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廉·福斯特 -> 《美洲政治史纲》（1951）

第二十一章 为民主而斗争的世纪


↘土地、奴隶制与雇农制
↘生活条件与工作条件
↘民主权利
↘受教育的权利
↘妇女的进步
↘宗教自由
↘斗争的总结


　　在第十章中我们已经看到，一七七六至一八三七年的伟大的遍及南、北美洲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严重地打击了封建残余并大大地加强了正在萌芽的资本主义制度，但是还没有能够完成这二十几个年青国家的劳苦大众所迫切需要的最基本的民主改革。在以后几章中，我们也看到了，自那时起，各民族的民主群众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来解决这些民主的要求。这些斗争有时剧烈到像一个革命一样。我们也已经概述了这些斗争的一些主要方面。本章的目的在于简略地总结一下，从独立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整个广泛的半球性的民主斗争的总结果。我们之所以选择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作为一个合适的回顾点，是因为从那时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开始了，在这种情势之下，新大陆的阶级斗争和其他地方一样采取了新的形式，并具有了新的意义。


土地、奴隶制与雇农制


　　要求土地的斗争——反对大地主的斗争——是从独立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巨大阶级斗争的中心问题。美国内战、墨西哥革命和拉丁美洲各国的几十次流产的革命，都是围绕着人民与大种植场制度之间的斗争这一总问题。虽然人民得到了一些大的胜利，然而民主力量在这个争取土地的巨大斗争上并不很顺利。在拉丁美洲土地问题从来就是最根本的问题，但是那里的大地主大部分仍然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他们的大地产，而且仍居于左右政治局面的地位。海地和墨西哥的革命曾经突破了敌人的阵线，使群众得到了许多土地。但是这些胜利并不够大，还没有足以改变一整个拉丁美洲的主要土地问题。一般来说，民主力量缺少以剥夺与没收大地产的原则为基础的坚定的土地政策和缺少良好的组织。

　　在美国和加拿大，民主力量在土地问题上也获得了一些重大的、一般来说相当决定全局的胜利。民主力量经过长期斗争之后，争得了宅地法，这样他们就能够保护大片的新的土地，使之不被垄断土地的野心家所夺取，从而出现了数目很大的有民主思想的小农。这不仅使社会不致被大地主所瘫痪，从而便利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也大大加强了民主的基础。然而加拿大和美国的资本家，在政治上过于愚蠢和贪婪，因此他们不能了解宅地法对他们的好处。他们从来就不赞助小土地私有制的纲领。他们缺少进步的观点，因此他们在内战之后，没有把南方的大种植场打散，没有把土地分给解放了的黑人。

　　这时期最大的一个民主胜利，是在整个西半球废除了奴隶制，这件事和土地问题有密切的关系。诚然，这个胜利也有很大的缺陷，因为各地的黑人并没有得到资本主义式的完全解放，而是很巧妙地被变为雇农，换句话说，他们被变为半奴隶。然而，黑人奴隶的解放是一个巨大的成就。这一成就是经过两个大的革命战争（把海地算在内）方才得到的。这件事具有世界意义，是新大陆历史上为争取人身自由对封建主义的一个最沉重的打击。

　　此外，与争取土地反对奴隶制的斗争有密切联系的，是反对雇佣制的斗争。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这个丑恶的制度是奴隶制的历史承继者。印第安人和黑人从奴隶制解放出来之后，又变为雇农，主要是因为士地问题没有解决。在过去一世纪内，拉丁美洲所发生的几十次革命暴动，都基本上牵涉到雇农制的问题。但是在废除雇农制方面成就却很小。这种农奴制度在拉丁美洲几乎各地都有，直到一九一〇年的墨西哥革命像晴天霹雳一样爆发起来。这个革命不仅大大削弱了墨西哥的雇农制，而且严重地打击了受革命影响的各国的雇农制。但是其他地方的大地主却还能够经得起墨西哥革命的打击，他们还继续实行着奴隶式的雇农制。

　　据贝伦特估计（一九五〇年七月的“美洲土著”），除了墨西哥以外，全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约有一半实际上仍是大种植场或大田庄上的农奴。这种奴役形式各国有不同的名称——在墨西湾叫peonaje，在哥伦比亚叫terraje，在厄瓜多尔叫concertaje，在玻利维亚叫pongueaje，在智利叫inquilinaje。然而，正如贝伦特所指出的，各地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西半球的广大黑人劳动者的情况也差不多同样的悲惨，他们大多数在美洲许多国家中作各种形式的雇农。

　　一向吹嘘自己的民主制度的美国，在它的疆土内，即在南方的佃农和农业工人中间，仍有几百万人实际上是雇农，其中有黑人也有白种人。造成广大黑人雇农的主要原因，是在内战期间没有分散奴隶主们的大种植场和没有把土地分给解放了的奴隶。这些雇农呻吟在遭到歧视、迫害、贫困和私刑的痛苦与凌辱中。


生活条件与工作条件


　　前一世纪美洲各地所发生的无数罢工、政治斗争和革命的基本目的之一，是为了改善劳动大众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但是成绩并不大，在拉丁美洲各国更是如此。在以后的一章中，我们将详细叙述目前全拉丁美洲的非常骇人的社会情况，例如慢性的群众性的营养不良症和疾病普遍存在等。这里将只一般地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情形。简言之，零散存在于阿根廷、智利、古巴和拉丁美洲其他一两个国家的工会，在那时确曾为工业中的一小群熟练工人争取到一些让步，但是在各城镇中工作的大部分工人，他们的工资实际上是不足以果腹的。与殖民地时期比较起来，经济情况很少改进或没有改进。工人们每一次企图通过工会和罢工来改善他们的悲惨境遇时，都遭到比在美国更要野蛮的报复。

　　至于农业工人（他们加上他们的家属占拉丁美洲人口的五分之三），他们的生活比殖民地时期他们的父辈们的生活还要苦。他们比征服者到来以前的印第安人更处在水深火热的贫困当中。格伦宁列举了一些关于墨西哥在革命前夜时生活情况的数目字，这些数目字可以代表拉丁美洲当时的情形。墨西哥独立之后，生活费虽然上涨了，但是墨西哥农业工人的收入实际上还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格伦宁引证了一个经济学家的话说，自从独立战争之后，人民的主要粮食玉蜀黍的价钱上涨了百分之四百，但是工资只增加了百分之五十。接着格伦宁说：“另外一个经济学家断言，一九一〇年以前的一个世纪中，（墨西哥的）农业工资停留不动，但主要粮食却上涨了百分之三百。这些研究材料只是说明一个大概的情况……从以上可以得出一个不可置辩的结论，即经过一个世纪的民族解放之后，农业劳动者的经济情况的确是更坏了。”[1]

　　在工业远为发达的美国和加拿大，由于工会进行了几十年的激烈斗争，劳动群众的经济情况就不是那么悲惨。可是，若拿官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宣布的保持健康所必需的最低水平来衡量，北美这两个国家的人民生活，大部分都在这个水平之下。

　　工作时间是这一时期到处经常发生激烈斗争的另一个问题。这一方面比起殖民地时代有了一些改善，但是改善并不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八小时工作制在拉丁美洲是很不普遍的，只有少数熟练工人赢了八小时工作制。在工业中一般的群众仍然工作十小时到十二小时，在农业中则工作时间更长。在法律上明文规定普遍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则尚有待于将来。在美国也是一样，工厂和农场的工作时间很长，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八小时工作制只见于政府的企业和一些熟练的行业中，例如建筑业、印刷业以及煤矿的某些部门。大部分的产业工人仍然每天工作十小时，每周工作六天。农业工人就更不必说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有一些产业例如钢铁工业和铁路，仍然普遍实行着每天工作十二小时甚至十二小时以上的制度。有许多产业则实行每周工作七日制。加拿大的情形也大体如此。在这两个北美国家中，一如在拉丁美洲，八小时工作制的普遍实行，仍然尚待争取。

　　从独立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整个长时期内，都没有给工业工人、农业工人和运输工人准备安全设备来保护他们的生命和健康。因此，不断有成千成万的工人受到不必要的伤害，如因职业病而损害了健康，被工业上的加速装置折磨至死，被没有防护设备的机器轧得粉碎等等。在这一方面，美国资本家的罪恶最大，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资本家。他们的工厂、作坊、铁路、矿井确实是个屠场，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他们罪恶地毁灭了大批的工人，这些工人都是因为资本家要扩大他们的巨额利润而残酷地被当作牺牲品。寇克兰写道：一九〇七年“煤矿工业的死亡是三、二四二人；一九二五年是二、二三〇人……在所有重要的煤矿工业国当中，美国的记录最坏。铁路是第二个最危险的职业：一九〇七年雇员的死亡四、五三四人；一九二五年死亡一、五九四人。一九一三年对工业事故作了一个总的统计，每年死亡二五、〇〇〇人，受伤者包括……残废在内是七〇〇、〇〇〇人。这简直等于战争。工业上的死亡人数比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八年美军阵亡人数的一半还多。”[2]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西半球关于社会保险的规定——即遇到失业、疾病、事故或死亡时对工人及其家属给予经济上的补助的法律——也非常少。大资本家和大地主有大量的钱财和各种组织来保护他们，使他们个人免受经济意外的打击，然而他们对工人却极力进行斗争，使他们连最低限度的保护也得不到。设若工人家庭中赚钱的人因失业、事故或疾病而无法工作，那么全家只有下面几种下场：饿肚皮，住贫人院，干罪恶勾当或家庭离散。在这一方面，“自由的”工资劳动者还比不上真正的奴隶，因为当奴隶不能继续工作时，奴隶主通常还多少想办法安置他们。南北美洲的资本家和地主，包括美国那些极有钱的财阀在内，对于他们的衰老、有病和贫困的工人没有任何责任感。


民主权利


　　南北美洲历史上，有许多很顽强的斗争是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印第安人来讲甚至可以说是多数民族）反对各种歧视制度的斗争。其中持续最久的，是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五年奴隶解放以来，黑人（加上越来越多的支持他们的白种人）为反对美国可耻的歧视黑人法律所不断进行的斗争。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反对根深蒂固的不公平待遇的斗争，更加汹涌澎湃。直到现在，斗争还在日益紧张地继续着，我们在后面将继续谈到这个问题。

　　工作的权利（职业的保障），始终是工人的另一个最迫切的民主要求，如果工人之是否有工作来维持生活，是由资本家来任意摆布的话，那么所谓民主不过是一个笑话。由于失业或由于雇主的片面行为而周期性的失掉工作，对于工资劳动者来讲，是个最可怕的威胁。因此工人们为改善自己的状况进行斗争时，总是设法消除或至少减轻这一可怕的祸害。另一方面，资本家也坚决要保持任意裁夺的权力，以便随时取消工人应受保障的工作权利，因为这样可以使资本家有一个很大的强制工人服从的权威。马克思指出过，失业后备军的存在，是资本家的基本要求之一，他们可以藉此来威胁有工可作的工人。只有在工人罢工的时候，资本家才对工作的权利发生兴趣，那时资本家就激昂慷慨地大谈其罢工破坏者代替罢工工人作工的神圣“权利”。

　　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工人不可能享受真正的工作权利。但是，他们可以建立一些防御工事来保护他们的工作，例如强有力的工会监督、工龄制、失业保险等。可是，从历史上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整个西半球的工人几乎没有这类保障。工作问题上的一切自由权，完全掌握在资本家的手中，他们可以任意雇用任意解雇。那时只有很少一部分熟练工人和在政府“文官”制度之下被雇用的人，多少享受一些职业保障。

　　组织工会的权利和罢工的权利也是我们所叙述的时期内，整个西半球所发生的几千次罢工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殖民地时代结束的时候，各地的工人包括美国和加拿大的工人在内，最多也不过比雇主们的农奴或牛马稍微好一些。雇主们自由地行使着结社的权利，但是他们横蛮地拒绝给工人以同样的权利。工会到处都不合法，而罢工则被认为是阻碍贸易的阴谋。但是工人们不顾一切地勇往直前，他们不顾法庭和监狱的威胁，继续组织工会和举行罢工，这样一来各地的工人多多少少把组织工会的权利确立起来了。

　　然而，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组织工会的权利仍然不绝如缕（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中今天的情况仍然如此）。那时，工人的斗争一般地已经迫使西半球各国的法庭和议会至少在形式上批准工人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权利。但是，拉丁美洲的许多独裁者和美国的法庭与政府官员，却专横地不让工人行使组织工会的权利，因此，这个纸面上法定的权利，大部分或全部被否定了。这还不够，各地的资本家还肆无忌惮地用最强暴的手段来阻止工会的成立和打击工人的罢工。前面已经说过，这事在美国已经一再挑起了几乎相当于内战的事件。在拉丁美洲，资本家对工会的恐怖手段比在美国还要野蛮，我们在后面将比较详细地叙述此事。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工会运动在西半球只得到了一个很小的摇摇欲坠的立足点，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不到四百万人，只等于南北美洲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五弱。

　　选举的权利（成人选举权），按照美洲各共和国的宪法，公民的主要部分形式上是有这个权利的。然而，这个问题也是从独立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斗争的一个大问题。从西半球各共和国成立之日起，资本家和地主组成的统治集团，一方面小心翼翼地保护他们自己的选举权，另一方而极力限制劳动大众的选举权。他们采用了许多方法——财产限制、识字测验、对少数民族和肤色的限制、人头税、对性别的限制、直接的经济和政治的压力一直到公开的恐怖行动。用这些策略，他们剥夺了许多理论上依法有选举权的公民的选举权。今天这种情况还继续存在。

　　在这个长时期内，曾经发生了无数的斗争，反对剥夺工人和农民选举权的各种限制。在拉丁美洲，文盲占人口百分之七十五或者更多，因此识字测验仍然是使有民主思想的选民不能参加选举的一个有力武器。例如，杜根说这个办法使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和委内瑞拉成年人口的三分之二没有选举权[3]。在美国，用财产来限制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这件事，在革命后的头五十年中已经被废除了，但是，其他有效限制办法仍然存在，一大部分工人阶级仍无权参加选举。其中最卑劣最为世人所不齿的是人头税，这个办法剥夺了南方几百万穷苦的黑人和白种人的选举权。但是，还有比人头税和识字测验等更阴险、更有效的剥夺群众选举权的办法，这就是西半球各国的报纸、广播等群众宣传工具，绝大部分都掌握在剥削阶级的手中，他们巧妙地运用这些工具的巨大力量，淆乱千千万万的公民对关键问题的视听，从而使他们的投票不起作用。


受教育的权利


　　受教育的权利，亦即思想的权利，也是十八世纪美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全世界各地一切大革命中，工人与其他劳动者的纲领上面一个重要的项目。革命的群众从来就认识到，要达到他们的经济和政治目标，直接有赖于他们是否能肃清自己意识中的多少世纪来有意造成的迷信和愚昧，是否能用正确的事实和科学知识刷新他们的思想。因此，一切真正的改革和革命运动，同时也就是争取群众教育的大进军。同样的，反动阶级也从来就清楚了解，要保持他们的阶级统治和剥削，有赖于他们是否能继续束缚他们的奴隶、雇农和工资劳动者的思想。因此他们不惜采取一切手段使人民愚昧无知，因为这是他们的剥削制度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从独立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约一个世纪的期间内，南北美洲的劳苦大众，工厂、矿山、田庄和森林里工作的成千成万奴隶和半奴隶，对于争取群众教育的手段，有着强烈的革命要求。他们已经把这个基本要求写在他们的主要纲领上。争取受教育很久以来就是西半球各国民主斗争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

　　美洲的剥削阶级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剥削阶级一样，他们一直对群众的强烈的教育运动进行顽强的斗争。南方的大农场主定了一个规则，把教奴隶识字当作一种罪恶，犯者受到严厉的惩罚。反动的传教士也认识到只有继续让群众愚昧无知（他们不惜用宗教裁判的可怕武器来达到这个目的），才能使人民接受他们所灌输的迷信和神迹。雇农的主人们也认识到，要保持他们那种形式的奴役制，必须使群众愚昧，因此他们总是顽固地反对教育人民。资本家们也是一样，他们固然需要工人至少受过最低限度的教育，可是他们从来就害怕工人阶级在思想上觉悟起来，因此，他们甚至对最初级的工人教育，也长期地加以反对。在美国和加拿大，工人一般都受到一些教育，但是这些教育实际上都是宣传资本主义的教育。

　　如果西半球的工厂和矿山的工人也多少受到一些教育的话，那么这也是他们对反动统治阶级的抵抗进行了斗争的结果。劳动群众在这个争取受教育的长期斗争中，也确实获得了一些显著的胜利。但是他们的胜利只是部分的胜利，拉丁美洲各国文盲数目多得惊人，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群众为争取受教育的权利所进行的许多斗争中，最大和最成功的，是美国工人阶级所进行的斗争。一八三〇至一八五〇年的美国早期工会，是奠定公立学校制基础的先锋战士和主要力量，它们在这一方面立下了不朽的功劳。他们是在反动雇主坚决抵抗之下，争得这些成就的。这些反动雇主不仅害怕工人觉悟起来，而且害怕让孩子们上学以后找不到童工。柯门斯写道：“在一八三三年（当时美国人口约一千三百五十万人），全美国估计有一百万五岁到十五岁的儿童没有入学……次年，美国不识字的儿童的数目是一百二十五万人。”[4]公立学校的建立是一个真正的民主的胜利，虽然统治阶级从那时起把整个教育系统从小学到大学都变成为维持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工具。加拿大的情形也大体相同。加拿大在一八六七年委派各省办教育；除了天主教占优势的魁北克省以外，其他各省都实行了免费教育。

　　劳动群众争取受教育的要求是难于拒抗的。关于这方面的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墨西哥革命期间所展开的要求设立公立学校的大运动。这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了。在那里，要求书籍的斗争几乎和要求土地的斗争一样激烈——两者相辅而行。墨西哥革命在这方面的重要成就，是把学校从天主教教会的手中拿过来，交给政府管理。这是一个最根本的步骤，因为只要学校还握在教会的手中，不管它是那一派的教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对人民的教育，甚至最初级的教育也是不可能的。在拉丁美洲的其他大多数国家里，人民还没有能够使学校脱离教会的控制。这是实现真正人民教育纲领的主要任务。


妇女的进步


　　在我们所叙述的时期内，一个重大的民主成就，是妇女地位的提高。这一提高表现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社会上。但是就最好的情况来讲，这个提高也只能说是缓慢得令人难受。妇女刚刚从几千年来压在她们的不利条件的大山下面，逐渐地站起来了。这些不利条件是封建和资本主义剥削者、教会以及一般眼光短浅的男人造成的。

　　美洲妇女地位的提高，直到今天来讲，最重要的是提高到可以当产业工人和从事各种职业。她们冲开了许多职业的大门，这些职业过去是不让妇女问津的。妇女地位的提高最显著的是在美国和加拿大。但是就在这两个国家内，她们也还需要与无数的障碍和困难作斗争。在拉丁美洲，妇女也开始成为工业中的重要成分。阿根廷提供了一个清楚的例子，在那里妇女占纺机工人的百分之七十五，服装工人的百分之八十五，包装工人的百分之四十和五金工人的百分之三十。在阿根廷工业中被雇用的七十万人中，有三十万是女工[5]。在一九四二年，妇女占巴西产业工人的百分之三十[6]。在美国，妇女在一九四八年占全部工人的百分之二十七[7]。但是仍然有一些国家——例如墨西哥——甚至法律上还明文规定不许妇女从事某些职业。

　　田庄、工厂、矿山、事务所或学校的雇主们，一贯利用妇女在历史上受压迫的地位，迫使她们接受比男人更低的工资。因此各地的工会把确立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作为它们的纲领中的重要一项。在墨西哥、巴西、古巴和智利，这个原则已经被写在宪法上。但是就整个西半球来讲，推行这个重要改革的成绩并不大，只有美国有些工业因工会组织较强，已经实现了这一改革。一般说来，全拉丁美洲妇女的工资比男子的工资低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非白种女工的情形甚至更坏。

　　在给妇女制定一些特别的法律方面，有了一些成就，例如规定对产妇最低限度的保证，给妇女以对财产和对离婚的平等权利等。拉丁美洲和美国的法律书上，像这一类的法律规定比较多，但是问题是除非这些法律条文后而有强大的工会和妇女组织积极作后盾，这些法律大部分是不会实行的。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男工，是获得选举权的，但是美洲各共和国、美国和其他的国家对于给妇女这一微小的权利都一再拖延。在第一世界大战时，美洲没有一个国家的妇女有选举权。只有在她们对根深蒂固的贪欲和成见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之后，她们才获得了这个权利。加拿大和美国的妇女经过激烈的斗争之后，在这个重要改革上率先开路。美国第一次女权大会于一八四八年在纽约州的塞内卡佛尔斯召开。支持这一运动的，有下列妇女先锋战士：马格里特·富勒、伊丽沙白·卡第·斯坦顿、斯托维夫人、卢茜·斯东、苏珊·安东尼等。这个运动正确地认识到解放妇女和解放黑人奴隶之间的关系；因此，争取妇女参政权和妇女的其他权利的妇女战士们，也成为当时废奴运动的积极工作者。同时，由于她们为争取妇女的权利而进行斗争，因此也使她们和废奴运动者的人们一样被痛恨。派林顿下面的一句话，说明了对她们的反动态度：“黑人奴隶的解放是一回事，但是妇女的解放——社会习俗的松弛——就意味着淫乱和家庭的破坏。”[8]

　　美国在第十九次宪法修正案上给妇女以选举权，这一修正案于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获得批准。在加拿大，妇女是一省一省地获得选举权的，例如从一九一六年的马尼多巴省、亚柏泰省和萨斯喀徹温省到一九四〇年的魁北克省[9]。西半球其他国家给妇女选举权的年代如下：厄瓜多尔一九二九年，巴西一九三二年，乌拉圭一九三二年，古巴一九三四年，萨尔瓦多一九三九年，多米尼加共和国一九四二年，危地马拉一九四五年，巴拿马一九四六年，委内瑞拉一九四七年，阿根廷一九四七年，智利一九四九年。秘鲁在一九三三年、玻利维亚在一九四五年和墨西哥在一九四六年，妇女只得到省的或地方的选举权[10]。在其余的拉丁美洲国家——哥斯达黎加、海地、洪都拉斯等——妇女还没有得到选举权。


宗教自由


　　在拉丁美洲各国中，争取宗教自由——信奉或不信奉任何宗教——的斗争，始终是争取自由的总斗争中一个重要部分。自从独立以来，这一斗争基本上采取了争取宗教与国家分开的形式——具体来说，就是取消天主教的国教地位，因为从殖民地时代开始，天主教在这些国家中就主张而且通常享有宗教上的独占地位。在美国也发生了类似的斗争，但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决定性的胜利，宪法上明确规定宗教（在美国来讲主要是新教）与国家分开。近几年这个问题才重新被提出来，天主教再三再四地要求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津贴它们教区的学校，这些要求往往很有成效，而新教则要求在美国的公立学校中宣讲教义。在加拿大，大部分的省份中政教尚未完全分离，尤其是法兰西族魁北克省仍然是政教合一。

　　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为了政教分离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有时斗争达到了内战的高度，我们已经看到，墨西哥的情形便是如此。几乎在每一个国家里，这一斗争直到今天还一个尖锐的基本问题。斗争的局面胜败无常，有时这一方面占上风，有时那一方而占上风。进行这些斗争来阻止天主教的反动压力的拉丁美洲人民绝大部分都是天主教徒，全拉丁美洲只有二百万新教教徒和五十万犹太人。

　　在十九世纪的最初二十五年，当拉丁美洲各国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统治下取得民族独立的时候，天主教被允许保持它的国教地位，和它在三百年殖民地时代的地位一样。但是，正如我们在第十章里所已经看到的，天主教教会与各革命政府之间，在“推荐权”的问题上或控制教会的问题上，发生了很大的冲突。各国的共和政府要继续行使控制教会的权力，像殖民地时代国王所作的一样。教会方面则设法阻碍这种控制。它不仅要求殖民地时代一样的国教的地位，而且要求新的地位，即完全不受国家的控制。教会只愿意从罗马得到总的指导和教规的训示。因此它的目的是要使自己脱离政府而独立[11]，并由国外取得政策上的领导。

　　教会的根本反民主的叛逆态度，使它和几乎所有拉丁美洲国家的共和政府一再发生尖锐的冲突。这个关于教会地位问题的总的争执，又因为下面的事实而更加严重起来：教会一般是最大的土地和财产所有者，因此它自己是反动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泉源，而且每一次反对民主进步的大运动发生时，教会不是站在运动方面就是运动的主要策动者。教会是考迪罗主义的肥沃温床，它是许多反动政变和专制独裁背后的主要支柱。在这种情况下，拉丁美洲各国信奉天主教的人民的自由民主力量，虽然在开始的时候立意要在政治上对教会采取宽容的态度，后来他们到处觉得不能不进行斗争来取消对教会的津贴和削减教会的其他特权。

　　拉丁美洲的政治，几十年来在教会问题上发展着一种历史性的拉锯战。当开明的政党取得政治上的统治权的时候，他们常常对教会施以压力，限制或取消教会对教育的买断，要教会付应纳的税款，甚至于全部或部分没收教会的大量土地。反之，当保守势力取得政权的时候（在拉丁美洲各国，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他们握取了政权），那么他们就恢复教会的经济特权，恢复教会对人民的宗教信仰的垄断性独裁。

　　目前的情况是：所有二十个拉丁美洲共和国的宪法上都有明文规定，保证至少是形式上的宗教自由。其中有十一个国家或多或少已经把教会和国家分开了[12]。这十一个国家是：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古巴、巴西、乌拉圭、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和萨尔瓦多。在哥伦比亚、巴拉圭、秘鲁、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玻利维亚、委内瑞拉、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教会仍保持有或多或少的官方地位[13]。总之，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形式甚多，深浅不一，而且经常处于变动的状态。

　　法西斯主义产生之后，拉丁美洲各地的反动势力正力图把显然是倾向法西斯的天主教教会重新定为国教。在阿根廷和巴西这两个多少已宣布天主教不是国教的国家中，独裁者庇隆和杜特拉正在有系统地给教会以越来越多的官方政治地位。然而，从历史上看，拉丁美洲的总趋势是朝着教会与国家分离的方向走。这是正在拉丁美洲逐渐发展的民主中的一个根本的不可抗拒的趋势。


斗争的总结


　　我们要总结的时期，是从革命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时一个多世纪。在这个时期内，群众一般是为了在封建一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而进行斗争。他们并没有企图推翻资本主义并建立社会主义。即使在海地、墨西部和美国（内战）的革命高潮的时候，人民的斗争仍然没有超出广义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革命的范围。尽管如此，拉丁美洲各国的人民和内战时的美国人民的斗争是为了打倒仍然强大的、充满着封建思想的大地主，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进行了革命的斗争。从历史上讲，他们在这个充满着激烈斗争的长时期内所进行的斗争，是为了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中，土地革命是一个基本部分。

　　这个时期也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日益发展的时期，这是由于工业的发展，工人阶级的成长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在西半球的早期革命中，例如在那些使原来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获得民族独立的革命中，工人只占一个很小的地位；而在工业微不足道的一些国家内，他们几乎没有起什么作用。可是，经过一世纪的斗争之后，工人不仅在一切真正的革命运动中，而且在每次争取重要改革的斗争中，都起了领导的作用，或者起了重要的作用。

　　同样的，这个时期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作用的终结。例如，在美国的一七七六年和一八六一年的革命以及其他的斗争中，资本家曾经起了决定意义的、建设性的作用。可是今天他们到处都是反动和反革命的主要泉源。他们正在有系统地出卖他们的国家，以便满足他们贪得无厌的阶级利益。甚至在拉丁美洲的半殖民地国家中，资本家也已经不是他们的人民的革命领袖了。就是在最基本的民族利益的问题上，也只能指望一部分资产阶级可以对大地主和外国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在这个时期内，农民和中产阶级在许多国家里表现了很大的革命积极性；可是现在在每一个革命形势下，他们已经退居于次要地位，而由工人阶级站在首要的地位。工人阶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期已经居于革命的总的领导者的地位。

　　我们已经看到了，从独立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充满斗争的长时期内，西半球各国人民获得了许多重要的民主胜利。但是，从各方面来看，西半球全体劳动群众的经济水平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坏了。同时，使人民群众的权利和利益能够得到保障的真正政治民主，也没有建立起来。反之，资本主义的根本问题和人民的根本问题却不断地变得更加复杂和更加迫切了。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民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和幸福，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从根本上给人民解决土地、工业、教育、生活水平、种族歧视和政权等基本问题，长期以来折磨着南北美洲人民大众的这些问题，才能得到最后的解决。西半球各国人民在这个长时期内所得到的最大和最有意义的进展，是废除了奴隶制，奠定了工人运动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以及开始在工人中唤起了社会主义阶级觉悟。



[1] 格伦宁著：“墨西哥及其遗产”，第一三六页。

[2] 寇克兰著：“美洲经济生活史”，第五六九页。

[3] 杜根著：“南北美洲”，第三九页。

[4] 柯门斯及其合作者著：“美国劳工史”，第一卷，第一八二页。

[5] 阿尔希拉·德·拉·佩纳所著小册子，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九四八年英文版。

[6] 美国劳工部一九四五年第二〇六期公报，

[7] 美国劳工部编：一九四九年三月“事实手册”。

[8] 派林顿著：“美国思想的主流”，第三卷，第七五页。

[9] 参见“加拿大百科全书”。

[10] 一九四八年美洲妇女委员会报告摘要，由米耐娃·贝纳第诺于一九四九年三月在黎巴嫩的贝鲁特向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的报告。

[11] 田宁鲍姆著：'“革命争取到的和平”，第四九页。

[12] 参见乔治·霍华德著：“拉丁美洲的宗教自由”，费列德费亚一九四四年版。

[13] 艾德温·利安（神学博士）著：“南美各共和国的教会”；皇家国际问题学会编；“南美各共知国：更多的睦邻政策”，纽约一九四五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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