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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和政治前景
——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提纲
（1957年10月）
绪言
下列提纲的目的是在判明未来若干年内资本主义经济和工人国家经济的一般趋势，凡是我们能够根据这两种类型的经济的现状及其动态，并在这个时期内没有重大冲突的纯粹理论的假设下加以推断的这种趋势，我们都要加以判明。此外，本提纲还想就这种趋势对政治发展的影响作出估计，以便从此推究出某种一般政治前景。
这种根据外推法，从两类经济的现状和动态出发进行研究而不顾发生重大骚动的可能性的研究方法，是唯一可能的判定一般趋势和前景的方法。
用这种方法作出的预测当然只有相对的价值，这就是说，只有当据以判定趋势和前景的那些互相发生作用的因素的演变能够粗略地产生那种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些因素的现状和动态的分析来加以揭示的总结果的时候，这种预测才是有效的。
但是，如果这些因素中某一因素在未来若干年内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或者有其它没有预见到的因素插入进来，估计的基础就会发生变化。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预测不同于教条主义的预测的地方。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估计到，特别在作经济预测的时候要估计到政治、特别是帝国主义现阶段的政治经常影响着经济，同时政治可以加强或突然阻断所谓资本主义稳定化的过程。
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各国的阶级斗争经常受到经济局势的影响，但经济局势反过来也常常受到阶级斗争的深刻影响。
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各国，经济稳定化的可能范围总是极为狭隘的，爆发一次广泛的斗争就足以破坏「稳定化」的一切成果，并引起一个新的「衰退」或危机。
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如有助于总趋势的预测的话，总是具有十足的有效性和重要性，即使由于中间有相反的因素插入进来因而趋势的最终结果（例如冲突、战争或革命）实际上在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发生。
从马克思本人和《资本论》起直到今天，在无数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的预测中都有这种典型的事例。
马克思主义的估计的错误应该从下列两方面去寻找其根源，不是由于对所分析的各因素的当前动态估计错误，便是由于没有及时地注意到一定会造成不同于最初的预测的总结果的这些因素的根本改变。
* * *
1. 第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特别是1946年以来）的十年中各资本主义国家和工人国家的复杂的经济情况，大大地影响了国际政治总的局势的演变。这种复杂情况有助于说明在这个时期里发生的某些政治发展和对不久的将来的政治预测。靠着这种对既往情况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在世界经济的根本性的演变方面和在现在开始在表现出来的趋势方面实际发生的情况。
2. 资本主义在这个时期里的经济演变，通过小的危机和「衰退」使资本主义走向改造和加强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的道路，这整个复兴和加强工作已使工业产量比1938年增加一倍，现在甚至已经超过了这个数字。[6]虽然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已经和欧亚两洲的各工人国家没有联系，但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能力甚至比这个数字还高。
3. 在这种普遍的向上的演变中，必须区别三个互相依赖的部分：美国部分；资本主义欧洲部分；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各国或正在变成新的资本主义强国的各国（印度、巴西、阿根廷等）部分。
此外，还必须把在所有这些国家（美国除外）里大体上一直持续到朝鲜战争为止的一个相当混乱的复兴时期和此后的一个时期区别开来。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走向发展和繁荣的上升运动就是在这第二个时期里变得显着起来的。
4. 在一直持续到朝鲜战争的第一个时期里，受到战争破坏的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主要由于美国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渐渐站稳了脚跟，同时美国本身也受到了战争给予它的经济的推动力量的支持。
在由朝鲜战争开始的第二个时期里，资本主义经济中三个部分的不同的过程变得明显起来了：
美国巩固并加强了军火经济部门，从那个时候起（正和战时一样）军火经济部门已成为该国整个经济的头等重要的推动力量。
已经复兴的资本主义欧洲受到了工业投资繁荣和内部需求的刺激鼓励，靠着增加它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和国际贸易中的份额而得到了相对的进展。[7]
各殖民地和附属国，虽然正在发展自己的经济，但仍远远落在各工业国的后面，它们在国际贸易中的相对份额同各工业国的贸易比较起来日见减少。[8]
这些过程的转折点约在1953年。在这年之后，资本主义欧洲经历了一个它的机器和人力的生产能力几乎得到充分使用的时期——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中仅有的一个时期，当时美国迅速地克服了从1953年到1954年中期的轻微的萧条而又走上了繁荣的道路。另一方面，各殖民地和附属国却在贸易平衡和财政方面经历了一个恶化的过程，陷入了越来越不可控制的通货膨胀的困境之中。
从资本主义欧洲和美国的工业生产发展速度来看，最高点在1955年。此后，发展虽然一般仍然继续着，但其节拍已趋缓慢。
5. 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在1953年以后的扩张基本上是受到了生产资料投资和耐用消费品投资的刺激的工业生产的扩张。它已经得到了房屋建筑和军事开支等先前的刺激因素的作用的支持。
美国经济在1954年以后的扩张，其原因除军事开支和建筑工程以外，也是在于工业投资的刺激和国内需求的维持，而主要由于消费者信用的大大扩展。
另一方面，各殖民地和附属国贸易平衡的不利的演变，它们的通货膨胀的过程，以及工业化速度的相对减低（由于民族资本积累速度的减低）都应归因于世界贸易方面发生的变化。
6. 不同于大战以前的世界贸易的那种贸易结构的这些变化，我们可以加以概括并说明如下：
各工业国的生产资料和耐用消费品对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输出额正在以减少半制成品或消费品部分而增长起来。这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国家工业化的速度加快了。
另一方面，殖民地和附属国同工业国之间的贸易额跟各工业国之间的贸易额对比起来显得减少了。这主要可以用各工业国的天然原料生产的增长和人造原料的日益居于重要地位，[9]以及殖民地和附属国本身的工业化说明。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工业化吸收了一部份以前输出的原料。
虽然如此，但不能根据这种看法作出推论说，对各工业国来说，殖民地和附属国作为不可缺少的原料的贮藏库和作为工业产品和资本的出路的仍然极大的重要性己经减少了（工业国的天然资源由于经济扩张中的大量耗用而已日渐枯竭，故殖民地作为原料贮藏库的重要性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见增加）。实际上只能由此得出这样一个推论：工业国和落后国之间的鸿沟正在扩大，虽然各落后国家都有绝对的进展，它们都在不断地工业化。现在的技术革命（自动化和原子能的利用）有使局势严重化的危险。
7. 在政治上丧失某些殖民地——由于当地资产阶级接管了政权——之所以直到现在没有深深地摇撼宗主国的国基，一部分是由于战后世界贸易的结构方面的这种变化。也有其它因素在这方面起作用。
帝国主义放弃给这些殖民地的资产阶级的这一份（以原料、工业产量和资木计算）并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一份，并且是可以用欧洲和其它地方的市场的发展来加以补偿的。
无论如何，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里仍然保持着重要的经济利益。丧失殖民地并不会影响帝国主义，除非殖民地的政治独立和社会革命是在能使殖民地在结构上和资本主义路线分离的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发生的。或是，从长期观点来看，垄断这些国家的原料市场、工业产品和资本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了重大的不利于帝国主义的发展。
8. 世界贸易的另外一个特点（特别是1953年以后）是工人国家和附属国之间的贸易之增加。[10]这种趋势由于工人国家工业能力的加强及其在科学技术上的进步而得到了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工人国家能够输出生产资料和技术人员，向落后国家提供他们着手进行和促进工业化所需要的物质援助和技术援助。这种趋势将来只会越来越加剧，其全部政治后果将意味着与帝国主义在这方面的重大利益发生正面冲突。
9. 资本主义的扩张，特别是1950年以后的资本主义扩张，无疑地已经采取了罕见的规模。这种规模已经推翻了第一次大战后的一个时期里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我们的运动——和最有能力的资产阶级专家所作的预测。
此外，资本主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来没有经历这一个大的经济危机，尤其在1953年以后甚至还走上了一个看来是典型的工业繁荣的时期。这一事实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对发生这样一种演变的原因及其前途应如何进行更为深刻的分析的问题。这首先引导我们去弄明白美国「繁荣」的基础。
10. 政府开支在美国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是无论怎样强调也不会过分的。政府开支所采取的形式有：购买军事物资、投资于政府军事设施、维持军队、[11]以及对外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偿还国债、支持农产品价格和大规模公共工程。使美国经济不致越过「繁荣」与危机之间的界线的仍然是美国经济的这一主要刺激因素。
靠着具有像军事用途那种可靠出路的生产事业的超额利润，帮助了私人资本对工业的投资，从而扩大了整个美国生产设备并使它现代化的也是这个刺激因素。
以核子能之用于生产和自动化为代表的真正的技术革命的开始以及南部各省工业化速度的加快乃是整个工业所受到的推动力量的一种表现。
这种投资以及对消费者信用的扩展[12]自1953年以来支持了美国经济（它虽有战争的刺激但已耗竭），使它能够熬过「衰退」时期并开始一个新的繁荣。
但是在这开始于上次大战初期的「繁荣」的背后却存在着巨额的公[13]、私债务和加速的通货贬值。[14]
此外，越来越成为整个经济的负担的农产品生产过剩在美国己经为不治之症。[15]
11. 不成问题的结果是：大量的权力和财富集中在一小撮垄断组织和屈服于它们的国家之手，这就使它们借助于1929—1933年的危机的经验来制定整套的「反萧条」措施，缓和经济危机这种突然的压力的影响，使这种影响的迅速的、累进的、不可控制的扩展不致于过于越出范围。
资产阶级政府密切注意着经济局势的发展并用它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加以干涉，以避免这样一种结局。政府除了利用自己预算支出的规模和弹性这一武器之外，还利用鼓励投资的政策，利用扩大足以保证最低购买力的社会保险的办法，最后利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限制扩张并限制证券交易投机和金融崩溃危险的信用政策来加以干涉。
所有这些政策措施在美国都曾加以仔细研究，并由美国政府的顾问、专家和大资本家智囊团巧妙地加以应用。此外，各银行对于突然来临的危机都早已有所准备，它们相当大的一部分资源是投资于国家证券的。
最后，美国企业的不断集中于庞大的垄断组织（石油、钢铁、汽车等）使这些垄断组织可以自由支配巨额资本准备，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对付商情的波动。
12. 结论必然是：大部分利用资产阶级政府所定的「计划」行事的美国资本主义垄断组织有可能击破有限的经济危机的发作力量，并把这种危机转变为相当深刻而普遍的「萎缩」（萧条与「萎缩」的区别主要在于这一点，即萧条不是累进地发展而是很快就达到了景气的最低点井停留在那里，停留时间的长短视促成它的原因和能够克服它的新的力量的大小而定）。
这是美国经济从战后直到现在所经历的道路。
（1949年的和1953年的）「萎缩」是增加了的生产和相对地落后的消费之间暂时失去平衡的表现。它首先被朝鲜战争的景气（景气主要激激了国家的军事开支）所克服，其次被私人投资的繁荣和消费者信用的扩张所克服。
但是这些方法对付大规模的危机是不起作用的。必须大大增加公共开支才能缓和可以破坏整个货币制度的危机的影响。
这种限制甚至对于有限的危机的长期再现也有效，因为正像军火生产和军火储存（以及一般军事开支）有一个限度一样，公共负债也有一个限度，这种限度就是通货贬值的某一个点，超过了这个点就有陷入财政破产的危险。
此外，只要生产能力不断地增加，同时消费能力（即使不谈失业）不断地被通货贬值所破坏，「萎缩」出现的频度和深度就只会日益加强。
美国的生产能力，仅仅由于生产率的提高，现在平均每年要增加3%。现有的关于自动化的技术计划以及不久终将实现的原子能的大规模使用，将起维持（即使不是增加）这一百分比的作用。
如果在生产方面没有适当的不变的增量（至少4%），则这将意味着至少每年有三百万工人（其中七十万是每年投入美国劳动市场上来的新手）参加到产业后备军中去。
因此，美国经济处于两种互相矛盾的过程的双重压力下；一方面是它的生产设备和生产力的扩张过程，另一方面是由于货币的贬值、农业收入的减少和技术的得不到使用而造成的相对的收缩过程（相对于生产设备能力的扩大而言）。
因此，不可避免的前途是「萎缩」的加速和恶化。
13. 实际上，这些考虑的问题也同样适用于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只要作某些个别的修改就行了。
它今天的繁荣是由投资繁荣、国内需求和对外输出喂大的。投资的目的是在一种经常使国际间的竞争尖锐化的气氛中扩张生产设备使它现代化。其结果是欧洲经济的生产能力大大增长。[16]
国内需求主要是在房屋建筑和耐用消费品方面，国外需求主要是在生产资料和消费品方面。
在这一生产成绩中，资本主义欧洲耗尽了它的动力资源，在某些地方甚至耗尽了人力资源。它对来自美国的煤和石油产品以及来自中东的石油产品的依赖加深了，同时它的美元缺乏的情况也有所增加。
此外，为了改善他们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和对付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欧洲的资本家又深深地陷入了自动化的技术改造之中。但在欧洲生产设备的扩展和它的生产力的不断增长上表现出来的这一面是和国内市场的饱和化趋势相一致的，国内市场现在又一次受到了通货膨的增长以及殖民地和附属国在从工业国吸收更多的进口货方面日益加深的困难的破坏。
因此，在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中，现在繁荣也有黯淡下去的趋势，同时也在等待着「萎缩」的来临。
14. 为了更精确地估计短期内经济的前途，必须比较具体地知道尚未实行的工业投资的容量和新投资的容量。因为，如果我们承认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开支已经达到了顶点（美国1957—1958年预算中所应用的增量除外），则现在经济的主要刺激因素仍然是工业投资的刺激因素。现在，和近几年来已经实现的或正在实现中的投资比较起来，其目的特别在于发展自动化和实现原子发电站计划的新投资并不见得可以鼓励特别有利于市场的重大发展的预测。对自动化的投资，由于它们的性质的缘故，受到很大的限制。[17]另一方面，对原子能的投资却可以大得多，并对经济起补充刺激因素的作用，如果这些投资处于其它公共开支和私人开支之外而不是替代它们的话。[18]
此外，除非资本家能保持高额利润，否则他们就不会进行这种投资——能否保持高额利润决定于能否减低群众现在的消费水平，而群众的消费水平现在正在被通货膨胀的增长所破坏。如果工人们力图保持（如果不是增加的话）他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这真将使资本家的利润率降低，也可能使投资容量减少。
因此，在生产方法的新的技术革命（自动化和原子能）中所投的较少的投资将和欧洲生产设备的增长得相当快的生产能力和生产率（这是技术革命的结果）形成对照。
15. 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现在面临着人类掌握的新生产力（自动化和原子能）所引起的生产设备技术改革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后果。
如果在目前的十年中，资本主义迫于竞争的需要，进行一个大规模的自动化和原子能计划，那末，由于表明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与群众消费力的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根本矛盾的危机的日益频繁和严重而只能使自己的演进趋于恶化。
这最后一个因素将是下列各项因素的合成结果：不可避免的技术失业（包括白领工人的失业[19]）；被一个战争经济和有过多的公债的制度所固有的通货膨胀所破坏了的通货的购买力；农业收入的减少；和不可避免的农业生产过剩的损失。
16. 正当资本主义在战后的新的十年里面临着扩大和改造生产设备的问题，且不得不设法调和现在在进展中的技术革命的时候，苏联和（在较小的程度上）其它工人国家却作出了巨大的实际成绩并解决了一些新问题。
克服了巨大的战争破坏的苏联，在过去的十年中，一直以一个平均比资本主义的高一倍的工业产量年增率发展着。[20]
同时，它的生产率（它在这方面落后于美国的程度更甚于其产量方面的落后程度）每年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一倍。[21]而且苏联在科学和技术进行的基础上（只有国家化的和计划化的经济有这种可能）已能建立一个先锋工业，这一点由于最近洲际弹道导弹和地球卫星的出现而得到证明。
由于这种进展，苏联现在已能直觉到在今后几年中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欧洲的总产量和按人口平均产量，且在较长时期内，在某些产业部门的总产量方面接近美国的可能性。[22]
另一方面，它在农业生产和轻工业方面仍然非常落后。
在这个时期里，其它工人国家的工业生产和生产率也以比资本主义各国高出一倍以上的速度发展着。
至于中国，只能和它的革命前的发展或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印度的工业化相比较。[23]在这两种情况下，国家化的有计划的经济显然占着优势。虽然如此，但如果对中国在以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方面仍然十分落后这一点估计不足也是不智的，这种落后情况使它不能赶上先进国家的水平，除非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得到迅速的发展。
17. 苏联和其它工人国家的这一发展都已实现，虽然普遍存在着过度、胡搞、错误以及官僚主义管理的制动作用和斯大林主义者的统治。
在一方面，如果说由于把群众的消费和他们的一般福利降低到极低的水平并使他们过度地劳动，这个政权一直都能够达到一个很高的积累率，那末，在另一方面它也浪费了很大数量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使群众的创造能力和主动精神萎顿消失，妨碍了各工人国家整个经济部门的和谐而合理和计划工作，妨碍了与世界市场的其余部分之间的联系。
仅仅它的农民政策无疑地已经引起了妨碍经济的和谐发展的最严重障碍之一，而经济的和谐发展乃是使生产力在某一个时期更迅速地发展的前提。这就是说，斯大林的统治已很快地成为在生产的量的发展和质的发展方面的一个障碍——对于这一点群众已越来越意识到，而这正是使他们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越来越高的基本动力。
18. 苏联和其它工人国家经济中由于这种情况而造成的失调，现在变得更为显着了。因此，不考虑人力物力资源、不顾生产成本而充分利用了发展的可能性的经济现在终于走上了它的合理化的阶段。
此外，在整个时期里受到压制的群众，现在在这一方面正在施加他们的社会压力。
苏联经济如果不除掉它的各个基本方面的官僚主义管理制度，就不可能以过去那种速度继续发展。
关于节约原料、人力和财力的问题、生产成本的问题、产品质量的问题以及调整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比例的问题现在都迫切需要加以解决。这些问题在双重意义上也和人的因素和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密切地联系着：如果这些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它们就会激起和加深人民群众的不满，因为群众对自己在官僚主义管理下所处的地位已越来越感到气愤了。此外，如果群众不能民主地参与经济和国家事务的管理，这些问题也是不能解决的。因此，不仅从政治上考虑而且从经济观点来看，政权的民主化已为迫切的事了。
官僚机构为了至少纠正官僚主义经济管理某些方面的弊病，为了减少失调情况，为了恢复计划的某种弹性，为了铲除掉过分集权化的非生产性的、使人瘫痪无力的压力而作的努力，充分证明官僚主义管理曾经陷入了怎样的一条死胡同。
在公开讨论赫鲁晓夫的「分权化」提纲时和这个提纲被提交最高苏维埃审议时所提出的事例和数字，都充分证明了这管理在财政上和经济上都做得过分了。
可是，由于「分权化」只有利于工厂中的经理和技术人员而不利于中央机关里的人，也没有群众真正民主的参与，所以它只会扩大官僚机构的基础、从而巩固官僚机构。
但是，另一方面，争取企业和整个经济由工人来管理而不是官僚来管理的坚决的斗争仍然是值得鼓励的。
19. 由于社会和经济结构的不同，苏联和其它工人国家远比资本主义国家使自己顺利地适应于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向原子能和自动化进展。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正在领导这个革命，而资本主义却仍然停留在这个新时代的边缘上，由于某种原因而还在这个新时代的边缘上踌躇不前。
苏联早已着手使自己的生产设备自动化，发展一个原子能发电站网，并研究廉价生产原子能。
经过了一个意味着稍稍降低工业生产增长速度的技术变革时期之后，它就能够对资本主义国家作决定性的进攻，并带来这样一个重大事变对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所能发生的复杂影响。
假定在现在开始的十年中，尤其在这十年的终了时期，并没有爆发战争，那末，经济实力的这种决定性的考验就会发生。
但是，另一方面，越来越明显，帝国主义一定密切注意这种发展，并认为它是作出关于战争的决定的另一个理由。
20. 美国[24]和欧洲[25]资本主义经济现状的特点是：工业生产增长率渐渐降低，通货膨胀日益加强，严重的失业情况一再出现。繁荣景象的日渐黯淡是十分明显的事，而事实上唯一留待解答的问题是：活动的这种减少会不会转变为萎缩，且将在多幺短暂的一个时期内变成衰退，或者是否会有一个新的高涨出现。
数量仍然相当可观的政府开支和投资在起着促进下列短期前景的作用：工业生产的增长率低于1956年，同时通货膨胀过程和失业都有所增长，即一个走向新的「萎缩」而不是走向突然到来的危机的演变。
情况大概是这样：开始时这个过程在美国比欧洲更为显着，而在欧洲内部则在英国、丹麦、其它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西班牙较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奥地利和希腊更为显着。
长期前景将受到资本主义生产设备（包括农业）的生产能力的不断增长的影响，尽管群众的购买能力也在不断下降。
第一个因素将是技术进步的结果。第二个因素（已加以分析）将是就业进步以及通货膨胀和农业生产过剩对劳动群众购买力的影响的结果。
长期的前景如果在政府开支和投资容量方面没有新的重大的增长，它是一个「萎缩」的前景。这一萎缩，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除了它的发展采取一个逐渐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突发的过程之外，简直与真的经济危机没有什幺区别。
21. 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工农业生产有停留在通贷膨胀和相对停滞的现状的危险。这是由于它们和工业国的贸易情况不可能有所改善，恰恰相反，多半有恶化的可能。这除了其它情况之外，可能造成能刺激这些国家的工业化的民族资本的积累的逐渐下降。
但是，如果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这将改变它们与各工业国的贸易的目前的结构）不能迅速实现，则它们的落后（与工业国相比）程度可能会增加。
因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这些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的可能性将处在一个高的爆发的水平上。
因此，帝国主义和工人国家影响这些国家的可能性也是不同的。帝国主义只能用输出生产资料和技人员来影响这些国家，并用大量投资来实现这些国家的工业改造，投资则根据这些国家的实际需要和可能由这些国家在长时期内用实物来偿还。从这一点看来，除了大量现货工业投资而外，工人国家处于有利的地位，叙利亚最近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如此，特别是美国在经济和财政援助方面的短期可能性，我们不应低估。
22. 无论如何，对这些国家的兴趣只能增加，正如帝国主义和工人国家之间以及美国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把这些国家争取过来而进行的斗争只会愈演愈烈一样。帝国主义和工人国家之间的斗争的主要赌注将是中东地区和整个非洲大陆，其次是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而且，这些地区将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垂涎的对象。中东的经济利益在于这一事实，即它的巨大的石油蕴藏量可以满足整个未来的十年、甚至更远的十年中对石油的越来越大的需要（由于煤的缺乏和原子能尚未能大量生产以代替石油）。
非洲的经济利益在于它的巨大的尚未被利用、甚至尚未开发的资源、各种原料和水力发电能力，以及它作为工业品和资本的潜在市场的作用。
此外，这两个地区的战略利益还在于它们提供给帝国主义的基地离苏联都很近，以及它们的地位正处于苏联、美国、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之间，控制了这个阵地就能够决定战争的结果。
23. 这些地区的经济利益也说明了各帝国主义强国之间正在进行的争取对它们发生影响的斗争。如果没有中东的石油，特别是英法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就要听凭美国的支配（因为它们都依赖后者的石油并靠美元援助来购买石油）。
此外，非洲是它们保留到最后的殖民地，它们指靠着对它的剥削来弥补它们在其它地方所受的损失。
但是，英法两帝国主义除了它们在阿拉伯和非洲各国人民心目中十分没有威望而外，它们的未能满足这些国家对资本的需要又使它们和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潜力比较起来处于一个非常恶劣的地位。美帝国主义现在正在这些地区不客气地、蛮横地排挤它们。
目前，德国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因为它在剥削殖民地和附属国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就经济上来说是和美国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连同它对美国的世界政策和美国的对苏联系都有明显的政治上的牵连，是我们应牢记在心的一个重要之点。
美国资本在德国工业企业中的投资在重要性方面日益增大，因为这些企业往往受美国资本家的委托对各殖民地和附属国（包括拉丁美洲国家）供应不可缺少的工业设备。
24. 近几年来，资本主义的相对经济繁荣，特别是由于可以保证充分就业，自然对工人的斗争水平、广度和深度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对资产阶级的一般政策，国内的温情主义者，国外的有忍耐心的和「爱好和平的」人士也都有重大的影响。
资产阶级一旦面临可以影响其重大利益的国内革命或国外革命的时候，就会离开这条路线。
这种经济局面当然是有利于国内和国外的「和平」的。虽然如此，但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仍然有利于无产阶级和革命，虽然无产阶级和革命到处都遭受到有限的失败。只是由于存在着改良主义的和斯大林主义的领导，才使群众不能更为根本地利用那些有利于从资本主义夺取利益、有利于在世界上更大的地区扩大革命的胜利的客观条件。
也只是由于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无产阶级群众没有革命的领导，才使这些国家的群众不能更从根本上利用帝国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困难来推进革命。
在充分就业时期，各宗主国的无产阶级能够在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间和保证不失业等方面从资产阶级那里取得重大的让步。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有过对这种要求如此有利的客观条件。虽然如此，但由于缺乏对群众的革命领导，结果使工人们满足于微小的目前利益，并从这一点滋长起关于幸福生活的幻想，因为现在有可能加班加点和全家老小都出去工作了。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在美国，工时甚至还要少些）和基本上有保证的年工资实际上是被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工会领袖破坏掉的。
25. 但无产阶级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它大概会看到充分就业让位给增加了的技术失业，它的购买力进一步被由于军事化而陷入了破产境地的国家的过多的债务和对一个先天不足的经济给予各种支持的那种做法所破坏。同时它的力量在大多数情况下实际上丝毫没有受到损害，且它又比过去更加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在社会中的相对的重要性。因此，前途是严重的社会斗争，随之而来的则为从「繁荣」到萎缩的过渡。
斗争的浪潮由于东西方关系的重新恶化所造成的危机而得到加强，且在后一阶段受到了苏联和其它工人国家作出的他们力能从事技术革命的事例的刺激，使斗争有可能恢复力量并巩固几个国家的（特别是英国的）社会党政府。在美国，建立在工会的基础上的一个工人政党的思想这时也能得到一个决定性的推动。
这些是比较短期的展望，正如佛朗哥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下台一样。
资产阶级力图通过欧洲的经济一体化、对非洲的剥削和发展自己的原子工业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共同市场」协议和「欧洲原子」协议符合于这些打算。
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包括英国）的某种程度的经济一体化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符合于已经确立且渐渐巩固的欧洲经济趋势和商业潮流。此外，任何欧洲国家都不能单独地对非洲地区进行经济剥削而不冒丧失这些地区（包括经济方面）、使其落入美国手里的危险。
同样，发展一个能满足欧洲资产阶级军事和民用需要的真正的欧洲原子工业，而不完全依靠美国，只有依靠欧洲各国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除了这些经济方面的考虑之外，欧洲一体化也符合于欧洲资产阶级的政治、军事的需要，借以更好地对付「苏联危险」，同时使自己至少部分地摆脱对美国的过于紧密的依附地位。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绝不能低估欧洲真正一体化道路上现有的将来必然会出现的（特别当经济局面发生不利的变化时必然会出现的）一些障碍，以及来自各资本主义强国之间互相敌对的本性（主要是以德国为一方和以英、法为另一方的敌对）的一些障碍。
26. 在各殖民地和附属国，经济上的各种困难将在保持和促进目前的动乱方面发生作用。动乱的主要中心将在印度尼西亚、中东和北非的阿拉伯各国、以及阿根廷、玻利维亚和巴西等国家。殖民地革命的中心将特别转移到这些国家去。
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当地的民族资产阶级必须对付一个要求有效地消除帝国主义的残余影响、大大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给予真正的自由的有力的群众运动。与此不同，印度的情况很特殊，尼赫鲁领导的国大党——由于北京和克里姆林的共谋以及群众缺乏真正的革命领导——能够使一切反对势力在一个时期里保持平衡。可是，只要这个国家的发展速度不能解决失业问题，同时又不能实行土地改革，资产阶级的政权就是坐在火山上的……。
这是从1957年的选举和目前该国五年计划所遇到的困难中得到的经验教训。
27. 以上的分析和由此产生的展望，正像已经指出的那样，在某程度上，是没有考虑到实际上存在于以纯粹经济趋势和为这种趋势所决定的政治发展为一方，以东西方之间的关系的发展为另一方的双方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而作出的。
这些都是以东西方关系不会过于恶化、不会迅速地向战争演变为前提条件的。但这种前提或假设随时都可以成为问题，因为在殖民地或宗主国里可能发生真正重要的革命的发展，或者在其它国家里苏联式的政治革命会取得胜利，或者资本主义会进入一个长时期的深刻的「萎缩」。
总的情势是这样：这些互相关联着的可能性将既在长期的基础上又在短期的基础上继续存在下去。
两个国家阵营之间争执的一些问题没有一个是解决了的——不论欧洲的还是亚洲的。此外，争取使原子武器越来越完备的军备竞赛掌握真正的「原子」武器正在继续进行，并以削弱昔日的武器和昔日关于战略和战术的观念而日益普遍化起来。一切关于「裁军」的讨论和妥协方案实际上只集中在已被原子武器时代弄成多余的那些方面的「使用特权」上。
事实是：苏伊士危机和波、匈事件以及中东的新危机和苏联工业的惊人发展又一次破坏了最近在两个阵营之间建立起来的不稳定的平衡，并揭开了一个紧张的新时代，「冷战」的新时代。
双方都力图从打破平衡方面取得好处，以便改变均势有利于自己，而任何一方面在这个意义上得到的任何重要收获都会激起另一个阵营的最猛烈的反应。
但我们也得考虑到群众的自发行动，因为它也能够深刻地改变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像1956年10月和11月发生的事件那样。
在这些情况下，总的结论可表述如下：经济和政治的前途往往随着总旳局势而发展，如果各种力量之间的现在关系发生了任何真正严重的改变，那末这种总的局势就会突然向决定性的冲突方面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