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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到工人中去」学习马克思主义
曹惠白
（1975年7月）
《「到工人中去」，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我在「文革」时，被批斗中所写交代材料《回顾与前瞻―—我的交代与检查》中的一个章节，完成于1975年7月。虽因记忆模糊，有些人名已无法写清，但事实却是翔实的，仅据原稿复印寄上（文题是现在另加的）。供保存备考。
又，文革中，来我处外调者很多，九龙厂工人，据外调人员透露，回国者大多给戴了「托匪」帽子，令我气愤至深，不知现况如何？念甚。康生曾有讲话，意指港九归国者多系不可靠之「特务间谍」，恰如去延安投奔中共革命的青年，在「抢救运动」中挨整一样……，我衷心希望：斯大林上个世纪30年代在苏联「肃托」的惨痛悲剧，永远不要再在中国重演！
2005年五一劳动节补记
※ ※ ※
简 序
我1949年5月7日应同学之邀，由沪经穗去港，先住「持恒之友」社，不久，因该社另有社友来住，我辗转移至友人与同学介绍的地方寄住，生活极不安定。曾去荃湾等地招工纱厂求职，皆受婉拒，读报又知在沪系狱的大学好友解放前夕被杀害牺牲，深感悲痛。一度拟就沈阳老同学之请，去沈阳某中学任教，以缺少路费而不能成行。困苦时，独自在街头、海边彷徨，偶遇大学中文系同班女生之弟（小学生），拉我去见病中乃母，乃母留我住下，顺便教该小学生读书自习。不久，忽然有位名叫康溪的青年来找我，说明就在我住处（九龙城）附近，有一工人社团，每周有一、二次晚间的学习课程，问我能否去担任国文教师（义务的）？
我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时，即参加过中共地下党同学举办的「民众夜校」语文教学，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义务，便欣然任教：教国语课程，教唱国际歌，教普通话，同时也向工人学广东话。（不久，又受两位女工友之邀，住入她俩合租的小屋，其一受中共影响，另一受托派影响，两人都对我很好，受托派影响的女工，名项青薇。）
其后，该社团一位男工友陈文，问我愿不愿去深井一家九龙纺织厂做工？该厂正在招工，嘱我径去该厂找一位名叫俞梅的女工介绍入厂，但必须改履历，绝不能说自己是大学生，还应改一下名字，免得在港的熟人（同学）认出。
这样，我就决定：改名曹慧，进厂做工：1．解决迫在眉睫的吃饭问题。2．实践「到工人中去」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之路。
一﹑暂时的安定——进厂做工
1949年10月底，我通过九龙纺织厂车间养成工俞梅介绍，进入正急需廉价劳动力的九龙纺织厂，做成包部临时工。俞梅大概和招工的职员有同乡或亲戚关系，本人并非托派。
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流浪不安生活和一些重大的精神挫伤，能够找到一个职业，自食其力，确感无限欣慰。该厂日夜开工，两班制，每天工人都要紧张劳动12小时：早上七时入车间，傍晚七时半才能出来，夜班时间相反。成包部又系劳动强度最大的车间，初去时，我经常累得筋疲力竭，放工后，往往连饭也没吃，浴也未洗，就倒在铺上睡着了，……这使我第一次尝味到在生活煎迫下，不得不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向资本家出卖全部劳动力的工人实际生活。
所幸我当时年纪轻，又有一股经受各种痛苦打击而迸发出来的顽强意志，劳累得混身疼痛，几乎想哭时，就想：千千万万工人不都是许多世纪这样受人奴役吗？如果吃不了这一点苦，那还侈谈什么献身「共产主义革命」？咬紧牙，终于坚持下去了。
以后，我除了劳动，就在自己的铺上休息、读书。我十分用心地阅读了《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和资本》、《价值、价格与利润》、《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书，结合工厂实际和香港这个帝国主义统治下的社会实际来对照理解，马克思和列宁的语言，忽然变得非常明白易懂了！我开始贪婪地阅读，还读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在九龙纺织厂做工的这段生活，是我在港唯一比较安定的时间（自食其力），也是我读书自学较有成效的时期，它确实是我毕生经历中难忘的「共产主义学校」，对我思想的发展，烙下了永难磨灭的深深印记。
二﹑九龙纺织厂的罢工斗争和托派的活动
九龙纺织厂里有托派，我事前一点也不知道。我进厂后，专心从事上述的劳动与学习，并开始和国内的同学有了通讯往来。汪淑培、陈文宣等从四川给我写信；钱文治告诉我郑显芝惨遭杀害的消息，并给我以安慰，刘士熙告诉我，她已进入上海《新闻日报》社工作，还给我寄来解放后的《新闻日报》。……
同时，我开始观察周围工友们并具体了解他们不同的思想状况，生活又开始丰富起来，我感到有许多东西要学。
上工不久，厂方的徐考工即来车间闲谈，探问我：「你本来是做什么事的？」「我看，你也不像是做这种苦工的人。这个活很累，你好好做，我日后提拔你！」我按照预先编好的履历回答了，不免暗自觉得好笑：我，能是受资本家「提拔」的人？
1．九龙纺织厂的托派小组
两周以后，陈文忽然跑进成包部，匆匆通知我：某晚某时，到九龙某街某号大门口附近等候。这时，我才第一次知道：陈文即在该厂的摇纱车间做工。
我按时前去，在一个僻静的门楼台阶上，会见了六青年人，其中有一个浙江人章涛，原在上海听「讲座」时，曾看见过，听说是浙江大学学生，他介绍我和其它几个人互相认识，才知这六个人，全部都在九龙纺织厂做工。他们的工种，年龄如下：
章 涛（男）材料科书记工（大学生）廿余岁
斯佩瑶（女）厂长办公室书记工（高中生）十九岁
徐一清（男）并条车间养成工（中学生）十八岁以下
刘素芬（女）细纱车间养成工（中学生）十八岁以下
林雅英（女）细纱车间养成工（中学生）十八岁以下
陈 文（男）摇纱车间工人（工人）卅余岁
章涛、斯佩瑶是浙江人，徐一清、刘素芬、林雅英、陈文四人，皆广东人。斯、徐、林、刘等，都很年轻，中学生气味十足。
介绍完毕、章涛就叫徐一清继续谈他在工人们中宣传，筹组工会的情况。徐用广东话讲述，叙及的人名和事情，对我又完全陌生，所以，我虽然非常用心听，也只勉强地吃力地听懂一半。
聚会后，约定了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第二次是在当地一个中学生家里相会的，内容同前：徐一清讲述；刘素芬、陈文等补充；章涛有时询问，有时作指点。讲完这方面（筹组工会）的事，因为刚发工资，章涛就说，目前有许多「同志」在港，还没找到工作，生活十分困难，希望大家尽自己的力量给以支持。于是，除陈文外，都拿了工资的大部分交给章涛。陈文则因已有孩子，负担较重，章涛也叫他不必勉强。
也许就在这次（或下次），适逢广州解放，章涛作了形势介绍，讲到港英政府的恐惧心理（唯恐解放军进而解放香港）和C.P.在这方面的「让步」。然后说，「C.P.取得全国性的胜利后，我们遇到的困难必将更多。因为，一方面C.P.的胜利，不可免地要唤起很多人的幻想；另一方面，由于C.P.总是竭力阻挠和反对『我们的事业』，道路必然很艰难。但是，只要确实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论证的社会发展规律，不管阻力多大，我们的事业，最终仍将胜利前进。」
这以后，每周都有定期聚会，除陈文有时缺席外，（据说他由于生活负担重，常兼做两份工作），我们几人都积极参加。讨论内容都环绕「组织工会和厂内工人『同乡会』『行会』思想作斗争」和资方的阻挠破坏作斗争的中心，内容具体而详，大家莫不全神贯注，认真讨论，这样，我才通过小组会上的学习和个人的观察，对该厂的情况，获得一个大致的概念：
2．九龙纺织厂概况
九龙纺织厂位于九龙沿海公路干线青山道远程深井村，是国内武汉市某民族资本家的南逃资金所经营。原来，1948-9年解放前夕，国内一些民族资本家受其阶级本性的驱使，纷纷抽出其国内资金，来港租地建厂，继续其商品生产与资金积累，从事剥削获利。当时，九龙青山道公路沿线一带，新厂林立。（多系上海、常州、无锡、武汉的资本家开设）劳动力需求量剧增，大批劳动力涌入工厂，给工人阶级队伍的集结和形成，创造了条件。
九龙厂资金较薄，工人待遇因而比其它厂为低，又因该厂初建时，由武汉招来一批青年养成工，他们远离自己家乡，随厂来港谋生，工资待遇的高低，不能不直接关系他们眼前与日后的生计，在和其它工厂福利待遇比较后，九龙纺织厂工人对资方的不满情绪，特别强烈。
托派徐一清等，在工人中宣传「工人只有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工会，才能进行效的斗争」，很快得到广泛的赞同，他通过并条车间工人吴浩，联系了一部分湖北工人；刘素芬、陈文等，则在广东工人中进行串联，人数由少到多，热情向往工人有自己的组织，徐一清等，在工人的敦促下，乃常去港九工联（中共在香港的工运领导机关）请示组织工会的办法和合法手续。
资方风闻工人在酝酿组织工会的消息后，立刻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分化瓦解，并通过其亲信及高级职员，拉拢一部分工人参加「同乡会」。此外，资方又在各车间，以较高工资「提拔」少数「把头式」的人，藉以监视，压制一般普通工人。……因此，在筹备组织统一的工会过程中，必须努力争取受「同乡」观念蒙蔽了阶级意识的工人群众，并同时对「把头」式人物进行揭露和斗争。
当工会筹备工作逐渐就绪，工人选出了筹备会负责人徐一清和×××（湖北籍工人）后，徐一清即曾在托派小组会上谈到：劳资间的关系已非常紧张，资方对他们的监视日益加强，公开性的斗争，恐难避免。因为：1．资方在工会成立以前，即可能进行破坏，促使工人抗议和斗争；2．工会成立后，劳方必将提出某些要求，资方拒绝，亦会引起斗争。
果然不出所料，当资方探听到工会筹备人徐一清和×××是工人普遍信服的带头人之后，伺机打击，先发制人，借口他们在下班后玩扑克牌是「赌博」行为，触犯了什么「厂规」，不容分辩，立刻就在次日清晨，贴出一纸通告，将这两人「除名」，勒令立即离厂。
工人闻讯，全厂哗然。在这个突然打击下，徐一清和×××两人马上去向港九工联汇报，请示对策（路途较远，且须过海），厂内工人愤激之余，就在厂房屋顶平台上举行集会，一致认为：「开除这两人的实质是：资方企图阻挠工人组织起来，目的是在打击工会」。未经周密考虑，便决定次日开始，举行罢工，进行抗议。
3．罢工斗争的简单经过
大概在1950年一月初，九龙纺织厂就因上述事件，而开始罢工。
工人们自己组织了纠察队，在车间入口处劝阻工人上班，并唱《团结就是力量》的歌曲，进行鼓动。厂长发现了这一异常现象后，亲自前来干涉，纠察队工人便引他去看墙上贴的那些漫画之一，其上一个肥头胖脑，大腹便便的资本家，牵着一条狗，工人们只管指着那条狗，叫厂长看，把平时威风澟澟的厂长气得要死。
工人们还自己写了许多标语，贴在墙上，要求资方「收回成命」、「不许任意开除工友」、「团结就是力量」、「坚决斗争到底」等等，强烈表达了工人的决心和意志。罢工开始时，表现极为高涨的自发斗争热情，尽管漫画和标语字体都极粗糙，却有鲜明的阶级意识。
但资本家也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密谋策划，决心压倒工人。
本来，广州的解放，对香港工人给以巨大的鼓舞，斗争情绪普遍高涨。1949年12月，香港电车工人在港九工联和电车工人工会的领导下，为增加工资而爆发的罢工，此时正处于斗争高潮，在电车工人斗争情绪影响下，青山道一带工人亦有同样要求。资本家们不免提心吊胆，唯恐其本身利益受影响。
九龙纺织厂爆发了罢工，据说，其它厂的资方，立即对九龙厂资方给以支持，订立「攻守同盟」：要求九龙厂资方坚决压垮罢工工人的斗争，以免「工人得逞，后患无穷」，影响其本厂工人。
因此，资方自以为后台有力，乃采取各种方法来破坏罢工。例如：1．宁开空车，使习惯于在车间紧张劳动的部分工人回到机器旁；2．张贴布告，勒令工人上工，否则予以「开除」；3．然后，出动亲信走狗，去工人宿舍强迫罢工工人离厂，并企图把罢工工人的被盖抛上街头；4．停开伙食，切断水、电供应；5．进行挑衅，制造事端，以图串通警务局进行逮捕镇压，等等……所有这些卑鄙的手段，由于事前有所提防，及时进行揭露和抵制，并依靠工人们的一致团结和坚决斗争，一一战胜了。但工人处境也日见困难。
自发热情难持久。一周以后，资本家开始采取个别分化拉拢的办法，进行威吓利诱，将一些感到「罢工无前途」的工人，偷偷拉入车间；另外一部分工人，在资方有意拖延和劳方艰难的时刻，感到无望，但又不愿进入车间而背弃罢工集体，便悄悄离厂，甚至工人为之罢工斗争的工会筹备人之一，湖北工人×××，竟亦离厂他去。……一时间，消极悲观情绪，便在罢工工人中蔓延起来，资方冷眼相看，幸灾乐祸，劳方斗争热情，立即急转直下。
这时，罢工工人的急躁和愤恨，由于找不到对象（资方已躲在幕后策划而不公开与工人对仗），转而竟错向进入车间上工的工人发泄，认为他们去上工，就是出卖罢工，破坏斗争，并痛骂上工工人为「走狗」，发生相互的对立与攻击、资方于是洋洋得意，因为，这样一来，就转移了罢工工人的斗争目标，可以达到自己利用工人间的矛盾以达到破坏罢的工目的。
罢工爆发刚开始，厂里托派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听徐一清的汇报，批评陈文的「左倾盲动」（大概陈文起了一些煽动罢工的作用），并研究对策。托派小组平时开会都不惮奔波，分别乘车去到九龙相聚，而且在厂里都从不交谈，佯做互不相识，免得被资方或警方发现，暴露「关系」。罢工后，势必有许多情况，需要及时交换意见。于是商定：由斯佩瑶和章涛联系，反映情况，并决定在一个什么墙洞或什么地方，交换纸条。如果章涛急需向斯佩瑶了解情况或有所通知，就在经过斯佩瑶身边时，用右手搔头，这时，斯佩瑶就应该注意，……等等。
另外，具体决定了向工人宣传的内容，斗争中注意事项，估计资方可能采取的各种破坏手段，作好思想准备和相应的对策，并强调：无论如何，工人绝对不能离厂，工人离办厂，就失去了斗争的基地。
九龙厂既无其它领导力量（当时尚无中共党员及组织在该厂活动），托派小组便自然地充当了唯一的决策者和领导核心。章涛在小组会上号召：「巴黎公社起义前，马克思曾告诫：条件尚未成熟。但起义一旦爆发，马克思就立刻无条件地投入斗争。」要求大家为促成罢工的胜利而积极行动起来。最后，却又规定：「曹慧不要参加罢工」，理由是1．成包部并非主要生产车间，其它车间罢工，成包部即停产；2．曹慧尚属临时工，资方若要解雇，极其简单。
罢工期内，我既照常每日进车间达12小时，遂观察到上工工人的各种思想状况：在车间外罢工工人「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激励下，大多数的上工工人都心情沉重有惭愧的表情，他们上工，主要是不明白罢工的目的，怕失业、怕失败；只有极少数的人，才是力图向资方讨好邀功而去的，……当工人的团结在资方拉拢分化的手法下，开始涣散并发生对立冲突时，我不免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下工后，就向「工人纠察队」队员建议，劝他们不要把上工工人一律都骂成「走狗」，因为各人的认识和看法还不一致，各有各的上工情况，最好的办法是：争取上工工人出来。特别对那些曾经参加罢工而后来又进车间的工友（罢工工人对他们愤恨最深），要相信，他们本来是支持罢工的，……等等。由于我的恳切分析，合情合理，罢工工人接受了我的建议。
同时，我自己深受工人们斗争热情的感染，便主动替「工人纠察队」编写了一些鼓动性的歌词：阐明斗争目的，诉说工人的痛苦生活，揭露资本家的剥削和欺骗，号召「天下工人是一家」、「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
「工人纠察队」都是青年女工。香港有一条资产阶级「文明」法律：即，男人不许打女人。所以，纠察队一般由女工担任，而她们也确实起了很大的保卫作用。如有一天，资方派人进入男工宿舍，强行「驱逐」罢工工人出厂，这时，女工纠察队闻讯，立即奋不顾身，跑去保卫男工，阻挡来势汹汹的资方人员，使那些资方的男职员无法下手。这些青年女工们很快学会了新歌，并到处传唱，进行宣传鼓动，起了极好的鼓励团结，统一认识的作用。
后来，当罢工斗争陷于僵局，退入低潮时，记得托派小组开会讨论研究打开局面的办法，我曾发表个人的意见，认为，「现在还不能认定罢工即将失败，目前是一个改变力量对比的问题」。建议：1．最好能争取厂外的同情和支持；2．争取上工工人出来，那怕只出来一、两个都好；3．在当时的小组会上，草拟了一份「慰问信」，冒名是「一群工人」写的。讨论后，由斯佩瑶带交罢工工人，就说是厂门外碰到一个人托她转交的。
这次会后不久，香港《文汇报》为九龙厂的罢工刊登了一小方报导，讉责了资方的拖延解决，大概是徐一清向港九工联反映后得到的舆论有力支持；接着，陆续就有外厂的工人前来慰问：送食物、唱歌、跳舞、鼓励罢工工人的斗志。有一次，我看到跳舞的外厂工人中，有项青薇，大概是托派去组织的：
当厂内工人情绪好转，斗争力量对比有利于罢工工人时，工人立即抓紧时机，要求港英政府劳工司从速解决。据说，当时电车工人大罢工，因为毛主席发言中，讉责了港英政府，他们有所不安，又怀疑九龙纺织厂的罢工，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唯恐事态扩大；加以资方受到《文汇报》报导的批评后，深怕他的「民族资本家」美名受损，才勉强签署了同意工人要求的协议。历时共达半个月的罢工，于是胜利结束。
这次罢工斗争获得的成果是：1．资方收回成命，撤销开除工人徐一清、×××的决定；2．资方允许工会筹备会公开成立，不再横加阻挠；3．复工后，不得任意开除参加罢工的工人。
经过这一次罢工斗争的锻炼，九龙厂工人的阶级斗争觉悟普遍提高，涌现了许多热心的集体工作的积极分子，大灭资本家的威风，大长工人的志气。我个人也在工人团结斗争和无私无畏的精神中，受到空前的深刻教育：对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和光辉前途-―共产主义的理想，树立了无限乐观的信念。
4．关于「宣教委员」一事
我进入九龙纺织厂后，被陈文叫去参加他们的小组聚会，最初并没有发言权。因为1．我是最后一个，也是半途去的，一切都不了解；2．广东话听不懂；3．大家也显然视我如外人；4．我进厂前过了较长时间的失业与颠沛生活，受到许多排斥歧视，自卑感很严重。
罢工，规定我不要参加，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怕我因此招致失业；另一方面，也模糊感到是对我的藐视，认为我只能作一个「旁观者」。但因为我无发言权，只好听从。
当前述由于资方分化工人队伍，造成工人间的对立：罢工工人情绪由急躁而转为对上工工人的愤怒，辱骂时，我心里异常着急，由于我天性积极多事，很快给工人编写了一些歌，明确斗争目的，统一大方向、竭力号召团结。纠察队员传唱后，立刻起了很好的作用，我看见自己也能替罢工工人做点事，心里也很高兴。这天，斯佩瑶突然在女工宿舍无人之际，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是章涛写的几个字：「我任命曹慧为宣教委员，大力从事宣传鼓动……扭转工人消极情绪」（大意）我一看，不觉非常反感：罢工弄得这样，眼看都要失败了，任何人见此情况，都有责任尽一分力，免得工人遭殃，资本家得意：要谁来「封官」？何况，「扭转工人消极情绪」，又哪里是一个人的力量能办到的？就回答说：「我做不来，我没有这么大的能力。」说完，便愤然把纸条撕掉了。
斯佩瑶非常生气地斥责我：「好，好！我去告诉章涛，你不服从『组织』！」这最后两个字，不禁使我猛然一惊：难道我已经有了一个什么『组织』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托派讲到的关于「组织」的话。
但我事实上从未参加他们的任何「组织」，叫我去开会，我就像在学校参加进步社团活动时的心情一样，积极地去参加，并不知道究竟属于什么「组织」？这一次，我也实际上拒未接受章涛的所谓「任命」。小组会上，根本不曾讨论过，要我去担任什么「宣教委员」，所以，我从来不曾认为自己曾「荣封」过什么「官职」。但我爱说爱讲，凡认为正确的意见、看法，或认为对集体或别人有利的话，都自发地「宣传」，这本来是我学生时代就形成的缺点和性格。
在当时工人和资本家尖锐斗争的时刻，我认为自己看到问题，而袖手旁观或并不决心站在工人一边，则是不应该。也不可能的！
有关情况，仅如实叙述如上。
5．资方的忌恨．折磨和解雇
斗争胜利，罢工工人兴高采烈地召开了庆功大会，全部复工。
资方则气恼万分，从其「雇主」的立场出发，在发工资时，对未参加罢工者，加发双薪；而参加罢工者，半月无工资。通过发薪职员之口，资本家又竭力向工人宣传其唯利是图的观点，对罢工工人说：「下次再也不要这样上当了！你看，人家发双薪，你们呢，半月工资损失了！」罢工工人旗帜鲜明地回答：「资本家的损失还更大！」
复工第一天，据斯佩瑶在托派小组会上反映：厂长来上班时，第一句话，就是厉声对徐考工讲：「成包部的那个曹慧，你快点叫她替我滚蛋！」这使我明显有所预感：我的「饭碗」迟早总要「砸」了！
女工宿舍的舍监（资方的亲戚），则叫我去专门抄写「工人宿舍」规则，内容无非是许多约束工人活动的清规戒律，其中有一条，特别强调，「不许赌博」，这并非由于资本家道德「高尚」，而是在劳资谈判中，工人强调了：玩扑克牌并不等于赌博，而且谁也不知厂规上有这种规定。厂长放马后炮，想挽回一点面子，并叫我抄写，以为是对我嘲弄，根本不知道这些谈判的理由，全系工人的集体智慧。
徐考工则到成包部车间来，阴沈而狡诈地对我说：「这里的活太累了，你还是另外找工作吧！本来我有意『提拔』你，但你这回却要去帮工人编歌，……厂长已经知道，我也帮不了忙，你在这里呆不长了，还是早作准备，另找工作的好。」
过几天，他见我并无自动离开之意，又明白通知我：「厂长已经叫我让你走。……你的活路值不了44元。」我于是说：「我走到哪里去？整个制度，都在制造失业！……你认为我做的活路值不了44元，那就减薪好了。」
他们不敢采取公然的强制与解雇，主要还是慑于罢工斗争后普遍抬头的工人情绪。我虽然还是临时工，但工人们亲切地称我「曹姐姐」，和我非常要好。
于是厂长和考工商量，买了一个极精密的磅秤，叫我去做成包部最苦最累的检纱卷，过秤的工作，供应五、六部成小包的机器压制成包：要求我每弯腰一次，两手就要抓起十个纱卷，两次就要称平20磅，不能多，也不能少。我每分钟得不停地弯腰抬臂数十次，由于五、六部机器等着要料，人工操作犹如与机器比赛，必须连续操作不停，无法休息喘气，不仅腰酸臂痛，汗流浃背，而且头昏脑胀、耳鸣目眩，……车间工人都明白：这是资本家在故意折腾我，他们企图用这种折磨人的方法，达到逼迫我自动离厂的目的。
我当时也确实忍受不下，心想：不如开除或解雇了，我反正可以回国。我的朋友们都一再来信召唤我回国。胡德馨写道：「国内现在已经全部解放了，快回来吧！为什么你还留在那个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香港？」我回信说：「你以为香港只会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但我看到的却是劳苦大众和他们的斗争！」本来，我还并不急于回国，工作再累，但能参加小组会，了解许多情况，知道生活里还充满着斗争、希望和前景，并且和广大的工人群众同呼吸，我总感到生活是有意义的……
但资方的折磨有增无已。有一次我暴露了「宁受开除」的想法，立即受到斯佩瑶的批评。
最后，当工人重又被束缚到每天12小时的繁重劳动中去，并在资方采取的一些改良措施下，如：取消了搜身；职员们不再任意斥喝工人，反而十分客气；甚至还专门给工人开设了小吃部……等等（当然这一方面是工人斗争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资本家麻痹工人的一种手段）工人们的不满情绪稍见缓和平静以后，徐考工终于伺机钻空子，说我上厕所（五分钟也不到）是「旷工」，在成包部贴了一张小纸条，把我「解雇」了。
三﹑我在「工人之家」的活动
我在1950年3月被资本家借故解雇，九龙厂工人纷纷发起捐款。有个广东男工何学义（后回国进南方大学）对我说：「曹姐姐，你不要走，住到我们的『工人之家』去，我们每人出一毛钱（港语：一个毫子）就能养活你。你留下来，和我们一起，跟资本家斗争！」女工谭彬姐妹，也给我很大鼓励。有些年轻女工，知道找被解雇，围着我哭了起来。
罢工斗争胜利后，工会筹备会公开活动，由工人集资，借住了厂外村民的一间房屋，作为「工人之家」的会址。我被解雇后，就暂时住进了「工人之家」，用工人给我的捐款，购买了一些纸张、文具、球类和棋子等文娱用物，把「工人之家」简单布置了一下，放工后，工人们可以三三两两或更多人来到这里休息，下棋或闲谈。
晚上，我给工友们抄了一些歌：《国际歌》、《工人之歌》、《路是我们开》等，还有一些我在大学歌咏团里学来的歌曲和民歌，爱唱歌的工人就来学唱，我一边教唱，一边教识字，还按我的理解，把歌辞内容向工友们讲解。我讲得最多的是《国际歌》，这个歌，也是无数次唤起我激动和渴望的歌。
还有《工人之歌》，也是为我常讲，也为工人喜唱的歌，据说十月革命前，曾在旧俄工人中广为流传，也是列宁爱听的歌，它似乎唱出了被压榨的工人们共同的心声。歌词是：
1．生活像泥河一样的流，
机器吃我们的肉，
煤烟涂黑我们的脸，
火酒烧焦了心窝。
2．酒后引起心中烦闷，
无处泄愤无奈何，
常见父亲打着儿子，
丈夫敲他们老婆！
3．全世界的工人兄弟，
到处一样受痛苦，
我们天天被人剥削，
这是最大的耻辱。
4．工人兄弟拉起手来，
大家团结一条心，
为着光明的新社会，
快把斗争来展开！
有时，工友们来得多了，我们就玩集体游戏，「捉领袖」或其它。斯佩瑶也常来，她会跳新疆舞：《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工人们也亲切地称她「斯姐姐」。
在这段时期内，青山道沿途的好几个工厂先后相继罢工，徐一清传来消息后，我们就组织慰问，照例要编些鼓励性的歌带去，表示慰问，支持，鼓励团结。
我被解雇后，九龙厂的托派小组就不叫我去参加他们的聚会了，此后，关于托派小组的活动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在「工人之家」住了一个多月，深深感到：靠工人的支援来生活，绝不是长久之计，我又不是「工人贵族」！就开始想回国，并把这种想法，告诉了斯佩瑶。
这段日子里，有一次，香港纱厂（据说是宋子文的官僚本所经营的，有几万纱锭，是那一带最大的一家纱厂）罢工，但工人缺乏策略和经验，被资方赶出厂外，只得在厂外街头坐地罢工。我们也和九龙厂工友们一同去慰问，并捐款赠送了面包等食品，在慰问中，我注意到其中有个女工好像是九龙城我去教「国语」时的那个社团的成员。但香港纱厂罢工的前因后果，我则不知其详，据说，由于「『左』派幼稚病」，召致了惨败。
「工人之家」的附近村舍里，有九龙厂四个技工，保全工人贾福忠、朱小庄、赵永法、曾愓予合租了一间小屋居住，他们大概都是中学生，有文化；工会筹备会开始编印油印的《会讯》，就由他们负责。我既住厂外，和他们也就接近与熟悉起来，工余时作过一些交谈，大多是有关厂内的人、事和筹备会的工作。这四人有不同的个性，其中，以贾福忠最热心公益。
四﹑回国以前，托派向我灌住了些什么？
我在「工人之家」住了一个多月后，决定回国。一天，斯佩瑶通知我：章涛约我在深井村后的一个偏僻山坳里，和我谈话。
他对我谈了很久，主要是劝阻我：不要回国。认为我「对C.P.幻想很大」，又「不会隐藏自己的思想」、「容易暴露自己」，回国后必然要「吃亏」，甚至有很大「危险」。要我留在香港，他们大家想办法替我找工作。
我的理由是：1．我不怕共产党，我又没做对不起共产党的事！2．我是中国人，要革命，也应该回自己的祖国；3．香港失业的人太多，找工作很困难，我留下来也是负担，国内，我有不少同学，他们了解我这个人，找个工作，总还可以；4．解放了，共产党总比国民党好，我相信共产党是讲道理的。5．不隐瞒自己思想又不是坏事，怎么会「吃亏」，「有危险」？6．不管怎么说，我也还是应该亲眼看看，究竟共产党是不是你们（托派）讲的那样？……
最后，章涛无奈，叹了一口气，说道：「我发现：要让一个人去接受别人的痛苦经验，总是很难很难！」于是问我：「回国路费有没有？」我如实说明，解雇时领的工资全部被扒，工人的捐款，除了生活费，大多买了「工人之家」的一些用物了，所剩无几。章涛表示：替我想办法。
不久，斯佩瑶又叫我×日去九龙市内一个山坡上，有人和我谈话。
在九龙的一个僻静山坡上，我会见了湖北口音的××（直到80年代，我才得知其真名为喻守一），是一个态度非常和蔼可亲的人，约40多岁，后据斯佩瑶介绍：他是大革命时期的Ｓ.Y.（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解放后，还被武汉市群众推选为人民代表，但他不愿做共产党的官，所以跑到香港来了。
他说，听说我准备回国，他们想留我。工作已在帮我找，而且，听说已经有眉目了。我又重复了向章涛讲的理由，他才问：「那打算什么时候走？」我说，「筹到路费，马上就走。」他于是很客气地，用商量的口吻问我，他们想托我带点东西回去，不知我愿不愿意？我既然认为托派是「革命的」（九龙厂的生活经历，使我认为，他们是在「为工人的眼前利益和远大理想而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政派」），立即表示欣然同意，他才说明，主要是文章，需要抄写，要我稍等几天。最好能搬到九龙市内来住，这样，抄好给我，或有人找我谈话，就方便些。
他还考虑了，东西带给谁，问我：「回上海找什么人？」我说，找熊安东，他点头认可。然后问我：「现在身边还有哪些托派的书？」我大概讲了一下，他说：「书全部留下，不能带着走，对你很不安全。」我当时很舍不得，因为《俄国革命史》（托着）我根本还没看呢，而且也不明白：书，又有多大的「危险性」？他微笑着，断然说：「不要辩了，这是『组织』的决定」，他态度那么亲切，以致我还只是第二次听到的这个「组织」一词，也成了非常可亲的，又必须听从的事物了。虽然它在我的思想里，还只是一个极抽象的概念。
接着，他约定，叫我搬来九龙市内后，×日×时去某小饭馆，那里有人等我，并嘱我把有关的书带去交给那个人。
谈话结束后，他像青年人一样充满热情和幻想，望着远方对我说：「我总是在想，什么时候，群众的革命运动能把『第四国际』的旗帜打出来，斗争就不这么艰难了。社会主义革命必能更快发展……」
回深井后，我就准备搬进九龙市内项青薇处寄住，记得离开「工人之家」前，斯佩瑶给我一百元港币作路费，还把她个人的毛线衣、呢裤，各送了一件给我，大概因为我的衣服都很破旧之故。
在××约定的时间内，我去到某饭馆，看见了阿丁，带了一个孩子坐在里面。
阿丁，约卅岁上下，是一个戴眼镜的知识分子，广东人，在上海听「讲座」时见过，熊安东说，他是中山大学毕业生，夫妇两人住在九龙。
我把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共三本）交给了他。
他说，「听说你要回国，我今天特地来把电车工人大罢工的过程向你介绍一下，通过这一罢工的失败教训，让你更具体地了解，『机会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危害性』，回国后，也可以讲给别人听。」
他讲了很长时间，把整个过程，细节，资方如何，劳方如何，都叙述得十分详细，大意是：电车工人大罢工，开始对工人极为有利，广州解放，工人斗争热情极高，工联大力支持，工人团结一致，形势很好。但在罢工过程中，C.P.的领导不坚决，在几个关键性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以致罢工工人被拖得疲惫不堪，最后迷失方向，急躁起来，终于在警方的挑畔与镇压下失败了。
（这次大罢工，对香港地区影响很大，历时近两个月，最后，警方进行镇压，向工人投掷催泪弹，罢工工人与警察转斗，形成街垒战……一次，我乘电车时，向司机询问当时战斗情况，他激动得把方向盘都放下了，挥拳向我叙述「战斗时情景」。）
阿丁讲完后，一面指责「C.P.领导的机会主义策略造成了罢工的失败原因之一。」一面又说：「我们的同志，曾及时提出了正确的方案，但未获通过，我们的同志便放弃了自己的意见，积极支持C.P.通过的办法――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在工人共同斗争中，不应该因意见不同而闹分歧对立，影响团结。」大概香港电车公司中，有托派工人，在罢工斗争中，并没有和C.P.闹分歧，改变了过去的托派作风。
最后，他告诉我，托我带给熊安东的文章很快就要抄好了，嘱我三天后即在这同一个座位上来拿。
三天后，我按时前去，那里坐了一个卷头发的广东人，约卅多岁上下，他用不熟练的普通话对我分析「解放后国内形势」，大意是：中共解放大城市后，开始必会有许多改良，但由于阶级路线不明确，旗帜不鲜明，既要联合民族资本家，就不能彻底依靠工人阶级，工人也难于全心全意跟C.P.走，长久以后，C.P.的政策会出现摇摆，甚至倒退，土地不实行国有化，私有制的根子，也很难拔除……等等。
他说了许多后，忽然又讲：「但我们不能把毛泽东也看成『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是按照自己的方法领导中国革命的。」最后又说「日本的工人斗争水平很高，他们电车工人大罢工，出动了很多任务人上街宣传」，说明工人不得已罢工的苦衷，争取市民的谅解和同情，言下之意，是说香港电车工人罢工后，这方面工作做得较差，造成市民生活上的不便，引起了反感。
这人自我介绍叫阿今，我回国后对熊安东讲起，熊好像知道他，说他「虽是工人，理论水平却很高」，据说是九龙红磡太古船坞的钳工。
最后，他把抄好的文章交给我，是包在报纸里的三本书。当时「解放社」出版的「干部必读」理论书《社会发展史》、《国家与革命》等，他说：「文章抄在里面，是用米汤写的，你交给态，他知道怎么办：用碘酒一浸，就现出字来。」过去，十月革命前，列宁就是用这种方法传递文章书信的。
以上便是我在香港到九龙纺织厂做工的一段难忘的经历，和离港前托派章涛、喻守一、阿丁、阿今等四人和我谈话的内容。1950年4月下旬，我和当时也要回国的九龙纺织厂工友曾愓予同路，乘火车由九龙经广州回上海。离港时，九龙纺织厂的工友们吴浩、贾福忠、朱小庄、赵永法等好些人相约，从深井请假远道来送行，一直把我们送到深圳。这说明：在工厂中相处为时虽不长，但共同斗争中结成的友谊却无比真诚与深厚。（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