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四国际
反对官僚机构的攻治革命的动力和前景
——厄内斯特·杰尔曼在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957年10月）
自从斯大林死去以后，苏联官僚机构对苏联本国、对「人民民主国家」，以及对全世界各共产党的统治，己经彻底动摇了。
苏联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所进行的轩然大波的指责，在全世界各共产党中引起了巨大的动荡。在这些党里的坚强分子之中，愈来愈多的人开始用一种批判的眼光，对所有具有根本性的共产主义政策重新进行了研究。其结果则是，在大多数共产党中出现了不同的集团、倾向，有时甚至是有组织的派别，而这些都是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从未有过的事。国际工人阶级使自己的命运依附于克里姆林宫外交活动的作法——在苏联国内的一些严峻的共产党人，从苏联本国的利益出发，对这些活动的正确性提出怀疑的同时——也遭到了怀疑。
在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多次发生，甚至也在苏联偶尔出现的，为实现经济要求而进行的斗争、罢工运动、工人起义运动，全都极其生动地强调了「非斯大林化」的要求。它们进一步肯定了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观点，那就是说，领导者所进行的一切活动只不过是人民群众的渐趋成熟的反抗运动的压力、怒潮和精神的模糊的反映。匈牙利革命已经不容怀疑地表明，一次政治革命正在形成中，并表明推翻官僚机构的权力实为绝对必要。
在过去的四年中出现的这种引起巨大动荡的发展，并没有使我们感到意外。我们已有充分准备，并对它完全理解，因为我们早就预料到它的出现了。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同时也不必故作谦虚地说，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我们是唯一的一派力量事先确切地预见到这些事件，至少预见到这些事件的大体的轮廓，同时也只有我们早已作好准备，来承担从这些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历史任务。
为了分析这些事件的意义和规律，我们不得不提出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最困难的问题。我们又一次更清楚地看到，国际革命每前进一步，必然也会使革命的思想向前发展一步。反过来，整体革命政党对这种新发展的革命思想的接受，又变成了革命要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
政治革命或社会反革命
托洛茨基主义者对苏联这个堕落的工人国家所作的传统的分析，肯定这世界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历史前程只可能有以下的两种结局：或者是资本主义复辟，或者是重新建立苏维埃民主以保证建设社会主义。换言之，或者是社会反革命，或者是政治革命。
这里的二者或居其一的两个词儿的形成是和世界范围的力量对比的发展趋向密切相关的。或者，国际革命还将遭受一系列的国际失败，托洛茨基在1935年写道，法西斯主义将慢慢蔓延到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那幺，工人国家将从此永达从地面上消失；我们将看到社会反革命的胜利。或者，国际革命的发展将改变1923—1939年间处于主导地位的反动倾向，而使政治革命在苏联获得一个可以取得胜利的良好机会。
二者或居其一的两个词儿并非代表同时可以解决问题的两种可能性。当托洛茨基第一次明确地作出这种估计的时候（即在1933年希特勒获得胜利之后），他不得不把未来世界范围的力量对比的发展动向当作是一个难以解答的疑问。革命将会再一次向前发展，还是会在世界各地一直遭受失败呢？在1933年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能够负责地回答这个问题。可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当南斯拉夫革命已经取得胜利，中国革命已经取得胜利，殖民地革命已逐渐展开，苏联经济已获得巨大发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是有利于世界范围的革命运动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估计甚至是最近或不久的将来的发展情况时，仍然认为两种前景都有可能，那就等于是拿庸俗的折衷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如果在1953年再重复在1933年时完全正确的说法，就是说，苏联或者将重建资本主义，或者将经历一次政治革命，那就等于是要把作为一种分析现实的工具的托洛茨基的理论变成一堆教条。那也等于是把一个在整个一段历史时期中，在斯大林格勒、贝尔格莱德、北京、奠边府以及在鸭绿江边己经解决的问题，硬说成是尚未解决。在那些地方，资本主义已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因而短期内它要想在苏联复辟已经不再可能了。
力量对比所发生的双重变化对于苏联的政治革命的发展一直都是很有利的。它在客观和主观两方面都已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托洛茨基始终预见到，十月革命所建立的生产关系的长期存在最后一定会产生一种有利于推翻官僚主义独裁政权的客观条件。1933年年底，他在《第四国际和苏联》这篇论文中写道：
「尽管官僚机构会把极大一部分国民收入浪费在非生产性的活动上，但它对国家的经济和文化的高涨仍然抱有兴趣；国民妖入数量愈多，官僚机构也就可以掌握更多的资金以维护它本身的特权。可是在苏维埃国家的社会基础上，劳动群众的经济和文化的上升最后必然会动摇官僚机构的统治基础。」
实际发生的情况正是如此。为苏联的官僚主义的独裁政权敲起丧钟的，首先是无产阶级在苏联社会中所占数量上的多数和它的特殊作用、它的高度发展的技术和较高的文化、它的生活程度的提高、它从最可悲的奴役和贫困中逐步获得的解放、它的政治眼界的扩大、它的需要的增高超过了官僚机构所供应的商品——一句话，首先是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结果。
但是世界范围内力量对比的变化为这种政治革命创造了主观条件。托洛茨基在分析斯大林的独裁政权何以看来颇为巩固的《被叛卖的革命》一书中写道：
「如果在和农民对比之下，工人几乎可以说从来也没有跑到大路上去进行公开的斗争，因而使得那些进行抗议的农村陷于混乱和无能的境地，这也不完全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压制。工人们实际是害怕，如果他们把官僚机构撵下台去，那他们可能就会是给资本主义复辟打开了大门[……]工人是非常现实的。对于那个官僚机构，他们并不缺乏正确的认识——至少从那些离他们很近的最下层的统治者身上——他们看到官僚机构不过是暂时看管着他们自己取得的某一部分胜利果实的看守。等到将来，只要他们一看到有其它可能，他们就必然赶走这个不诚实的、傲慢的、不可靠的看守。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等待在东方或西方出现另一个革命的黎明。」（美国版，第285—286页。）
这种革命的序幕已经在东方拉开了。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遭到了严重的削弱。由于这个缘故，在苏联，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恐惧心理己经大大减少。工人阶级已经放弃了过去的那种消极态度。它对那个不诚实的看守已经不能再「容忍」了。相反地，它一天一天向他逼近，在工厂中以及在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上对他发动战争，强迫他放弃他的傲慢态度，并准备推翻他的权力。
对官僚机构的几种不同的理解
我们对于苏联及其外围国家的革命前途的展望，是和我们对官僚机构所作的特殊分析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把那些认为官僚机构是一个新阶级的人除外，在无产阶级运动中，对于官僚机的本质问题，存在着两种错误的理解。
第一种是主观主义的理解，这种理解是斯大林主义分子，或者说，从前的斯大林主义分子们经常提出的。在他们看来，官僚机构的产生乃是一种心理或伦理现象的结果，而并非社会现象的结果。这是一个习惯、仪态和习俗的问题：有人愿意坐在办公室里而不愿到实际进行工作的地方去乱跑；有人喜欢对工人们发号施令；不愿意「接受人民的启示」；天性「厌恶体力劳动」等等……等等……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们」为我们开出了一张大批罪证的清单，那也许可以作为我们了解「官僚主义」的基础。
和这种主观主义的理解相反的，是一种客观主义的错误认识，这方面的典型的代表是那些布兰德勒分子，以及像哥穆尔卡分子们所代表的东欧的某些共产主义流派，此外还有多依彻，他至少在他最初的几部作品里表现如此。他们说：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那里的无产阶级能力很差，既没有技术，也没有文化。因此它没有能力管理实现工业化的工作。所以最后不可避免地要由一个官僚机构来管理。
但是，工业化过程既然牵涉到投资的大量增多问题，它同时也就牵涉到生活水平大大降低的问题。工人们不会愿意接受这种降低的生活水平。因此就必须强迫他们接受。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官僚主义裁统治的客观需要，将随着产生它的历史条件的消失也立即消失。
托洛茨基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官僚机构这一现象的分折是和这两种同样错误的理解完全相反的。
以工作习惯和缺乏民主风气等形式表现出来的官僚主义，在群众组织中不可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在这里，这种现像一般都能够通过自由选举和群众的民主监督而加以克服。只有在个人缺点在社会优越地位中生了根的时候，官僚主义才会变成一种严重的罪恶，换句话说，到了这时候，心理问题已经转化成社会问题了。在资本主义政权之下，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发展以及改良主义的群众运动的发展，使得具有官僚主义倾向的人转变为一种脱离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又依靠它牟取暴利的家伙。在工人国家中，革命的胜利和反革命势力的失败却容许那个官僚机构攫取国家的政权和经济，并从而享受着无比巨大的特权。寄生的官僚机构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它和某一特殊的社会体系联系在一起，随时消耗掉这一社会的一部分财富。
我们知道，正如列宁早已理解到的，完全消灭一切官吏主义和官僚主义，也就是说一切领导工作完全由生产者自己来作，在革命胜利的初期，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不可能做到的，在一个穷苦的国家就更不用说了。因此，早在1918年，我们已经知道某种官僚主义已在苏联出现，而且我们也了解到，在任何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新取得胜利的国家中也同样会出理官僚主义。我们也知道，一个国家越穷，它的无产阶级越落后、力量越差，那幺，出现一个强大的、夺取各种特权的官僚机构的危险性也就越大。
可是，我们所不同于那些「客观主义者」的是，我们，和列宁一样，和托洛茨基以及苏联的最好的布尔什维克一样，完全相信，这种情况不是不可避免的，相信这种官僚主义的堕落倾向的发展可以通过主观因素的有效的作用加以遏止；列宁在他的晚年就一直热情地坚持这种看法。国内和国际的力量对比关系都决不下永远不变的。在1923年的失败之后，中国在1927年，德国在三十年代初期，西班牙和法国在1936年都有使革命取得胜利的可能。官僚机构所以能获得成功，主要是由于布尔什维克政党从一开头并不了解这种危险的存在，或者低估了这种危险，由于它本身也官僚主义化了，而党内的部分干部想起来反对的时候己经来不及了，因为那时他们在他们自己的组织中已变成了少数，那时本来是无产阶级的工具的党已经变成了官僚机构的工具。
托洛茨基主义者对于苏联以及共产国际中的官僚主义堕落倾向问题所作的回答，完全是针对着，包括苏联共产党在内，今天在各共产党内出现的抱着批判态度的反对派群众们的心理状态而发的。他们全都在问：「这如何可能呢？」他们全都急于想弄清楚，在苏联，不利于发展苏维埃民主的总的客观条件和无比罪恶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官僚机构的发展之间究竟有什幺联系。只有我们提出的这种对官僚机构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解能够让他们清楚地认识这一过程，同时也向他们说明了，这第一个工人国家的新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为什幺仍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社会中的不同潮流，党内的不同派别和官僚机构内的分裂
我们对苏联官僚机构的这种传统的理解，同时也使我们能够很好地回答了自斯大林死后，国际工人阶级曾不断提出并加以分析的两个问题：
1.在克里姆林宫出现的分裂是否可以解释为主要由于争权夺利？或者这种分裂实际只是在整个苏联社会中发生的某些变化的具体反映？
2.官僚机构，作为一个集团来说，对于人民群众的最后的进攻究竟能有多大的抵抗能力？
根据传统，我们知道，在所有一党专政的政权之下，社会中的一切矛盾都必然在这个政党的内部反映出来。过去，在二十年代期间，我们对布尔什维克党这幺说过。今天，我们对苏联的共产党也要这幺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在苏联共产党中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各种派别，和在苏联社会中已经开始显示自己力量的各种潮流决不是毫无关系的。
可是，它们之间到底是什幺样的关系呢？这里有两种现象是我们必须注意的。当不同的派系在布尔什维克党出现的时候，我们肯定地认为左派反对派明确地表达了工人阶级的要求。至于右派集团，那些布哈林主义者，他们只不过是在农民阶级的压力之下提出他们的一些策略问题，更特别是力图解决那些问题。可是托洛茨基从来也没有把布哈林说成是一种农民的倾向性的代表，或者说他是小资产级的代言人；也从没说他是资产阶级政客。他是一个共产党人，那就是说，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战士，这一点是从来没有人加以怀疑的。
我们也同样以这种区分作为一个起点，来解释斯大林死后苏联共产党内出现的分裂。如果我们从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派所进行的大量的反对活动来判断，我们会觉得毫无疑问，他们一定是官僚机构中享受最大特权的阶层，它最主要的是那些托拉斯和大工厂的经理们的最忠诚和最直接的代表。至于其它那些派别和一些处于中间地位的派系，它们，在不同的程度上，都受到了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压力，因为至少，它们曾经不得不提出了人民群众越来越坚持要求加以解决的一些问题；同时，它们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压力，因而提出了某些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的改革措施。
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将来也决不会说，马林科夫、米高扬或者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内代表着，甚至只是间接地代表着，一种无产阶级的倾向。他们所有这些人全都不过是官僚机构的政客，全都各以自己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手法力图保卫官僚机构的利益、权利和特权。
由于他们过去的历史，由于他们曾经对斯大林的许多罪恶活动抱着默许的态度，而这种默许是苏联人民全知道的，更由于他们目前在苏联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一切主席团中成员，在人民群众的眼中，都被看作是和一个甚至更遭到人民痛恨的政权「僧侣」专政，一样的可恨，称他们是官僚主义分子，官僚机构。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肯定没有办法担任铁托、哥穆尔卡或纳吉担任过的角色，那就是说，官僚机构中某一派系的全国闻名的中央领导们，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设法导散人民群众对整个官僚机构的仇恨。他们也都曾或多或少企图这样做：贝利亚的办法是，宣称自己根本反对警察暴政，并推卸「医生案件」的责任；马林科夫的办法是，声称他要不遗余力地发展轻工业；米高扬的办法是，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发动一次决定的攻击；赫鲁晓夫，则是向人民保证充足的面包、黄油和肉类。
但是在我们看来，官僚机构并不是一个新阶级；它是一个扎根于无产级中的一个阶层。如果我们来研究一下苏联共产党的组织成分，我们会发现它的三分之一的党员仍然是工厂的工人。即他们都是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或者工头，由于他们的一定生活方式，他们跟工人总比跟那些整天坐着小汽车到处跑，每星期给儿子一千卢布作零花儿的大佬们要更为接近一些。
因此，各工厂中的工会干部、工厂中共产党支部的书记，甚至各个区、一些小城市或甚至大城市里的领导，特别是那些政治委员们，都变成了在社会中逐渐形成的各种无产阶级倾向的真正传送带。而在他们的队伍中也可能出现未来的纳吉和哥穆尔卡，或甚至出现未来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苏联共产党中出现的各种倾向，在它们和无产阶级的关系上所表现的这种辩证的和双重的性质，反映出了斯大林主义和官僚机构本身的双重性，因为使它们和无产阶级相连的脐带始终也没有完全割断。
正是以同样的这些前提作为一个起点，我们才能够解答了官僚机构对于人民群众的革命的进攻可能进行何种反击问题。这个问题，托洛茨基事先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解答了。他在1933年写道：
「我们知道，官僚机构的社会根源必须到无产阶级中去找。无产阶级即使没有积极地支持它，至少，事实上是对它采取容忍态度的。如果无产阶级再一次积极行动起来，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就马上会失去依据悬在半空中了。如果它要反对它，那只要使用警察进行镇压就行了，倒不一定要进行内战。不管怎样，其结果决不是一次武装起义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而只是从这一专政的躯体上挖除一个溃烂的毒瘤。」
「在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和起义的无产阶级之间决不会出现一次真正的内战，这种内战只可能是在无产阶级和积极的反革命力量之间进行。」
这种预见已经在1953年6月16日和17日东德的经验中以及在波兰和匈牙利革命的经验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在所有这些例子中，直到苏联军队进行干预以前，「本国的」官僚机构几乎对群众的行动并没有进行任何认真的抵抗就彻底垮台了。只有秘密警察的一些极小的核心组织还坚持着自卫的战斗。官僚机构的其余部分则立即自行分裂：一部分人完全参加了政治革命的阵营（在成百的工厂和几十个市镇中，罢工和示威运动都是由正式的工会组织、党组织和青年组织的领导人领导的），另一部分人则全都躲藏起来或者避开革命逃跑了（这里说的是真的逃跑了）。
在苏联，外国军队的干涉当然是不可能有的，所以那里的问题只能靠苏联自己的军队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呆一会儿再谈。可是我们可以预言，在苏联的政治革命爆发的时候，我们也许会看到，托洛茨基的分析将会得到最令人信服的证实。那时也将证明另一个事实，就是说，只有在无产阶级和反革命势力之间才会出现一次真正的内战。如果不是苏联军队进行罪恶的干涉，改变了有关这一问题的具体条件，那幺匈牙利革命差不多就已经使这个预言得到证实了。
军队的任务
如果我们来归纳一下，自从斯大林死去以后，在官僚机构的上层曾经发生了一些什幺变化，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以下的两种不同的发展过程：
1. 「斯大林的忠诚卫士」组成的「坚强的核心」逐渐分化为不同的派别，派别之间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主席团的领导接二连三一批一批地被清洗出去，但这些派别中的任何一派，由于不可能使自己的尽力维护官僚机构的特权的愿望和必须对人民群众让步的实际情况调和起来都相继垮了下去。
2. 军队的重要性迅速增高，具体表现是朱可夫将军的地位的增高，他现在是主席团的一员，而且实际是「集体领导中的第二号或第三号人物。」26
我们前面已经说明，这一个过程实际是在整个苏联社会中逐渐形成的基本潮流，在官僚机构那面三棱镜上的反映。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地讲一讲一个非常典型的现象。在斯大林时代，决定权一直操在总书记一人手中。他死之后，他的一小撮卫士（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贝利亚）实际掌握着国家政权。贝利亚倒台以后，政权移到由十多个人组成的主席团手中。当赫鲁晓夫发现自己在主席团中居于少数地位的时候，他于是越过主席团向由一百多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请求支持。为了使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更具有权威性，他不得不到工厂中去向工人进行解释，同时向党员群众进行解释。到明天，中央委员会里的某一派的领导，如果在这一机构中处于少数地位，他也可能会想到要越过这个机构，去向全党党员、向工厂工人寻求支持。这将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将是斯大林时代之后苏联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军队地位的增高说明了什幺问题呢？在斯大林的统治之下，总书记的真正的权力是通过万能的秘密警察来行使的；秘密警察控制着从党、政府和军队开始的苏联社会的各个领域。但在斯大林死去、贝利亚被处决之后，由于党重新掌握了对秘密警察的控制，这个行使权力的体系便被破坏了。官僚机构，在行使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的一般职之外，在任命官员等等工作之外，除了军队已再没有任何控制人民的有力的工具了。我们所得到的一切情报都充分证明，军队，或者更解切地说，莫斯科的警卫军，在清算贝利亚的工作中担任着最主要的任务，后来在赫鲁晓夫始而战胜马林科夫，继而战胜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的斗争中也担任着最主要的任务。
这是不是说在苏联可能会有出现军人专政的危险呢？我们并不希望事先假想一个前提，以证明在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过程中不可能出现某种短暂的过渡性的局面，但我们认为从长远来看，要想使军人专政变成苏联官僚机构掌握下的一种稳定的政权形式肯定是不可能的。
今天的苏联军队真是苏联社会的一面镜子。它现在已不再是主要由农民组成的军队。它已经变成了一支由技工和司机组成的队伍，充分反映了这个工人国家在技术和文化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当然，毫无疑问，这支军队里有一个享受着极大特权的傲慢的军官阶层。也许我们不久就会看到又一个朱可夫集团出现在主席团中，竭力维护这一阶层的利益。可是，在苏联社会中日益形成的无产阶级倾向针对着官僚机构中拥有最大特权的阶层所进行的伟大斗争，也一定同样会在军队出现。平等的观念将来也会深入到军队中去；军官阶层已经不得不开始让步了，特别是，单独开饭的军官食堂现在已经取消了。许多迹象都已表明，政治革命前夕一个决定性的阶段的主要特点将是，革命观念已经深入军队之中，使它不可能再继续担任官僚机构的特权和权位的保卫者的角色。
苏联不同社会力量的形成
自1953年开始，我们一直就说有三种平行的势力已日益在苏联社会中形成了：
1. 官僚机构中特权阶层的势力；
2. 农民阶级的势力，这是三者中发言最少的；
3. 无产阶级的势力。
我们还说，这三种势力不仅在作家的作品和政治领导人的演说中间接地反映出来，同时也通过公开提出的，最初是经济上，接着甚至是政治上的要求以及这方面的实际行动直接反映出来。这三种势力力求达到的社会目的可以简单归纳如下：
1. 官僚机构中享受最大特权的阶层力图扩大保障他们的特权的法律基础；他们竭力想把篡夺来的权位变成为合法的权利（特别是在各工厂中）；
2. 农民希望保留住他们各自私有的那点土地，并要求有权享受他们的产品的全部收益；
3. 工人们则要求改善生活条件，要求在经济和国家事务方面握有更大的权利（从根本上说，他们的目的是要求工厂的管理权）。
在为了给赫鲁晓夫提出的经济管理方面的重大改革方案铺平道路而进行的最后一次讨论中，这三种势力都明显地表露出来了：
1. 和在1955年莫斯科经济会议上一样，各工厂经理，利用「分散管理」的原则的提出，又一次坚持要求增强他们自己和工头的权利，特别是开除和惩罚工人的权利。赫鲁晓夫在他向最高苏维埃提出的报告中也谈到过这些要求。享有最大特权的官僚主义分子们的这种压力，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映，就是在苏联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出现的一种新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在苏联，生产资料也应该看作是一种商品！谁都知道，工厂经理，不考虑计划规定，不合法地把某些机器设备在工厂之间任意转买己被看成是他们的正当权利了。
2. 赫鲁晓夫对农民的让步是使他们非常兴奋的：从1958年开始，他们可以为自留地上的产品交税了。这位伟大的「坚持原则的布尔什维克」，就这样，在不几年的时间内，从为了满足集体农庄庄员的利益、为了严格限制自留地，争取建立「农业村」的计划，一转而采取了向强大的私人占有欲让步的策略，这种占有欲在集体农庄的农民中已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了。
3. 工人们施加更大的压力，以求增加实际工资，反对重新修改工资制度，因为那样作的结果将是全面减少高技术工人的工资。他们要求更大的平等，并抗议滥用权力的官僚主义作风。1956年10月在顿巴斯发生后来蔓延到列宁格勒的罢工运动，使莫斯科的奥尔忠尼启则工厂以及其它许多大工厂陷于瘫痪的怠工形式的罢工主要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劳动》日报已公开报道，后来多依彻曾经力以引用的一件事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在莫斯科的红场上，有一个工人朝着一位刚刚走出克里姆林宫的最高苏维埃代表走过去。他两手抓着他的衣领对他说，「这衣服真高级。一个工人买不起这种衣服。」这件小事充分表明了，自斯大林死后，力量的对比己如何变得更对无产阶级有利了。可是，这个工人在作了这幺一番表示之后却连忙混在人群中溜走了。这更表明工人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匈牙利的经验教训
无产阶级反对苏联官僚机构的政治革命的具体形式将是什幺样的呢？凭空猜测是没有用的，我们在这里只想谈一谈匈牙利、波兰和东德的经验中的一些突出的特点。
首先，这种政治革命将会有一种永远革命的冲力。人民中的各个阶层都将被动员起来反对官僚机构的独裁统治。在这一革命的初期，所有这些阶层都会实际参加进去。但是在革命前进的过程中，无产阶级和它的自觉的先锋队就将获得革命的领导权并把它推向实现苏维埃民主的胜利的道路。
各阶级间的力量的对比关系将决定这种胜利的取得，是否可以不必采用武装斗争的形式来和有组织的反革命力量进行战斗（在东欧和中国是如此）。在苏联却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在那里已经完全没有有组织的反革命力量了。这就说明，我们现在如果预言，从革命一开始，全部力量就会分成两个明显的阵营：一边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另一边则是斯大林主义者、思想混乱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那将是完全不合实际的。对政治革命抱着这样一种想法，那就等于是在实践中完全否认斯大林主义的独裁统治，关于列宁主义的最根本的概念，已经散播了多少混乱思想和歪曲的解释。
这一永远革命的过程将经历多长的时间以及它能否迅速取得成果，主要将决定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和领导的强弱。工人阶级将很快就能找到自己的组织形式，那就是工人委员会。匈牙利和波兰的例子已经无庸怀疑地证明了这一点。这是苏维埃民主的根本前提，这种民主只有这样才能重新建立起来。但是，仅只是有这种委员会存在还是不够的：它们必须尽快争取掌握全部政权。仅是工人委员会的存在并不能保证政治革命很快取得胜利。在过渡期间，也可以采用政治上的妥协、重建小资产阶级政党、试图使资产阶级议会制重新获得生命力等等作法……但一切工人委员会中必须有一个自觉的革命的领导，那才能够使它们变成整个阶级团结的中心，才能够在官僚主义独裁统治的废墟上重新建立起革命的民主力量，粉碎反革命势力的一切企图。
民族问题，在政治革命中将占据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在这个问题上，「苏联的外围国家」和苏联本身之间是有极大的差别的。在那些「外围国家」中，民族问题，觉得受到克里姆林宫的压迫和剥削的那种感情，本身对革命就是一种强有力的刺激，它会进一步激起人民群众反抗和复仇的愿望。到了后来，民族问题也会助长落后阶层和小资产阶级党派的偏见。可是，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明确、大胆的态度，就可以，如我们在南斯拉夫和波兰的例子中所见到的情况一样（尽管它们是处于铁托和哥穆尔卡的集权统治之下），把民族感情导向有利于工人所采用的革命策略的道路。
在苏联情况却并非如此。在这里，民族感情，觉得苏联已变成世界第二强国的那种感情，实际反而对官僚机构的极权统治是一种支持。欧洲的某些少数民族（乌克兰民族、波罗的海沿岸的各民族，以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哥萨克民族）所感到的遭到民族压迫的情绪，只会在人民群众的运动中产生一种彼此隔阂的倾向和离心倾向，这种倾向官僚机构早已在设法加以利用了（比如像，在少数民族地区驻扎军队）。最后，关于亚洲的少数民族，这些民族中有一些在对待官僚机构的态度上是和欧洲的截然不同的，因为它们所在的地区，即使在斯大林时代，也确有巨大的发展。这一事实也已被官僚机构巧妙地加以利用了（如动员邻近地区的作家来反对最有反抗性的莫斯科作家）。由于这些原因，在苏联，民族问题所起的作用，只能是推延政治革命的爆发，阻挠苏维埃民主迅速取得胜利。
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不可克服的障碍是决不存在的。不管怎样，无产阶级重新组织起来进而采取行动的时间越快、它的先锋队能够组织起来，为布尔什维的列宁主义的纲领进行斗争的时间越快、不可避免的混乱和妥协的过渡阶段能够缩得越短，那幺最纯洁的政治革命，即为工人委员会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就会越快出现。
政治革命的纲领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政治革命的纲领实在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这次的代表大会也必须仔细地加以研究。当然，关于这个纲领，将来在攻治革命开始进 行准备工作的时候，共产主义的先锋队，其中包括工人和知识分子，一定还会热烈地进行讨论的。我们现在向诸位提出的这些纲要，目的只是想参照近几十年来各方面的经验，作好这个纲领的初步准备工作。我们要特别强调两点。
我们的纲要说明，如果群众没有权利组成不同的苏维埃政党，苏维埃民主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在这一点上，托洛茨基已经是，而我们自己更显然是，比第三国际和左派反对派的根本主张更前进了一步。我们相信苏联的经验已证明我们这一步是走得很对的。如果无产阶级没有权利组织不同的政党，那幺在这个阶级的党的内部出现的不同倾向之间的斗争就不可避免的将受到窒息，因为这种斗争或早或晚会因为威胁着将造成党的分裂而告一结束。只有在革命政党衷心地维护一切权利归工人委员会的原则的时候，只有这个政党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先锋队，在工人委员会这个系统之内，竭力为实现自己的主张而斗争，但同时又不压制不愿接受它的主张的少数，有时甚至是多数人的意见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才具有真正的意义，它既不同于斯大林分子的理论，而和他们的官僚主义的、冒险主义的实践更是截然不同。任何其它的解决办法，其结果只会是官僚主义的独断独行，从而以党代替阶级、以中央委员代替党、以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代替中央委员会。
我们的纲要强调指出了，在传统时期中一直存在的，工人国家中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真正的困难和矛盾：经济管理和国民收入分配之间的矛盾，增加社会主义的积累和提高群众生活水平之间的矛盾等等。为了保证以最进步的方法来解决这些矛盾，我们的纲要提出了将权力分散，使几个权力机构独立自主的主张：那就是把权力分散给管理工厂的工人委员会、维护作为消费者的工人的利益的工会，和行使无产阶级民主攻治权利的苏维埃（区工人委员会）；同时使苏维埃、工会和党都能独立自主。
这种解决办法既完全不同于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集权统治，更决非「南斯拉夫的分散政策」，南斯拉夫的办法是，一方面在中央一级维持官僚主义统治，一方面，通过工厂自治使经济部门由于彼此竞争重新产生许多浪费现象。比如说，南斯拉夫的工厂，为了赢得新形式的「社会主义竞赛」竟会彼此隐瞒技术上的新成就和组织工作的新方法，甚至要求专利权。
新的中间派
随着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倒台，一整套政治思想也跟着倒台了，这些思想，对各共产党的领导人来说，纯粹是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而对一般群众来说，则纯粹是欺骗性的和神话一般的：领导，或者说领袖（或者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是永远正确的……在这种一味服从的思想消失后留下的空隙中，由于缺乏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于是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各种各样介于斯大林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的两种：
1. 右派反对派的半改良主义：这一派的代表是，意大利的基奥里蒂和雷阿勒，法国的埃尔维—勒戈尔，英国的某些机会主义分子，东德的某些海里希思想的「修正主义者」，以及美国共产党的盖茨路线等等。这些人从赫鲁晓夫在二十大提出的一些思想中获得灵感（如通过议会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等等），于是就一心只想着社会民主，而把列宁主义思想的一些根本的东西完全抛弃了。
2. 从前是斯大林主义分子的新的中间派：这些人在人民群众和事态发展的压力之下，一步深入一步地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官僚机构和苏维埃民主等现象，其中包括斯大林主义的真实性质。于是哥穆尔卡主张给工人以罢工权利，毛在他的整风运动的第一篇报告27中也强调了这一点。毛甚至分析了官僚主义的根源，指出了「体力劳动者」（生产者）和「智力劳动者」（管理人员）之间的矛盾。所有这些都比赫鲁晓夫关于「个人迷信」的贫乏的「理论性」的见解大大前进了一步。
当然不用说，这些中间派在实际行动中的表现，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并非和他们所讲的话完全一致的。作为官僚主义倾向的代表，他们同样不可能真正彻底实行布尔什维克主义。南斯拉夫无产阶级数量上的弱小和文化水平的低下，中国发生反革命暴动的实际威胁的存在，更增添了主观上的困难，使这两个国家不可能走向使苏维埃民主获得胜利的道路。但是这种「新中间派」的存在确有其无比巨大的重要意义，因为它使得世界一切共产党（包括苏联共产党在内）的具有战斗性的党员们的头脑不能轻易安静下来；因为它会创造出一种可能性，使得一支革命的先锋队，在进行返回到列宁的斗争中，可以利用它作为一个开始发动的讲坛。
自956年10月以来的波兰革命的经验使我们可以客观地把这种新中间派意义画出一个正反两面的对照表来。这个革命已经取得了四方面的成就：民族独立；在各工厂中成立工人委员会；强迫实行的农业集化宣告结束；工人运动获得了某些出版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这些成就中的第一和第三两项现在依然存在，而且看来除非经过一次内战大概不可能会被打消。可是其中的第二和第四项却常常使人觉得并不十分稳定，而且如果革命再继续这样踏步不前（毫无疑问它己踏步不前颇有一段时间了），便大有重新失去的危险。
哥穆尔卡和他的中国派集团，由于处于革命的左派压力和斯大林分子的右派保守势力之间，力图以竭力避免向任何一边再作新的让步的办法来加强自己的地位。可是他们对左派进行的任何打击始终并不能增强他们自己的力量，而只是增强了右派的力量：这便是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所得到的一个最重的教训。这种别扭情况所以会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由苏联使馆领导的右派有完备的组织，而左派，由于领导人失去方向和战斗意志，则完全缺乏组织性。但是，如果左派在「一切权力归工人委员会」的口号下重新振作起来，为实行经济和政治组织的具体的纲领打开一个局面，那一定就会使得真正的力量对比关系清楚显露出来，而使这个肯定并没有失败的革命有一个新的开始。
返回到列宁
斯大林的继承者，以「返回到列宁」作为基调，冒失地发动了反「个人迷信」的斗争。他们这样做，实际就是点起了最终将彻底毁灭他们自己的一场大火！赫鲁晓夫到外宣扬说，现在的这些领导人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全都是诚心诚意地相信他的。可是具有战争性的共产党员和工人先锋队中的群众己经发现，而且将来会越来越发现，这完全不是事实。
由于波兰作家杨·科特（Jan Kott）曾经说，既然苏联文学在斯大林时代从来没有一个字提到过那些罪恶，这就表明那种文学实际全部都是谎言，捷克斯洛伐克「文化战线」的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人符拉基米尔·多斯达尔（Vladimir Dostal）因而在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机关报《文学报》上反驳说：
「我可以想象到职责和良心的可悲的冲突使得许多作家都感到非常苦恼。可是我认为他们最后决定暂时沉默、等待时机，那不过是对历史必然性的自然的、暂时的屈服，因为在那战争的威胁日益增大的年月，如果他们采取反对政府的行动，那就只会削弱了他们自己的国家。……一方面是国家和革命的命运；另一方面不过是少数几个人[！]的生命，少数人的荣誉，和某些原则纯洁性。在这两者之间，又没有另外一条路可走。」
这就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位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人所讲的话，这个国家的共产党直到现在为止仍是整个欧洲最为「斯大林化的！」可是在「返回到列宁」的口号下成长起来的新的一代共产党员将会对这些官僚主义分子回答说，在列宁的思想中，对原则的维护永远也不会是违背革命利益的！
这新的一代将驳斥那些任意践踏原则的人，指出他们这样作，决不是为了革命的利益，他们给革命带来的损害实在是够严重的了，而是为了一个贪婪的、嗜血的新贵集团的利益。
它将发现，只有反对派，特别是左派反对派和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们从列宁对原则的忠诚获得启示，既不屈服于威胁，也不为诱惑所动，始终高举着共产主义的旗帜，不使它受到任何玷污，它将立下一个花岗石的纪念碑，以纪念成千成万的名无英雄，由于他们在过去进行了看来决无胜利希望的反抗，才保证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列宁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重新蓬勃发展和永久长存。它将得出一个结论说，继承了这些传统的第四国际能够把这些传统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重新建立起来。它将在列宁的旗帜下，通过推翻官僚主义的独裁统治，重新建立苏维埃民主，为一次世界十月革命的胜利扫清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