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托洛茨基（杜纳耶夫斯卡娅，1965）

回忆托洛茨基

杜纳耶夫斯卡娅

（1965）

　　《新闻与通信》编者按：为了纪念1940年8月21日列夫·托洛茨基被斯大林特工暗杀70周年，我们向大家展示杜纳耶夫斯卡娅的《关于托洛茨基的一些回忆》，这是她在1965年访问日本时写的（参见拉雅·杜纳耶夫斯卡娅文库的补充，#12639）。在1965年12月15日，作为《朝日新闻》的专文发表，标题为:“回忆托洛茨基”。（参见拉雅·杜纳耶夫斯卡娅文库，#9876）

　　由于这位前任苏俄军事委员的英雄主义，在斯大林赢得权力斗争后的艰苦流亡生活，还有被格伯乌刺客暗杀的悲剧，许多关于托洛茨基晚年生活的文章都带有一种主观色彩。他的最后几年似乎为心理学研究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甚至对政治分析人士来说也是如此。最近出版的一部小说——还有一部基于它的电视“特别节目”——将其归咎于托洛茨基不愿承认的政治观点的改变。只有那些没有自己想法的人才会如此曲解别人的想法。
　　恰恰相反，列夫·托洛茨基在对客观情况进行分析时，从不让主观因素介入。
　　我记得莫斯科审判期间发生的一件事，“反革命总部”被斯大林杀害，托洛茨基本人被指控犯下最令人发指的罪行。俄国官僚拥有国家权力——有卢比扬卡，有金钱、暴行、对历史的完全漠视，最重要的是，有时间——整整十年——编织了历史上最浩大的阴谋。
　　墨西哥媒体为托洛茨基留出两栏空间，以回答他在1937-38年莫斯科审判中受到的指控。他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来写回答——这是因为卡德纳斯总统代表托洛茨基进行了干预，并要求媒体在托洛茨基收到电报时告知他这些指控。托洛茨基不知道会有什么指控，也不知道他是在哪一年被指控犯下这样或那样的罪行。此外，这些审判发生在托洛茨基家族最悲痛的时刻，因为格伯乌的爪牙已经伸向托洛茨基的唯一活着的孩子列昂·谢多夫，杀死了他。这是一个勾心斗角的大师预先设定好的、经过预谋的壮举，他们想给托洛茨基一击，使他无法对自己受到的指控作出回应，他们知道这次指控在两周后就会到来。事实上，列昂·谢多夫的死在托洛茨基最脆弱的地方造成了最严重的伤害。列夫·达维多维奇和娜塔莉亚·伊万诺夫娜·托洛茨基把自己锁在房间里，谁也不见。整整一个星期，他们没有走出房间，只有一个人被允许进去——给他们送邮件和食物的那个人，连食物他们都只吃一小点。
　　那是全体秘书人员的阴郁日。我们既没有看到列·达·，也没有看到娜塔莉亚。我们不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担心这场悲剧对他们造成的后果。我们把打字机、电话、甚至门铃都搬到警卫室，使声音远离他们的房间。房子里属于他们居住的那部分变得死寂。这里有一种令人窒息的空气，仿佛整个墨西哥山脉都压在这所房子上。
　　这一打击如此沉重，不仅是因为列昂·谢多夫是他们唯一还活着的孩子，还因为他是托洛茨基在著作和政治上最亲密的合作者。托洛茨基被拘禁在挪威，被封住嘴，不能回答第一次莫斯科审判（1936年8月）对他提出的指控时，谢多夫写了《莫斯科审判》，通过出色地揭露莫斯科的伪造者，给格伯乌的声誉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打击。
　　在我们得知这一悲惨消息后的黑暗日子里，当列夫·达维多维奇和娜塔莉亚·伊万诺夫娜被关在自己的房间里时，他写了关于他们儿子短暂一生的故事。这是托洛茨基自革命前以来第一次手写。
　　第八天，列夫·托洛茨基从他的房间里出来了。我一看见他就吓呆了。列夫·托洛茨基这个整洁、一丝不苟的人，整整一个星期没刮胡子。他的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他哭得太多，眼睛都肿了。他一句话也没说，递给我一份手稿，名叫《列昂·谢多夫：儿子，朋友，战士》，里面有一些托洛茨基最令人辛酸的作品。“我告诉了娜塔莉娅我们儿子的死讯”，其中一段是，“32年前，也是在同样的2月里，娜塔莉亚到监狱来告诉我他的诞生。我们的2月16日，我们私生活中最黑暗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我们的儿子一死，留下我们心中的一切青年时代的东西，也都跟着死去了……”
　　但即使是这种巨大的悲痛也没有挫伤托洛茨基对革命事业的热情。这本小册子是“献给无产阶级青年”的。如果格伯乌指望这次打击能使他瘫痪的话，他们就看错人了。
　　第二天早上，报纸刊登了第三次莫斯科审判（1938年3月）的公告。托洛茨基工作到深夜。有一天，他早上7点就起床写作，一直写到午夜。而第二天，他早上8点起床，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3点。这个星期的最后一天，他直到早晨五点才睡觉。他比他的任何秘书都更努力地工作。
　　“老头子”——我们这样亲切地称呼他——平均每天写2000字。他向北美报业联盟、合众国际社、美联社、法新社、伦敦的《每日快报》和墨西哥的诸多报纸投稿。他的声明还以俄语和德语发表。这份材料是用俄语口述的。当我记录时，其他秘书检查了审判中提到的每个日期、名字和地点。托洛茨基要求细致、客观地研究工作；原告不得不变成了被告。
　　然而，这位革命家是如此不习惯主观主义，以至于当每天的报纸刊登“谣言”说斯大林在任何时候都不是革命家，但〔却？〕一直是“沙皇的代理人”，现在是“复仇的使者”时，他感到非常愤怒。当我把上面解释了莫斯科审判造成的血色清洗的报纸拿给托洛茨基看时，托洛茨基惊叫道：“可斯大林曾是个革命者！”
　　“等一下，”当我正要离开房间时，他对我说，“我们将在今天的文章中添加一个附言。”下面是他口述的：

　　这样的消息在报界广为流传：大意是斯大林据说是沙皇时期的奸细，他现在正在报复他的宿敌。我对〔？〕完全不相信这些流言蜚语。斯大林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个革命者。事后重建他的传记，就是模仿现在的反动官僚。

　　再次，当约翰·杜威调查委员会对列夫·托洛茨基的指控作出裁决：托洛茨基无罪，并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托洛茨基被问及此事：“莫斯科审判和委员会的裁决不是就社会主义得出了悲观的结论吗？”托洛茨基答道：

　　不。我看不出有什么悲观的理由。正视历史的现状是必要的。人类就像一些朝圣者一样前进：进两步，退一步。在倒退期间，怀疑者和悲观者似乎失去了一切。但这是历史幻象的错误。什么也没有失去。人类从类人猿发展到共产国际。它也将从共产国际发展到实际的社会主义。该委员会的判断再次证明，正确的想法比最强大的警察力量更强大。这种信念是革命乐观主义不可动摇的基础。

　　不幸的是，所谓的乐观主义只不过是主观主义，是政治态度的根源。具有决定性的是理论的哲学前提。因为他的理论——俄罗斯仍然是一个工人的国家，“尽管是堕落的”，而且在希特勒-斯大林条约签订后不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必须“捍卫”它——在我看来，既不符合俄国国家资本主义的现实，又完全歪曲了作为解放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我与托洛茨基决裂了。我从托洛茨基的政治生涯中脱离出来，并没有改变我对他的看法，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革命家之一，他和列宁一起领导了伟大的十月革命。他依然是“十月人”。

感谢黄胜利收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