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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塞与杜纳耶夫斯卡娅就《马克思主义与自由》的通信[1]
1957年6月7日、6月11日、10月7日及10月11日致拉雅·杜纳耶夫斯卡娅[2]
1957年6月7日
亲爱的杜纳耶夫斯卡娅：
您能帮我一个忙吗？在写序时，我希望能在这么一小块地方尽可能恰当地概述您的书的要领。您能就您认为的此书的主要论点及基本思想脉络发一段简要的陈述给我吗？这将十分有助于工作的进展。很抱歉在这么关键的时刻麻烦您做额外的工作。
致衷心的问候。
赫伯特·马尔库塞 1957年6月11日
亲爱的赫伯特·马尔库塞：
我很高兴收到您的来信。我相信您十分清楚，要为一部历时约15年完成的书就其主旨写一到两页的概要，要比写100页文字——如果不是500页 的话——困难得多，但我会尝试。
（一）中心点或者说支点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地基，在《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中所有其他方面都是围绕它展开的。正如我在导言里所说的那样; “本书的目的是重新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原初形式，即马克思所说的’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3]
这就像是一条贯穿全书的红线。因此第一部分以法国大革命和黑格尔为开端，以马克思的早期经济学哲学文章——种新的人道主义——为结束。这构成了他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庸俗共产主义的回答，构成了一种新的世界图景，构建了与黑格尔辩证法紧密结合又相互区别的马克思哲学。青年马克思所确立的论点出现在了第三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而在该部分的“［《资本论》］第一卷的辩证人道主义”一章中，我指出马克思的经济范畴不仅是社会范畴，而且充满了人道主义色彩——这种人道主义来自工人阶级为缩短工作日所做的斗争。正如马克思将如下问题，即我的一天何时开始又何时结束这一单纯的问题，放在比“《人权宣言》中华而不实的条目”[4]更高的哲学层面上那样。《资本论》第1卷中的真理，包括剩余价值理论，对“第2卷与第3卷的逻辑与规模”来说同样是真理，在这一点上，我的研究表明，对马克思来说全部历史都是为自由而斗争的历史，而这种斗争的基础是工作日的缩短，并且只有从那里出发，我们才能够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列宁好不容易才认识到哲学地基的重要性——在第二国际崩溃之后，为了重建他自己的理性，他不得不回到了黑格尔的《逻辑学》。“行动着的精神”这一节探讨的是哲学地基对于列宁和俄国革命意味着什么，并以这样一种想法结束：正如马克思主义如果失去了它的哲学地基就会变得缺乏意义那样，列宁主义也是如此。他们都不是“经济学家”。最后当我们来到我们自己的时代，我称之为“自动化与新人道主义”，我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以及我们这个时代对于一幅整体图景的渴求。
（二）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与像蒲鲁东这样的激进知识分子所做的区分，从属于本书上述主题，而且与其并行不悖。我主张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对工人阶级力争建立一个以社会主义为开端的新社会的理论表达，而且还为知识分子开拓了一个新的维度。这种新维度之所以会兴起，正是由于马克思没有将理论从历史中剥离出来，包括当时新近的阶级斗争。理论与历史的关系被视为一个活泼的元素，改变了马克思最伟大的理论工作的结构本身。在他基础性地修订该结构的1863年与1866年和在他写下法文版的《资本论》的1872-1873年，即从美国内战到巴黎公社这段时期，可以证明理论与历史的 密切关联。与此同时，也可以解释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早期文章中所建构的观点，他在1844年就已不再认为社会与个体必定处于敌对状态[5]，同时，他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所称颂的个体的发展是全体的发展的条件[6]重新出现在了其颇受学院经济学家青睐的“最经济学的”著作《资本论》 第3卷[7]。
同样，当我从马克思的年代出发来到列宁的年代，我指出，第二国际的贡献——组织——被列宁于1902-1903年提出的所谓先锋理论（Vanguard Theory）的构想继承了，但当俄国革命实际上发生的时候，他就将其抛弃——或者至少说彻底地将其理论修订了不下6次，以至于在1917年，他说外面的工人比先锋党更具有革命性［Marxism and Freedom,第190 页］,以及在1923年，他说除非让无党派群众检查党的工作，否则官僚主义将拖垮工人的国家，他们将倒退回资本主义［Marxism and Freedom,第40页］。无论如何，我们的问题都不是会不会有一场革命，而是在那之后会发生什么：我们是否总是面临着一位拿破仑或一位斯大林？简而言之，如果不把无产阶级自发的自我组织与其对普遍性的追求[8]——用马克思在他的时代所用的方式——联系起来，我们就只能预见极权主义的后果。
（三）在我的前言中，我说明了本书思想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1）古典政治经济学、黑格尔哲学、法国革命学说，它们与其时代的现实社会、经济状况的关系：工业革命、法国革命直到第一次资本主义危机。（2）马克思主义与当时的阶级斗争的关系，马克思的成熟时期，1843-1883年，同样还有在1889-1923年这段时期的马克思主义。（3）我们的时代——我称其为国家资本主义与工人造反[9]——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对俄罗斯的五年计划的分析，对在斯大林死后发生在民主德国以及沃尔库塔[10]的造反的分析；最后是对自动化[11]的分析，不过该部分相较而言更为简单、发挥得更自由。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已经在导言中得到了概括，在那里我解释了创作本书时采用的方法——研究始于1939年我和托洛茨基在“俄罗斯问题”上的决裂，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的架构一直没有成型，直到1950-1953年，矿工为抵制自动化而罢工的时候[12]，东欧出现造反的时候[13]，我才得以将我的所有观点介绍给了一些工人团体，他们对材料做了检查和讨论。“任何理论家都不可能仅凭自己的头脑来创作，在当今世界更是如此。理论需要在工人自身的行动与思想基础上不断地塑造和重塑观念”（Marxism and Freedom,第23页）。回到黑格尔的《逻辑学》（Science oj Logic,第73页脚注），我们看到，他在那里曾指出那些只拿走康德所得出的结论而抛弃其过程的人的做法就像是“为思维懒惰找一个枕头”〔SLM,p. 62; SL1, 第73页〕一样，而如果这种思维懒惰在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在马克思主义者身上累积起来，那么我们在面对氢弹的威胁时，便只能表现出意识形态的落后性。需要的是理论和实践的一种新结合，必须由工人阶级的新冲动来开启这种结合，这样一来就会远离思维的退化，也会使理论结出现实的果实。理论家一旦做到了这一点，那么他的工作就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
总而言之，我没有把华而不实的结论当成处方。我展示了一种有效的方法，并呼吁知识分子以辩证法为基础来观察当代社会，以便使其思想在俄国极权主义和美国“民主”炸弹的统治卜摆脱被统治、被威胁的状态。工人们可以靠自己做到很多事，但他们也未能构建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但是如果从实践到理论的运动与从理论到实践的运动结合起来，那么就会创造一个重要的(serious)开端。
当然本书还涉及另外一些方面，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美国之根，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早期著作及《资本论》的曲解，因为它试图研究我们这个从工业革命到自动化的机器时代。但我认为只要读者抓住了本书的中心点，即其哲学地基，那么他就不会错过本书所涉及的任何内容。
我知道您的《理性和革命》在1941年所带来的影响。他们既不能将黑格尔视为“死狗”，也不能将马克思的早期著述仅仅视作“伟大的科学的经济学理论”的人道主义的附加物。那是一个哲学家而不是像我样的“一个十足的经济学家”在讲话。当这两者结合到了一起，就会带来荣耀、哈利路亚——还有浩劫。但学者们不要认为自己有多聪明——他们都会掉进“人民战线”(Popular Front)[14]，但是如果没有一些坚实的理论地基和社会愿景，那么就不可能与俄国的或其他别的极权主义进行抗争。
我自然不能说我是否成功地达到了我的目标，但如果说意图就是成就的话，那么我可以说在《马克思与自由》中的新东西有：（1）对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哲学地基的重建，重建所采用的方式是如此具体，以至于我们的机器时代的起源以及最近的自动化时期都变得活灵活现了；（2）对马克思整个三卷本的《资本论》做了总结，采用的方法可以使读者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既是理论也是方法论，（3）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新的维度，而它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如此的真实，以至于他能够真正地理解从实践到理论的运动，使他能够与工人一样热切地渴求两者的结合。
我希望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回应您要我概述这本书的要领的要求。我也把前言附在了参考文献中，这样您就能够在那里看到我所有的问题了。
非常热切地期盼着您写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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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0月9日
亲爱的杜纳耶夫斯卡娅：
说实话，我对公开宣讲“马克思主义的美国之根”，以及说马克思在美国内战的冲击下对其《资本论》的“结构进行彻底重造”这样的观点感到些许不安。我不记得您的书是否有对这些构想给出证明——当我阅读它的时候，我并没有这样的印象；但可能我的记忆有误。近来我简略地、非常不系统地检查了一遍，但并不太成功：我并未找到任何证据能够支撑这样的观点。我的朋友炮轰般地向我提问，而我自然更加在意马克思的美国化！
如果您能够非常简要地概括一下您的证据或者只需简单写下主要的参考资料——可以是在马克思的信件中或别的什么地方——那将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抱歉打扰您了——但既然您已经完成校样和索引，那么这个要求也许不算太过分。如果这很困难，那就算了吧。
致以最好的祝愿。
赫伯特·马尔库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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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0月11日
亲爱的马尔库塞：
非常感谢您于9日的来信，给了我一个追溯马克思主义的美国之根的机会。此前我已简述了本书的结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法和人道主义。随着出版日期的临近，也是时候该说明一下这一补充命题了。我想用《资本论》的结构来阐明这一点。这本书的结构所发生的变化与第二国际、改良主义者和革命派等无关。直到罗莎·卢森堡在1913年[15]才开始提出这个问题，即恩格斯利用马克思留给他的材料“制造”什么，而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将其结构上的变化视作一个“文学问题”。共产主义者们延续了这一传统(参见Leontiev in Bolshaya Sovetskaya Encyclopaedia[16]）。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都对罗莎·卢森堡发起了攻击——一场引证之战，但都没有进入到《资本论》的结构中，直到1929年的亨里克·格罗斯曼（Henryk Grossman）[17]为止。他首次对《资本论》的结构变化做了认真的分析。不过他主要关注的是经济，他反对卢森堡的消费不足论（underconsumptionism）[18]，也反对将利润率的下降以其马克思主义的形式重新建构成积累理论的中心。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些结构上的变化，它们发生在马克思创作《大纲》和《批判》[19]的19世纪50年代后期，以及《资本论》 取得其最终形式的60年代末：
1．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样，马克思在1858年4月2日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MECW40,p. 296〕以及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他指出《资本论》的最初计划有6卷，分别为：（1）资本；（2）地产（土地所有制）,（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对外贸易）；（6）世界市场。
在马克思不考虑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他指出美国也发挥了阐明劳动范畴的作用：“这种情况在最为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美国那里找到了它最为发达的形式。只是在这里，’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政治代经济学的起点，才在实践中得以实现。”[20]
我在本书第5章“美国南北战争对《资本论》结构的影响”中指出，19世纪60年代的十年对于《资本论》的结构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是美国内战、英国北部工人大动员、波兰暴动、法国骚乱以及第一国际创立的历史时期。马克思自己很好地描述了这十年的新事物，在I860年1月11日致恩格斯的信中他写道：“在我看来，当今世界发生的最大的事件，一方面是由约翰·布朗的死所引发的美国奴隶运动，另一方面则是俄国农奴运动。”［MECW41,第3页］两年后，马克思在1862年7月30日与拉萨尔就“北方佬”的话题展开了讨论。［MECW41,第388页］这在马克思于1863年8月15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最为突出，他在信中直接谈到了《资本论》的结构：“当我看着这一庞然大物，而且回想起我曾不得不把一切统统推翻，而历史部分甚至要根据一部分以前根本不知道的材料去加工时，就感到他（拉萨尔）和’他的’已经完成的经济学显得可笑。”〔MECW41,第488页〕
通过比较《资本论》的结构与《批判》的结构，我揭示了是什么“把一切统统推翻”了。我的根据是一些通信以及恩格斯在《资本论》的序言中所列出的材料。除了《资本论》第1卷结尾外，在档案二（七）[21]中，同样概述了改动的地方；列昂季耶夫在讨论《资本论》时也列出了《笔记本》和改动的地方。[22]同样不该遗漏的还有马克思为维也纳出版社所写的关于 内战的报告[23]，在其中他再现了废奴主义者的演说，尤其是温德尔·菲利普斯(Wendell Phillips),马克思评论他说：“就最近的情况来看，温德尔·菲利普斯的演说比一份战斗公告更为重要。”[24](这与他致林肯的信及其他信件一起都出现在了《美国内战》[25]中。)如您所知，一些流亡到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边声称自己“反对一切奴隶制、工资和动产”〔Marxism and Freedom,第84页〕,一边又避免自己被卷入美国内战，而与他们相比，马克思则积极地参加了海外的群众运动。与此相反，马克思在19世纪50 年代曾与流亡者群体以及他们的活动保持着距离。正如我在讨论内战对于《资本论》结构的冲击的那一章的开头所指出的那样：“有些人把马克思捧到天上去，吹捧他的天才，好像这种天才是脱离他所生活的那个历史时期的现实斗争而成熟起来的。好像马克思的灵感完全产生于他个人的思想发展，而不是来自以行动改变活生生现实的活生生的工人……崇拜理论与天才而看不到理论著作局限性的人们，同样无法认识理论家的不可缺少性。”〔Marxism and Freedom,第89页〕
从1863年到1866年，在对《资本论》进行了三年的艰苦修订后， 马克思依旧不满意。在1866年2月10日的一封信中，我们看到了原因：“我对《工作日》一节做了历史的扩展，这超出了我原来的计划。”［Marxism and Freedom,第88页；MECW 42,第224页］当马克思写完了关于工作日的这个宏大的章节之后，他再次写信给恩格斯表达了他的欢喜之情，因为美国工人“由于正确本能”而提出了8小时工作制的构想，而这也是他为第一国际的日内瓦代表大会所拟定的。[26]马克思将此直接写入了 《资本论》(在第八章“工作日”的结尾)，当他引述巴尔的摩革命的时候，他将其与第一国际并称为“在大西洋两岸的工人阶级运动”，此外他也更进一步地将白人和黑人劳工联系了起来：“在黑人的劳动打上屈辱烙印的地方，白人的劳动也不能解放自身。但是，从奴隶制的死亡中立刻就萌发出一个新生命。南北战争的第一个果实，就是争取8小时工作日运动……”[27]
最后，美国之根不仅存在于（马克思自己）已完成的第1卷中，而且 也存在于其未完成的第2卷和第3卷中。[28]在“第2卷与第3卷的逻辑与规模”［这一章］中，我引用了马克思致丹尼尔逊的信，信中，马克思让他在翻译第1卷之前不必等第2卷了，因为他从俄国和美国那里获得的材料太多了：“如今美国已超越了英国……群众更为活跃，并且手中掌握着更强的政治手段，可用来对那种以牺牲他们的利益为代价而实现的进步形式表示愤慨。”[29]因此我认为俄国和美国在第2卷和第3卷中显然应该扮演英国在第1卷中所扮演的角色，显然列宁充实了第2卷关于俄罗斯的内容，而美国工人则在他们对待自动化的态度中使其具体化了〔Marxism and Freedom,第148页〕在最后一章“自动化与新人道主义”中，我讨论了1929年的危机问题，讨论了计划者与普通工人的区分，普通工人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产业工人联合 会(CIO)[30]，但到了20世纪40年代，他们却与他们的劳工领袖反目成仇, 因为后者变成了官僚，甚至像工厂的管理者那样压迫他们。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我讨论的主题是“废奴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理论与实践的新的统一”。
在我之前写给您的信中，我既没有给出蓝图、也没有高呼“跟着我来”的口号，我只是概述了能够获得新动力的地方——在工人那里：“长久以来，美国工人阶级对于欧洲工人和欧洲知识分子来说，一直是一个谜。在产业联合会成立以前，欧洲人一直试图’证明’美国工人的落后性。他们的证据是，美国工人一直没有建立起产业工会……美国工人似乎是非政治的，因为他们没有建立起群众性的政党。美国工入似乎是非社会主义的，因为他们对马克 思的大部分学说都不熟悉……归根结底，促使社会清醒地面对劳动条件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当代文明的破产（包括所谓的先锋队政党的破产）的标志是其思想的破产。除非马克思主义就在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和愿望中，否则列宁逝世后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空白就会仅仅对马克思主义者有意义。马克思主义并不存在于从激进小团体那里收罗垃圾和悲天悯人的小论文中，也不存在于从保守的大学院的书架上收罗垃圾的貌似惊人的大部头著作中。”〔Marxism and Freedom,第276—277页、第282页〕我认为我解释了在《马克思主义与自由》里所采用的方法，并且我把那些对它有过帮助的美国工人和学生青年称为其真正的联名作者。
现在，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加一些个人的注释，因为尽管这本书还没出版，但对我的攻击已经开始了。您的朋友就马克思主义的美国之根问题对您发起炮轰[31]，而共产主义者则用“真故事”来炮轰出版商和批发商，我被说成是原本1917年就可以逃离俄国，但我却没有，因为我的“血管里流淌着白色的血液”[32]。我希望我不会回到从事秘密活动的日子，就像我还是托洛茨基的秘书时，我不得不随身携带手枪并学习如何射击那样。《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在1944年出版我所翻译并加以评论的俄国修正马克思主义作品时，便有过这样的经历。一方面苏联使馆指控我为法西斯主义者，而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称该书的出版无益于俄国和美国的“盟友”关系，夹在这两者间的编者们需要更多的知识分子的诚实和勇气，否则工作无法继续。作为一个好将军——当今的哲学家也必须是好的战略 家——我相信您不会对随出版而来的一切感到惊讶。您的序可以完全表达您的观点，而我也相信我的书本身也会表现得不错。
您的拉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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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0月15日
亲爱的杜纳耶夫斯卡娅：
谢谢您的迅速回复。在我看来您的文献来源无法支撑如下观点：《资本论》的结构在美国内战的冲击下完全重构了。毫无疑问，原始的计划在1857年和1866年间被大幅修订，但我找不到证据证明这种改变受到美国情况发展的决定性影响。事实上，阅览了马克思在这段时期的书信之后，我对马克思相当偶然地提到美国感到震惊。或者，如果您拒绝“偶然”这个说法的话：提到美国在我看来，和提到当时欧洲的事件并没有什么不同。抱歉！
我想对您受到的人身攻击做一下回应：将我的朋友的问题与您过去生命遭到威胁并不得不佩枪的回忆联系在一起，这毫无根据！他们将您的宣言视为对马克思的学术性（允许我这么说吧！）[33]阐释，应该经受知识分子的拷问。相信我，他们想要的是知识，而不是攻击和反击。您此后下应再对此感到愤恨，或不应抹杀他们的态度与其他人的不同之处。
致以衷心的问候！
赫伯特·马尔库塞
注释
[1] 中译文来自马尔库塞文集第6卷。
[2] 我们在这里选取马尔库塞与杜纳耶夫斯卡娅的部分通信刊登了出来，在通信期间，他正在为她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作序，在这一卷中我们出版了这篇序言，我们对此也做了讨论(参见第98-103页)。在1957年6月7日致杜纳耶夫斯卡娅的信中，马尔库塞请她写一份对她的主要论点的简单陈述和概要。杜纳耶夫斯卡娅在1957年6月11日回了信，并附了几页对其著作的概要。1957年10月9日致杜纳耶夫斯卡娅的信中，马尔库塞指出他对此书公开宣讲“马克思主义的美国之根”感到不安。随后，在1957年10月11日的回信中，杜纳耶夫斯卡娅伶俐地捍卫了自己的论点，而马尔库塞则并不完全满意地的这一回应，他在回信中指出他和其他批评她的作品的同行是出于一种学术批判的态度，而不是像右翼批评家或历年来与杜纳耶夫斯卡娅争辩不断的那些左派那样，意图对她发起攻击。关于马尔库塞与杜娜叶夫斯卡娅之间的完整通信，参见 The Marcuse-Dunayevskaya-Fromm Correspondence, 1954—1978. Dialogues on Hegel, Marx, and Critical Theory, edited by Kevin B. Anderson and Russell Rockwell (Lanham, MD. : Lexington Books, 2012)。在此刊出的对杜纳耶夫斯卡娅的信件的注释为本卷编者所加。——编者注
[3] 马克思对其哲学立场的这一描述出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批判”一节中，参见Marxism and Freedom, p. 313 。亦可参见MECW 3, p.336 (MECW =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参见 https://www. marxists.org/archive/marx/ works/cw/, accessed January 16,2014)。
[4] 马克思的相关表述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10章“工作日”。
[5] 在马克思写于1844年的文章《私有财产与共产主义》中，他写道：“我们尤其要避免将社会建设为与个体相对立的抽象。个体是社会的实体(social entity)。”参见Marxism and Freedom, p.295 ,亦可参见 MECW3,p.299。
[6]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中引用了《共产党宣言》中的这一表述：“以各个人的自由发展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第65页；亦可参见MECW6,p.5O6。
[7]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引用了《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的如下表述：“作为其自身目的的人类力量的发展，即真正的自由王国”（Marxism and Freedom. p. 145）。
[8] 马克思在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中写道“个体对普遍性的追求、全面发展的趋势”，随后写道“自动化工厂消除着专业和职业的痴呆”（MECW6,p. 190）。
[9] 参见 Chapter 13 of Marxism and Freedom, “Russian State-Capitalism vs. Workers' Revolt” 。
[10] 1953年7月，位于俄罗斯北部的沃尔库塔强制劳动营的约一万名矿工举行了罢工。参见 Marxism and Freedom, pp.252-254。
[11] 参见 Marxism and Freedom, Chapter 16, “Automation and the New Humanism,” pp.266-287。
[12] 一场长达9个月的罢工，是自20世纪30年代CIO诞生以来的最长罢工，爆发于西弗吉尼亚州，最大的煤炭公司康索尔（Consol）在那里引入了自动化的“连续采煤机”。参见 Marxism and Freedom, Ch. 16, “Automation and the New Humanism”。
[13] 杜纳耶夫斯卡娅指的是1953年6月17日发生于民主德国的、工人们为了“面包与自由”而发起的暴动，1953年7月发生在俄罗斯北部沃尔库塔强制劳动营的罢工以及1956年11月的匈牙利革命。详见Marxism and Freedom, Ch. 15,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of Russian Totalitarianism”。
[14] 从1934年到1939年，斯大林主义化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成立了“人民战线”以对抗法西斯主义。在这段时期，共产党与改良主义的社会党以及自由主义者在民主和反法西斯的名义下联合了起来。与此同时，在内战期间夺取了国家权力的西班牙的人民战线，以及法国的人民战线都对苏联内部的压抑保持沉默，尽管法国保持沉默的时间比较短。人民阵线也排斥无政府主义者和反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在西班牙，共和国的人民战线政府得到了苏联的支持，它由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组成，与得到德国和意大利支持的法西斯主义者陷入了内战。西班牙的人民战线政府拒绝支持彻底的社会变革，例如由农民来没收土地、由工人来控制工厂，这些事情在杜纳耶夫斯卡娅这样的激进左派看来，是有助于增强共和国对抗法西斯主义的力量的。然而斯大林主义者则指责这些激进左派是法西斯的代言人，试图分裂左派。1939年，当法西斯主义者在西班牙内战中击败了共和主义者后，苏联转而抛弃了人民战线政策，签订了希特勒-斯大林条约，就这样，苏联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事实上放弃了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直到希特勒于1941年侵略苏联。因此，像杜纳耶夫斯卡娅这样的反斯大林主义的左派就把人民战线视为失败的政策，认为它导致了反法西斯事业在西班牙的失利，而独立的左派在人民战线中则被第三国际利用了。
[15] 罗莎·卢森堡(1871-1919)，德国和波兰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领导者，她在1905年俄国革命的余波中批判改良主义，并详细阐述了一种关于革命自发性的理论。作为帝国主义和战争的激烈的反对者，卢森堡于1919年在柏林协助领导一场社会主义起义时遭到暗杀。此外，她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包括在她那屡受外国统治的祖国波兰的民族主义，认为它们过时了。在她去世前，卢森堡敏锐地批判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在苏维埃俄国建立的一党制国家，当时她正因为公开反对德国的军国主义而遭受牢狱之灾。她最杰出的经济学著作是《资本积累论》（1913）。
[16] 《苏联大百科全书》（Bolshaya Sovietskaya Encyclopaedia; The Great Soviet Encyclopedia）分三个版本出版:1926-1947年，1950-1958年以及1969-1978年。A.列昂季耶夫（1901-1974年）著有以下著作；Political Economy: A Beginner's Cours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5 ;Marx's 'Capital' ,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46。
[17] 参见 Henryk Crossman, The Law of Accumulation and Breakdown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Being also a Theory of Crises, trans. Jairus Banaji, London: Pluto Press, 1992, orig. 1929。
[18] 这种见解认为，经济危机的产生缘于消费需求的不足；杜纳耶夫斯卡娅在《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中批评这种见解浮于表面，并且最终是不正确的，她在书中的第8章:写道：“通过对消费不足论的驳斥，马克思指出在生产与消费之间不存在直接联系”（Marxism and Freedom, p. 131）。这是由于生产创造出了它自己的市场，而那些未能被工人和资本家消费的剩余产品，则通过马克思（以及其他经济学家）所称的生产性消费的过程被资本自身所消费。杜纳耶夫斯卡娅认为卢森堡最终也是一个消费不足论者，因为她的经济理论预言了凯恩斯主义。
[19] 参见 Marx, Grundrisse, trans. By Martin Nicolaus, New York: Penguin, 1973。这是马克思写于1857-1858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述的初稿。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1859）]篇幅较短，是他出版的第一本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
[20] Marx, Grundrisse, p. 105。另参见MECW28, p. 41。我们现在知道这一文本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的导言。
[21] Arkhiyy Marksa-Engelsa, ed. V. V. Adoratsky, Moscow, 1993.
[22] Leontiev, Marx's 'Capital'(1946).
[23] Die Presse是维也纳的一份报纸，马克思的许多关于内战的文章都发表在了上面。
[24] 温德尔·菲利普斯(1812-1884)，著名的废奴主义者、工人与妇女权利的倡导者，曾短暂地参加过马克思的第一国际。杜纳耶夫斯卡娅对菲利普斯有所引述，参见Marxism and Freedom, Ch. 5, "The Impact of the Civil War in the United States on Structure of Capital"。
[25] Marx and Engels, The Civil War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7.
[26] 杜纳耶夫斯卡娅似乎指的是马克思在1866年10月9日写给德国社会主义者路德维希・库格曼(Ludwig Kugelmann)的信，他在那里写道:“［与第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同时在巴尔的摩召开的美国工人代表大会使我感到很高兴。那里的口号是组织起来对资本做斗争，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在那里，我为日内瓦草拟的大部分要求由于工人的正确本能也同样被提出来了。”(MECW42,p.326)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工作日”一章里也写道：“这样，大西洋两岸从生产关系本身中本能地成长起来的工人运动，就证实了英国工厂视察员罗-约·桑德斯的话：’如果不先限制工作日，不严格地强制贯彻工作日的法定界限，要想在社会改革方面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是决不可能有任何成功希望的。”(MCIF, p.415;MCIK,p.329。）
[27] 参见Marxism and Freedom, p. 84。马克思的完整表述为：“在北美合众国，只要奴隶制使共和国的一部分还是畸形的，任何独立的工人运动就仍然处于瘫痪状态。在黑人的劳动打上屈辱烙印的地方，白人的劳动也不能解放自身。但是，从奴隶制的死亡中立刻就萌发出一个新生命。南北战争的第一个果实，就是争取8小时工作日运动，这个运动迅速从大西洋跨到太平洋，从新英格兰跨到加利福尼亚。1866年8月在巴尔的摩召开的全国工人代表大会宣布：'为了把我国的劳动从资本主义的奴隶制下解放出来，当务之急是颁布一项法律，规定8小时工作日为美利坚联邦各州的正常工作日。我们决意竭尽全力，直到获得这一光荣的结果为止'”(MCIF,p.414;MCIK,p.329)
[28] 马克思于在世时完成并出版了《资本论》第1卷；在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分别于1885年和1894年编辑出版了第2卷和第3卷。
[29] 马克思致尼古拉·丹尼尔逊(Nikolai Danielson, 1844-1918,《资本论》的俄文译者之一) 的这封信写于1879 年4月10 日。参见 Marxism and Freedom, p. 148 ,MECW 45, p. 358。
[30] 产业工会联合会(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于1935年从更为保守的美国劳动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脱离，两者后来在1955年合并。
[31] 参见马尔库塞1957年10月9日致杜纳耶夫斯卡娅的信。
[32] 有人认为作为斯大林的对手，杜纳耶夫斯卡娅的确是一个保守的“白俄罗斯人”。
[33] 原文为拉丁语：sit venia verbverbo!
感谢 黄胜利 收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