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第二国际的创立（一八八九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美〕威廉·福斯特 -> 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

第十五章第二国际的创立（一八八九年）

　　第二国际成立大会是在一八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庆祝法国大革命中攻克巴士地狱一百周年时在巴黎召开的。大会是德国人发起并由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组织的，参加大会代表三百九十一人，来自二十个国家，美国出席代表四人。这次大会迄今为止是世界劳工史上最大的一次国际集会。大会是在热情激发的情况下进行的。大厅里挂满了下列字样的旗帜：以一八四八年巴黎的名义和一八七一年三月、四月、五月的巴黎的名义，以及巴贝夫、布朗基和法林的法国的名义，祝贺新旧大陆上社会主义的工人们。^[1]
　　但是，第二个国际工人大会也同时在巴黎开会。这是由英国工会领袖们和法国保罗·布鲁兹集团所组织的实行派或机会主义者（他们的目的是在资产阶级守法主义的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的会议。两个大会都做了巨大的努力以达到合并的目的，但是在大会开会之前以及开会期间这些努力都失败了。亨利·麦·兴德门和其他一些人做了特别巨大的努力以联合两种势力，而恩格斯则表示反对。但是两年以后，在一九九一年布鲁塞尔大会上，两个集团统一起来了。
　　马克思主义者大会集合了许多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最闻名的代表人物——这些人注定要在未来很长的时期内领导世界工人阶级的斗争，并在第二国际活动的过程里成为它的领袖，他们之中有的出了名，有的变得声名狼藉。他们之中有英国的克尔·哈代；德国的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爱德华·伯恩斯坦、乔格·冯·伏尔麻和克拉拉·蔡特金；法国的朱利斯·盖德、拉法格、伐扬和朗格；比利时的盎塞耳和冯德凡尔得；意大利的安德烈斯·科斯塔；奥国的维克多·阿德莱；荷兰的杜买拉·诺也文豪斯；西班牙的帕勃洛·依格里西瓦斯；俄国的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2]。美国的刚普尔斯曾被邀请出席第二国际的大会，他向两个大会致送贺词，吁请它们联合起来。阿布·卡汉和麦克思·潘恩是纽约统一犹太人工会的代表。在两个大会上都有少数的无政府主义者出席。
　　巴黎的马克思主义者大会引起了全世界舆论界的重视，并激起了各国工人的热情。劳动者终于将要拥有一个能够对资本主义顺利进行斗争、总有一天能将它完全消灭的组织。它将要成为第一国际的再生，而且它的基础将更加广泛和强大。大会本身为这个新的世界运动而欢呼，认为它是有光荣名声的旧日国际工人协会的延续。大会开幕时的主席是巴黎公社社员伐扬和经验丰硕的社会主义者李卜克内西。

大会的工作

　　听取出席各国的报告占去了大会大部分的时间。在大会上出现了一个年轻茁壮、生气勃勃、日益发展的以及富于乐观情绪的世界工人运动的总的情况。欧洲和美洲的工会正在发展，几乎每一个重要的国家现在都有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并且德国、丹麦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正在开始被选进议会。总之当时的局势是非常有希望的。
　　因为大会听取了各个党的许多报告，用在讨论通过的几个决议的时间就不很多。这些决议包括取消常备军和武装人民的决议。另一决议是具体承认八小时工作日的决议，这一八小时工作日制度在一八六六年第一次国际大会上曾经提请全世界工人们加以注意。另一决议是利用投票箱和在不与别的政党妥协或联合的基础上的政治行动的问题。这一问题引起了一小群无政府主义者的反对，他们一般说来是反对政治行动的，所以就被驱逐出大会。大会通过一项决议，支持瑞士政府关于创立国际劳工立法的一般建议。法国代表团关于主张总罢工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的一项提案受到德国的强烈反对，被代表们否决了。
　　然而，大会通过的最著名的决议是规定五月一日为国际工人示威游行日。法国代表拉维尼提出的这个提案是拥护美国劳工联合会所提议的为争取每日八小时工作制而规定在一九九〇年五月一日举行的总罢工。大会决议说：大会决定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国际示威运动，所以所有国家和所有城市的劳动群众在指定的那一天应当要求国家当局以法律程序将工作日缩短为八小时，并同时贯彻实行巴黎大会的其他决议。因为美国劳工联合会在一八八八年十二月该会圣·路易全国大会上已经决定于一八九〇年五月一日举行类似的示威游行，所以国际示威游行决定在该天举行。各国工人必须按照每一国家的当时情况组织他们的示威游行。以后举行的大会上重新讨论和通过了这个决议，于是五一节就被建立为正规的制度。全世界工人的伟大的战斗的假日就是这样产生的^[3]。

大会上马克思主义的方向

　　巴黎大会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工人运动中已经变成了主导力量，它在政治组织方面尤其如此。在第一国际解散以后的十三年期间，在已经发展起来的一群新的工人阶级组织中，马克思的追随者一般地是人们寻求领导的对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下，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数有很大增加，并且他们的报刊大大增多了。这种情势比起第一国际的整个时期来有着根本的进展，当时，为数极少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为争取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政治潮流而经常与各种不同的流派和倾向进行斗争。然而，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领导权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曾经使第一国际的存在受到危害的几个流派已经完全消灭了——但是，至少它们之中的大多数已经减少到容易对付的程度了。蒲鲁东主义者现在大体上已成为过去；布朗基主义者只不过是法国的一个小派系；拉萨尔分子在德国和奥国已陷入绝境；巴枯宁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没有变成工团主义者的那些人——已经是一个孤立的流派了。
　　马克思主义者人数最多的国家是德国，而且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已经在第二国际中树立了它的政治领导，这一政治领导在一九一九年共产国际成立之前，实际上没有被动摇过。如同列宁后来所说，德国工人阶级几乎在半个世纪内都是全世界社会主义组织的模范。德国资本主义正在迅速发展，社会党和工会也在飞速发展。自从第一国际成立以后，许多后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已经在各国中成长起来了（通常具有严重的理论上的缺点）。这些理论家中的主要人物是德国的卡尔·考茨基（一八五四—一九三八）生在奥国，他的父亲是捷克人，母亲是德国人。恩格斯逝世以后，他成为第二国际著名的政治领导者。一八八九年巴黎大会之后不久，考茨基写下了著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在许多年内其他社会主义政党都将这个政纲作为榜样。这一纲领虽然忽略了争取一个德国民主共和国的基本要求以及遗漏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问题，也遗漏了废除资本主义制度的方式，但在其他方面却基本上遵循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著作所规划的总的路线。
　　处在革命形势比较成熟的时期的第一国际，往往不得不讨论革命问题，这不是因为实际的政治事件的影响，就是由于当时强大的极端“左倾”流派的压力。虽然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当时英国的宗派主义者兴德门）期望在十九世纪结束之前欧洲革命将是一件既成事实，但是，处在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相对平稳时期的第二国际并不觉得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是那样急迫。大会一方面认为它的最终的革命前途是与第一国际一致的，同时却竭其全力基本上从事于当时阶级斗争中这些紧急的工作，如反对军国主义，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扩大工人普选权的范围，制定工厂法，当然还有工会、合作社以及工人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建立等工作。

右倾危险

　　第一国际是灭亡在相当活跃的假革命流派的手中，这些极端“左倾”分子企图驱使工人对资产阶级进行不合时宜的生死斗争。事实证明，第二国际的灾祸从相反的政治方向而来——来自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们瘫痪了工人们的战斗主动性，想把工人运动降低到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小资产阶级附属品的地位。极端“左倾”分子这是一个很小的因素。终于统治并毁损新国际的右倾，至少有两个显著的方面已经明显地出现在成立大会上。
　　这些右倾表现中的第一次为下面一个事实：实行派有足够的强大力量，竟敢于召开他们自己的大会，向世界工人运动中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权进行挑战。在第一国际时期，有一个以英国机会主义的工会领袖——奥翟尔、克里麦尔、艾普加斯和其他人——以及没有加入社会民主党的德国的拉萨尔运动所代表的右派（也存在着强大的“左倾”集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它对国际发生了不小的损害作用。一八八九年实行派巴黎大会的狂妄傲慢表明这一危险的右倾已经在第一国际与第二国际的中间年代里发展到怎样的程度。实行派没有达到它的具体目标，但是它的存在是未来严重危险的凶兆。
　　右倾的第二种表现发生在马克思主义大会的内部。这一表现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在发展着，但是正因为如此，所以它同样是危险的。这是因为代表们没有建立一个国际中心机关在大会闭会期间继续工作。事实的经过表明，在十二年期间，新的国际没有国际领导委员会，没有全世界的总部，没有国际刊物、没有正规的组织章程、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没有执行决议的纪律，并且甚至没有一个正式的名称。
　　在所有这些方面，第二国际远远赶不上第一国际，如前面几章所示，第一国际有一个组织章程、一个刊物、一个纲领和一个名称，有完备的国际组织——一个总委员会。事实上，第二国际甚至够不上无政府主义国际组织的概念。蒲鲁东主义者和巴枯宁主义者坚决要求，国际的中心机构应该是一个通讯和统计的机关，可是，第二国际在它创立时和以后的十年内，甚至没有达到世界组织的这一最低标准。
　　当然，如若第二国际也像第一国际在它与巴枯宁主义者进行的生死斗争中在一八七二年海牙大会上所作，建立那样一个强大的世界中心机构，那是不适宜的；但是根本不建立任何中心机构是过于忽视了国际主义并且过度强调国家的组织和行动。正如一九一四年终于发生的大战所证明，这是更加危险的，因为世界强国间战争冲突的可能性已在开始酿成，并且在即将来到的时期内工人们的最大危险是各国的工人运动向风起云涌的资产阶级民族压力让步的危险。

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源

　　后来对国际工人运动造成如此巨大破坏的第二国际中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有两个主要的根源。首先和最危险的是因为它是在技术工人中和在工会中的工人官僚中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通过高工资开始利用他们以破坏罢工、使工会停留在小规模的基础上并使工会分裂而不统一以及打击阶级觉悟和反对独立的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方法来反对工人阶级广大群众。右倾机会主义的第二个根源是数目众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想通过领导工人的政治组织，通过以工人代表的身份占据各个城市、各邦以及国家政府职务的方法达到飞黄腾达的目的。他们经常不断地拼命把劳工政策改换为有利于小资产阶级和资本家的和缓的改良政纲。一般讲来，在第二国际的存在期间，这两股机会主义的潮流无拘无束地相互合作着；工人阶级机会主义主要在——但不完全在——工会里活动，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多在政治场合中进行活动。两个集团都以工人贵族作为它们的基础，并且都有使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从属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倾向。
　　第二国际成立的时候，右倾机会主义在英国工人运动中最为发展。这主要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内，英国是居于领导地位的帝国主义国家，并且英国的雇主们大都正在广泛运用主要以榨取殖民地人民的超额利润为基础的腐化工人贵族和他们的领导人的帝国主义国内政策。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指出，这种从物质上和思想上进行腐化的破坏作用是非常显著的。罗斯坦说：上一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英国工人阶级觉悟最低落的时期；政治行动——甚至简单而没有害处的工人提出候选人的行动——也肯定地被放弃了；工人们不是投自由党的票，就是投保守党的票。一提起‘革命’这两个字，如果没有引起直接的谩骂，也会引起轻蔑地耸一耸肩膀^[4]。一八七九年恩格斯就曾经写信给伯恩斯坦：必须承认，目前英国不存在欧洲大陆所认为的一种真正的工人阶级运动。^[5]而这就是三十年前曾经产生过伟大的宪章运动国家里的情况。
　　雇主们和他们的代理人保守的工人官僚们的政治方针是将工人阶级置于自由党的保护之下；但当一八80年以亨利·麦·兴德门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组成一个在一八八九年成为社会民主联盟的团体时，资产阶级不得不将它的政策稍微改变—下。悉尼·韦伯、萧伯纳以及其他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领导的费边社于一八八四年的成立使这一事实明朗化了。这一组织的主要目的是削弱马克思主义，并且使工人阶级的独立政治行动不发生任何作用。所有这一切对于资本家都有极大的用处。宣传一种含混不清的进化论的社会主义的费边社攻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每一原则。费边社员们鉴于英国工人存在着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就公开地反对马克思主义。费边社的历史家皮尔斯说，该社的首要成就在于破灭了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引诱力^[6]。
　　悉尼·韦伯和他的同伙们开始使一个普通的和可敬爱的英国人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像成为一个自由党人或保守党人一样的容易和理所当然^[7]。韦伯说：英国必须有社会主义，它必须与算术的四则法相一致，必须与十诫相一致，并且必须与英国国旗相一致。不应该实行没收。^[8]韦伯还说：英国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不是马克思，而是罗伯特·欧文，而罗伯特·欧文宣传的不是‘阶级战争’，而是人类兄弟关系的学说。^[9]具有含糊的社会主义目标的费边主义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害处。它的影响在十九世纪90年代的保守工会领袖中间迅速地得到发展。事实上，它仍然在英国工党的理论方面占着统治地位。
　　机会主义也正在美国扎下深根。铁道工程师协会的首脑特伦斯·维·包德莱和波·姆·阿瑟是这一时期反动工人官僚的特有的例子。已经公然宣称反对社会主义者的美国劳工联合会领袖刚普尔斯等正在为他以后几十年内极端腐败的官僚主义奠定基础。在法国情况也是一样，布鲁斯主义的实行派运动证明是法国右倾机会主义的开端。仅仅几年以后，法国资产阶级腐化法国社会主义领袖们的厚颜无耻的企图就从头到尾动摇了第二国际。
　　此时，在巨大的资本主义的德国，机会主义很少发展。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工会内和在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方面都极其稳固地领导着工人运动。从组织方面来讲，德国党是所有共产主义政党中最无产阶级化的^[10]。右派仍然处在相对的弱小和不发生影响的情况下。这主要是因为，具有专制的和半封建的政府的德国，那时正处在变成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强国的时期，它的统治阶级所用以腐化工人贵族、工会和政治官僚机构的具有特征的政策，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反社会主义法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仍然处于非法的状态下——这种局势培育了党的战斗性，并吓跑了无数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职业政客们——工会的活动也正遭受着各种严峻的法律限制。在以后几十年内，德国工人运动，随着德国帝国主义的勃兴，变得非常腐败，并且它就是第二国际中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毒素的源泉；但在一八八九年，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并且被整个国际视为领导。

^[1] 杰·伦兹著“第二国际的兴衰”，第一三页。

^[2] 罗尔文著“工人与国际主义”，第七〇页。

^[3] 亚历山大·特拉腾堡著“五一节的历史”，一九四七年纽约版。

^[4] 罗斯坦著“从宪章主义到工党主义”，第二五五页。

^[5] 梅耶尔著“恩格斯传”，第二六八页。

^[6] 皮尔斯著“费边社的历史”，一九一六年纽约版。

^[7] “费边文集序言”。

^[8] 杜德著“共产国际”，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四日版。

^[9] “工党会议”，一九二三年。

^[10] 米哲尔斯著“政党”，第二七〇页，一九一五年纽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