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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新人道主义”、“民族学笔记”和妇女解放
﹝美﹞拉·杜娜耶夫斯卡娅
1984年
译者：都梁
原文原载于原载《实践》杂志国际版1984年第3卷第4期。中译文来自《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7年第2辑。
一
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终于能够集中注意力来研究从手稿速记文字转译成正常文字的原本马克思最后著作——《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劳伦斯·克拉德译录、编辑并作序，1972年版）。这些著作使我们能够把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并且亲眼看到把马克思关于男女基本关系的概念（不管是在马克思最初和资产阶级社会决裂时还是在他最后著作中表现出来的看法）同恩格斯关于他所谓的“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的观点分隔开来的巨大鸿沟，而恩格斯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把他的这一观点，无论是在“妇女问题”上还是在“原始共产主义”方面，似乎都看作是马克思的观点。
直到今天，那种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看作一个人的错误的、异想天开的观点[1]（这是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一贯坚持的观点），决不仅仅在关于妇女解放的恩格斯主义观点上占优势。俄国理论家们的目的看来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及非马克思主义学者都看不到马克思一生的最后十年。在这十年中，马克思由于研究了摩尔根、柯瓦列夫斯基、菲尔、梅恩、拉伯克等人著作中有关资本主义以前社会的新经验材料，在他的理论认识中体验到了一些新的要素。在马克思对这些著作的摘要和评论中以及在他这个时期的通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不是像近来某些社会学论著[2]所想要我们相信的那样，他不是在通过放弃他自己毕生对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更不是在通过取消他对他称之为“新人道主义”的思想和革命的整个新大陆的发现，来探寻新的革命道路。相反，马克思是在进一步完成他四十年来对他称之为“历史及其过程”、“不断革命”[3]的人类发展及其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斗争的思考。
在他一生的最后十年中，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想象力中出现的新东西是，男人和女人们在资本主义以前社会中塑造他们历史的方式不断变化、多种多样，人类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多维性。马克思在这十年中经历了一次认识上的冲击，因为他研究了新的以经验为依据的人类学论著，看到了一些积极的特点，这些特点——无论是易洛魁族女人的作用，还是农业公社和对资本主义征服的反抗－都和他最初与资本主义决裂并号召进行“人类的革命”时曾经阐明的东西有某种相似之处。
结果，在那十年中，他同时对他的最伟大理论著作《资本论》做了新的补充，并且设想不是不可能在像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比工艺先进的西方国家更早发生革命。马克思不够长寿，未能充分设计好他所设想的革命道路，但是我们从他那个时期的通信中可以看得出他的行动方向。例如，我们读到他对俄国民粹派米海洛夫斯基的尖锐批评，因为这个人企图证明马克思把他的“原始积累的历史趋势”看作普遍趋势。马克思坚持认为，这是对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历史研究，如果俄国继续走那条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4]
这封批评米海洛夫斯基的信没有邮，但是他关于同一个主题写给维拉·查苏利奇的信的四稿中有一稿是寄出了的。他关于这个主题所写的东西中最重要的是《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切所做的事情，我们的时代能够对之提出挑战，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更精明”，而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作为整体的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因为我们的时代成熟了，已出现了偌大一个新的第三世界，妇女解放已从观念发展成为运动。对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挑战，不在于要求对梁赞诺夫在1923年就已找到的东西不可饶恕地耽搁了五十年才发表作出解释，也不限于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民族学笔记》没有做什么工作。关键在于，甚至当马克思的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类未发表著作被梁赞诺夫从第二国际的储藏室中救出之后不久就在俄国革命的激励下发表出来的时候，甚至当这些著作引起长时期的国际争论的时候，发表关于这部著作的评论的那个历史时期的某些局限性也表明我们的时代更加成熟了。
拿赫伯特·马尔库塞对那部著作的分析[5]为例。它肯定是最早的和最深刻的“一般分析”之一，但是他设法跳过了关于男女关系的关键的一页。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修养不及马尔库塞。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存在主义者的西蒙·德·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中从马克思那里正好挑出了男女关系的观点：“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6]，她在最后一页上援引了这句话，并且说“没有比这说得更好的话了”，以此来强调它的重要性。
遗憾的是，在这句话之后，作为她最后一段结尾的话是与马克思的旨意背道而驰的：“要由男人来建立自由的统治……第一，必须由男人和女人通过他们的区分明确肯定他们的兄弟情谊。”总之，德·波伏娃尽管高度赞扬马克思，但她从马克思的文章中得出的结论以及她的800多页的整部著作都未能抓住马克思把男女关系挑出来作为不仅在资本主义下而且在他所谓的“粗陋的共产主义”下异化的主要方面的原因。马克思的“新人道主义”强调指出：“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存在物。”[7]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在这一节的结尾说：“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式。”[8]
让我们再来读一遍德·波伏娃所援引的那句话：“拿妇女……（这样）对待，表现了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的退化……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9]妇女解放在西蒙·德·波伏娃或赫伯特·马尔库塞认识到需要弄清马克思关于男女关系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想象力之前，从观念发展成了实际的运动。
马克思关于男女关系的概念是和他在与资产阶级社会决裂时发现思想和革命的新大陆同时产生的。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结束之前，马克思就以《共产党宣言》打出了一面新的革命旗帜，他在那里说明了必须如何彻底地铲除资本主义、取消私有财产、取消国家和资产阶级家庭，实际上就是取消整个“阶级文化”。紧接着他就参加了1848年的革命。在这些革命遭到失败的时候，马克思远没有后退，而是用号召进行“不断革命”来迎接新来临的五十年代。在这个十年里，他开始考察其他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并且分析了一种新的人类发展，由于把这种发展具体化为“绝对的发生运动”，他又一次进一步深化了他的各种概念和目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中介，它一方面既导致马克思最伟大的理论著作《资本论》，又导致他围绕着巴黎公社所进行的活动和关于巴黎公社的著作，另一方面又导致《民族学笔记》。我们可以看到，在后者中埋藏着一条通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小道。至少这是我所看到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选择了马克思的哲学在他整整四十年的理论发展中同妇女解放的关系作为我的主题。我把重点放在他一生的最后十年－这十年至今为止还被认为几乎不过是“慢性死亡”——是因为正是在这十年里他体验到了一些新的要素，在我们现在所说的第三世界和妇女解放运动中看到了新的革命和思想的力量。像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那样重新回到黑格尔辩证法上来并对它进行重新创造，是决定他的全部著作的方法论。
从来没有改变的是他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批判的概念和实践，即他所说的：“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10]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从来没有把批判与革命和对现存一切的彻底铲除分割开来，既不宽恕生产中的官僚机构，也不宽恕教育中的官僚机构；正是因为如此，他用他的“不断革命”的概念与旧的概念相对立。
他早年对教育中的官僚机构的抨击在今天还显得异常现实；“官僚机构认为它自己是国家的最终目的。……国家的任务成了例行公事，或者例行公事成了国家的任务。官僚政治是一个谁也跳不出的圈子。它的等级制是知识的等级制。上层在各种细小问题的知识方面依靠下层，下层则在有关普遍物的理解方面信赖上层，结果彼此都使对方陷入迷途。”[11]
对资本主义制度下教育中的官僚机构的这种尖锐批判，同挑出异化的男女关系来谈一样，只不过是他对现存的剥削的、歧视女性的、种族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进行批判的开端。不管我们所关心的是第三世界还是我们现有文化的生存，这对我们的核时代说来仍然最为重要。
由于要集中注意马克思的最后十年，对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的两个十年我必须大大从简。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要少谈马克思的最伟大著作之一《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因为我将把那部著作与马克思最后十年的《民族学笔记》放在一起考察。我在这里提到《大纲》只是为了指出，马克思正是在1857年写这部著作时得出结论说，人类的发展不止经过三个时期－奴隶制、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他看到了人类发展的整整一个新的时代，他当时把它叫做“亚细亚生产方式”。“亚细亚”的意思不仅是指“东方”。他不仅谈到了东方的，而且谈到了西方的原始公社发展形式，不管它是发生在克尔特人当中还是发生在俄国。对我们时代的人类学家说来，不考虑马克思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太平天国革命开始时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关注，仿佛他那时完全是以欧洲为中心，就同不考虑他在1844年关于男女关系的概念一样肤浅。
二
我想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挑出来谈的是两件事情，它们都和妇女有关。第一件是英国普雷斯顿1853—1854年的罢工，不下一万五千人罢工反对暴虐的劳动条件。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极其详细地写了关于这次罢工的报道，对女工的条件赋予特别的注意。第二件是他对布尔韦尔一利顿夫人的支持。布尔韦尔一利顿夫人是小说《谢弗利，或光荣的人》的作者，她在1858年不仅敢于和她那保守的贵族政治家庭持不同的观点，而且要把她的观点公之于众。由于她胆敢离开选民会，打算租一个演讲厅来说明她的观点，她的丈夫和儿子竟把她关进了精神病院！马克思在《布尔韦尔—利顿夫人的囚禁》一文中为她作了辩护，不仅抨击了托利党报纸的性别歧视，而且抨击了“多少受到曼彻斯特学派精神熏陶的激进派报纸”。[12]
至于关于普雷斯顿罢工的那几篇文章，马克思不仅详细叙述了妇女所受到的特殊剥削，而且详细叙述了甚至这些恶劣的条件也没有使妇女局限于反对这些剥削的劳动条件而是向教育制度提出了挑战这个事实。马克思的宪章派活动和他的研究论著，不仅是他的书，而且还有鼓动文章，从来都不单单谈到男性工人。完全相反。例如在写到“工厂的工人们似乎决心要从曼彻斯特骗子手们的手中把教育运动夺过来”时，马克思猛烈抨击了童工制度和资本家所采取的极端措施。他举的例子是：“一个只有9岁的女孩，在60个小时的工作中由于疲劳过度摔倒在地上就睡着了；当别人把她叫醒的时候，她哭了，但还是强迫她继续干活！”[13]
马克思从来不把他的理论工作同他的实际活动割裂开来，在工厂视察员的“蓝皮书”中和报纸上登出的正在发生的事情中，他最注意的是工人的活动。1856年4月，他在宪章派报纸的创刊纪念会上这样概括了资本主义及其工艺发展的整个问题：“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14]
马克思所从事的思想斗争既同阶级斗争又同一切争取自由的斗争（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及其过程”）都密不可分，因此他欢呼1860年约翰·布朗进攻哈帕尔渡口不仅标志着奴隶制度末日的开始，而且标志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时代不可能否认这些事实。第二年的确在美国爆发了内战；英国阶级斗争的激化发展到争取国际劳工支援，从而以一种革命的方式影响了美国内战的结局；1863年在波兰发生了反对沙皇俄国的起义，紧接着是法国的阶级斗争激化，法国的劳工领袖来到伦敦，终于建立了以马克思为精神领袖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
现在意识形态家们所否认的，甚至某些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提出疑问的，是这些客观事件（以及马克思的与之有关的活动）使得马克思与理论概念决裂。不然如何解释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进行彻底改造，使之成为《资本论》呢？毕竟，《大纲》（以及围绕它的来往通信）表明了，马克思对他与黑格尔的辩证法重逢是多么高兴，竟认为是这种辩证法帮助他找到了所有这些卷帙浩繁的经济学论著的“表述方式”。然而，当马克思在1859年决定把《大纲》的一部分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发表的时候，变化也是很大的。他不是以货币或价值开头，而是重新写了论商品的整个第一章。这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它被保留下来作为《资本论》所有的草稿和定稿的开端。然而，那不是决定《资本论》的内容和结构的一切。对整个改造工作起决定作用的，是马克思决心把《纲》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都抛开，又“重新”开始。
使得他和理论概念决裂的，是他在动荡的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重新创造。这一点不单是从他1877年的“自白”，而且从《资本论》的实际情况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而这是他的自白：“实际上，我开始写《资本论》的顺序同读者将要看到的顺序恰恰是相反的（即从第三部分－历史部分开始写），只不过是我最后着手写的第一卷当即做好了付印的准备，而其他两卷仍然处于一切研究工作最初阶段所具有的那种初稿形式。”[15]马克思和资产阶级理论家之间的思想斗争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已经如此广泛，以致他的手稿有将近一千页之多。这部“理论的历史”有三册，即我们所知道的《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但是对于这些出色的、深刻的论著说来最具有历史意义和最关键的东西，是马克思把它们放在他的三卷《资本论》之后。马克思不是继续进行他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本身”的批判，而是把注意力转向工人们在生产的时候做什么和说什么。
在马克思准备第一卷付印时，他进行的第一个重大创新是在第一章《商品》中增加了一节《商品的拜物教》。至今为止，没有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怀疑马克思关于人类发展经过不同时代和不同类型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现实性以及独一无二的马克思式的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那么，那些批评家们怎么还能够坚持说马克思是完全“以欧洲为中心的”，说这的确就是所谓“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说“经济学家”马克思未能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完全不同于被他说成为普遍现象的西欧经济发展呢？认真注意一下马克思就在那《资本论》第一章中关于资本主义以前社会的简要概述（甚至当这些批评家还不知道有《大纲》，更不要说《民族学笔记》的时候），岂不更为恰当？马克思不仅说明原始公社的形式存在于“罗马人、日耳曼人、克尔特人那里”，而且认为，“仔细研究一下亚细亚的……公社所有制形式，就会得到证明，从原始的公社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中，怎样产生出它的解体的各种形式。”[16]显然，这正是马克思本人所做的；然而，仍然很少有人认真地研究他的《民族学笔记》。
有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对马克思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深刻程度极为钦佩，坦率承认经济学家们大大得益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分析，然而他对哲学却非常反感，以致认为不可能和马克思进行真正经济学方面的争论，因为马克思作为哲学家，总是“把历史的叙述变成历史的推论”。这就是马克思的辩证法，他不仅看到他所收集到的统计资料，而且看到重新塑造历史的活生生的男人和女人。在涉及到“妇女问题”时更是如此。马克思不再和理论家们进一步争论，而是注意生产中所发生的事件以及这些事件在历史舞台上的政治后果，他在《资本论》中作出了第二个重大创新——写了论“工作日”的一章。
这一章以前在马克思的理论著作中从未出现过——不管是《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还是《理论的历史》。虽然马克思作为革命活动家，一直参加争取缩短工作日的斗争，但是只是在他如此详细地（确切地说是用76页篇幅）分析这个问题时，才用这么多篇幅谈到生产过程中的妇女，并且得到了关于新的反抗形式的很新的结论。资产阶级理论家们认为，马克思在详细叙述繁重的劳动条件（特别是妇女劳动的屈辱形式）时不是在阐述理论，而是在讲“感伤故事”，但是马克思在深入研究意识形态家们不予考虑的那些工厂视察员的“蓝皮书”，写下“在英国有时还用妇女代替马拉运河船”这种语句时，他不仅仅是指出对妇女的不人道态度。马克思现在得出结论，工人提出的这种简单问题“我的一天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是比资产阶级的人权宣言更伟大的自由哲学。马克思现在把资产阶级的人权宣言叫作“‘不可剥夺的人权’这种冠冕堂皇的条目”。[17]
即使我们反对马克思对资本家追逐尽可能更多无偿劳动的“像狼一样的贪欲”的描写，而只看机器，只看马克思如何描写有“魔力”的“机械怪物”，说它是“通过传动机由一个中央自动机推动的工作机的有组织的体系”。[18]难道这种描写的现实性不会使我们机器人时代的人们吃惊吗？它肯定会使1950年参加反对最初使用自动化的总罢工的矿工们吃惊。他们会认为那段描写的作者不是一个十九世纪中叶的人，而肯定是某个当时就和他们以及被他们称作“杀人犯”的连续采矿机一起呆在矿井里的人。马克思并不使他《资本论》中的“经济学”脱离其社会和政治的后果，因此他看到了一种而且只有“一种积极的特点”——让妇女走出“家庭范围之外”。然而，他立即警告说，“残酷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工厂劳动正是“腐败和奴役的邪恶渊源”。但是男人和女人的集体劳动，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
马克思接着说：“当然，把基督教日耳曼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就像把古罗马家庭形式、古希腊家庭形式和东方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一样，都是荒谬的。”他最后指出，两性集体劳动的其他历史条件可能“变成人类发展的源泉”。[19]
马克思这位革命的行动哲学家是在积极参加第一国际活动的同时完成《资本论》第一卷的：
（1）那个组织的档案记载，1867年7月19日，马克思建议总委员会在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上讨论“用什么实际手段把国际协会变成工人阶级（女工和男工）摆脱资本压迫的斗争的总的中心”。[20]
（2）1868年12月12日，马克思写信给库格曼：“美国‘劳工同盟’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有很大进步，别的不说，这也表现在它对待女工完全平等……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21]
（3）马克思还要求库格曼博士注意这个事实，即第一国际不仅平等对待妇女，而且已经把哈里特·劳夫人选入了总委员会。
马克思无论在组织关系中还是在私人关系中都认为妇女既是革命的力量，又是革命的原因。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妇女在抵抗运动中的革命活动才终于促使一位妇女马克思主义者去研究巴黎公社中的妇女。艾迪丝·托马斯的著作《妇女鼓动者们》第一次给我们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时代最伟大的革命——巴黎公社——中的妇女。我们正是从这部著作中知道了马克思所起的作用：正是他建议伊丽莎白·德米特里耶娃在内战爆发之前去巴黎，正是她组织了“妇女保卫巴黎和护理伤员联合会”这个第一国际的独立的妇女支部。此外，马克思和德米特里耶娃之间在以前就建立了关系，她曾把她自己也关心的俄国农业材料送给马克思。
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22]我们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在他一生的最后十年中转而研究以经验为依据的人类学，并不幻想会在那里发现另外一些对关于资本主义以前社会的新发现进行辩证分析的历史唯物主义者。这是他在写作《大纲》和考虑资本主义以前的情况时曾向自己提出的一个问题，他根据自己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人类的发展是一种“绝对的生成运动”。马克思同“历史及其过程”的不断对抗以及他的普罗米修斯式的判断力表明了，不仅他的观点与资产阶级理论家是多么不同，而且他关于人类学的观点与他的最亲密合作者恩格斯是多么不同。
事后稍加反思就不难看出，恩格斯并没有严格地执行马克思对他的要求，即保证以后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和译本时都以法文版为准。恩格斯过分强调唯物主义的方面，不管他是否要负一定的责任，问题在于不仅是民粹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企图把“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说成人类发展的一种普遍现象归因于马克思。正如我们已经表明的，马克思曾对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写过一篇非常尖锐的批评。然而，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继续表达类似米海洛夫斯基的观点，并且以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一卷作为自己的根据。
这里我们主要关心的是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一生最后十年的肤浅的（如果不是彻底沙文主义的）态度。特别令人吃惊的是梁赞诺夫的态度，他第一个发现《民族学笔记》，但是没有读就宣布这些笔记是“不可饶恕的学究气”。然而，对未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有害的是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写的第一本书《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把它说成是执行马克思的“遗言”。但是事实是恰恰相反。诚然，马克思曾经要求恩格斯一定读一读《古代社会》，因为这本书刚刚出版，曾使他感到极大的兴趣。然而，我们知道恩格斯说过，他别的事情太多，没有时间读它，只是在马克思逝世后发现马克思关于这本书的笔记时才弄到这本书。现在不清楚的是，恩格斯当时在马克思那些没有发表的手稿中发现的，除了关于摩尔根、也许还有柯瓦列夫斯基的笔记以外，是否还有《大纲》或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民族学笔记》中的许多东西。因为他把这说成是马克思的“遗言”，我们都是按照这种妇女解放的概念培养起来的，仿佛这真的是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共同看法。现在，我们既然终于有了《民族学笔记》的手稿——也有了马克思对柯瓦列夫斯基的评论和关于毛勒的通信以及《大纲》——就不难把马克思关于妇女和辩证法的观点与恩格斯的观点区分开来了。
的确，恩格斯是马克思的最亲密的合作者，马克思曾经委托他用他为《资本论》第二和第三卷所积累而生前未能编辑出版的大量资料“弄出点东西来”。马克思也曾经委托他确保《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马克思亲自校阅过的唯一定本）成为所有其他版本所依据的版本。[23]现在，对我们最重要的是恩格斯对此到底做了些什么，因为马克思在那里作的最重要的改动涉及资本的积累。自从出现了一个第三世界，这些改动就变得十分重要了。
第八篇[24]（“所谓原始积累”）中所用的“所谓”这样一个不显眼的词很少有人注意，由它可明显看出，马克思感到，为了既强调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又强调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辩证发展，他应该使第八篇从属于第七篇，从而表明所谓原始积累决不局限于资本的早期阶段。资本积聚和集中的结果以及资本扩展到我们现在所说的帝国主义，是法文版最重要的段落之一。遗憾的是，这正是恩格斯在编辑英文版时所略去的段落。这个段落强调了资本主义达到最高技术阶段时世界市场的形成。马克思说，正是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相继兼并了新世界、亚洲和澳洲等广大地区”。[25]
必须记住，这不仅仅是恩格斯从马克思的“摘录”中引用的东西（只有很少几页）与马克思实际做的摘要和评论（有98页之多）之间的数量差别。更重要得多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摩尔根的态度，一个批判，一个不批判，全然不同，他们从摩尔根著作中得出的结论也不相同。以一个时期向另一个时期过渡的问题为例。马克思指出，在一个过渡时期当中，人们看到有两重性出现，就表明开始有对抗，而恩格斯却似乎始终认为只有在一个过渡的末尾才有对抗，好像阶级社会是在公社形式被摧毁、私有制建立起来以后以差不多全盛的状态开始的。恩格斯认为是单线的发展，马克思则认为是辩证地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并把这种发展同革命的高潮联系起来，所以经济危机被看成是“社会革命的时代”。
关键是，一般压迫的因素，特别是对妇女的压迫，是在原始共产主义本身内部就产生了的，而不是仅仅和脱离“母权制”有联系。
在探索历史的发展和了解人类的其他各种关系时，更重要得多的是要使人们能够看到新的革命道路和人类发展的多维性。例如，早在《大纲》中（那时恩格斯还不知道有《大纲》），马克思就已经提醒人们注意行会的“地位”，他评论说：“在这里，劳动本身一半还是技艺，一半则是目的本身等等。劳动还是劳动者自己的劳动。”[26]
马克思在发现易洛魁妇女享有极大的自由时，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表明在美国的文明摧毁印第安人以前妇女享有多大的自由。的确，首先全世界都是“文明的”民族剥夺了妇女的自由，就像英帝国主义在征服尔兰时剥夺了妇女的许多自由一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痛恨随着研究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而变得更加强烈。但是，他远没有像恩格斯那样得出结论说，脱离“母权制”标志着“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而是说明在原始公社内部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地位的差别，很清楚，妇女在原始公社中所享有的自由远不是全面的。马克思指出，尽管妇女被允许“通过她们自己选择的发言人”表达她们的意见，但是“决定却是由氏族会议作出的”。其次一点，这是和前一点分不开的，就是妇女的反抗，即马克思在每一次革命中所看到的“妇女的酵素”。例如，马克思批评了摩尔根关于古希腊和妇女地位低落的某些说法。马克思认为，奥林帕斯山的希腊女神并不仅仅是雕像，而是表现昔日光荣的神话，这些神话实际上可能反映了过去的一个阶段，也可能表达了对一个颇为相同的未来的期望。
马克思承认摩尔根在关于氏族及其早期平均主义社会的理论方面所作出的伟大贡献，但是他的态度和恩格斯不加批判地为摩尔根叫好毫无共同之处：恩格斯竟然认为摩尔根“在美国……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27]马克思非但不认为摩尔根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而且拒绝了他的生物学主义和进化主义。
马克思所描绘的事实是，在原始公社解体以前很久，在平均主义的公社内部就已经出现等级问题。马克思嘲笑在父权制氏族中人们为保证以父权代替母权而开始改变子女的名字的作法：“借更改名称以改变事物，乃是人类天赋的诡辩法，当实际的利益十分冲动时，就寻找一个缝隙以便在传统的范围以内打破传统！”[28]
恩格斯确实引用了马克思的这一段话，而且也引用了一段关于家庭本身“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阶级对抗的话。但是他满脑子是私有制问题，由于把注意力过分集中在私有制和一夫一妻制家庭上，公社内部的一切对抗似乎都看不到。虽然马克思肯定把一夫一妻制家庭与私有制联系在一起，但他认为关键的还是家长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对抗关系。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强调，原始公社的没落不仅是由于外部的因素，也不仅是由于“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这是恩格斯的话，决不是马克思的话）。相反，甚至当马克思不仅高度赞扬原始公社，而且看到有将原始公社转为现代集体社会的可能性时，他还警告说：“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29]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最大差别之一是，马克思不像恩格斯那样在原始和文明之间划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马克思认为，关键始终是“事情发生时的历史环境”。马克思不是把人类的发展看成是单线的，而是指出有各种不同道路从原始公社通向一个各不相同的世界－但是决会不经过革命。例如，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去阿尔及尔旅行，看到阿拉伯人是那样兴高采烈，不仅赞扬他们对权威的反抗，甚至赞扬他们的“服装优美极了”，但是他在结束他的描述时说：“然而没有革命运动，他们什么也得不到。”[30]保尔·拉法格在报道马克思这次旅行的情况时说：“这次马克思归来，满脑子装的是非洲和阿拉伯人。”[31]
马克思在加强对资本主义以前社会、妇女、原始公社和农民的研究时所感受到的新的要素，说明他的著作是一个整体。因此，这不是一个仅仅回到他在1844年手稿中第一次提出的妇女概念上来的问题，也不是像某些人类学家所说的只是从一种哲学的人类学转向一种经验的人类学。相反，作为一位革命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殖民主义的敌意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致他所强调的是在清除其根原时应该挖得多深。他的最后的研究使得他能够看到建立新的人类关系的可能性，不是因为这种新关系可以通过使像易洛魁人当中的那种原始公社的男女平等“现代化”而产生，而是因为他感到这种关系可以从一次新型的革命中突然出现。
经济学家熊彼特不是唯一的一个认为马克思把历史的叙述变为历史的推论的人。伟大人类学家雷蒙·弗斯爵士肯定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他认为《资本论》与其说是一部经济学著作，不如说是“一部立意要使读者参加到所描写的事件中来的动人的历史书”。[32]我衷心赞同斯坦利·戴蒙德1975年为《辩证人类学》杂志创刊号写的社论：“马克思主义传统可以被看作一种流产了的人类学，使它流产的原因是包括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学院派社会科学的兴起，以及在确定文明学术结构中的愚弄人的精神劳动分工。”当然，马克思并不把他的批判局限于“愚弄人的精神劳动分工”，而是局限于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不过，他从未低估当知识分子将自己与劳工运动联系到一起时艰苦的精神劳动的创造性。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未能在他的遗产范围内做的以及他们对他的《民族学笔记》的几乎全不理睬，都不是我们不去艰苦努力体会马克思的思想的理由。
马克思在消化新材料方面的历史独创性肯定是恩格斯所望尘莫及的。在每一次，他都把经济危机看成是“社会革命的时代”。太平天国革命使他对资本主义以前社会产生了兴趣。他写作《大纲》的动力一向被认为是1857年的英国经济危机，不仅《大纲》中包含有论述资本主义以前社会的出色部分；而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想到了太平天国革命。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不仅美国内战结束了奴隶制，为发展敞开了新的大门，而且妇女的所有实际斗争在马克思那时最伟大的革命——巴黎公社——中达到了最高峰。马克思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直至他逝世前为止所进行的新的研究，意味着回到这样一种人类学上来，这种人类学既不仅仅是概念，也不是孤立的经验研究，而是他的“不断革命”哲学进行的一种“绝对生成”的运动。
注释：
[1] 马克思在1856年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曾评论过一个报道过他们的新闻记者的态度：“非常奇怪的是，他把我们两人当一个人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等等。”
[2] 见米哈伊尔·维特金：《东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哲学概念中》（1972年莫斯科版）。不懂俄文的人可以从几篇用英文发表的论文中了解到他的观点的本质，如：《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关于社会关系的普遍性问题》，载于《苏联思想研究》第20期（1979）；《亚细亚生产方式》，载于《哲学和社会批判》第8卷第1期（1981）;和《西方和东方之间的马克思》，载于《苏联思想研究》第23期（1982）。
[3] 不能把马克思的“不断革命”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混同起来，后者一向轻视农民，不把他们看作任何先锋革命力量，甚至不认为他们有“民族意识”。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9页。
[5] 马尔库塞的文章《关于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材料》第一次发表在《社会·关于社会主义和政治的国际评论》杂志1932年第2卷，中译文见中央编译局马恩室编译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1983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版。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9页。
[7] 同上书，第122页。
[8] 同上书，第131页。
[9] 同上书，第119页。
[10] 同上书，第1卷第416页。
[11] 同上书，第301—302页。
[12] 同上书，第12卷第562页。
[13] 同上书，第9卷第528页。
[14] 同上书，第2卷第79页。
[15] 同上书，第34卷第285页。
[16] 同上书，第23卷第94—95页注30。
[17] 同上书，第335页。
[18] 同上书，第419页。
[19] 同上书，第536-537页。
[20] 同上书，第16卷第608页。
[21] 同上书，第32卷第571页。
[22] 参看上书，第23卷第410页注89。
[23] 关于这点的批判讨论，参看凯温·安德逊提交给美国费城1982年3月19日举行的东方社会学协会讨论会的论文《<资本论>法文版一百年以后》。
[24] 中文版《资本论》中为第二十四和第二十五两章。——译者注
[25] 关于恩格斯略去的这整个段落，参看我的《罗莎·卢森堡、妇女解放和马克思的革命哲学》（1982年新泽西版）第148页。还可参看对平原印第安妇女进行左派女权运动分析的《隐藏的一半》（1983年美国大学出版社版）。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99页。
[27] 同上书，第4卷第1页。
[28] 同上书，第45卷第467页。
[29] 同上书，第19卷第441页。
[30] 同上书，第35卷第302页。
[31] 《恩格斯和保尔·拉法格、劳拉·拉法格通信集》197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144页。
[32] 参看雷蒙·弗斯：《怀疑论的人类学家？社会人类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载于《马克思主义分析和社会人类学》（1975年伦敦版）。
感谢 佐仓绫奈 收集、录入和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