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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克思到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
杜纳耶夫斯卡娅
（1969年）
《新闻与通信》编者按：1969年，拉雅·杜纳耶夫斯卡娅在新闻与通信委员会上向同事们发表演讲时，关注从马克思到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的“哲学时刻的精髓和连续性”。在谈话中，她讨论了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者的“哲学和实践责任”。当时，她正在撰写《哲学与革命》，后来于1973年出版。这个还没有收录在《拉雅·杜纳耶夫斯卡娅文库》中的演讲，包含了第一个已知的参考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的“哲学时刻”。1987年，她在声明1953年关于黑格尔的绝对的信件是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的“哲学时刻”时使用了同样的短语（见《否定的力量》中的《组织和哲学辩证法的呈现》）。她演讲的简短标题是“哲学与领导”。
一 历史的-哲学的
让我们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开端，它的哲学起源，看看为什么只有一个创始人——马克思，而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与国家资本主义时代的愚蠢和“个人崇拜”无关。不肖门徒们总是那些一开始就支持“集体”领导的人——斯大林就是这样开始了他反对托洛茨基的运动。反过来，托洛茨基也落入了斯大林的陷阱，即在数量上讨论一对多，而不是抓住这样一个哲学时刻：如果把整个时代完全概括起来，那么就有了一切发展矛盾的倾向，有了它们，就又有了新的飞跃。
1844年，马克思首次创立了新人本主义。它将一直存在——直到我们彻底折断剥削的资本主义的所有枝桠。从恩格斯开始，我们大家都是追随者。（如你所知，我并不经常同意让-保罗·萨特，但当他说从现代哲学开始，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开始，从17世纪和笛卡尔到19世纪和马克思，近三个世纪中只有三个时代：笛卡尔-洛克、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时，他确实明白了什么是哲学时刻，这些作品是多么罕见。)
再说一遍，当我们说只有一个的时候，不仅指哲学时刻——而不是“伟人”——而且我们知道有成百上千——在变革的革命性时刻有时有数百万——有才华、有创造力的人。
重要的是要抓住总体的问题。总体的意思是对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的一个总结性的结论，它包括了未来的趋势，即预测当它转变为真正的革命时将会发生什么。
然而，只有一个人做了总结。当提到只有马克思，而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事实时，这听起来尤其令人震惊。这两个人都同资产阶级思想决裂了，怎么可能只有一个呢——事实上，在经济学方面，恩格斯更“技高一筹”，懂得更多——而那时还没有一种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出现。在思想史上，没有比这更伟大的友谊了，恩格斯和马克思从来没有分开过。马克思死后，恩格斯所作的编辑工作——《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是任何人都无法完成的，没有恩格斯，我们就失去了马克思最伟大的遗产。
然而，因为恩格斯是追随者中有才华的合作的领导者，而不是创始者，他把1844年对费尔巴哈的批判“重写”成1888年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古典德国哲学的终结》，为第二国际的机械唯物主义奠定了基础。我们不能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我到目前为止甚至都没有提到它，因为那些发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差异的“学者”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滥用它们。这一点对萨特来说尤其正确，他厚颜无耻地将“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说，那些很容易跟他合作的共产主义修正分子——归因于，用他的话说，“1844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那次不幸的会面”。我们在这里所关心的是抓住哲学时刻的精髓和连续性。
二 理论上的美国人[1]——托洛茨基——不是马克思和列宁的哲学继承人
马克思所奠定的唯物主义基础的人本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从理论和哲学上挑选出来的人本主义，这对我们这个讲究实效的美国时代而言就是全部要旨。东欧无产阶级的全面革命，以及美国无产阶级同自动化的斗争，都从实践上做着我们在理论上所做的事情，这不是偶然的。我们所做的一切和别人不同，这使得我们不仅必须与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决裂，而且必须与那些在政治经济学层面上与我们合拍——国家资本主义倾向[2]——的人决裂。
总之，没有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哲学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就像没有辩证法的唯物主义一样，目的既在于对庸俗唯物主义，也在于对资产阶级完全消极的反对，而没有鲜活的革命主体来进行社会重组。我们都知道，国家资本主义倾向是以一种最没有原则的方式在组织上被打破的，不仅接近于宗派主义，而且实际上是背叛〔C.L.R.詹姆斯和格蕾丝·李在1955年的决裂〕。只有在这之后，我们才能阐明绝对理念——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实践的运动——作为黑人产业工人（最初也包括白人）、编辑、专栏作家，作为新的声音在喧嚣中被聆听，我们作为工人、青年、妇女和有色人种的黑色向度在我们的章程中阐明……
很抱歉，我还要补充一点，如果恩格斯出版了马克思的《1844手稿》而不是将辩证法“与时俱进”、“简化”或“普及”（我们都喜欢他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代又一代人都是靠这本小册子长大的），我们就会有同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对抗的基础。正相反，遗产留给了考茨基。关于第二国际学派崩溃的故事以及列宁回到黑格尔的需要的观点，都不需要在这里讨论。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手稿经历了一场和俄国革命一样伟大的革命，像梁赞诺夫这样伟大而执着的学者，撬开了那深埋手稿的地窖。在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一场和匈牙利革命一样伟大的革命才能使人本主义得以存在。
事实上，从列宁到托洛茨基的过渡点并没有哲学上的连续性，这使它如此困难。第二次国际背叛〔1914年〕的事实是显而易见的。但列宁同托洛茨基——因为托洛茨基没有背叛，他一直是个伟大的革命家——的哲学空地是不容易理解的。托洛茨基的立场是“是的，我和列宁有分歧。但列宁和我在1917年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事实消除了我们之间的所有分歧。”不，它没有。这场革命证明托洛茨基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尽管他没有像列宁那样重新组织自己的哲学概念，但他站在了正确的一边。现在我们知道，只是因为列宁在那里而且在哲学上同他的过去决裂，这就足够了。1937年，当我还是托洛茨基的秘书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列宁的《哲学笔记》，也不知道托洛茨基没有把自己托付在《哲学笔记》上。我们之间没有讨论过那个问题。现在，为了让你们明白这有多严重，明白托洛茨基并不是哲学上的继承者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正如我们看到的，这意味着列宁自己给我们留下了双重遗产。换句话说，他的哲学笔记是私人的。如果你孤立地阅读《帝国主义论》——列宁刚刚发现了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那么不会有任何意义。事实上，资产阶级总是这样告诉你，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从霍布森的最新数据中偷来的，然后他得出了一些关于无产阶级会怎么做的具体结论。你会看到《帝国主义论》中的对立面转化成为了他的新范畴。但反过来又会怎样呢？新的一般概念、新主题、“以人为本”？你必须读《国家与革命》才能明白这一点。〔关于杜纳耶夫斯卡娅对列宁思想的批评可以阅读《否定的力量》——编者注〕
当你抓住经济突破的时刻和世界发展的经济新阶段时，那仅仅是一个开端。你不能没有开端，但这只是一个开端。只有通过辩证法和历史的实际运动，才能得到积极的、否定的、新的普遍性，否则是行不通的。因此我们有1915-1917年。列宁以他伟大的新发现为基础进行工作，但他把这《哲学笔记》“保密”，没有出版。换句话说，他只给了我们结果。我们必须重新开始——并向大家展示这个过程，“以人为本”就会有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这是新的。这是没有人发现的，尽管国家资本主义倾向至少尝试过。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很明显，与斯大林主义针锋相对的托洛茨基主义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又回到了战争中。而我们没有列宁在战争爆发时拥有的东西，并且他被背叛了。我们中没有一个回到黑格尔，回到马克思，并把这些哲学基础推进到新时代。
首先发展起来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我们说我们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只是垄断，而是一个世界国家资本主义阶段；斯大林主义只是它的俄国名字。但真正的问题是：劳动的角色是什么？这样的事如何发生？不仅仅是一个工人国家如何转变成它的对立面，而且一个反对斯大林，主张世界革命、“不断革命”的革命领袖，怎么可能没有抓住对立面转化和新的具体普遍性的哲学时刻——整体解决分歧的主体是什么？〔见《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编者注〕
看到错误并不意味着你看到了新的具体普遍性。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无产阶级还没有自下地表现出来。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你作为一个理论家还没有找到突破点。因此，作为国家资本主义论者，我们看到了托洛茨基主义的错误，看到了新的开端的需要。当我们通过《通信》，最终作为一个独立的团体开始时——而不是仅仅作为托洛茨基主义中的一条寄生虫，而是对公众负责，对无产阶级大众负责——世界也迎来了斯大林之死〔1953年〕。无产阶级，特别是东德的无产阶级，对这个问题有一个肯定的答案：人能在极权主义下赢得自由吗？正是在斯大林之死和东德起义中间的同样关键的三个月时间里，我第一次写这些关于绝对理念的信，并且在起义〔1953年6月17日〕真正爆发前大约六个星期，从实践上发现了这个运动。我相信约翰逊〔即C.L.R.詹姆斯——译者注〕从哲学上明白了这些，他立刻开始密谋同我决裂，破坏他离开的英国组织。格蕾丝（李·博格斯）用她惯常的夸张，说我关于绝对理念的信件相当于列宁的《哲学笔记》——但不久他又把她拉了回去，因为我们没有在哲学上建立领导。
在我们创办《新闻与通信》和创作《马克思主义与自由》的过程中，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发现，我们没有一个别人知道的“名字”——托洛茨基分子、约翰逊分子（就此而言，还有约翰逊-福雷斯特分子）——而在那个哲学时刻，我们是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者。独特的、新的哲学时刻，在《新闻与通信》编辑的黑色向度〔查尔斯·登比（Charles Denby）[3]从创办到1983年一直担任主编——编者注〕以及作为哲学的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中表现出来；将这种哲学具体化为革命力量——无产阶级、少数民族、青年、妇女、“读者意见”中的“局外人”，以及其他各个方面；这些革命力量的国际化是由到欧洲还有亚非的旅行（和《马克思主义与自由》的众多版本以及当前的文章）带来的；这反映在领导以及同其他组织的关系中。
注释
[1] 应指托洛茨基不重视哲学——译者注
[2] 指杜纳耶夫斯卡娅和C. L. R詹姆斯组建的“约翰逊-福雷斯特倾向”，主张苏联国家资本主义论，因此得名。
[3] 查尔斯·登比是一名黑人工人，著有《义愤的心——一个黑人工人的日记》。
感谢 黄胜利 收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