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不起事实检验的理论（埃内斯特·曼德尔，1990年冬）

A theory which has not withstood the test of facts

禁不起事实检验的理论

埃内斯特·曼德尔

（1990年冬）
赤心蜀国人译
素侠云雪校

　　原文发表于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理论刊物《国际社会主义》第二卷第49期，1990年冬季刊。译自《国家资本主义论的谬误》（1991年11月出版）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ndel/1990/xx/theory.html

　　托尼·克里夫的理论认为苏联和那些具有类似社会经济结构的国家都是“国家资本主义”，其依据是一套不证自明的假设。我们略述其中六个：
　　1．苏联社会和西欧、美国和日本的社会本质上是一样的，因为它们都是资本主义社会。
　　2．苏联存在的新统治阶级不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尽管它们被定性为资产阶级。
　　3．苏联经济根本上受到价值规律——“通过世界市场运作”——的支配，尽管它已消除了内部竞争。
　　4．正如西欧和日本资产阶级一样，俄国统治阶级也基本上受到积累需求的驱使：“为生产而生产”。
　　5．生产过剩的危机不存在，因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使得苏联避免了这类危机^[1]。
　　6．而且，鉴于其有朝向“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和军备部门在它们经济中的重要性，帝国主义国家也不存在普遍的生产过剩危机。
　　过去十五年发生的事件给予这些教条主义论断接二连三的猛击^[2]。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1974—1975年和1980—1982年间的普遍衰退确实是典型的生产过剩危机，尽管有通胀的缓释作用。从规模上看，它们超过而不是低于过去一个半世纪内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平均危机。那么，“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神话和希法亭的总卡特尔还有什么？
　　苏联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如果该国发生危机，那是使用价值生产不足（稀缺）的危机，而不是交换价值生产过剩（商品）的危机。声称第一个只是第二个的变体，简直是谬论。空无所有的商店不是装满了无法售出的商品的“变体”。
　　东欧几个国家正在复辟资本主义^[3]。至少一个国家（民主德国）已经完成了该过程。从字面上看，这些国家或世界上没有人否认这一证据，除了那些国家资本主义论的追随者。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资本主义如何复辟资本主义？
　　他们试图声称“私人资本主义”不同于“国家资本主义”来避开这个难题。但这只是把问题向后推了一步，要么“国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的差别是本质上的——那么为何用同样的概念来掩盖两者呢？要么这差别是纯数量上的——那么整个最初的问题更强烈地再次浮现出来。有人能够严肃地指出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只是量上的差别吗？难道西德与东德的合并没有根本改变民主德国的现实社会经济体制？朝鲜和韩国本质上是一样的吗？
　　将资本主义的本质简单归结为对积累的渴望（“为生产而生产”）就是否定了《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的大部分内容，以及整个第二卷的内容。资本主义生产是普遍的商品生产。每一件商品自身都包含着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以及商品与货币的矛盾。所谓克服了这些矛盾的“国家资本主义”将不再是资本主义，至少不是马克思在一般意义上所分析与定义的那个资本主义。
　　资本以且只以货币资本作为其初始状态时才是存在的。资本时时刻刻想为自己增值、寻求剩余价值的价值。必要时，资本会回复到原本的货币形态，尽管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并不以货币形式存在着。没有货币，就不可能有资本积累。
　　这些不是什么深奥的抽象原理。我们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对资本家来说，仅仅让他所剥削的工人产生最大的剩余价值是没有用的。资本家没办法把停车场或是堆满彩色电视的仓库转变成额外的机器或钢铁，不能变成额外雇佣的工人的薪资，也不能变成供自己消费的私人飞机。他不能只靠生产剩余价值来积累资本。资本家必须把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售来实现剩余价值，达到积累资本的目的。如同马克思所说的，（扩大的）再生产的过程——也就是说积累的过程——是生产过程与剩余价值实现的过程两者的统一。这两个过程永远不会自动变为同一种过程。没有剩余价值实现的过程，资本的积累是不可能的。造成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的原因之一是存在于前述统一里的两极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而且，驱动着资本主义经济内部运转机制的正也是来自同样的矛盾。马克思仔细地分析了这些矛盾与运转机制，并将它们称为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的“运动规律”。
　　要分辨一个社会基本上是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必须问这么一个问题（并以事实佐证）：“是否有显而易见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
　　仅指出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剩余劳动是不够的。猫在夜晚皆灰色。自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后的数千年来，一直从直接生产者那榨取剩余劳动，而这样的状态会一直持续到未来的无阶级社会主义社会实现时才会终止。但是，这并不表示所有这些社会都是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说，归根到底，每一个社会（除了无阶级社会以外）的本质都是由其中剩余劳动被榨取的形式所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799页）。而资本主义社会采取的特定形式是工人将劳动力变成商品，出售给资本家换取工资，资本家花钱购买生产资料，这同一个资本家占有雇佣工人生产出来的产品，销售商品以获取粗估的平均利润。对于马克思来说，没有所有这些特定的机制，资本主义就并不存在，至少不是以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存在着。
　　我们对当今资本主义经济和当今苏联经济的解释，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一致性。除非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要素，否则克里夫的理论将破坏任何形式的连贯性。因此，无论他声称他的理论在解释苏联问题上有多少优势，在解释现代资本主义时，这些优势都将丧失殆尽。
　　在匈牙利、波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仅举这些例子）剧变之后，对于官僚是统治阶级的想法，我们确实只能投以一抹微笑。我们在历史上可曾看到过有哪个统治阶级像这些国家的绝大部分要职人员现在所做的那样，蹑手蹑脚地远离社会舞台吗？
　　根据《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的内容，商品之所以为商品，是因为它是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资本论》中文版第一卷第55页。）因此，把苏联经济解释为资本主义经济就意味着，苏联的工业劳动是“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所构成的。这真是个十足怪异的叙述。
　　说某个劳动是私人的，就意味着没有资本家（企业）知道花费的劳动成本（包括死劳动和活劳动的成本）是否是社会必需的成本，也就是说，他们无法知道社会是否会支付这些成本。资本家只有在出售商品之后才知道自己是赢是亏。如果所花费的劳动力是社会必需的，则他可以获得平均利润。如果付出的社会劳动是没有用，则他的收入将低于平均利润甚至破产。
　　一旦销售时赔本或低于平均利润，资本家就尝试着改变生产的组织方式。他会试着去改善技术，用更好的生产机器，取得价格更为低廉的原料和能源，从他所雇佣的劳动力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扩大投资，获得利率更低的信用贷款等等。
　　劳动组织的方式首先取决于工厂所有者的私人决定，然后由市场竞争加以修正。资本家必须经历这些修正的考验，否则只能被踢出市场。资本主义下只有一种整体的业绩衡量标准——已实现的利润。生产力越高，生产成本越低，则资本家所得到的利润就越有可能超过其竞争对手。但并非是必然如此。决定一切的关键是产品的售后利润。资本主义经济是基于利润的一种经济模式，而利润只能以货币的形式实现与度量。
　　这就是著名的“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地方。价值规律透过商品的等价交换确定劳动的社会性质，因而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运动体现为利润平均化的过程。资本从低于平均利润率的产业部门往高于平均利润率的产业部门转移。因此，如同哈曼本人强调的那样，资本主义价值规律的基本功能是确保生产资源依据客观机制分配，这些客观机制在无形之中加诸产业、资本家以及工人身上，并不被他们的个人意志或决定所左右。
　　然而，价值规律仅支配到处是普遍商品生产的经济，也就是，那些劳动基本上是私人劳动的经济。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情况并非如此。在这里，价值规律并不是决定因素，即便它已经开始影响人们的经济决策。一个农民，无论他是十一世纪的法国农民，十八世纪的俄国农民，还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秘鲁农民，并不会依据小麦价格的涨跌而改变播种或是收割的决定，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收成的百分之九十五并不是要拿去市场上卖的。在这些社会里，绝大部分的生产资源直接由拥有生产资料的人分配到不同部门。直接的预先分配与由价值规律支配的事后分配相反。这两种资源分配方法之间的差别点出了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对立。
　　在苏联，基础投资并非由价值规律决定。这些基础投资在很大程度上由官僚决定，多数在国家一级。在直接分配资源的意义上讲，这是一种计划经济（也就意味着没有经过价值判断：经济本身可以是在非理性、甚至是无意义的方式下被计划的）。七十年以来，需要大量补贴的“亏损”企业得到优先配置的生产资源。这些生产资源是被有系统地从“利润较高的”企业或部门转移来的。在资本主义价值规律的支配下，这种现象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如果价值规律并非“直接”支配着苏联，是否会通过世界市场这个媒介“间接”起作用？
　　好像这是一个已揭示的事实一样，克里夫和哈曼教条地声称情况确实如此。然而他们无法证明。价值规律“通过世界市场这个媒介”产生的任何支配必须要经贸易，如同任何与资本主义有关的事物那样。无法与进口货物竞争的企业注定要倒闭。至少三分之二（甚至更多）的苏联企业无法与帝国主义国家的企业竞争。如果这些企业受“通过世界市场这个媒介”运作的价值规律支配，它们将被迫关闭（像墨西哥钢铁厂或是英国煤矿产业那样）。因此，苏联并没有受到“通过世界市场这个媒介”而来的“价值定律的支配”。

混合经济

　　苏联经济的运作虽然不受价值规律主宰，但也无法摆脱其影响。苏联虽然不属于资本主义经济，也就是说，一个有着普遍商品生产基础的经济，然而也不属于直接满足人类需求的社会主义经济，一个劳动在其中具有直接的社会特征的经济。苏联经济是一个带有市场要素的后资本主义经济，残余着部分商品生产模式，并部分受直接分配生产资源的支配。
　　这样结合起来的经济模式是混合式的，且充满矛盾。它隐含着苏联作为一个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的命运，由于官僚独裁统治而“冻结”在现在的阶段，尚未被历史决定。一场社会反革命可以将苏联倒退到资本主义。一场胜利的反官僚的政治革命可以将它推向社会主义方向（但是，一国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无论这个基于工人力量的政府多民主、多革命或多具有国际主义性质。）
　　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同志难以接受与理解这样的混合经济，这种不确定性的持续，这种“两个伟大的进步性生产方式之间的过渡”（引用马克思著名的公式来表达）。他们大错特错。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每当特定的生产方式进入其衰落和腐朽的历史时期总会发生的现象。
　　仅举一个例子。在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衰败与资本主义的胜利之间有个过渡时期，小商品生产方式主宰着在这时期，并持续了好几个世纪。小商品生产方式有着自己的特征，既不属于封建主义（农奴制），也不属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其中劳动力的主要形式是小私有者或是半私有者的自由劳动，这些人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
　　我们在这里谈论的不是一个自身能够自动持续的新生产方式。小商品生产可以倒退回封建主义，这发生在十六世纪以后的中欧和东欧广大土地上，所谓的“二次农奴制”时期。它也可以走向资本主义、也就是走向以雇佣劳动为主导，这发生在十七、十八世纪以后的荷兰和英格兰。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为数不多的独立生产者渐渐消失了。
　　同样的法则或多或少适用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或者商品生产最终消除大多数社会剩余产品的直接分配模式，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复辟资本主义。或者社会能够摆脱官僚这个赘物，并确保由群众民主决定为满足需求而直接拨付和分配主要资源的情况占主导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无可避免残存的市场机制就不再能够阻碍走向社会主义的真正进步。在这两种情况下，今天苏联混合局势的特征都将大幅消失。
　　再强调一次，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不是什么抽象的理论模式问题。我们基于现实去了解苏联经济危机具体特征的主要原因。尽管有困惑不解之处，苏联经济的危机是一方面太少中央的计划（应理解为民主的计划经济，非官僚计划），一方面太少市场（在那些劳动的客观社会化不足的地方，资源的直接配置无法运作，需要市场去打破垄断。）^[4]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计划所带有的极权性意味着巨大的发展不均衡，发展不均衡所累积的效应最终甚至破坏了官僚设定的目标。苏联使用的市场或是伪市场机制始终缺乏适当的基础，很大部分原因是没有一个统一的价格体系和稳定的货币。价格双轨制精确反映着苏联经济的混合二元性质^[5]。
　　克里夫同志的分析太强调世界市场对苏联经济的重要性。然而世界市场并不是什么无实质的圣灵，如圣经所说的那样，徘徊在云层之上来创造世界。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带给社会科学的其中一项重要贡献是断然拒绝对经济范畴的任何物化。历史唯物主义的其中一项重要成果是揭露了这些经济范畴背后的各个社会群体（社会阶级和主要阶层）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为自身利益而斗争的方式揭露了包括世界市场在内的经济范畴的秘密。
　　在这方面，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提出的理论指出苏联及其经济的命运尚未被决定，这以准确认识二十世纪国际阶级斗争为基础。克里夫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国际阶级斗争和苏联发生的那些事情的意义之间的互相关联。
　　托洛茨基在1905年到1906年曾预言，帝国主义链条会首先在俄国被打破，因为俄国无产阶级主观上比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都要强大。然而，从客观上来看，俄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主要工业化国家都要糟糕。因此，要么俄国革命的胜利汇合这些国家革命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会保住政权。要么反之，俄国无产阶级将会失去政权。
　　但俄国反革命的具体形式会是什么？这又并不首先取决于这个国家自身的力量，而是取决于世界上社会与政治力量的关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力量足够强大到能防止（或者也可以说是无产阶级的领导太弱小不能确保）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和西班牙革命的胜利。然而，这力量无法足够强大到粉碎世界工人阶级运动。总的来说，这股力量只够以法西斯主义的胜利粉碎德国和西班牙的工人运动，但即使这样，也只是暂时的。
　　此外，俄国资产阶级的力量过于软弱，而国际资产阶级又过于分裂，无法用内战、外国干涉或世界市场的直接压力来复辟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国际无产阶级的干预和压力削弱了国际资产阶级的力量^[6]。结果是世界各阶级力量之间处在相对平衡的状态。这些条件意味着俄国发生了一场政治反革命（热月），而不是社会革命。无产阶级失去了政治权力，然而受益的不是旧有的或是新生的资产阶级，而是从工人阶级自身的队伍中崛起的专职人员（用马克思的话说）。
　　长久来看，这种阶级力量的相对平衡无法持久。要么国际工人阶级采取果断行动，推动世界上主要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种情况下，任何资本主义的复辟将不可能在苏联发生。）要么世界无产阶级遭受惨败，不一定会是像纳粹在德国获胜那样的确切方式，然而有着同样的后果，也就是其抵抗、集体而有组织的行动的动能将在相当长时期内遭到肃清。如果这发生了，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复辟将是不可避免的。从这个角度看，苏联工人阶级自身的作用，其反应、抵抗和反攻的能力，会越来越重要。
　　克里斯·哈曼从我们写于1956年的一篇文章中摘取了一段文字来批评我们，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指出苏联经济正以有规律的步调增长着，这表明其优越于资本主义经济。从一位作者写于四十多年前的文章中摘取一段文字并不是进行辩论的认真严肃方式。我们可以轻易地引用出十多个这样的片段，在其中我们预测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将会下降。以下是这样的一段：

　　“轻工业发展和重工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是官僚主义管理的根源，并成为这一经济制度的深刻的裂缝。这对于重工业本身的影响越来越广泛……”^[7]

　　所以我们对这事的看法改变了吗？我们的分析是否有矛盾？一点也不。哈曼所引用的句子与所用的方法反过来可以是打了自己一巴掌。如果检视苏联经济1928年之后的实际增长曲线（纳粹入侵苏联的几年——1941年到1944年除外），将会发现，（a）增长有规律而无间断，（b）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苏联整整超过六十年^[8]都没有经历任何经济衰退、导致生产下降的生产过剩危机，（c）经济增长率于二十年前开始走下坡，（d）下跌会可能会变成“零增长”，但没有任何规律说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那么，我们的确预测了经济增长的放缓，而我们对苏联经济（和苏联社会）的分析完美地解释了这趋势的两个方面。
　　克里夫的解释，在另一方面，却是从对分析和术语的混淆开始，并依赖于错误的统计资料。在资本主义下，自由竞争和阶级斗争的冲击使资本家努力增加资本的有机构成。一开始，他们以死劳动，即机器取代活劳动，为的是在市场上能够卖得更便宜。其次，它们会让工人面对失业的压力，以提高剩余价值率。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随之而来的利润率下降趋势，都是这种行为的结果而非原因。原因就在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特性：为利润而生产。这让我们再次回到了货币资本，这是资本再生产循环的起点与终点。
　　换句话说，没有资本家企业之间的竞争，这样的动态过程就不会存在，或只会存在于一个极为有限的范围内^[9]。马克思在这点上说得很清楚。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他写道，没有竞争，“让生产得以持续进行的火苗”（更何况积累）将会被熄灭。让我们补充一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只能以“许多资本”的形式存在着，这必然意味着竞争。马克思也很清楚竞争牵涉到交换，即竞争只有通过交换才有可能。所以苏联军火和帝国主义商品之间的“交换”在哪？
　　将“军备竞赛”等同于为实现利润而竞争源自语义上的混淆。现实中，“军备竞赛”要能真的变成资本主义的竞争行为，必须在世界市场上运作。这意味着，苏联被迫从海外购买武器或是生产武器所需的机器，而这又意味着，苏联的军火工厂如果生产成本太高，会因此而被迫关厂。七十年来，苏联显然不是这种情况。恰恰相反，没有任何军火工厂被迫关闭，无论其生产成本是否高过美国、德国或日本的军火工厂。
　　所有这些例子再次证明了，苏联经济并不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因此，处理军备竞赛问题时，不能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上的意义来理解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竞赛”。
　　哈曼引用的数据是否符合现实？一点也不。如同苏联官僚从斯大林时期以来所做的那样，它们反应的是有系统地试图掩饰苏联经济的现实。这既误导了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这样的辩护家，也误导了博尔迪加（Bordiga）和克里夫这样的批评家。这样神秘化的目的是为了掩盖苏联官僚化管理本质上的寄生与浪费的作用。
　　之所以允许发生这种在统计上作伪的理论错误，是由于将苏联经济简化成拥有两个而非三个经济部类的结果（第三部类包括了非生产性消费与“积累”，而第一部类包括了生产资料，第二部类包括了由生产者消费的生活资料，也就是生产性消费）。在生产性消费与非生产性消费这两个部类的计划中，扩大再生产的投资与在再生产上不具备经济目的的投资被粗心地合在一起并混杂在一起。
　　可以特地从军备生产之外找一个例子。一个炼钢厂生产了许多钢条，在仓库（或更甚，露天）“积累”着，并且就一直放在那里，不能说这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积累”。把这当作“资本积累”会让任何资本家笑掉大牙。从社会的观点上来看，这完全是生产浪费。对那些掌控经济运作的人而言同样如此。
　　在苏联经济中，产品与资源的纯粹浪费占了很大部分。要计算确切的浪费数量并不容易，但是最关键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浪费占可用生产资源（包括人力资源：三分之一的有酬工作时间没有实际产出）的30％至40％的数目。这里我们发现了苏联伪计划或半计划的指令性经济的“秘密”：是第三部类而非第一部类的过度扩张。
　　让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苏联是世界上最大的化肥生产国，其产量几乎相当于美国和西欧的总和。这意味着第一部类的过度扩张吗？（化肥作为原料属于第一部类。）一点也不。超过一半的产品“在运输途中”不见了。这些化肥永远不会到达用户手上，因而也永远不会纳入任何生产或再生产的力量。没有实现其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没有交换价值。马克思是这样断言商品生产的。将这种分析扩大到任何不受价值规律支配的社会，说这仅仅是社会资源的纯粹浪费，更强烈地呼应了这种浪费的思想精神。这种浪费与任何“根据价值定律分配生产资源”或是任何“资本积累”的动力无关。
　　有人要反唇相讥了：但是资本主义下的武器生产呢？难道这不是在浪费生产资源吗？难道将军备竞赛差不多当作常态的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在发展毁灭性力量而非生产性力量的资本主义吗^[10]？我们对这个异议的回答分为几个层次。
　　从生产军火的单个资本主义企业看来，这不是浪费。只要购买军火的消费者（国家或军火商）期望去实现这些军火本身的使用价值，这些军火就会有买主。因此，这些军火具备了能够实现利润的交换价值。否则，它们不会在资本主义下被制造出来。
　　从社会的观点来看，难道军火厂商会管有用的东西是是不是不合理的，甚至是不是不人道的？毋庸置疑。但这正是资本主义本身的特征。经济活动的局部合理性与全球非理性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了极致^[11]。同样的特征可以在毒品、香烟、排放废气的汽车、化肥和核电厂等方面看到。
　　从资本主义经济整体来看，军备生产是否是“非生产性的”？换句话说，它是否不增加剩余价值、利润来源和资本的数量？而这些从资本的观点来看是“具备生产性”的唯一定义。不见得。当大量生产资源闲置时，扩大第三部类的效果可以是调动这些资源，从而增加剩余价值与利润的总量^[12]。这正是自1940年以来发生在美国的事。否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美国社会在1944年比1933年要繁荣是荒谬的认识。
　　这是否意味着本主义已经转变成“浪费经济”？只有部分是。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马克思已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里指出，资本主义只有在同时损耗一切财富的两个来源的情况下，才能够生产物质财富。这两个来源分别是：人类的生产力和自然。
　　在资本主义的崛起过程中，增长的“正面”效应超过其破坏效应。在衰退时期，至少从1914年以后，破坏效应大于“正面”效应。然而自1949年之后（美国是自1940年后），经济增长并非不那么真实。过去五十年来生产的食品、纺织品、药品和房屋是真的很多。称其为“破坏性力量”是荒谬、非唯物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
　　所以，从经济学上来说，可以由此得出一个社会的生产破坏性手段或是生产性手段是无关紧要的事吗？这样的结论并不合理。再生产的铁律无论对什么样的商品生产系统（包括苏联或是任何处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的部分商品生产系统）都一样有效。一个人不能用催泪瓦斯生产出小麦，用坦克生产出礼服，或是用火箭生产出电视机。第三部类的规模必然会对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规模产生反作用。将任何生产性资源用于制造军备，都需要将其从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中扣除。因此第三部类的生产活动不能超过某个程度，否则将最终减少其他两个部类的生产活动，从而扼杀扩大再生产与资本积累。
　　对资本主义社会适用的同样也对前资本主义社会适用。只要军备生产持续存在（或浪费迹象大量出现），就同样适用于后资本主义社会。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数千年里，战争导致了饥荒和生产的绝对下降，其时间的长短视时期与环境而定。在苏联，军备生产和一般非生产性支出（首先是行政支出，即官僚的耗费）的第三部类的过度扩张，阻碍了物质生产的整体发展。最终，它甚至阻断了增长，包括军火部门的增长。两个原因，它取走了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重要资源，加剧了生产者对自身既定的消费水平（即使这部分一直缓慢增长）的不满，使得他们越来越不关心整个生产结果。在资本主义下，对裁员和失业的恐惧部分抵消了这种不关心，而半个多世纪以来这种恐惧一直没在苏联发挥作用。因此，取而代之的是，每个生产者必须配一个监工，一个工头和一个警察。自托洛茨基时代以来，“小”官僚巨大而臃肿，估计有二千万人。庞大而持续增长的非生产生支出也是如此，如同传说中的衔尾蛇那样，第三部类正咬着自己的尾巴。
　　戈尔巴乔夫吃了苦头才知道这样的机制无法“改革”。只有推广严格公开而广泛的工人阶级监督、在多党制社会主义民主下真正的工人阶级管理，才能降伏这条衔尾蛇。
　　一种非黑即红、受困于极简单化的抽象概念的公式化思想系统无法处理“过渡”、“综合不平衡发展”和“矛盾的现实”等等概念。换句话说，这种思想并不辩证。很不幸，这是托尼·克里夫和克里斯·哈曼的思考方式，至少他们在处理一般问题时是这样。
　　此外，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同志对于苏联自1927年以来的加速工业化的猛烈抨击中有些是非理性的、甚至是不负责的。每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人、农民和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每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看得再清楚不过了。我们之中的每个人都反对“过度投资”，反对“巨大化”，反对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的“超工业化”，其中大部分是物质资源支出的全部损失。但我们并不反对这类国家或俄国的加速工业化，后者在十月革命后率先选择了工业化。
　　放弃这种工业化，不仅意味着要拒绝列宁、托洛茨基和1923年后的左翼反对派制定的经济政策中的整个短期和中期趋势。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迫使那些国家在野蛮中挣扎，等待世界革命的胜利。但是，世界革命何时会发生？五年后？十年后？二十年后？三十年后？谁知道？在等待的同时，我们要抱起双臂，忍受那不可忍受的事物吗？
　　我们并不是随口说那不可忍受的野蛮。欠发达状况每年在第三世界国家杀死一千六百万儿童。如果这些国家能够在民主监督的社会主义经济下进行发展，每年有多少孩子会死去？纳粹领导的德国帝国主义的东方总计划设想在中欧和东欧消灭一亿人，不去为成功抵抗该计划中的滔天罪行而奠定条件，特别是在乌拉尔及其周边地区建立强大的工业，是否错误？社工党的同志缺乏主次观念（没能区分必要的加速工业化与不成比例的、浪费的和破坏性的超工业化），不具备辩证的思考，不可能实现自身的目标。
　　让我们假设有一天他们成功领导英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这场胜利的革命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同志们是否突然转变到反动的一国社会主义乌托邦那边去了？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受到来自世界市场的竞争压力”？单单在英国，工人力量几乎无法抵抗这种压力。他们的努力会不会徒劳无功？社会主义社会将凭借着英国革命马上散播到世界上其他地方？但如果这没有发生，或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没有发生，难道英国不是一个处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其中，所有先进工人、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将团结一致抵抗官僚化的威胁，即使不能完全消除这样的危险？现在否认这样一种未来注定被迫实行的想法有什么意义？而且用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积累资金，不是必须足以达到（至少部分地）投资需要，以便满足群众需求并保卫他们的环境？
　　将整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归结为“世界市场压力”的问题，难道就不会导致社工党和任何胜利的英国革命陷入瘫痪甚至自杀？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中，如果不诉诸“过渡”、“过渡纲领”、“过渡需求”和“过渡社会”等类别，就不可能找到自己的方向或进行革命行动。纯有或纯无的方法会遮住我们的眼睛。不管其效果如何，它都会阻碍革命行动。

苏联官僚的特性

　　根据克里夫和哈曼的说法，苏联官僚的特征是倾向于过度生产生产资料，为生产而生产。这个观点反对（并认定我们）声称苏联的经济发展以生产官僚的消费品（奢侈品）为主导。
　　我们从来没有捍卫这样一种极端的论断。没有一个社会（包括奴隶或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或统治集团统的刺激性活动¾¾增加自身的消费欲望¾¾能解释或耗尽整个经济的动力。
　　为了维护和扩大自身特权，苏联官僚就像历史上的任何统治阶级或统治集团一样，必须将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没有汽车制造厂，三百万名中高层官僚将无法获得汽车。没有足够的钢、电或铁矿石，汽车工业就不能令人满意地发展。
　　诚然，人们可以尝试进口这些货物。但必须出口才能获得资源，这意味着要服从价值规律和世界市场。在那种情况下，一个不发达国家基本上仍然是不发达国家，无法实现超过一定限制的工业化或购买足够数量的汽车。
　　为了避免这种限制（逃避世界市场的限制），苏联官僚启动了苏联的“超工业化”进程。没有这一点，它就不可能像1928年以后那样引人注目地捍卫、巩固或扩大自己的权力和特权。
　　这是理解过去60年来苏联发生的社会政治斗争所必需的框架。是三种方式的斗争而不是两种方式（“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斗争。当1928—1933年，1941—1944年和1945—1948年的深刻危机动摇了苏联社会和官僚权力时，官僚在每种情况下都同时打击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东欧同样如此，官僚不仅“过度剥削工人阶级”，还剥夺了资产阶级。从历史上看，官僚起了自主的作用。
　　真正的理论争论在于，这种相对自主的程度以及这种自主可以持续多久。“官僚集产主义”理论的信徒认为这种自主与历史上上其他统治阶级相同。托洛茨基和我们则认为，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官僚的自主权都非常有限。但这并没使它缺乏真实性，可能比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在1927年设想的更真实。今天还坚持无视这些，就无法解释自那时起苏联实际发生的事情。
　　官僚化苏联在历史上的第四次大危机正在上演。尚需时日才能知晓三方斗争是否继续（我们认为会），还是像许多评论家和各种倾向相信的那样，党政要员一股脑儿加入国际资产阶级阵营，成为其地盘的初级伙伴（很初级的：看看东德！）。
　　尽管如此，在这场复杂的社会斗争中必须明确区分目标和手段：基本动力是什么，用什么手段实现所选择的目标，目标和手段之间相互作用的客观结果是什么？在这里，我们被迫返回结论——而且这一结论与马克思的定义相对应——只有在竞争的冲击下，资产阶级才能在生产的不断扩大中拥有永久和持久的利益。由于没有持续的竞争压力，前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丝毫不会表现出这种趋势（我们加一句，苏联官僚阶层也不会）。
　　只要消费品的短缺使官僚阶层有更多渴求，他们就会热衷于积累、“为生产而生产”和“技术进步”（因为一部分中层官僚仍贪求美国人雅皮士的生活方式）。但是，一旦整个“党政要员”实现了满意的消费水平（“为自身利益实现了社会主义”）时，这种渴求就会消失，“生产主义狂热”消退，这时，匈牙利斯大林主义前总理赫格居什（Hegedüs）正确地称之为“普遍不负责任”的阶段开始了。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苏联管理者不像他们的资产阶级同行，几乎总是屈服于工作场所的工资需求：因为没有竞争压力迫使他们从工人那里榨取“最大剩余价值”。他们唯一的压力就是实现计划时要“避免出问题”。为彻底改变他们的态度，戈尔巴乔夫之流一直试图引进改变全部技术官僚的重组改革。然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作为重组改革和彻底“经济自由化”的最坚定支持者都明白，如果不大规模倒退回私有制，就不可能实现根本的“结构改革”。
　　没有竞争，没有激发私人积累的动力，那么东方官僚的行为从根本上就不会像资本主义老板那样。充其量，他们像歹徒一样试图使盗窃和勒索合法化（“努力合法化”）。而且，如果他们开始全面私有化，就意味着要使数千万的苏联人失业，他们将不得不打破工人阶级的抵抗。
　　这证明了苏联正在发生一场真正的“三方斗争”。事实证明，不管怎么样，工人至少有两个来自十月革命的“成果”要捍卫：半个多世纪不间断的充分就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有）；废除大生产中的私有制，否则就无法实现充分就业。
　　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同志武断地、不切实际地将官僚定义为“资产阶级”，无法把握苏联官僚的独特性。官僚与资产阶级不同，实际上与历史上所有统治阶级均不同，因为这些阶级的收入（其占有的部分社会产品）是可变的，而官僚的收入是固定的。资产阶级的年利润取决于利润和生产的年度波动。封建的年租金取决于收成的年度波动。官僚的年收入取决于他（或她）在等级制度中的职位。如果该职位保持不变，除去轻微的变化，则收入也不会发生变化。
　　因此，官僚的保守主义、不思进取及“不负责任”的作风，与资本主义企业家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后者的行为有所不同，不是因为它比官僚“更进取”或“更合理”，“更好”或“更坏”，或者更“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资本家这样做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竞争意味着关于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分配斗争永远不会消除，这意味着他的份额永远不能得到保证。如果他在“技术升级”或是“劳动组织”的路上摔跤，不可避免的后果是他的份额会减少，如果不至于破产的话。
　　“国家资本主义”的神话没有解释“公开化”所揭示的苏联经济现实的一切，这些神话只是斯大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成就”的硬币的反面。可以根据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对苏联社会与苏联经济的分析，以及基于苏联官僚特殊性质的分析来解释一切。
　　哈曼声称，历史上没有哪个生产阶级参与过从生产者本身“最大限度榨取剩余劳动”的活动。毫无疑问，苏联官僚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但是十月革命和孤立的俄国工人国家的建立也是缺乏历史先例的新现象（巴黎公社仅持续了几个月）。如果新的历史发展带来了新的和意想不到的副产品，那么具有科学和非教条主义观念的人应该不会感到惊讶。
　　让我们谈谈“最大限度榨取剩余劳动”。仅与一个进行加速工业化的国家对比：苏联工人阶级的消费比例（不将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消费放在一起：中产阶级消费比工人多十倍以上，占人口的20％）比巴西大得多。
　　我们想到一个简单的类比（并不是说它是相同的，只是相似）。对于任何在1848年或1890年的社会主义者或工联主义者来说，认为社会党领导人或反动工会领导人采取行动以客观增加“从生产者那榨取的剩余劳动”，简直不可思议。然而，这是自1914年以来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以及自那时起很多工会领导人所做的事情。因此，是否应该拒绝称社会民主党为工人政党？他们有没有成为与保守党和自由党同类的资产阶级政党？是否有可能在欧洲或日本参与阶级政治，而不必捍卫这些政党反对资产阶级削弱或甚至定期镇压他们的企图？
　　改良主义叛徒领导下的群众工会，是否应被视为老板的黄色工会？极左派长期以来一直捍卫这个荒谬的想法，就英国而言，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同志拒绝了这一看法。但是，为什么可以设想捍卫德国社会民主党抵抗法西斯主义，尽管暗杀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诺斯克领导着德国社会民主党，但是反对帝国主义保卫苏联就是“不可思议的”？
　　克里斯·哈曼声称我们相继提出的关于官僚的两个论点是相互矛盾的。第一个论点是官僚不是统治阶级。第二个论点是官僚控制和分配苏联的大部分社会剩余产品。但是哈曼的这种不兼容再次反映了形式主义、公式化的和简单教条的思维方式。
　　历史上已经有许多情况，由非统治阶级的强大社会阶层控制和分配大量剩余产品。要成为统治阶级，就要占有剩余产品，但这并不一定等同于控制或分配剩余产品。
　　中华帝国鼎盛时期的官吏和罗马帝国晚期的帝国官僚基本上控制着社会剩余产品的集中和分配。但尽管如此，他们不是这两个社会的统治阶级，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占有剩余产品的主要份额。
　　在第三帝国末期，纳粹军事官僚当然控制了社会生产产品的分配，但他们绝不是统治阶级，因为大量的社会剩余产品继续被资产阶级所占有。随后发生的事件表明谁才是主人，谁尽管无所不能只是执行命令而已。
　　未来事件同样会证明，苏联官僚将只能够通过把社会剩余产品和生产资料挪用给自己，即转变成拥有大量大规模生产资料的“老式”资本家，才能成为统治阶级。

毫无根据的恐惧

　　托尼·克里夫决定打破托洛茨基提出的以及第四国际所捍卫的对苏联社会的解释时曾预测，谁继续主张苏联是堕落的官僚工人国家，谁就会向斯大林主义投降，特别是与官僚一起反对工人的反抗。（顺便一提，让我们回想一下，早在斯大林死之前，如果不是从1948年开始，我们就预言有这些反抗……）。
　　随后发生的事件证明这种预测毫无根据。无论是第四国际，或者它的各个支部，或其主要代表，都没有一次站在官僚一边反对反抗的群众。我们所有人都百分之百地支持1953年东德工人起义、1956年匈牙利革命，以及同一年的波兰工人斗争、1968—1969年抵抗苏联入侵的布拉格之春、1980—1981年团结工会的兴起和其随后对雅鲁泽尔斯基军事政变的斗争，以及1989年的中国和东欧的起义。
　　此外，克里斯·哈曼认识到这一点。令人尴尬的是，他退回到这样的主张：我们在1956年匈牙利革命时仍然表示可能“偏爱”哥穆尔卡式的改革方法。这是诽谤。哈曼不可能找到一条引文来支持他的指控。自从我们开始参与关于苏联性质的辩论以来（即从1945—1946年以来），我们一直支持政治革命——这场革命涉及到大范围的群众独立行动和自我组织——从未改变。我们从未偏离这个立场。但是，苏联、东欧和类似社会的群众政治斗争的现实不能被归结为群众与官僚之间的斗争。
　　在苏联、东欧、中国、古巴和尼加拉瓜，过去五十年的斗争一方面发生在这些国家和这些国家的人民群众之间，另一方面则发生在这些国家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至少可以这样说，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并不能指出如何应对这些冲突，其内部逻辑必然导致人们将大多数此类冲突视为是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并采取一种缺席主义的“第三阵营”的立场（这是克里夫在朝鲜战争期间采取的立场，至少他的一些追随者在古巴猪湾冲突时也想这么做）。越南战争期间，他确实采取了更正确的立场，然而这与“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公然矛盾。
　　在这些冲突中，这些国家的人民群众，从工人开始，并没有保持中立。尽管憎恨斯大林及其继承人，他们仍旧反对帝国主义。在实践中，他们采用了托洛茨基对苏联（以及其它官僚化工人国家）的军事防御路线来反对帝国主义。他们在苏联、南斯拉夫、中国、越南、古巴和尼加拉瓜就是样做的。在这些涉及数千万工人的对抗中，“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少数追随者所采取的态度充其量只会带来混乱和矛盾，最糟糕的就是带来反革命。如果苏联工人不幸遵循这些错误的指导，那么我们今天谁都不会活着，欧洲乃至其他大陆都不会有独立的工人组织。纳粹野蛮主义的胜利将摧毁他们。

宗派主义的恶性循环

　　以托尼·克里夫为首的倾向（社会主义工人党来自这个倾向）自诞生以来主要任务就是传播“国家资本主义”理论。马克思这样定义的一个宗派的特征标志：为了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它用特定的学说创造了一套陈词滥调，以保护这套陈词滥调为活动的主要目标。
　　这种宗派偏差有其自身的逻辑。在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同志受到了部分保护，免于宗派主义的最严重罪行，因为他们真正扎根于工人阶级，而且组织规模庞大：在成千上万的批评眼光中行动时，不可能有不负责任的行为。
　　但即使在英国，宗派主义的思想框架也已经并继续破坏着社会主义工人党，特别是针对一些群众运动的方法上，社工党认为这些运动是“非无产阶级”的，草率地给它们冠上“小资产阶级”的封号。这源于同样无法理解作为过渡现象而出现的综合发展的概念，特别是在阶级意识领域。这种“纯有或纯无”的态度是“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核心。
　　宗派主义以另一种方式特别损害了社工党的国际工作。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意味着无力把握第三世界群众反帝运动的整体动态。根据该理论，这些运动最终只能建立新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动力是纯粹的“民族主义”。不断革命论的整个战略——争取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治独立的同时，全力支持反帝斗争；争取运动内部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努力确保在解决民族民主任务的革命过程中，开始解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任务——实际上遭到社工党领导的拒绝或轻视。
　　在除英国以外的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中，社工党的追随者大多满足于组建小组来传播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而这些小组由于规模很小而无法参与真正的阶级斗争。其宗派利益优先于阶级利益。在完全陷于社会和政治动荡的东欧各国同样如此。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提供了共产党人必须做什么的经典定义：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在1888年英文版是“宗派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在理解东欧和苏联无产阶级运动的前进路线、条件和最终的总体结果方面，社工党和第四国际没有分歧：无产阶级自我组织起来，以多党制的、民主选举产生的苏维埃夺取政权，最终实现国际无阶级社会。
　　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追随者没能得出的显而易见的结论，即在这些东欧国家，以国家为单位单独建立组织并不合理。他们没有看到，每个革命者的任务是帮助先进工人和知识分子在两条战线上战斗，反对官僚和复辟势力。社工党的追随者们并未捍卫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而这首先要（重新）确立阶级独立（这绝非易事），相反他们专注于挑起与其他革命流派的人为区别，这种区别完全基于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的教条——他们的宗派口号。
　　这只能强化革命马克思主义作为学术教条主义者、无望的“分裂分子”的形象，最先是斯大林主义者，然后新斯大林主义者和新社会民主主义者在东欧国家系统传播这些信息，打击革命马克思主义（以及日益损及马克思主义本身）。这个形象是适得其反，它削弱了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些国家真正的发展潜力，因为马克思主义者不要建立宗派，而是要重建自身，要争取工人运动内部战斗的左翼。
　　好在这个负面效应仍有限，一方面因为第四国际已经获得了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力量（有实实在在的影响力，社工党则不具有），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国家中涌现出的最好的本地力量已经渐渐认识并体会到，社工党在这里发挥的作用清楚地说明了宗派主义的消极影响。
　　这种宗派主义使社会主义工人党无法在建立国际组织方面取得任何进展。宗派只能与其严格控制的小宗派联系。从组织上讲，他们的宗派主义使他们无法联合许多国家的大量自主革命团体。从政治上讲，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群众斗争的真实进程。因此，社工党本质上是一个民族共产主义组织，它不得不试图在一些国家创建小团体来欺骗其成员。
　　经过40年的经验，我们在建立国际组织方面的记录无可挑剔。第四国际作为唯一的世界组织而存在。当然，它还弱小，太弱小，远不是它致力于建立群众性革命国际，还只是其组成部分。但是，无论从数量上，扎根于工作场所和工会的程度以及从地理上来讲，它都比1938年或1948年要强大得多。它存在于50多个国家中。它的某些支部和同情组织在各自国家的工人运动和群众运动中发挥了真正的作用，这得到了大家的公认。根据上述《共产党宣言》规定的基础，它将以非宗派的方式行事并将继续以非宗派的方式行事。
　　它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它代表了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流派，这个流派毫不妥协地保卫世界革命三大组成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官僚独裁国家和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工人和被压迫者的利益，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将这种保卫屈从任何所谓的“优先事项”。这就是允许同时建立一国内革命组织和国际的革命组织的原因。在这方面，立足于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主义对斯大林主义的分析、《过渡纲领》和“世界革命三大组成部分的辩证法”，第四国际对苏联和第三世界已发生的和正发生的事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中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认识已证明是可行和有效的。

^[1] 博尔迪加提出了不同于克里夫的苏联“国家资本主义”的另一种说法，他预测该国将发生普遍的生产过剩危机。他甚至宣布了确切的爆发年份。这一年来了又去。苏联还没发生普遍的生产过剩危机……

^[2] 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同志根本没有预测到1974–1975年和1980–1982年的生产过剩危机。我们几乎预测到了它们爆发的年份。

^[3] 知道该过程需要多少时间才会完成是另一回事。

^[4] 请参阅托洛茨基在《苏联经济的危机》中作出的相当明确的声明。

^[5] 最好加一句，三重或四重定价系统，因为必须考虑黑市价格和“灰色市场”（服务交换）的“价格”（比较优势）。

^[6] 此外，应该包括1925—1928年往后日益重要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群众解放运动。

^[7]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著于1960年（梅林出版社，第一版，第598页）（中译本见：《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79，下卷第226—227页）。“与此同时，工业增长率不得不降低了”（1969年第二版）。

^[8] 阿甘贝格扬（Aganbegyan）声称，有一年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产量绝对下降。这与其他来源相矛盾。

^[9] 资本主义的完全和永久的垄断是不可能的。它们的利润率与其他行业的利润率之间的巨大差异不可避免地将资本吸引到了垄断行业。

^[10] 郎贝尔派这样认为。

^[11] 我们用《晚期资本主义》整一章内容来发展这个理念。

^[12] 这是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理性内核”，这个理论内核在其他各个方面都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