的进展，进一步削弱了帝国主义体系的力量，加强了反资本主义阵营，并且增加了工业不发展国家中被压迫群众的自信心。
但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并没有和上述这些胜利相配合的东西。在那里，情况一直是大不相同的。工人们不仅没有和其它各地的盟友采取一致行动，而且总的说来是死气沉沉。这种不活跃的情况，是由于战争结束时共产党领袖和社会民主党领袖的背叛而造成的，而长期繁荣以缺乏其它有效的领导（现在必须创造这种领导）又助长了这种不活跃的情况。
例如，在英国，工党在1945年取得了政权。但是艾德里、比万等人并没有在这世界上头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他们虽然对工人作了相当的让步，但却利用职权来支持资本主义，并使它有了新的生命。工党的官僚们不但没有给人类开辟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新大路，反而使得英国有可能成为美国帝国主义所筹划的反苏战争的滩头堡。这种背叛社会主义目标的行为，对于英国工人起了使他们意气消沉的作用，直到现在他们还没能恢复过来。在美国，大战结束时发生了这一国家有史以来最大的罢工浪潮。可是工人的头目们却把这种运动局限在狭隘的范围以内。由于这一原因，再加上他们不断阻碍一般工人打算建立一个工党的积极性，并且在民主党机关里充当卑躬屈节的角色，就为麦卡锡主义铺平了道路。五十年代中这种政治迫害的气氛和对民主制度的侵蚀，再加上长期的繁荣，大大削弱了美国国内的阶级斗争，使得帝国主义在外交方面能够无所顾忌地实行一种最危险的「战争边缘」政策。
革命的发展只限于世界上不发达的地区，而且西方在政治上显然落后，这已经成为我们这一整个时期的特点。这种消极的特点是当前现实情况的最主要的因素，它既牵涉到帝国主义力量的根据地，也牵涉到必须动员起来以夺取这些根据地的无产阶级的力量。现在世界局势的关键就在于此。只有当工业发达国家中的工人以他们全部巨大社会力量控制了政治舞台以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才能获得胜利。
主要的问题是，怎样解开这一死扣，打开这一困境，克服国际阶级斗争中这一有决定性的地区里工人的消极情况。不办到这点，就不可能有决定性的改变，不可能有世界范围的力量对比的质的变化，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的立于不败之地的胜利，也就不能保证原子战争不把我们的地球变成放射性的荒地。
五、蓄积力量
在西方，有许多有助于突发一场阶级斗争的的客观力量正在蓄积着。其中有一些是暗中进行的，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有一些则十分明显。当它们聚集起来的时候，它们能够在某一点上结合在一起；打破反动势力的锁链，解放出大工业中心和大城市中心产业工人的郁积的力量。
最基本的力量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衰退。那种使工人态度消极的繁荣，并不是正常的繁荣。这种繁荣大分是以修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创伤，维持反动的统治和支离破碎的资本主义地区，以及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为基础的。如果必须依靠这些事情（包括核武器、洲际导弹、毒气、毒菌的生产）来保证就业，那它根本是不健康的。工人们深深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对它感到不安。尽管有着长期的繁荣，工人阶级仍然感到在经济上没有保障。一定有越来越多的工人陷于失业，无论是由于裁员而引起的剧急的失业。通货膨胀不断地在暗中降低工资收入，因而仅是争取维持生活水平就成了一项无尽无休的斗争了。在工作条件方面，情况也同样地不妙。除此以外，还有疾病和衰老的危险，这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里尤其如此，因为美国虽然十分富足，可是它的社会福利是非常不够的。这些慢慢蓄积起来的经济压力怎样能够导致一场爆炸性的局势，1960年年底比利时的事例可以作出极好的说明。在那时，一个计划中的要更严峻地对待工人阶级的资本主义纲领，引起了一场罢工浪潮，其规模和强烈程度甚至使政府都动摇了。
在美国，还没有工党，工人阶级觉得在重要问题上，他们的经济利益越来要在政治舞台上加以解决，而政治舞台上却没有他们的代表和辩护人。这就不断引起了独立政治行动的问题。少数民族争取经济和社会平等地位的斗争，也倾向于采取政治的方向，并和工人运动结合在一起。一旦组织一个工党的推动力发生作用（在邻近的加拿大它已经发生了作用），它就能以非常的速度向前发展，而且能走得佷远。在英国，存在着一个有力的工党，由于没有独立的政策，由于在为工人阶级争取经济与社会利益的斗争中缺乏战斗性，这就有助于这一政党的急进化，有助于使左翼倾向显露头角。西欧大部分共产党人和各社会民主党的情况也是如此。
殖民地世界的动荡，对于各帝国主义中心有着直接的经济影响。超额利润减少了，国外的赚钱企业被放在国家控制之下或甚至被国有化了。这不仅削弱了垄断资本家，而且也增加了老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资本积累过多而闷塞的趋势。因此，除了资本主义在国内所面临的矛盾之外，又增加了许多新的脱节现象。
无尽无休接连不断的起义，对于各帝国主义中心的工人阶级，也有着一种累积的心理上的影响。那种把这一切都归因于「共产党阴谋」的不停的叫喊，已经骗不了人了。人们越来越觉得帝国主义的宣传家们是在说谎；不管关于「共产主义」的实际情况是什幺，殖民地的人民必然有充分的理由按照他们的想法做法去想去做。
此外，殖民地国家的群众活动树立了一个又一个的战斗的榜样。这种活动开始深入人心。它的力量，由于揭发和揶揄帝国主义，由于爆发例如用石头打尼克松之类的事件，由于直接求助于那种深深触及工人们团结一致的心弦的同情心和支持，而又得到增强。这一事实已开始深深印入群众意识之中。
各殖民地和各帝国主义中心之间的关系的这种改变，乃是「新现实」的显着特征之一。日本的情况就发生了最剧烈的变化。它所最积极经营的殖地──华北──不仅赢得了自由，而且成为一个计划经济的组成部分。已经感到小小的古巴的起义于美国的影响的美国人，有条件来摹想巨大的中国的各种发展是怎样对它的邻国日本发生影响的。
在欧洲，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帝国主义法国就受着接连不断的殖民地起义的打击。印度支那人和阿尔及利亚人的顽强的英雄主义，对于法国工人不是没有影响的。法国的气候，尽管表面上很消沉，却决不适合于法西斯主义，1961年4月殖民主义者和军事阴谋家的失败就说明了这一点。法国的政策是不断向右转的，但是，当一长串的殖民地起义最后跨过地中海并鼓动起法国工人的激情的时候，这种趋势就会以惊人的速度转过来。在比国，刚果的丧失马上使阶级关系尖锐起来，因为时资本家们仍想用他们惯常使用的方法，要靠牺牲工人来维持他们的财产。不列颠帝国的解体（现在在非洲正以很快的速度进行着），对英国将发生同样的最后影响；不管这一世界上政治手腕最圆滑的统治阶级手中有什幺样的聪明办法，事情总是如此。
说到美国，古巴只不过是一个先兆，说明拉丁美洲的各个民族都准备不顾华尔街的「门罗主义」，而提出他们自己的民族独立和经济解放主义。在从下加利福尼亚直到巴塔哥尼亚这一广阔区域内的这种革命过程，必然会不断地摇醒美国工人的昏睡，如果他们还没有被其它事件所唤醒的话。
苏联的成就也深深渗入群众的意识之中。最初，在美国人看来，苏联居然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复制了一套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这简直是不可理解的。一般都认为这种成就一定是由于「间谍偷窃了秘密」而得到的。当苏联的技术很快地发展了氢弹时，这种愚昧的想法就动摇了。当苏联把第一个人造卫星送上了轨道，进而要击中月球，拍摄月球另一面的照片，发送一只空间到太阳和金星去，最后把第一个人送到轨道上围绕着地球转的时候，这一愚昧的想法就完全垮台了。在世界市场的某些地区里，苏联甚至也开始对美帝国主义挑战。例如，石油垄断资本家们就诉苦说，在许多地区（包括西欧），苏联有以低价和他们竞争的能力。这些成就有助于使重实效的美国人相信计划经济的潜力。一个直到1917年才推翻封建的沙皇统治，遭受两世界大战、一次内战、三次入侵的灾难，并且受到官僚主义错误管理和各种极权主义措施的妨害的国家，在四十年的时间里，居然在世界的技术战线上居于领先地位；这除了用计划经济的潜力来解释以外，还能有什幺的解释呢？
苏联在群众教育、公共卫生和体育方面也获得了同样大的成就，这些成就对于殖民地人民的影响，乃是资本主义报刊经常关心的主题。更有眼光的编辑可能更关心这一事实：西欧的工人，甚至美国的工人也不是没有注意到苏联的这种成就。计划经济一定要万古长青；它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已深深渗入帝国主义地区广大工人的思想之中，不管他们有什幺关于苏联地区缺乏民主的保留意见。
最后，核战争的威胁使任何有思想的人都不能安心。的确，由于没有阻止这种趋势的有效办法，有很多人都力图把他们对于这种双方显示自己能够用多幺快的速度向对方发送大量氢弹的竞赛的恐怖心，排除在思想意识之外。但是，恐怖仍然存在着；而且每隔不几天，各种通信工具就会通过关于这种那种战斗活动的报道，把它提到表面上来。像爱因斯坦、施魏策、罗素这类人物，以及第一流的核物理学家，都明白表示他们非常关心这一危险的严重性。
这种恐怖和不安，导致了许多次越来越大的反对核战争的示威。这些示威是在和平主义者领导之下开始的。和平主义领导者企图把这种抗议变成对各大强国的恳求，恳求他们加以注意并改过自新。这种目标是空想的，但是争取和平的示威者的希望却不是空想的。像许多其它开始的好象很和缓而无害的社会抗议运动一样，这种反对核战争的示威也能够逐渐激烈化，并采取战斗的阶级形式。一个重要的标志是成千上万的母亲也列队游行。妇女成群地出现在政治活动的舞台上，一向是群众革命激情高涨的一个标志。另一个重要标志是绝大多数参加者都很年青，而且他们都献身于和平事业。
六、青年人的重要性
革命主要是靠青年人来进行的。战后的一代人似乎注定要进行人类历史中最大的革命。许多人在像1948年波哥大那次大示威，或像1945-1957年那些席卷西欧的大示威里，已经受到革命的洗礼。更年青的一些人于1958年和1959年的古巴，或在去年日本、南朝鲜和土耳其的群众活动中，也活跃起来了。这就是一个先兆，说明将来发生什幺事情。在今天美国的反对种族歧视的运动中，新的一代正在恢复美国的激进主义。
全世界的学校里都生气勃勃，流行着各种新的思潮。在这里，知识分子──这是测量社会气压升降的灵敏的风雨表──和学生们一起探索真理。在这里，在思想战线上，人们在一些关于常常显得和当前阶级斗争关系不大的问题的论证和争辨中，预先讨论到即将到来的革命的斗争。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直接会涉及战争与和平、争取平等、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关系等等问题。讨论势必导致行动，这种趋势由于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学生人数越来越多而更为加强了。在学生主持下开始的行动，总会由远远更为有力的人们接着进行下去。匈牙利工人起义以及古巴革命都是先从知识分子骚动和学校中有反对意见开始，这是值得注意的事情。
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征兆是出现了年青的社会主义者和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急进派。例如，真嘎库仑运动中在政治上最活跃的人们，都热心学习马克思理论，包括托洛茨基主义。真嘎库仑运动的发展，只是一种证据，它十分生动地说明：当新的一代理解了当代重要问题的意义，并转向革命的社会主义政策的时候，世界上将发生什幺事情。
的确，也存在着一些危险的逆流，在美国尤其如此。在美国，像戈德华特青年协会和约翰．伯奇协会之类的反动的甚至带有法西斯思想的组织，已经有了发展。这些都是初期的阶级偏极化的症状。在和反动倾向作斗争时，青年人得到了政治锻炼，为以后的阶级斗争作了预备。
还需要注意的是青年人当中有决定意义的部分──产业工人中的新的一代。当阶级斗争展开了前哨战，失业工人举行示威时，这些青年工人就将和过去一样，开始活动起来。青年的工人把他们的精力和成熟的工资收入者的见识结合在一起，并且接跟工业过程与老一代工人联系起来；随着革命的发展，他们是完全能够掌握领导权的。他们在比利时总罢工中所起的作用，说明他们有着多幺光明的前途。
七、寻求领导
任何数目的消极迹像──例如核战争的危险，富足的美国中的失业，种族歧视，亚、非、拉美特有的饥饿等等──都说明自从1924年革命的社会主义黯然失色以后，人类所面临的领导危机是十分深刻的。在这种危机的末日开始到来时，即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现阶段，各种目的还处在半明半暗之中。那些按照历史逻辑顺序已被罢黜的领导现在被推了出来；他们被迫去处理那些属于别的阶级的任务；但是他们处理这些事情的方法给世界上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变态，各种各样不三不四的办法，以及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大杂烩。例如，1938年墨西哥资产阶级没收了石油工业并把它放在工人管理之下。阿根廷的皮伦和印度的尼赫鲁都采用了五年计划。纳赛尔接管了苏伊士运河。现在最惊人的事件是古巴的革命，：一个从一种资产阶民主纲领开始的领导，却信奉革命的辩证逻辑，而不信奉它自己的纲领的形式逻辑；并且最后在西半球建立起头一个工人国家，宣称它是所有拉丁美洲的榜样。
对于革命的社会主义来说，这一切意味着什幺呢？有人宣称，这意味着不需要有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或者，列宁主义式的政党至多只能更快速地和更有效率地完成必不可免的事情。即使如此，也不能证明不需要这样一种政党。要使人们不致陷入核战争的深渊，「快速」和「效率」可能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是，实在的情况是，这些事实最雄辩地说明，必须有一个像列宁和托洛茨基在1919年开始建立起来的那种国际政党。这一国际政党是以各国的组织为基础的，而各国组织的根基则建筑在各自国家中群众运动之上，它们决定它们自己的领导人和发展方向。
人民群众，特别是殖民地的人民群众，非常强列地感觉到他们的处境是糟不可言的。他们完全不能等到建立起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以后才开始行动。由于除了作为一些细胞以外，还不存在这种政党，他们就遵循一条众所周知的政治法则，对于任何偶然站在当权的政党左方的全国性领导人，都加以拥护。由于缺乏社会主义的领导──这种缺乏是由于几十年来各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背叛而造成的──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组织就占领了左翼地位，并且要比他们在受到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侧面攻击的情形下强大得多。因此，摩萨台能够取得政权并把英国的石油企业国有化，决不意味着伊朗的人民大众能够指望抄小路走而不必进行建立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工作。正相反，这说明组织这种政党的条件已经成熟，并且需要它来保证迅速而肯定的成功。摩萨台的垮台以及伊朗石油工业又回到英国殖民者手里，说明人民大众如果没有一个战斗的政党是多么脆弱。
即使是古巴的经验也不能取消这一结论。事实上，它大大加强了这一结论。古巴的领袖们为生活本身所迫而承认：他们的革命并不是什幺历史的例外，马克思主义同样适用于加勒比海。古巴革命的经验多幺有力地说明问题啊！
伊朗的失败使得建党工作的前景暂时十分暗淡，与此相反，古巴带头在拉丁美洲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它也很可能在建党工作上开辟一个新的局面。古巴的情况说明，如果只是因为一个有革命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组织开始时带有小资产阶级看法，就取消这种组织，那该是多幺大的错误。很明显，至少在一些殖民地国家里，这类组织乃是为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补充力量的来源。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由尼赫鲁、夸德罗斯和卡德纳斯为代表的那类民族主义──虽然当前有些力量，但提不出什幺新的问题。列宁所制定的路线是，承认它是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一种盟军，但由于它的性质不可靠和常常变动，无产阶在政治上不能信赖它。正确地说，现在世界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发展──以及在某些地区中它的急进主义的发展──乃是一个重要标志，说明帝国主义正在衰退，而为殖民地国家里的革命的社会主义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
如果殖民地中种族主义的领导人有力量主要是由于缺乏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那幺，社会民主党的继续存在和甚至复活，乃是由于在斯大林独裁统治时代缺乏共产主义。从历史观点看，社会民主党当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背叛了无产阶级时，就已经完结了。只是由于有战斗性的工人们反对斯大林主义，它才好象又取得一次新生命。但是无论在哪里它也没有打开什幺新的局面。它只是继续做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做的事情──把它的追随者的手脚束缚在资产阶级民主上，不管这种民主已衰败到什幺程度。在德国，这种情况尤其严重，以致这种政党公开地连马克思主义的门面都不要了。
然而，在有些国家里，由于有广大的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人为基础，社会民主党表现出相反的趋势。在以德国、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为代表的最右极的对面，是一些中间和左的组织，它们在英国和比利时很有力量。社会民主党的这一部分，现在正处在动乱之中。凡是赞成战斗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般党员，都在向左转。他们的领袖，在某种程度上都和右翼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感到左右为难。这种分裂反映着阶级关系更为尖锐了，这是阶级斗争一种新浪潮即将到来的预兆。左翼社会民主党工人的最活动的部分一定会发现：即将发生的事情将大大加强他们目前走向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倾向。
在美国，社会民主党的规模、影响和力量都缩小了，因此它不得不退出选举活动。完全死硬了的右翼总是用铁腕来处理事物；然而，关于古巴革命的争论以及为它辩护的说法已经出现了，首先是在青年们中间。
在世界政治中，这种运动在共产党中和在共产党周围碰到的事情，要比社会民主党的最后命运远为重要得多，尽管后者像英国这样的国家里也十分重要。社会民主党和西方列强的保守的工会官僚们联系在一起，也抱有后者的基本看法及其根深蒂固的不愿意采取独立行动来反资本主义统治的倾向。各国共产党则和各苏维埃国家的保守的官僚主义阶层联系在一起，而后者又和计划经济紧紧绑在一起。这一区别乍一看来似乎不大，实际上已证明是一种有决定性的区别。
尽管几十年来，斯大林及其继承者曾努力要和资本主义统治者达成一种和解，来和工会官僚媲美，可是「和平共处」已证明是一种空想。原因之一是：虽然资本家发现工人领袖对于他们的统治是不可或缺的，可是他们不能在相同的基础上接受苏联的官僚机构。苏联的官僚机构是和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而这种制度对资本主义是一种永远的威胁。只要苏联被孤立起来，罗斯福（比如说）就能和斯大林主义有利地共处。但是他们不能容忍一种扩张的苏联经济制度。特别是美国的大资本家，把计划经济尤其是计划经济的加强和扩展，看做是一种致命的灾难。资本家们并不把计划经济和负责管理计划经济的人区分开来，不管后者是寄生虫般的靠着计划经济吃饭，还是用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办法来保卫计划经济。美帝国主义专心致志于摧毁整个苏联制度（包括官僚机构在内），力图把这些地区开辟为资本主义投资和剥削的场所。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当情况不妙的时候，苏联官僚机构的做法和西方工会官僚的做法，是大不相同的。例如，德国的工会官僚屈服在法西斯主义的淫威之下而毫无怨言。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主义者也同样抛弃了他们在德国的代表；但是当纳粹大举入侵、他们自己的脑袋也被放在断头台上的时候，他们就从惊愕中清醒过来，并拚命地加以回击。其结果是非常成功的，这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得很清楚了。
但是，计划经济的发展也从另一方面对官僚机构的命运具有决定意义。计划经济的成功最初会加强官僚机构，但最后会破坏它。正和在其它领域中一样，主体本身健康愈增强，对于寄生虫就越为不利。要理解「新现实」──即现在和斯大林时代的不同之点──必须记住这一点。
对于这种官僚机构来说，各种关系现在比以前复杂得多也困难得多了。这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国内工人阶级无论在数目上或在文化程度上都比以前强大得多。它的自信心和它的期望以及它急躁的心情都有所增长。斯大林死后，工人阶级就期望政府作一些大的让步，而它也得到了不少让步。在整个东欧，工人阶级的力量也都有同样的增强，东德、波兰和匈牙利的变乱证明了这一点。第二，苏联在国际上不再是孤立的了。战胜德国帝国主义，席卷东欧，以及中国革命的胜利，打破了在二十年代早期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的包围圈──这种包围圈乃是官僚机构成长和得势的主要条件之一。战争疮痍的迅速恢复，以及那些使苏联成为一个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的巨大成就，使得苏联手中掌握了许多崭新的外交武器。这就打破了官僚主义的另一个条件──即苏联在国际上的弱点。第三，计划经济扩展到其它国家，这在官僚机构内部造成了对抗的倾向。莫斯科不再能简单地制订法律而不考虑不同意见了；它必须考虑北京、贝尔格莱德、华沙等等的利益和意见。第四，殖民地革命的兴起引起了一大堆问题；这些问题，从有机会促进「中立主义」起，到难于祓除一种社会主义革命的魔鬼为止，这种魔鬼很可能苏联造成一场争取回到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民主的大运动。
苏联的官僚机构，在对国内作出让步时，从来没有忽略过真正的东西，即它自己的权力和特权，和这一样，在国外，它是靠着牺性革命斗争来维持它那通过「和平共处」来和帝国主义者打交通的政策和目的的。但是，在这一具有许多巨大压力、许多引人入胜的机会和许多可怕的危险的「新现实」中，苏联的官僚机构必须修改和转变它的路线。当然，在斯大林所做的转变和修改中，可以找到很多相同之处，但是不同之处是特别重要的。例如，1929年的向左转是为那种由富农压力造成的组织危机所迫使然的，主要是想打击一下托洛茨基主义的左派反对党，这个反对党曾警告说要有来自富农的危险。赫鲁晓夫在1958年（正当他奉承人谄媚人的作法达到顶点的时候）开始的向左转，是为了避免来自左翼的包抄；但是它是为来自北京的压力所迫使然的，也是为阿尔及利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斗争的革命压力所迫使然的。在这种情况下，向左转的后果和斯大林那时所要达到的后果可以是完全相反的。
莫斯科不断努力对于阿尔及利亚战争之类的问题采取骑墙态度；即使这种作法也碰到斯大林在他统治的晚期从来没有碰到过的抵抗。掌握国家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反对它，而且这种反对十分有力，最后取得了一种以在精神上和质上支持阿尔及利亚人为形式的让步。
在处理「顶端」问题方面，莫斯科现在也不像斯大林那样能够完全不受拘束。北京很有理由地不肯承认没有它的代表参加的最高会议，而且至少它已否决过一次拟议中的会议。
关于战争与和平、帝国主义的本性以及殖民地资产阶级的作用的问题，中国人的批评意见（不管他们的实际动机如何）轰传于各国共产党一般党员之间，且超出共产党党员的范围以外，这些批评意见已加深了克里姆林宫轨道内部的分歧。
所以，在过去十五年中我们所目击的情况是：计划经济扩展了；斯大林主义的独石柱得到暂时的加强，然后又破碎了。这在1956年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了惊人的表现，赫鲁晓夫遣责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并且承认这一暴君的许多罪行。
那种把思想意识统一起来的催眠术不灵了。例如，很多年来一直禁止派系活动的美国共产党，现在变得派系纷绘，莫衷一是。他们证明不能有效地和旧领导相对抗，便转入各种不同的方向；有的人参加了社会主义工人党，大多数人在政治上表现消极，更糟的是，有的人参加了民主党，因为他们几年来就已经在那里替所谓的反垄断的候选人作工作了。在英国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很多党员投入托洛基主义运动。加拿大共产党党员人数大大减少了。在匈牙利，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垮台乃是1956年发生工人变乱的一个主要因素。很有意义的是，很大一部分匈牙利共产党党员都转向无产阶级叛变者这一面，而且在组织起来的工人委员会中占显着地位。
在一些国家中，共产党虽然还能团结一致，但是这种动荡也使得一般党员的心中要多做一些批判的思考。他们现在已准备要亲自评估各种情况和问题，对于各种其它急激派的立场，要根据是非曲直来加以判断，不再简单地把它们甩在一旁不加一顾了。他们之中有计多人已经知道自己的知识有很多不足之处，而且在力图弥补这种不足时，甚至暗地里阅读一些托洛茨基的著作。北京、莫斯科和贝尔格莱德在其意识形态的争论中都觉得不能不提到「托洛茨基主义」（即使有时只是讽刺地提到，而在更多情况下是歪曲托洛茨基的真正立场），这一事实促进了上述的过程。正如托洛茨基早已预言的，在世界范围的改造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工作中，各国共产党的一般党员们必将提供某些最重要的力量。
现在还必得考虑到一种完全新的力量──古巴的革命及其领导。哈瓦那在整个拉丁美洲发挥了巨大的独立的影响。由于在四月间击溃了由白宫策动的入侵，古巴人的威望在世界范围内大大提高了。
和在其它地区里一样，在苏联地区里，这一说法也是适用的；在苏联地区里，古巴革命显得是西半球的政治的漫漫长夜中一盏耀眼的明灯。苏联、中国和东欧的工人们是用多么感谢的眼光来看着这些勇敢的古巴人啊！在自从1945年起就挥舞着原子弹的帝国主义者的鼻子底下，这些勇敢的古巴人居然在拉丁美洲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
古巴的革命使全世界每一个共产党，特别是古巴的共产党，有一些值得深思的事情。少数坚决的革命者证明，群众是能够动员起来的，而且无需有莫斯科的批准就能取得政权。他们做到这点，并没有得到一个强有力的共产党的帮助，而且甚至是遭到它的反对的。这条绕过共产党的旁路，为整个世界开辟了一种新的境界，说明在建立革命政党的工作中，克服斯大林主义的障碍是可能的。
它还表明了一些别的事情。其中之一是：殖民地的革命，在一种没有带上斯大林主义脚镣的领导之下，能够很快地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阶段。另一件事情是：这种新领导的出现丝毫没有削弱苏联。相反地，它加强了计划经济的防御力量。它鲜明而生动地证实了托洛茨基的说法，即苏联的最好的防御力量在于把革命和计划经济扩展到新的地区去。对于加强苏联来说，赫鲁晓夫给予古巴革命的援助，要比多年来对帝国主义的「顶峰」谋求互相谅解的工作有用得多。
八、第四国际
列宁看出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战斗的政党的必要性，并把它付诸实践；这种必要在第三国际成立以后并未丝毫失却它的迫切性。在第三国际成立以后发生的一切重要事件，都只是更加证实列宁的看法是正确的。现在，在世界规模上集合起来的各种巨大力量，都打算在革命过程中建立这样的政党。
我们手边已经有了一切有利因素。这些因素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所阐明的基本纲领，革命成功的经验和严重失败的教训，强大的工人国家的存在，局势发展的越来越快，广大群众的急进化，阶级斗争的高潮，全世界革斗争的风起云涌，帝国主义世界里的严重危机，斯大林主义的解体，在许多国家内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激烈的不满情绪和他们争取断然改革的斗争，以及那种必然要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潮流的出现。
聚拢在第四国际周围的干部们都看到：在这困难的几十年里他们所十分顽强地保卫着的纲领和预测，都证明是正确的。他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前途是非常乐观的。
第四国际，即「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党」，是于1938年在托洛茨基的指导下成立的，那时正是托洛茨基被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暗杀的前两年。托洛茨基断言，第三国际在1933年已经表明：当它在德国和社会民主党联合在一起，允许希特勒上台而不作任何斗争的时候，就不再是一个革命的组织了。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建立第四国际工作中起过重要作用；它一直是第四国际的一个成员，直到美国政府通过一项反动立法迫使它退出这一组织。然而，社会主义工人党仍然完全同情第四国际的解放人类的社会主义目标，并且一直以兄弟般的情谊密切关心它的繁荣昌盛。
第四国际力图使国际工人阶级尽可能充分地了解当代的主要问题，及其自己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历史使命。为了这一目的，第四国际首先是阐明事实的真相，不论这些真相是多幺使人不快或暧昧不明。从它成立的那天起，它就尽其所能地认真观察问题并说老实话，为了这样做，它曾花过很大的代价，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折磨和迫害。在我们的时代里，要作真理的一个心口如一的代言人，是很不容易的。
第四国际在维护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教义并把它们应用到当代现实上去的工作中，充当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它并不把这些教义看做是圣经，而主要是把它们看做是一种生动的自我批评的方法，这种方法使人们虚怀若谷地看待那些要求我们对早已发现了的阶级斗争规律作新的评价的新事实。
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并不认为它自己是一个具有和整个工人阶级利益分离开来的利益的教派。它的利益就在于说清无产阶级的长期经验和历史目的，在于尽力所能及为目前斗争提供革命的社会主义的领导。它并不冒充握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专利权。它的贡献是以研究国际科学的最好的态度直率地提供出来的。它也以同样的态度研究别人的贡献。
从一开始，第四国际就面对着许多严重的困难。正如托洛茨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所说的，「在反动派得意扬扬、群众感到幻灭和疲惫的情况下，在由于工人阶级传统组织的腐坏而中毒的政治气氛中，在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障碍的中间，第四国际的发展必然是很慢的。中间派曾经不止一次地图谋把左翼统一在一起，他们的这些图谋是单独搞的，而且乍一看来既宽宏大量得多，也显得有希望得多。他们看不起我们的工作。但是，所有这些抱负不凡的图谋，甚至在人民群众还没有机会记住它们的名字之前，就化为泡影了。只有第四国际仍然顽强地、百折不挠地、而且越来越成功地逆流游泳。」
除了上述这些困难之外，第四国际还受到斯大林暗杀托洛茨基这一严重的打击。以后就是可怕的受迫害的年代，在这些年代里，许多著名的干部都在法西斯的毒气室和集中营里丧失了生命。在美国这个自命为「自由」世界的战士的国家里，托洛茨基主义的领袖们是史密斯法案的首先的牺牲者。
尽管如此，托洛茨基主义还是活下来了，而且在所有大陆上赢得了新的立足点。下面的事实可以说明托洛茨基思想的不可磨灭的性质。那就是：在帝国主义统治者看来，托洛茨基主义及其首尾一致的革命纲领，乃是他们的制度的致命的威胁；而莫斯科、北京和贝尔格莱德则发现，在我们的时代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影响之下，托洛茨基主义问题已经不顾它们的反对而发生出来了。尤其使人注意的是，中国和古巴的革命在其主要路线方面，正是根据托洛茨基在很久以前确立的客现法则进行的。
现在，在许多国家内，人们对于托洛茨基、对于他的看法和贡献显然发生了新的趣。许多种他的著作已经出了新版，而且印数越来越多。最进步的知识分子也越来越理解到：不论一个人的态度如何，如果他不明白托洛茨基主义的中心意义，那就不可能完全了解今天的现实。
十分明显，复活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大规模地使托洛茨基主义原则普及化的条件，已经成熟了。但是，也必须坦率地承认，第四国际还面对着一种严重的内部危机，这种危机已经持续了许多年，而且是没有什幺容易而即时可行的解决办法的。在这种危机中心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在这一国际中集中和民主之间的关系问题。1937年，在回答一个问题时，托洛茨基曾谈到这一现在使第四国际感到苦恼的问题，他说：「如果每一个党都自行其是，不征询别人的意见，也不服从根据民主原则作出的决定，那就不需要建立一个国际了。另一方面，如果这个国际建立一个中心机关来对各国的党发号施令，那就不需要有什幺有智力的人，各国的党中只要有些机器人就够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有一个实际政策，即中庸之道。」
无论这类内部的组织上和政治上的争端于第四国际的机能起了多么不利的影响，在所有大陆上，仍然集合起很大一批干部。在有些地方，这些干部人数很少，而且是孤立的。在另一些地方，他们在阶级斗争中扎下了深固的根基，在急进的工人运动中受到人们的尊敬，并且已经建立起党的基础，这种基础有利的条件下能够很快地发扬光大起来。
前面已经说过，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关键问题，在于把反资本主义的、反帝国主义的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结合成为一个伟大的解放运动。托洛茨基主义的力量，除了直接参加每一种这类斗争以外，还要在从思想意识方面把它们拉拢在一起的工作中，起一种不可或缺的作用。直到现在，第四国际的主要的有历史意义的贡献就在于这样一种纲领，这种纲领有意识地表明世界上所有三个部分的劳动人民的广泛利益，并把这些利益结合在一起。
把这三个部分的斗争融合在一起的过程中，无疑可以证明：在一个区域中的比较拖长然而很巨大的胜利总是能够加速其它区域中的活动，从而能以更快的速度使它们更紧密地靠拢在一起。
在苏联区域里，生产力的成长率很高，使得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东西越来越比较丰富，这就增加了工人的要求。其前景是，各种条件将或多或少地稳步成熟，终将使得有可能排除官僚机构并恢复无产阶级民主。官僚机构是不会进行自我清算的；但是另一方面，现在好象也不会发生迅速的早熟的爆炸。
在殖民地世界里，随着革命浪潮的扩展和加深，事变的发展要迅速得多。在这里，在像印度、印度尼西亚、埃及和加纳这样还没有越过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国家里，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困难问题。这里的任务是要突破这些限制，并采取1917年俄国的工人和农民以及现在中国和古巴的工人和农所标明出来的道路。作为现在世界上最活跃的部分，今天的殖民地地区存在着最大的即时的革命机会。
在工业发达的地区里，越来越深刻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危机正在摇撼着工人阶级，使它不再那幺漠不关心和静止不动。什幺时候会发生急进化，是不能确切地加以预测的。只是十分明显，这种长期拖延的最后效果，一定会使这些斗争（当它们爆发的时候）在改变世界力量的均衡方面具有很大的深度、速度和决定意义。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现在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西德、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荷兰赢得的每一个据点，在即将到来的日子里一定会有极大的扩展。在世界的这一部分里，应该向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推推荐的主要策略是，继续顽强地、不屈不挠地保卫并宣扬托洛茨基主义的纲领，和建立列宁式的战斗的政党。
托洛茨基在1940年宣称：「资本主世界是没有出路的，除非是把拖长临死时痛苦看作是它的出路。它必须准备好很多年（如果不是很多代）的战争、起义、暂的休战间奏曲、新的战争和新的起义。一个年轻的革命的政党必须以这一远景作为自己的根据。历史一定会为它提供足够的机会和可能性，使它检查自己，积累经验，从而日趋成熟。先锋队员们融合得越迅速，流血的动乱时代就会越缩短，而我们这个地球所受的破坏就会越小。但是，如果没有一革命的政党站在无产阶级的前列，这一重大历史问题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得到解决的。事态发展速度和时间间隔问题确是十分重要；但是它既不能改变一般的历史前景，也不能改变我们的政策的方向。结论是很简单的：必须以十倍的努力来继续进行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工作。而第四国际的任务就在于此。」
事实已经非常有力地证实这一预测是完全正确的。建立自己的革命的政党，已成为无产阶级的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同时，出现这种政党的客观条件，在现在也要比在1940年有利得多。各种迹象表明，一个伟大的革命发展的新时期已开始了。赢得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最后胜利这一历史使命，已经落到现在登上政治舞台的这一代人的身上。
196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