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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派第四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文件
（1961年1月10日至15日）
第四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宣言
全世界劳动人民：
殖民地革命的广度和深度，工人国家朝气蓬勃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本身不断发生的矛盾，正在加深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并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开辟空前广阔的前途。
科学的发明，应用原子能方面的巨大进展，以及探索空间方面的惊人成就，证明人类拥有使自己摆脱匮乏和贫穷的难以估计的可能性。同样地，千百万男女动员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制度的斗争，以及群众建设新经济的创造性精神的发扬，证明人类可以依靠这种巨大的主观可能性来利用一切创造性力量，剥夺掉帝国主义的破坏能力，建设一个迄今无人怀疑的能够继续发展成长的和谐的社会。
人类的经济和社会矛盾的表面化，其规模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广阔，动员起来的力量没有象现在这么大。从阿尔及利亚到南非，从古巴到阿根廷，从土耳其到印尼和日本，各个地方的群众都卷入这场斗争里，甚至迄今被认为是最落后的、最少受时局影响的人也不例外。在短短的几年甚至几个月内，这些群众克服了分散状态，历史上的落后状态和社会与政治组织的落后形式，并由于他们闯入世界舞台而提出了人类争取发展的最先进和最适时的任务。
帝国主义的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工具——另一方面则为苏联官僚机构的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工具——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的面前正在逐渐失去它的支配力和主动性。威胁着爆发世界冲突的危险点在于以古巴的农民和刚果的半部落制居民或者是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的最受压迫剥削的群众为基础的暴动。
工人国家动员起来的庞大人力和他们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的巨大发展，在另一方面也碰到这样的事实，即帝国主义现在还保持着经济和军事力量，而且几年来社会也比较安定。正式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所动员起来的这些巨大的力量和帝国主义为保卫它的制度而集中起来的旧的力量之间所表现的矛盾冲突，它的规模和潜力，同时它所具有的创造力和破坏力，都是人类前所未见的。
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国家力量的结合所产生的巨大推动力已压倒了老斯大林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领导者，他们必须不断使自己适应为他们所不能控制的新形势或调整他们的策略。中苏的矛盾；“民族主义”领导者所受到的深刻的歪曲；以及他们中间所发生的质的变化（如古巴的情形）；共产党和一些社会民主党的危机的新发展；——所有这一切表明这些老的领导者已落在这个革命的新生力量的后面。
工人国家和殖民地革命之间日益发展的联盟以及他们之间相互作用，正在推动着这历史的进程，它要求有新的领导。根据欧洲无产阶级（如比利时罢工所表现出来的）投入这场斗争，并在帝国主义的心脏打击帝国主义势力所能达到的程度，形势的动力因素将会使世界革命向前跃进并且取得更加深刻得多的发展。
革命已进入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整个说来是不可改变的，帝国主义或官僚主义领导机构用尽它的一切力量也不能加以改变，相反地，官僚主义领导机构在国内的地位已经动摇并且日趋崩溃。
在帝国主义的虎口下取得胜利的古巴革命，推翻了资本主义，建立了一个新型的和具有特别根源的工人国家，它显示了革命的不可抗拒的力量，革命的客观的和主观的动力，这种力量已克服了对于它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领导的一切限制，克服了斯大林主义的反抗，战胜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的领导的一切旧的倾向和观念。与旧的领导不同，正式今天这个革命向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和其他大陆的人民指出了群众革命行动的道路和可能性。
阿尔及利亚群众的伟大示威运动打击了法国帝国主义的一切计划，它同时给于阿尔及利亚革命新的动力和新的范围，为新的思想发展与政治发展开辟了道路。
刚果的危机在经过几个月之后所表明的事实，虽然有着极不相同的情况和形式，然而可以同玻利维亚几年来的革命所表明的事实比较起来看：它们都缺乏一股具有足够的明确性和力量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来解决局势的潮流，同时，帝国主义也没有能力在这些国家重新建立起帝国主义的统治。
比利时的罢工，和英国工党左翼过去取得的进展与政治成就一样，表明了欧洲无产阶级尽管遭到挫折和局部的失败，仍然保持着革命的精力，同时也表明了帝国主义政权所享有的稳定性缺乏巩固的基础。
整个形势以及工人阶级国家本身所取得的成就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压力，正使工人阶级国家和共产党的斯大林主义的领导机构陷于窘境。
官僚主义行政机构和一党独揽的方法与斯大林主义的方法越来越明显地同发展中的经济和社会发生冲突，这个社会拥有从事深入的创造性工作的无产阶级、农民群众、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员。中国人和苏联官僚主义机构在观点上的分歧，表现了在殖民地革命发展和国内发展的新阶段的压力之下分化的因素。八十一党会议企图在一个新的水平上稳定共产党的思想，在保持与资本主义和解的观点的同时，也保持在殖民地革命压力之下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新思想，这个企图只不过是一种妥协，是不能持久的。它也表明了斯大林主义在现阶段没有能力使自己适应世界领导的新的要求。
苏共中央委员会的讨论和法共及其他共产党内部的危机是一种迹象。赫鲁晓夫通过中级领导干部对全党发生的直接呼吁，同时坦白承认官僚机器不是以适应经济发展的新的需要，这个新的企图也间接地表现了群众关心并逐渐过问经济管理问题。
工人阶级国家并没有分成哪些是比较有朝气的，哪些是比较保守的，但是越来越同官僚主义上层建筑发生抵触，这种官僚主义上层建筑在苏联更加强固，但是他们正以更有朝气和充满革命可能性的方式继续在各地发展。
在革命发展中的这条新道路危害着旧的领导并加速它的危机，而继续为发展新的领导提供客观因素。
新的革命形势继续勇往直前，一般说来，是按照其发动和采取的形式，伴随着一般与旧的方针和领导无关的青年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而来的，他们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之下，倾向于向前推进。
古巴的革命已逐渐克服了它的领导的阶级限制和克服了旧的领导的反抗，并把它的任务发展为社会主义的任务。土耳其和南朝鲜的暴动；阿尔及利亚大城市群众的骚动；南非群众的行动；比利时群众的斗争，为争取改变制度的成熟局势开辟了道路；拉丁美洲群众几年来脱离了他们的旧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领导所坚持的行动——所有这一切为建立新的领导打下了客观和主观的基础。
第四国际坚持和发展了现阶段的革命纲领，即全世界人民群众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动员的纲领，它必须越来越发挥作用以建立这种新的领导来领导这新阶段的革命。
这条革命的道路正在发展着难以计数的力量，除了托洛茨基主义的语言和纲领之外，它客观地超乎任何预见和纲领。参加第四国际各党虽然小，但是它们能够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领导或参加领导革命运动。要建立这种新的革命领导，要求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先锋队采取比过去更大胆和积极的行动，因为旧的领导正在施加各种压力以维持他们的统治，他们并且力图引导、转移和阻止新的发展和加入斗争的新阶层。
殖民地革命和工人阶级国家建立联盟的问题（正如古巴革命所表明的，它开辟了很大的和生气勃勃的可能性），殖民地革命中的工农联盟问题，游击战争在发展和集中革命力量方面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些都要求采用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以外的方法，为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创造精神和主动性打开道路。群众在几个月内就获得了成熟的经验，——在其他时期，这也许需要几年或几十年的时间。根据革命发展的新道路，在今后几十年内必须加以解决的任务是：发展、指导和集中最庞大和最生气勃勃的力量来推动人类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并建立能够担负这个任务的领导。
全世界的青年们！
在殖民地革命中，在工人阶级国家里，在帝国主义国家里，这种革命的发展，是同能够摆脱旧的领导的传统、能够以最大的勇气和最快的速度学习和行动的新阶层投入这场斗争相联系的。在青年人投入斗争的地方，他们就以他们的干预行动和开展消灭殖民主义、争取社会主义和打破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控制的斗争，为群众开辟一条新的途径。
全世界被压迫的妇女们！
在这唤起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大革命中，千百万妇女正在激烈斗争中争取实现完全解放的权利。从南非到阿尔及利亚、从拉丁美洲到亚洲，她们正在粉碎着社会套在她们身上的锁链，这个社会不仅是建立在人剥削人的基础上，而且基本上是建立在对妇女进行绝对压迫的基础上，把妇女置于完全下贱的地位。在中国，妇女参加革命是建设新社会的重要基础之一。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参加无产阶级斗争（如比利时大罢工）或参加反对殖民战争的斗争（如法国）的妇女人数正在不断增长。
在反对剥削社会的斗争中，妇女必须在工人运动和反帝运动的领导机构中和在世界革命的发展所需要的建立新的革命领导机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劳动者们！
资本主义阻碍了发展的可能性和提高人类生活条件的可能性。赶走帝国主义，打倒资本主义！正如在古巴一样，必须改造革命，执行社会主义任务，剥夺资本家的财产，把一切经济资源和人力都用来为有计划的经济发展和更大的幸福服务。
古巴的劳动者们！
拉丁美洲的群众，其他工人国家的群众，殖民地国家的群众，以及各国的托洛茨基主义先锋队都尽他们的一切力量在保卫着你们的工人国家，你们的国家是在你们的革命的特殊条件下诞生的，它正面临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你们的革命被认为是其他国家应当遵循的道路。有信心地发展你们的斗争。发扬工人阶级的民主，通过工人和农民的权利机关由工人和农民直接执政，这个步骤加上其他已经采取的步骤，将给予古巴革命的胜利以力量来推行为全体群众服务的纲领。
北美洲的工人们！
人类是否将为一场毁灭性的战争所吞噬，其他国家人民所采取的前进步骤是否将遭到北美帝国主义武装行动的阻拦，这在很大的程度上要依靠你们。支持其他国家人民的革命胜利，支持他们自由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保卫古巴的革命，反对任何反革命干涉的企图！为了你们自己的前途，组织你们的政府准备战争机器，反对原子战争！
苏联、人民中国和其他工人国家的劳动者们！
你们的成功的榜样已为人类的新的地区打开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官僚主义警察政权限制了你们的发展，也限制了注视着你们的榜样的其他国家人民的发展，只有粉碎官僚阶层和警察机器的压迫，重新打开走向苏维埃民主的道路，才能使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取得胜利！
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们！
你们的斗争对于消灭殖民主义、消除阿尔及利亚的残酷战争、消除非洲、亚洲和其他大陆广大地区的压迫，将有决定性的作用。学习日本和比利时群众的榜样；为打倒你们本国的资本主义政权而斗争、处在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国家的发展形势中，你们的普遍斗争能够基本上削弱帝国主义，而给予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以极大的鼓舞。
世界革命万岁！
第四国际万岁！
世界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在殖民地革命的高潮和工人国家经济与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压力之下，世界力量的对比继续发生不利于世界帝国主义的迅速恶化。1960年标志着这个恶化过程的新阶段的开始，其重要意义只有1950年的情况可以与之相比，当时美国帝国主义在朝鲜和中国革命力量的手中遭到了第一次军事上的失败。
苏联在导弹方面所赢得的军事优势；在美国老家的边界上的古巴革命的非凡进展以及它与工人国家日益紧密的联盟；南朝鲜和土耳其的暴动；美国帝国主义在日本的丢脸，殖民地革命在非洲的扩展；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日益增长的反资本主义倾向，它以在接受工人国家的援助，并且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1960年12月的示威中，阿尔及利亚城市群众已走上街头投入革命的斗争；古巴革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迅速扩大，它加强了群众的不断增长的战斗性和工人与贫苦农民的革命愿望；——这一切就是对于帝国主义来说最近世界形势恶化的显著特点。在最近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帝国主义集团自从联合国成立以来在若干问题上第一次处于少数派的地位，只不过是象征地反映了这种总的趋势。
自从“最高级会议”失败以来，在我们面前已打开了一个扩大世界革命的新阶段。在东南亚，在非洲和拉丁美洲，革命力量正在波浪壮阔地发展着。
应当预计到所有这些地区会有新的进展，这些进展将会进一步改变力量的对比，有利于革命力量而不利于帝国主义。后者从来就没有经受过日益增长的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国家之间事实上的统一战线的压力。
在下面的短决议中，对于这个趋势的规模和范围，以及对于帝国主义、苏联官僚机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和宗主国的人民的反应，都作了估计，并且从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得出关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近景的看法。在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殖民地革命、关于经济前景、关于欧洲和关于自苏共二十一大以来的斯大林主义的危机等文件中，对今日世界的根本趋势另外作了更深刻的分析，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一、殖民地革命的新阶段
最近的时局在双重的意义上标志了殖民地革命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的地理范围扩大了，社会主义深刻化了。随着比利时殖民主义者在刚果的直接统治的结束，帝国主义在黑非洲的脊骨已经被打断了，这个大陆第一次被逐渐地吸收到殖民地革命的过程中来了。古巴革命朝着几乎完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方向迅速发展。这个革命是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第一次导致了一个工人国家在拉丁美洲的诞生，同时也是自从917年以来，第一次出现了一个不是斯大林主义势力也不是多少受斯大林主义影响的势力所领导的工人和农民建立起了一个工人国家。这个决定性的转变，其长期效果将是巨大的。
古巴革命的胜利开辟了殖民地革命的领导权转入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力量的手中的时期。它超过中国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日益增长的影响，超过几内亚的日益增长的反资本主义的演变，也超过阿尔及利亚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可能性。群众将会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摆在他们面前的两条道路：活着是让反帝运动的领导权仍然掌握在不能够同资本主义断绝关系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手中，其结果是不能实现殖民地革命的基本目标；或者是象古巴那样，同资本主义坚决一刀两断，而使历史性的迅速进展成为可能。
在非洲、阿拉伯世界和拉丁美洲可以感受到上述这些进步发展所产生的最强烈的影响。阿尔及利亚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盟（即使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内部的某部分力量的意图不过是作为一种要挟美帝国主义的手段），将加强阿尔及利亚群众中左的倾向，而使任何想用“布尔吉巴主义的”妥协来解决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办法几乎成为不可能，在一旦法帝国主义在阿尔及利亚或其大部分地区遭到政治上的失败和实行军事上的撤退的时候，它将会为把革命扩展到摩洛哥和突尼斯开辟很大的可能性。从12月11日开始在阿尔及利亚的城市爆发的激烈的群众示威，回教选民中的弃权派在戴高乐玩弄的公民投票的诡计中的胜利，以及在这以后这种不平常的战争气氛的继续——这些都是革命力量强大和帝国主义将从阿尔及利亚退却的迹象。它进一步削弱了企图达成虚假的“妥协”的打算，并使北非洲的一切“温和”派势力（实际上是亲资产阶级的势力）有所恐惧。阿尔及利亚群众的革命运动经常超出法帝国主义政治计划之外。今天它威胁着从后方来削弱帝国主义联盟在地中海的整个军事计划。
世界帝国主义没有能力重新控制刚果，以及它在当地的同盟者的日趋分裂和惊慌失措，而拥护卢蒙巴（他得到加纳、埃及和其他非洲领导者的支持）的民族主义力量的控制和影响正逐渐扩及全国，这对于瓦解中非联盟和加速南非火药桶的爆炸是一个鼓舞力量。正如马里的例子已经表明的，来自北方和南方的这些革命势力已使法国——非洲共同体的假“独立”的国家不可能得到稳定，相反的，它们却是促使非洲走向统一的客观的推动力量。
在拉丁美洲，特别是加勒比海地区直接感受到古巴革命的影响，其中尤其是在委内瑞拉已经鼓起了群众斗争的新高潮，并且促进了“官方”的“左”派和同古巴革命站在一起的中间派与左中派之间的分化。
在拉丁美洲各地，古巴革命的影响是同令人不能容忍的客观形势（通货膨胀、为了消灭支付差额的赤字而实行的“精简”、失业等等）的影响连结在一起的，它们掀起了罢工的浪潮、农民的暴动，促进了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以及普遍的政治动荡局面。在这种形势下，群众寻求自由政治集中化的倾向将继续体现在若干拉丁美洲国家内群众工会组织的政治作用和萌芽时期的双重权利，或体现在大陆的其他地方建立游击基地或爆发游击战争。
游击战争将成为更加普遍的斗争形式，这不仅是因为古巴的例子的影响，而且因为游击战争是拉丁美洲多数国家的革命所必须采取的农民战争的根本特征。从中美洲到哥伦比亚、秘鲁和巴拉圭，各个地方早就普遍有了这种倾向或甚至采取了这种方式。游击战争将越来越表现为目前正在若干拉丁美洲国家燃烧着的内战的更普遍的特色。我们（托派组织）的任务之一就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自己和为工农先锋队做好进行游击战争的准备（包括研究、学习经验、建立特别干部学校等等）。
同北非洲、中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形势比较起来，亚洲最近的演变对于反资本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倾向是有些不利的。由于当地的斯大林政党执行灾难性的政策（这种政策有时接近于实际上的出卖）的结果，在伊拉克和印尼都失去了很好的革命时机，从而让资产阶级取得了和发展了走向军事独裁的某些倾向。
在南朝鲜和土耳其，资本主义和亲帝国主义力量已暂时成功地缓和了群众日益增长的不满，这种不满已表现在推翻了被忍痛恨的李承晚政权和曼德列斯政权。尤其重要的是，印度资产阶级的统治暂时还比较稳固，虽然下层的不满和分裂的巨大力量正在逐步建立起来，然而最近在老挝发生的事件，表明东南亚这些亲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政权基本上仍然是不稳固的。对于在1960年内在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的统治被瓦解的过程，帝国主义几乎仍然是无能为力的，它现在可能首先在一些它认为其地理位置、经济潜力和客观力量具有战略上决定意义的国家里有所反应。这种反应可能采取双重形式，先叙述如下：
（甲）给印度、巴西、伊朗、委内瑞拉也许还有阿根廷这样的国家以重大的经济援助，然而由于革命范围的广泛，如果它想延缓（即使是稍微延缓）革命走向建立无产阶级的领导，就需要越来越多的投资，而这种援助的规模势必越来越赶不上这种需要。
（乙）采取措施以防止古巴革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蔓延”和防止阿尔及利亚革命在阿拉伯世界的“蔓延”。
但是从帝国主义可能有所反映的观点来看，最薄弱的地方显然是北非洲，戴高乐没有能够在那里制止阿尔及利亚战争，可能会在欧洲的大门口产生另一个新的古巴。因此，美帝国主义要求第五共和几乎要不惜一切代价使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不会一开头就成为工人国家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压倒一切。
另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遭受到重大打击以及由于力量对比突然发生了有利于世界革命的新的转变，才组织了帝国主义对古巴进行军事干涉。远比苏联的导弹威胁——虽然是重要的，这是事实，但它受到苏联官僚主义机构更全面的利益的限制——更大的威胁从而阻止了帝国主义的侵略魔掌伸向古巴革命的是拉丁美洲群众的革命反响。
二、资本主义经济新衰退的前夕
从经济观点来看，1960年也是资本主义战后历史的转折点。尽管美国资本主义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马尔萨斯主义”在钢铁大罢工中的作用，但是罢工的结果并没有给生产能力带来任何新的高涨。相反的，美国的经济在年初仍然停留在“平稳状态”上，而自夏季以来则开始走下坡路。钢的生产仍然只接近与生产能力的50％；耐用消费商品部门（汽车、电用具等等）多数的生产能力有很大部分没有使用。在这之上的，是房屋建筑的猛烈下降和证券市场的直线下降。失业人数从来没有低于全部劳动力的5％，因此可以正确地说，美国的经济是从1957－58年的衰退又转入1961年的新衰退，中间没有插进一次真正的繁荣。
在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日本，发生了不同的情况。这些国家特别是法国、意大利、德国和日本，几乎都成功地避开了1957－58年的一次严重衰退。与在美国发生的情况相反，它们在1959年和1960年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真正繁荣。今天它们所遭受的仍然是过分发展的现象（人力的严重缺乏、支付差额赤字的不断增加、为了避免全面通货膨胀而日益加强信贷限制等等），而不是衰退的开始。
但是，与1957－58年的情况完全不同，在美国经济中出现的衰退已经开始影响到欧洲资本主义的经济状况。对美国的输出（特别是汽车输出）已惨跌。结果欧洲的汽车工业已受到衰退的打击。美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包括削价的竞争）越来越厉害。自从1945年以来美国帝国主义第一次取消了对欧洲资本主义的任何形式的经济援助，甚至取消了给当地重整军备的款项。由于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输出或者陷于停滞状态或者增加的速度大大低于生产发展的速度，因此发展的生产越来越多地需要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即内部市场之间互相交换。这种发展的势必突破资本主义对群众购买力所强加的限制，并在西欧带来新的衰退，这不过是时间问题。
或者是采取重要的通货膨胀的措施以刺激一个新的繁荣，从而增加国际对美元的不信任而使美国黄金储备减少；或者是采取重要的通货收缩的措施来保卫美元，从而扼杀了在孕育中的繁荣，处在进退两难之中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实际上是选择了第二个解决办法，但即使是如此，它仍然未能防止美国支付差额赤字的增长。新当选的肯尼迪政府无疑地将会断然改变这个政策。它将会增加军备和行政部门（公路、学校、卫生计划等）的公共开支，虽然它将回削减或完全停止对资本主义欧洲和日本的经济援助，但它将会大力增加对殖民地资产阶级的经济援助。
这些措施也许可能阻止一次比1957－58年的衰退更厉害的衰退（它在整个1961年内对于资本主义是一个真正的威胁），但是决不能在经济复元以前抵消一切导致经济温和地走下坡路的力量。
同时，这些财政和经济措施加上竞争的加剧，也可能引起大多数西欧国家发生温和的衰退，更重要的是，将会在1961年的衰退之后限制新的繁荣的出现。虽然还不能确切预言这些发展的力量在西欧和日本将如何消耗，但是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现在已明显地出现了对这些力量的限制，特别是在汽车、耐用消费商品和建筑部门方面。
殖民地革命任何一个新的全面胜利（例如北非洲的胜利），将会促使一个重要的国家突破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而沉重地打击了目前保持着西欧和北美资本主义相对“繁荣”的不稳定的平衡，并会立即增加帝国主义采取军事反击的危险。
三、工人国家在经济、技术和军事方面不断取得进步，但是官僚机构出现了新的矛盾
工人国家特别是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60年争取得了经济、技术和军事的进展，这种情况同美国经济的差不多是停滞不动，以及世界帝国主义在技术、政治和军事方面所反映出来的混乱、失败和局部瘫痪，是鲜明的对照。苏联在诸如导弹技术、空间探索和自动化技术方面已取得优势甚至在不断加强这种优势。苏联经济继续不断的高速度发展，使它的七年计划的目标在工业方面有一点实现的可能，同时，农业生产继续有很大波动，特别是谷类生产仍然低于赫鲁晓夫对于开发“处女地”的期望。
在中国，自从它由于过分的发展速度导致“调整生产数字”的挫折，因而把速度放慢之后，即使它越来越把重点放在农业上面，人民生活水平仍然低，尤其是人口增长的压力很大，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还是惊人的。
欧洲各工人国家经济也在慢慢地加强互相合作和结合，通过更合理的国际分工来开辟发展经济的新源泉。
这种倾向正在以实验的方式表现出来，苏联官僚机构方面和许多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则持很大的保留态度，但是由于客观需要的巨大压力，它的力量将会逐渐强大起来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苏联的赫鲁晓夫官僚领导机构基本上坚持二十大和二十一大的宣布的双重路线：在内政方面的赫鲁晓夫式“改良主义”，在国际方面的“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这意味着：对群众实行经济的让步和在苏联官僚机构内部扩大专政的基础：力图与帝国主义达成全面的妥协，以便“冻结”目前世界的“势力范围”，同时支持殖民地资产阶级拿群众的革命愿望去交换资本主义世界更多的利润的努力。
即使在官僚机构的这种让步政策之下，在苏联国内仍然酝酿着社会和政治的危机。对提高生产特别是提高农业生产的要求，客观地提出了群众要求有更多的权利参与管理和监督经济的问题。苏联在世界中的作用；新的一代已经成年了，在他们懂事的时候斯大林统治时期已经过去；科学技术研究的发展——这一切事实客观地要求工人国家必须有新的领导。直到目前为止，官僚机构是采取党内斗争和清洗的办法来适应这种形势的变化。但是，苏联继续发展以及不平常的世界革命形势，已创造了条件使这个形势在苏联国内得到贯穿和反映。在劳动者们坚持地和直接地就关于他们参加管理工厂的整个问题提出国家和经济民主化的关键性问题之前，还需要有一定的时间，还需要有一定的时间，还需要生活水平有新的提高。
但是苏联国内以及其他工人国家的社会与政治危机的问题，在政治方面得到完全和有意识的体现之前，将客观地在许多方面（经济、艺术等等）的纲领或纲领性的解决办法中得到体现（即使是经验主义的、变了形的和零碎的）。但是苏联的整个过去和现在正在创造条件，使这种危机很快地就会在相当高的水平上表现出来。我们（托派）的运动不仅在纲领上面而且在组织上参加干预的可能性正在增长并且是现实的，即使它在最初阶段是采取间接的形式。苏联国内的斯大林主义危机的道路，正如世界革命的道路一样，在客观上是属于“托洛茨基主义”的性质，它为托洛茨基主义打开了门户，同时为了它的革命的结果，要求托洛茨基主义作为纲领和组织进行干预。
但是在国际方面，“和平共处”的政策在取得初步胜利之后，已导致失望有时甚至是灾难。尽管苏联官僚机构目前在导弹方面占据优势，它仍然没有能够通过“最高级谈判”从帝国主义取得任何重要的让步。1960年春季巴黎会议的失败，只不过是这个基本事实中的一个为时已晚的反映。同时，赫鲁晓夫把共产党的战略“限制”在永远从属于殖民地资产阶级的企图，已断送了埃及和伊拉克的共产党，破坏了印度尼西亚的极好的革命形势，阻碍了若干拉丁美洲国家的共产党可能取得的发展，导致了马格里布和古巴爆发了共产党在其中未能起任何重要作用的革命。
这种令人不能容忍的局势产生了以下几种情况的发展。首先，好些共产党（如摩洛哥共产党）或部分（如巴西共产党等）发生了反对这种自杀路线的倾向；其次，在关于与帝国主义和与殖民地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已明显地成为“和平共处”路线的“左倾反对派”；最后，苏联官僚机构本身被迫对自己的路线作了某些调整。它的关于要在刚果和古巴实行军事干涉的威吓并不真确地反映了“和平共处”的政策，而八十一个共产党的“莫斯科声明”则包含了对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最激烈的批评。
以上这三种倾向在最近的将来将会继续表现出来，即克里姆林宫将坚持其“和平共处”的路线而把它调整得更为“左倾”一些，以免使自己在殖民地革命的先进力量中完全陷于孤立；这个路线也可能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中继续捣乱，因而使反对的倾向增强起来；最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在国际上表示共产党队伍对“和平共处”的不安，它将会在大多数共产党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势力中扩大它的影响。
同时，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两个国家发生公开分裂是极不可能的，因为在帝国主义的威胁面前，他们的联盟对于两国都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而且因为中国在经济上还要依靠苏联很大的帮助。中苏联盟的保持，远远不会停止而是成为加深意识形态的讨论和冲突的一个因素，在一方面是殖民地革命另一方面是苏联官僚机构对“和平共处”的反响的压力之下，必然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促进这种意识形态的讨论和冲突。
在这种讨论和官僚机构内部斗争中，现在的问题不是关于谁应当主张或反对战争，而是关于我们时代革命政策的基本问题：帝国主义的本质；世界阶级力量的对比；对待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态度；不断革命的问题；争取殖民地革命胜利的条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国际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等等。
官僚机构内赫鲁晓夫的势力和中国的势力之间目前的讨论（虽然它当然是有点变了样的），再一次提出、引起人们的注意并证明我们关于这些问题的基本思想的有效性。因为根据国际形势的逻辑和动力所达到的程度，官僚机构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当然，随他们的便）。
于是，自从斯大林主义巩固以来，在空前未有的世界性革命形势之下，第一次开辟了国际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危机的新的决定性阶段，它比南斯拉夫“分裂”时期更广泛和更深刻。
且不用说这个危机不可避免地会时起时伏，并且有可能在表面上掩盖下来，但可以认为，可以恰当地称为机会主义者或右派的官僚机构的势力同“中间主义”倾向的势力之间的分裂将是深刻的和持久的，还可以预见到，在后者的压力之下，前者在对待群众的行动上，不得不考虑到后者，甚至在对待帝国主义的行动上，也不得不部分地考虑到后者。
四、帝国主义的反动和战争危险
帝国主义在1960年面临着世界力量对比于自己不利的新的严重恶化，而表现近于麻痹状态，但这应当解释为由于例外的和特殊的环境而不是由于中国人民的革命胜利使世界形势发生了质变。如果认为1960年的时局已证明帝国主义已变成“纸老虎”，即认为它已失去了必要的力量和资源来反对全世界反资本主义力量的前进，那将是轻率的和不负责任的。
自从中国革命胜利以来，我们曾经根据下列两个因素正确地的分析了战争危险的存在：世界力量对比日益不利于帝国主义；以美国居首位的世界帝国主义仍保有巨大的经济资源和军事力量，使它们能够进行垂死的挣扎，对革命的每一个进展实行以牙还牙。只有当我们估计到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已不再拥有足够的资源或力量来保卫自己，亦即只有当我们估计到帝国主义将会消极地屈服于前进中的世界革命的时候，才能够改变这个结论。
今天没有任何重要的经济、政治、社会或军事因素可以证明存在着这个乐观主义的假设，只要帝国主义在美国还保持着主要的力量，这种假设就不会存在。
必须认识到，帝国主义对于它在1960年受到的打击没有相应的反映，相反地是由于一些例外的因素联合造成的。无疑地，说明这种暂时的麻痹状态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是，殖民地革命以外的成熟，殖民地革命的领导（至少在某些国家里）正在转入与帝国主义决裂的力量的手中。在这总的形势下，还存在着其他因素，例如苏联在导弹方面的成就；由于目前艾森豪威尔外交的破产所造成的政治上的混乱以及美国的大选运动；由于美国领导地位的暂时垮台，另一方面又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的变化（参阅关于经济前景的文件），世界帝国主义联盟内部已陷于混乱和缺乏中心领导；最后则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因素，即帝国主义完全没有预见到古巴和刚果形势的发展，它受到了殖民地革命的突然蔓延和殖民地革命与工人国家竭诚联盟的打击。
美国帝国主义在朝鲜战争中受到打击以后，华尔街的国际战略首先被在大力重整军备之后“压倒共产主义”的思想占上风，其后又被“从实力地位出发的谈判”的思想占上风。
但是这个战略在杜勒斯死去之前就已经失灵了。军事力量的对比不是越来越有利于帝国主义，而是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共产主义没有被压倒，倒是帝国主义自己被压倒了。殖民地革命的新浪潮和工人国家在军事方面的领先地位所造成的世界形势，使美国资产阶级的领导人重新估价他们的战略。这个情况在1960年春季和夏季就已经明显了。在大选前夕，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大本营都在酝酿一个新的世界战略。
这整个过渡时期使美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停止主动。在资产阶级中间，即使到了今天，反对这种重新估价的保守势力依然强大。在尼克松竞选运动中高唱“我们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大”的主调之后，肯尼迪只获得微弱多数的胜利，证明了这种反对力量，另一方面，五角大楼和国务院之间的对立也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1961年可能标志着帝国主义对世界反资本主义力量不断取得的进展将开始有激烈的反应。即使苏联在火箭和核武器方面保持领先地位，帝国主义仍然可以通过增加军费和集中更大的力量来发展火箭和原子潜水艇，建立一支强大的攻击力量，使它有可能发动全面战争或在开头的时候发动局部战争，它并且将会在这方面与苏联进行竞赛，集中全力来防止苏联从目前的领先地位变为完全决定性的。
殖民地革命的辉煌发展和开始进入社会主义阶段（至少在某些国家是这样），以及世界资本主义的日益苦难和欧洲资本主义竞争的日益加剧，将迫使美国帝国主义寻求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建立更密切的联盟。后者为了其有限的经济发展前途，将会把对帝国主义的敲诈同对帝国主义的亲善二者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美国对西欧帝国主义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以支持各地的资产阶级和半资产阶级的力量，并使西欧帝国主义在援助殖民地资产阶级和重整军备方面更广泛地参加经济负担。
当资产阶级对殖民地群众运动的控制已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显著地削弱，当工人国家对群众的吸引力以及它们同殖民地革命事实上的联盟使它们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间的威望日益增长而帝国主义的威望日益下降的时候，这种联盟（指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和半资产阶级力量的联盟——译者）正在加紧进行中。
在最近的将来，工人国家能够给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使用的代替资源——虽然增长很快，而且从平等的条件来说，也证明比帝国主义的“援助”更加有效得多——仍然不能够完全清楚这种“援助”对于殖民地资产阶级的吸引力，尤其是后者同它需要保持政权和保持一般资产阶级政权有密切的关系。
即使这种帝国主义的“援助”能够帮助某些国家缓和经济形势的恶化（至少是暂时地），然而在殖民地革命的主要国家里，这种援助对于生活水平和群众革命动员所能产生的影响仍然是微不足道的。
帝国主义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它甚至力图帮助使一些半殖民地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结构“返老还童”。它支持巴基斯坦、苏丹和南越的军事政变，并且懂得如何利用土耳其的军事暴动及南朝鲜的学生革命，以图把政权移交给比旧的统治集团的腐败程度少一些和更能够赞成工业化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集团。
但是，即使华盛顿克服了反对这种工业化的美国资产阶级（正如在马歇尔计划时期它在西欧毫不犹豫地表现的那样），它仍然不能够摧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封建资本主义结构，而它同殖民地资产阶级的联盟为了这个基本理由到头来还是不能制止殖民地的革命。
最后，帝国主义者第三种反应的形式将士加紧它们之间的军事联盟。由于英国不再成为世界强国，它在防御问题上将会越来越依赖于美国帝国主义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力量。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作为一个“独立的”核强国（即德国和法国军队拥有核武器装备）的出现，将会导致帝国主义联盟成立美国帝国主义和西欧的“共同领导”，而德国资产阶级将在其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这三种反应的结合将会在最近的将来使世界形势产生一个新的极端危险的转折点，那个时候帝国主义将拥有与苏联最新的发展相匹敌的攻击力量，它将加紧它在西欧的联盟和它同一些殖民地资产阶级的联盟。在现在起一直到那个危险时刻，战争的威胁始终笼罩在我们的头上，还不是因为五角大楼会发动一个自杀性的“反攻”，而在于：（甲）核基地分布在世界各地，大大增加了由于错误或惊慌而爆发战争的危险；（乙）对于革命的每一个重大进展（特别是在拉丁美洲）企图采取军事行动的压倒趋势——这种趋势将越来越占上风，并且将会转变为一场国际间的内战。
五、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群众的反应
1958年5月以来西欧局势的发展证明了关于欧洲前途的文件中所作的分析的正确性，这个文件曾经预言，拿破伦式政权在法国的建立，在最近的将来将会是一个例外而不是一个规律，各地的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将会保卫自己，反对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攻势。
局势同样地证实了：（甲）这种攻势首先在竞争加剧的压力之下，将继续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在工业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乙）劳动群众的反抗程度主要将依靠主观的因素，即依靠劳工运动的团结和相对的战斗性。
资产阶级的攻势特别表现在美国、日本、西德和若干欧洲小国日益增多的反对工会、收买工会或反对罢工的法律。它表现在：企图同意大利的极右势力（天主教当和新法西斯党）建立联合政府；准备在西德和日本通过反民主法案；第一次试图在比利时建立超议会的政府；以及右派或极右势力在奥地利和日本的重新出现。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已经实行了或准备实行对工人购买力的经济进攻，即使在多数情况下（法国是例外），这些进攻被经济繁荣所带来的实际工资的提高抵消了。
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攻势的强烈反映在日本（学生示威、矿工罢工等）、意大利（塔姆布朗尼政府在工人群众强大的示威之下倒台）、英国（海员的不时罢工和工党内部左派的压力）特别是比利时（改良主义政党和工会向左转；1959年初和1960年底的罢工）已逐渐倾向于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工人阶级政党（特别是左派政党）在瑞典、芬兰、丹麦大选中的胜利以及在意大利大选中的部分胜利，应当归于同一范围。在荷兰，在一系列罢工中也体现了工人阶级战斗性的微小加强（特别是由于繁荣的结果）。
在加拿大，失业的压力已把工会推向建立工党的道路。在西德（它同法国是今日西方劳工运动中最弱的部分），由于改良主义领导机构的叛徒们的讥讽式的出卖，反抗中心仍然是在青年和工会中，特别是在五金工人联合会中。最后，在法国，戴高乐政权未能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已在经济领域中和在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特别是在青年中间）的斗争中掀起了新的斗争高潮。
各个地方反对核武器和争取普遍裁军的斗争已成为促使反对资产阶级攻势的斗争浪潮政治化的强大推动力量。在有些情况下（例如日本和英国），它已赋予或正赋予这种斗争以反攻的形式。
1960－61年爆发的比利时大坝工（它将由工人运动内部的广大先锋队逐渐达到的成熟程度来特别加以说明）是对初步进攻劳动群众购买力的一个答复。它的异乎寻常的范围和时间的持久性，以及同过去最大胆的经验有连系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彻底地动摇了资产阶级政权事实上并已转变为争取实现过渡性要求的斗争，这些要求只有在推翻了反动政府而代之以工人政府之后才能实现。这表明在整个欧洲工人阶级中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战斗后备力量，它迫切需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力量在群众运动中取得阵地和影响，同改良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争取领导权，以便挽救这新的浪潮，免致再招受一次新的挫折如果不是新的失败的话。
由于殖民地革命的继续发展，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正在被削弱并在殖民地群众面前遭到失败或退却，同时殖民地群众的斗争也树立了榜样，推动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群众去克服背叛的领导者的反抗并越出他们的改良主义方法；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竞争的加剧以其对于工人生活水平所产生的有害后果往往越来越明显；由于欧洲的许多国家、美国和加拿大，失业的范围正在扩大；由于雇主们越来越不愿意对工人作出新的让步；由于一些国家是用损害工人生活水平的办法来实行稳定经济的计划（以法国为例）——由于以上这些事情的发生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工人阶级斗争的次数可能会增加，范围可能会扩大，它们将有助于加强左倾力量特别是加强那些以工会为基础的左倾力量。
在英国，盖茨克尔一派所表现的对于斯加波拉大会（即1960年英国工会年会——译者）决议的公开蔑视将会发生同样的作用。在西德，1961年大选的失望将是左派在社会民主党内和工会内重新施加压力的起点。在法国，随着帝国主义在阿尔及利亚的必然失败而来的将是戴高乐加强其政权的拿破伦主义色彩的企图。
但是，从现在到失败的这段期间，如果群众的斗争性加强了，在阿尔及利亚革命胜利之后，随着帝国主义的削弱，必然会产生一次新的社会危机。加拿大劳工党的进展，以及殖民地革命对住在美国的黑人和波多黎各人的影响和古巴革命的吸引力，将使这个国家的左派力量克服最近几年来的极大弱点。
但是如果认为这两种接近于平衡的力量——逐渐走向“强有力的国家”的压力和工人的防御性的斗争——可以维持一个长时间，那将是错误的。充分就业的终止（它在下一次衰退时几乎在各个地方都有可能发生的危险）；资产阶级和保守的小资产阶级势力在世界力量对比恶化的情况下日益惊慌不安；工人阶级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如果不能导致决定性的政治变化或产生实实在在重要物质成果，其士气有瓦解的危险；——所有这一切对目前的过渡阶段按下了时间的界限，至少对于西欧和日本是如此。
工人运动必须通过争取决定性的过渡目的的斗争，表现它转入攻势和组织夺取政权的斗争的能力。
上述这些斗争的条件和成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势力的发展道路，它至少必须在群众运动中的关键部门扎下根，发挥它的领导和组织能力。比利时罢工证明工人阶级有采取攻势行动的巨大可能性，但是它同时也证明，如果工人阶级不能成功地冲破改良主义领导（即使是最左的领导）所强加于他们的限制，不能超过对资产阶级政府施加压力而不把问题公开提出来的阶段，它就不能够尽其全力突破障碍和组织资产阶级攻势的基本措施。
相反地，如果工人运动在这个斗争时期中不能提高它的眼力，右派势力终于会在经济和政治发展形势的压力之下突破障碍——这将会打破困难的平衡局面，而有在其他国家里重新出现法国类型（政权）的严重危险。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力量（通过大胆的干涉行动，并利用目前大大有利于工人阶级开展广泛斗争的主客观形势）的任务是使欧洲无产阶级克服改良主义领导甚至是左倾的改良主义领导的阻挠行动，并采取能够使提出政权问题的条件成熟的方法和提出过渡性要求来组织斗争。
在新的世界形势中，我们的运动大有可为。我们的整个过去就是为了这个局面，为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历史道路而准备的，我们在意识形态上比工人运动的其他一切潮流无比的先进。
我们在群众运动内部，以我们的大胆的和有方法的辛勤努力，已经在各个地方取得了重要的阵地和丰富的经验。在这新的有力的世界形势之下，我们在扩大我们的行动方法的同时，必须坚持这条道路。
殖民地工作仍然是主要的工作。
六、我们的任务
（甲）殖民地革命在下一个阶段将继续成为第四国际的主要活动中心，也将是我们的运动可能取得最迅速的成就和发展的地方，这是因为现有的条件以及因为第四国际在一系列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已经取得了发展。在殖民地革命中，巨大的力量正在发展和扩大，它们已摆脱了不管是斯大林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传统领导。在殖民地革命的新阶段，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在一系列国家里将是一个当前的任务。在转入无产阶级革命的阶段中，正如古巴所表明的，第四国际的作用是巨大的。它是唯一能够为作为革命新领导的基础的这些力量更融洽地发展开辟道路的组织。
在一切国家中，我们的组织必须作为推动这个新的领导出现和组织的中心，通过现有群众组织或采取这些国家的群众所要采取的形式（如游击战等等）来参加、领导和准备组织和领导群众的动员工作。
我们的组织应当提出使革命的发展无产阶级化的纲领，提出过渡性的口号和任务，但是同时作为取得这个发展的组织者（即使开始的时候只在一些有限的部门）和领导者（即使现在事实上还不是）。
在下一时期中，在殖民地革命正在开展的一些国家里，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存在着第四国际领导革命或参与领导革命的真正可能性。从现在开始，至少必须在群众运动或群众组织的一些主要部门中争取领导权，从这里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行动使全国的群众运动感受到我们的纲领和组织的力量，同时在它的面前，在行动中考验我们的纲领。
正是通过殖民地革命使第四国际的发展有着最迫切的机会，以便在建立世界性的新的革命领导的条件已经开始成熟的过程中，在斯大林主义危机的过程中，在工人国家取得发展的过程中，使第四国际不仅在思想和纲领的观点上，而且在组织上对于整个世界革命能够发挥真正的力量。第四国际的努力和行动特别应该集中在这广大的前途上面。
在实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们还应当对那些不依赖于传统的政党而出现在群众革命暴动的最前头的新的革命力量（如阿尔及利亚、古巴、日本、委内瑞拉、南非洲和黑非洲等等）表现最宽宏的友爱精神。对于他们一般的经验主义的革命方法我们毫不掩盖我们的保留态度和提出政治上的批评，我们在表示了我们的批评权利之后，始终应当参加和大力支持这些暴动。这些运动的中下级干部在考虑一切战略问题或策略问题时都很虚心坦率，没有斯大林主义或中间主义的偏见。这就为我们在纲领上和行动上的渗入创造了无限的机会。
关于在殖民地革命的不同地区的专门任务详见关于殖民地革命的提纲（即第四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另一个论“殖民革命”的文件——译注）。
第四国际还必须继续动员它的力量并号召世界工人运动起来保卫殖民地革命——在今日特别是阿尔及利亚和古巴的革命；明天新的烈火将会燃烧起来。第四国际必须继续加紧协调已经开展了的对于阿尔及利亚革命的世界性的重要援助。它必须极端重视采取各种形式来援助古巴的革命，继续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组织或联合成立保卫委员会的工作，号召或组织劳动队、民兵队、劳工代表团，动员工人和学生保卫革命，等等；动员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在一切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争取领导权，利用目前的有力条件以便给予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以致命的打击。
（乙）只要帝国主义拥有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世界性核战争的危险就依然存在并且是现实的，这个战争不仅威胁着人类文明而且威胁着人类本身的生存。用宣传“裁军谈判”、请愿等等或用“经济竞赛”（即一般地仍然停留在“和平共处”的范围内）的方法来反对核战争的危险，是一种反动的空想。反对全球性核战争危险的唯一有效的斗争，就是在具备可能条件的地方争取推翻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和在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开展争取帝国主义裁军（单方面裁军，特别是单方面解除核武器）的斗争。不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应当站在这个斗争的最前线，在国内或国际范围内成为这个斗争的组织者和协调者，并把这个斗争同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和推翻资本主义的一般运动联结起来。
（丙）在美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迫切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保卫今天越来越受到威胁的工会的阵地；保卫古巴革命和殖民地革命；反对种族隔离；宣传加拿大的榜样同时立即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这些是开展一个以工会为基础的工党的主要武器。
（丁）在工人国家里，特别是东欧的工人国家和苏联，我们重新建立起来的第一个核心组织必须制订一个提出过渡性要求的纲领，在一方面是“改良主义”的幻想另一方面是思想的日益解放和不一致的目前气候中，要求允许成立工人阶级的新的先锋队。在中苏矛盾中，我们给予中国共产党有批判的支持，并努力提倡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围绕着争执中的问题开展国际性的讨论。
（戊）在西欧，一般的任务仍然是关于欧洲前途的文件中所提出的任务，主要是通过中间主义的媒介，在群众组织和劳工运动内部建立强大的左派，它必须能够为先锋队或群众中的各种不同的左派积极分子起集合各种不同论点和团结中心的作用，并为这些积极分子指出主要的政治前途，并提出一个以各国具体的过渡性要求为基础的当前行动纲领。特别应当重视英国的局势，那里以在极端有利的条件下决然地参加进去，此外，还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建立联系和组织，那里正在集合力量准备掀起一个劳工运动的新的高潮。
1960－61年比利时罢工的实例已把下面的工作提到议程上来：更坚决的开展支持建立欧洲工人统一战线的活动和把所有工会力量集结在一个联合国里，以便采取共同行动（特别是普遍实现四十小时工作周），并且在某一个国家发生先进的斗争性，采取积极一致的行动以便组织真正国际性的同情罢工。
总之，我们在所有国家里是一支最明确地、最积极地和最自觉地体现我们时代的巨大革命可能性的力量。在这个阶段，当许多地区的革命运动和世界革命建立新的革命领导的条件已更具体地成熟的时候，当各个地方的力量已经起来并朝着这个摆脱工人阶级一切传统组织的控制的新领导前进的时候，第四国际应通过它的纲领和通过参加世界革命的过程，成为最自觉地促进这个新领导的出现和组织起来的中心。
我们正在进入世界革命发展的新阶段。第四国际在这个新阶段中应当起自觉地、生气勃勃的、有组织的、积极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力量的作用，它从已经取得或正在取得的一系列主要的阵地出发，以其对革命发展过程的理解和掌握，充当这个过程的领导，促使这个新领导的成熟和出现。为此，第四国际特别要在那些在现阶段是最重要的和容易接近的地区、在那些今日最直接地反映了我们时代的“托洛茨基主义”特性的地区扎下根（今后将更牢固地扎下根），这些地区是：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和一般的殖民地革命，以及工人国家。
同时，第四国际将通过它在大的群众组织中的地位，成为能够促进和彻底利用目前已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重新开展起来的极为广泛的革命可能性的力量，以促使全世界的革命运动在下一阶段在更高的水平上汇合起来，并且把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可能性和这种活动同殖民地国家和工人国家的群众已经开展的可能性和活动结合起来。
为了实现这个任务，第四国际正在建设和将继续建设适应这个时期的干部，建设适应这个过程的组织，总而言之，就是建设适合担当领导群众运动或参加领导群众运动的自己的布尔什维克干部和组织，它们仍然是争取社会主义的世界性胜利的不可缺少的武器。
世界经济的趋势和前途
一、导言
最近十年以来，世界经济形势一直为下列三种因素所支配：
（1）工人国家——首先是苏联以及后来日胜一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苏联的工业不仅已跃居世界第二位，而且，它将在未来的某一时刻超过美国工业力量的可能性已经第一次具体化，并且受到了美国资产阶级本身的认真考虑。从现在起，资本主义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已在无法挽回地日益缩减。
（2）虽然不如工人国家发展得那样快，西欧帝国主义各国的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持久性仍然超出了一般的预料——尤其是如果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时期相比较的话。特别是参加欧洲共同市场的各国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奥地利和挪威，这种情况表现得尤为显著。和马克思主义者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作的一切预言相反，从1938年以来也就是说有二十多年之久，美国和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并没有发生过一次非常严重的危机，1949、1953和1957年的三次战后衰退都没有妨碍相当迅速的复元和十二至十八个月以后的新的繁荣。
（3）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经久存在的危机——而在资本主义世界，这只不过是帝国主义国家相对繁荣的另一面。它是由下列两者之间的矛盾引起的：一方面是通过投资和贸易（如果不是通过殖民主义的直接干涉的话）进行的帝国主义剥削，另一方面是争取政治独立、驱逐帝国主义、推翻旧寡头政权、实行土改和工业化的深刻而广泛的群众运动。帝国主义制度的这种矛盾表现为：甲，随着世界上的大片地区获得政治独立，殖民帝国和列强瓜分世界的局面逐渐消失；乙，最近十年中殖民地革命所采取的没收帝国主义企业的经济措施：英伊石油公司、玻利维亚锡矿、苏伊士运河以及在埃及的帝国主义企业的被没收；印度尼西亚对荷兰企业的没收；古巴的经济国有化；玻利维亚和古巴的土改等等——同时，除去以上列举的各种措施以外，还有帝国主义统治的危机和投资的不安全；丙，作为殖民地革命风起云涌的结果，世界各地封建——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帝国主义统治赖以为基础的政权的崩溃。
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繁荣时期”的有利条件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业化已经有所进展，但是，它们的经济发展不仅和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更不用说工人国家了）的发展不成比例，而且很难跟上其人口增长的节奏；它甚至都不能抵消交易条件的不利发展。其结果是，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国家和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程度和生活水平方面的差距，在今天比十年、二十年、乃至五十年前都更为显著。
某些特殊情况——例如日本，它正在经历一种特殊迅速的工业扩展——并没有被我们谈到，但以上的简短分析仍然总结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轮廓和基本趋势。本文件将详细说明这些趋势将在今后十年中维持和改变到何种程度，由此将造成那些主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后果。
不过，我们必须提醒一句。为了研究一般的以及长期的经济趋势，我们不得不把社会的和政治的变化、革命暴力的爆发等等从经济领域中排开。第四国际比以前更深信这些爆发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它深信未来的十年和刚刚过去的十年或二十年一样，不讳是维持现状的年代。在这种意义上说来，任何以“两大集团之间进行经济竞赛”思想为中心的共产党的政策，都是既不现实又瓦解人心的：国际工人运动的战略不应该是保证这种和平竞赛，而应该是争取推翻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而且，本决议的结论也提供了证明这一论点的主客观理由。
尽管如此，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在研究资本主义和由于官僚主义而退化或成为畸形的工人国家的发展趋向时，必须假设这些政权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将继续存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了解作为一切政治发展之基础的各种客观力量。没有这种假设和不进行这种研究，就不可能对现实有全面的了解，也就不可能制订出一套有效的革命策略——特别是当我们要使如此表明的某些客观力量失去作用，或者是利用某些力量做基础的话。
第五届世界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国际经济和政治前景的提纲已经指出，大会希望。
“根据两种类型经济的当前形势和动态所能得出的推论以及在这一时期内将不会发生任何重大冲突的纯理论假设，判明资本主义经济和工人国家经济在未来若干年中的一般趋势⋯⋯”
纲领还特别指明，“如果我们打算判断一般的趋势和前景，只能采用这种外推法，也就是以当前的形势和动态为出发点，而不考虑会发生重大动乱的可能性。”
通过利用同一种方法并且通过大体证明第五届世界代表大会的各项结论，我们强调这样一种需要，即必须科学地了解从长远来说将最后决定世界发展的各种客观力量——没有这种了解，关于革命行动前景的任何判断都有染上主观主义色彩的危险。
与此同时，我们也完全了解——关于这一问题，正如第五届世界代表大会的纲领所阐明的那样——实际发展将不是这些长远经济趋势的简单反映，而将是这些趋势和人们有意识的干涉（即包括反资本主义力量的革命行动，也包括有产阶级及其它害怕革命的社会力量的保守行动）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一种相互作用能够深刻地变更，有时候甚至能完全扭转以这种外推法表明，客观趋势。在这些超经济因素中，群众的革命行动正在起并且今后将日益起一种决定性作用。
（一）工人国家的经济发展
二、工人国家的经济正在比资本主义国家更为迅速的发展
在最近十年中，工人国家的发展速度一直非常迅速，即使说这一国与那一国此一时期和彼一时期以及经济部门和经济部门之间并不一样。它的发展速度比资本主义经济快一倍以上。和发展最快的资本主义国家（西德、法国、意大利、日本）相比，工人国家的得意程度要稍有减少，但它仍然显示了发展节奏——特别是就长远说来——的鲜明差别。
从1950到1959年，工业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是：
苏联 11.8%
波兰 13.3%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0.8%
捷克斯洛伐克 10.7%
中华人民共和国 24.8%
对：
日本 14.0%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0.0%
意大利 8.5%
法国 5.8%
以及：
美国 2.8%
英国 2.5%
（资料来源：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所作《1956年欧洲经济形势研究》以及1960年国际清算银行的《第三十届年度报告》）
从1955到1959年，工业产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如下所示：
南斯拉夫 13.5%
苏联 10.8%
捷克斯洛伐克 10.4%
波兰 10.0%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8.2%
对：
日本 11.2%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8.2%
意大利 8.0%
法国 6.7%
以及：
美国 2.3%
英国 2.1%
三、产生这种优越性的原因
这样，计划经济胜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优越性便惊人地呈现出来。产生这种优越性的原因值得我们谈一谈：
（1）和资本主义经济相反，工人国家经济经历着一种为危机、衰退、工业产值的突然下降所不会打断的发展。它经常保持着劳动者的充分就业和生产资料的充分利用（虽然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最适当的就业和利用）。
（2）由于决定最重要投资问题的权利集中，因此可以避免无益的重复劳动、设备能力过高以及浪费和非生产性开支——即使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竞争和“自由企业”也往往要造成这些浪费，虽然官僚主义的管理部分消除了这些有利条件。
（3）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消除了资本主义国家中尚待收回的固定资本所有者的私人利益给技术进步造成的有力障碍。
（4）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使生产可以更为迅速地标准化，也就是把大规模生产的技术应用到工作母机这类产品上去，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产品则处于专利权持有者的小心监视等等影响之下。
（5）由于是计划经济和生产资料为国家所有，因此在分配国民收入时有以减少某些从经济发展观点说来是无益的浪费（过高的分配费用、过多的奢侈品消费等等）。不过，官僚主义化的政权仍然使这些非生产性的和无用的开支维持着一种过高的水平。
此外，苏联和其他大部分工人国家已经完成的真正的文化革命，在经济发展方面也发挥了很大作用。苏联今天拥有的工程师、发明家、工艺学家和技师的队伍，在人数上已大大超过美国。因此，它便得以维持一种胜过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新的节奏。
一切有才能的人一般都能受到高等教育这一点，消除了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才能的浪费。由于在教学工作上有更多的经费并且系统地唤起和鼓励求知欲，因此便形成了一支人数更多的大学教师的队伍。这样，无论是在质量或数量上，技术革新在苏联得到的刺激都比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更不用说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了——远为有力。
在今后若干年中，没有理由指望这些方面的发展速度——或它们对最重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先——会发生根本变化。诚然，以1950－55年和1955－60年相比，工业发展速度已经显著降低[1]，而且连这种较低的速度苏联都不能维持——这就是不得不放弃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原因。
一方面，群众压力已经迫使官僚阶级更为经常地努力增加人民的消费量，虽然并没有实行可以同时刺激生产发展的更为民主的管理制度——如果实行了更民主的管理，就可以维持甚至加快发展速度。另一方面，官僚主义管理以及特别是经济的过分中央集权，则起有降低这些发展速度的作用。后一类障碍已经部分为赫鲁晓夫的改革所克服，他的改革已经使苏联有可能再次获得第六个五年计划预定的发展速度（只有某些部门例外）。
[1] 在所述整个时期工业增长百分比如下所示：
1950－55 1955－60
（1955年计划）
捷克斯洛伐克 70％ 50％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90％ 55％
匈牙利 102％ 48％
波兰 118％ 53％
苏联 85％ 65％
四、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四强国
在这些条件下，将使今后十年中工人国家的经济发生变化的最重要的新因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作为一个一等工业国而出现。即使我们对中国的统计数字保留某些怀疑（鉴于对有关“大跃进”成果的数字的修改），我们仍然可以接受这一事实，即中国国民收入的现行增长速度要比苏联高二至三倍。造成这种极高速度的部分原因是中国开始时的基础要低得多，部分原因是各个部门、特别是重工业部门中新企业的兴建，使得这些部门的生产可能立刻获得很高百分比的增长。
然而，此外也还有两个辅助原因：其一是苏联以及其他工人国家的援助，虽然这种援助显然并不充足，但它仍旧构成了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缺乏的相当帮助；其二是中国有可能避免一系列失败的经验，特别是有关企业管理的极端官僚主义化和农业生产低落这些曾经妨碍过苏联工业发展的问题。中国农业得以避免产停滞不前——而在苏联，由于强迫集体化的关系，这种现象在迅速工业化的阶段一直存在——的事实，消除了不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更迅速地发展工业的一个重要障碍。
即使中国的工业发展速度今后会有降低——一旦重工业的最初基础建成以后，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它很可能依旧高于苏联，并且比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高得多。和印度及其他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相比，中国和它们在工业化道路上的差距将特别显著。不管某些官僚主义的方法已经使并将继续使中国劳动群众受到多少本可避免的牺牲，中国迅速工业化的例子就象近几年中一样，将对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特别具有吸引力。
可以预料，中国的工业生产在今后十年中将大大超过日本和英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因此而成为世界上的第四个工业强国。不过，它仍将低于欧洲经济集团（共同市场）、苏联和美国的工业产量。在这种情况下，预言工人国家的总产量到1965年将超过世界工业总产量的一半，似乎很难说是现实的——如果在新兴的重要工业国家中废除了资本主义，那当然是例外。
此外，我们还不应该忘记，尽管中国在走向工业化方面获得了这样多的成就，如果按人口计算产量，这个居民超过六亿的国家仍然非常贫困。中国要想达到日本现有的工业水平，它的钢铁、电力、机器和纺织品产量就需要超过日本六倍（也就是要达到苏联计划在1970——72年达到的水平）。看来，要达到这一目的至少还需要再过二三十年[2]。
[2] 中国目前的钢产量是一千四百万吨（公吨或长吨）；要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上达到日本的现有水平，中国将需要生产一亿零二百万吨钢（一千七百万吨的六倍）。
五、工人国家经济中的特殊问题
工人国家的经济在发展速度上快于资本主义国家，是其最基本、最主要的特征。然而，这并不是其唯一的特征。工人国家经济发展的另一特征是不同部门中发展节奏的不均衡这一点在加上这些国家的官僚主义蜕化或变形造成的结构上的缺陷，引起了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造成了经济发展期间的种种困难和紧张，甚至引起了一系列障碍的出现。
不同经济部门的不均衡发展首先是工农业之间的不均衡发展。农业在今天比以往更成为苏联经济的致命弱点。不论是赫鲁晓夫通过开垦“生荒地”来“回避”农民的策略，活着是对农民们作出的严重让步（向集体农庄出售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器），都还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由于西伯利亚中部的农业和气象条件特殊，那里的生荒地只能每两年得到一次丰收——这便使苏联的谷物产量年年有巨大波动：
（按百万吨储藏量计算）
1937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96 82.5 88.5 108 104.8 127.8 139.4 110 [3]
在苏联，彻底解决农业落后于工业问题的两大障碍是：集体农庄庄员对逐步发展生产的兴趣不够以及对农业的投资不足（特别是肥料的使用有限）。这就使苏联农业劳动的平均生产率远远低于美国——更不用提实行集约农业的西欧和中欧国家了。
赫鲁晓夫的改革，特别是修改集体农庄向国家供应的产品的价格以及把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出售给集体农庄，无疑已经在一定程度提高了农业生产。但它们也同时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即集体农庄因此积累了巨额资金。集体农庄的收入已经从1953年的五百亿卢布增加到1956年的九百五十亿卢布和1959年的一千五百亿卢布，也就是说在六年中增长了三倍。
由于对农村的消费资料供应肯定没有按相同的比例增长，集体农庄事实上已经积下一笔无物可购的巨大购买力。赫鲁晓夫通过出售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吸收了它的一部分。某些工业生产资料也在日益容易地出售给集体农庄，因此，农庄便建立起轻工业工厂、发展起建筑材料工业，有时候甚至开始向城市居民出售产品。这样，苏联的经济结构中就多了一种新成分；国营工厂从而丧失了它们对工业生产的事实垄断。不过，这显然是一个并没有影响重工业的纯边际问题，在目前生产中只占很小一部分。
不同工业部门以及工业与交通运输体系之间发展速度的不均衡，在今天也非常显著。一般说来，在1955年以后制订的新计划中，轻工业的增长速度一静非常接近于重工业，虽然还没有完全达到它们的发展速度。但是在执行计划时，重工业部门仍然优先获得重视，这样，和预定计划相比，便推迟了纺织工业和耐用消费品工业的发展，这在苏联和大多数“人民民主国家”都是如此。
基本工业（电力和金属矿开采）和制造部门之间发展的不均等，在东欧很多国家——特别在1953——56年期间——造成了种种危险的障碍。这些障碍已经通过在东德强迫发展褐煤以及向这一地区大量供应苏联的石油产品（正在铺设的输油管网将鼓励大部分东欧国家以石油代替原煤的趋向）而被消除。
[3] 如果考虑到人口的增长，这一产量数字按人口计算竟比1937年还要低！
六、工人国家的经济统一和消费者的压力
全体工人国家（或者甚至是欧洲工人国家）经济统一的问题，一直还没有解决。经济互助委员会并不是一个统一经济的工具：它的任务只是处理某些部门（汽车、机器和工作母机）以及对外贸易中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问题。它甚至都不负责统一调配全体工人国家的投资（可以参看哥穆尔卡最近在这方面表示的不满）和全面的安排计划。这种合作不足是有各国官僚阶级（包括塑料官僚阶级在内）各自的特殊利益造成的。
客观力量（例如在动力资源方面进行竞争的风险）和主观力量（消费者的压力）的压力在未来的年代中将达到如此程度，以致苏联的官僚阶级被迫走向进一步加强起全部“势力范围”内经济统一的道路——而这将造成新的内部冲突，动摇在经济方面“团结得坚如磐石”的神话。
这种已经表现在经济互助委员会上的对工人国家经济将强国际安排的趋向将日益增长，在布加勒斯特就这一问题达成的协议以及八十一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的决议都证明了这一点。这种发展将在新的基础上再次引起群众参加经济管理的问题，并且随之而带来它所造成的一切后果。
不仅如此，消费者的这种压力还将在苏联本国和大多数其他工人国家逐步加强。五十年代初期已经是这种情况。但是既然赫鲁晓夫改革的第一阵浪潮已经发挥作用、人民的衣食得到了改善，这种压力又将大大增长。它将表现在一下三方面：质量（特别是衣服的质量，但也包括对食品质量的要求）；耐用消费品和住宅问题。
“罢买”（BUYER STRIKES)现象正在日益经常地发生（苏联报纸最近就承认在塑料制品方面有过这种问题），而消费者的压力在今天对官僚专政说来是最有力的威胁，正如1959年哈萨克斯坦的骚动所证明的那样——在1959年，那里的几千个青年由于缺乏最低限度的舒适和消费品而发生骚动。
赫鲁晓夫答应“赶上并超过”美国平均生活水平的宣传，将日益给他自己招来压力，刺激起人们对耐用消费品供应的大规模要求。如果这种压力——特别是想得到私人汽车——在今后十年中变得过于强烈，就会给苏联钢铁工业带来崭新的问题，因为苏联和美国以及西欧正相反，其钢铁工业中用来生产小汽车的部分是微不足道的。
另一方面，想更多地参与企业管理的生产者的压力增长得则比较慢。但是，生活水平的改善，特别是工作时间的缩短（普遍实行七小时工作日制）以及文化与技术水平的提高，在今后将使这种压力加强。
七、几个特殊例子
欧洲的某些工人国家另有其特殊的经济问题。
南斯拉夫：无论是就工业生产或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而言，该国在所有欧洲工人国家中都居于首位。这可以以其经济政策的独有特点来解释：由于一步步彻底实行企业自治而使官僚主义有所削弱；实行了一种既避免强迫集体化又避免使私有农民统治市场的农业政策；更为和谐地统一于世界市场之中，因而可以从世界分工中得到更多的好处。
供应给南斯拉夫劳动者的耐用消费品，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在以快于大多数其他工人国家的速度不断提高，不过，南斯拉夫的经济将碰到两种危险：其一是市场经济在工业部门中的过分扩张，这将引起社会不平等日益发展的危险（参照最近把房租调整到与“实际成本价格”相一致的做法，其结果是使最好的住宅产生了有利于特权阶层而牺牲工人的再分配）；其一是过分统一于世界经济之中，这会使它日益依赖（在信贷和外汇方面）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并且使它长期脱离（这是苏联官僚阶级的过失）工人国家日益加强的国际安排。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尽管这个国家的居民可能已经享有在一切欧洲工人国家中算是最高的生活水平，它和西德之间的差距仍然很显著，即使说这种差距正在一点一点地缩短。照西德经济目前相当高的发展速度来看，这种差距在短期以内多半不会完全消失，除非西德会受到一次严重经济危机的打击。
这种差距目前不但在经济方面而且甚至在社会方面都起着关键性作用：它使东德在“人民民主国家”的组织整体中成了一个真正的缺口。它是使得技术分子（工人和知识分子）不断大量外迁——这种大迁徙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经济资源的真正外流——的原因之一。
乌布利希为“解决柏林问题”施加的压力，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决心要堵住这种外流。此外，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上狭隘的教条主义和粗暴的官僚主义，特别是通过强迫全部农业集体化（即使这是一种名义上还维持相当一部分农民私有财产的“集体化”），也进一步加重了这种形势。
捷克斯洛伐克：捷克的经济在所有“人民民主”国家中具有最多样化和最平衡的结构。经过1953——55年前后的衰退，现在已经重新高涨。但是，由于这个国家中对某些产品的需求看来已经充分饱和，因此，目前正在发生——这在一个工人国家中来说还是第一次——调节耐用消费品供求的问题。要想以一种和谐的和进步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让生产者和消费者在企业和地方集体（城或区）内部都能积极得多地参加制订计划。
（二）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
和马克思主义以及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所作的预料相反，战后并没有发生一次1929或1937年类型的生产过剩的严重资本主义危机，而是出现了一段恢复阶段，接着便进入了一段经济繁荣时期，中间只发生过几次时间相当短并且没有两次大战间的经济危机那样严重的衰退。目前，西欧和日本正在继续着这种经济繁荣，虽然它在美国已经让位于一种近几年来的经济只是维持原状的局面。
八、存在这种繁荣和没有发生严重危机的原因
工业化国家中资本主义经济之所以呈现这种新的繁荣，并不能归之于单独一个主要因素。这种繁荣毋宁说是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国家）政策中或资本主义企业结构中各种环境的凑合和一系列改变的结果。造成这种相对稳定和刺激这种空前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如下几项：
（1）国家的作用日益增长，因而限制了经济危机的累积过程，能够在危机的最初阶段就设法加以阻止（美国的统计资料表明，在1957年，衰退刚一开始的来势几乎和1929年大危机的最初阶段同样凶猛；1957年不同与1929年的事实是，危机在这种最初阶段就已经被防止，而在1929年则听任其在三年中日益加重。）[4]
[4] 和1929年危机头九个月中工业产量下降了15.9％相比，美国在1957－58年衰退的头九个月中，工业产量跌落了13.1%。和经济大危机相同时期减少26.5%的数字相比，在1957－58年衰退期间，耐用品的订货减少了20.1%。
我们必须区别开资产阶级国家以经久方式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所起的日益增长的作用，以及它临时出面干预以缓和危机震荡的可能性。
在大多数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公共支出目前吸收了国民收入的15－35％。所以，国家成了投资（特别是在军事部门以及在辅助程度上的交通运输和动力部门）和工人及白领阶层消费者（公务人员队伍和国有化或市有化企业中的工人等）收入的主要提供者之一。国家还同时实行了各种重要的转帐支付，从而减少了劳动者由于无产阶级基本上无保障的地位招致的购买力的损失（养老金、失业救济金、疾病或工伤事故保险等等）。诚然，这些支付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工人本身的筹集。但是，大多数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也以津贴方式提供了相当帮助。
作为整体来看，这些实际上不会受暂时危机影响的公共支出，有助于使消费者的投资和收入保证有较稳定的数量，从而起一种经久性的反周期作用。
此外，资产阶级国家还拥有一整套在危机刚发生时便使之缓和的手段：普遍增加转让开支（实行赤字财政）；减少信贷成本，给予私人投资和出口以津贴和红利等等。
总起来说，资产阶级国家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生活中这种日益增长的作用意味着，在资本主义今日正在世界范围内经历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当中，非经济性因素在经济中正在起着并将继续起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意味着资产阶级（作为集体来说）正在牺牲其通货的稳定和长远利润的未来（以及某些部门的当前利益），以利于这个制度的当前自卫而不估计其长远后果。
在未来的年代中，由于全世界各种力量的对比管理一步步走向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变化，这种因素非但不会削弱，而且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美国将尤其如此。
在这里补充一点是有益的，即这一分析不仅不证实认为资本主义现在因此就得以“避免危机”的修正主义论点，相反地却证明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理论：景气与不景气、繁荣与危机的交替是资本主义经济与生俱来的一种痼疾，资产阶级国家唯一能够做到的，只是暂时限制住这种疾病本身。此外还需要指出，这种可能性本身也不是无限制的，它既不能组织衰退的爆发，也不能——不管国家怎样日益加强干预——使现在的衰退不变得逐渐严重。
（2）技术革新的大爆发（基本上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准备下的），结果在私营工业中造成了一种比两次大战期间高得多的固定投资率，从而帮助缩短了资本主义周期（现在，衰退每隔四至五年便爆发一次，而不象以往要隔七至十年），并将继续得到军备生产（核子和电子技术）所部分刺激。这种技术革新——它在自动化的发展上表现最为突出——同时也是资本家得以在战后最初几年中对工人加强自己的工会和增加工资作出的基本答复：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和由于生产力的急剧增长以及通过技术失业造成的工业后备军的扩大。
在美国，技术进步的这一社会特征已经极明显地表现出来：甚至在景气时期，失业人数也始终保持在三百万以上。在英国和共同市场，这种现象出现得稍晚（特别是在共同市场，由于其发展速度甚至比生产力的这种巨大增长还要快，这种现象来得尤迟）。但是，今天正在美国发生的事看来也预示了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将来发展。
（3）劳动群众对消费品的需求已经发生一种结构变化。重心正在日益从食物和衣服转移到房屋和耐用消费品上。这种变化部分是充分就业最初阶段的延长和实际工资相对增长的结果。这也要归因于消费信贷和广告压力的日益不加限制的利用（这也是一个以第二类消费代替第一类消费的问题，譬如若干情况下食品消费质量的某种降低）。
这样一来，对耐用消费品的购买力便以一种快于纺织工业品购买力的速度不断增长，而对农产品的购买力则正在相对地（如果不说是绝对地）下降。此外，部分也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象谷物、马铃薯和猪肉这类大宗食品的绝对消费量已经开始减少。
劳动者需求的转移本来是一定时期的相对繁荣和高就业水平的结果，以后则转而给耐用消费品工业带来兴隆局面，从而成为对这种繁荣的主要支持。这可以从共同市场的不同部门中相差很大的发展指数上明显地看出来：
（以1953年为100的指数）
在1959年
小汽车生产 340
全部工业生产 158
纺织生产 122
农业生产 104
“新”部门（耐用消费品、石油产品、塑料产品、电子仪器、自动化机器等等）的发展速度极高这一点，明确地解释了工业化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在西欧和日本——平均增长速度何以相当高的原因。
购买力的转移还表现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多少是经常性的农业生产过剩的危机上。面临着由滞销——特别是对谷物、马铃薯和猪肉说来——造成的农产品价格普遍下降的趋势，为了维持一种哪怕是日益减少的收入，农民们已经通过使农业工作高度机械化、增加肥料投资以及日益改善农业技术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生产力的这种提高在正常情况下本会排挤掉最软弱的农场，并且导致放弃比较低劣的土地。但是，一切资本家政府主要为了选票和社会目的（农民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一般都是最保守的社会阶层）而执行的人为价格补贴政策，仍然认为地维持着这些土地的耕种，限制了农村人口的外流，从而把生产力的增长化成了需求低落和多少是经久性的生产过剩局面。只有比较“高贵”的产品（优质肉类、柑橘等）还没有发生这种趋势。
（4）就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业化而言，不管它们的工业发展性质如何有限，通过这一过程——即使具有其种种限制——仍然发生了资本市场日益扩大的现象，这样，资本商品便部分代替了受工业化威胁的消费品的出口。
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业产品价格上涨的同时，却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输出的原料价格不断加以压抑。[5]
这种帝国主义国家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无偿取得的劳动，是有助于帝国主义国家繁荣的另一种因素，这样，它们就把一部分矛盾转嫁给了落后国家。
[5] 西欧1958年输向落后国家的出口总值与1953年相比已经增长了50％。而同一时期原料输出只增长3.12%。美国在这一时期的输出增长了41％，而输入的原料总值比1953年还要低2％，这种现象事实上早已出现。譬如说，在1930－33年的世界经济萧条以后，比起从本世纪初到萧条时为止这段时期的平均价格来，阿根廷的价格下降了19％。按照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计算，这意味着每年平均损失利润二亿三千八百万美元。
九、资本主义经济在今后十年中的前景
以上这四种因素经过短期和不长不短一段时期以后的情况会怎么样呢？关于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前途，我们能够作出哪些结论？
（非经济因素中的）国家干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将继续空前加强它将具有一种日益显著的趋势。和工人国家展开“经济竞赛”的迫切需要，将使得几个资本主义大强国不得不通过国家保证来扩大本国关键部门的生产能力，即使这种扩大并不能“得利”（考虑到目前设备能力已经非常过剩的情况）。特别是在美国的钢铁和石油工业中，已经出现这种局面。大垄断组织制定“投资计划”时比以往更少考虑短期内具体景气问题的趋势，也便利了这种干涉。
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殖民地革命和帝国主义力量对比的进展就以此为转移），将决定日益加强的国家干涉成为“节约”类型或（牺牲劳动者来提供投资资金）通货膨胀性质的“温和”类型（由工资和利润共分发展果实）的程度——前者如德勃雷－比内政府统治下的法国，后者如从战后直到1953－53年左右的美国和英国。
技术革新的浪潮将继续推进，虽然它在美国的发展已经缓慢下来（钢铁工业等某些部门例外）。在欧洲，相对于美国而言的技术落后状态在今后十年的头五年中，仍然容许生产力大量增长和进行巨额投资。不过，资本主义的历史表明这些“技术爆炸”不可能无限期地延长，因为在两次“爆炸”之间必须有一个间隔，以便容许新的固定设备全部得到充分的发展和摊还。到今后十年中的后五年，这种浪潮就将逐渐平息。随同六十年代第二次衰退的开始，它无疑将产生显著影响。
群众消费的结构变化在美国已经不再起刺激作用。与此相反，耐用消费品部门获得的重要地位目前正日益成为一种不稳定的因素，因为这类产品的需求比对非耐用消费品的需求波动得远为强烈。正式在这一部门，生产设备能力过剩的情况最为突出，甚至一个周期比一个周期更严重。
在欧洲，达到这种饱和状态无疑还要经过一段时间。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西欧（包括英国、瑞典和奥地利）的小汽车生产能力目前已经达到年产五百万辆，而这一能力在得到充分发展以后，到1963年将提高到年产七至八百万辆——比起1955年最高年产量才达到七百万辆的美国来，西欧的人口多得极其有限，而美国消费者的平均收入却要比他们高出250％！——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预言，在今后十年中，欧洲在耐用消费品方面也将达到美国目前的饱和状态。因此，这一因素在西欧也将逐渐失去其刺激工业相对地迅速发展的作用。
第四种因素（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投资以及和这些地区的贸易）和对于整个帝国主义体系说来是最深刻和最持久的变化密不可分。在今后的一段不长时期，相应于帝国主义“援助”日益增多的程度，它作为帝国主义经济刺激的作用，将由于输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机器、工业装备等的增多而加强。但是，殖民地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的逐渐转化也将相反地给予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
鉴于所有这些原因，所以今后最有可能出现的变化，从短期来看，将是西欧和日本的发展速度比美国快得多，从未来不太长的时间和长远来看，将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速度的普遍下降，并且将经常为日趋严重的衰退所打断，而这些衰退将一方面遗留下技术性失业，另一方面遗留下生产能力的过剩。
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速度的这种下降所表现的节奏和范围，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竞争加强和对工资施加压力的现象，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西欧和北美工人阶级斗争的客观条件，即使它们并不是工人运动在这些地区复活的必须条件。
十、资本主义内部力量对比的变化
资本主义内部各种力量的对比在近年来发生的重大变化，必须放在以上所谈各种前景的范围以内来考察。
由于西欧和美国经济发展节奏的差距日益增大，由于欧洲经济集团的建立，美帝国主义主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时在资本主义阵营内取得的和整个战后初期（先是复兴时期，然后是所谓的“朝鲜战争繁荣时期”）一直保持的绝对统治地位又开始发生问题。美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统治地位的这种相对衰落，是许多征象引起的结果。以下是几个例子：
钢产量（百万公吨或长吨）
1929 1946 1953 1959
美国 57.3 61 101.3 84.7
共同市场 35.6 11.8 39.7 62.3
英国 9.8 12.9 17.9 20.5
汽车产量（百万辆）
1937 1950 1953 1955 1959
美国 3.9 6.7 6.1 7.95 5.6
共同市场 0.51 0.58 0.90 1.50 3.10
英国 0.38 0.52 0.60 0.90 1.20
出口值（十亿美元）
1913 1928 1938 1950 1955 1957 1959
美国 2.4 5.0 3.1 10.1 15.3 20.9 17.4
共同市场 5.1 7.3 4.8 9.5 18.2 22.4 25.2
英国 2.7 3.5 2.3 6.0 8.0 9.3 9.8
由于共同市场目前的工业生产发展速度比美国和英国至少要高一倍，考虑到共同市场的开始基数已经相当高，欧洲经济集团和美国之间的生产差距将迅速缩小。在未来十年中，欧洲经济集团在大部分耐用消费品方面有可能赶上乃至超过美国的生产能力，不过，这种进展将由于欧洲劳动者购买力的相对下降而受到部分妨碍。
同时，从上列数字可以看出，和世界工业生产的“三巨头”（美国、苏联和共同市场）相比，英国正处于下降为四等强国的危险中，虽然其出口值按人口平均计算仍稍高于共同市场。在今后十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乃至于日本都有可能超过英国的工业产量。因此，某些资本家集团正在为迫使保守党政府让英国参加共同市场而施加压力便不难理解了。同时，我们因此也就会明白，赞成——特别是出于政治动机——建立共同市场的美帝国主义何以仅对英国加入：这样一种溶合形成的工业力量将对世界市场施加巨大压力（它将购买50％以上的全世界出口商品），并且可能很快就追上——如果不是超过——美国本身的工业能力。
美帝国主义对资本主义内部这种力量对比变化的一个重要反应，就是日益向欧洲，首先是向英国和西德，输出资本。这种趋势想同时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利用低于美国的欧洲工资，以便特别是利用比较先进的技术击败其他欧洲竞争者；一是在美国建立起一支工业后备军，借以对美国工资日益施加压力[6]。这种趋势将保持若干年；这样，它也有助于使西欧经济具有一种高于美国的投资率和发展节奏。
诚然，欧洲非常严重的政治或经济危机（一场新的柏林危机、一阵仍有可能发生的群众运动的高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革命及其国际反响、戴高乐政权的倒台等等）可能会改变这种形势，延缓西欧的资本积累，甚至会使资本向海外国家大量外流。世界革命的新跃进——例如印度、阿根廷、日本的历史规模的胜利——也会动摇西欧资产阶级目前对自己的命运所表现的越来越大的信心。不过，一旦各种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了这类从资本主义角度看来是灾难性的变化，战争的危险就会加大，而一阵扩大军备生产的新浪潮也许会部分缓和资本家和私人企业的这种丧失信心。
[6] 象莱明顿.兰德、福特和通用汽车等美国公司，已经决定在欧洲全部生产它们的某些产品，然后从那里向美国再进口。
十一、欧洲共同市场的发展可能性和局限性
代表大会以前的文件《欧洲劳工运动的形势和前景以及我们的任务》，已经大致说明欧洲共同市场的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原因。它既符合于已和欧洲小民族国家的限制长期发生冲突的一般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又符合于资本主义大垄断组织的发展逻辑——它们早就把自己的力量扩张到国境以外，一直在设法使这种新扩张“正常化”和合法化。
但是，相应于这种双重起源，也存在着双重动态，一方面，交换的自由和更广泛市场的建立促进了一般工业更加迅速的——虽然也是更有差别的——发展。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联合相互渗透则垄断了这种发展带来的利润，加剧了落后企业部门和集体间的竞争，并且在较后阶段甚至使垄断集团内部也将发生争夺欧洲“六国”领导权的范围深广的斗争——这将在普遍发展过程中造成突然的中断、。
从共同市场提供的发展可能性上得益最大的是西德经济。不过，法国的戴高乐政权所体现的法国雇主中进取的和有魄力的一翼，也正在设法保证自己在共同市场内部能得到大力发展。这样，在许多方面就建立了一种法德两国的共同领导，这在实践中便表现为统治着今日共同市场的巴黎－波恩政治轴心。在意大利，范范尼－马蒂的倾向也代表资产阶级中最活跃的一翼，这一部分资产阶级正力图最大限度地利用共同市场的可能性为自己谋利。
只要整个欧洲经济的高速度发展所引起的还只是瓜分利润的问题，这种形势就将基本保持。但是，在若干“落后”的工业部门——煤炭、纺织以及明日的各种冶金和重化学产品部门——生产能力过剩的现象一静在整个共同市场内出现。从这一时刻起，将首先承担损失的是成本价格最高的那些部门和国家：法国的造船业；罗亚尔区炼钢业；意大利的铁矿开采业等。一到为现代化提供的投资不再增长，一到市场逐渐为耐用消费品所饱和，“竞争和合理化”趋势就将凌驾于“扩展和谅解”的倾向之上。各个垄断集团内部将要进行的斗争以及这些斗争对劳动者生活水平的影响，将便利于西欧工人阶级的斗争——这首先是防御性的，如果获得成功，则进而转入进攻，最后必然会出现围绕着欧洲问题文件中说明的过渡时期要求进行的共同人运动的普遍复甦。
整个这一前景都是以下列假定为前提的，即至少是在过渡时期会维持这样一种经济结构，其特征仍然是共同市场六国都各自维持着主要是“民族性”的私有财产。到这一过渡时期结束时，资本的相互渗透便让位于单纯的联合之上。但是，在日益严重的衰退、全世界的革命以及上述欧洲工人运动的斗争给予资本主义以新的打击下，这些前景将经常因此产生问题。
十二、几种特殊情况
美国：在世界规模上变的日益不利于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使美国资产阶级面临着一系列在1960年总统竞选中已经清楚表明的选择。
为了对付世界市场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加强的竞争，美国资产阶级本应该日益对工资施加压力，拒绝任何新的社会改革，集中力量来提高生产力，并且利用越来越扩大的失业群众把这种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利润完全归于雇主和用以加强美元的稳定性。为了保卫它的长远利益，它也本当使新的投资尽可能合理化，发队新增加任何公共开支，而在增加军费时——从它的观点看来，这是“不可避免的”——则按相同的比例削减民用开支。
钢铁业巨头的态度表明，这一派资产阶级正准备实行这种政策。但是，共和党政府的反映已经清楚地表明，美国资产阶级的大多数负责领袖，不论是民主党或共和党，都了解这样一种借口从长远利益出发巩固资产阶级政权的政策反倒会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摧毁这一政权。
事实上非常显而易见的是，正当苏联在它的历史上第一次准备实行新的大胆的社会改革（7小时工作制，然后是35小时工作周）时，对工会政权进行恶毒进攻并同时冻结或降低工资，肯定会使工人立刻发生猛烈反应（如钢铁工人大罢工所显示的那样），惊醒那种使得劳工运动瘫痪多年的政治昏睡和冷漠，从而为美国预备下一场严重的社会危机。
此外，以维持“预算平衡”并同时保持很高水平军费开支为中心的政策，不仅要限制美国国内的社会开支，而且会减少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它会使美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危险地缓慢下来，并且使有得美帝国主义在短期内把它对殖民地资产阶级仍然具有的一点影响丧失干净的危险。
艾森豪威尔政府部分地遵循了这样一种政策；这就是它威信扫地的原因。在1957年的衰退以后，随之而来的只是一种繁荣的假象，而到1960年，忧心忡忡的经济学家就已经怀疑美国面临的究竟是一种经济的水平发展还是一次新的衰退。通过洛克菲勒之口——正如通过肯尼迪之口一样，美国大垄断资本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群正在号召——并且从1961年起实际执行——彻底改变政策。他们将抛弃“稳定美元”的保守政策——一种不是反危机而是反周期的、使得经济停滞不前的政策，而再次代之以一种增加公共开支（这被当做是加速经济发展的主要刺激剂）的政策。他们将既增加军事性的公共开支，又增加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援助，以便大规模地作下一次扭转局势的最后努力，改变目前正在使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一段不再是很长的时间内陷于灭亡的世界局势的发展。一个拥有五千亿美元国民收入并且还能动用巨额储备的国家，可以冒这样一种危险而不用担心立即垮台。在这样做时，美国资产阶级将有意识地牺牲长远的稳定性以应对短期和不太长期的需要。但是，在当前的世界局势中，它实际上也别无其他选择。
同时，竞争的迫切需要仍然使美国雇主不得不日益顽固地反对增加工资（国家在社会开支方面的增加，能够在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中缓和这一政策造成的震荡）。对工会运动的敌视以及打算慢慢破坏其力量的企图将会加强。这样一来，客观条件就会变得日益有利于工会中的工人先锋队在一定程度上过问政治。这些条件将会为殖民地革命对美国劳动群众中某些部分（非洲革命对黑人、古巴革命对波多黎各人和知识分子等等）发生的影响所加强。在加拿大，目前正企图以工会为基础组织工党，这如果成功的话，也将有助于为美国劳动者提供榜样。
日本：日本经济的特征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大工业部门和一个家庭工业及手工业部门的结合——前者为国内外市场生产资本商品和耐用消费品，后者以古老原始的方法从事操作，只是由于对极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才得以存在。就日本的资本主义——麦克阿瑟的土改尽管有种种局限和不足，仍然无疑为它创造了一个更较大的国内市场——说来，这两个部门的同时并存既解释了它的力量何在，又说明了它的弱点。
在高度国际景气时期，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拥有几乎是无限制的人力后备（出去从事手工业的人力以外，它还可以动员那些在农业中实际就业不足的群众）。这支潜在后备军对工资的压力，使工资即使在繁荣时期也保持很低水平。其结果是，它积累速度便能超过在西欧或美国平常见到的任何水平。
但在另一方面，日本工业迅速发展的能力和日本人民几乎停滞的购买力之间的矛盾，使得日本资本主义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更加依赖出口。现在，它已经失去其一部分传统市场，而它打算扩大自己在世界市场中所处地位的企图则遭到了其新老竞争者（前者如印度、香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是在纺织品方面；后者如英国、西德）的猛烈反对。这样一来，日本经济便比欧洲共同市场或英国更不稳定，更容易发生严重的衰退，而不得不实行大规模的结构再改变（发展强大的资本商品输出工业；纺织工业的相对衰落；煤炭工业开始衰退等等）。
这种不稳定性并不会自动地对工人运动起有利作用。在工会分裂、大工厂工人日益担心失业和原始工业中的工人缺乏觉悟的情况下，它甚至会暂时造成工人运动的相对衰落。但是，大部分被剥削群众的必然觉醒加上更大的经济不稳定，最终将会在日本形成一种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最有爆炸性的局面。
（三）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发展危机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经济的一切局部的、暂时性的现象都为一种普遍现象所遮盖，这就是：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制度的开始被消灭，旧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开始改变，土改和工业化运动。
正如在帝国主义国家一样，政府竭力通过直接和经常的干涉来支持经济景气一样，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正是群众在支持着结构变革过程，正是他们强迫政府实行国有化或者只是防止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统治稳定化。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这一过程已经产生了中国、北朝鲜、北越和古巴等工人国家，并且始终不断地在扩大加深。正是这一过程使得帝国主义本国不论什么暂时性的有利景气，最后总会爆发帝国主义危机，正是这一过程肯定地促进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
当工人国家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一直在并且仍然在经历着不同程度的迅速发展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看到它们在生产力和消费水平上落后于先进国家的距离更为增大。因此，它们正在经历着异常作为殖民地革命基础的真正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这是过去十年中主要的并且在今后十年中也将无疑是主要的事实。
不错，当我们谈到经济危机时，我们必须具体说明这是一种“特殊的”危机，是一种发展不足的危机而并非标准的生产过剩危机，虽然某些征象（某些产品的暴跌、大规模失业、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下降等）对这两种类型的危机说来都是共同的。然而，尽管有这种“特殊的”危机，工业生产的增长，也就是说工业化的过程依旧在进行，只不过是其节奏抵不上先进国家，完全不是以改变国家结构，特别是无力改善群众生活水平而已。
举例说，拉丁美洲的工业生产指数就从1950年的九十一增加到1953年的一百和1958年的一百三十六。可是，这种增加仍然比欧洲六国（更不用提日本、苏联和中国了）低得多。而且，世界上的大部分不发达地区在生产的增长上都还不及拉丁美洲；印度半岛和东南亚的情况特别是这样。
殖民地和扳指民地国家经济所表现的发展日益不足，既有其时机性的又有其结构性的原因。前者关系到在这些国家的出口中占主要地位的输出原料的价格（有时候甚至还连同其数量）的下降趋势。后者关系到这些国家中严重妨碍迅速工业化的封建——资本主义结构的主要后果。
十三、帝国主义体系和殖民地革命
投资于落后国家的帝国主义资本获得的利润（它们在宗主国起有重要作用），使得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不可能进行原始积累。和帝国主义宣传家今天所鼓吹的刚刚相反，正是世界上的落后区域部分资助了先进地带。
使落后国家的经济可以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资源部分得益的一向是原料输出。然而，交易条件的不利发展甚至使这种可能性也受到了限制[7]。帝国主义国家本身在原料生产方面的发展（石油和合成汽油；合成橡胶；人造丝、尼龙和其它合成纤维等）以及象非洲这种新原料产区的开发（特别是咖啡、棉花、可可、铜、锡、铝等），更加深了这种局势。
[7] 根据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发表的情报，从1953年到1958年，整个非工业化地区可以用它们的出口抵偿的工业制品的比例，已经从90％下降到63％。
此外，帝国主义——特别是在朝鲜战争以后，还有意识和有组织地设法压低原料价格。作为施加压力的手段，美国主要利用它自己的国内资源，特别是农业劳动生产力空前发展所造成的剩余农产品，以及它本国的矿藏和石油产品等。至于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在宗主国内不生产的原料，它们则组织大消费者市场把自己的条件和价格强加给原料生产国。国际锡理事会[8]，国际糖业协定，以及有关咖啡、棉花等协定就是这种情况。
[8] 以锡为例，美国采取的办法是通过外汇活动以低价积下巨大数量的存货，然后，每当价格趋于上涨时，使用这些存货对市场施加压力。
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权采取的某些反措施，是限制外国资本所得利润的送回本国，建立不同的外汇制度、执行有利于本国工业的保护贸易主义措施，特别是提高进口工业制品的价格。但是，帝国主义通过积极干涉硬把为抵制其扩张正在关闭的大门打开。它利用殖民地国家收支差额中逼人的赤字、危机和困难，迫使它们给予外国资本以不受一切经济和财政控制的“自由”。特别是在拉丁美洲、伊德计划（玻利维亚）、克兰－萨奇计划（智利）、勃列比奇计划（阿根廷）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直接干涉，通过强迫这些国家放弃对外汇的控制，表明帝国主义认为保持这些国家的经济继续向它的剥削开放是如何必要，表明它是如何需要这种剥削来保卫美元。
当帝国主义企图利用所谓“援助”计划来缓和如此加剧的矛盾时，它实际上并不能解决引起的任何问题。帝国主义的援助只等于它本身正在从落后国家榨取到的剩余价值的一小部分。要保证它们的工业化和全面经济发展，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将不仅需要把本国生产的全部剩余价值都化为资本以及为它们的原料取的公平价格，而且要接受这样一笔净投资形式的援助，其数量至少比目前所有帝国主义者及一切工人国家每年提供的“援助”总和大十倍。
“第三世界”的某些地区已经接受投资，并且经历了一种并非不重要的工业发展：例如南非联邦、南北罗得西亚、前比属刚果、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智利、以及印度和亚洲其它地区。委内瑞拉和近东产石油国家已经得到巨额矿区租界费，然而这并没有能缓和社会矛盾，反而加剧了阶级的两极分化和国内局势的爆炸性。
土地改革或为争取土改进行的斗争，提出了让半数以上的人数过文明生活的问题。它正在动摇本国地主或占有最好土地的白种殖民者（特别是在阿尔及利亚、怯尼亚、南罗得西亚和南非）的权利，和资本主义种植园制度发生直接冲突，并且推倒了多年一来一直把公社或部落（在热带非洲、秘鲁、玻利维亚和印度）和外界隔绝的墙壁。
在这类国家中一般包括大多数农民并且占有大部分（虽然不是最肥沃的）土地的这些人口的觉醒，要求有巨额投资使他们摆脱落后状况。玻利维亚土地改革的长期停滞就证明了这一点。土改本身及其所引起的经济发展问题，不能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以内得到解决。它要求没收和驱逐以前的主人，要求有以获得其所耕土地的千百万小农为基础的大规模投资计划。因此，土地改革的发展便艰巨了帝国主义体系的危机，从而为正在努力消灭全世界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提供了客观的——甚至也是主观的（这种程度已经越来越大）——支持。
由殖民地革命推动的另一个巨大经济进程就是工业化和普遍发展经济。和土改一样，它植根于群众要求改变本身生活状况的深刻愿望之中。而且，也和土改一样，它很快就和资本主义本身发生冲突；和以下种种问题发生矛盾：帝国主义强加给这些国家的片面的劳动分工、国内市场的狭小、拉丁美洲、阿拉伯世界和热带非洲的内部分裂，资本的缺乏，以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生产的剩余价值有很大一部分被送回帝国主义国家等等。资本主义不可能通过土改使广泛阶层的人口摆脱过一天算一天的生活状态，从而使他们包括进国内市场。
只有由国家积累资金——特别是通过没收外国企业和本国地主的办法——才能部分解决这一问题。这样，社会生产剩余才能集中在一个工农政府手里，这个政府将利用它同时发展经济和改善群众生活水平，其办法则是大规模地动员起潜藏于巨大数量失业或就业不足的劳动者中间的生产能力。这就是殖民地革命可作的另一选择，它已经通过中国革命迈上这条道路，今天正在接近古巴，并且已经开始为它本身在非洲的某些地区开辟途径。
十四、封建－资本主义结构，迅速工业化的一个阻碍
除去开始于1952－53年的、不利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交易条件的逆转以外，这些国家的封建——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一直是迅速工业化的主要障碍。一般讲来，特别是在黑非洲和东南亚，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极端贫困——他们不是仍然过者原始生活，就是被地主、高利贷者或商人的联合吸干血液——造成了国内市场的不够广阔，因此不足以刺激私人大工业的发展。这些地区——拉丁美洲、黑非洲和各阿拉伯国家——的分裂状态又进一步限制了国内市场。其结果是，并不总是有限的可用于积累的资金，便被专门用来从事土地投机、商业、放高利贷或送往国外。
那些生产大量石油的国家（委内瑞拉、伊拉克、伊朗、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近十年来已经积累了几十亿美元的矿区租界费，但却并没有因此经历真正的工业化进程，其秘密就在于此。这一笔客观的资本大部分都被用于基础工程或壮观瞻的建筑（在加拉加斯、德黑兰等地）、大量进口奢侈品以及兴办只是辅助石油生产的工业（炼油厂、港口、化工厂）。在那些于同一时期主要由于战略原因而接受数十亿美元的国家，如南越、南朝鲜、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则以甚至更为巨大的规模重复着这种浪费。
即使在本地民族资产阶级相对说来力量最强大的国家（印度、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它采取主动的方面也只限于消费部门。直接和帝国主义发生冲突和竞争的建设本国重工业的努力，一般都必须由国家来承担。随着重心由计划或准备转到实际执行，它所遇到的社会和经济阻力也越来越大，并且常常会由于部分统治阶级的节外生枝而重新成为问题（曼德列斯统治下的土耳其、弗朗迪西统治下的阿根廷等）。
在墨西哥、埃及、印度尼西亚或玻利维亚这些国家，重要的帝国主义产业已被没收，但却还保持着资本主义的经济经营，在这种情况下，这类国有化产业正在趋向于变成私人财产的营业领域和职员及官僚私人发财致富的泉源——这便使国有化产业亏本倒欠、丧失信用和不适于作为发展经济的积累来源。
埃及、墨西哥、委内瑞拉的贝坦科尔特或印度的尼赫鲁这些政权完成的土地改革，只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土地赎买，目的仅在于缓和农村中的矛盾，而并不打算解决使耕者有其田的根本问题或者提供发展农业生产的投资。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资产阶级本身正在为内部矛盾所动摇。弗朗迪西指望依靠帝国主义发展重工业的企图，也许已经在牺牲轻工业——它是在庇隆政府任内发展起来的——短期前途的情况下如愿以偿，这就是说它正倾向于通过加强对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的剥削，即限制轻工业的国内市场来积累资本。
既领导着异常反对这些解散工业计划的经久斗争，同时又实际保卫着已经取得的工业化水平使之不受资产阶级本身破坏的，正是工人阶级。
通过地区协定克服分裂敌对的打算只是一些效果不大的措施——例如过有关中美和大哥伦比亚的协议或者目前的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区”，它们只有助于维持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协议以前存在的地区贸易的某些特权而已。一般讲来，即使在半殖民地国家之间差别也是很大的，因此，地区协定将意味着比较发达的国家享有特权，而比较落后的国家打算工业化的企图则会受到它的妨碍。
十五、殖民地革命的经济影响
殖民地革命影响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并且在今后将继续破坏它的基础。无论是在殖民地或宗主国本身，都直接感受到了它的影响。
在不发达国家，殖民地革命刺激起群众要求福利的愿望，从而妨碍或阻止了资本主义的财政和经济“稳定化”，损伤了利润率，使得任何长远的私人投资都越来越带有投机性和冒险性。殖民地革命通过有力地施加有利于这一地区工业化的压力，倾向于缩小现在还对资本主义宗主国开放的市场（这些宗主国已经由于资本主义在大片地区的消灭而丧失了很多销售地）。此外，它还给宗主国工业生产者带来新的竞争对手，并且就它自发地和工人国家结成同盟的程度而言，它也威胁着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使它们的出口品为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等所排挤。
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革命减少了以向海外国家输出作为对付资本主义生产固有的生产过剩趋势的安全活门的可能性。通过减少或消灭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输出的资本投资的收入，它动摇了收支差额的平衡，缩小了资产阶级在反对无产阶级斗争中的活动余地，并且倾向于迫使它采取了一种可能有造成社会危机之虑的节约政策。
不过，殖民地革命的这些经济影响只是在长远中才会被感受到，而且其大小完全和它使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国家脱离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程度相应。目前，在整个第一阶段，帝国主义企图通过把不发达国家的政权移交给民族资产阶级，来保存它在那里的必要地位。只有在同时把投资于该国的外国资本收归国有和对外贸易转变基本方向的时候，政权的这些转移才会是对帝国主义的严重打击，尽管以往十年中有过某些国有化的壮举（如伊朗的石油工业和苏伊士运河），一般讲来，卷入殖民地革命的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全盘脱离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这就是迄今限制着殖民地革命对资本主义宗主国经济立即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
在这方面，古巴的革命经验在殖民地革命中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次革命甚至在为无产阶级所领导以前，就已经第一次把投资于该国的主要外国资本收归国有，并且使古巴的对外贸易根本转向工人国家。如果说这些发展对美国或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眼前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它们却具有一种展示出未来一般倾向的历史意义。相应于未来十年中若干国家的殖民地革命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领导阶段的程度，它对资本主义宗主国的经济影响将日益加大。如果“第三世界”（印度、巴西、中东）集团全部脱离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这些影响就将变成灾难性的。
今天的殖民地革命以一种尖锐的形式表现了资本主义体系的世界危机。不过，这种危机转化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程度，完全要看它对最重要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共同市场、英国、日本——的经济起有多大的破坏作用。我们根据经验可以指出，在短期以内，这种破坏作用的大小大体上要完全取决于殖民地革命超出民主资产阶级领导的程度。
十六、迄今限制着殖民地革命之经济影响的因素
过去十年中主要的矛盾现象恰就在于下一事实，即：尽管存在着一个把不发达地区和工业化地区联系起来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尽管殖民地革命有巨大进展，尽管各种力量的对比发生了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性的变化（这愈来愈损害投资的长远安全），尽管有这些情况，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却仍然能享有相当迅速的工业发展。归根结底，其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有一系列暂时限制着殖民地革命对宗主国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影响的因素在起作用。这些因素大部分已经由第五届世界代表大会关于经济和政治前景问题的提纲所指出，它们是：
（1）帝国主义在已经开始殖民地革命的国家中仍然维持着重要地位。这既适用于资本投资，也适用于工业产品的市场。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伊拉克，在那里，尽管已经开始革命，大量红利仍然在不断流向伦敦商业中心区。英国每年仍然从它的对外投资中获得总数大约为三亿五千万英镑（九亿八千万美元）的收入。以市场而言，在1959年，英国出口商品中仍旧有53％、法国有44％、意大利有27％、西德有25％是输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以及英帝国自治领的。
（2）在不发达地区内部丧失的市场由新市场所代替。例如英、法、荷等国在它们的前殖民地失去的市场，已经由于向其他“有联系”领地（对英国来说，特别是澳大利亚、南非、加拿大和中非联邦；对法国来说，特别是黑非洲和阿尔及利亚；对荷兰来说是荷属西印度群岛）或者其伙伴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输出的繁荣而得到部分补偿。
（3）和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国家的贸易为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贸易所代替。一般说来，自1953年以来，工业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一直在以一种快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发展的速度向上增长。在这方面经常存在着两种突出现象：
其一是美国已经成为大多数殖民强国的一个重要市场，它们在那里部分找到了在别处丧失的销售地：
卖给美国的商品在出口额中的百分比
国家 1928 1938 1950 1959
英国 6％ 4％ 5％ 11％
法国 6％ 6％ 4％ 8％
意大利 11％ 8％ 6％ 12％
荷兰 4％ 3％ 5％ 6％
比利时 8％ 7％ 9％ 14％
至于日本，它目前的出口商品中有30％是输向美国。
其二是共同市场内部贸易发展的目前速度要比共同市场和世界其余地区间贸易的发展快很多。
（4）原来需要出口的产品为国内的产品（及市场）所代替。这既适用于合成工业或国内新兴的原料工业上（意大利、法国、德国、荷兰的石油；意大利和法国的沼气；美国、加拿大和法国的铀等），也适用于以本国制合成纺织品和耐用消费品的逐步代替向国外购买食物或纺织品。
（四） 今后十年世界经济的前景
根据这里和关于殖民地革命的决议中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基本经济趋势所作的分析，显然可以看出，这些国家目前将继续向着与世界其余地区相反的方向发展，而且无疑在整个一段时期内将继续如此。一方面在世界上的工业化地区，产量和按人口计算的收入一静达到很高水平，或者正在非常迅速地发展（工人国家）或迅速发展（西欧和日本），另一方面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按人口计算的收入和产量却继续陷于停滞或者从一个非常地的水平开始提高得非常缓慢。
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工人国家在这种形势下，正设法根据自己拥有的资源以及它们所体现的阶级力量来对付这种情况。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前景仍将越来越多地为日益加深的帝国主义危机所支配，特别是在殖民地革命达到受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领导阶段的意义上说来是如此。
十七、在缓和不发达国家方面的竞争
从纯经济观点看来，资本主义国家今天拥有的资力超过工人国家，因为它能够发动一个规模更大的援助殖民地资产阶级的运动。它们不仅要富有很多，能够使它们在机器和人力方面的储备力量在这方面产生效果，并从事更丰富的资本商品的当前生产，而且它们不象苏联，没有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个强大的盟国经常对它施加压力，这个盟国为了自己的发展，需要耗用掉苏联的大部分现有资源。
工人国家的优越性在于：它们的援助虽然数量较少而且是在于政治原因给予的，一般说来却和可能改变这些国家落后结构的运动和企业有直接联系。这种援助之所以会重要和有成效很多，而在今后一些年内将越来越是这样，其原因正在于此。正如埃及和其他国家的事例已经证明的那样，古巴的事例说明，这种援助是使它可以避免帝国主义国家的报复和经济封锁企图的一种支持力量。
诚然，美国的共和党政府由于对美国收支差额的不利发展感到不安，有一个时候在给予不发达国家以赠款和信贷上甚至有所遏制，借口要用这种讹诈手段来迫使它在西欧的盟国——首先是——西德——作更大的牺牲。但是这种政策——最后以政治上的消极和无所行动告终，并且使得美国资产阶级只能在以下两者之间进行选择：在殖民地革命更为扩大的情况下，进行有计划的军事干涉，或者干脆投降——正在美国本国和西欧世界资本主义的领导集团中间引起越来越大的烦恼。
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这种政策就会改变，而且我们会看到美国给予不发达国家的援助比以往多得多。这种援助非常可能是有选择的，要看华盛顿认为一下那个地区最危急和最有战略性而定：拉丁美洲（首先是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也许还有阿根廷）、印度、土耳其、伊朗，也许还有印度尼西亚。
但是，帝国主义执行这个计划的具体可能性碰到了严重障碍，特别是就美帝国主义的情况说来是这样，因为在扩军备战的巨大负担下，它在财政上已经日益衰弱。
此外，它还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本身遭到各种社会障碍，在半殖民地国家中，这些障碍将严重地限制这些“援助”计划的效果。
（1）私人资本很不愿意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可以与宗主国的工业竞争的加工工业。因此为此目的给予的援助将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援助（受各该国资源的限制），因为美国政府可以为了资产阶级的集体利益而超出这个阶级中某些部分的狭隘经济利益的范围，就如它于1945年以后的西欧所做的那样。
（2）这样一个计划的规模本身不足以在短时期内改变群众的贫困于不满，也不足以制止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革命形势的高涨。只有在某些有限的情况下，并且要经过一段时期以后，它才可能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此外，提高生活水平并不能自动地对群众起涣散革命斗志的作用。
（3）在大多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没有一个足够广泛的资产阶级社会阶层能够把这种援助全部用于生产方面来促成真正的经济高涨。在这方面，不仅象蒋介石、李承晚和伊本·赛义德这些过去的政权，甚至比较近的国家，如伊朗、土耳其、南越和老挝问题，都是很大的。
无论如何，“援助”计划绝不会稳定这些国家的经济形势，这是由于革命过程和这样一个事实：不论接受这种援助的资产阶级阶层的本性如何，最后它总是与群众运动相对立的。
事实上，帝国主义想和暂时领导群众运动的民族资产阶级达成协议的企图就要依靠牺牲进步事业来实现：他们尽管避免没收企业；他们用不充分的措施来代替土地改革，他们赞成通过过分剥削工人来积累资本，这就使得一切矛盾原封不动，依然得不到解决，而且起了把革命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分开的作用。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最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在今后的一些年内，给予不发达国家的美援，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的援助以及苏联的援助将继续增加，美帝国主义将格外努力通过对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某些部分作重要让步以使他们依附自己。但是从这些国家目前的社会和政治情况看来，不论是在短期内还是不长不短的时期内，这种援助都不能制止殖民地的革命。
十八、工人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
至于苏联与美国之间，以及所有工人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直接竞争，假定目前的趋势大致继续下去，可以断定说：到1970－72年，苏联的产量极不可能超过目前美国按人口计算的产量，至于象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工人国家的产量在1965年就将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产量，那就更不可能了。只有在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完全陷于停滞的这样一个非常不可能出现的情况下，这两个预测才能成为事实。比如，苏联人士自己就承认，在1959年，工人国家的电力总产量只占世界总产量的20％，钢铁产量只占世界总产量的31％，这些数字表明，要实现赫鲁晓夫的不是非常郑重其事的预测，在六年内需要取得多大的成就。
不错，并不是丝毫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苏联的产量可能赶上美国按人口计算的产量，特别是如果在有关年份（不论是1965、1970、1971还是1972年）发生严重萧条的话。但是如果要从中归纳出两国经济力量的对比或人民的生活水平到时候就会相等的结论，那就是自欺欺人。
至于经济力量的对比，必须考虑的是生产能力而不是目前的产量。至于生活水平，在目前的产量之上必须加上的是在十年或几十年内积累的内用消费品的总数。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今后一二十年有希望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对工人国家保持一定领先地位的最后一个历史时期。但是这种领先地位会逐渐下降。因为随着衰退越来越广泛，生产能力与目前生产之间的差距在越来越多的工业部门日益加大以及殖民地革命使越来越多的国家退出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这种优越地位可能时常因为工人国家在当前产量上已经赶上资本主义国家水平而短时期中断。
必须进一步考虑到，工人国家、帝国主义国家以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动态是得到以下超经济因素支持的：为建设第一类国家而奉行的国家政策和对群众的动员，在第二类国家中国家进行的干涉以及在第三类国家中革命进行的干预。
衡量国有化计划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就的标准不仅是它的发展速率以及即使是在官僚主义领导下目前在提高群众的消费水平方面取得的成绩，而且还有这样一个事实：经验说明，的确唯有这个制度才能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即全人类的四分之三——摆脱落后状态、建立现代化的经济，并且按照群众的需要来利用它们的资源。以中国为一方，以印度与所有其他获得政治独立的国家为另一方的对照证实了这一点。这个事实成了对群众革命运动的具体鼓舞力量。
下一个阶段工人国家于资本主义进行竞争时将不仅通过苏联和中国的五年计划以及帝国主义能够利用来避免最坏的危机和维持有利于景气的手段，还要通过这个或那个政权所表现的解决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发展需要的能力。
必须补充一句：美国资产阶级是意识到在这场竞争中所下的决定性赌注的。它将动用所拥有的一切资源来加快美国工业的发展速率；使它的工业在技术和工艺上对苏联工业保持一定的优越地位，并在它失去其最后一张王牌以前，迫使对方摊牌。
十九、政治结论
殖民地革命的新高涨、帝国主义制度的危机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对工人国家保有的经济领先地位的下降意味着世界资本主义力量与反资本主义力量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有利于反资本主义力量而不利于资本主义力量。力量对比的这种改变将相继从社会方面发展到政治－军事方面，最后再发展到经济方面。我们的运动在1950年就首先强调了这一根本变化，它没有理由只是因为苏联官僚机构的领袖和全世界斯大林主义政党的首脑也正在——已经晚了若干年——作这种估计就把它放弃。
工人国家与殖民地革命之间的联盟可能在今后几年使力量对比的这种变化飞速发展。通过动员过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人力资源，通过第一次在非资本主义基础上以世界规模利用经济资源，这个联盟具有无限发展前途。这种联合发展——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国家——对帝国主义制度和官僚主义控制都是不利的，虽然可能出现过渡性的新官僚统治形式。
这种强大的革命发展不仅危害了帝国主义和苏联官僚的统治，并且由于它提出了在工人和被剥削群众进行监督和领导的基础上，对经济发展问题作出协调而科学的解决，这就使革命先锋队的影响在今后有可能日益增长。为了在下一个阶段指导这些革命运动，非常需要一个解决这一发展阶段中经济改革和管理问题的过渡性纲领。
但是，我们的估计和赫鲁晓夫以及各国共产党机械论估计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辩证的，也就是说包括今日现实中的所有矛盾因素。我们懂得，尽管力量对比发生了这种有利于世界上反资本主义力量的变化，美帝国主义仍然在经济上处于实际领先的地位，仍然拥有巨大的潜力，我们还懂得，资本主义在西欧已经经历并且正在经历着一种表现为资产阶级的自信心有所增强（有时候甚至超过了美国资产阶级中某些部分的自信心）的新高涨。
在这种情况下，要期望世界形势通过美国对苏联的经济领先地位的下降（甚至是丧失）而发生根本变化，那是绝对虚妄和危险的。
降低这种领先地位不会使美帝国主义丧失任何这样的武器，这种武器现在和将来都使它能够在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过程中的任何决定性时刻，发动一场自杀性的防御战争。
此外，如果资本主义欧洲的经济现象在这样发展下去，苏联的经济进展同样不可能自动改变那里的社会力量对比而有利于无产阶级，更不用提有利于共产党了。
由此看来，期望单单从工人国家的经济进展上就产生奇迹，所谓“和平共处”战略是以两个完全不切实际的假说为基础的。这种战略主要表现的不是苏联社会广大阶层“不惜以任何代价实现和平”的决心（经过几十年来不断的受苦和牺牲，这种决心无疑是存在的），而是苏联官僚阶级在世界革命获得新进展的情况下所感到的恐惧。这种战略是极为保守和涣散人心的，因为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使国际工人运动（包括殖民地国家的群众在内）的作用降低到只是对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施加压力，以便迫使他们接受“共处”。
不错，绝对不可能也要求苏联政府使用“核战略”，要求它利用目前在核弹头导弹方面的优势来消灭这个或那个国家，或者甚至是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奉行这种政策的结果不会是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而会是文明或者甚至是全人类的消灭。
问题在于懂得这样一点：只要帝国主义继续拥有它今天仍然拥有的力量，核战争的危险将继续存在，而且在今后二十年内，工人国家中的任何发展都无法剥夺帝国主义的这种力量。因此，问题在于最大限度地利用目前在某些国家存在的有力条件，以便那些国家的劳动人民从内部打击世界资本主义，以保证工人运动在它暂时停止的国家中恢复。这是决定性地解除帝国主义的武装并防止和战争浩劫的唯一方法。
有人说，工人政党奉行的这种政策会“刺激”帝国主义，他们忘了解释。为什么他们不同时赞成制止同样“刺激”帝国主义的、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
只有在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革命获得胜利，才能肯定使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对这场战争的恐惧远不会使群众人心涣散，倒可能成为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态度趋向激进的主要力量（如日本和英国已出现的情况那样）。把这种恐惧化为一种强大的反资本主义武器——这就是迄今为止为共产党所可耻背叛的工人政党的责任。因为对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来，推翻资本主义不一定预先要求存在生产过剩的严重危机；可能由于政治和社会危机而将推翻资本主义问题上议程，有了这种危机，就可以对群众进行革命动员，尽管在经济上并没有发生灾难性情况。
千方百计推动殖民地革命，使它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取得新胜利，将日益损害资本主义经济的相对稳定性，从而也有助于恢复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运动。
第四国际正是用这种战略——革命的、现实的和负责的战略——来对抗“和平共处”的神话，这种神话在劳动者的队伍中播下了精神沮丧和消极的种子，并且使资本主义保有迟早会把他们拖进一场残酷核战争的力量。
殖民地革命
——它们的比较、问题和前景
（一）总论
一、殖民地革命持续高涨的原因
过去十年来，殖民地革命的不断高涨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革命工人运动的长期停滞是一个显明的对照。
战后时期殖民地革命的高涨是由一系列因素产生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则缺乏这些因素或者其剧烈程度已不如过去。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是和大多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财经状况的恶化同时发生的。
这些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由于大量输入美国资本以及由于战争结果引起了世界各国在恢复建设和发展工业方面的广大需要而得到了好处，使资本主义在更高的生产水平上得到了新的周期性的发展。与此相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的初期所积累的资本都很快地消耗净尽，并且由于先进国家所取得的绝对或相对的进展而越来越被抛落在后面了。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经济发展的标志是工业化，虽然其工业化的过程是急促的和不平衡的，但一般还没有中断过，这种情况对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发展是有利的。
同时，资本主义国家也从技术和科学的成就得到了好处，增加了某些农产品和原料的自给而使这些产品原料的输入价格下降，对附属国保持了有利的贸易差额，更好地防止通货膨胀。相反的，附属国的贸易差额愈来愈恶化，并且正在同疯狂上涨的通货膨胀进行挣扎。
由于附属国的人口增长率比生产发展得更快，因而附属国无论在绝对生产量和按人口计算的生产量方面都落后于先进国家。
根据这种发展情况，附属国有着不同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并且在历史也是发展比较晚的。一个国家要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现有的发展水平，必须有一个发达的经济基础作为起点，并且必须拥有技术熟练的人力和按人口计算比例很高的投资。
现在附属国在这个竞赛中受到结构上的障碍。他们的经济基础薄弱，国民投入比较低，并且由于他们目前收入有限以及由于他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大部分回到帝国主义国家的腰包里去，因而未能积聚足够的资本，而属于本国寡头政治的大部分资本则被用于进行高利贷、获取商业利润和租金方面。
在这些国家里，要从国民收入中积累15％到20％的资金以供实行大规模大工业化的需要，在目前的具体情况下，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就其中的多数国家来说，如果没有其他资源的支援，即使这个比数也是不够的。
在那些其结构已经是资本主义的国家里，这些资金来源通常是以公共投资或私人再投资的形式出现的外国资本。即使他们找到这些资金来源——尽管它对于不能获得平均利润的投资有保留权——，其数目要大大超过目前给予“落后”国家的每年开支的总数（包括苏联给予这些国家的数目在内）：从四十亿美元到二百亿美元以上，如果不是更多的话。[9]
[9] 据联合国专家们的估计，在三十五年内，要把现在每人每年有一百美元的人口（即大约十六亿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一倍，每年需要的款项将达到二百亿美元。但是其他的估计则把这个数目提高到五百亿至六百亿美元或甚至更多。
资本主义是不会同意这样做的。在这种情况下——然而决不低估帝国主义更广泛地“援助”所谓“落后”国家（印度、拉丁美洲、非洲、阿拉伯国家）的新企图——，必须预见到在今后的年月里，这些国家同先进国家之间绝对的和相对的（就其含义而言）悬隔将会扩大。
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和工业的发展（虽然不会不是稳步发展的）将在具有高度爆炸性的和与先进国家大不相同的条件（它不仅有衰退、失业和通货膨胀，而且有真正的萧条）下来完成。
由于附属国同已开始了新的周期性发展的先进国家比较起来，在历史上发展得比较晚，以及由于附属国的发展遭到他们自身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封建资本主义者及渗透了资本主义的部落地区的障碍，这种不同的经济状况，说明了附属国群众革命活动力量强大和不断更新、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工人运动却在衰退的根本原因。
目前正在鼓励着殖民地革命运动高涨的另一个原因：明显地是由于帝国主义的衰退和工人国家（指社会主义阵营——译者）力量的日益强大，以及由于战后时期的殖民地革命的领导阶层一方面同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同工人国家的官僚机构所建立起来的新的关系。这些拿破伦式的领导阶层主要是有那些追求本国经济发展的分子组成的，他们由于工人国家的存在、工人国家的努力和财富以及由于他们对帝国主义的敌对态度（显然是为了加强他们的拿破伦主义的作用和进一步努力摆脱帝国主义的直接控制）而得到好处。
殖民地革命在实现了它的基本目标——从帝国主义统治下取得形式上的独立——之后并没有结束。它继续力求完全清除帝国主义的余殃和一切经济及社会的桎梏，争取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实行工业化。这些附属国的人民群众越来越感到难以抑制的迫切要求就是要很快地达到先进工业国家的水平和弥补他们在历史上的落后状态。
正是因为这个原故，所以一般来说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能够起领导作用的殖民地革命的反帝阶段，现在正让位给提出了附属国的迫切的经济和社会要求的更高阶段。特别是拉丁美洲许多形式上独立的国家、中东和北非的国家以及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锡兰等国家的情形更是如此。在古巴，不断革命的必然发展过程已使这个国家的革命突破了资本主义的界限。
在这种情况下，殖民地革命在世界革命中已占居先锋的地位，并且是它的主要力量，包括重新觉醒起来的先进国家内的革命斗争在内。由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革命的迟缓（这是由于上层领导的背叛和资本主义新的经济发展相互影响的结果），殖民地革命同工人国家日益壮大的力量联合在一起，在客观上已成为世界革命的动力。
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内，由于这种联合力量的外部压力（至少部分地是由于这种压力），在一个对目前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更为不利的新的经济危机中，重新唤起革命是极有可能的。
二、殖民地革命和帝国主义
这种不可抗拒的群众运动的力量正在不断地把殖民地国家推向更先进的地位，帝国主义已被迫不得不采取更间接和更灵活的依赖（此二字原文系DEPENDENT,疑系“独立”INDEPENDENT之误——译者）形式。英、法和比利时帝国主义最近的所有例子都清楚地表明了这种趋势：许多昨日还是殖民地的领地今天已提升为自治区的地位，或是同宗主国的联系有更大的伸缩性的自治领地位；许多国家在形式上已完全独立。
帝国主义——至少是其中更开明的势力——目前正在力求通过把政权移交给当地的上层领导集团，以维护对自己有切身利益的经济地位，它正在企图用付出这种政治和经济权利来发展和收买当地的上层领导集团。帝国主义的这部分势力已认识到，不论是采取欧洲人直接统治的形式，或是采取不是广泛独立的、更为灵活的当地政府的形式，要想长期统治下去是不可能的。
在存在着当地上层领导——知识分子和其他阶层的人士，实际上是或可能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地方，帝国主义力图依靠他们，立即地或分阶段地把政权交给他们，并通过和他们一起对他们本国共同进行经济剥削的办法来收买他们。但是帝国主义在这项事业中碰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当地的领导阶层并没有足够发展的力量来担负这个角色，在他们面前的是声势猛烈的群众运动，群众所要求的生活条件是资本主义没有能力保证的。
各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特定地位取决与它的力量和它所面临的具体形势。
及时地从亚洲解脱出来的英帝国主义，在成功的维护它在印度、巴基斯坦、锡兰、甚至马来亚等国家的主要利益的同时，考虑到中非洲和南非洲的特殊形势，当地的大量欧洲移民，以及数量巨大的投资岌岌可危，现在也企图在非洲采取同样的办法。但是甚至在这些地方，帝国主义现在已冷静地看得见，终有一天爆炸性的种族歧视政策和少数欧洲人的独裁专权要被迫让位给当地大多数人民的政权，尽管人民必须预见到这些少数人会进行激烈和长期的反抗。
法帝国主义目前已被迫要跃越几个阶段，从帝国到父子关系的“共同体”，从而进到“革新的”共同体，即诸如现在已取得“国际主权”的、在形式上多多少少是独立国家的联合体。法帝国主义现在只是在阿尔及利亚进行着绝望的反抗，那里居住着数量甚多的欧洲人，而且拥有撒哈拉的不可估量的财富。
比利时帝国主义在一度倾向于进行短暂的然而无能为力的反抗之后，已被迫允许刚果独立。
葡萄牙帝国主义——它知道它的殖民地如果取得独立，就会暴露（葡萄牙）独裁政权的软弱物理和断绝它的大部分经济和财政的来源，而为独裁政权敲下丧钟——仍然在进行反抗，保卫它的奴隶式的统治。但是这样就更有理由说明，在目前国际斗争和非洲斗争中，它的不可避免的崩溃将会更加猛烈。
至于美帝国主义，它殖民政策更是多种多样。除了在波多黎各之外，它都避开直接地统治，但在它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的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如中美洲、南越、南朝鲜、泰国等），它毫不犹豫地支持当地的残暴政权。相反地，在非洲，由于它必须同吃到直接统治苦头的老的帝国主义对手进行斗争，因此它就给自己戴上“解放者”、“自由主义者”的假面具，企图通过物质“援助”的手段来讨好正在形成中的当地资产阶级。
对于帝国主义来说，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经济上和部分战略上的重要性仍未消失（就取得原料供应和输出工业品甚至输出资本而言，不过最后一个因素的重要性同其他二者比较起来已经减少了）。而且，对于发动突然袭击有力的原子战争的战略，提出了生存的问题，从而导致（战争）基地分散在世界各地。
在这决定性的竞赛中，由于形势的压力，帝国主义必须同工人国家对抗，因而保持它在附庸国的势力比过去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因为这个竞争——假定它将“和平地”持续一个时期——包含着一场比过去激烈得多的夺取经济权利的竞赛，其中最重要的后备力量仍然是附属国的资源和工业化。
在今后十年内，帝国主义参加这场竞赛有以下几个不利的方面：群众对它的历史记忆犹新；由于它的机构，它没有能力给予有效的援助；内部分裂，已经重建或超过过去的势力的强国之间在最有利于积累财富的地方正在进行激烈的竞争；附属国的工业化。
帝国主义在这方面的唯一机会就是依靠正在形成中的殖民地资产阶级所可能提供的帮助。殖民地革命的下一个阶段将取决于这个阶层的形成（帝国主义正千方百计地给予帮助）和群众革命运动（他们要求根本解决他们的问题，因而要求有一个急进的领导）之间在时间方面的竞赛。
但是即使这个过渡是通过一个当地的新兴资产阶级的领导来实现，这个过渡时期在历史上也将不会是很长的，最后仍然会使帝国主义在经济上遭到破产，因为当地资产阶级所取得的任何重大发展，到头来必将减少仍然为帝国主义所垄断的那部分剩余价值。
三、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国家
在目前历史阶段，同资本主义并行的是工人国家体系，殖民地革命和这个体系建立联盟应当是非常自然的并且几乎是自动的。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利益一致是显而易见的。工人国家对这个斗争应当给予积极的和无条件的支援。
而且，在经济交流方面，工人国家可能占有优势，逐渐地代替帝国主义所提供的“援助”，并将（附属国）目前与帝国主义联系的路线纳入它自身的轨道。工人国家可以提供低廉的经济援助和技术援助，不强加任何政治条件，来帮助这些附属国取得真正的经济发展。
他们可以在经济上互通有无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贸易关系（虽然这种情况不可能是普遍的）：由附属国输出农产品和原料，而丛工人国家输入工业设备物资。从历史观点来看，这个关系的发展将十分清楚地表明工人国家在这方面所拥有的巨大潜在能力和帝国主义在一场长期的“和平竞赛”中最后将要碰到的致命危险。只是由于工人国家的政权性质遭到官僚机构的败坏和歪曲，才使上述可能条件的利用受到了限制，并且妨碍和损害了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国家之间事实上的联盟。
自然，对于苏联或其他工人国家给予附属国资产阶级的经济援助不能提出反对，因为这种援助可以使这些附属国暂时抵住帝国主义或者更自由地发展自己。但是要反对的是把这种援助来交换殖民地资产阶级的“中立”政策，而附属国内的共产党则被迫把他们的独立性的阶级政策服从于工人国家外交的需要，这实际上是冒巩固资产阶级政权的风险，而这些资产阶级政权必然要回头来对付他们本国的工人运动，而在一个更遥远的阶段，他们必然要回头来反对工人国家。从这种现象出发，最近由尼赫鲁、苏加诺、纳赛尔、卡塞姆和其他从工人国家的援助得到好处的受益者所提供的例子雄辩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然而，工人国家的援助在客观上仍然可以帮助群众的日益成熟和最后成为资本主义的客观威胁。这特别说明了某些国家如古巴和玻利维亚的资产阶级的态度。古巴的情形体现了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国家之间的客观联盟的力量，在这里，苏联的官僚机构不得不抛弃和平共处政策而答应用火箭来捍卫（古巴的）革命。在这新的阶段中，尽管苏联官僚机构和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力图阻止，殖民地革命事实上正在同工人国家的力量联合起来。
必须在各个方面特别是在群众中鼓励这种联盟。第四国际将促进劳工中央组织、工会、农民组织和其他群众团体同工人国家的各种组织之间的联盟，作为建立这种联盟的一个具体步骤。
四、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
依靠商业利润、地租和高利贷的收入或充当帝国主义走卒的当地买办寡头，是目前在附属国里正在没落中的阶层，它的没落有利于反映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和工业发展过程的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这些阶层在现阶段正直接地或通过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政治煽动家掌握着殖民地革命的领导权。被成为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些阶层，根据各国经济发展的程度，在不同的附属国里面，他们的重要性各有很大的不同。
例如在印度、阿根廷、巴西和智利，它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阶级，有足够的力量并且自觉地去直接掌握政权，即使这个政权随时有丧失给同垄断寡头和帝国主义有更密切联系的其他势力的危险。
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里，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性要比买办寡头差一些。
在某些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常常是通过拿破伦式的政权（如苏加诺、纳赛尔、卡塞姆、恩克鲁玛等人）来行使它的权力，这些政权从历史观点来说是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
在其他情况下（非洲往往有这些情况），除了部落酋长和为帝国主义效劳的官吏以外，力量非常薄弱的当地上层集团可能产生出同帝国主义密切勾结来对本国进行经济剥削的新的买办资产阶级。
在各个地方，民族资产阶级取得发展的主要工具已证明是拿破伦式的政权，正是这个政权使民族资产阶级有可能同时对付垄断寡头、帝国主义和群众，并且可能找到为打下基础和共给大企业资金所必需的数量客观的资本。民族资产阶级还通过行使政治权利和国家的经济职能，用扩充政府官员、渗入企业、贪污腐化等方法来部分地建立自己的干部队伍。在这种情况下，拿破伦式的政权成为在附属国里发展资本主义的培养所。
最适合于这种拿破伦式政权的意识形态就是实行事实上的一党专政，它又简缩为掌握权利的领导集团的专政。如果这个党通过它的纲领和意识形态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党，那么，这种以群众组织的民主委员会或公社为基础的专政毫无疑问地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但是目前有某一些人用所谓无阶级的殖民地社会作为借口来为其在非洲实行拿破伦式的一党专政，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不受群众组织的民主监督的行为辩解，都是必须加以反对的。
不错，对于一个刚刚摆脱部落制度的社会的确不能搬用社会主义民主的多党制度（现在正是这样），但决不能因此而认为不需要建立这样一个单一的政党，它具有阶级特性，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纲领，并且是以群众民主地组织起来的农民公社和城市委员会（它们管理政府并掌握权力）作为基础的。
无论如何，第四国际决不能放弃这个观念，即应该有几个工人的党作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保证。
决不能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真正倾向抱有任何幻想。虽然民族资产阶级在其形成的过程中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帝国主义和垄断寡头，不得不同无产阶级及其工会组织结成同盟，不得不主张甚至在一定时期内实行国有化和“混合经济”，但是一旦它的力量壮大之后，它必然要和先进国家的正统资产阶级一样，回过头来反对工人运动，并且通过“废除”它的“混合”经济（为了吸引外国资本和刺激本国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和在外交上同帝国主义站在一起来进一步靠拢帝国主义。尼赫鲁的印度就是一面镜子，它是第一批获得独立的国家之一，并且形成了本国的有势力的民族资产阶级，现在在印度已经清楚地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必然的历史发展过程，它在短期间内已经走向倒退和反革命。（其他例子是：突尼斯、埃及、加纳、阿根廷、巴西。）对于殖民地的群众来说，潜伏着的最大危险就是受到与本国资产阶级建立民族团结的神话的哄骗，并为此而牺牲自己的组织和独立性的阶级政策。
五、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
殖民地的群众要求政治独立和经济迅速发展的普遍愿望是深切的和不可抗拒的。
民族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同时也是为了安定民心，正努力想完成这个使命。但是它不可能通过资本主义的道路来达到经济迅速发展的目标。
无论哪一个地方的民族资产阶级都证明它自己不能坚决地把帝国主义在附属国勒索的剩余价值的主要部分收归国有（经过几个阶段之后势在必行），也不能解决地把本国封建主义者的地租收归国有，不能调动本国庞大的没有被使用的人力。没有一个地方的民族资产阶级能够或者愿意不付赔偿地没收帝国主义在农业－矿业和商业部门的企业，不付赔偿地没收封建主义者土地而分给农民；没有一个地方的民族资产阶级能够或者愿意实行国有化和计划经济动员本国的群众来为这个目的服务。
目前土地问题是普遍的根本性的问题。无论什么地方，土地大部分是掌握在本国地主、大殖民者或外国帝国主义公司的手中，只有一部分（其重要性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是本国农民私人耕种的土地或是集体耕种的部落保留地（例如黑人非洲）。
即使这些既不是农奴、不是佃农也不是农业工人的自由农民，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水平来说，大多数是贫穷的，他们要作为农民继续生存下去还必须拼死拼活地干。这里就产生了实行根本土地改革的极大重要性，这种土地改革必须和真正无产阶级国家的有效的物资和技术援助同时并行。
土地改革的首要工作就是按照土地耕种者的自由意志来分配土地。根据具体情况，可以采取把封建主义者和大殖民者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方式，同时由国家援助农民合作社；或是采取集体管理土地的方式，一开头就由公社（其规模相当于一个村或大于一个村）和大庄园的农业工人和佃农集体管理；或者采取如在最通常的情况下实行的混合制。
民族资产阶级仅仅指望外国资本的主要援助来发展经济，然而按照外国资本的数量及其条件，要期望附属国甚至用稍微快一点的工业化速度来赶上先进国家不过是一种妄想。在这方面，中国和印度的例子的比较是有决定性的意义（不必坚持苏联的例子）。南斯拉夫则是另一种例子。中国的经验是非常宝贵的，它指出了一个从生产力水平很低的基础上起来的殖民地国家争取经济的迅速和平衡发展的特殊道路。
把农民群众组织起来成立公社，在有些情况下特别是在农民的地方自治传统还比较强烈的地方，包含有许多可以有利地加以运用的因素。公社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利用当地所有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力，把所有能够劳动的人都雇来进行生产，从而使国家开始了迅速和平衡的经济发展。
一般说来，对于公社的建立只能从生产官僚主义管理机构这个角度来加以批评，因为这种官僚主义管理机构有不够关心群众的生活状况和群众自愿参加这种新型的经济和社会组织的必要性的倾向。但是在官僚主义受到限制的地方（主要是由于有管理公社的群众民主组织的监督），公社在历史上将成“落后”国家争取迅速和平衡地提高生产发展的一种组织形式，它可以充分和精明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力物力，并成为一个更富有地方自治的社会生活的学校。
南斯拉夫的经验也是有价值的，它是一个农村小私有制占优势的“落后”国家取得迅速发展的榜样，虽然它的经济性质是工人阶级的经济，它仍然对世界市场大开方便之门，同时生产者在监督和甚至管理经济方面有更密切的民主联系（工人委员会）。
“落后”国家远远不会因为外国资本的帮助而陷于或者停滞不前或者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进退两难的境地，它们有实际可能性而已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采取“中国的道路”或“南斯拉夫的道路”，或是把这两种道路结合起来而去掉二者的消极因素。
但是，要取得这种可能的发展，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建立起社会主义类型的新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这意味着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争取真正的解放和争取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的斗争是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不可分割的。只有那些懂得如何把反帝斗争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结合起来的附属国才能够真正地从帝国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并为本国的迅速发展和工业化开辟广阔的道路。
六、殖民地革命的不断性
投入反对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统治的反帝斗争的群众，必然地要朝着超越形式上独立的范围的目标前进。
在目前殖民地革命的国际和国内关系中，它有发展成为一种不断性革命的难以扭转的趋势，它越来越把广大农民和工人群众所要求的经济和社会目标提到最前面来，这些目标是：土地改革，国有化和计划经济，解放妇女。
在这个过程中，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冲突在一定的斗争中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虽然附属国的资产阶级着手建立一种包括所有社会阶级（封建主义者和买办资产阶级除外）事实上的统一战线来反对帝国主义的直接或间接统治，按照阶级路线来划分这个统一战线的斗争仍将不可避免地深刻化。民族资产阶级很快将会发现他们自己同工农群众运动的急进主义扭在一起，工农群众要求实行土地改革、国有化和计划经济及解放妇女，而这一切目标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制度是不相容的。这就迫使资产阶级回头来反对群众运动，并且公开地或不公开地实行专政制度。
在还没有一个真正的革命群众政党的时候，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斗争时期中所取得的威望使他们赢得群众的信任，并暂时使革命在半途中停顿下来（例如尼赫鲁、苏加诺、布尔尼巴、纳赛尔、卡塞姆、恩克鲁玛等）。跟着就会产生这样的要求：决不能把独立性的群众革命运动置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导之下，决不能“美化”民族资产阶级，决不能停止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批评和揭露，同时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可能采纳的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具体措施，则视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和贫苦农民中继续取得信任的程度，给予批判性的支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排除在特殊环境之下，就某些足以推动革命前进的明确目标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建立统一战线、但是反帝统一战线一般在非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中居于支配的地位。
民族资产阶级或归根究底具有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小资产阶级目前在殖民地革命中所占有的显著地位，部分是由于斯大林主义政策的结果，因为这个政策把群众的独立性的革命运动置于宗主国的资产阶级或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之下。假如不根本反对这个政策，假如不停止把群众革命运动仅仅看作是资产阶级玩意儿和资产阶级与斯大林主义者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的一分力量，就有可能使殖民地革命走向更高水平的过程大大迟缓下来。
在这些附属国活动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分子往往不可能从外部和完全独立的方式来反对目前由资产阶级领导或受资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民族运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有可能冒同国外的群众割裂开来和实际上陷于无能为力的状态的危险。他们在接受在各地开办能阐明问题和指出明确前景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出版物的任务的同时，不得不在具有群众性和革命性的当前民族运动内部继续进行他们的主要活动，并在运动内部鼓吹执行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方针的努力。这个方针在有些地方是采取组织阶级政党、以工会为基础的群众性工党的过渡形式。
但是，任何专门为了无产阶级而在事实上忽视农民阶级的方针将会成为取得革命斗争胜利致命伤。除了必须实行适当的土地改革纲领，考虑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况外，还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工人斗争同农民斗争联结起来，并通过日常工作使革命组织在农村中扎下根。
许多附属国具有适合于组织和维持游击战争的条件，游击队可以由农民供给人力并且得到农民的帮助和保护。把农民的武装斗争同城市工人的动员工作适当地结合起来，将能够大大加强革命的力量和效果，加速附属国的帝国主义政权或买办政权的垮台。
在许多情况下，革命的领导的成熟和效力应当表现在它的首创精神、能力和敢于抓住时机发动农民武装斗争，以便支持和促进民族革命运动，使敌人得不到喘息的机会来重新巩固它的阵地。
根据中国以及阿尔及利亚、古巴等地的经验来重新估价农民战争的革命可能性，是处于相似条件下的每一个领导者的责任，也是必须加以融会贯通的殖民地革命的最珍贵和最重要的经验教训之一。在许多附属国里，一个现代的革命政党必须证明自己是农民武装斗争的真正组织者，能够把本国的革命发展过程正确地提到更高的水平，包括夺取政权在内。
（二）殖民地各的各种不同的爆发中心及其特点
七、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在远东的附属国中，直接的政权目前是掌握在民族资产阶级（如印度）、或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拿破伦式政府（如印尼和缅甸）或与帝国主义密切勾结的买办集团（如南越、柬埔寨、泰国、锡兰、马来亚和南朝鲜）的手中。现在我们必须和他们打交道的以上这些形式上独立的国家，资产阶级没有能力来完成包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内的革命，已经是明明白白的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其中最发达的国家印度。
印度不是沿着越来越“社会主义化”、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道路前进，不是沿着根本的土地改革和真正国家统一的道路的前进，从而为经济的迅速发展奠定基础，而是实际上背道而驰。它特别上是在私营方面发展它的“混合”经济，再次为外国资本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同时，不论是“乡村建设计划”、“全国乡村推广计划”或维诺巴·巴维的非官方的“捐田运动”，都未能解决分配土地给农民和把他们有效地组织在合作社里的实际问题。
由于印度的古老的结构还未能根本推翻，资产阶级政府的经济目标依然受到限制和从属于外国资本主义的援助。这就导致本国工农业经济的发展速度依然很低，甚至落后于人口的增长速度。
国家经济发展的薄弱以及它的仅仅受到轻微触动的封建资本主义结构进一步阻碍了对于地方之间的对立和风俗、语言、宗教等各种障碍的消除，它们妨碍了国家的真正统一和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
和印度尼西亚、非洲的许多地区甚至拉丁美洲一样，印度也缺乏一次根本的革命，因而使资本主义以前的生活方式和野蛮主义的恶果没有得到清楚，加上帝国主义的统治，情况就更加恶化了，从而阻碍了国家越过地方主义、教派主义、部族制度或帝国主义所树立起来的老朽的或认为的障碍而走向统一的过程，阻碍了经济和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
随之而来的，在今后的时代里，局势的发展必将是爆炸性的，它将会促使资产阶级政权在保持了一个时期的议会制度和表面上的民主之后，转为更公开的专政。由于生产的增长和人口的增长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鸿沟以及由于中国不断取得成就所产生的革命影响，在这双重压力之下，印度的资产阶级从现在开始已看到有朝一日国大党和尼赫鲁本人在反对英帝国主义斗争时期中所树立起来的威望就要丧失殆尽了。
国大党内部已开始发生分裂了，它的更为好战的封建资本主义和亲帝国主义右派势力的崭露头角，这都是它可能发展成为类似巴基斯坦那样的公开独裁的征象。将来印度的例子也可以证明，不论哪个地方的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决定要破产的。
在民族资产阶级及其领袖能够拥有难得的威信（由于共产党在大战期间的失算）的另一个国家印度尼西亚，资产阶级的议会把戏已经结束而建立起了以军队为基础的公开的拿破伦式政权。这是由于印尼共产党的背叛政策而使软弱的印尼民族资产阶级的“英雄”苏加诺得以渡过自1945年以来接连发生的一切严重危机，并且在现在，在它对群众和工人政党采取更坚决的反对行动之前，得以巩固它的拿破伦式的政权。
的确，即使到现在，印尼的资产阶级政权还是软弱的，它正面临着本国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如土地改革、国家的真正统一、清除帝国主义所遗留下来的全部经济恶果、工业化等）和群众的不满，群众的生活水平由于经济发展速度的缓慢、通货膨胀和失业已降低了。
根本改变工人阶级领导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必将大大有助于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内掀起新的革命斗争浪潮。这种情况似乎不大可能发生，因此，诸如印度的革命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的共产主义青年党这样的组织就更应该担负起制定一个具体的过渡纲领的任务，这个纲领将完全揭露资产阶级政权，并把一切革命力量导向争取建立工农政府的斗争。
保卫中国的革命和普遍推广的它的一切确实有效的成就（包括关于公社的概念），不仅是在上述这些国家中活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而且是他们手中的非常有力的武器。再者，为了对资产阶级进行有效的斗争，为了促使传统的工人阶级政党内部不可避免的思想分歧（这一句原文如此，意思不明——译者），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党和共产党及其工人组织之间实行列宁主义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必要的。
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革命是在今后年代里将要碰到的两个伟大的事件，必须从现在起就以极其认证的态度来做好准备。
尽管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在经济发展方面，在资产阶级的力量比较方面，以及在农村的结构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的地方，但双方都具有如下的相同的决定性的因素：在印度和印尼，群众都已经有了民族资产阶级直接统治的巨大经验，民族资产阶级面临着人口的日益增长，却没有能力来解决土地问题、（国家的）真正统一的问题和工业化问题，而且正在向着独裁方面转化。这个政策已把他们引进了死胡同，它越来越同中国的革命成就和国际局势背道而驰，结果只会导致（革命的）爆发。
这两个国家中的一个爆发革命危机，就有可能触动远东一系列其他国家爆发新的革命，这些国家目前正处在受美国帝国主义积极支持的买办集团的统治之下。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必须注意到，在南越，有利于革命斗争的形势已日益明朗化。南越的许多地区在现阶段存在着革命的根据地，它们还在继续扩张，并且多少是各自为政的。它们的领导者是在反对法国帝国主义的斗争有了经验的中级干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参加到这个武装斗争中去。根据这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武装斗争可以为夺取政权和重新统一全国开辟道路。
锡兰由于存在着一个拥有巩固的群众基础的平等社会党，因此锡兰的革命可能成为一个例外。为了充分发挥它的作用，锡兰平等社会党必须加强它的布尔什维克结构，并通过在农民群众中开展工作、党的劳工力量的支持以及根据经济和政治的过渡性要求的具体纲领，加强同农民群众的联系。
至于南太平洋岛屿虽然人口很少，资本主义不发达，但是其他地方的殖民地革命对它仍然发生影响。
这个地区的主要经济特点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或多或少地受到商业资本主义的破坏，商业资本主义剥削了它的一部分热带产物，主要是椰子干，在政治上，殖民主义通过部落酋长对它进行管治。
但是在这种普遍经济落后的状况下，还有若干重要的例外。
第一，在英国殖民地斐济群岛，有高度发达的糖业，经营者是农场主，但受到澳大利亚糖业垄断资本“殖民地炼糖厂”的实际控制。岛上居民大部分是印第安血统，他们特别感受到世界殖民地革命的浪潮。在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领导下，组织良好的工会在去年同殖民地政府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除非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同殖民地政府之间达成协议，亦即除非他们取得了某种程度的独立，否则在1961年将会有新的爆发。
第二，在法国殖民地新喀里多尼亚群岛，拥有一支在镍矿和加工工厂工作的实力可观的无产阶级队伍，还有一批生活水平和当地居民一样的受压迫的法国农民。人们还曾经提出过国有化的要求。当地居民具有反法斗争的传统，在最近以前还发生过这种斗争。
第三，在一些岛屿（如塔希提、萨摩阿）正在进行着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西萨摩阿将在1961年正式独立，虽然它实际上仍控制在酋长的手里，但总算是开了一个例子。
第四，在澳大利亚的新几内亚也有政治觉醒的征象。印度尼西亚争取西几内亚（即西伊里安——译者）的斗争为澳大利亚管治的远东半部提出了问题。把整个新几内亚并入印度尼西亚的问题必须加以认真考虑。
南太平洋革命高潮的中心最大的可能是在斐济群岛。这个高潮将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产生重大的政治影响。
第四国际必须提出南太平洋社会主义联邦的问题，这是在地理上处于孤立地位的各个岛屿的唯一解决办法。帝国主义将会企图组织这种政治上的合并，特别是力图孤立那些可能产生革命高潮的地区。建立南太平洋社会主义联邦的口号对于在这个地区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将起决定性的作用。
八、阿拉伯革命
中东
在亚洲的另一端，在中东国家中，现在突出了伊拉克革命的中心点。它构成了阿拉伯革命的一个特殊部分。
在经过一整段时期的向前迈进，采取了没收若干帝国主义的阵地、土地改革、解放妇女和建立工会及群众性军事组织等重大措施之后，（伊拉克）现在已有一段时期踏步不前或甚至向后退了。
和其他类似的例子一样，伊拉克革命使一伙小资产阶级出身，渴望更迅速地发展经济，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和束缚的“民族的”军官掌握了政权。这些人正夹在中东阿拉伯国家特有的敌对社会力量的中间，即：一方面是封建主义者和商业及高利贷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有限阶层及城市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职员、公务员和知识分子），一方面是革命无产阶级与农民，他们具有显著的拿破伦主义的性质。因此，他们注定或者最后再次屈服于封建资产阶级的势力，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成为民族工业资产阶级和被他们拉过去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政策的工具。
在这方面，卡塞姆的转变是具有特色的，他的转变比纳赛尔更快。有一整段时期，卡塞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不仅容忍城市和乡村的革命运动以及自称代表这个革命运动的组织，而且他本人也部分地依靠这个力量来对付那些企图推翻他的买办封建资产阶级和亲纳赛尔集团。
卡塞姆已逐渐变成伊拉克统治集团的政策的工具。伊拉克统治集团想攫取本国的巨大财富，他们同其他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叙利亚的统治集团共谋与支持纳赛尔的埃及资产阶级争夺中东的霸权。
卡塞姆和纳赛尔的对立，以及纳赛尔之反对布尔吉巴，粉碎了关于超阶级的阿拉伯统一的神话，并且证明了历来寻求阿拉伯民族真正统一的决不是阿拉伯资产阶级，而是从事反帝斗争并在一定阶段内同样反对本国统治阶级（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阿拉伯革命群众。
伊拉克共产党的背叛政策大大帮助了卡塞姆政权的相对巩固。伊共把卡塞姆“理想化”，大大帮助卡塞姆个人威望的建立，而把革命运动的独立政策和组织置于卡塞姆领导之下，并且没有能够利用这个运动来把革命推进到更高的水平。如同纳赛尔和埃及共产党的情形（埃共有一整段时期也颂扬纳赛尔和他的政府）以及摩洛哥共产党对回教国王及其政府的态度一样，伊拉克共产党现在正受到它所崇拜的偶像的侮辱和压迫。
正是因为这个道理，所以有批判地支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或本国封建资产阶级的进攻虽然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是十分重要的是必须打破群众对他们的幻想，并促进一个目的在于建立工农政府的独立的阶级政策。
以一个保证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纯粹的资产阶级民主纲领，来代替把群众的基本经济要求与政治要求同过渡性要求联结起来的过渡性纲领和工农政府的前途，结果只会导致革命运动的必然失败和资产阶级独裁统治或甚至是买办封建资产阶级独裁统治的建立。因为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群众革命运动，建立起工农政府，才能解决附属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土地改革、消除帝国主义的迫害、实现国家的真正统一），才能在国有化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实行工业化，调动全国的没有使用的人力来从事生产。
继伊朗的摩萨德和埃及的纳赛尔的经验教训之后，伊拉克革命的经验教训成为到目前为止殖民地革命在中东的最突出的事情。
这个经验同时证明，群众的革命运动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领导，革命就不可能解决资产阶级民主的任务和认真实行工业化。相反的，掌握政权的拿破伦主义的领导者们，致命地屈从于本国的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转过来反对群众，以便把他们的运动保留在本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范围内，这种资本主义发展是以外国资本的不可缺少的援助和对本国群众的肥分剥削为基础的。
但是，卡塞姆的政权还是软弱的，伊拉克群众的革命潜力虽然遭到打击，但还没有完全消失。只要群众运动明确了它对卡塞姆的资产阶级拿破伦式政权的立场，断绝了从属于卡塞姆领导之下的永久性联盟，在伊拉克开辟出建立工农政府的前景，局势还是可以扭转过来的。
更一般地说，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为争取成立阿拉伯东方社会主义联合共和国和马格里布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斗争，这是走向成立阿拉伯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第一个步骤。
阿尔及利亚革命
几乎是在阿拉伯世界的另一端的阿尔及利亚，反对法国帝国主义主要的侵略军队的革命斗争已经持续进行了六年多了。
因此，阿拉伯世界正处在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这两个积极革命的温床中间。除了他们内部的困难之外，还必须考虑到帝国主义的敌视，苏联官僚机构的相对的关心，以及突尼斯、摩洛哥和埃及资产阶级的态度。阿拉伯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势力已大大加强，按照它本身的力量，它会把革命保持在类似拉丁美洲半殖民地国家的水平上。
阿尔及利亚的革命在目前是一支不受马格里布的资产阶级或任何帝国主义驾驭的平民力量。尽管存在着已经严重分裂的封建阶级和相当重要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发展过程的深入，正在促使作为阿尔及利亚革命的基础的农民和无产阶级，比起上层的少数资产阶级分子和把持着民族解放阵线的机器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始终起着主要的影响。
但是民族解放阵线的结构已产生了严重的危机，它的在国外成立的政治机构同革命的战斗部队之间的联系和受他们的控制都是不够的。这个因素，加上民族解放阵线的社会和政治主张仍不具体，来自法国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也不够，因而使革命经常受到外国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力量的压力，使民族解放阵线官僚化。
只有无产阶级的有效援助才能阻止这种演变，首先是法国无产阶级的援助，以及在民族解放阵线内部制订明确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方针，同革命的战斗基地、国内的战斗部队和居民及移居法国的无产阶级联系起来。
已经六年了，它在异常实力悬殊的反对强大的帝国主义的战斗中牺牲了一大部分有生力量，没有得到世界无产阶级的实力援助。同时，它已能够在战斗中达到无可怀疑的成熟程度；培养干部，扩展国际宣传网，接触舆论特别是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的舆论，并迫使法国帝国主义在物质上和军事上的努力严重地妨害了它多方面的利益和计划。
目前，为了应付可能同法国帝国主义进行一场新的长期斗争，除了工人阶级国家（指社会主义国家——译者），国际无产阶级和阿拉伯及非洲人民的援助（物质的、外交的和道义上的援助）之外，它还需要把领导它的组织提高到更高的政治水平和组织水平。否则，巨大的损失，消耗和战斗的疲劳可能使它遭到失败——不是争取这种或那种形式独立的斗争的失败，而是争取能为国家工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开辟道路的那种真正独立的斗争的失败。无论如何，阿尔及利亚革命的平民基础已经取得了充分的经验，因而可以使革命的发展不会导致单纯的布尔吉巴式的结局。
在民族解放阵线内部存在着思想的分歧，如果不是终究不可避免的话，它可能分为两种倾向，一种是资产阶级的、布尔吉巴主义的倾向，它企图使国家的领导限制在同帝国主义妥协的基础上；另一种倾向即是比较无产阶级化的。在这种情况下，在摩洛哥的独立党发生的事（指独立党的分裂——译者）可能在民族解放阵线重演，不同的是，布尔吉巴主义的右的倾向在开始的时候可能力量较弱，而左的倾向可能比摩洛哥（独立党）的左派更急进，并可能转变为一个以工会为基础的群众性政党。
1960年12月的群众运动标志着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的特点是：（1）城市的群众已被积极动员起来；（2）示威的自发性质已远远走在民族解放阵线的干部和指示的前面；（3）在战争期间形成起来的还缺乏政治经验的新的一代人投入了运动，从这年青的一代当中新的干部繁盛地成长起来；（4）妇女大批地参加了运动，她们在斗争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5）一些新生的委员会所起的作用，它们保证了对运动的事实上的领导。
由于上述这一切因素，民族解放阵线的左派在这新阶段中力量加强了，在关于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可能同戴高乐达成协议的臆测中，他们已握有愈来愈大的优势（在目前客观条件下，这种协议决不可能包含有民族解放阵线投降的意思）。
阿尔及利亚革命不仅对于整个阿拉伯革命而且特别是对于整个非洲革命具有强大的推动力。在缺乏来自法国和欧洲无产阶级的有效援助的情况下，非洲革命的进展仍然较其他任何因素能够对阿尔及利亚革命以后的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而且，阿尔及利亚革命是马格里布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马格里布革命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阿尔及利亚斗争的发展。在马格里布的一般范围内，摩洛哥的革命将起很重要的作用。摩洛哥拥有在数量上最重要、最集中、最有组织和最有战斗性的工人阶级，事实上，封建资产阶级是在经过同工人阶级进行一场激烈斗争之后才取得政权的（与此相反，突尼斯的资产阶级却是在平民力量的支持下取得政权）。若干因素表明，互相对立的阶级力量正在准备着一场决定性的摊派，它甚至很可能在最近发生。
不论阿尔及利亚革命和民族解放阵线的前途如何，在革命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国际援助和没有在这个组织内部开展工作以前，决不可能满足于站在外面对这个组织进行批评。自1960年12月以后，特别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努力同这个运动中涌现的中级干部取得联系，这些中级干部是代表第一批无产阶级领导核心的萌芽。
九、黑非洲
在最近展开的殖民地革命中，最蔚为壮观的是黑非洲的形势。
许多在殖民地直接控制下的国家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跳过几个阶段取得自治或甚至正式独立。英、法和比利时帝国主义在群众要求从殖民地的直接束缚之下解放出来的运动面前，已不得不到处退却，或者采取把政权交给当地上层集团的办法来企图分裂这个运动。只有中非洲、南非洲和葡萄牙控制下的一些地区还落在形势变化的后面。
驱使帝国主义采取这种更大的伸缩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由于大战的结果，非洲群众的觉醒以及以此以来（以苏联为首的工人阶级国家力量的增强，中国革命的胜利，阿拉伯国家特别是阿尔及利亚革命），又加上资本主义经济在非洲的发展，城市化，部落制度的解体，早先自给自足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被带来了不稳定性，集中的和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诞生，甚至在有些地方也产生了想自己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分子。而且，整个非洲（特别是黑非洲拥有非常巨大的和几乎尚未开发的矿产、人力和农业，自从大战结束以来，它已成为帝国主义的主要的殖民保留地了。它的战略地位也更加引起帝国主义的兴趣。最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对非洲大陆的争夺，以及东方和西方的对立，增加了当地上层分子的自信心，使他们认为有可能利用这个形势来直接取得政权。
英国帝国主义以及法国、比利时和美国帝国主义的动向现在已经十分清楚，就是要把人数有限的当地上层分子赶快组织起来，把政权移交给他们，联合他们，贿赂他们，以便共同对非洲进行经济剥削。在没有一个有历史渊源的阶级结构、没有资产阶级，甚至没有具有有机结构的小资产阶级的情况下，现有的人数有限的上层分子（少数知识分子、公务员、工会干部、小商人和商人）如果不是已经成为新的买办阶层，实际上也是潜在的新买办阶层，帝国主义正是要依靠他们，希望看到他们发展和巩固。
但是另一方面，这些人数有限的上层分子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仍然是十分软弱的，面对着强大的群众运动，同时他们也觉得有可能在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竞争和东西方之间的对立上面进行赌博，这样就以下的更为具体的意义上来说，不仅把他们推到特殊的政治地位，而且把他们推到特殊的社会地位。
在这急剧变化的非洲社会中还没有形成起来和扎下根的这些上层分子，在现阶段还不是新资产阶级的萌芽，而是转移于目前非洲社会的平民群众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国家官僚阶级的萌芽。只有在象加纳或象牙海岸这样的地方，才能找到民族资产阶级政权的萌芽，这些地方由于资本主义之侵入农业，已产生了商业性的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其中也点缀着少数真正的资产阶级分子）。
为今日非洲社会所特有的（这些上层分子的）这种特殊社会地位，可以转变为具有完完全全的资产阶级性质，也可以转变为半无产阶级性质，一切以群众运动的力量以及它们同帝国主义和工人阶级国家的关系为转移。在目前，塞古·杜尔的几内亚是这种现象的最突出的例子。约莫·肯雅塔的怯尼亚以及喀麦隆、葡萄牙控制下的殖民地和其他地方都可能在明天成为类似的例子。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未来演变的根本因素在于国家和管理这个国家的阶层。
如果经济目标是对少数主要的矿产、农业和商业企业实行国有化，在部落村庄的基础上实行农业集体化或扩大公社，和把国家结构建立在农村和城市公社的基础上，那将是向着以国营经济和计划经济为主要基础的工人阶级国家发展的开始。
把外国企业收归国有可以分阶段进行，但是必须规定它们只能把一定限量的利润运回本国，其余全部必须在当地再投资；并且必须接受国家和本企业工人组成的委员会的监督。
由于黑非洲残存着部落公社的习俗，大大便利于实现农业集体化。国家为了防备不好的气候条件和提高产量而对农业提供的主要援助（科学的、技术的和物质的援助），也将在一开始就大大促进农业集体化的趋势。在这些国家里，迅速发展经济的最重要泉源在于充分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劳动力来从事生产，直到现在，还有很大一部分劳动力没有被使用。
但是要把一切人力都动员起来，没有真正的革命气候，没有实行国营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真正的工农政府，是不可能的。当然，它的目的决不是要建设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经济，那样的经济只会使群众保持很低的生活水平，并使政权蜕化为官僚专政。它的目的是为了使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社会主义世界市场的一切可能方面都很广泛地得到好处，同时也有利于非洲内部之间的市场和贸易的发展。
黑非洲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可避免地有其不同的特点，这是因为我们在这里与之打交道的国家，其经济和社会水平都低于世界其他部分（拉丁美洲或亚洲）的封建资本主义结构的附属国。在黑非洲，我们与之打交道的国家一般都具有更特殊的结构，大部分仍然是由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入侵而陷入四分五裂的部落社会，它们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也受到了破坏，本地的商业化的小规模农业生产与资本主义的大规模农业生产同时并存，这就造成了由于传统的民族经济的瓦解而被解放出来的劳动力，都集中在城市、矿业中心和帝国主义的种植园。
因为这种经济发展的程度并没有排除掉本国的统治阶级（因为直到最近以前，人数有限的少数欧洲人在亲自管理和指导经济的同时，把地方民政机构交给传统的酋长及其僚属去管理）。今天的黑非洲社会具有一种自然经济、单纯的市场经济和帝国主义经济并同发展的特殊形式，而完全缺乏或大部分缺乏封建经济或本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这一环节。（只有尼日利亚北部的某些地区封建主义的农业占优势。——原注）
正因为这样，才造成了正在取得政权和管理国家的人数有限的民族阶层，在这前所未闻的同样特殊的国际和民族关系中的特殊地位。这个阶层拥有自己的力量，它没有经历过作为统治阶级的代理人所受的明显的影响或控制。这个阶层是通过管理国家来发展和取得社会重要地位，而不是由于生产的内在需要和它在生产中的地位。在第二次大战以前的历史条件下，这一阶层只会发展成为帝国主义效劳的买办资产阶级。
但是在目前的特殊条件下，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强大的群众运动和工人阶级国家日益壮大的力量的影响，并且知道它可以从东西方的对立得到好处，这个阶层正在本国起着拿破伦主义者的作用，其本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还不是明显地必然朝着正统的资本主义方向发展。
目前非洲各国的疆界是认为的和不合理的，是适应划分势力范围的方针，它是帝国主义在上世纪末（1885年的柏林大会）所执行的分裂政策。必须把现在的这些国家重新联结成为更广大的组织，它的方向应当是成立“非洲政府”，把北非的阿拉伯国家以南的所有黑人国家联合起来。
如果从人种起源、语言和宗教的观点来看，这些国家的人民严格地说来并不是同一种族。但是由于几世纪来受到白人及在白人指挥下的本国雇佣者的奴隶剥削，促成他们在一个共同的部落、经济和社会组织的基础上有了共同的风俗、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命运，现在由于争取从帝国主义的束缚下获得解放的斗争，他们已开始具有共同的非洲民族民族意识。激起非洲上层分子并且越来越把先进部分投入决定性的反帝斗争的泛非洲主义，反映了他们急忙于寻求由这种共同的血统、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斗争所促成的非洲民族的团结。
姑且认为泛非洲主义也能够成为现在正在形成中的非洲资产阶级的思想，来掩盖分歧和阶级斗争，并在一整段时期内利用群众的革命潜力和劳动力来为其本阶级的利益服务。（掌握在纳赛尔和阿拉伯新兴资产阶级代言人手中的泛阿拉伯主义正遭遇到这样的命运。）必须把恩克鲁玛嘴中的泛非洲主义同作为整个非洲黑人民族团结的理想的泛非洲主义区别开来，非洲黑人是推动非洲群众进行反帝斗争的强大革命力量。
关于把非洲国家重新联合起来的具体步骤，究竟是采取合并还是联盟的形式，现在这个时候要预见到或提出来为时尚早。但是可以说，这种统一的趋势应当是受到普遍赞成、鼓励和写入非洲革命政党的纲领中的。如果塞古·杜尔的几内亚往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努力所发射的光注定要在全黑非洲扩大的话，在今后几年内，在黑非洲须要注意的革命温床有南非洲、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中非洲、怯尼亚、刚果和尼日利亚。
已经在南非洲开始发生的革命在今后几年内极有可能发展成为在大陆另一端的第二个阿尔及利亚战争。这个战争是游击战和城市与矿区的无产阶级革命动员相结合的斗争，它将会得到由（非洲）内地构成的全黑非洲的积极支持。农民后备军和本国有利的地理条件都是对游击战争非常有利的。而且，南非洲的工业、农业和矿业无产阶级的本国经济是非常重要的。以一个全国性的真正的革命组织为基础的南非群众的革命暴动有可能比较迅速地结束少数欧洲人的激烈反抗。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必须把这种不可避免的反抗考虑在内，决不能轻视它而必须根据这种考虑作好准备。
南非洲的革命不可避免地将会是无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革命，它将推翻在全非洲在经济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政权（具有努力思想、种族主义和特殊地位的政权）。在它进行斗争的时期以及由于它的胜利结局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和后果，南非洲的革命将把全黑非洲的革命发展形势推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目前在南非洲需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非欧洲人的群众革命组织。这个组织在提出群众的全国性的经济和政治要求的同时，它的目标将指向武装暴动和无产阶级革命。
如果没有朝着上述方向的决定性行动，没有群众参加各项动员工作，没有灵活性的策略以便即使群众采取错误步骤时也不致同群众割裂，那么，就会有很大的风险，使群众的革命潜力在一整段时期内浪费在没有前途的爆发上面，群众的实际领导权可能转移到没有能力坚持全国性的长期斗争和不断地把斗争提到更高的水平。
如同在阿拉伯国家的情形一样——有的地方甚至也和在黑非洲国家的情形一样——，各个地方需要建立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组织将须要在一整段时期内把大部分工作放在现有的全国性的群众运动和工会里面。它的总的目标将是在各地建立起以工会为基础的群众性的阶级政党。
这些政党将须要制定一个过渡性的纲领，这个纲领须适应本国的具体情况同时也要考虑到将来把它们重新联合起来和成立非洲联邦（或黑非洲社会主义联邦合众国），建立工会组织和全非洲性的独立自主的工会联盟，是各地必须热烈执行的任务，因为各地工会代表着主要的组织力量，各地政府（还有现在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会力图使这些工会为他们服务。
十、拉丁美洲革命的新阶段
拉丁美洲不稳定的原因
拉丁美洲的革命是现阶段殖民地革命所达到的最高水平，它已越过了正式独立的阶段并且取得了关于买办寡头政治甚至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少经验。
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发展在所有附属国家地区中是最先进的，在某些情况下，例如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甚至已达到接近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虽然同今天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起来，它们是明显地落后的，但它们基本上接近于战前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帝国主义以及买办地主阶级和商业寡头对它们的控制还是很紧的，它们在这些国家里形成一种在经济发展中充满矛盾、时断时续和不平衡的联合体。
拉丁美洲在大战期间大大加快了它的工业化过程，自从大战结束以来，工业化过程仍然在继续着，尽管它是痉挛性的。在所有附属国地区中，拉丁美洲拥有欧洲和北美洲最大的投资。
但是帝国主义也正是从这里榨取了最大部分的剩余价值，它远远超过帝国主义的“援助”而且没有就地再投资生产。帝国主义对拉丁美洲庞大的农业、动力和矿业资源的剥削，加上寄生的地主和商业垄断寡头的剥削，阻碍了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并造成了这种经济发展所表现的时断时续、危机和不平衡。
由于矿业、煤油业、农业和其他帝国主义企业所榨取的最大部分剩余价值都被运回本国；由于垄断寡头对投资的投机性变化；由于人民目前收入低，国内积累的比率非常小，因而使就地再投资生产的资本构成受到阻碍。然而目前两个因素比较起来，最后的因素在资本构成中的重要性是有限的。
在拉丁美洲输出的农产品和矿产品在大战期间和战后由于在世界市场上奇货可居而获利的情况下，本地货币资本的构成在增长，并且数量很大。这个因素连同其他因素有助于加速工业化的过程。但是自从这些输出品的价格甚至出口数量下跌以后，这种本地资本构成的来源也就减少了。
而且，拉丁美洲的老朽的封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结构，阻碍了国内市场的平衡发展，大多数农民只有很少的土地或者没有土地，他们从国家方面也得不到适当的援助，工人的工资一般很低，同时也缺乏发达的下部结构（交通、动力、各种公用事业的建设等等）。因而使国内市场受到限制和互相脱节。
而且，由于它的经济往往依赖于单一农产品和矿产品或者范围极为有限的产品的输出，在发生真正的经济危机时，这些国家就感受到在世界市场上的衰退，并在慢性通货膨胀中进行痛苦的挣扎。这无助于扩大国内市场，也无助于本地资本的投资构成。
人为的疆界（这是帝国主义殖民地化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及买办寡头区域性利益的遗产）也使市场不能在它的自然界限内得到充分的发展：即整个拉丁美洲，或者以南美洲为一方面，中美洲、墨西哥和加勒比海诸岛为另一方面。
反对拉丁美洲革命的自由发展最坚决的是北美帝国主义，拉丁美洲的农业、动力和矿产资源，从墨西哥经过富饶的委内瑞拉和巴西直到巴塔哥尼亚（阿根廷南部高低——译注），已成为正在消耗着本国资源的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的绝对不可缺少的后备力量。而且拉丁美洲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工业品和资本的最重要的出口，它的战略利益对于美国帝国主义也是十分重要的。
北美帝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逐步地取代了欧洲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势力之后，已成为主要的反动力量，它同买办垄断寡头结成同盟，阻碍了拉丁美洲自由和平衡地发展经济和实行工业化，保持了过时的社会结构，并把这个地区割裂成为许多互相对立的小国。
北美帝国主义战后对拉丁美洲的控制不断地遭到拉丁美洲新兴力量的猛烈反抗，有时且是胜利的反抗，它的控制同样地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重新竞争以及工人阶级国家开始的竞争而受到破坏。
不管怎么样，随着这个地区战后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继续和加速，这些国家的社会面貌已大大改变了，它们大大不同于世界上其他附属国地区，而且比较发达得多。
除了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的农民（分益佃农、农业工人和个体贫农）和人数相当多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机关工作人员、职员、小商人和手工业者）之外，已经形成了集中的和生气勃勃的工业无产阶级，特别是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以及在智利、玻利维亚、秘鲁和委内瑞拉的矿业或油业中心。
而且除了正统的买办地主和商业阶级之外，还形成了新的工业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希望争取一个比较自由的、受帝国主义和垄断寡头的阻力较小的经济发展。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中，正是这些阶级直接地或通过拿破伦式政权力图垄断和把持政权，并利用农民、工人和激进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强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来为他们自身的利益开辟道路。
但是帝国主义和垄断寡头的反抗力量仍然很强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本身也害怕过分相信革命群众对他们的支持，而不能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垄断寡头。这个政治因素和经济困难的相互作用，社会矛盾的尖锐化，以及革命群众运动的力量，是现阶段拉丁美洲国家长期不稳定和几乎是不断发生革命危机的基础。
依靠军队和警察的买办垄断寡头的独裁政权在多数情况下已证明今后是不可能的或无能为力的，而处在帝国主义与垄断寡头的反抗和群众运动的急进主义之间的民族资产阶级政权又证明是非常不稳固的，因而政治危机就成为拉丁美洲特有的病症，在政治方面就反映了目前拉丁美洲革命的变化，在帝国主义发生总危机、工人阶级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威力在增长、殖民地革命正在各国兴起的当前国际局势中，充满了矛盾、时断时续和不平衡。
拉丁美洲国家的不稳定和革命危机的延长，也表现了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迟缓（或不如说是不够成熟），未能使这个危机在最近的将来达到胜利的结局。但是客观条件对于这种迅速的成熟和建立革命无产阶级的集体领导是极为有利的。
目前拉丁美洲一般的客观革命形势明确地反映了群众革命运动的威力和领导阶级之间的极端分裂和尖锐的对立。
阿根廷无产阶级自庇隆垮台以来所进行的不停的斗争，玻利维亚自1952年革命以来所保持的基本革命果实，智利工人阶级政党势力的增长，哥伦比亚、秘鲁和委内瑞拉独裁政权的垮台，古巴的革命，以及现在已经在巴拉圭开始的反对独裁的斗争，这许许多多的事实雄辩地象征着群众革命运动力量的不断增长。
另一方面，阿根廷、巴西、智利、玻利维亚和其他国家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以及军队（它是这些国家的反动独裁政权的传统工具）之未能有效地干预和阻止这不断发生的危机，也是标志着拉丁美洲的深刻不稳定和客观的革命形势的重要征象。
拉丁美洲革命的过渡性纲领和主要的问题
下一阶段的拉丁美洲革命可能达到的水平将取决于建立能够代替目前领导群众革命运动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革命无产阶级的集体领导，只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倾向性的组织在群众运动中大胆和巧妙地开展活动并考虑到各国的具体情况，这个任务在目前是可能实现的。
在各个地方把在无产阶级群众组织或具有革命性质的平民群众组织中的独立活动和招收成员的工作结合起来，它的任务将是制订和提出一个走向工农政府和社会主义的过渡性纲领，这个纲领将特别包括以下几点：根本的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耕种它的农民；国家给予农民合作组织以有效的援助；在经济基本上国有化的基础上实行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计划，它应考虑到世界市场特别是统一的拉丁美洲市场的资源以及来自工人阶级国家的援助和同工人阶级国家的贸易。
在拉丁美洲一般地必须不懈地宣传建立拉丁美洲社会主义联邦的口号。
各个地方所需要的不是争取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抽象的口号，而是具体解答各个国家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必须由以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及民兵组织和各种委员会为基础的工农政府加以解决。
土地改革必须把垄断寡头的土地分配给耕种的农民，只有在公社习惯根深蒂固而便于实行集体主义经营的特殊情况下才能立即实行，集体主义经营，如同种植园的工人合作社经营的集体主义模范种植园。伴随土地改革而来的应当是来自工人阶级国家的、有利于农民合作经营的技术和经济援助计划。
虽然银行、运输、某些主要企业和对外贸易的国有化，在开始的时候是不可缺少的权利，但是其余的国有化将根据生产继续的标准和生产的标准，在国家对企业（包括外国企业）可能管制的范围内采取措施。
正如在其他比拉丁美洲国家更不发达的附属国家一样，促进拉丁美洲按计划迅速发展经济和实现工业化的主要源泉之一是，把世界人口生长率最高的地区之一、而目前有很大一部分没有使用的人力动员起来参加生产。但是只有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根本革命，在工农政府的统治之下，才能为这项动员工作创造必要的精神状态和具体的架子。
具体的过渡性政治纲领的制订必须与寻求走向群众性革命政党的过渡性组织道路同时进行。目前在拉丁美洲各地，这方面的目标必须是成立具有群众影响的阶级性的政治组织，它不同于垄断革命领导权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急进的小资产阶级的最先进的组织。
拉丁美洲革命比其他地方的革命有一个更显著的特点就是工会运动在若干拉丁美洲国家（特别是阿根廷、玻利维亚和智利）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包括政治作用）。在所有这些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力求使工会成为反对它的敌人和发展自己的力量。为了阻止这种趋势并充分利用工会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的重要作用，必须有系统地宣传建立以工会为基础的群众性工党和以工会为基础的工人政府的思想（在存在着提出这个口号的客观条件的地方）。而且，为了加强工会运动本身的力量，必须号召为争取各国工会的统一（每个企业一个工会和单一的工会联合会）以及为争取建立拉丁美洲劳动者的单一的革命联合中心而斗争。鼓动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始终是同鼓动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联结在一起的，这种鼓动适应目前这个时期的需要。
拉丁美洲的无地农民的巨大革命潜力已在玻利维亚、巴西、哥伦比亚、中美洲特别是在古巴表现出来。工农联盟是这个国家的革命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依靠对农民系统地宣传根本土地改革的纲领和在农民中间进行系统的工作，就能使革命组织在农村中扎下根并培养农民干部，使农民的革命动员成为可能。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在革命激烈动荡的时期中，抓住有利的革命时机，组织农民大胆地发动争取土地的武装斗争，把这个斗争同工人的动员联结起来。然后农民游击战争将可以证明是工人斗争的强大鼓舞力量，并在一旦工人运动可能遭到部分失败或处于低潮时，使阶级敌人不能加以利用。
在拉丁美洲，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倾向拥有比其他地方可以迅速发展的有利阵地。除了有利的客观条件之外，现有的社会党和共产党在群众中还没有扎下根。唯一的例外是智利，那里的社会党（它的阶级构成和影响都和拉丁美洲其他社会党完全不同）和共产党（它拥有广大的群众）在群众的压力之下建立了统一战线（人民行动阵线）。社会党左翼的行动还有助于部分地纠正共产党支持民族资产阶级的路线，在这里面托洛茨基主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他地方的共产党和社会党实行听命于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和怯懦的政策，这种政策不符合于拉丁美洲群众的革命愿望，也不符合于根本解决问题的迫切需要。
在强大的群众革命运动的压力之下，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和危机，帝国主义在国际的削弱，以及工人阶级国家的力量和威望的不断增长，目前在若干社会党（智利、乌拉圭、阿根廷）中，重要的左倾中间势力正在发展。
相反的，共产党唯一的中心目标就是为了苏联外交的暂时利益而对美国帝国主义施加压力，把赌注专门放在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完全相对的对立上面——他们从而放弃了独立的阶级政策而实行极端机会主义的政策，把自己置于无能为力的配角地位，没有任何威信，而且常常遭到各种以“左”的美名作掩护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出卖”。
特殊的形势
在拉丁美洲目前客观形势一般是革命的，其中阿根廷、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和古巴具有更加特殊的形势。
阿根廷，工人阶级自发的斗争性，只有日本的群众可以同它相比。在这种条件下，政权经常不稳定，可是群众也未能够把国家的不断发生的危机导向革命的结局。只有建立以工会为基础的阶级政党，它们将懂得如何抓住有利的时机把群众组织起来，成立各种委员会和民兵组织，动员农民和农村无产阶级，把整个斗争的目标指向成立工农政府，只有这样才能把国家从死胡同里挽救出来。
在这由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动员而产生的形势中，在各个不同的关头已经出现或至少可能出现双重政权的因素，这些因素还可能再度出现。必须努力使这些因素采取具体的组织形式（如各种委员会、民兵、游击队）。在这种形势之下，加强十倍地宣传建立以工会为基础的工党的主张，将能够产生更实在的效果，把庇隆主义者的工会中的激进派扭转到这个方向来，——它将由于相互作用而加速整个国家的革命过程。
因为从政治观点来看，由于它现在走进了死胡同，妨碍了大部分属于革命的工会主义的活动，到头来将会至少暂时会失去群众的积极兴趣，而使主要依靠军队的公开或隐蔽的独裁政权得到暂时的和相对的稳定。
在玻利维亚，我们看到革命群众运动的新高潮，它表现在ROSCA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右翼在农民和矿工中间所遭到的残酷失败。但是由于缺少一个足够强大的革命党，这个高潮有可能再一次为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的左中势力（埃斯登索罗）所独占，而得到玻利维亚总工会中间派领导机构（雷钦）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左派的支持。
革命群众运动的力量使得革命的基本胜利得以保持下去，并且胜利地击退了反动派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的亲帝国主义右派势力的一切进攻。由于革命党力量的薄弱，而使革命不能够以成立工农政府告终。
鉴于埃斯登索罗——雷钦的中间派联盟有可能重新取得政权和目前拉丁美洲的有利形势，群众不可避免地会重新起来，必须利用这个形势把整个矿区置于工人（委员会和民兵组织）的有效管理之下，在农民民兵组织和农会的压力之下普遍实行土地改革，并强制实行一项经济计划，它将考虑到国家的实际资源（包括劳动力在内）和工人阶级国家的援助及工人阶级国家的交易。
玻利维亚总工会特别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在委员会和民兵组织的协助下）解决政权问题、土地问题和经济计划问题的口号，在这些条件下将再一次成为适时的口号。这种可能的和必要的发展的关键仍然在于在全国范围内将强党的力量，特别是加强党在矿工和农民中间的力量，党应当把日常活动和领导工作的主要部分放在这方面。
在委内瑞拉，依靠革命群众而掌握政权的政党必会面临着来自帝国主义和来自群众的压力，群众迫切要求根本改变和实现当初他们进行革命所要求的真正结局。这个国家以往的经验证明，所有的政府不论它开始的时候表现多么“革命”，结果必然屈服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压力及其在委内瑞拉的无比丰富的石油和矿产中的巨大利益。
民主行动党是一个类似美洲人民革命同盟（秘鲁）或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玻利维亚）那样一种异常组织，以急进的小资产阶级为领导，它业已化为亲帝的反动的一派和比较能够接受急进的基层的影响的一派。如果没有建立工农兵组织和委员会，决不可能迫使党和政府扩大革命的胜利果实，实行真正的土地改革，把本国的石油和矿产富源收归国有，颁布多种经营和迅速发展经济的计划，从国家的巨大经济资源获得利益，从而有效地捍卫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必然要发动的新的进攻。
革命马克思主义倾向性组织在民主行动党左派内招收成员的工作应当导致主张成立以工会为基础的工党。
在古巴，古巴革命已成为整个拉丁美洲革命的最前哨，它的成就和教导是很多很重要的。
古巴的革命说明了，游击队的功效，它依靠迫切要求实行根本土地改革的贫农，同时动员城市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包括在一定阶段内，在人民的同情与保护之下，组织人数有限的小队采取武装行动。
尽管领导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而且缺少一个群众性的革命政党，但是在革命群众（农民、无产阶级和急进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推动之下，同时在面临着与现在已被推翻的血腥独裁政权极度妥协的买办势力的情况下，古巴的革命正在迅速有力地发展为不断的革命。
古巴革命的领导机构在清楚了一整批的赤裸裸的资产界自由主义分子之后，目前已成为一群接受群众不同程度的革命影响的急进民主主义者，也就是说，尽管他们的社会成分和思想是非无产阶级的，他们不得不超越资本主义的界限并严重地破坏了它的平衡状态。但是他们到现在还没有推翻这个制度，按照它现在的样子，没有建立一个同群众的民兵组织、委员会和工会联结起来的群众性革命政党，要推翻这个制度是不可能的。
根据土地改革已经达到的范围、对外国帝国主义企业实行国有化的一些措施，彻底清洗了国家机器，以及建立了民兵组织和人民法庭等方面来看，古巴革命已经大大超出资本主义的框框，但还没有完全粉碎这个框框，而代之以建立在国有化经济和计划经济基础上的新型的国家。在目前阶段，重要的还不在于完成推翻封建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和社会措施，而在于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和扩大民兵组织和人民法庭的组织，和建立作为地方政权机关的公社和委员会的组织。
在这种情况之下，可以根据在国内和国际上巩固革命的需要，宽缓地采取实现有效的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经济措施与社会措施，不致过早地挑起美国帝国主义的反应，和引起生产失去平衡。古巴革命胜利发展的关键在于：在国内，迅速成立具有明确的无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纲领、并包括全国一切革命人士的群众性革命政党；在国外，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国家，成立捍卫古巴革命的国际组织。
古巴革命在所有这个地区的反应和影响是巨大的并且将继续扩大。因此可以预料到美国帝国主义和拉丁美洲买办垄断寡头会采取残暴的行动，用尽一切办法来打倒古巴革命政权或迫使它屈服和走向资本主义。
因此，古巴革命的安全，最后决定于在拉丁美洲国家有效地保卫住古巴的革命，并向美帝国主义明确表示，对古巴进行任何军事干涉，一定会在拉丁美洲掀起一场大风暴，使古巴的革命在拉丁美洲其他国家蔓延开来。必须迅速地在全拉丁美洲开展组织“保卫古巴革命委员会”和成立“志愿队”的运动。
（三）殖民地革命和第四国际
十一、结论
殖民地革命的最积极的局面之一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直到昨天他们还遭受到帝国主义和买办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贫困、没有文化、消沉）已经形成不可改变和不可抗拒的运动，要争取符合于人类现有条件的物质、文化和社会水平。
从这个观点出发，这种要求实现最高文明愿望的革命觉醒已在人类中间产生了质的变化，例如，由于这种觉醒的结果，妇女和家庭的地位现在已经在发生根本的变化。全人类已经从这个质的变化得到了好处，这个变化是由于长期生活在文明边缘的群众的革命所引起的，这个革命通过以上事实已促使总的运动朝着新的社会主义文明的方向发展。
事实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工农群众正在飞快地取得政治上的成熟，迅速地跳越过几个阶段。
由于有了自己的经验，得到了其他落后国家部分群众所取得的胜利的鼓舞，得到了现在正在进行的革命的胜利的鼓舞，得到了工人阶级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经济成就的鼓舞，殖民地群众（他们越来越可能转向托洛茨基主义和我们的运动）将能够找到一条使他们的政治觉悟得到迅速的进步的道路，他们的先锋队的重要阶层将会直接接受人类最先进的理想和纲领：第四国际的理想和纲领。
可以说，殖民地革命在历史现阶段居于世界革命的先锋地位，这决不是言过其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充分意识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迟迟未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所带来的缺陷，它未能提高群众的思想水平，未能建立真正的群众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未能克服运动中和工人阶级国家中的官僚主义，未能迅速建设立即有利于群众而不是不久将来才有利于群众的社会主义。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背离目前历史现实和尽量利用目前历史现实的问题。现在已经明显，世界革命的过程是从外国、从殖民地和附属国以及从现有的工人阶级国家向着欧洲和美国（它可能是最后的国家）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
第四国际，列宁与托洛茨基的第三国际的革命传统和原则的传承者，在这些条件下，很自然地，只能是在革命活跃的地方，在群众和世界上最受压迫和剥削的人民进行斗争的地方，开展它的主要活动。
由于正当的历史原因，在一整段是内，第四国际的发展是集中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方面，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它一直是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看作是世界革命的第一号中心。
现在第四国际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必须根据殖民地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主要部分来重新组织它的活动，在一整段时期内，把它的主要努力放在这方面。
国际的前途就在于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黑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国家和地区以及日本，这些地方有立即和迅速取得胜利的可能。
第四国际必须表现自己有能力在所有这些地方组织有效的力量，没有任何宗派主义，把自己同群众革命运动联系起来，并对群众的愿望提供有效的回答。
的确，第四国际已经在殖民地革命的许多中心起着虽然有限然而重要的作用。第四国际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支持阿尔及利亚革命的这一有力的行动，把阿尔及利亚革命提到最高的水平。在古巴，（第四国际）古巴支部和出席拉丁美洲青年代表大会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代表团的行动使我们的运动在古巴革命内部赢得重要的虽则是分散的影响。在阿根廷，（第四国际）支部在上次大选中同庇隆主义工人运动中的重要势力结合起来了。
所有这一切表明，在下一段时期，第四国际有可能同重要的群众运动结合起来，并且领导或与其他势力共同领导某些殖民地革命的国家或地区的革命运动。
社会民主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已极端堕落，前者听命于垂死的帝国主义；后者听命于保守的苏联官僚机构，殖民地革命的阵地，已为在战略上和实践上敢作敢为，在策略上机警巧妙的第四国际的革命组织广开门户。
只有同群众和世界上最受压迫的人民的斗争密切地并且最终地结合起来，第四国际才能证明它在历史上是完全正当的，并发挥它作为领导革命的先锋队的作用。
苏共二十大以来的斯大林主义危机
一、“非斯大林化”是斯大林的继承人为克服斯大林统治后期所积累起来的矛盾而采取的一系列经验主义的行动，这些矛盾在苏联本身和在“人民民主国家”已达到爆炸性的顶点。在1956－57年，危机不仅在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是尖锐的，而且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也是尖锐的。
赫鲁晓夫领导机构于1957年7月成功地巩固了它在苏共党内的领导地位，它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和政治措施，并为工人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了一个重新聚合的路线，力图克服危机，以便确立一个可以受它控制的实现“非斯大林化”的范围和界限。这个重新聚合的路线就发表在各国共产党（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除外）领袖于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在莫斯科通过的宣言里。
这个文件指出了斯大林的“优点和缺点”，对过去的解释则限于讲斯大林一生后期的“个人迷信”（它尚不及赫鲁晓夫向二十大所作的报告），并且谴责了想追究苏联国内社会分化的任何企图，因为这将会不利于官僚主义政权。这个文件还重申“和平共处”的政策，亦即把共产主义运动从属于苏联外交需要的政策。
因此，（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所规定的路线仍然属于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制度的范围内，属于世界各国共产党“一党独揽”制度（直译磐石般的制度）的范围内。不论在工人国家或各国共产党内，它形成了一个防御的路线，一个反对工人民主的屏障。
赫鲁晓夫领导机构力图在一个新的水平上稳定官僚主义政权（比起斯大林时代是自由民主的），并重新确立各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权威。
到了苏共二十一大（1959年1月）的时候，这些努力在关于重新确立官僚机构的统治地位方面已获得了一定成就，并在关于工人国家政府结构和各国共产党内部关系方面引起了很大的变化。官僚主义领导机构为适应新的形势而采取的这些努力已为斯大林主义危机的发展和走向政治革命开辟了新的道路。
但是，在苏联的领导机构、官僚机构和群众之间，在官僚机构的各个阶层之间，由此而建立起来的平衡状态是非常有限的，如果考虑到“共产主义世界”内部存在着不利于苏联官僚机构的新的力量对比的话，则在苏联领导机构和其他工人国家及共产党之间的平衡状态也是很有限的。
一切改革是为了保卫自己的权利和官僚主义特权，向没有给工人民主带来即使是一点点有价值的东西。这一点，苏联工人只有通过自己的行动、通过把斗争提高到政治革命的水平的时候才能够得到。自从斯大林逝世以来，苏联国内的整个演变，不论其范围如何广泛，从来没有超出官僚主义制度的框框。因而这种广泛性本身就强调了实行政治革命的必要性，这个革命将把官僚机构作为一个其利益与群众利益不同的社会阶层赶下台来，并重新建立一个适应苏维埃社会巨大的经济和文化成就的苏维埃民主。在这三、四年的一定稳定时期内，新的矛盾已经成熟起来，代替了或着盖过了一部分旧的矛盾。这些新的矛盾一般地比旧的矛盾更高一级，它们将给予官僚主义制度的危机以在苏联具体实现政治革命和建立新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所不可缺少的政治形式。
二、除了共产主义世界的这些内部矛盾之外，现在还有一个使它担心的全新的事实。强大高涨的革命运动几年来第一次在世界各地发展着，革命斗争的先锋已摆脱苏联官僚机构的控制，它们正努力寻求一个不受它控制的社会主义学说。两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前两个主要的革命运动：阿尔及利亚革命（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在这里已不再有任何发展的机会）和古巴革命（斯大林主义者在这里所起的作用只是因为他们做了运动的尾巴并公开表明他们没有接管这个运动的意图。在黑非洲也有同样的情形。）
于是全世界的共产党人第一次看到莫斯科的领导地位（这个领导地位甚至在第一共产国际以及后来在共产党情报局解散以后仍然是被承认的）受到了挑战——挑战的不再是小的先锋集团，主要的也不是思想性的，而是站在反对资本主义世界斗争最前列的革命群众运动。于是强大的革命运动暗地里提出了建立新的国际革命领导的问题。此外还加上这样的事实，即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在实际上谴责了斯大林对南斯拉夫人所采取的行动之后，并没有能够成功地使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回到莫斯科的轨道上来，从而在所谓共产主义世界中仍然留下了一个伤口。
目前共产主义世界中的主要矛盾
三、在工人国家的群众起来、殖民地革命兴起和新的世界力量对比（在群众和国家的水平上）的影响下，目前共产主义世界正在发展着新的矛盾，它已使苏联领导机构对世界的领导权和政策成为问题，从而为走向共产主义更新的新阶段作了准备。
中苏的争论，即使是按照目前所表现和发展的形式，是这些矛盾中最突出和最严重的表现，它已使共产主义运动对以下这些主要问题的政策成为问题，即：关于国际关系，关于同世界资本主义的关系，关于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关于夺取政权的道路，关于在资本主义已被推翻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等等。
中苏的争论并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想求得理论上的阐明而引起的，而是由于改造中国社会的需要和在殖民地革命压力之下提出的问题而引起的。在很早以前，苏联共产党就已经很明显地成为官僚机构的政治工具并且是极端保守的，中国共产党尽管也具有重要的官僚主义的特征，但它对于世界革命的压力要敏感得多。因此，中共和苏共之间的对立虽然不是（工人国家之内）一个革命的党和一个保守的党之间的对立，这个对立对于世界革命斗争具有重大的影响。
从此以后，各国共产党对下列问题观点的一致性已或明或暗地发生问题了。
（甲）战争危险与和平共处
关于国际关系问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领导集团的路线正如在斯大林领导之下的路线一样，不论是在“和解”时期还是“冷战”时期，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即：不惜任何代价（包括牺牲世界革命运动在内）同世界资本主义达成协议，同时共产党和和平运动则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施加压力以便取得政策上的转变，使其有利于苏联的外交主张——这就是战争结束以来各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在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代替推翻资产阶级政府以夺取政权的斗争的是“争取和平”和同资产阶级势力达成协议。
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之间的不同只是由于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工人国家的变化。在斯大林时代，苏联还没有核武器，故而发动了斯德哥尔摩呼吁书运动。在赫鲁晓夫时代，宣传的是裁军，它是作为可以实现的结果而提出的，它仅仅是保证两个阵营之间的经济竞赛和思想斗争。
共产党及其同路人所遵循的机会主义、和平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方针，没有受到其他许多共产党特别是南斯拉夫人的挑战。由于国际条件和国内条件不同，中国正在进行不断的革命，因而中国的领导机构在国际关系的水平上对苏联的基本方针提出疑问。中国人赞成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和裁军建议。但是他们反对——而且十分正确地——莫斯科的关于资产阶级内部和平势力反对好战势力的想法，他们也不同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实现裁军的可能性。他们提到战争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现象，要人们不要受资产阶级领导人的和平建议的欺骗，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不应当在群众中散播幻想，认为应当利用裁军建议的被拒绝来教育群众，引导他们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
于是，不用明明白白地对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方针下结论，中国人十分正确地反对了莫斯科的基本观点，虽然他们自己的某些论点（如称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过低估计核战争对于人类的危险性）可能有缺点或者是危险的，他们后来对这些论点已多少作了一些明确的改正。
（乙）对殖民地革命和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
在这个问题上，苏联的领导机构仅仅是从外交上的考虑出发，而不是从反对帝国主义和阶级团结的观念出发。因而在碰到阿尔及利亚革命的问题时，苏联政府为了希望同戴高乐达成协议，长期以来就认为阿尔及利亚问题是“法国的事务”。相反地，中国政府承认了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
苏联的领导机构努力寻求和支持那些赞成它的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路线的民族资产阶级或其中的一部分人。它促使共产党去支持这些“同盟者”并把工农群众的斗争摆在从属的地位。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印度的克拉拉邦和伊拉克共产党对卡塞姆政府的态度。为了使这样做法名正言顺，赫鲁晓夫的“理论家们”只是重复斯大林对于这些国家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和关于资产阶级在这些革命中的进步作用的话。
由于中国自己的经验和由于中国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政府的关系，中国人没有正式地抛弃他们的党二十多年来所持的革命阶段论的基本观点，而是提出了“不断革命论”的观点以鼓励这些国家的工农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依靠而且反对资产阶级的领导。且不管中国政府有任何外交政策上的考虑，这不是一个绝对明确的和原则性的态度问题。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的方针也是指向正确的道路。
（丙）走向社会主义的议会道路和和平道路
赫鲁晓夫从二十大开始，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了一种观点，确定了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特别是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的活动是通过和平的和议会的道路夺取政权，而一笔勾销了关于摧毁资产阶级政权的问题。关于在遭到资本主义或其中一部分人的激烈反抗时，这些道路将证明是行不通的保留提法，只不过是一种文字上的装饰，因为共产党的政策的基础完全放在议会道路和和平道路上面，如同社会民主党一样，共产党仅仅是为了这个前途而组织起来的。
受到许多共产党领导热烈欢迎的这种观点，已引起党内群众的不安和反抗。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对这个模棱两可的公式提出了与赫鲁晓夫相反的提法。他们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必然要进行反抗，并坚持关于资产阶级议会必将成为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障碍的理由。他们还坚持关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国家的必要性。
（丁）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型”
战争刚刚结束以后，特别是在“冷战”开始以后，当时“人民民主国家”在结构上是一模一样的，它们奴颜婢膝地抄袭苏联的模型，各国都提出“在一国之内建设社会主义”（极度工业化、农业强迫集体化等等）。
第一个反对这种奴颜婢膝地抄袭（它重新恢复和扩大了一切斯大林主义的错误）的是南斯拉夫人，他们走他们自己的道路。1956年，特别是在匈牙利和波兰，又出现了其他反抗行动。最后是中国人——特别是由于“公社”——他们采取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
于是有三种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型”面对面地存在着：苏联模型，中国模型和南斯拉夫模型。
这三种模型各具有根据本国发展条件所固有的特点，他们的出发点不同，甚至关于社会关系的观点也不同，因而工人国家的群众有可能来对照他们的观点和判断他们的成就。
苏联的模型受到重视是因为它的资格老，并且在经济和技术方面已取得了成就，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尽管自从斯大林逝世以来实行了各种改革，它的主要特征是官僚机构在苏维埃社会中的势力，它在各个领域里的无上权威，它的极度保守性，以及在这官僚机构中占优势的个人利益的倾向。此外，它的斯大林主义的过去（特别是强迫农业集体化和可怕的清洗）仍然欠下东欧工人国家和西欧工人运动的债。
中国的模型特别是以公社的实验为其特征。尽管由于领导的观点和中国经济文化的落后而产生了官僚主义，然而公社的实验含有在集体基础上而不是在纯粹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动员群众的企图。公社的实验是为了通过这种集体的努力使整个中国社会摆脱极端落后的状态。同时，它在社会方面特别是在使中国妇女从极端卑贱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这方面获得了非常巨大的进展。中国的模型对于正在摆脱殖民主义桎梏的国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他们从中可以获得关于通过呼吁群众的集体参加来发展本国的宝贵教训。相反的，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却害怕中国的模型，他们从公社的例子中看到了它到头来对官僚机构的权威具有潜在的危险，因而力图诋毁它，诬蔑它和斯大林的强迫集体化是一模一样的。
南斯拉夫的模型尽管有其局限性和不足之处，它却是第一个企图——在企业一级和在某中程度上在地方和行政区域一级——依靠城乡群众的主动性和自愿，让工人在这些方面参加监督和管理，以便有意识地反对官僚主义倾向。这个政策的局限性似乎在于南斯拉夫没有全国性的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保持着没有其他流派的一党制）。然而正是由于依靠群众反对官僚主义倾向才使南斯拉夫能够取得重要成就。这个实验在农业经济方面也已证明是有成果的，它试图促进农业的逐步集体化，并照顾到其技术可能条件和小农业主的自愿贡献。南斯拉夫模型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之所以受到其他工人国家和共产党的反对，特别是因为它作为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具体创例。
(戊)工人国家的计划的配合不充分
在苏联和其它工人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已不再存在曾使苏联——南斯拉夫矛盾达到破裂点、然后又引起紧张局势特别是与波兰和匈牙利的紧张局势的那种错误行动和粗暴作法。但是，矛盾和紧张关系继续存在，并且由哥穆尔卡最近在波兰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反映出来。
经济互助委员会并不是各个工人国家的经济的全球性计划组织；它只保证某种分工。这一点的原因是，每一个工人国家的执政的官僚机构，首先是苏联官僚机构，具有首先是民族的利益，并且想要取得它们认为对它们自己在本国的地位是最有利的结果——甚至在损害其它国家的情况下这样做。在东欧，指出这种危险的正是由于这种情况而处于最不利地位的领导，即波兰的领导。
各个工人国家的经济发展使国家计划的占主要地位的“民族”性和这些经济具有国际计划的必要性之间的矛盾愈来愈尖锐。这种矛盾的发展将是使苏联对东欧国家的领导权受到怀疑的一个重要因素，结果，它也将有助于斯大林主义危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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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的斯大林主义矛盾断然结束了工人国家和共产党的机构磐石般的一致性。除了南斯拉夫的情况以外，正式在整个时期没有发生决裂情况的共产主义世界的中心出现了巨大的矛盾，并且彼此对抗，整个说来对这些矛盾开始制订了一个在国际和国内方面从革命政策，而不是苏联领导人的机会主义政策：工人的控制和管理，社会主义在农村地区的进展，工人国家之间的平等与合作关系，对殖民地群众的支持，包括反对他们自己的民族资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通过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争取和平。
但是，今天反对苏联的政策和领导的群众力量都没有以完全前后一贯的方式提出它的反对意见，没有在斯大林主义的全面的基本的批评中把所有这些矛盾集合起来。相反，共产党和工人国家的各个领导之间的对抗的立场明显地纠缠和交错在一起。因此，阿尔巴尼亚人由于中国人的一些立场和方法而支持他们，而这些立场和方法跟作为——例如——巴西人支持中国人的原因的那些立场和方法是非常不同的。因此，为了决定我们的运动的正确的干涉，必须避免任何全面的简单化的并列，这种并列可能导致对于在斯大林主义危机中表现出来的不同趋向的错误估计，非常重要的是，在每一个情况中都要知道怎样正确地区别每一个趋向关于逼迫它的动机的特点和它所特有的倾向、方法和立场。
此外，所有这些力量都没有正式怀疑各党的磐石般团结的概念，没有保卫在党内抱有不同倾向的权利，更不用说在工人国家建立几个工人党的权利了。
在不同的方面，我们看到出现了工人国家的进步和“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之间的对立，这仍然是所有共产党的领导的方针和思想中的中心问题。在客观上，这个局势，特别是中国革命的局势，第一次向党的领导提出了在相结合的三个方面的永远革命的问题：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顺便解决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迅速（“飞速”）发展，在一国范围已经胜利的革命的国际扩张。
因此，斯大林主义的矛盾已达到一定程度的政治成熟性，它非常有利于更为具体地提出政治革命和使共产主义运动复兴的问题以及重新建立新的群众性的国际革命领导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决不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但是这些立场表明了它的巨大可能性，并且开辟了象托洛茨基主义在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工作方面。我们的运动最大程度地利用了这个特殊的方面的条件是：充分地了解中国的立场取得的进展，以便前进建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目前的限制的、前后一贯的共产主义倾向，向全世界的共产党战斗分子以及向共产党影响以外的其他革命力量提出一个全面的前景。
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
四、在作了两次尝试（第一次在莫斯科，然后在布加勒斯特）而没有取得任何持久的结果以后，俄国人和中国人在十月革命四十三周年的时候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上努力寻求一个折衷办法，以结束他们的争端。由于所争论的阐明影响到整个共产主义世界，他们不得不让一切忠于斯大林主义的党的领导参加他们的努力。
八十一个党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会议已经由于它开得很长——三个多礼拜——而证明了斯大林时期有很大的不同，在斯大林时期，一直意见是由于追随他们的“天才”而自动地达成的。磐石般的一致已为讨论所代替。但是这并不是民主在这些党内复活的一个迹象：讨论是在渴望避免象在列宁和托洛茨基时代所做的那样向战斗分子和工人透露他们的困难和分歧的领导人之间秘密进行的。
除了会议开得长以外，它所发表的文件表示了寻常一个可能是持久的折衷协议的决心。
一般地说，看来已在苏联官僚机构的主要立场上达成协议：这个文件是已通过“和平共处”和裁军争取和平为中心的，中国人反对了这些意见，但不是清楚而直率地反对。文件重复了苏联的公式，但是关于每一个立场，都提出了各个政治主张、保留意见和考虑，并把中国人所保卫的立场考虑在内。它特别不再是资本主义分裂为贩卖战争派和爱好和平派的问题，并且用与戴维营心情毫无关系的、有利于北京报纸的字眼有力地强调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性。
中国在“不断革命”方面退却了：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个新的提法出现了——“民族民主国家”——一个没有阶级性的国家，对这个国家的定义不是取决于生产关系的性质，而取决于它的政策在显著改变着的性质，在这个公式的背后，我们事实上再次发现旧的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在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正当中的革命，一个既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工人国家的社会阶段，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的一种社会。
作为补偿，中国人在他们肯定最关心的问题上取得了非常重大的让步，这个问题就是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这些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既反对（但是非常不均衡地）帝国主义又反对工农群众——受到谴责。文件在这一点上远不是正确的，但是它包含着中国人在他们不发达国家的关系的问题上可以有效地加以利用的公式，这些国家在经济上仍然依靠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里，民族资产阶级不是寻求改善群众的情况，而是从这些国家生产的剩余价值中取得更大的一份。从殖民地革命目前在世界革命中所占的地位来看，很明显，这不仅是向中国人所作的重要的让步，而且还是在世界政策规模上在对帝国主义的关系方面的左倾步骤——不管它可能是多么胆怯的和矛盾的。实际上，对中国人所作的这个让步可能由于它所牵涉的后果而证明是非常重要的。
文件或多或少重复了二十大就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所说的话，俄国人对这些话作了一种解释，中国人作了另一种解释。在这一点上没有新的发展；没有任何东西会阻止在一有机会时就重新进行讨论，象在过去那样。
关于公社问题——作为社会向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种形式，中国人给予公社以占压倒优势的地位——文件的沉默表明分歧继续存在。中国人所获得的东西最多不过是：这是一个考虑到各国的民族特点和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利益，“正确”运用建设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的问题。这是不够的，如果人们记住这一点的话，对中国人来说，公社制度要普遍实行的。
决议以一种不同的和不平等的方式谴责了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后者被称为是次要的和没有具体指名的道姓的危险。相反，南斯拉夫被猛烈攻击为修正主义者，更有甚者，错误地指责他们宣称马克思主义“过时”，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进行“破坏工作”。这些无节制的攻击证明官僚主义者面对着在莫斯科会议上派有代表的党和国家的矛盾，多么害怕南斯拉夫的态度——不管它看来可能是多么有限的。
在波兰人提出的关于在工人国家之间进行更密切的规划这个问题上，他们得到满足。
文件似乎表明，在“指导党”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改变，苏联共产党保持它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工人的先锋队等等的称号。当中国人想要反对苏联领导人的政策时，他们从来不把这个提法放在心上。
可以指出，在宣布举行会议和宣布与会者名单的官方公报中，苏联共产党不再列在第一位，而是按照字母次序在土耳其和乌拉圭之间。在象目前这个世界那么等级化和官僚化的世界里，这个小的迹象可能具有象征性的价值。
会议通过的文件表明，事实上分歧并未消除，而是“一项同意保持分歧的协议”，如果这项协议是十分谨慎的话。在会议期间，中国人虽然处于少数，但是得到了若干共产党领导的支持。而且，其他的领导起了调解的作用。
国际局势以及使中苏发生分歧的总的条件还不会使这种分歧缓和，反而会促使这种分歧，并且会使其比过去更为尖锐。因此，我们在指导我们的运动时必须要看到这种前景，就是在共产党世界内可能重新发生冲突，重新发生分歧，出现愈来愈重要的预示紧张局势和危机的迹象，而在现在不可能确切地断定其动向，其确切的形式以及从而再次引起危机的政党。
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会议表明，世界革命的发展和在工人国家内生产力量的加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并没有停止促使产生斯大林主义危机，在官僚政权的范围内通过官僚领导之间的协议不可能找到解决办法。这些只会损害局势本身所提出的要求，即恢复工人民主和恢复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共产国际。
苏联社会的问题和矛盾
五、在斯大林死后苏联领导表现的朝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向努力的总的趋势得到了保持和发展。苏联领导必须考虑在斯大林时期遭到粗暴压制的主张平等的趋势，它必须把最低的工资提高，虽然不平等的差别仍然是很大的。群众生活条件的改善使最基本的要求消除或者减少了，但是产生了新的要求。劳动者越来越感觉到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力量和他们自己仍然很低的生活水平之间的巨大矛盾（请看在讨论苏联人造卫星时发表的各种谈话）。这就是为什么赫鲁晓夫坚决地许诺要超过美国水平的原因，这也是他争取“和解”的原因，以便把大量军事开支中的一部分移用来满足群众的需要。
购买者对消费品的质量要求越来越严格，以前对质量是忽视的，因为只对重工业、军事需要及与此有关的物品“空间导弹等等”注意质量。
必须指出，在哈萨克斯坦出现的运动中，工人们十分重视社会性质的需求：托儿所、戏院、电影院、运动场等等。
在企业活动方面，当局采取了各种从本身看可以被认为是开明的措施（企业中某些工会组织有了权利，把某些机构的管理权交给了企业或工会）。不管工人在时间仍然未定的将来如何利用这些措施，总的来说所以采取这些措施首先是需要改善管理，因为目前的管理仍然是官僚形式的。这些措施是同在整个经济中、在计划中采取的分散措施一致的，因为旧的高度集中的形式同高度发展的和广泛的机构是不相称的。
官僚主义所以成为无数批评的对象是由于它的领导的形式和方法，而不是——至少不是公开地——把它当为一种社会现象。为数众多、遍及许多城市中心的苏联工人阶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要求实行企业民主化，这种要求通常会形成一种桥梁，通过它提出更为一般的政治性的要求，目的是要在这个工人国家内恢复苏维埃民主。
由于农业经济仍然是苏联经济的薄弱环节，领导方面试图刺激集体农庄庄员的个人利益来改善农民的处境，同时又以利用“处女地”获得生产来对他们施加压力。用两种办法取得了平平的成就，而且只要农民是和官僚主义的当局打交道，情况就只能是这样。
知识分子即使收入已经依然是一个有很大特权的社会阶层，但是一直要以它表明自己顺从当局的意旨为条件。在艺术和文学作品方面，经过一个时期的解冻以后，赫鲁晓夫的领导一方面提出自由主义的样子而且放弃斯大林特有的某种荒谬的作法，一方面加紧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它担心，可能会通过这些知识分子而对官僚主义政权提出政治性的批评。“党的文学”、“党的艺术”这样一些观念仍然保持下来，虽然范围比斯大林时代放宽了一些。重要的事实是，知识分子抗拒恢复控制。此外，除了官方的文学和艺术产品以外，还存在以半秘密的方式流传的不世顺从正统的产品。
在青年、特别是大学青年中，新的潮流，绝对不是顺从正统的新倾向已经成熟起来。正式从他们身上将产生为真正“回到列宁时代”而斗争的革命力量。这些倾向的存在已经以各种形式并在各种情况下表现出来，但在目前尚处于相当于萌芽的阶段（为重新发掘俄国革命的真正历史而进行的研究以及反对干涉匈牙利的情绪）。
各级官僚政治、特别是最高几级的官僚政治的最骇人听闻的、和过分的特权受到了一些限制，同时也保持某种稳定，一种能够在明天还存在下去的保证，这是斯大林时代所没有的，不会再有大规模的清晰。“在哪行精通哪行”成为越来越正式的问题。最终要的考虑是一个人在他的职位上的“效率”如何，否则就会有降级的危险。
目前的自由主义并不意味着，整个官僚政治都能在政策方面有发言权。只有少数地位很高的人员与党中央委员会进行的讨论是有关联的。不过同主席团（前政治局）比较起来，这个组织恢复了它已完全失去的某些权利；就是由于中央委员会，赫鲁晓夫才得以制止使他在主席团处于少数的“反党”倾向。包括最高苏维埃在内的国家机构只是执行中央委员会决定的工具而已。
社会关系缓和的新情况使党的机构——在政治上把苏联社会凝聚在一起的唯一因素，同社会各阶层比以往更加隔绝了。然而由于这个机构，更具体地说来，就是中央委员会是国内唯一真正的政治机构，苏联社会的巨大的政治危机大概会在一开始的时候在那里表现出来。目前的中央委员会，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情况以外，全都是一些新人物，他们没有什么政治的经历，在政治上没有什么真正的从属关系。
苏联领导人对党报上反对中国人鼓吹的观念所进行斗争的重视和坚持，以及在全党各组织就这个问题提出的警告，使得人们认为，在苏联共产党内部存在同意中国人的观点的潮流，或者在“和平共处”政策及其结果转向同一方向便说这是前斯大林主义分子、拥护旧的所谓“反党”倾向的党羽的问题，这种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看来倒不如说，这是新的阶层所表示的意见，从而证明自从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以来，已经发生一种变革：第一个工人国家内发生的斯大林主义危机的新阶段正在臻于成熟。官僚主义的绝对统治赖以建立的基础是群众在政治上的原子化，现在替代这种状况的是群众中间某些提出要求和先锋中建立一些研究和讨论中心的倾向。苏联经济的跳跃式的发展使得行政机构无法保持稳定，并且正在迫使它作出调整；它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就使自己受到批评。
苏联报纸不断公开批评行政中的问题。苏联社会的动力经常冲击官僚主义保守主义。殖民地的革命正对苏联社会发生强烈的影响。
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情况
六、在这些党中间，1956——1957年的危机在各地许多地方都以引人注目的形式呈现出来，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有必要进而撤换领导人或重要人员。后来开始出现一场倾向性的斗争。然后，总的来说，党的领导恢复了它们对共产党组织的控制。但是自从1956——1957年危机以来，可以看到各地的共产党，比较重要或不那么重要的共产党内的危机加深，即使这种危机的各个方面不再是引人注目的。
在共产党是群众的党的那些地方，党同劳动群众的关系都没有因为进行了同“个人迷信”有关的讨论而大大恶化。但是始终存在一种危机，表现为领导的权利削弱，这些党内比较重要的阶层对于领导奉行的政策表示怀疑，以及到目前为止在基层组织中间一些自发的反对的表示，他们在国内的某些情况主张这种反对的时候，就作出这种表示。
至于那些在群众中间影响微弱的较小的共产党，1956——1957危机在各地的表现几乎都是党员退党和党明显地丧失影响。然而从那时以后可以看到相反的发展。例如在象英国和澳大利亚那样，由于工人阶级中间同工党的关系发生的某些剧烈的变化，某些共产党可以看到新党员并收复他们失去的地盘。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象在丹麦那样，党以前一个主要领袖拉森建立了一个中间党社会人民党而在选举中主要以牺牲丹麦共产党为手段而获胜。
从现在起，若干因素会使斯大林主义的国际危机和每个共产党内的危机加深，这些危机就是，提出莫斯科政策所未能解决的问题的资本主义危机，由于事态进展和群众活动而引起的群众运动，中苏争端以及更为普遍的斗争——官僚政治的内部斗争。
这些因素现在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殖民地革命的发展使共产党在政治生活中消失了。最明显的例子是阿尔及利亚，在那里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为了使自己成为法国共产党的工具及其甚至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民族”政策的工具，几乎取消了自己的存在。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共产党都受到了它们自己国内群众运动的压力，虽然程度有所差别，同时它们受到了来自莫斯科或北京的压力。这种情况使这些党内产生了分歧的潮流，反对意见的趋势（印度、巴西）和有时造成分裂（伊拉克）。
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特别是大党，受它们赞同克里姆林宫政策的态度，受它们自己的政策的右翼和机会主义性质的影响要大得多。在这些党内可能会发生新的广泛的危机，其原因不是由于它们受到了新的重大危机特别是苏联本身的危机的刺激，就是由于工人阶级运动及其对这些党内的中下层干部产生的影响有了新的增长，而这些干部只有在群众的压力使他们有实际的可能采取一项富有战斗性的政策，左翼反对派的政策的情况下才会决心表示反对意见。
由于中苏分歧对各国共产党的影响的结果，我们将会越来越多地面临政策随国籍的不同而异的政党，因此在每一种情况下需要有适当的方针。在莫斯科的影响占主导地位的党内，必须对右翼和机会主义的政策进行斗争，办法是确立根据左翼反对派政策制定的行动纲领与之对抗。在特别受北京影响的党内的或党的趋势内，我们将会看到一种新型的中间偏左主义，如果我们不对其采取正确的态度，在某个时期内这种中间偏左主义可能会妨碍我们自己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以这些党已经取得的进展作为起点，提出奉行这种方针的激进分子和潮流必须进行不断的理论和政治斗争，这就是说，必须超出已经到达的境地而进入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境地。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从这一总的考虑出发，即共产党世界的矛盾将会继续发展、国内和国际问题将会在其中起作用、所有的共产党不管它们目前的政策如何，将会成为第四国际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越来越有利的地盘。
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共产党内，可以看到不断发展的斯大林主义危机的各种不同现象：
具有最富有斯大林主义色彩的领导和最强大的工具的法国共产党装出看法一致这种十分虚伪的外表。在它的党员和干部中间充满了严重的不安。法国政治局势的恶化或者国际斯大林主义中产生新的公开危机的表现将不会不在这个党内引起重大的危机。
意大利共产党一贯遵循着右翼政策（在需要时会左倾），而对内部政治生活采取一定的自由主义。
印度共产党从没有停止过思想意识上的分歧，喀拉拉邦的失败以及中苏纠纷不能不使它的分歧加深。
巴西共产党在过去曾经经历过好几次很严重的危机，现在再一次为一场巨大的联系斗争所分裂，在这场斗争中，由于巴西的政局所造成的分歧意见和中苏争端搅起的问题联结在一起。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过去也经历过好几次严重的危机，它在最近一个时期经历了一些突然的变动（不超越支持苏加诺这一政策的总限度），大概可以把这些变动解释为是反映了党的领导人物之间的分歧。
即使中苏争执的以公开危机形式出现的明显可见的影响目前只限于巴西共产党以及少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这一争执——中苏两方的领导都没有能解决它——最后会不可避免地便存在于各国共产党内的各种矛盾滋长起来，并倾向于孕育出巨大的危机来。首先是因为这一争执引起有关各国共产党在国内和国际上的总政策的种种问题。其次是因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有着重大影响。
第四国际与斯大林主义危机的新阶段
七、现在正在成熟的斯大林主义危机的新阶段证实了前几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根本分析和几次大会的主要展望。这使得我们的运动更迫切地需要利用这一新阶段，来——在斯大林主义人士中，他们在资本主义国家和工人国家内都是接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人积极分子的最丰富的后备——推进我们的思想，来加速在工人的国家中成立第四国际的分部，成立群众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并从而为在工人的国家中进行政治革命和恢复对群众运动的国际领导作准备。
（甲）在苏联和工人国家中。第四国际的1938年纲领和第五次世界大会的提纲中拟定的大部分项目仍然留在确定工人国家的行动纲领的议程上。
反对社会不平等，因为已经消失的只有少数十分昭彰的弊端。在这方面，“恢复列宁准则”空前地要求把薪金限制于一个熟练工人工资的水平。
反对政治压迫，这种压迫并未随着抑制秘密警察的无限权力而消失。在苏联，并不是所有的团体和机关都是不受国家权利控制的自由机构。恢复工人民主仍然是政治革命的主要任务：恢复基本自由（集会、结社、言论自由），工会组织独立自主，在苏联组织多党的权利。没有这些权利，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苏维埃和真正的苏维埃民主。
没有苏维埃民主，就不可能改组苏联的经济，把它置于生产者有效管理之下。
恢复苏联、布尔什维党以及共产国际的历史的真实面貌，不错从科学的诚实态度方面说是一项当务之急，而且从政治上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必要，以便让苏联的群众和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重新见到真正与十月革命初年列宁主义政策连结在一起的方针。
中苏对于苏维埃政权有必要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谈判并为防止新的世界大战而努力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但中苏的政治使1938年纲领上的要求具有迫切的当前意义，1938年的纲领要求采取一种革命的国际政策，要求无条件地支持工人运动和殖民地群众的运动，反对任何想实行秘密外交以牺牲任何国家的群众利益而求得同帝国主义达成全球协议的企图。
（乙）在群众性的共产党内。第三次世界大会所确定的工作方针已为下列两件事证明是正确的，一是斯大林主义危机在现有组织中出现时所表现的形式（而不是由这些组织中的大规模分裂来证明），一是1956——57的危机年头所表现出来的结果，即倾向于把自己组织起来在各共产党内进行派系斗争的反对集团的形成。走向在共产党内形成和组织派系的道路，完全不同于社会民主党内的道路，因为它们需要以进行长时期的秘密、非法工作为前提条件。
不同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之间的愈来愈明显的矛盾表现，不能不有助于任何一个共产党内派系的形成，因为每一个党员首先是或者说应当是一个共产党人，然后才是法国的、意大利的、苏联的、中国的、南斯拉夫的，等等。在这个问题上，首先的要求之一是，把争论中的问题以文件形式完全地老老实实地编出来交给党员，办法是甚至把对立领导的全文也予以公布。这是党员们能够自己进行讨论，自己作出判断，而不是由于对纪律滥加解释而遵循他们本国领导的见解的第一个条件。
这样一种观念必然导致成立一个共产主义运动国际组织的必要，必然澄清建立一个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的思想。自第三国际解散以来各国共产党关系的演变的特点是苏联官僚制度的一连串的失败（组织共产党情报局、双边关系、和现在较多或较少几个党的领导人偶尔举行的会议）。所有这些失败都证明，官僚主义越来越有必要同时也越来越难于回避组织一个共产主义先锋队的国际新领导机构的客观需要。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以其自己的方式不自觉地承认了组织一个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世界党的必要，在目前，在国际工人阶级运动中，只有第四国际代表着这样一个党，不仅在理论上是，而且在实际上也是。
老老实实把情况提供出来，在党员群众中进行民主讨论，举行国际会议讨论分歧意见——这些东西就是各共产党内的普遍要求，同时，我们提出我们关于把群众性共产党中的左派力量大规模地联合起来的主要立场。这样一种纲领的总方针由于国际局势的重大问题和由于已在苏中之间发生的分歧意见而变得越来越具体了：通过剥夺资本主义的政权从而解除其武装来争取和平；无条件地支持殖民地人民的革命和帮助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者创建独立的工农组织来实行具体的阶级行动；谴责走和平和议会道路的思想，回到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主张的观念上去；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根据一次过渡纲领并依靠一切工人组织或统一战线的策略来夺取权利。
＊ ＊ ＊
结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局势发展越来越证实托洛茨基主义的论断，那就是斯大林主义，即共产主义运动从属于苏联官僚制度这种现象是与任何伟大的革命发展不相容的。南斯拉夫的革命很快就和斯大林主义决裂了。接着，在苏联和在东欧其他的工人国家中，在群众的眼前要求上产生了一连串的矛盾，这些矛盾引起了爆发（波兰和匈牙利的十月事变）。尽管赫鲁晓夫领导想方设法，想用一种以苏联经济和技术的巨大进展为基础的、缺乏活力的“改良主义”来缓和这种危机，但是新的矛盾却仍在成熟，特别是由于中国革命的发展。
在那时以前，伴随着每一个这种危机而来的是包含在第四国际总纲领中的有限要求，或者是朝着这个方向的要求。目前斯大林主义国际危机的新阶段提出了一大堆问题，这些问题是世界革命问题和国际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在这些问题背后，还有新的群众性的国际领导问题。正在成熟的斯大林主义危机的新阶段因此将大大有利于托洛茨基主义及其组织——第四国际的进展。
关于古巴革命的性质
（一）革命前古巴的最显著的面貌，是一个在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半殖民地国家的典型的矛盾。工业发展是非常有限的，并且是服从于帝国主义者的经济需要的。农业生产大部分是一年一次收成的，而且直接受到外国托辣斯的支配。失业的比重非常高，相当大的一部分劳动力没有被利用。群众一般是在非常低的生活水平下生存。“民族”资产阶级是有限的，他们不能够作为任何独立的发展，而且主要是寄生性和腐败无能的。政权是独裁的，并以残暴的镇压为基础，这里不存在任何资产阶级民主的保证或权利。
在目前的国际和拉丁美洲形势下，这一些基本的客观条件，对于菲德尔·卡斯特罗先锋队发动的革命行动来说显然是有利的。尽管在开头的时候碰到了非常严重的困难，然而他们同马埃斯特拉山区贫农阶层的联系，却在运动的初期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样的环境下，菲德尔·卡斯特罗开始起草土地改革的纲领草案。在这些条件下，菲德尔派的先锋队就能够很快地同农民群众联合起来，能够取得其他阶层劳动人民的支持而逐渐扩大他们的影响，能够在国内的一个地区中立足下来，并由此在一个比较短的期间内准备了胜利的起义。基本上就是在世界上这一地区中前所未见的、一次非常强大的群众运动的诞生、发展和成熟，造成了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失败，使首先反对帝国主义而后来反对本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攻势有可能越来越扩大，并且成为帝国主义者进行侵略的最大障碍，帝国主义者企图实行这种侵略，以改变妨害他们利益的局势。
（二）古巴革命到现在为止有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菲德尔派运动初时把他们的目标和方法局限于“劝告执政者”以及用小一群人企图争取一部分军队以发动武装行动这一纲领之内，其后则发展为反对执政者的斗争，而主要的目标是实现资产阶级民主的要求以及越来越进步的农民的要求。第二个阶段的标志是第一次革命的胜利，特别是土地改革。第三个阶段的高峰是在1960年夏季对帝国主义产业的致命打击，以及包括同年10月把本国资本家产业收归国有在内的国有化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浪潮。
在特定政治方面，在第一阶段中，人民革命力量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势力的代表们签订一个条约（1958年7月）。第二阶段的标志是以乌鲁蒂亚为总统的一个有自由派－保守派分子参加的政府的成立（1959年1月）。最后发生了同上述这些人的无可避免的分裂，这一分裂主要是由宣布土地改革所引起的。
因此在前两个阶段中，古巴革命作为一个激进的反帝民主革命而发展起来，而在第三阶段中，它便实行转变到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这一革命不只消灭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而且消灭了本国资本家的产业。在政治领导方面，发展的形式远超过了它的实质，因为甚至在取得政权后到乌鲁蒂亚下台前的这个特殊的两重政权的时期内，真正的政权是在起义军和菲德尔派总部的手中。
如果一个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真正决心要打败敌人，实现它的根本目的，以及满足群众基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需要的话，它就必须具备一种永久的性质，而古巴革命给予这种性质以一个新的、显赫的证明。
（三）在革命目前正在经历的显然过渡性的时期中，古巴不再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它通过1960年10月国有化措施的实行，而成为一个工人的国家。这一个社会分析主要是以下列三个因素为根据的：
（1）在实行把外国企业和财产国有化的措施以后，古巴的资产阶级虽然已经失去了政权，但仍旧保持它的经济地位，甚至革命后新的机构还容许它继续积累剩余价值。但是在10月14日政府的决定以后，本国资产阶级的经济权利也被消灭。而资产阶级的产业——包括甘蔗种植园——在这个岛上实际上已不存在。不错，中等规模的和小的产业原则上继续存在，甚至享受某中拨助。但是，特别在象古巴这样一个国家里，它们仅仅代表一种次要的经济和社会因素，从社会分析的观点来看，它们在目前条件下是不可能起决定作用的。
（2）土地改革并没有，在短时期内大概也不会，涉及农村地区的关系的真正社会化——因此在苏联和其他工人的国家都没有把它实现。但现在所谈的是一种非常进步的措施，它消灭了帝国主义者的财产和资本家的大地产，并建立了一个非常广大的和急速发展的合作机构。而且，国家以全国土改委员会为桥梁，完全有可能实行干预和统制，其办法是防止潜在的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利用新农业机构在现阶段上不可避免的矛盾来为他们自身的利益服务。（这些矛盾是：各个合作社经济上的差别；属于合作社社员的农民和非社员的农民之间的利益冲突；在实行合作农业机构的地区和个体农民产业继续存在的地区之间的裂缝，等等。）
（3）国家在本质上建立了对外贸易方面的垄断，并能够以此为手段来对经济生活起决定性的影响。（由于在古巴这个国家，对外贸易一直在起，并继续在起极其重大的作用，所以这个措施是更加重要了。）
结果是，在古巴建立了一个具有特殊根源的和新型的工人国家。
（四）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已经主要地被革命所摧毁，这特别表现在军事和警察镇压机器被摧毁这种形式上面。
然而，旧的机器还没有被符合新的所有权关系的新机器所代替，还没有被以工、农、兵委员会为基础的民主机构所代替，而这个严重缺点在现阶段中是革命的主要弱点。但是，在实质上，起义军——它的作用远非军事性的——和民兵以农民、工人和激进小资产阶级为基础，已经保证对机器进行一次特殊形式的、虽然是非常不够的革新。
另一方面，虽然存在着重要的官僚主义局限性，群众通过工会、合作社（合作社的领导是选举的，不是委派的）、7月26日政治运动及其他政治集团，在政治生活中起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群众参加巨大的机会和听取电视演讲等等，这些是群众动员的另一种形式，这是“公民投票的民主”的形式，它虽然主要是温情主义的和充满危险的，但是比起革命前的政治条件来，它对群众还是具有具体作用的。
（五）在实行基本的机构改革以前或以后实施的一系列的改革，证实了古巴革命的进步性质。这些改革，如在教育、房租和住宅方面，关于被剥夺继承权或没有地位的若干类人的生活条件方面的改革等等，具有一种真正的革命魄力，并且表示同过去的野蛮状态的完全分裂。
（六）古巴革命有着同我们这个时代的其他革命共有的特点，同时也有着这个国家（或这一类国家）本身特有的特点。
共同的特点是：（1）农民在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特别是已经接近于夺取政权；（2）事实上，城市无产阶级虽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政治和工会传统，但比起主要社会成分是农民的革命军队来说，起着较小的决定性作用；（3）由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干部所起的作用。
但是，要说明革命的胜利，必须考虑到若干特殊的因素：
（1）农民之所以能够起显然革命性的作用，主要不是因为他们在数量上的优势（这种优势在古巴比起同类国家还小得多），而是因为他们的特殊的社会结构（农业工人的决定性的比重以及占有土地的小农的极端贫困）。还须补充一点：在古巴农村地区中，若干在历史上倒退的意识因素（如宗教的影响）只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内起作用。
（2）在制糖工业中有相当大数量的工人，他们在农村地区工作，并同农民有许多联系，这在事实上有助于农民和集中得多的无产阶级核心之间建立联盟。
（3）美帝国主义的严重压迫对最广大的群众阶层的反帝动力给予一种巨大的和爆发性的推动，同时残暴的巴蒂斯塔独裁统治则帮助了小资产阶级甚至自由派资产阶级若干阶层的动员。
最后，必须特别说明的是，虽然在推翻巴蒂斯塔方面，无产阶级的作用不是决定性的，但它在防止小资产阶级或自由资产阶级控制新政权方面的作用确实主要的，而且它容许革命的反帝和反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
所有这些因素会合在一起，使革命的胜利成为可能，还有一件事实是：本国资产阶级极端脆弱和完全依赖帝国主义，同时在世界的形式下，帝国主义不能够直接干预，来支持那些本身无法应付农民和工人群众强大运动的旧的统治阶级。
（七）菲德尔派的领导，作为一个急进民主主义的总部而出现，它具有非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成分和意识，但它一开始就同农民群众有联系，而后来，特别是在取得政权后则同无产阶级有联系。在象古巴那样的局势下，以及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它越来越遭受这些群众的影响，摆脱了小资产阶级和它甚至曾经与之订立暂时协定的保守派资产阶级分子，并且远超出它所曾经想象的目标，因而经验主义地，然而大胆地使它自己适应于永久革命的逻辑。
甚至在估计菲德尔派领导的性质和作用的时候，一定不能忘记它与之联系的农民的激进性质。还有，在意识方面，虽然他们的理论被渗入了根本上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折衷主义（“人道主义”），但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同志们从来没有发表过一些直截了当的资本主义思想，而耕种要的是他们非常迅速地表示对革命动力的一种清楚的政治觉悟。这大大地削弱了他们的经验主义行动的消极面。
我们也一定不要过低估计了一件不可否认的事实，在菲德尔派的领导当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由那些曾经学习和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课程的人们所担任的。
（八）古巴革命在国内范围的重要意义是很大的，然而它并不局限于这方面。
1959－60年的革命给美帝国主义的声望以重大的打击，表明它已遭到严重的政治失败。这次革命有助于进一步改变上世界范围内的力量对比，使之对资本主义不利。
这次革命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群众运动的发展，注定要发生一次非常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它已经发出一股强大的吸引力。
而且，这次革命使工人国家和殖民地革命之间事实上的联盟有可能进一步具体起来。
（九）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能够和必须从古巴的经验中吸取巨大重要性的整个一系列的政治上和理论上的教训。
第四国际必须掌握这样宝贵的一个实际，集中它全部注意力在这些问题上，以丰富它的理论遗产，同时它必须制订出恰当的战略，以便当相类似的现象在同类结构的国家中在同样的局势下发生时，能够准备进行干预。
必须吸取特别有关下列各方面的教训：进步的农民阶层在若干特殊的局势下所起的作用；作为反资本主义革命的一种形式的、具有主要属于农民的根据地的游击战的范围；从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干部所起的作用；农村地区中的合作化试验的急速普遍化；民兵的组织；以及革命军队在某些特殊时期中、甚至在经济组织方面所能起的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关于一个新的革命领导在特殊的——虽然可能不是唯一的——情况下如何诞生、培养、形成和走向成熟的问题。因为，在一个在许多方面都是崭新的革命中，最新鲜的因素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政权首次地被一个在领导上同传统的工人政党没有联系，也没有受苏联官僚主义影响的运动所推翻。
（十）假如古巴革命的成就可以毫不夸大地描写为历史性的话，它的继续需要完成的任务仍然是巨大的。
在最近的将来，古巴必然面临帝国主义的威胁，甚至军事威胁。但除了可能进行的军事防卫以外，革命的命运有赖于它是否能够保证国家首先以真正工业化为基础来实行调和的经济发展。在政治方面，一个新的无产阶级民主的结构必须从头建立起来。
革命目前正在受到全体人民的支持。这是由于所获得的革命政治后果和已经完成的经济进展，同时也由于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但是必须巩固这个地位，稳定地发展，并逐渐消灭遗留下来的矛盾。
我们的古巴同志的任务，特别是要制定一个详细的、过渡性的纲领，以便向古巴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提出。
这里我们限于一般地着重提出下列各点：
（1）革命必须肯定地取得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特别是在拉丁美洲的群众，以及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积极支援。第四国际的各个支部的根本责任，是在一切国家中发起和组织对古巴革命分子的各种形式的支援，其中包括鼓励派遣技术人员，成立保卫古巴革命委员会，以及派遣志愿队。
（2）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各方面无论如何必须经历困难的情况下，新的政权必须建立一种真正工人的和农民的民主制度，以保证工人和农民真正地和直接地执行政权并在经济管理上起领导作用，这样才能加强自己并成为不可动摇的。这样的无产阶级民主结构显明地同资本家的哀悼的传统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毫无相似之处。
（3）从工业化着眼的经济计划成为一个越来越迫切的客观需要。如果没有建立起一系列由技术人员、工人和农民组成的民主计划机构，这是不能够实现的。
（4）如果革命能够根据社会平等的精神避免任何官僚主义的畸形发展，那么人民群众将毫不松懈地支持革命。必须避免将经济特权交还给一般行政人员、技术人员、政治、经济和军事的领袖。
（5）工人们有责任在革命的经济发展中忍受牺牲，但他们必须得到保证，充分保障他们的特殊利益。这就是说，他们必须保存工会组织的完全权利；只要工会保证自己在建设社会和保卫革命政权中同国家合作，它们必须保持独立于国家政权之外。
（6）所有接受新的革命法律义务的无产阶级和农民政党、集团和派别，必须保持组织和自由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
在今后的革命阶段中，在工业化和经济计划的进程中，工人阶级注定要起决定性的作用。与此同时，建立一些灵活得多和较少僵化的经济的和行政的国家机器，客观上成为越来越大的需要。在这方面，工人阶级的作用也是无法代替的。
这样，同时就有更大的需要和更有利的条件来建立一个能够克服经验主义、局限性和目前领导的矛盾的、永久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领导。
这个革命政党的任务基本上将是保证革命在今后各个阶段中，有一个意识到革命的最终目的，并能够英明地选择过渡性的目标和选择适当手段的领导。
同时这个领导必须实行摧毁帝国主义和本国资本主义的最后痕迹，并主义防止官僚主义化的危险，这种危险今天虽然由于群众的动力而受到限制，但它在目前古巴那样的客观条件（落后的经济地位、低下的文化和技术水平、从外面来的压力）下基本上是存在的。
这个革命政党必须进一步坚持成立“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联合协会”的前景，作为真正解决地球上这一地区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办法，并在开头的时候提出“社会主义联合会”在整个中美洲的战略任务，以作为动员群众的一个有力的因素。
关于锡兰
第六次的世界代表大会在讨论了锡兰的形势之后，声明它不赞同平等社会党（锡兰）在1960年3月大选失败以后所采取的政治路线。
大会特别谴责该党议员在议会中对英王敕语和预算案的通过所表示的支持。
第四国际并不排除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里支持即使是由民族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府所采取的进步措施。但是班达拉奈克政府的社会性质、组成和一般纲领，是不应当给于支持的。
大会呼吁平等社会党根据第四国际领导机构的文件所指示的方向根本改变它的政治路线。大会深信，下一届的平等社会党全国代表会议（整个第四国际应当参与其政治准备工作）将会懂得如何通过一切必要的政治决议和组织决议，以克服随着1960年大选结果而暴露出来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