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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孟宪章同志
赵芳举
2000年
2000年7月26日，我接到乐山市五通桥孟宪章同志的女婿骆先生7月20日的来信，告诉我：「我父亲孟宪章患肝癌晚期，可能不久于人世」。剧接来信，极感震惊！经查，5月31日我还收到老孟5月26日的亲笔信，说，收到了我的拙文《我为「五三惨案」作证》。信上他也谈了「当年日本浪人横行济南」。怎就重病突然降临？随即急切覆信并汇上百元，对病人表示慰问。此后，日日夜夜盼望着能够送来病情好转的讯息。
8月13日，终于又一次收到了孟婿8月7日的来信，随信送来了噩耗──孟宪章同志已于7月30日凌晨5点40分与世长辞！终年七十七岁。
老孟去了！无需说，他的去世，对人民是无可弥补的损失。他那当年坚决抗日的主张和行动；他那面对蒋家王朝的屠刀而毫无畏惧的精神、意志；他那为革命奋斗的一生，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对他自己来说，也是问心无愧的！话，还得从1937年谈起。
一．齐光中学就读和他的老师阎子桂
孟宪章，曾用过化名李诚、孟宪武，山东陵县人，1936年8月考进济南齐光中学。1937年春，我在该校阎子桂老师的宿舍里同他见过面。齐光中学是一所初级中学，也是当时济南比较有名望的学校之一。这时，他是初二学生，与他交往最深的同年级同学，还有同县来的学生杨寿源和康至全。
阎子桂，山东平原县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较长一段时间，在山东济南齐光中学任教，担任历史、地理课程，也担任过公民课（类似政治课程）。齐光中学校址在济南东关郊外约一公里，与我校山东建专分处胶济铁路南北，近在咫尺。阎子桂一段时间曾在我校兼课，很受同学们的欢迎。阎在北大读书期间，与王振华（当时在校学名为王树本）同为该校学生，都在北大参加了托派。
阎子桂有很好的政治理论修养，据我所知，他在齐光中学任教期间，就是山东济南托派组织理论宣传的负责者。每逢星期天，济南各校的托派成员，都分别分组密往他的宿舍听他的政治理论讲述。苏联斯大林对革命的背叛和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官僚统治的斗争，也是他讲述的内容之一。对斯大林一手连续炮制的多次大屠杀冤案，同是当时阎老师讲述的重要内容。
孟宪章在齐光中学读书期间，学校受阎子桂老师托派思想影响较早的学生之一是杨寿源。杨是孟宪章的同乡同学。据孟宪章生前回忆：「1937年4月的一天，杨寿源给我两本不同期的《火花》刊阅读，说是阎老师交他看的。我这是第一次接触托派的报刊。以后又知道有个『第四国际』。」这就是孟宪章同志接受托派思想和以后正式参加托派为托派革命工作拼搏的准备时期。
二．学校南迁和阎子桂的抗日主张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九月底日军已沿平汉线和津浦线长驱南下，津浦线日军已越过沧州直逼山东黄河北岸，济南受到严重威胁。济南的大、中学校开始南迁。而齐光中学则同省立一中等其它学校于1938年初春迁往河南南阳赊旗镇，改名为「山东联合中学」。
齐光中学的三个学生杨寿源、孟宪章、康至全和山东第一中学的部分学生住在山陕会馆，阎子桂老师也住在会馆。因此，就有更多的学生如孙鸿志（今改名孙敬，现在重庆）、杨承章（已去台湾）、杨承志（现在济南）等，都有机会到会馆和阎老师接近，受到阎的影响。这时，他们都从阎子桂那里读到了江西南昌托派组织出版的刊物《胜利之路》。《胜利之路》提出了抗日必胜的基础条件，揭批国民党对日退让妥协的政策。这些同学在山陕会馆与阎子桂的相处，使他们进一步靠拢了托派。
由于国民党的消极抗日，战局节节败退，河南已受到败局的严重影响，6月中旬，山东联中又向湖北迁移，七月初到达湖北郧阳。山东联中又改名为「国立湖北中学」。这时阎子桂担任公民课。孟宪章同志曾有以下的回忆：
（阎老师）上课必先讲述他亲自编撰并列有提纲的抗战理论。内容有『批判抗战必亡论』，『驳斥抗战速胜论』，『反对唯武器论』。提出抗战必胜的条件是：大力发动群众，全民动员，改善士兵的生活，实行农村耕者有其田，改善工人阶级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要求立即召开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领导抗战。
这时，和阎老师接触的又新增了同学张圣诗（山东泰安人）和尹纯德（济南人）。托派成员和思想上靠拢托派的同学，在不断地继续增加。
三．学校西迁和「真理读书会」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为湖北局势造成了极大的不利影响。河南的日军，迅速向湖北北部入侵。当时湖北郧阳一带已受到敌机的骚扰。国立湖北中学遂由湖北郧阳中经陜西汉中长途跋涉，于1939年2月迁到四川绵阳。学校又改名为「国立第六中学」。孟宪章被分在罗江第四分校。阎子桂也在四分校任教。就此，孟宪章同志进一步受到阎子桂的思想影响。他曾有这样一段回忆：
这时，我和同班同学范文华、刘志超、康至全、李雨亭（后改李慎之）等人，筹组「真理读书会」。由大家凑钱订做了一个大木箱，集藏各成员的社会科学书籍，供会员选读。我把在汉中和绵阳买到的托洛茨基著作《文学与革命》、《儿子朋友与战士》和陈独秀的《实庵自传》等交给读书会。另有从阎老师那里拿来的《托洛茨基自传》上下集、纪德写的《从苏联归来》和《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以及郑学稼写的《苏联党争》、《苏联党狱》等，也都交给了读书会。……从此，读书会已成为国立六中托派组织宣传、学习的外围组织。
主持真理读书会的是范文华和孟宪章同志。一段时间之后，读书会的会员，都已先后加入了托派组织。
真理读书会出版了墙报《思潮》，《思潮》的命名，是大家商定后，复经阎子桂老师考虑决定的。墙报的刊头画面，均由张圣诗设计并亲自绘制，由于墙报的版面新颖醒目，格外吸引同学们的注意和阅读。《思潮》的稿件内容，大部份取自《长期抗战必胜的条件》。据说，这本小册子是托派出版的，再经阎子桂从中选定刊登。其它文稿一部份来自同学或转载《斗争》、《火花》的文章。总之，墙报《思潮》充分反映了号召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坚决反对妥协投降的思想潮流，受到同学们的赞誉和欢迎。
由「真理读书会」的发起，和《思潮》的大力号召，国立六中成立了「学生会」。成立学生会是国立六中的创举。它的旨意当然是代表学生的权力和切身利益，一经倡导，全校学生一致欢迎和群起拥护。范文华由于带头组建「真理读书会」的影响，被选为学生会的第一任主席。当时已是开始暑热的七月天气，经过学生会的争取，学校添置了供学生使用的饮水缸。为了增加几个饮水用的口盅，学生会与学校当局发生了激烈争执。学生会主席范文华被学校以「怂恿学生闹事」开除学籍。为此，真理读书会发动罢课，反对学校无理开除学生。结果，迫使学校当局收回了开除范文华的命令，改将范和孟宪章、康至全三人各被记过处分。经过此次罢课运动的胜利，使真理读书会的威信大大提高。本班会员陡增至二十余人，占全班同学百分之五十以上。其它班的会员，也有很大发展。
四．孟宪章拼搏在抗日战争的陪都
1939年9月下旬，阎子桂老师征求孟宪章的意见，愿否去重庆的工厂当工人，孟当即一口答应，并遵从阎子桂老师的意见，去六中绵阳本校邀约同学孙鸿志一同到了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根据阎老师的介绍，在重庆曾家岩「知还山馆」电力公司宿舍会见了当时重庆托派组织筹建人梁贻和刘振基。经梁贻介绍，孙鸿志进了二十一兵工厂当工人。孙见工人工作又脏又累，终日怨言不绝，没几天，借口身体不好（其实，在校是体操健将，可以倒立行走绕操场一周），返回了学校。从此，远离了工人，脱离了托派。
十月初，经梁贻的师兄介绍，孟宪章进入了中国钢铁兴业公司（即今重庆钢铁公司三厂）动力厂当电工学徒。陈师傅见孟爱好学习，勤慎工作，吃苦耐劳，遂即向上级说通，调他到办公室学绘图、保管办公用品。但孟宪章自己认为长此下去会脱离工人。决定于1940年4月下旬离开兴业公司，考进了二十一兵工厂的迫击炮厂。不久，迫击炮厂迁去了江津铜罐驿。孟以铜罐驿远离市区与组织联系不便，申请留厂并调步枪厂，专学「金属热处理」。
二十一兵工厂，地处江北嘉陵江边的簸箕石，与梁贻所在的金陵大学电工培训班（地处中四路求精中学内）和刘振基所在的电力公司宿舍（曾家岩知还山馆），均为一江之隔，一有时间即过江会见梁贻、刘振基，听梁贻讲述在上海的地下活动和1938年在武汉领导泰安纱厂工人罢工斗争取得胜利的经过，讲述从武汉步行到西安、宝鸡，再到罗江国立六中四分校的艰苦历程。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给了孟宪章极大的教育和鼓舞，也使他对托派革命工作更加充满了高度的热情。他说：「（梁贻）多次把以『马克思主义青年团』的名义复写的传单，叫我趁天黑到二十一厂洗澡机会夹在图书馆的书里。在规定的时日，沿嘉陵江边以散步的形式系统地讲述托洛茨基主义。拿《斗争》、《火花》给我阅读。」「在迫击炮厂和步枪厂，我曾多次把托派抗日传单和后来的重庆托派刊物《工人呼声》放在工人们吸烟、休息的地方。」
孟宪章先后工作在迫击炮厂和步枪厂，在这段时间中，他除了以传单、刊物等形式积极宣传托派抗日主张和革命路线、方针、政策之外，另外就是稳妥发展托派成员，扩大托派组织。同一宿舍的白玉喜，洛阳人，父兄都是陇海铁路工人。此人沉着稳重，工余喜爱读书学习，关心时事。经过对其讲述托派的抗日主张和抗战必胜的条件，白玉喜在思想认识上逐渐靠拢托派，最后成为二十一厂托派组织的可靠成员。另有孟的师弟李国翘，湖北人，李的父亲、哥哥和姐姐都是工人。他在孟宪章的思想影响之下，也逐步靠拢托派，并协助孟宪章做了不少工作。
1941年春，国立六中先后陆续到重庆二十一兵工厂的托派成员，就有杨寿源、张洪仁、王香臣三人，再加孟宪章和白玉喜，已有五人。重庆托派组织的工作布置和上下联系，都由孟宪章向大家传达。所以，在解放后新中国给他栽上的罪名是「江北区二十一兵工厂的托派支部书记」。当时，重庆地区托派虽没有明确给予孟宪章同志这个名义，而实际已经是肩负这个任务了。
同年（1941年）初春（旧历春节之后），王振华由香港经广西梧州到了重庆，就在曾家岩「知还山馆」电力公司宿舍刘振基的住处，孟宪章第一次会见了王振华。当时，重庆地区的托派组织，除二十一兵工厂的孟宪章等五人之外，还有五十兵工厂、磁器口军政部制呢厂、南川飞机修造厂、益世报印刷厂、重庆电力公司（包括三个发电厂），南岸酒精厂、文聿出版社印刷厂、南岸重庆织布厂和邮政局南岸分局等，到后期总共有四十余人。王振华来重庆之后，除积极筹划出版《工人呼声》之外，即以二十一兵工厂作为重点，亲自下厂指导工作。孟宪章同志对王振华亲自抓好二十一兵工厂的托派工作，作了如下的回忆：
他（王振华）对人和蔼可亲、衣着简朴。……以后约定时间，对我们系统地讲述中国社会阶级分析、革命性质、革命动力和革命对象等等。办学习班……多数是在嘉陵江边沙滩上以散步或座谈形式进行的。每次聚会的时间，大都是在下午下班之后直到黄昏天黑。
为便于联系和来去方便以及存放一些宣传品，孟宪章在二十一兵工厂附近的陈家馆租了一间阁楼，王振华也曾在这里住过多次。
1941年9月，旧历的中秋节前一天，孟宪章到二十一兵工厂技工学校宿舍去会杨寿源，一进寝室即感到气氛与往日不同。两个不曾见面的青年陌生人分别坐在两张床边上。其中一人问孟：「你找杨寿源干吗？」孟说：「他是我的小同乡，明天中秋节，请他到我家过节。」。王香臣这时正坐在双层床的上铺，接着也说：「咱们都是山东同乡。」边说边下床，送孟宪章走出了寝室，小声说：「不能走校门出去了，咱们快从刚刚打穿的防空洞出去。」进了洞，王香臣急切告诉孟宪章：「杨寿源在前天（旧历的八月十二日）下午被捕了，留下一张纸条，叫大家马上离开二十一厂。字条中的Ｍ是指你，你快走罢！」
孟宪章回到他住的第三宿舍，把《苏联党争》（封面包的是《三民主义浅释》）藏在一间空床的席子下面，就以听天由命的心情等待事态的发展。这时，他只知道曾家岩电力公司宿舍刘振基一个人的住处，但梁贻已一再警告决不能再去刘振基处了。两天过后，王振华特意来告诉孟宪章，必须立即离开二十一兵工厂，特务正在查找孟的住处。杨寿源、王香臣他们的主管领导沈正功接到稽查大队的电话，命令把王香臣、张洪仁监管起来，马上就来逮捕。沈正功是日本留学生，是工程师兼行政领导，对手下的杨寿源、王香臣、张洪仁这几个年轻人颇有好感，而对国民党特务深恶痛绝。他接到电话，立即告诉王香臣，让他们赶快逃走，并让王香臣穿上了他的一套西装。他们就这样暂时躲过了一难。
孟宪章第二天一早，以洗被盖为名，抱着被子直奔嘉陵江边，王振华已在头天约定的地点在那里等他。王振华把孟送到南岸织布厂，该厂管理员苏学常是国立六中四分校的托派成员。苏让孟前往磁器口军政部制呢厂去找刘广恩，并拿一件旧棉大衣换下孟的棉被。就此，在军政部制呢厂当了杂工。工作是扫地、担抬、扛挑一切杂活。管工头是个退伍的兵痞，对工人打骂，非常凶狠。冬天冷了，孟宪章睡在谷草堆里，盖上那件带来的唯一破大衣，就此越冬过夜。
五．国民党特务的追捕和歌乐山避难
12月中旬，孟宪章转到了歌乐山「甘肃油矿局汽车修理厂」，学习修理汽车。修理厂并没有正式厂房，是在公路边草棚里干活。师傅们对孟深表同情，有的拿棉被，有的给衣服，有个名叫赵今庸的师傅，是个木模工，他是从城里来歌乐山汽车修理厂会人的。知道孟宪章是从二十一兵工厂逃出来的时候，特别同情他的险遇，非常关心他的生活。主动留下了自己的地址，并告诉今后有甚么需要他帮忙的时候，尽可来找他。
就在歌乐山工作避难期间，范文华前来同孟联系，带来了《工人呼声》并交谈活动情况。孟宪章把《工人呼声》放在工人宿舍或厕所的隔墙上。有时乘机放在「战时儿童保育院」。孟宪章遵照范文华的工作要求，亲自到青木关一个学校会见了刚从国立六中来的托派同学。传达了目前重庆的工作情况和紧迫的不利形势。此次来去六十多里，全是田间小道，回到歌乐山天已黑尽了。
孟宪章同志是以自己的真诚热情和坚定不移的信念，从事抗日宣传和革命活动。就是在国民党特务穷凶极恶的追捕之下，也一直不曾疏于自己的地下活动。在歌乐山避难期间，充分利用工余时间，那怕是和师兄弟们逛公路、走田边以及山林闲游，都以自己的思想，信念去影响他们。通过思想的交流，明显地启发和影响了他们。大家对抗日都有了相同的看法，都有抗战必胜的信心。
孟宪章一直没有淡忘在二十一兵工厂亲自发展的托派成员白玉喜，他以白玉喜哥哥的名义，从歌乐山给他写了一封信，白玉喜接到去信，马上到了歌乐山。他告诉孟宪章：「你那天清早走了之后，厂里稽查大队的士兵包围了宿舍，叫管理员把你交出来，好险哪！杨寿源在特务的监押下，回厂拿过衣服。便衣特务曾对人说，有人看到你乘坐公共汽车往歌乐山方向去了，你要小心注意呀！」
此后，没几天，范文华来到歌乐山告诉孟宪章：「王振华在一个学校（即华岩高农校）教书被捕了。那天下午，振华外出归来，进入室内的特务，已经把他保管的油印机和一些书籍文件放在书桌上面。问王振华︰『你是干甚么的？』振华说：『你们已经看见了还问啥？』梁贻、刘振基也都先后被捕了。」范文华又告诉孟宪章，特务们也正在全市通缉范，他准备暂去贵阳一个做木材生意的亲戚处避一避。并告诉孟，今后可与求精中学电训班王香臣联系。
当天下午，孟送范下山，一起路过沙坪坝南开中学，他们又把范身上带的两本《工人呼声》，从学生宿舍的窗口投入寝室的桌子上。他们也许没有想到，这次的会面，竟成了他们两人最后的袂别。
1942年4月1日，孟宪章去城内大溪沟拜会曾在歌乐山相会的木模师傅赵今庸，下午坐公共汽车回到歌乐山，几个师兄弟已在车站等他，个个都表情紧张，告诉他二十一兵工厂的三个便衣特务正在等待他回来逮捕他。师兄弟们把他安顿在山坡下的田边崖下，又回厂探视特务的动向。直到天黑，看准特务们已去街头的旅馆住宿后，他们才让孟到寝室。事后才知道，那天下午，特务们强令闻厂长交出孟宪章，百般威胁，一直折腾了大半天。
此后，孟宪章已不能继续留在歌乐山汽车修理厂。这时，赵今庸师傅在城内大溪沟一家木模厂工作，孟为躲避特务的追捕，只好前往赵师傅厂里学做木模手艺。
六．组织啊，您在哪里？！
1942年9月，赵今庸师傅决定去四川乐山武汉大学实习工厂工作，孟宪章同志已身处走投无路的境地。赵师傅问他愿不愿意一起去乐山？当然，他是决不愿就此离开托派已有相当基础的陪都重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军步步进逼祖国的大地，国民党蒋介石，已向重庆地区的托派举起了捕尽杀绝的屠刀，就此离开重庆、回避现实，内心将是难以抑制的痛苦！赵师傅发出了最后的劝告：「情况这么紧急，对你这么危险，就算暂时躲一躲嘛，以后还可再作打算。小孟，走吧！」就此，孟宪章踏上了远走乐山的路途。
孟宪章同志身处乐山的日子，心情是可以想象的。在他的估计中，重庆一定还有未被逮捕的同志。他曾以化名和借用「亲属」的身份，写信给重庆的王香臣、李国翘、白玉喜、刘志超等等所有的能够略知地址的十多位同志，一处处都是石沉大海，音信全无。回想起重庆战斗的日子，一个个意气奋发的形象，历历在目，禁不住内心的呼唤：「组织啊，您在哪里？！」
远在乐山，与组织失去联系，生活的孤独，精神的抑郁，内心能无痛苦？！特别是王振华、梁贻、刘振基几位核心同志的被捕，给革命事业带来的损失，将何以弥补！孟宪章同志在痛苦的思虑之下，禁不住落下了两行热泪！
孟宪章几年熬过去了，他哪里知道，在这难熬的几年当中，重庆托派在国民党捕尽杀绝的白色恐怖下，几乎全遭逮捕或杀害。除王振华、梁贻、刘振基被捕之外，另有黎洁霜、王坤荣、赵金声等与王振华一起被杀害于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而杨寿源、任玉玺等七位同志被捕关押于江北「兴隆场集中营──战时青年训导团」。免于难者已寥寥无几！
七．新中国阳光下的苦难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它将预示着一切都应「实事求是」，对待托派也应该理当求实，但事实并非如此。1952年12月22日，以效劳日本的「汉奸」、帝国主义的「间谍」、国民党的「特务」等等罪名，一夜之间，将全国的托派（包括被株连的家属）一揽子捕进监狱。这一天正是斯大林诞辰七十三周年之夜，新中国为他献上了一份厚礼！被捕的托派，有的关押二十七年之久，有的病死狱中，有的判刑十余年和六、七年不等，有的被摧残致死，至今尸骨不见。还好，孟宪章总算活下来了。1958年，乐山地区厂矿单位，大搞「肃反补课」，孟宪章又以托派罪名被揪了出来。他生前曾有这样一段回忆：
1958年，乐山地区厂矿单位搞『肃反补课』，原五通桥市法院，以我『青年时期参加托派，任重庆托派江北区支部书记、托派四川地委候选人（这两个职务均非事实──引者），介绍曹庆华等十多人参加托派』的罪名，判我五年管制。其时『大跃进』初兴，地委给川康厂月底完成三十二台简易机床的任务，月底到了，没有完成任务，便向法院诬告我对肃反判管制不满，利用职权破坏生产，破坏大跃进。为此，法院判我十五年徒刑，而厂领导则不负任何责任。事实上，三十二台机床任务，就当时生产设备，生产能力来说，也是根本无法完成的。
孟宪章被冤判入狱，亲属受到株连：
我爱人张德芬，1954年西南师范学院毕业，55年调来川康厂，专搞职工文化教育工作，以丈夫是托派，被定为是反革命家属，被下放车间当工人，直到1977年退休。爱人的大弟张德骏，1950年春天参军入西藏，1957年转业，当兵七年未能入党，也不准提干，外调说他的姐夫是托派。爱人的小弟张德骥，在厂里工作，手指被机器压掉，是因公致残，不属精减对象，1962年被精减下放回家。原因也是他姐夫是托派。我的岳母生病，要求随同职工乘坐厂里的大汽车到她女儿处医病，车上有人说她是『反革命份子家属』不能上车。有位解放军的汽车司机问明情况后解释说『这位老人不是反属』，人家还是不准她上车。爱人的妹妹，1950年春参军入藏，转业后申请入党，查到她的姐夫是反革命，不准入党。
时至今日，我们应该斗胆质问一句：这是社会主义还是封建主义？即是资本主义社会，恐怕一人犯罪株连全族的作法，也早已不复存在了。
八．面对五十年的沉冤，孟宪章死不瞑目
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中国的「肃托」，也同当年苏联斯大林的「肃托」以「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人民的敌人」的罪名，冤杀千千万万人的冤案一样，中国的「肃托」也全是冤案。不同的只是中国托派的「罪名」更多一些罢了。不是吗？「托派头子陈独秀，向日本特务机关月领大洋三百元，为日本效劳」；「托派份子是国民党的特务，帝国主义的间谍」等等。孟宪章同志五十年来，在新中国的人民面前，为他的托派身份招致的「十五年徒刑」，到底有多少次向新中国的各级当政一再坦陈，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可结果都是一样：「没有上级的指示，我们也无法为你平反。」就这样，孟宪章面对五十年来未获洗雪的沉冤离开了人间。他死不瞑目！
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后应该闭上自己的眼睛，安然地归西。再说一遍，我们的老孟，一生所作所为，扪心自问，无愧于天地良心，无愧于人民，这就很够了。至于说，「汉奸、特务、间谍」甚么的，那是为了丑化异己，「唯我独革」，而加给对方的一种专用名词，有甚么值得计较的！
孟宪章同志的人生观，我不是今天才知道的，正如他1994年6月30日写给雨亭的信上所说的：「……那时候，生活是困难重重、贫病交加，但精神是愉快的。我们都为救国救民、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不计个人安危进行活动，自愿为真理奉献自己的一切，直至生命。」这正是一个革命者的正气所在和乐观主义精神。
在此祝愿革命的老战友、老同志、老朋友孟宪章地下安息！
2000年12月10日于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