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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保罗·西格尔（Paul Siegel,1916-2004）
艾伦·沃尔德（Alan Wald）
朱奥托 译、季耶 校
保罗·西格尔是国际知名的研究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基督教思想的权威人士，同时也是政治组织“社会主义行动”（Socialist Action）的忠实成员。他于2004年4月26日在纽约去世。
西格尔享年87岁，患有胃癌。他的妻子伊迪丝·兹沃林（Edith Zwerling）是一位古董商，她在上世纪40年代的纽约成为了一名托派激进分子。伊迪丝于1999年，在她92岁时，先于她的丈夫去世。西格尔有一个女儿叫罗莎琳德·罗伯逊（Rosalind Robertson）。
西格尔1916年出生于新泽西州帕特森市（Paterson），他是内森·西格尔（Nathan Siegel一位推销员）和珍妮·拉比诺维茨（Jennie Rabinowitz）的儿子。他的父母都来自沙皇俄国，在那里，他的父亲曾经积极参加革命运动。然而，在美国，内森·西格尔却倾向于将自己过去的经历浪漫化，同时对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多少有些愤世嫉俗。
西格尔的母亲信犹太教，因此家里遵守犹太教规。尽管如此，虽然参加犹太成年礼是教徒的义务，但是保罗不曾被要求去犹太教堂礼拜。
保罗在帕特森（Paterson）和哈肯萨克（Hackensack）长大，非常好学。在他12岁时，他读了汤姆·潘恩（Tom Paine, 1737-1809）的著作，并自称为无神论者。后来，他读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著作。当时他的表兄诺亚·格林斯潘（Noah Greenspan）已经很激进，这对对保罗产生一定影响。保罗在15岁的时候就决定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并加入了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 1884-1968）的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由于西格尔一家经常收不抵支，保罗用他叔叔的地址在纽约市立大学登记入学，每天在家和学校之家往返。在校园里，他读了列昂·托洛茨基对英国的改良主义的批判，这使他相信社会民主主义并不是解决社会矛盾的答案。继表哥之后，他也成为了一名青年共产主义联盟（Young Communist League）的成员。
然而，在1936年，也就是他毕业的那一年，他读到有关莫斯科审判的材料，就像他的表兄所做的一样，他也不再信奉斯大林主义。与此同时，他决定成为一名教师，这样他就能有机会终生阅读和学习。
文学与政治教育
毕业后西格尔被哈佛大学英语博士专业录取，来到校园时他已经成为了一名无党派身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他每周都会在当地的一家报摊买《社会主义呼吁》（Socialist Appeal）报。结果，报摊店主把他每周来买报纸的事告诉了乔治·韦斯曼（George Weissman），一个负责分发报纸的哈佛托派学生。
韦斯曼把西格尔拉进了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 ,SWP）。当时，当地并没有任何青年支部。不过，西格尔很快招募了足够的哈佛和麻省理工的学生，成立了剑桥支部。最后，剑桥支部在精力充沛的拉里·特雷诺（Larry Trainor）的带领下，并入了波士顿支部。
在哈佛大学的五年时间里，西格尔参加了由F.O.马蒂森（F.O. Matthiessen, 1902-1950）和西奥多·斯潘塞（Theodore Spencer, 1902-1949）新开办的文学与思想史研究课程。其中，西奥多·斯潘塞与道格拉斯·布什（Douglas Bush, 1896-1983）一起指导了西格尔的学位论文《伊丽莎白时代悲剧的研究》（Studies in Elizabethan Melancholy）。
由于这篇论文有点不连贯，所以它从没有编成一本书，不过这篇论文的几个章节在文学期刊中发表过。由于布什也是一位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他也使西格尔倾向于把未来的工作放在研究莎士比亚上。
1940年，马克斯·沙赫特曼（Max Shachtman, 1904-1972）和詹姆斯·P·坎农（James P. Cannon, 1890-1974）的支持者在社工党内部出现了分歧，矛盾的根源在于对苏联的阶级特征的不同理解。托洛茨基介入了此事，支持坎农，这使西格尔产生了动摇。
1941年6月，西格尔取得了博士学位，但没有找到教书的工作。在又一次求职被拒后，他于1941年12月应征入伍。接着他在军队的医疗管理部门工作了四年零三个月。
西格尔大部分时间都驻扎在美国，但他最终去了英国和法国。通过与哈里·林（Harry Ring, 1918-2007）保持通信，他与社工党一直保持着联系。与此同时，他进入军官训练学校，晋升为上尉。在军队期间，他继续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
离开军队后，西格尔找到了很多教学的工作机会。他曾在康涅狄格大学短暂任教，接着在1946年至1949年在纽约城市学院任教。当时他是社工党纽约支部的一员。他售卖社工党的报纸《战士报》（The Militant）并散发传单，还结识了未来的妻子伊迪丝。
在1947年至1950年期间，西格尔化名“保罗·夏皮罗”（Paul Schapiro）在《战士报》上发表了大量的书评、影评和戏评，偶尔还有几篇文章。他评论的作家包括约翰·赫西（John Hersey, 1914-1993）、詹姆斯·T·法雷尔（James T. Farrell, 1904-1979）、乌伊拉德·莫特利（Willard Motley, 1909-1965）和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03-1950）。
教师兼作家
1949年，也就是在婚后一年，保罗未能获得城市学院的终身教职。现在工作机会又失去了，于是他和伊迪丝搬到威斯康星州，在那里的里彭学院（Ripon College），保罗找到了工作。在他回纽约进修时，他注意到了坎农和伯特·科克伦（Bert Cochran, 1913-1984）之间的派系斗争。他认为，科克伦对社工党的宗派主义的批评是正确的。
回到威斯康星州后，他成为了科克伦组建的社会主义联盟（Socialist Union）的支持者，那时科克伦的支持者已经在1953年因所谓的“背弃正统托洛茨基主义”而被开除出社工党。此后，他为社会主义联盟出版物《美国社会主义》（American Socialist）撰写评论。
与此同时，他在里彭（Ripon）成功地领导了一次斗争，阻止了一个保守派智库的建立。虽然保罗作为一名教师取得的成就和他出版的大量引人注目的著作使得他很快晋升为正教授，但他和伊迪丝渴望回到纽约。因此，他抓住了成为长岛大学（Long Island University）英语系主任的机会，他在这个位置上工作了十五年，直到后来重新回到普通教师的行列并工作到1978年退休。
20世纪50年代，西格尔在关于对莎士比亚的基督教诠释的学术辩论中确立了自己作为关键角色的地位，并从那时开始与R.H.托尼（R.H. Tawney, 1880-1962）、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 1919-1999）和H.R.特雷弗·罗珀（H.R. Trevor Roper, 1914-2003）等学者有联系。
《莎士比亚的同时代和当代》（Shakespeare in His Time and Ours , 1968年）中充分阐述了西格尔在他的第一本书《莎士比亚悲剧与伊丽莎白时代的妥协》（Shakespearian Tragedy and the Elizabethan Compromise, 1957年）中的中心论题，那就是，莎士比亚的戏剧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新贵族”（new aristocracy）世界观的文学表达，而“新贵族”是在伊丽莎白女王的时代产生的。
西格尔的理论是，“新贵族”这个社会阶层在与新生的资产阶级组成的临时结盟中占主导地位，并依靠“基督教人道主义”（Christian Humanism）的准则在意识形态上捍卫自己。西格尔把这种世界观称为受经典学习熏陶过的中世纪基督教（Medieval Christianity）。
由于20世纪50年代学术界反激进的氛围，西格尔在最初确立自己的立场时并没有使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标签，但他希望自己的方法论能够得到合理的认可。
尽管在东欧建立了共产党国家，西格尔也被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 1912-2003）等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所接受，然而在美国，情况有所不同。美国人普遍性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使学者们认为他是一名基督教辩护者。因此，西格尔在20世纪60年代的新作中大力阐明了他的立场。
西格尔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和退休期间写出了大量的文章和评论。其中一些被收录到《莎士比亚的英国与罗马历史剧：马克思主义的分析》（Shakespeare’s English and Roman History Plays: A Marxist Approach , 1986年），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另一些作品则出现在学术期刊上，如《文献研究》（Studies in Philology）《莎士比亚季刊》（Shakespeare Quarterly）《大学英语》（College English）和《现代语言学会会刊》（PMLA）。
除了莎士比亚，他还写了有关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 1552-1599）、约翰·米尔顿（John Milton, 1608-1674）、约翰·唐恩（John Donne, 1572-1631）以及一些当代美国作家如亚瑟·米勒（Arthur Miller, 1915-2005）和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 1908-1960）的文章。
文学与革命
20世纪60年代，居住在纽约的西格尔重新回到了社工党。作为长岛大学反战运动的领袖，西格尔仔细考察了社工党的活动，他的结论是这里已经不再搞宗派主义了。
1970年，他为社工党的寻路者出版社（Pathfinder Press）编辑了一本收录了《里昂·托洛茨基的文艺论》（Leon Trotsky on Literature and Art）的重要作品集，并写了一篇引人入胜的介绍。尽管由于伊迪丝担心西格尔在接受长岛大学的工作时会因为签署了忠诚誓言而受到影响，从而导致西格尔几年来一直不愿再加入社工党，但他还是于1978年被重新接纳为社工党成员，他经常投稿给《战士报》和当时该党的理论杂志《国际社会主义评论》（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然而，在1983年，西格尔再次被驱逐出党，这一次他是为了捍卫托洛茨基主义，反对由一帮社工党后生辈所倡导的特殊形式的卡斯特罗主义，这帮人取代了年迈的党的传统领导层。
从那时起直到西格尔去世，他在撰写诸如民主、纳粹种族屠杀、犹太复国主义、生态学和俄国革命史等众多议题上为﹝1983年从社工党分裂出来而建立的﹞“社会主义行动”组织作出了大量贡献。
西格尔还出版了几本有特色的书，这几本书都遵循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和观点，是与左翼的出版社合作出版的：《革命与二十世纪小说》（Revolution and the Twentieth Century Novel , Monad，1979）、《和平主义者与好战分子：世界各地的宗教与权力》（The Meek and the Militant: Religion and Power Across the World Zed，1986）和《大逆转：索尔仁尼琴的政治与艺术》（The Great Reversal: Politics and Art in Solzhenitsyn Walnut，1991年）。
在美国的英语文学研究中，保罗·西格尔是在20世纪60年代政治气氛发生变化时用马克思主义思想为该领域的复兴铺平道路的核心人物之一。
在西格尔的著作中，《莎士比亚的同时代和当代》（Shakespeare in his Time and Ours）这本书尤其令学生耳目一新，这本书试图把莎士比亚描绘成“一股颠覆性反作用的力量，这股力量对抗着那种使我们陷于当下之恐惧的冷酷力量”（西格尔为1983年《莎士比亚悲剧与伊丽莎白时代的妥协》重印版撰写的导言）。
西格尔的贡献有助于在他所在的行业内为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核心派埋下未来发展的种子。1974年，在为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odern Languages Association）创建了“马克思主义解读莎士比亚研讨会” （Marxist Interpretations of Shakespeare Seminar）后，西格尔被邀请担任《莎士比亚通讯》（The Shakespeare Newsletter）的一个特别的“马克思主义问题”的客座编辑。
沉浸于经典
像同时代的许多学者一样，西格尔也接受了关于英国古典教育的神圣性的培养；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的哈佛大学，当代美国文学被看作是一门可以在周末独立学习的学科。
西格尔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同样也主要是那种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大师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过，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西格尔对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 1923-1995）的著作赞不绝口。
尽管西格尔确实对那些历史上的准马克思主义（如17世纪研究中的“新历史主义”）的发展表示了一定的同情，但是，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复兴、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Third World Marxism）和工人阶级研究（Working Class Studies）所带来的美学理论的新方向的可能性，他仍然保持着怀疑的态度。
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他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被置身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讨论的边缘。就我个人看来，保罗作为“非正统”作家——那些被主流文化遗忘或误解的作家——中的一位专家，当他与我讨论莎士比亚以及当代政治问题时，我发现保罗热情、坦率，而且思想深邃。
然而，西格尔对工人阶级传统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以及他对社会主义组织的必要性的信念，使得他毫无疑问地成为文学研究学者中一位独特而鼓舞人心的人物。
当其他那些在上世纪60年代引领学术界左派的发起者一个个不同程度地被新斯大林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所吸引，当一些人在里根主义的艰难岁月里放弃了激进主义时，西格尔仍然坚持着自己的路线，尽管他比这些人老了整整一代。
1983年，我在俄亥俄州奥伯林（Oberlin）与保罗进行了一次自传体回忆访谈。在采访中，他告诉我，他最初之所以选择研究莎士比亚，是因为当时的传统学术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挑战。
在20世纪50年代，莎士比亚的“伟大”是因为人们相信他的作品“超越意识形态”，而保罗认为莎士比亚实际上是在表达他那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
保罗以其特有的谦虚态度坚持认为，他自己的才能并不出众，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某种程度上克里斯托弗·希尔的著作给予他的启发，使得他能够让在学术界留下印记。
对于我们这些有幸与他志同道合的人来说，保罗·西格尔的功绩远不止这些。不论是对于美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承传，还是对于与革命社会主义运动结合的知识分子的传统而言，西格尔都是无可替代的纽带。他留下了如此丰富的著作遗产，让我们能够在未来的岁月里阅读和讨论，这实在是我们的荣幸。
原载美国期刊《逆流而上》（Against the Current）第111期, 2004年七、八月号。
作者艾伦·沃尔德（Alan Wald）是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化课程的教授。他是专门研究20世纪中期美国左翼文学的文化历史学者，是八本书的作者，包括《纽约知识分子：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反斯大林主义者的兴衰》（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Anti-Stalinist Left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80s），《从未来流放：二十世纪中叶文学左派的形成》（Exiles from a Future Time: The Forging of the Mid-Twentieth-Century Literary Left）与《美国之夜：冷战时期的文学左派》（American Night: The Literary Left in the Era of the Cold W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