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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成立大会文件
(1931年5月1日上海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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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
1、过渡期中反对派之总任务——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第六次世界大会及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中国革命做了根本错误的估量。他们隐讳中国革命经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领导所遭受的悲惨失败的事实，宣告革命的形势之依然存在（“两个浪潮之间”），而继续其武装暴动及组织苏维埃政策。
其实，1925——27中国第二次革命始而经过上海“四一二”与广州“四一五”的屠杀，继而经过武汉反革命的政变，最后又经过广州暴动的失败，在政治上陷于无出路的状态，散处在乡村的农民便失去了城市工人阶级的领导。资产阶级在打败革命之后，便得以设立起——纵然他本身不甚容易——反革命的统治；已为革命所动摇的帝国主义统治便又巩固起来。
二三年来，史大林派机会主义盲动主义混合政策的领导，只有更加削弱革命势力。我们目前仍是处在了上一次革命早经结束下一次革命尚未到来的两个革命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将延长好久，我们不能预言，它受许多国内和国际的因素所影响，但第三次革命的到来是必然的，在第二次革命失败的情况之下，已完全埋伏着它的种子。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就是：明瞭的了解革命失败的原因；正确的估计现时的形势；团结无产阶级先锋队中最坚决勇敢而能坚持的分子；在过渡时期要求之基础上重新与群众发生联系；并且在各种社会生活中准备工人阶级走向第三次中国革命。
2、中国革命失败的教训——第二次中国革命在1927年连遭三种模范的失败——上海、武汉、广州，这三次失败，都是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中央最根本的错误政策的直接产品。在以下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四个问题中，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路线达到十足的实现：
（1）党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被引导加入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党，而且史大林派和马尔丁诺夫用种种胡诌哲学的“工农党”甚至“四个阶级联盟”隐蔽该党的资产阶级性，因此无产阶级在最紧急关头没有自己的政党，尤其甚者，所谓共产党反变成资产阶级欺骗工农的辅助工具。在世界革命运动史中从未有过类似这样的罪恶，此应由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灵魂——史大林负其全责。
现在印度、高丽及其他国家正在培植新的国民党式的“工农党”，因此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根据第二次中国革命的经验，认为应该郑重宣言：
“无论何时和无论在何种条件之下，无产阶级的政党均不能加入别一阶级的政党或同别阶级混合组织，无产阶级政党之绝对独立，是共产主义政策之基本的和先决的条件。”
（2）帝国主义及殖民地资产阶级问题：共产国际错误政策之理论根据，是认为帝国主义的压迫，可以使一切“进步”的阶级携手同进，换言之，照史大林在共产国际的理论，帝国主义的压迫，似乎取消了阶级斗争的法则，实际上帝国主义对中国之经济、政治，军事的侵略，恰使国内阶级斗争紧张到异乎寻常的程度。
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基本农业经济中，与封建形式的剥削发生了有机的不可分离的联系。他们在上层与世界财政资本也是有机的不可分离。中国资产阶级同样的不能解除农村中的封建剥削形式与国际帝国主义的关系。
资产阶级和最反动的封建军阀的冲突与外国帝国主义的冲突，比起他们与工人和贫农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在最后一分钟内，永远退至不重要的地位。
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恃以反对中国工农的，是有国际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为后援，他们比任何的资产阶级更要迅速的残忍的将阶级斗争变为国内战争，以屠杀工农。
共产国际领导的最重要的历史罪恶，莫过于帮助资产阶级骑在中国工农的头上，而且掩护它以抵制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之攻击。在一切革命运动史中资产阶级还未有过如史大林的领导拥护中国的资产阶级的这样一个盾牌。
反对派请中国工人全世界工人注意以下的事实，在蒋介石的叛变以前，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反对派曾及时的警告过对于革命将准备着的屠杀。而史大林派在蒋介石叛变前数日，不惟得意的劝人信任和拥护蒋介石，而且对于反对派施以极野蛮的压迫。
过去的反动的传说谓“民族”资产阶级能领导民众进行革命斗争，现在如有人赞成、宣传或辩护此种意见，中国反对派即宣布他是叛贼。只有中国无产阶级领导被压迫群众，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夺取政权，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革命的任务，此外没有别的任何道路。
（3）关于小资产阶级及农民问题：关于此对于中国及东方各国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共产国际的政策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了孟什维克主义的曲解。我们反对派说无产阶级应与小资产阶级有革命的联盟，我们指的是被压迫阶级的几千万几万万的城市与乡村的贫民；共产国际领导的所谓小资产阶级，乃指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主要的是知识分子，他们（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以民主政党和团体的名义利用城市及乡村贫民，在紧急关头即将他们卖给大资产阶级；我们所谓的联盟，不是联合汪精卫反对蒋介石，而是联合一切劳苦群众反对汪精卫和蒋介石。
（4）苏维埃问题：布尔什维克关于苏维埃的理论为机会主义的曲解所代替以后，又辅以盲动冒险主义的实际。
在东方各国以及西方各国，苏维埃是一种组织形式，在广大的革命高潮时期即应组织。一般苏维埃的发生，是一种罢工委员会的组织，以后渐扩大其机能和在群众眼中渐提高其威信，在第二期它成为革命暴动机关，最后，在暴动胜利后，成为革命政权机关。
共产国际史大林的领导妨害中国工农组织苏维埃，有意剥削他们（工农）的地位，在资产阶级面前解除他们的武装，使资产阶级有摧残革命的可能。以后在1927年十二月企图在二十四小时内组织苏维埃，这只是一种冒险罪恶，反使军人更可肆无忌惮的屠杀英勇的广州工人。
以上是史大林的共产国际领导在中国的根本罪状。总括言之，它以最完全最彻底的孟什维克主义代替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第二次中国革命的失败，首先就是孟什维克战略的失败。不过这次他是戴着布尔什维克的假面具，无怪全世界社会民主党关于此问题都和史大林布哈林同情一致。
不整个的了解这些中国无产阶级付了极巨代价所得的教训，我们即不能前进。中国反对派完全立足于这些教训之上。
3、过渡时期与我们的策略——自1927年来，反革命的形势代革命的形势而起，中国资产阶级在屠杀民众后，不得不容忍军事独裁，一方面因为资产阶级与平民群众间有不可调和的极端的对抗，另方面因为中国资产阶依赖帝国主义，因此它不能领导革命的民众，不能实行民主会议制度，在“训政”时期的临时政权组织之下，建立各系军人的统治。这些各系军人代表各派资产阶级之特别的及地方的利益，彼此互相冲突和公开战争。这些战争并非表示资产阶级之最后的崩溃，而正是压平革命的后果。
但是军事独裁，军阀战争，以至国民党的“训政”，毕竟不能满足资产阶级的要求，故在没有革命危机的情形之下，资产阶级也企图利用“民主的”统治形式，尽可能地来抑制军人，使国家政权更经济的更便利的为它使用。它尤其须要有一个相当的国家主权以便与帝国主义办妥协的条件（特别要订立借款条约）。它以为若能成功的利用帝国主义间的冲突，并取得更有利的与帝国主义妥协，则它更容易使国民党军阀屈服于集中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关。
国际帝国主义为开辟中国市场以挽救其经济危机，亦必须要暂时妥协，帮助中国资产阶级，经过资产阶为中介，更加压抑中国劳苦群众于地下。
国际帝国主义的剩除资本，可以造成中国的经济复兴，目前国民党之召集国民会议亦即是适应这种要求。但是这种前途，受着国内外一切因素之影响，其结果将引起各种矛盾之紧张。
反动的卑怯的资产阶级不仅只能召集一个选举标准很高的国民会议，并且还不敢骤然放弃国民党的“训政”。即在这样的国民会议召集之前，资产阶级不得不加紧剿除暴动的农民，剥夺共产党的政治权利，施行紧急治罪法，加重对工人和学生的压迫，颁布专制主义的出版法，因此资产阶级这一立宪政治的企图不仅要引起其内部各派之冲突，并且要招致贫民群众之激烈的反抗，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而斗争。
现在反革命的形式仍继续加深，这种行程的最明显的表现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三年来党的群众基础，尤其是党本身的无产阶级成分日益削弱。错误的政治路线每步均与事实背道而驰，将继续毁坏中国共产党，假使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不能获得关于党的政策上及党制上之根本变迁，则共产党将必趋于灭亡。
共产国际的领导继续掩饰其错误，即在中国劳动阶级中替社会民主党及无政府党这两个敌人开辟道路，只有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同时进行反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此两者都是史大林派之下的必然产物）之不可调和的斗争，才可以使革命运动免去这两个相互为用的敌人之危险。
现时中国没有广大的群众的革命运动，工人斗争还是限于经济的范围，并且带防御性质，依据于特殊条件而存在着的贫农游击队，固是中国革命具有向心势力和广大可能性之证明，但在工业的中心城市消沉之下，没有胜利的机遇，因此现在还是反革命时代。我们应当向将来的革命运动进行我们的准备，我们应当在过渡时期要求之基础上，尽可能吸引多量工人。联合贫农参加国内政治生活。
苏维埃口号在现时若是实行的口号，则只是冒险和高调。史大林派的领导，企图依靠乡村散乱的游击队来组织红军并创立苏维埃政府，以对抗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官僚主义冒险政策。我们认为必须到了无产阶级统治了国内诸重要工业和政治中心，然后才有组织红军及在乡村建立苏维埃制度之必须的前提。
反对国民党的“训政”和军事独裁，必然采用过渡的民主要求，如要求召集自由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的普选而产生的全权的国民会议，以解决国家最重要的问题：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保障中国的民族独立；国内各民族的自决权。
现在国民党召集其御用的国民会议，正需要我们拿出普选的全权的国民会议号召工人及平民群众与之对抗，并提出我们的政纲。
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及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否决了过渡时期之革命的民主口号，陷中国共产党于无口号的状态，因之使它不能在反革命时期进行动员群众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反对此种无生气的政策。我们预言当工人开始脱离现时的麻木状态时，工人必然提出民主主义的口号。若共产党置之不理，则政治斗争的复兴，将有利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政党，甚至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亦可以用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及劳资协调等口号，经过它所豢养的工会官僚以麻醉工人。
自然国民会议以及一切民主口号最易引起机会主义的曲解。就是对国民会议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的史大林派，在抵制不了时，一定又会跟在小资产阶级之后，将民主口号加以非革命的和妥协的曲解。因此我们必须预先指明的：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争取会议制的和平发展，也不是在建立民主共和国，而是要求走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民主口号的根本意义，就在能够引导至这一道路，只有这一道路才是解决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任务和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线的真正道路。
4、中国革命的前途——现时尚难预言革命高潮将于何时及依何种道路发生。中国资本主义有向前进一步发展之可能。这种发展自然是在奴隶的资本主义形式之下。
经济复兴即使是微弱的和时间很短的，将重新集合工人到工厂，提高他们阶级自信力，造成组织工会和扩大共产党影响之条件。工业复兴无论如何不能取消革命，正是相反，其结果将重新引起一切未解决问题的紧张，加紧现时暂归沉寂的阶级间的对抗（军人，资产阶级和民主政党之间，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最后工人阶级和全体资产阶级之间）。工业复兴将中国民众从消沉的被压迫状态中拯救出来，以后不可免的新的经济恐慌，将成为新的推动力。当然国内外的因素，可以妨碍或加速此种过程。
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不受现成的死板系统之束缚，他的责任是在研究国内生活和国际背景的实际发展，一切策略上的伸缩当与每一新阶段实际环境相适应，我们的战略的总路线是夺取政权。
第三次中国革命的胜利必然是要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无产阶级政权一开始就要坚决的动摇和推翻城乡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史大林派借口民主任务尚未完成，而以为未来的中国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且提出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以抵制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第二次革命的失败，总未解决其最直接的任务，但反革命胜利的结果，使经济上占优势的民族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成为革命的死敌；同时中国农村受大革命的激荡，阶级分化更为尖锐，富农已成为农村斗争的对象，这就表示未来革命道路上，不仅是大资产阶级而且小资产阶级也不能产生一种政治力量或政党或政治派别，使无产阶级可以与之携手合作，以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
工农民主专政，实质上仍是资产阶级专政，它将来在第三次革命中，只能替资产阶级开放门户，让其绞杀革命，1927年十二月广州无产阶级已经在实际上给这口号以反驳，我们要坚决地反对此种反动的“工农民主专政”口号，我们认为将来中国以及东方各国的革命，只有领导城乡贫民群众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证其胜利。
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一定将中国革命化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之一部分。中国社会主义的胜利及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都只有在世界革命胜利之条件下，才可思议。史大林派借口中国未具备社会主义最低限度的经济基础，而固守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反对派将这种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推翻得干干净净！
5、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派及反对派目前的任务——因1923年德国无产阶级之失败，战后资本主义之一时期的稳定，特别是史大林派领导机关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使国际工人运动发生右倾，且促成共产主义运动中之分派，1926年英国工人运动之失败，苏联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之增长，1925年——27年中国革命之失败更加深了此种过程。现在的整个的共产党国际中已存在着右中左三派。右派是社会民主主义在共产主义之影响下之代表；左派是马克思列宁的革命传统之承继者；中派则动摇于二者之间。中派乘整个右倾的趋势与右派联盟，霸占党以及国家（苏联）的机关迫害左派。因此，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更当坚决的攻击右派，同时鞭打中派使之不致公开的走向背叛的道路。此外还有一个分量较轻的极左派（如乌尔邦斯所领导的），他们差不多已走出了共产主义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差不多一走上斗争的舞台就在机会主义领导之下，革命的严厉失败，共产党在组织上与政治上之削弱，都不能不累及左派反对派之发展。加之中派官僚机关对于左派反对派无理的压迫与封锁，更加增反对派斗争之困难条件，但是中国反对派建立于过去大革命的经验之上，在国际左派反对派领导之下，必然能够并且已经团结无产阶级先锋队中之最优秀分子，以执行它的历史的任务。
中国反对派是一个小组织，其目的就是站在马克思和列宁的真实基础上复兴共产国际。为着同样的理由，它绝不与共产党的活动隔绝，它在每个问题中采取它的态度，它在示威罢工等斗争中无情的批评正式党领导之政策的错误，并以它自己的信仰，不对正式的领导作任何的让步。
根据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之国际的联合及国际的集中的领导。是每个国家中一个正确的革命政策之必须的前提。
中国反对派目前的任务是：
1、统一左派反对派创立坚强集中的反对派小组织。
2、尽量介绍国际反对派的理论，建立集中而坚强有力的政治理论的机关报。
3、在主要的工业区域之重要产业中，重新建立党的核心（支部）。
4、在革命的彻底的民主口号之下，重新与群众发生联系，并在各个社会生活中，准备工人阶级走向第三次革命。
5、与国际左派反对派的集中组织发生经常的与密切的联系。
只有此种小组织在自己的旗帜之下，在共产党内党外，公开而勇敢的前进，才可挽救共产国际于变节及灭亡，使其回复到马克思和列宁的路上来。
1931年5月1日统一代表大会通过
陈独秀起草
组织问题决议案
（1）直接大革命失败后召集的大决党大会，对于过去的错误路线，不但没有改正，并且企图任意列举些事实，硬去适合共产国际正式领导的决议，以论辩与掩饰去抵挡左派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批评。大会的决定，在基本上仍是继续着往昔的机会主义及冒险盲动主义的路线，与国内外实际的活动的事实背道而驰，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伍退到了现实的政治斗争舞台。
（2）中国共产党在被打溃之后，迅速的退出政治舞台的另一原因，其实是一个基本原因，便是没有认识两个革命中间的过渡时期。所以六大之后，党的路线除去武装暴动自实行的口号变为宣传口号而外，未能再前进一步，六三年来对于实际的政治状况（如军阀战争……）及各阶级间力量关系的对比（如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相当的稳定，罢工的形势与性质及农村武装队在革命中之作用……）均作了根本错误的估计，由这种错误的估计出发，而定下的冒险盲动政策，不但对于革命没有一点论点，而且更破坏了党在组织上普遍解体的危机。及至四中全会以后，这种危机更为每一个同志所感觉与了解。
（3）中派——斯大林派——的政策已逐行不通。然而正式的领导机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为了忠于斯大林这种行不通的政策起见，唯一的方法就是采用斯大林在准备所论行而收效的官僚主义的党制。在这种党制之下，特制了一些布尔什维克列宁主张反对派的批评，同时以委派制度造成某些无原则的私人派系的势力范围，逐具体的形成了，是上级命令，下级听从的绝对集中主义的组织路线。
（4）绝对集中主义的组织路线，为他们选择专政。在此时期不仅党的机关是委派的工会的机关亦是委派的，党的机关不仅是命令下级机关，而且命令群众罢工，命令群众暴动。党在这种委派制度及命令主义支配之下，破坏了民主集中主义及党与群众的正当关系，于是一些同志及阶级群众方面的意识，遂不能及时反映到党的领导机关方面去，这样遂愈助长了党与阶级间的隔离，上级机关与下层群众间之隔离的形势，一切非无产的意识，乃在党内必然的抬起头来。
（5）因是之故，正式领导机关特将大批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开除出党，使我们不能在合法的立场上为改正党的机会主义及冒险的盲动主义的错误路线而奋斗，不能为拯救党的危机及革命的危机而奋斗，他们将一切不同意正式的总路线的同志一批驱逐于党外，不然便是停止不作或加以机密的监视，想代替了教育纪律，成了错误路线的护身符。党员应有的权利，剥夺殆尽。全党上下满布了密探网，使同志之间相互猜﹝**﹞活基础，为停止﹝**﹞作的准备。
（6）上级机关每每借口于时间紧张，以杜绝一切关于党的革命的生死问题之讨论，在党内一切刊物上只是背诵及抄写不合实际的决议，党的政治教育成了﹝**﹞实的工作、具，政治水平降低到零度以下。这样更命领导机关脱离了﹝**﹞，只是对共产国际的灵魂——斯大林个人负责。促成了党在政治上迅速的破产。
（7）正式的领导在政治上的无出路，促成了组织上的解体，后者又加重了前者之破产过程。在这个混乱时期，于是在他们中间形成以斯大林主义者自居的无原则的私人小组织，正在互相倾轧，这种私人的斗争在四中全会前后已登峰造极。他们的理由，乃相互攻击中忠于国际路线，他们的斗争乃是为取得国际立案的领导机关，这种斗争不但不能将党自危机中救出来，而此只有将党更推到解体的深*中而未能自拔。我们正式宣布说：同在一个共产党内没有原则上的不同，不能采取小组织形式的斗争，这些小组织与我们左派反对派的活动没有丝毫共同之点。
（8）左派反对派是一个小组织，他的存在是因为与中派斯大林派之间有根本之原则上的不同，他之所以采取小组织形式的斗争，乃是因为在官僚主义的党制之下，失了合法斗争的可能，这是为了达到党在政策上及党制上之完全改造起见，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组织的形式。这种小组织，不是企图造成第二党，相反的他是借此而*清一切无原则的削弱党的一切私人小组织存在的基础重新恢复布什维克列宁党的真正统一。
（9）中国左派反对派之发生一方面固然是受了国际左派反对派对于共产国际机会主义之理论与实际批评的直接影响，他方面则现建基于方才过去的伟大事变的教训的基础上。然而，这个小组织自发生之初期，使陷于分裂（分立）的状悲之中，使他在发展上遭受了绝大的阻碍。在他存在的一个时期中，不但未能领导群众斗争，而且党内于普遍的下级干部及党员的不满所发生的反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斗争，亦未能领导着他们走在正确的道路，大部分多站在小组织的斗争立场上，相互谩骂或诬蔑，对于斯大林派以及对于所有一切阶级的敌人的斗争，反而忽略了。
（10）过去左派反对派自身间之分裂，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尚未达到广大的群众基础，容期上没有保证不被掩入于全党普遍解体的漩涡之中，他方面是因为对于组织问题不正确的倾向，在某些范围中，带有保守的行会的思想——关门主义——而形成的。
由于以上的两种原因，再加上把策略问题之分歧看得过重，忽视了在基本原则上思想上及倾向上是否一致，只从组织上企图排示及对抗，从而构成中国左派反对派各派间看来之分裂，无论如何这种分裂都是绝对错误的。
（11）指出过去我们在组织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决不是作为处罚某一派或某一个人的罪状，而是为了了解过去分裂之原因，作为保证未来不*或再成为某一种错误之种子。这种应该重复再说一遍：在同一组织之内没有原则上的不同，不能过于重视策略的分歧，拿来作为分裂的理由。策略问题的分歧，即使是顶严重的问题，也可由国际局或大会谋得最后解决。
（12）左派反对派的统一小组织，在组织原则上必须确定正确的民主集中主义，与一切不健全的倾向——官僚党制无政府主义等等——斗争。
我们坚决的反对脱离政治的组织斗争的倾向，这在其发展逻辑之趋向上，可以达到斯大林派现行的组织路线，用组织问题借制政治问题的讨论，为将来人工的造成分派与分裂之根源。同时，在反对派中，那些由反对斯大林派官僚党制而走到另一错误，即无政府自由主义之倾向，亦是反对派发展之障碍。他们反对有集中的发有力的组织之必要，以非命令主义，非委派制作为反对派领导机关之口实。这样破产的从资产阶级之反映，根本不能容于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主义。
（13）民主集中主义之不同于斯大林派绝对集中主义的官僚党制，乃在于它是以正确的路线为前提，能保证领导机关与党员与党员群众间，党与阶级间之正确的关系，能够反映群众意识，不同的政治意见不至于被抹煞及得不到正*的解决。
（14）战斗的无产阶级的政党组织中革命职业家问头，我们必须严重的提出此注意。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国际无产阶级经济劳动﹝**﹞助的总干，但是锻炼一般同志坚持以革命为职业的概念，谋个人生活的事无产阶级如何重要与革命工作比较总是第二等的问题。斯大林派正式领导机关中﹝**﹞成的。﹝**﹞时劳动制度与所谓星期共产党倾向，虽然是两个极端，其有害于党的发展。
（15）我们这个小组织，只有勇敢的在党内外定进，才能担负起他应具有的专政共产国际（跟在国际左派反对派后面）及中国共产党危亡的使命。但是就目前组织状况说，他还没有脱离宣传的小组织的状态，在目前进而为群众的组织之时，必须把自己的脚站稳，才能保证跑步般的发展。
现时的中心组织任务是当用﹝**﹞不回的宣传与鼓动，在群众中散布自己的政治影响，克服民族主义及社会民主主义的滋长，保持与取得与群众，在组织上的联系。
（16）因此，特别需要加强党报工作，使其能按期出版并有系统的散布到群众中去，这实是发展我们组织的最根本的工作。各级党部必须把党报发行工作视为重要组织工作之一。从领导系统的﹝**﹞立发行纲。使党报能深入党内外的群众中去，并将群众对党报内容的批评，及*反映到领导机关方面来。
（17）在工作中与党内同志取得联系，我们在罢工中，示威中勇敢的和党内同志携手前进，保持并增高组织上的信任。各级组织务必努力使同志与党内同志发生联系把我们的政治影响不断的向党内传播，博得下层同志之同情与信仰。并且必须领导下层同志起来作反对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及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正式领导机关，使其不致公然的走向变即的道路。
（18）建立产业支部（党的核心）的工作，对于我们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正式党的领导，几年来，始终在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的﹝**﹞中，早﹝**﹞重要问门的群众联系破坏了，在这里我们并且从重要新﹝**﹞出发点重新做起。
恢复与建立重要工业中心及工业部门的工人群众组结工作（革命的阶级工会）参加黄色工会，争取群众亦为重要的组织工作。我们应该可能的利*公开的合法的方法并将他和秘密方法密切配合起来。
革命的阶级工会走在党的领导之下，才能保证其发展，过去以党代替工会或把工会当作党的错误，在我们工作开始之时，即﹝**﹞为深戒。
（19）雇农工会是保证贫农武装队中之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斯大林派之农会政策，自始对于富农的采取动摇的态度，现存的那些苏维埃中的领导权有的地方摆在富农手中，决非偶然。我们要建立雇农工会，并经过他领导广大的贫农群众组织于贫农协会之内，引到我们的政治口号周围来，并且尽可能的将他们武装起来。
（20）我们必须在军队中有系统的工作，建立党的支部。
在斯大林派领导红军中的工作，比在国民党反动军派中之工作更为重要。与他们维持正常关系，散发我们的刊物，并建立反对派的小组，暗中起领导作用，保证他在正确路线上前进。
（21）党在非党群众组织中的领导作用，必须经过各﹝**﹞组织的党团执行。
（22）在这种白色恐怖严重压迫之下，中央领导机关很难与各地组织保持经常关系，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地方党部（地方委员会）的建立及健全问题。
（23）过去因为各派分立的原故，对于国际的联系非常薄弱。并且各派互相攻击，以控制式的报告造成极不良的影响。今后还请注意一切重要文件及政治意见经常的*国际局，借以﹝**﹞经常的监督与指导。
（24）我们只有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专政的组织原则，才能克服在长期斗争中所发生的一切不正确的倾向，才能挽救为斯大林派所﹝**﹞的中国共产党于危亡，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完成我们的任务。
1931年5月1日统一代表大会通过
职工运动问题提纲
一、过去的批评
1、自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党的最根本的最严重的危机，莫过于无产阶级群众之丧失。在中派盲动主义的领导之下，一切领导群众斗争之列宁主义的方法与策略却被摧毁无道，故现时职工运动的问题，已成为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2、中国职工运动在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中得到了普遍的发展，始则受五卅浪潮之激荡，继而受北伐军之推动，差不多在全国大小各城市中，各种劳动都组织了工会，这些工会一般的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然而正是因为这些不会都是乘着革命的高潮中一时爆发出来的，同时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领导不未即时对工人群众施以阶级的革命﹝**﹞——共产党只引导工人群众做政治的和军事的投机（拥护国民党和欢迎北伐军），工人群众未具备阶级的自信心，工会在他们看来，仿佛是依附外来的抗力而成立的，工会在组织上也是为共产党所包办，因此工人群众自己的组织力量一般的还是很﹝**﹞弱的，在反革命胜利之后，因共产党被打退，干部被屠杀，真正阶级独立的工会也就很容易为白色恐怖所摧毁，共产党在其领导破产之后，也就难于巩固与工人群众的关系。
3、国民党在大革命胜利时之后，始终反对共产主义，用历会或改组委员会武装夺工人机关，继而即*此机关共产党的会议，用﹝**﹞我们的党在失败之后，始终期望武汉革命中心的发展继而热中于﹝**﹞（秋收暴动）（广州暴动）未能及时采取防御斗争的策略，以巩固工人的队伍，经济斗争因*必须坚持到武装暴动和夺取政权，结果弄得一败不可收拾。
4、一九二八年是革命后战争停止的一年，因战争的停止，经济相当的活耀，罢工运动也重新开展起来。新从工人的*起立统治权的国民党，对此次兴起的罢工浪潮之时，实临于会，除用民族改良主义，访资共存共荣等，主张欺骗工人外也普订立于去路﹝**﹞设﹝**﹞然而我们的党在这一年的罢工潮中，但毫无所得，并且达成运动都未﹝**﹞中派领导下的全总向培养职工国际的警告，革命失败后，一直到一九二九年于全总才开基础工作。
5、但是过了一九二八年之后，罢工潮显然又﹝**﹞入低诬方面，即依上海为例相﹝**﹞资产阶级是自己的借状（上海市杜会局的统计），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罢工人为二工.一九六六，十八年﹝**﹞减至六八一人 十七年工人还相当地采取政势，罢工工资问题而发生的二七起义，比解雇的多三起，到了十八年，工资一项虽仍不定为重要原因，却已﹝**﹞解雇之下。其主要的原因出于﹝**﹞官机关和雇主对于﹝**﹞待方面渐加注重，十八年劳方完全胜利的百分数见减，劳方要求未经原﹝**﹞。
6、很明显的中派这种盲动的策略是反的方面﹝**﹞助资方交涉能力之进展，截断自己与群众的关系，他不但不能领导工人群众抵御资产阶级多方面的﹝**﹞，并且使工人的斗争更加溃散。这时﹝**﹞职工运动所表现的最严重的现象莫过于在党﹝**﹞像或有影响的地方，斗争﹝**﹞于起来（二）工人的斗争要避前党而进行（三）我们的党税除了一切工人的组织，所有组织都在国民党的党全把持此操程之下（四）工人斗争甚至于﹝**﹞党发起的，都转入国民党或他所﹝**﹞明的工会手中（五）所谓﹝**﹞工会完全是党的代名词，这样斯大林派的领导便使党丧失了一切工人群众的基础。因此，职工运动的问题已成为党之生死存亡的问题。
7、中派最近自己已见到这种足以根本﹝**﹞党以至革命运动的﹝**﹞重现象，故在反立三路线的遮盖之下，实行一个策略的转变，但这一转变仅仅消极机制止盲动，仍没有积极地找﹝**﹞政治上的出路。殊不知共产党没有适合当时环境之动员群众的政治口号，及领导日常斗争的策略，决不能争取群众在自己影响之下，在消极制止盲动之下，做部﹝**﹞的斗争就必然转入于经济主义和自由派的运动。中派领导的特﹝**﹞，就在用左倾的﹝**﹞，以﹝**﹞机会主义的无出路。这种领导在最近将来之斗争的复突中，又必然有利各种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发展。
二、目前的任务和策略：
8、在现时职工运动的状况中，有﹝**﹞出的显著之工点，在重要的产业中，如在﹝**﹞路济员，电报、﹝**﹞山、市政、纺织工业工人中，工会组织都统全组织了，或渐趋﹝**﹞，有组织的大都偏于工业工人方面，工会组织都脱不了国民党的控制，从一九二八罢工期中所产生的上海七大工会，因得不到共产党的领导，亦为国民党所腐化，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斗争还是在有组织的（﹝**﹞使是﹝**﹞的）工人中比较有力量，因此党目前的中心任务是：（一）在重要的产业中组织无组织的工人；（二）建立在共产党政治的领导（不是盲动的领导，也不是组织的包办）下之阶级独立的真正群众的﹝**﹞；（三）参加国民党的工会﹝**﹞工人的组织，领导群众的斗争。
为实现这些任务必须党﹝**﹞了解现在的情形，随时拿出正确的策略。
9、斯大林派不能利用经济恢复与中的罢工潮，从经济斗争中扩充工人的组织渗入党的政治影响，在罢工潮的低潮的低落中，﹝**﹞举行盲动，停止盲动后，﹝**﹞无出路。国民党﹝**﹞工会机关﹝**﹞。
10、进攻战与实际战——照解进攻与进守的战术，是目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斗争﹝**﹞等，重要的问题，列宁告诉我们，在反动时期，革命的政党必须不断地学习，怎样的进攻，现在还须要懂得怎样正确地﹝**﹞根，以作进攻样的补充。他须懂得——革命的阶级已在自己﹝**﹞经济中懂得了：（左派﹝**﹞）不知当工人阶级已经从革命战场上被行欺下﹝**﹞之后，就﹝**﹞只有使自己的势力现时﹝**﹞并参加政治斗争﹝**﹞并派加政治斗争，反抗统治阶级的政府对于一切人民的﹝**﹞，却便是逐步取得胜利。
11、经济关系政治斗争——﹝**﹞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只是经济斗争﹝**﹞社会民党入（当时俄国的共阶级政党）就是要如何给经济斗争夺（经济政治的性质）造经济斗争引导的群众参加政治运动之夺取的方法，这是要把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根据经济斗争的把关，只从经济斗争中启发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到无认这种政治只是工人主义（T﹝**﹞）的政治路线中﹝**﹞党的政治。史大林派根本观点上是与经济派相同的，从经济斗争联系到政治斗争。不过史大林派﹝**﹞一切些要经济斗争改变为政治斗争，﹝**﹞
12、为改良劳动状况而斗争与次改民主主义—根据斯大林主义的机械论，中国没有改良主义的基础，因为一方面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外国商品竞争之下，没有改良工人生活之可能，另一方面中国工人受无情的剥削与﹝**﹞的剥削更没有改良的幻想。由此，使自然得到这样的结论，中国工人的斗争一开始就是革命的斗争，就可以就地改变为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总战线的一部分。其实，中国目前工人劳动的奴隶状况，失业的﹝**﹞，没有一点政治权利极小的斗争﹝**﹞极严重的﹝**﹞……，都可使他们有并且偷生的幻想，﹝**﹞于国民党的抵制之下（即所谓合法﹝﹝**﹞*﹞）会因眼前的极小的甚至虚幻的条件。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的极为稳定与经济﹝**﹞党复与的情﹝**﹞之下，为增加生产效能的必联系可稍稍改良工人的生活而加重重，其政治的欺骗与﹝**﹞
13、统一战争与争权独立领导—在斯大林主义中，这两个任务恰好是两相抵消，而不是以相﹝**﹞，这就是说，为着争权独立领导就破坏了群众能统一战线（盲动主义）为着实现群众的统一战线，就丧失了独立领导（机会主义），一切﹝**﹞的，无非是在故将群众的统一战线，我们必得实现群众的统一战线，才是可以独立领导。但是，依照斯大林派领导的路线，在群众的﹝**﹞派的悲度，曾激烈的高潮以自己﹝**﹞志﹝**﹞群众，仅以对手国民常和﹝**﹞会的﹝**﹞。于黄色领袖之抽象。群众绝非要抵抗资本家开除工人，我们要以治罢工，这是破证群众的统一战线，不是与党的领导，争取独立领导需要共产党员传群众面前表示他们不尽同意并且善于在最前线上真正为拥护群众的利益而斗争，针对着当时斗争情形换出适当的要求条件与适当的鼓动口号，以调动广大的群众，然后才可以防止资本家与工贼的破坏及反对改良主义的欺骗。
14、苏加反对的改良的工会—列宁教导我们在反动时期，绝对应该﹝**﹞想在最反动的议会中，在职工的﹝**﹞作社的组织中，在救济的国体中放在一切社团（给使是最反动的中公开北去工作）。这对秘密工作必须利用一切公开可能之列宁主义策略习惯会向两个正端正﹝**﹞的中间末成现（则吏大林主意）总是不曾应的。在斯大林主义的路线之下不是在反动会中，成为国民党上层﹝**﹞俘虏及黄色工会的领导，史大林派自己的供状，便是站在群众之外的漫骂国民党工会或黄色工会之法﹝**﹞化。当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组织时，总是免不了要与国民党及其所把持的工会之气操纵以欺骗。我们应在反动的或改良的工会中国结进﹝**﹞一个秘密极心站在反动的改良的工会之内利用公开的可能，反对反动的改良的工会之内利用公开的可能，反对反动的改良领袖。从领导固秘﹝**﹞奋，取工会的领导机关，这就必然要做国民党上层﹝**﹞子的俘虏，也不用黄色工会公开号召，简单地持革命的职工运动的政纲和策略与国民党的政纲和策略对立，共产国际东方都是﹝**﹞。这就只﹝**﹞自己离开反动工会及抛弃群众。我们在反动工会内，应为群众的切身利益要求而斗争，揭开国民党-资本家-反动的领袖互相为用之内幕。反对国民党对于工会之气操纵，要求工会自由。
15、建立秘密工会—在反动地时期，要想其立在共产党政治领导这下的公开工会，是可能的。取消秘密组织，只求合法的样在，这是取﹝**﹞主义。只保存秘密组织而不知道利用一切的可能，利用国民党的立法，以反对国民党的立法，这﹝**﹞工会变成﹝**﹞秘装会社或除谋国，但是斯大林派之黄色工会公开号召或争取黄色工会公开存在的策略，已是左倾的取消主义。当现在革命工会不能公开存在的时候，当现在党没有一点工人群众基础的时候，不去建立秘密工会以巩固党在群众中的地位，而以黄色工会公开号召，这是党在职工运动中之最危害的策略。我们应在反动的或改良的工会所在地以外，在无组织的重要产业的职工中，建立在我们领导之下的秘密工会，这是我们目前首要的任务，随党，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还﹝**﹞此巩固，我们争取在我们领导之下的工会之半公开以至公开的存在，利用公开的可能，除﹝**﹞学校，互助社等组织以取得公开活动的机会。我们可以打入兄弟会，姐妹团及其他帮工的组织中，吸流氓无产阶级的意识。
16、建立产资工会 ，国民党近来更进一步强迫组织台阶工会，其目的是在：（一）取消原有与工人群众的有若干直接关系的职工会，使工会变成更浮架在上的空洞机关；（二）分散各产业工人之共同利益的结合及防﹝**﹞各业工人之同显罢工；（三）禁止各业工会之地方的企图的总联络和我们应鼓励各业工人的总要求，发动同盟罢工﹝**﹞产业，工会及各业工会的总提合，同时在各﹝**﹞中组织工会成工会支部或小组巩固群众之组织的基础，在现在秘密条件之下。工会小组更我们进行工人团结及建立秘密核心之﹝**﹞可处，工职委员会是在斗争中统一全﹝**﹞工人的方法。
三、工会与党的关系
17、工会是职业的组合，是阶级群众的组织，党与职的代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组织，工会是以经济斗争为出发点，党是以政治的斗争成为了的。但是党应帮助工人阶级组织工工会领导经济斗争，在工会中做政治的鼓动与革命的的放弃，以他自己的口号号召工人群众的的组织，参加政治斗争，主张党在政治上应该﹝**﹞工会独立，这是无政府工团主义。
18、但是在组织上和财政上，工会应该是自治的。工会对党无正式的从属关系。党对工会的领导是经过他在工会中的党员所组织的党团起核心的作用，不对以直接命令与指挥工会。在政治斗争中，命令主义或合辨主义，现时，斯大林派的所谓包工会，完全是劳的附属，党的官僚机关之打手队，这样无论如何不能建立起真正群众的组织。
四、反对派与职工运动
19、在正式党有组织的地方，反对派应与党内同时在一道领导群众的斗争，但同时我们应毫不留情地批评官僚的领导分子之错误的策略，坚决地提出反对派之主张，以时一如殴打﹝**﹞杀等，我们应即时在群众中暴动﹝**﹞官僚分子这种﹝**﹞极无即的﹝**﹞而文带罪恶的行为。
20、在正式党没有组织的地方，反对派应单独去领导群众的斗争，发展在自己的政治领导之下的工会。
1931年5月1日统一代表大会通过
中国土地问题决议案草案
（一）中国的资本主义与农村经济
自外国资本势力侵入中国之后，扩大了中国市场及商品货币经济，助长了中国商业高利资本之畸形发展，加速了封建遗迹之崩溃，促成了农村自治经济之死亡，在外国资本主义影响之下，中国的资本主义也有了他自己发展的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十九世纪之末的军事及交通工业；第二阶段是二十世纪之初第一次革命前的维新运动和权利收回运动，主要的是矿山铁路之收回自办，面粉厂纱厂之创立，银行业之兴起；第三阶级是欧战中民族工业之勃兴，第二次革命后的现在以及将来，在巨额外资参加之下，中国的资本主义之发展，会更进一步走到第四阶段。
中国资本主义之发展，无论其在如何幼稚的过程中，无论小生产势力还如何强大，无论农村人口对于商品消费数量还如何小，我们决不能拿它“量”的关系，来否认资本主义在中国“质”的作用。第一，我们不能否认中国社会的劳动分工之发达，不但工业与农业分离了，工业中制造业与采矿业也分离了，制造业中各部门也分离了，农业中粮食和烟草或茶，或黄豆、或水果等等也分离了，最近棉场也正在开始分离；因为这些社会的劳动分工不断的提高，创造了扩大了国内市场。第二，我们不能否认在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已经成为统治的制度，已经笼罩一切。（六大土地问题决议案也不得不这样说），商品及货币经济进到中国的穷乡僻壤，农村自给经济已破坏无余，无论生产与消费都不得不听命于市场，因此城市支配了乡村。
资本已经统治了中国，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尚未完全统治一切生产部门，这并不由于封建或半封建存在的阻碍，而是由于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关系，固然间接的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同时其直接的主要作用还是利用它们伟大的财政资本和一切落后的社会成分相结托，经营政治的商业的借贷，消纳商品，吸收原料，极尽搜刮之能事，因之中国一切落后的经济成分特别是商业高利资本，不但延长了生命，并且得着畸形发展的机会，“商业和高利贷资本愈强则工业资本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即愈弱。”（列宁）以至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至今还未能征服商业高利资本，并且银行资本本身也还是商业高利资本性质，而未达到财政资本的阶段，以致资本在农村经济中的作用，不是发展农业生产力，而是侵入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权不是由地主转入经营农业的农民手中，反而是由农民掉入不经营农业的地主、官僚、军阀、商人和高利贷者手中，对于农民采用半农奴式的剥削方法，以达到他们商业高利资本积累之目的。
（二）中国的土地关系
过去中国农村经济之发展，既未曾经过像德国在封建大地主势力保留之下，转变为纯资本主义的地主经济，也不曾像法国经过了大革命，打碎旧的封建地主经济，破坏了农奴制的一切残余，开辟了小农经济之自由发展的道路。中国等级的封建土地所有权早已不存在了，封建的地主经济早已没落了；但他的没落不是由于革命，而是经过长期的商业高利资本之侵蚀，土地分散于自由地主与自由农民，只以资本主义发展之迟缓与农业生产技术发达之停顿，遂于长期间保存着大部分还束缚在他的生产关系即商业高利资本作用和半农奴式剥削方法混合的租赁制度之下的小农经济。土地所有制虽然是资本主义的，即是全国土地除极少数族产及地方公产外，都可以自由买卖，然而正因为如此，在苛租苛税高利灾荒等压迫之下的小农，实际上并没有自由发展的机会。帝国主义的财政资本在中国的作用愈加推动中国资本到高利领域中去，则中国资本愈加集中到商业高利资本化的地主、官僚、军官、以及商人、高利贷者手中，现在中国的大地主虽不普遍的存在，而整个的地主阶级却占有全国土地至少在一半以上（据民国十六年国民党农民部之调查：地主占有全耕地百分之六十二，农民占有百分之三十六，其中十亩以内人数最多小农只占有百分之六），人数最少的地主占有多数土地，人数最多的农民占有土地最少，这就是中国革命中土地斗争的经济基础，也就是这种斗争的出发点，特别是在人口稠密和佃农较多的南方各省。
（三）中国贫农的经济生活与高利贷
据各种不完全的统计而加以推测，全国贫农即小农（每户占有土地十亩以内的自耕农和使用土地十亩以内的佃农）数量，平均至少也居全国农户百分之四十二，他们的经济生活，据华洋义账会的估计：在浙江、江苏、安徽、直隶之四省九个县分中，其每年收入，平均数量最低四十元，最高一百五十一元，其每年最低生活费需要一百五十元（其他各种实地调查，是一百三十元至一百六十元）农民终岁勤劳所得，即在丰年尚不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或仅仅维持生活，况且尚须生产必须的资本如牛犁、种子肥料等，此外，在自耕农还要完纳钱粮及各种附加税和临时按亩加征的苛捐杂税，在佃农更须把田产收入之百分之四十以上交租于地主，假定以一百五十元为农民生活的贫穷线，则不但十亩以内的小农，在许多地方即二十亩左右的中农，其生活也在贫穷线下，他们在这样经济负担压迫之下，除了离开土地到城市进工厂，当苦力，当土匪以外，若仍旧留在农村，只有兼做雇农或竟降为雇农，或借高利债度日。
由银行而钱庄而典当及城乡各种形式的私人借贷，这一高利资本网，布满了全中国，典当及私人的高利借贷更直接为害于农村，典当是普遍全国的一种正式高利贷营业，限期十八个月或二年，月息二分以上，小押则限期更短而月息更重，私人的高利借贷，其无抵押品者则条件更加苛刻，其形式各地不同，利息由百分之三四十至百分之五十以上，农民因贫而借高利贷，又因高利贷的盘剥而愈贫，土地转移到地主或高利贷者手中，由中农降为贫农，由自耕农变为佃农，由贫农变而为雇农或乞丐，贫农不隶属于地主即隶属于高利贷资本家。
农民的生产品，并不能直接出卖于市场，中间经过商人数重剥削，所得恒在最终市场的价格半价以下，有时据有货币的（高利贷者）占有土地的（地主）垄断商品的（商人）都同是那一批人，他们用三种方法同时并进的剥削农民，农民以一身而兼受三种剥削，具自身既不免饥饿，岂有余力投资农业，因此其耕地自然也受到了饥饿，于是肥田渐变为瘠地，瘠地渐变为荒芜，这便是近年以来资本愈加侵入农村，而农业生产力愈加日渐衰退之根本原因。
（四）农民分化之过程
为商品货币经济所支配的现代中国农民社会，已由整个的农民大阶级分化成为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其主要的现象是土地占有权（自耕农）或土地使用权（佃农）之增减，即富中贫农以及雇农半雇农之分化；其次就是土地占有权的转移，即自耕农变为佃农，富中贫以及雇农半雇农之分化及其对比乃整个的农民自身之分化，也就是农民经济生活之真正标准，同时也就决定农民革命要求之基本因素，单是自耕农与佃农之对比只能表示农民对于地主之关系，尚不能完全表示农民自身实际生活需要之不同的状况及其变化，因为富裕的自耕农和贫苦的自耕农，富裕的佃农和贫苦的佃农，其经济生活及其革命要求，都决不会同在一系列，惟自耕农变为佃农，其土地之转移，不一定归入地主手中，有时也归入富农（富裕的自耕农或佃农）手中；并且，无论自耕农变为佃农或半佃农，则已丧失其家族所必须的土地之全部或一部，因经济压迫而地位趋于低降，其中必有一部分是农民分化的现象。
据民国以来中外各种各地方统计，没有例外的自耕农日渐减少，佃农日渐增加，南方各省比北方各省佃农一般的多，北方除奉天吉林外，佃农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下，最少的新疆只有二三·六；南方各省佃农多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最多的是湖南百分之八十，广东百分之七十。
雇农是农村无产阶级，是农民中之最下层，贫农再降格则为雇农，由中农上升而为富农，或降低而为贫民，而为农村无产阶级，这样的向两极分化，是土地集中和农民资本主义化的社会里多数农民所必经的过程。中国的农业无产者之发生为日已久，据民国十六年，东方杂志农民调查号所载，南方七省二十四处雇农（以长期雇农为限）人数，占当地全农百分之二十以上四处，百分之五以下者六处。其余十四处，都在百分之十左右，半雇农亦即农村半无产阶级，乃是小佃农小自耕农及半自耕农半佃农，兼做日工或短工，或农村中其他劳动，在全国农村中已普遍的存在，其数量较雇农只多不少。
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农民中之是最上层，他和中小农民之区别，并不能机械的以占有或使用的土地数目字为截然的界限，其特征应该是：小农耕地最少，无论丰歉都是入不敷出，中农的耕地总稍多，在丰年尚能自治，也不能够有多少余蓄，歉收时便不免恐慌或借债，富农并不以耕地多为唯一的特征，他往往以占有使用丰度较高的耕地，或因为充足的耕具，牛马、肥料等，造成大量的剩余生产，变为货币，能够实行资本主义的再生产方法以累积资本，如以营利为目的，购买或租借家族需要以上的土地，剥削雇农或半雇农，生产非使用的农产品即商品，贩卖于市场，或者本来富有余资，兼营商业，以及出借各种形式的高利贷；更或者并不耕作，只出资包耕包佃等，中国富农占全农若干百分数，总还没有确实的统计可稽，而雇用雇农半雇农便是富农之主要特征，中农不能够多用雇农，中国雇农半雇农如此之多，而且普遍的存在，便是富农普遍存在之证，尤其是宜兴的雇农竟居全农民百分之五十六，鄞县百分之四十六，长沙、湘潭百分之三十，潜山百分之二十，武进的富农且分雇农为四等，夥计头、夥计、小夥计、忙工。在两次革命斗争中，新兴的资产阶级之抬头，乡村中新的豪绅代替了旧的豪绅，和城市工业之发展，这都开辟了富农发展的道路。
总之，以资本主义在中国农村发展的程度，固然还未曾牺牲了中间的农民，形成欧洲式的农业资产阶级和农业无产阶级两极，固然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化之最大障碍还是非资本主义的租佃制度；而普遍存在的富农，他们剥削雇农半雇农，和封建时代富裕的农奴自身也拥有农奴一样，他们不但反对雇农半雇农分得地主的土地，他们并且以高利盘剥贫农，对雇农和地主的斗争，往往站在地主方面，他们和一般高利贷者是农民土地革命的第二个对象。
（五）中国土地制度发展前途
由外国资本投资于中国农业，组织大的农业公司。如英美烟草公司的农场等，像这样一种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式，现时在中国农业中只是极小的分量，即将来如不能完全消灭中国革命运动，如不能把中国完全从半殖民地变成殖民地也不能有多大范围发展之可能。
中国自己的资本主义，现时在城市尚未达到工业资本完全征服商业高利资本，一般缺乏经营农业经验的地主们，用商业高利资本形式（购卖或抵押和出租土地，出借谷物或货币等）剥削农民，比之采用工业资本形式（雇用工人，增高生产技术，经营农业）于他们更为有利，所以满洲虽然有些开垦公司，江苏虽然有些盐垦公司，其他如安徽之万□湖公司等等，仍旧参用租佃制度，而不是直接经营农业。满洲有些地方之用火犁，江苏有些地方之用灌油电机，其他如各处之用碾米轧棉等机器及化学肥料。这当然是表现新式地主及富农发生的重要现象，而究竟还是很小部分，即合之旧式富农，离全部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化亦还甚遥远，因为大部分土地还在不经营农业的地主手中。如果假定今后中国的农业资本主义，可以由地主租佃制度逐渐转变到资本主义的经济，也就是由商业高利资本占优势逐渐转到工业资本占优势这一种方式进行，那么其发展必然要经过比旧普鲁士改革更长的过程，农民还要受到非常之惨的痛苦。
至于在苛租、苛税、高利、地价日渐高涨等压迫之下的小农，也没有可能发展欧洲的资本主义的小农经济这一方式，要清除资本主义化的小农经济比较自由发展的障碍，只有经过革命，完全无偿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之没有土地和土地不足的农民，并且更进一步完全取消土地私有权，使农民所有资财不用于土地（地价或绝对地租）而用之于农业（农具、耕作机、肥料等等）才有可能。近年来中国农民“均分一切土地”的口号与斗争，正是要求向这一道路发展，站在现有的小农经济基础上，打碎旧的土地关系之束缚，自由向前发展。
可是在十月革命后的今天，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支配了国内市场的中国，在地主高利贷和商业资本家三位一体的中国农村，在雇农半雇农已有庞大数量存在的中国农民社会，其中小商品生产者，以私有财产之成见，有时还不免依遣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并且他们和旧的土地关系之斗争，也正因为要扫除他们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然而他们在打碎旧的土地关系之实际斗争中，在和地主高利贷者商业资本之三位一体的仇敌斗争中，使他们有可能渐渐认识他们不能够从资产阶级政权之下得到解放，他们要得到解放，只有在无产阶级与贫农共同胜利之后，这样便不是准备资本主主义发展的条件，而是准备社会主义的条件了。
由一九二五至二七年广东和两湖的农民运动发展到现在的湘鄂赣闽等省的所谓“红军”运动，无论他将来的成败，都是太平战争后农村中一大变动，并且是中国前史中所未曾有的变动。在这些运动中至少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农民意识中打毁了地主土地所有权之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一是农民模糊的认识了共产主义的共产党之领导作用，在“红军”占领的区域中，富农还是或明或暗的阻挠土地之没收，或主张把地主土地仍交原佃或要求按照生产工具多寡来分配，以适合他们的利益。这些现象和过去党对富农妥协的政策，及现时还不坚决的反对富农，当然有关系。在有些区域中，已由农民群众自己实行平均分配土地，有些区域还有没收五十亩以上的地主土地之口号，有些地方已经自发的创立了公共耕种的“共耕协会。”这些运动，现在虽然只限于南方几省，其影响将会达到北方。
（六）我们的土地政纲
史大林派在第六次大会土地问题的决议案，他们对于中国经济的分析，不但错误，而且在根本的问题上做出自相矛盾的结论，一面说“中国完全没有封建式的地主经济”，“资产阶级式的土地所有制度已经占着优势”，“市场经济的制度也已经成为统治的制度，已经笼罩一切”；而一面却又肯定的说“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土地关系的特点很明显的是半封建制度”，这一矛盾的结论，分明是因为要顾全他们的总的政治路线，将来整个的第三次中国革命不能超越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阶级。
他们在土地政纲中，对于土地国有取了犹豫态度，例如他们在去年八月所发表的政纲性的时局宣言中说：“在中国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逐渐实行土地国有。”对富农仍旧取了妥协政策，例如去年七月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中国问题决议案上说：“不要把没收的原则应用到富裕农民的土地上去；”这都是因为害怕超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
为要消灭压迫贫农之租佃制度，为要自由发展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我们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要求：
一、没收帝国主义所有的，寺院的，祠堂的，以及一切地主的土地；
二、没收富农的土地（超过若干亩以上者没收的标准，依各地方情形决定之）；
三、设立各地农民委员会（应以雇农及贫农占多数），以便立刻消灭地主政权和地主政权的一切设施与遗迹，以便管理被没收的土地，决定各当地农民所需要使用土地的数目及其最高限度，一直到召集国民会议建立新的土地制度为止；
四、一切森林，河道，归政府经营管理，一切官产、公产、以及无主的荒地、新坟芦苇等地，概交农民委员会处理；
五、禁止各种形式的高利贷；
六、取消地亩税（地丁糟米及一切按亩附加的地方税和其他苛捐杂税），实行单一的农业累进税。
全权的国民会议如果召集成功，或苏维埃革命得到胜利，即应取消土地私有权，把一切土地变成全体人民的财产。
无论在什么土地改革条件之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独立组织农村无产阶级，向它解说农村资产阶级与农村无产阶级的利益之相反是必然的，同时又应当向它解说不要受小生产制的欺骗，因为小生产制在商品制度下终于是走向没落，是不能消灭贫困的。最后又应解说反对城市的农村的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之必要。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消灭一切贫困与剥削。
1931年5月统一大会决议，交特别委员会继续讨论。
《统一大会文件集》、油印小册子。中共左派反对派中央委员会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