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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原则与方法
中国革命共产党建党大会（1948年8月20日至9月8日）一致通过
（一）党的性质和任务
（1）半世纪以来中国所呈现的长期的痉挛性的危机，在过去八年的抗日战争中，尤其是在战后将近四年内，以最尖锐的形式暴露出来。缺乏一个革命的领导，中国民族将陷于永无了结的混乱、衰败和屈辱的状态。
（2）根据中国革命性质、阶级关系及革命动力之最后分析，能够领导中国一切被剥削与被压迫群众彻底解决中国的历史性危机的党只能是一个认真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党。由于中国革命的不断性，又由于无产阶级的国际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党只能是一个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党之一部分。在今天，马克思主义的丰富了和深刻化了的别名诚是托洛茨基主义，而唯一能代表国际无产阶级利益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国际组织就是第四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党），那末今后，中国的无产阶级党，只能是以托洛茨基主义为基础的第四国际党。
（3）中国第四国际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先锋队或参谋部，它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领导中国无产阶级，经过它领导农民及一切劳苦大众走向夺取政权，完成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它必须立即严格实现下列迫切的条件：要坚决地、自觉地与宣传小团体的阶段决裂，从纯粹干部的党转变为广大的群众党，排斥无所不包的中派主义的党观念，排斥无原则的分裂和拉拢，建立一种最严格的遵守党纲党纪的党结合[1]，培养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党精神，而且无论在任何条件之下，也要严格的保持无产阶级党的独立面目——忠实地继承俄国布尔什维克——列宁党的组织传统，因为在历史上，只有这个党第一次领导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获得了全面胜利。
（二）三种恶劣的组织倾向：
社会民主主义、斯大林主义与苏瓦林主义
（4）在过去将近一个世纪的无产阶级国际运动中，有两种表面相反而相成的组织形式、作风和传统造成无穷的失败和祸害：社会民主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从第一国际的巴枯宁主义一直到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总是企图把无产阶级党的组织溶解于庸俗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氛围中，形成一种无所不包的、松弛的、缺乏集中行动，因而也缺乏战斗性的团体。这种精神在第一国际时代反映了过时的小手工业者的没落倾向（以巴枯宁、普鲁东为代表），它与这些小人物之企图越过无产阶级革命而实现公社制度的无政府主义的浪漫空想是紧相连系的，这同一精神在第二国际时代则反映了一般小资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向上发展所产生的民主主义制度，怀抱了无穷的乐观。这与他们之幻想越过无产阶级革命，纯粹依赖于议会选票之逐渐增加来实现社会主义发生有机的关系。历史久已证明：巴枯宁主义的组织只在一个短促的期间内便烟消云散。第二国际的组织只适宜于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时代，当资本主义趋向崩溃而踱入革命与战争的临死挣扎阶段，这种充满和平主义与民主主义幻觉和惰性的组织立即遭逢破产，转变而为障碍无产阶级行动的绊脚石。因此，第二国际的大厦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炮所摧毁并非偶然。第三国际是产生于前一国际的废墟之上的。它的任务是在资本主义衰落的基础之上，组织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夺取政权，因此，它提出了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来代替社会民主主义的腐败党制，在俄国表现了一个成功的夺取政权的行动。不幸这一国际寄托于一个落后的环境中，而且遭逢世界革命失败所造成的过度孤立，结果苏维埃特权官僚制度逐渐腐蚀了它的生机，把它从一个活泼的战斗的团体转变为一个无生气的、拜詹廷式的官僚机关。于是与过去社会民主主义的灿烂时代成了不可忍受的讽刺对照，来了一个斯大林主义无比横暴和野蛮的极端官僚主义集中的时代。独断的命令代替了民主的讨论，任意的指派代替了下层的选举，人性的蔑视代替了个性的尊严，阿谀代替了批评。所有这种精神和作风与苏维埃官僚的狭隘的物质基础以及在这一基础之上所产生的“一国社会主义”的反动空想是不可分离的。第四国际绝对排斥上述两种组织倾向，但它却无须另行创造一种新的党制，它的主要任务在于从斯大林特尔米多的污泥中，救出布尔什维克的党制，把它加以彻底的洗刷。
（5）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是在反斯大林官僚主义的长期艰苦斗争中生长起来的，它的最初的阶段（左派反对派时代——一九二三——一九三三年）为自身的历史任务所限，仅仅从事于第三国际内部的理论教育与宣传。因此，它具有一种严格的宣传小团体的性质；加上斯大林官僚党制的恶毒的枷锁和污蔑政策，使它逐渐与广大的群众脱离关系。这个阶段所造成的最大成果，是在理论和政治上武装了一批优良的干部；但另一方面，却由于长期的反斯大林官僚主义斗争与闭塞的环境，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知识分子宣传家中，培养了一种自由主义的极端倾向出来。这种倾向的登峰造极的产品便是苏瓦林主义。苏瓦林主义的历史根源是巴枯宁主义和第二国际的民主主义，其最大特点是认定：斯大林的官僚主义只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有机产物，而由反对官僚主义的集中而走到反对列宁的民主集中制。于是马尔托夫对于列宁的批评又宣告复活，仿佛得到了历史的证明。于是民主与自由竟与集中机械的对立起来，“领导机关”、“领袖”、“权威”、“纪律”、“组织手段”以至一切集中的领导工作与决定，通通被谥为“官僚主义”的标记，加以犬儒主义的侮蔑和讥讽，甚至一种诚实的自我批评也被说成为“忏悔”或“自我屈辱”。人们根本不理解官僚主义并不是一种主观的任意产物，而是有其一定的历史和物质的基础的，因此生出了一种对于漫无边际的民主的发狂的追求。这是小资产阶级在没落的资本主义时代，受了官僚主义的践踏，而企图回复到资本主义民主主义的牧歌时代的绝望的憧憬和幻想。这与他们一般的对十月革命，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对社会主义的悲观、幻灭和失去信心，是有密切关连的。这种犬儒主义精神之危害新生的无产阶级领导，不下于上述的两种倾向。因此，我们特别指出：过去在抗战期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倾向，从政治的堕落开始，一直走到彻底的攻击布尔什维克党的民主集中制（如轻视甚至厌恶党的集中作用，把斯大林的官僚主义归咎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等），与苏瓦林的观念不谋而合；今天在国际上围绕于美国工人党（夏克曼派）周围的修正主义倾向与其派生兄弟——中国的新旗派也正在有系统地破坏和曲解布尔什维克的党制。它们的弱点久已成为苏瓦林主义的最好的培养基，关于这一点不仅在一九四〇年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内部斗争中，而且在一九四一年的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内部斗争中也已清晰的暴露出来。必须无情的肃清这种十分有害的倾向，我们才能谈得到建立一个健全的中国无产阶级党。
（三）布尔什维克制之真髓
（6）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中心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这个制度包含两个基本的观念，而这两个基本观念又是辨证地统一的：第一，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党是生长在现社会中的，它不能不经常在各种各式的阶级斗争过程中，反映各种异阶级或无产阶级各种成分的压力，而这种压力总是通过党内各种不同的成分表现出来的——每一个党员就是党与社会接触的触须。因此，党只能让每一个党员保有高度和充分的讨论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才能使党内的无产阶级倾向与革命的传统得到发展的机会，才能加强党的教育与提高每一党员的理论水准，才能于紧急关头克服党内的危机（而这一危机又是每一尖锐的社会和政治危机的无误的反映），改善党的成分；——而且，最后而又最重要的，只有充分的党内民主才能及时的改正错误，形成一个正确的政治领导。窒息这种民主也就等于砍断党与活生生的社会斗争的连系，也就等于窒息党的呼吸，把党变为死尸；二十余年来斯大林官僚主义的试验已在历史上造成一个可怕与悲惨的教训。第二，但党内民主之具备上述的伟大作用，它之成为强有力的杠杆，只有当它有机地与“迅速集中多数意见，付诸实行”的行动观念配合起来，方有可能。永远得不到集中意见的民主，无限制的讨论自由，只能把党解消为一个无生气的讨论俱乐部，使它丧失一切战斗和行动的机会。凡是追求四度空间的民主——在本已松懈而毫无官僚主义物质基础的幼弱的无产阶级党内强调民主而特别仇视集中领导的倾向，其主要根源是出于没落的小资产阶级的偏见，其主要作用是拒绝行动，其唯一后果是使党趋于混乱和瓦解；这种倾向，我们刚才已指出过，从第一国际的巴枯宁主义、经过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一直到第三国际与第四国际交替时期的苏瓦林主义，有如一根赤线一样，贯通于国际劳动运动史，在各个不同的时代，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党观念发生不可和解的斗争。在过去的深刻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之上，中国第四国际党现在特别着重的排斥一切反纪律、反集中、反行动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清谈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没有党内民主——没有革命的教育。没有纪律——没有革命的行动。”
（四）领导机关之作用
（7）在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党内，每一个党员都具有充分发言、批评领导机关的基本民主权利，但民主的权利与对革命所负的义务是不可分离的，因此，每一个党员必须对党忠实地在经济上、工作上贡献最大的努力，而且对党的纪律、对党内多数所决定的政治路线与选出执行这个路线的领导机关，都应真诚地服从和信任。从这里就产生了领导机关与党员群众的辩证关系。一般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总是企图把这两者加以机械的甚至不可和解的对立，把党员所具备有的民主权利加以过分夸大，而竭力规避他对党所负的义务，因此，对执行纪律的领导机关采取永远轻蔑和仇视的态度。事实上领导机关只是党的多数政治与组织意见的集中，因此它也就是革命的集中主义的体现物。没有集中就没有行动，没有领导机关就没有集中行动的指挥部。那末凡是抹杀领导机关之积极作用的，也就等于抹杀一切革命行动的义务，其罪恶不下于对革命的直接背叛。今后中国第四国际党绝对排斥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倾向，把领导机关与下层党员的关系置于真正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基础之上：使每个党员都了解监督、批评、选择领导机关与对它的信任与服从是不可分离的，领导机关只有当遭受大部分党员的否决时，才失去它的职权。一个健全的领导机关将发挥革命的集中主义的最大效能：一方面，经常的执行对党内的教育和组织工作；另一方面，经常的对外进行宣传、鼓动、组织群众及领导群众斗争的工作，在事变的紧急关头则保证党能迅速行动，不致错失时机。总而言之，领导机关的主要任务是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及时领导无产阶级走向政权。从这里就决定了：领导机关中的领袖或负责人绝对不容许革命的玩票友或钻营家来滥竽充数。伟大的历史任务必须选择认真的革命家来担任。凡是不以革命为终生职业、不以党的生活为中心生活的人滚开去，凡是以文学的赏玩为目的而不屑做一个组织家和行动家或单纯地拿组织来满足个人野心的小组织阴谋家，也绝对不能在领导机关中插足。领导机关必须由一批优良的、经过长期革命试炼、而认真的以革命为终生事业的战士构成。根据过去的痛苦经验，中国第四国际党严格的立定这一规则：领导机关必须从工人党员中有系统的教育、提拔有能力的工人干部来补充自己，使它变成为名符其实的一所工人干部的政治学校。知识分子由于其本身的缺点，不能直接由学校教室走入无产阶级的党的领导机关。他们必须在工人运动的过程中经过一个相当长期的学徒期间，充分证明他是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才能负起革命的领导责任。
（五）党内之派别
（8）无产阶级党的最大特点是用耐心的教育和说服来代替简单的哀的美顿主义的强制，用充分的讨论和最大限度的容忍来代替单色的“思想统一”。它并不幻想一种“永远的思想一致”——因为党是最尖锐地反映社会的复杂的矛盾的；因此它并不盲目地排斥党内一切分歧的倾向或派别——官僚的钳制只能成为小组织产生的根源。恰恰相反，中国第四国际党认为克服党内危机的唯一办法不是抹杀或掩盖它，而是尽情地把它揭露于全党之前，让每一倾向、每一派别有权充分发表其独特的异见，因为对每一事变的不同见解或对政纲的不同解释，只有经过充分的民主讨论——内部斗争才能彻底解决。但派别或倾向必须以认真的政治见解作其存在的辩护。关于这一点，我们特别指出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经历过的一段特别惨痛的历史：过去十八年来由于脱离群众及运动本身的狭隘性（仅限于宣传任务），无原则的小组织斗争不断发生，这些小组织并没有严格的原则立场，它们的结合仅依赖于个人野心的动机或个人感情的连系、拉拢、以及自我主义的月旦评，要是不符合于它们主观愿望的，都加以排挤、攻击甚至造谣中伤。它们总是在阴谋中打滚，任何领导和权威都得不到它们的支持，它们自命不凡，要求无限制的“自由”。结果，党的基础和生机被它们大大浪费和破坏，因为它们总是妨碍党的向外发展，又最重要的，总是对不可靠的分子甚至敌人的间谍大开门户，过去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之遭受敌人破坏，大都是内部无原则的小组织斗争的直接结果，而这些小组织的假装急进的英雄们又大都是迅速幻灭，变成最无廉耻的叛徒，在这一悲剧性的教训的基础之上，中国第四国际党不得不严厉的规定：缺乏政治和原则基础的派别只能是一种无原则的阴谋性的小组织，它将在全党面前遭逢应得的破产和严厉的打击。而一个具有认真的政治原则立场的党内派别，如果它尚处于少数地位的时候，便应当一面服从纪律，对外与党的多数保持一致的行动；另一方面则在党内从事于耐心的说服工作，绝对不应以不同的政治意见为借口，向党的多数派用哀的美顿主义，破坏党的纪律和内部的和谐（如拒绝工作、拒纳党费……等等），以致引起分裂的危机。这与党的多数不能用开除或任何手段来压制、排挤少数倾向一样。爱党主义将成为党内每一党员、每一派别的最高准则。
（六）党内公报与机关报
（9）任何认真的内部讨论如果不在领导机关的直接指导之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是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在这里仍然可以看出民主与集中的不可磨灭的辩证关系。党内公报将尽量容纳、尽量印刷、发表和传布一切重要的争论文献。为了保证最大限度的公正，在争论过程中，党的多数派可以而且应该与少数派共同成立临时的党内争论文献的编辑局，双方必须针对党的物质基础来决定“党内民主”的界限——多数派固然不能任意限制一些必须的步骤，少数派也不能不顾及党的物质条件与客观环境而任意提出过分的要求。我们必须紧记着：在无产阶级党初期的幼稚，因而难免过分松懈的阶段内，打击小资产阶级的失败主义与离心倾向，假如不重要于、至少也不下于打击官僚主义的作风。假如党内公报是党内民主——党内教育的工具，党的机关报便天然是党的集中对外宣传的喉舌。两者的性质和任务是截然不同的，但又是辨证地互相关连的，它们只是民主集中制所表现的另一面。因此，假如党内公报可以而且应该由党内争论的各派共同编辑，体现最大限度的民主，党的机关报便必须在党的领导机关绝对控制之下，决定对外宣传的方针和编辑计划，体现最大限度的集中行动。即使在原则上党并不排斥内部的争论可以扩展到同情者及先进的群众中，达到较广泛的教育意义，因而必要时可以在理论机关报上增辟一争论栏，尽量发表双方的争论文献；但这一原则并不妨碍党的中央委员会的编辑权力，它不仅可以有权决定实施这一原则的条件是否具备，而且万一在实施这一原则时，还应该在编辑方法上，尽量以显著地位阐明党内多数的政治路线。党内少数派有权要求党内公报的最高限度民主，但无权干涉或破坏机关报的最高限度的集中。新鲜的历史事实连续的证明：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往往企图把党的机关报溶解为无所不包的自由主义刊物，因而最后走到“越过党的头”，出版与党机关报平行的独立机关报，把党降为无所不包的孟什维克组织，结果造成分裂。中国第四国际党在这一问题上坚决地排斥盘纳姆——夏克曼——意因——连根过去所表演的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组织作风，彻底肃清一切离心的、对党失败的无原则分裂主义者！
（七）党的成分
（10）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仅仅是中国无产阶级党的革命党纲之一部分，历史的经验证明：任何革命的政纲和制度都不是抽象的唯理主义的产物，而是依附于一定的阶级基础之上的。因此，一个无产阶级的政纲必须配合一个无产阶级化的党组织。第四国际内部一些小资产阶级理想派因为受斯大林主义的深刻堕落所惊吓，总是小心翼翼的追求一种永远防腐的最理想的党制，结果他们疯狂的热中于“民主”与虚幻的“反官僚主义”斗争，却暴露党的真实危机并不在于民主集中制的“缺点”，而是在于他们所代表的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的过分跋扈。假如漫无限制的民主是小资产阶级的理想党制，则民主集中制天然是无产阶级建党的杠杆。要想把布尔什维克党制放在健全的基础之上，我们必须使党的无产阶级成分占绝对优势。这一天经地义的真理已为许多新鲜的经验所证明：在战争的压力之下，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与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小资产阶级一翼竟于一昼夜间背叛党纲（连同布尔什维克的党制）。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使我们明白光是靠一个革命政纲是不能保证党的生命的，只有当党的无产阶级成分压倒了小资产阶级的成分时，我们才能顺利地抵抗有如瘟疫一样的自由主义、怀疑主义、悲观主义、忧郁病与歇斯得里的反动情绪的袭击，这种情绪现在在崩解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流行于没落的小资产阶级层内。中国第四国际党今后应把党的无产阶级化视为生死问题。
（11）我们并不否认，特别是在落后国中，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运动的推动与无产阶级党的建立贡献非凡的助力，但过去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知识分子之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与无产阶级革命的酵酶素，必须首先具有勇气和决心与小资产阶级环境决裂，毅然走入工人环境中，使自己得到再教育的机会（最大的榜样便是马、恩、列、托），凡是拒绝与工人阶级同化，以闭守于书斋自满的学究，不管他如何辉煌地背诵革命的词句，在严重关头终归要背叛革命而退回庸俗的小资产阶级环境的（考茨基、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因此，中国第四国际党，在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中，首先应该替党内的知识分子同志开辟一条到工人中去的道路，而且要促使每一知识分子同志自觉地走到工人中去，并给他们订立一条严厉的规则：凡是在相当时期之后证明不能在无产阶级环境中工作，且不能替党吸收工人战士者，立即取消党员的资格降为同情者。当然我们的态度并不是而且不应笼统地把知识分子同志加以宿命的排斥，而是鼓励和推动他们自动经历一种严格的阶级斗争试验。盲目地在知识分子同志与工人同志之间划一条机械的鸿沟，只是一种有害的教条主义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对于革命知识分子的正确态度毫无共通之点。
（八）干部的培养
（12）第四国际的过渡纲领明白的指出：新无产阶级的领导建立的主要障碍是老一代的消沉、颓废、退却、与新一代的缺乏经验。这一现象也最深刻的反映在中国建党的过程中，在中国无产阶级队伍内由于受斯大林主义的特别沉重的灾祸，老一代的退却和死亡与新一代的幼稚和缓慢生长形成更难于忍受的对照。因此，中国第四国际党当前的最迫切任务就是克服这一危机，而克服这一危机的最切实的办法之一就是对新的一代干部的加紧训练。新的干部必须继承过去的优良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和组织传统，必须认真的在实际斗争中把这种传统化成自己的骨与肉。拒绝从过去学习等于拒绝从政治与理论上武装自己的头脑，拒绝实际的群众工作和斗争等于拒绝前进。理论与实践必须打成一片，一个理想的第四国际干部必须同时是一个优良的理论家——宣传家和实际革命家——组织家。在我们队伍中，纯粹的事务工作主义者与纯粹的学究都只能是一种病态的产物。健全的党组织必须有健全的骨干。末了，我们还要特别郑重的指出：每一个第四国际干部都应自觉地不但以革命为终生事业，而且准备随时应党的需要，以革命为终生的职业。下一阶段，党的发展规模，端视它能否有系统地培养一批优良的革命职业家而定。总而言之，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就是应时检查、医治不良的倾向和传统，助长、创造良好的倾向和传统，只有在健康的大气（传统）中，新的干部才能迅速生长起来！
（九）新的方向与新的作风
（13）假如第四国际的短促的历史已充分证明：新领导的维持和扩大主要是靠新一代的青年干部，中国无产阶级党当然把全般希望寄托于广大青年男女工人和学生，他们未受到长期失败的打击，充满自信和朝气，新的历史希望与任务只有在这一代中得到最热烈、最迅速的支持，我们必须跑到他们中去进行刻苦的教育，而进行这一工作的最重要的桥梁就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建党的工作与“青年团”的扩展是不可分离的，前者必须通过后者。“中国共产主义同盟”过去两年来的发展趋势已充分指出：团的发展迅速地远远超过了党，这种现象只能反映我们所指出的道路之准确性。青年团今后应该对充满革命向心力的青年男女工人和青年学生分子广开门户，这是党的乐观主义的泉源！
（14）新的远景与新的组织任务必须伴之以全新的工作作风的转变。今后我们的中心工作不是单纯的宣传小团体的工作，恰恰相反，一切在过去小组织阶段中所造成的文学玩赏重于实际工作，尚空谈、教派主义、小家子气、行会式的狭隘作风以及害怕对群众公开自己面目的心理，必须全部埋葬。每一个无产阶级党的党员必须毫不犹豫的走出闭塞的小环境，利用一切可能的关系，走进广大的群众中去活动，到大的产业工会、工厂、作坊、学校、兵营和农村中去，替革命的政纲勇敢的工作、勇敢的发言、勇敢的站到群众斗争的最前面去！每一个中国第四国际的党员都应该做一个模范的工会会员和规模阔大的群众领袖！在适当的时机中，不要害怕把自己的面目公开，不要放过一分钟争取合法的阵地，合作工作必须与非法的秘密工作辩证地连系起来。我们不是教派主义者——因为我们深信合法与公开的地位是建党的最经济手段；我们不是取消主义者——因为我们根本不幻想统治阶级会长久容忍公开的革命批评和活动，因而必须继续保持组织的秘密工作系统，准备随时应变。在目前这个资产阶级统治最不稳定、社会崩解与革命震动，变成慢性危机的时代，不懂得如何配合公开的工作与秘密的工作也就等于不懂得如何建党。“新旗派”在这个问题上也牢骚抑郁地攻击我们为“取消派”，这只证明这些人丝毫没有勇气与过去的闭塞环境决裂，没有勇气在群众中露面，因而最不适宜担负建党的伟大和艰巨的历史任务而已。他们的教派主义的组织观点只是他们的教派主义政治的成长。过去的痛苦经验告诉我们：教派主义不仅是我们走到群众中去的严重绊脚石，而且还是使组织发生混乱和瓦解的主要因素。因此，我们对于这种有害的倾向，必须加以严厉的监视，并与之作决绝的斗争，把它从我们的队伍中加以彻底肃清。但在反教派主义的斗争中必须同时警惕，不要走到另一极端，以致忽略了非法的秘密工作，产生取消主义的危险倾向。每一个党员应该时时刻刻的记住：合法的公开的工作，只有在严密的秘密工作的基础之上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轻视合法工作等于折断党到群众中去的桥梁，但轻视秘密工作则简直等于把党的生命交给统治阶级的刽子手。
（15）我们立定一切党的方针和原则只为的是便利于一个总目标：转变一个宣传小团体为群众党。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之改变为一个党并非表示立即可以改变它的性质。它仍然是一个宣传小团体，仍然是一个干部的组织——先锋队的先锋队。但假如有人认为这纯粹是无意义的名称改变，那就大错特错了。当建党的客观条件更成熟，当我们决心改变为党的组织时，我们就更有决心与过去的小组织阶段决裂，更有决心、更有勇气、更有气魄把这个党转变为群众党。革命的群众党不是定做的，不是定时宣布的，而是从今天、从我们这个干部的党开始，一点一滴创造成功的。我们比任何人都了解这是最艰难的任务。凡是对我们这个发轫的工作讥嘲、怀疑和畏首畏尾的，让他站开去，因为无产阶级党永远不是靠这种人建立起来的。每一个第四国际党的党员今后必须坚决地、勇往直前地跑到群众中去从事建党的工作；不发展就是死亡！这是我们的心中口号。
校对记录：
[1] 建立一种最严格的遵守党纲党纪的党结合——“结合”疑为“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