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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俾斯麦和德国工会（1878—1900年）
新统一的德国的“铁血”首相奥托·俾斯麦公爵是个倔强的普鲁士容克地主。他有一个精密的计划来击败正在成长中的、觉醒了的德国工人阶级，他的计划包括下面几点：在社会保险上对工人作出某些不重要的让步；扶持或容忍资产阶级和基督教（天主教）的所谓“黄色工会”；保持普鲁士阶级选举制度[1]，消灭社会民主运动的各个部分。他的办法是口蜜腹剑的典型——一方面，为工人进行微小的改革，另一方面，对他们采取恐怖行动。俾斯麦怀抱这种总的计划，利用1878年有人谋刺德皇威廉一世的机会，迅速地宣布社会民主党为非法。雇主们也在政府带头下加倍对工会发动进攻。于是，工人阶级和有组织的反动势力发生正面的冲突。整个社会主义世界越来越关切地注视着这种斗争的发展。
[1]按照这个反动的选举制度，拥有大资产的阶级分配到比工人多得多的选票。因此，在1909年，尽管社会民主党在普鲁士的选举中获得选票总数的23%，但是在当选的420名议员中他们只占6名。
反社会主义者法
名为“反对社会民主党危害活动法”的反社会主义者法在1878年10月21日生效。这个法令特别规定社会民主党和它的报刊为非法。当议会讨论这条法令时，俾斯麦答应这条法令将不适用于争取改善工人阶级生活条件的工会。但是在实施中间，这个承诺却完全被忽略。齐温说：“由于工会是一个整体的机构，它在实际上遭受这条法令的打击比政党所遭受的要大得多。”[1]据报道，就在这条法令生效两天后的10月23日，德国工人工会便被解散了。其他很多工会也很快地跟着解散了——玻璃工人工会，木工工会，五金工人工会，制鞋工人工会，矿工工会等。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17个全国性工会和18个地方性工会都正式解散。除此之外，在社会民主党人领导下的330个互济会也同样被解散了。[2]当然，基督教工会和资产阶级工会没有受到政府的干涉。
[1]齐温：“德国自由工会史”，第34页。
[2]法维：“工会的斗争”，第92页。
这个时期的社会民主党和以后年代里的社会民主党不同，它还是一个坚强的战斗组织，它英勇坚决地反抗政府的迫害。这种对抗反社会主义者法的斗争行动很早就开始了。当议会辩论的这个法令时，社会民主党成员布莱克在社会民主党热烈的掌声中宣布：“我一定要反抗这整个法令！”而社会民主党的确采取行动这样做了。[3]1879年9月，社会民主党在瑞士发行了它的第一家非法报纸。其他的报纸紧接着也出版了。社会民主党于1880年在瑞士召开了它在国外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在1883年和1887年又陆续召开了代表大会。社会民主党还进行地下活动，在德国建立了一个巨大的组织系统。
[3]塞缪尔·欧尔斯：“欧洲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第133页，纽约，1913。
工会为了有效地发挥它的作用起见，尽管面临着一切困难，但一定要进行更多的公开活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们采取各种各样的伪装作为掩护——福利会，社会俱乐部等等。俾斯麦对他的这条法令的解释，大意是说如果地方性工会完全不涉及政治，那么便可继续存在下去。工人充分地利用了这个条款。他们通过这些不同的办法，得以使工会存在和进行活动，并且在这一个非法的时期内，进行了很多次罢工。在这次艰苦斗争的过程中，工会运动在组织上和理论上获得了两个显著的改进：工会成为更集中、更有组织和更具有政治性的组织，而且比以前的任何时期都更愿意接受社会民主党的政治领导。那些人工培养出来的基督教工会和资产阶级工会全都陷于停顿的境地。
然而在进行这许多斗争时，工会和社会民主党并不是没有遭受严重的损失的。政府查禁它们的刊物并迫害工人。总共14家报纸被查禁，至少1500名社会党人被拘捕监禁，另外很多人被放逐或遭到其他迫害，大量的人向美国移民。然而它们的斗争是胜利的。社会民主党获得的选票一年比一年增多，1878年获得的选票数目为49万3千张，到1890年便增加到142万7千张，几乎上升了200%。工会也在会员人数、产生的影响和政治力量方面扩大了。工会在开始参加这个历史性战斗时，组织上很松散，会员只有5万人；十二年之后，它拥有58个组织严密的全国性工会，会员人数达30万人。
反社会主义者法显然没有达到毁灭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目的。因此，这个时候“铁血”已大为减色的俾斯麦便不得不辞职了。他的这个自以为得意的法令被政府在1890年9月30日正式否定了。这是德国工人阶级的一个巨大胜利，全世界工人都备加赞赏。这给予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一个巨大的鼓舞，并且使社会民主党和工会肯定地走在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最前列。这种主导地位，它们一直保持到不祥的1914年。
爱尔福特纲领
德国社会主义领袖在摆脱了反社会主义者法下的压迫状况之后，就立刻着手重行制订党的总政策。于是，1891年10月产生了著名的爱尔福特纲领。在此以前的政策文件，是1875年在哥达起草的，主要出自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的手笔。它是当时对抗的拉萨尔派与马克思主义派的混合产物。马克思深刻地批判了充满拉萨尔派错误的哥达纲领。[1]1891年，主要由卡尔·考茨基起草、纠正了大部分问题的爱尔福特纲领，在几乎所有国家内都成为社会民主党的典范，而在二十多年之内起着第二国际的非正式指导文件的作用。[2]
爱尔福特纲领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有社会主义的最终纲领，另一方面也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部分要求的当前计划。这些部分要求中应最先实现的，是争取“在帝国境内一切选举中，所有20岁以上的居民，不分性别，都有普遍、不记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这一要求脱离了哥达纲领的路线，它号召为妇女争取选举权。从工会的角度来看，爱尔福特纲领还有另外的一些重大的进展，如它抛弃了拉萨尔派“工资铁律”的观念。拉萨尔派的这一个理论对工会运动是有害的，因为它使工会的活动看来是徒劳无功的。爱尔福特纲领同时特别要求八小时工作日，这是哥达纲领中所没有提出的。
[1]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2]见以上文件及李卜克内西：“社会主义”，芝加哥。
爱尔福特纲领同时也成为社会民主党工会的政治方针。虽然工会一般都不太关心理论上的问题，爱尔福特纲领的重大缺陷是，它和在它之前的哥达纲领一样，没有具体地提到工会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社会民主党在反社会主义者法实施时期所举行的三次重要的“非法”代表大会也有同样的缺点，因为这三次代表大会也没有注意到工会运动这个迫切的问题。
工会总委员会的成立
德国工人运动在反社会主义者法取消时所采取的另一个重要步骤，是成立联合全国工会的总委员会。1878年时就已经考虑过采取这样一个行动。但是当时由于俾斯麦迫害行动的来临而取消了正在进行的一些安排。这次恐怖时期终了后，第一次工会大会于1892年3月在哈尔伯斯塔特召开。参加的代表有208人，共代表62个工会，30.3万会员。这次大会选出了代表整个工会运动的共由7人组成的德国工会总委员会。卡尔·列金当选主席。他在1920年逝世之前，一直是德国工人运动的领导，并在国际工人活动中起着极大的作用。
在反社会主义者法实施期内，工会一般都是作为地方性组织发挥作用的，因而在哈尔伯斯塔特大会上，成立全国的集中组织的建议遭到了很大的反对。这种情况导致了一种小规模的分裂，而后来成为德国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组织也由此产生。同时也有人反对赋予新的总委员会任何大的权力。大会最后确定它的任务应该是设法组织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收集工人运动的统计数字，出版一份刊载工会情况和报告的刊物，并且组织国际间的关系。总委员会的这种比较微小的职能在后来历次大会上得到了很大的扩展，它包括提出关于工会运动的全面报告，仲裁管辖权上的纠纷，进行工会的教育工作和征集并散发五一劳动节经费等。然而在列金的强烈的官僚主义控制下，成员增至13人的总委员会迅速地发展成为一个专制的领导机构。
德国工会在起初的几十年里遭受到社会民主党许多领袖的轻视甚至于敌视。哥达纲领和爱尔福特纲领以及社会民主党非法的代表大会未谈及总的工会运动问题，这一事实所表明的这些消极情绪是由拉萨尔主义反工会态度的理论余毒和担心工会领导会加强起来和社会民主党领导相抗衡的强烈恐惧心理所造成的。同时，过早地认为社会主义会到来也对建立工会运动产生不利的影响。例如，伏尔马尔确信，随着社会民主党的选票不断增加，党在1898年便可在议会占多数了。
在1893年10月社会民主党在科隆召开的大会上，工会作用的问题引起了正面的争执。列金对于党领袖间存在的反工会情绪极为不满，对奥尔特别表示不满。奥尔却反过来叙述了工会的总委员会是如何发展成为和党中央委员会敌对的力量（而事实上后来它的确是如此）。其他的代表，包括倍倍尔和克拉拉·蔡特金，怀疑在强大的工业公司和联合企业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工会是否还有前途。反对工会的情绪发展得非常厉害，以致建议党员有责任参加他所属职业的工会的一项决议案，以169票对29票遭到否决。[1]大会仅仅投票表示同情工会而已。德国社会民主党对工会运动这种过早的悲观态度和马克思及恩格斯的态度成为一个鲜明的对比，马克思和恩格斯终身都是赞助工会的。
[1]法维：“工会的斗争”，第112页。
19世纪90年代的德国工会，在遭遇到经济危机和雇主顽强的抗拒下，仅仅获得缓慢的进展。实际上，直到1896年工会会员的总数才到329,030人而超过1892年的总数。在党所获选票数目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工会相形之下便显得停滞不前了。这种情况更进一步加剧当时存在着的低估工会运动的看法。而实际上，反对工会的力量强大得使1895年的工会大会不得不延期举行，而1896年的一次大会也在克服多次困难后才能够开成。[2]党内也进行公开辩论，认为总委员会没有存在的必要，应该予以取消，并且认为光让各个工会存在就够了。但是在后来经济情况改进了的时候，德国工会便向前迈进，很快就开始改变它在世界工会发展中的速度；1900年时，工会拥有680,427人；1905年有1,344,803人；1910年有2,017,298人；1914年有2,556,251人。[3]在这些数目中，独立的基督教工会和资产阶级工会的会员占三分之一。
[2]齐温：“德国自由工会史”，第47页。
[3]保罗·巴色尔：“德国工会大会手册”，第301页，德累斯顿，1916。
托拉斯和产业工会运动
在德国，如同在其他所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内一样，垄断资本的发展对工会提出了最严重的问题。如果工会要生存下去、发挥作用和发展的话。在1882年到1907年之间，小型工厂所雇用的工人增加了25%，而在大型工厂工作的人数却增加了200%。[1]克虏伯和其他大财阀的巨大工业帝国很快地形成了。卡特尔的数目很多——1905年有385个，包括1.2万家公司，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便又增加了一倍。除此之外，雇主协会也大大发展了——到1913年时，集合在威势逼人的德国雇主联合协会中的有雇用4,641,361名工人的14.5万家公司。
[1]奈斯特雷普克：“工会运动”，第一卷，第268页。
作为对抗工会的作战组织，这些由政府积极支持的资本家新组合，比它的前辈小资本家要有效得多。资本家在其他国家也是一样，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也显示出强烈的反工会的“开放工厂”倾向。克虏伯傲慢地说，他将“在他的企业之内继续保持主子的地位”，而他果然便按照这句话采取了行动。雇主越来越多地利用关厂的手段来对付工会工人所提出的要求。许多罢工行动都失败了，其总的后果就是，工会被迫在大企业中处于守势，事实上它们大部分被赶出这些工业了。法维说，在这个时期内的劳资集体合同，几乎都只限于中小型工厂。[2]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这个问题一年比一年来得尖锐。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也在不同程度上遭到这个问题的折磨。
[2]法维：“工会的斗争”，第129页。
过去的行业工会现在已经证明不是这种巨大的、并且是越来越巨大的资本组合的对手了。熟练的工人，由于精细的分工，已经丧失了他们在工业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大企业雇主拥有巨额的储备金，政府随时可以帮助他们镇压工人，他们控制着大量半熟练的无组织工人，并且能够征集大量专门从事破坏罢工的人，因此，熟练工人反对雇主的罢工行动便不再像以前那样有效了。对于已经托拉斯化的工业来说，行业形式的工会已经失效了。
应付这个严重问题的基本办法之一是把工人运动在产业工会运动的基础上重新组织起来。这就是说，把工会运动从狭隘的行业基础上提高到阶级基础上来。英国的工会和其他国家的工会不同，它几乎和大企业一道成长起来的，而且部分地据守在托拉斯的工厂内部。它以逐渐合并行业工会的办法来处理这个问题。美国的行业工会所遭遇到的托拉斯问题最为严重。然而美国行业工会却拒绝承认这个问题的存在，并且坚持它们已经陈腐不堪的组织形式，直到它们几乎完全被逐出托拉斯化了的工业企业之外，并且直到在这个问题上工人运动遭到两次大分裂——1905年世界产业工人工会的分裂和1935年产业工会联合会的分裂。
德国的工会，尽管遭遇到目光短浅的行业工会主义者的很大反对，逐渐掌握了局势，并且及早开始走向产业工会主义，这个问题在1868年工人大会中首次提出，但是被否决了。[3]在1892年哈尔伯斯塔特大会上，这个问题是讨论的一个主题，并且从此以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这个问题一直是历届大会议程上的问题之一。产业工会运动不但被看作是建立更有效的战斗组织的一个手段，而且是缓和行业工会在管辖权上时常发生的争执的一项办法。它同时也是深入到广大的半熟练和不熟练工人中去的一个媒介，这些半熟练和不熟练工人中，女工的人数很多。这个建立产业工会的潮流所产生的结果是：在1891年至1914年之间，德国全国性的工会从62个减少到46个，但是会员总数在同期却从30.3万人增加到2,556,251人，并且会员遍布在许多新型的工业中。这是一个罢工和关厂事件发生得越来越多的时期。1891年有733起，1906年有3,480起（由于俄国革命产生的刺激作用），1913年有2,600起。[4]
[3]巴色尔：“德国工会大会手册”，第82页。
[4]保罗·翁布雷脱：“德国工会运动的二十五年，1890——1915”，第180页，柏林，1915。
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
在19世纪80年代和以后的几十年中，第二国际的政党和工会中许多机会主义者开始发展了，并且狡猾而阴险地传播了他们的思想；他们认为工人能够在资本主义范畴内解决他们的一切生活问题，所以，为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是愚蠢和无益的。
机会主义者这种错误的想法和结论，是以下面的这些考虑为根据的：其中的无产阶级革命似乎并没有发展起来；工人在英国和其他国家已经逐渐赢得了选举权，而且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政党获得选票的数目在迅速地增加，在他们中间广泛地存在着一种幻想，认为他们不久将在议会中成为多数派，从而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内成为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力量。修正主义者特别指出大众生活水平有着缓慢的提高这一点来证明他们的纲领。资本主义的扩张以及资本主义的伸进殖民地都为资本家带来了经济上的利益，而这种“繁荣”的点滴也的确落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身上，特别是落到熟练的机器工人身上。例如，康辛斯基指出，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从1869年——1879年的74（以1900年为100）上升到1895年——1903年的99[1]；在德国从1868年——1878年的78上升到1894年——1902年的97[2]；在美国，从1868年——1878年的87上升到1897年——1908年的102。[3]发展中的工人斗争是赢得生活水平的这些微小改进的决定性因素。然而，这些改进也只不过是暂时的，并且由于工业中对工人的剥削大大加强而抵消了。
[1]康辛斯基：“西欧工人状况”，第75页。
[2]康辛斯基：“西欧工人状况”，第96页。
[3]康辛斯基：“美国工人状况简史”，第1454页，伦敦，1943。
德国的伏尔马尔、英国费边社的“社会主义者”和在法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同类分子，也开始发表新的机会主义意见，认为资本主义正在逐渐转变成为社会主义或者正在逐渐变成为一个近似社会主义的制度。这种国际性反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最突出的发言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德华·伯恩斯坦。伯恩斯坦是一个铁路机车司机的儿子，曾经做过银行职员。他在修正马克思主义和使之适应时代的旗帜下，在1898年用英文出版了一本名为“进化的社会主义”一书。在这本书里，他断然抨击了马克思主义的几乎每一个原则。他批评历史唯物主义，嘲弄剩余价值学说，否认中产阶级是在衰落，卑视社会主义这个最终目标，并且认为工人群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非但没有变得贫困，而且是一直在改进他们的经济状况。他为工人阶级描绘了一个长期的演进过程，在这个演进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见到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将不起任何作用。他这是企图以牺牲工人运动的阶级斗争政策和它的社会主义远景，机会主义地使工人运动适应于帝国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压力。
伯恩斯坦不久便在第二国际中得到了许多人的拥护。他的拥护者中有很多是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看到各个社会民主党获得巨大进展，都蜂涌地参加了社会民主党，打算乘机从事一种容易而有利可图的事业。这些人中间的许多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变成了几个社会民主党的重要领袖。然而更严重的是，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理论也在许多社会民主党工会领袖中得到了共鸣。这些分子主要以熟练工人为基础，很容易成为这种保守理论和实践的俘虏。他们这些人通常不大深入研究伯恩斯坦的理论，但是伯恩斯坦主义和他们的机会主义的思想方法和行动恰好吻合。他们终于成为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的主要堡垒。
此后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些年代中，马克思主义者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者所展开的无情斗争，是在一切参加第二国际的政党和工会中的中心思想斗争。就第二国际的领导层而论，这是一场失败了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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