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杜纳耶夫斯卡娅 ->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1957）
第十一章 组织形式：无产阶级自发的
自我组织与“先锋队政党”的关系
观念的东西转化为物质的东西，这个思想是深刻的；对于历史很重要。……反对庸俗唯物主义。注意。观念的东西与物质的东西的区别也不是无条件的、不是过分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97页］
在《逻辑学》第2卷末尾，向“概念”过渡的时候，黑格尔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概念是主观性的或自由的王国……”注意：自由=主观性（‘或者’）目的，意识，追求。注意。［《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138页］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关于人类活动的哲学。全部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从生产过程本身中的劳动活动开始的，并以这种劳动活动为中心。在这里，活劳动反抗死劳动，反抗被变成机器的附属品。马克思并没有幻想人们能在这种反抗爆发之前知道它将采取何种形式。然而，任何人的客观观察，都不如马克思的观察更敏感，就是说，他运用了所有的官能。他在《共产党宣言》中对1848年革命的预见就是证据。马克思比任何人都更密切地关注着无产阶级自发的自我组织。这种自发组织无论是采取工联的形式，还是以大宪章运动、第一国际或巴黎公社的形式出现，都是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他像鹰一样注视着这些活动的发展，并把工人阶级的理智发展当作自己思想的唯一基础。他认为，工人阶级是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黑格尔哲学的唯一真正继承者。然而，尽管他的理论与无产阶级的组织活动有紧密的联系，但他从未阐述过任何组织理论。
列宁提出过无产阶级的组织理论。1902年他写了《怎么办？》。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党分裂为两个派别：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和孟什维克（少数派）。到了1912年这两个派别变成了两个党。这本书以及此后他的所有活动，为列宁赢得了各种各样的称号，有人说他是“分裂者”，有人说他是俄国共产主义集权制理论家。
现在统治着俄国的集权官僚主义集团，比任何人都更急于使这种历史的颠倒永久保持下去，为此耗费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他们的控制着国家的全部权力。当赫鲁晓夫官僚主义集团摧毁了斯大林神话时，这个“大诺言”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目的不过是要把对列宁的更为恶毒的毁谤永远保持下去，同时列宁继续充当他们的党的先驱。这样，他们事实上毫无触动地保留甚至强化了斯大林的精英党。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工人阶级自发运动之间的关系问题，不仅对马克思主义运动，而且对整个人类的未来，都是压倒一切的问题。
一党制国家和氢弹一样，是悬在我们时代头上顶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它似乎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唯一可能的替代物。一党制国家现象如此具有渗透力，如此地充满紧张和震撼，充满着清洗和杀戮，它几乎压抑了主体的全部理性思维。越来越多的理由使人感到，任何简单的解释都不能轻易使我们得到抚慰和满足。这里所需要的不是我们的蜚声世界的实用主义，而是某种黑格尔主义的东西。应该以“否定性的劳动，忍耐和苦难”来追溯布尔什维克党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从它仅仅是一个流放西伯利亚的革命者头脑中琢磨出来的“观念”的时候起，直到它变成了统治地球上六分之一人口的政党。当初那个默默无闻的革命者，就成了声名卓著的列宁，他留下了《遗嘱》，提醒人们注意粗鲁而不忠实的斯大林的不祥阴影：斯大林已经掌握了无限的权力，而且“不能总是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只有追溯到这一步，我们才能真正地面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中的一党制国家现象。
一、1902年—1903年存亡攸关的问题：
工人的活动和知识分子的素质
列宁被认为是“先锋队政党”理论的创立者，这是正确的。但如果认为这是第一个这样的政党，那就错了。被称为“先锋队论”的基本概念，创制权当属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卡尔·考茨基。虽然，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文件形式不是拉萨尔主义的党，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党，但它在组织实践上却是彻头彻尾的拉萨尔主义的党。卡尔·考茨基发展了拉萨尔关于“在思想家与群众之间的鸿沟上架设桥梁”的思想，并得出了它的逻辑结论。但是他没有承认这个思想来源于拉萨尔。而列宁又把卡尔·考茨基关于“科学的载体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观点推到了它的逻辑结论。列宁关于工人自身只能产生工联主义，而社会主义只能“从外部”灌输给他们的是法就渗透着这种思想。列宁大段地正面引述考茨基的论述：“社会主义被表述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必然和直接的产物。但这是绝对不正确的。当然，从历史的角度看，作为一种理论，社会主义在现代经济关系中有其根源，正如这些经济关系产生于反抗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和群众苦难的斗争一样。但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是同时产生的，而不是一个从另一个中产生的。它们各自产生于不同的前提。现代社会主义只能在深刻的科学知识基础上产生。……科学的载体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代社会主义是从这个阶层的成员心灵中产生出来的……因此，社会主义意识是某种从外部灌输到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的东西，而不是从它内部自发地产生的东西。”[12]这个思想引导列宁与经济主义者进行斗争，因为经济主义者试图把无产阶级的斗争局限在一些经济要求上，即局限于建立工会上。在这个问题上，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是一致的。但是后来发生了分裂。分裂的起因是马尔托夫和列宁在如何确定党员资格问题上的分歧：“同意”党的原则是否就足以成为党员？党员是否必须“服从地方组织的纪律”？但是在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发生分裂时，尽管列宁反对，马尔托夫的方案已经通过了。显然，这次分裂中应当还有别的东西。事情的确是这样。
事实上，在列宁的组织理论中，有一个因素不是来自德国社会民主党，这个因素是列宁主义所特有的，这就是关于俄国马克思主义团体成员资格的观点。对这一点，当代研究俄国政党的人都不可能避免地会感觉到。毫无疑问，定义不仅是个“表述”问题。只有使自己“服从地方组织的纪律”的人才是一个党员。对列宁来说，地方组织的纪律是如此重要，以至它超过了在词句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马克思主义观点、持有党证等条件，占据了着要地位。毫无疑问，如果一个人对某种“表述”如此顽强地坚持，那他的头脑里一定有某种东西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民主党观点尖锐冲突。
在列宁看来，不同的经济时期有不同的活动。1894年，当马克思主义战胜了俄国民粹主义时，资本主义生产以纪律训练了工人，并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打下了基础。但是知识分子并没有受到纪律的训练。而这个流动的小资产阶级恰恰最需要纪律。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任何个人的、主观的、甚至组织上的东西。列宁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需要无产阶级地方组织的意识形态纪律，否则他们就不仅是在抵制地方组织纪律，而且还在理论上拒绝受俄国革命的经济内容约束。
因此，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个组织问题。孟什维克谴责列宁意欲在所有人都“在政治上统一起来”时进行独裁。列宁回答说[13]，不是我而是你们应该回答，为什么你们投票赞成主要的政治方案，却不能接受从这些方案中得出的组织结论。不要问我这是怎么一回事。问问你们自己。以客观的态度在政治上问问你们自己：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当俄国资本主义生产在这片半封建的土地上为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基础时，却发现资产阶级完全无力推翻沙皇的统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难道不是意味着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民主使命——推翻沙皇——已落在了“落后的”俄国无产阶级身上吗？这难道不是意味着革命的经济内容将是资产阶级的，而革命的方法却将是无产阶级的吗？使你们在各种不同的方向上游移不定，却十分明确地远离无产阶级责任的，不正是这种内容与方法的两重性吗？你们需要无产阶级的纪律。
列宁一再强调的正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这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在1905年以前，这仅仅是一种理论，而它的组织上的结论看起来似乎是不合理的。然而，1903年是理论的东西，1905年变成了事实。这个事实有一个活生生的主体，一个活生生的、自我发展着的主体，这就是俄国无产阶级。它不久将以其前所未闻的创造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这个创造就是苏维埃。这是任何理论家在最自由的幻想中也不曾想到的“特殊组织”。这些特殊的组织，尽管没有覆盖整个俄国，却从根本上动摇了沙皇的统治。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中站在了一起并在其后的一个短暂时期曾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委员会。
二、1905年革命，以及1905年以后俄国的各种政治倾向
1905后革命把认为工人落后，认为没有“先锋队”工人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极其荒谬的观点碾得粉碎。“落后的”俄国无产阶级，在行动中远远地超过了最先进的理论家的最大胆的观点。列宁为“作为理性的群众”的崛起欢呼。1902年，列宁写道，工人靠自己的本能只能产生工联主义；而在1905年他写道，“工人阶级本能地、自发地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14]1902年，列宁说社会主义只能从外部灌输到无产阶级之中；1905年他却写道，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特殊状况使工人倾向于社会主义；在运动发展的很早的阶段上，他们以自发的力量顷刻完成了与社会主义政党的联合。1902年，列宁想使党成为严密的、紧密结合起来的小团体，并为党员设立严格的标准；1905年他却写道，工人应该被结合到“由千百万人组成的各级党组织之中”。
革命的失败带来了历史上最反动的黑暗时期。组织必须再次转入地下，以小型的、有高度纪律的团体进行工作。这使某些研究者产生了一个印象，似乎列宁又退回到1902年版本的“先锋队论”观点上去了。持这种看法的人，只是表明他不能区别什么是反动沙皇政府迫使民主团体生活其中的条件，什么是渗透在马克思主义团体之中的基本假设和目标。这些基本的假设和目标给了马克思主义者在最不利的条件下继续斗争的信念，使他们确信，当工人再次崛起时，马克思主义者将能够与他们结合起来。[15]
这不是一种抽象的逻辑，也不是个人的恶意，而是资本家阶级的凶恶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客观必然性的适应。这里所说的客观必然性，就是敌对阶级迫使无产阶级一举发现自己真正的无产阶级存在方式——革命活动。在法国大革命中，产业工人从诞生之日起就发现，他们的无产阶级认识方式就是通过自己的自身活动来认识。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工人自己的认识方式具体化为一种政治实践，即一个政党。
这似乎正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所代表的东西。列宁在与经济主义斗争时说：不！不是经济活动，而是政治实践，是一个政党。这时他似乎完全沿袭社会民主党的传统，亦即标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事实上，这个似乎已过时的陈述之所以需要重新提出，只是因为俄国太落后了。然而，既然俄国如此落后以至任何独立的工会都不被容许，更不要说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了，那么政治实践所涉及的就不可能是议会斗争，而只能是地下活动。这样一来，整个问题就完全改变了。
和普通人一样，天才人物也会受各种强大的客观力量驱使，受下层人民的尚不明确的冲动驱使，不自觉地做许多事。列宁就是这样，他在经验引导下走向在俄国条件下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道路。在1902年，列宁没有清楚地意识到，他的组织公式表述了某种本能的驱动力，表述了无产阶级的某种崭新的、初步的对政治实践的渴望。这种政治实践是一种革命活动，而不是议会的影子。但是，1902年他写作《怎么办？》时尚不清楚的东西，被俄国工人阶级本身以1905年革命中的行动表现得清清楚楚。列宁的目光从未离开过这场革命所达到的最高点。但是，其他许多知识分子，却在反革命的皮鞭下四处奔逃，躲到搜神术和“取消主义”[16]之类的东西中去了。
列宁竭尽全力进行反击。他的反击有时是粗糙的，例如在《唯物主义者与经验批判主义》中，有时又是极其深刻的，例如把政治倾向与客观运动紧密联系起来。但他在任何时候都是毫不妥协的。1910年，列宁对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进行了总结。他与托洛茨基进行了论战。托洛茨基说，认为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分别在无产阶级的不同层次上有其深刻的根基，纯粹是一种幻想，因为问题根本不是这样。托洛茨基在他对这两个派别（他本人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个）之间分歧的分析中，表述了他的“历史哲学”。他认为，“这完全是一场争夺对不成熟无产阶级的影响力的斗争”。列宁回答说：“这种说法是托洛茨基所擅长的响亮的空话的标本。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之间分歧的根源，不在无产阶级的不同层次，而在俄国革命的经济内容。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忽视了这一内容，所以他们不可能理解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表述分歧的理论公式深入到了无产阶级的这个或那个层次，而在于1905年革命的经济条件使得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进入了敌对状态。这不仅仅表现在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问题上，而且表现在革命的所有政治问题上。谈论俄国革命中各种势力的斗争，把‘宗教主义’、‘缺少文化’等标签到处乱贴，而对无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和民主农民的基本经济利益不置一词，这就等于堕落到庸俗小报记者的水平。”[17]
许多人（其中既有孟什维克也有布尔什维克、无派别人士和非议会论者）在反革命的皮鞭下四处奔逃，列宁却在皮鞭下变得更加坚强，因为他站到了革命所达到的最高点上，并从这里开始建设。因此，从那个时候起，任何认为资产阶级自由派有积极进步作用的看法都是空想的，甚至是反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作用和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必须得到更精确的说明。他把这种作用表述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而孟什维克则认为，因为这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所以”必须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在列宁看来，不仅这种“实际”的观点毫无意义，而且连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也毫无意义。不断革命论认为，革命不能停留在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上，必须继续前进到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论证说，这里的问题不是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作用，而是在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里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不管是谁，想通过其他任何途径而不是政治民主的途径达到社会主义，都不可避免地导致混乱的和反革命的结论，在经济上和政治都是这样”[18]
列宁写道，俄国革命的经济内容是资产阶级的，无论谁掩盖这个事实，都是在帮助资产阶级。同时，无论是谁，如果逃避这场革命的方法将是无产阶级的这个事实，他就无法确定马克思主义的党与这场革命的关系。无论是谁，如果看不到革命的方法只能是民主，只能是最广泛、最深入的民主，是资产阶级决不可能实现的、有千百万人民参加的民主，他就会使马克思主义的党陷入孤立，并使革命陷入失败。1905年的革命和反革命为1917年的革命准备了群众基础，也塑造了列宁的思想。在列宁的思想中，与俄国民众的密切联系像一条红线贯穿始终。他的头脑中从来没有精英党（在我们今天使用这个术语的意义上）的概念。
三、大分裂及分裂后党的问题的新内容：群众与党的关系
现实性与思想（或观念）常常被荒谬地对立起来……这种看法认为，一方面，思想是主观的概念、计划、倾向等等的同义语；另一方面，现实是外在的、感性实存的同义语……
一方面，各种观念不仅仅局限于我们的头脑。总体上理念也是同样，它不会如此软弱无力，以至于自身的现实化与非现实化的问题完全依赖于我们的意志。相反，理念是绝对现实的，同样也是绝对能动的。另一方面，现实性也不是像实践的人认为的那样恶浊，那样不合理。这种人或者全然没有思想，或者一直在与思想搏斗，并在这种搏斗中被击败。
——黑格尔[19]
1914年以前，在列宁身上存在着一个矛盾，即实践上的辩证法家与思想上的考茨基追随者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反映着俄国社会的矛盾。俄国社会从封建君主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的独特发展，是通过无产阶级的斗争方法实现的。俄国经济发展中的极端矛盾，以及各种政治倾向之间错综复杂的具体斗争，使列宁在思想上实现了一个突破。第二国际的崩溃在现实中预示了这一突破。当列宁回到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哲学基础上时，他已经获得了全部这些丰富的和矛盾的经验。
这个思想突破，这场理性的战斗，就是要打破僵化思想。考茨基的理解方式把一切都还原为这种僵化思想。1914年以前，列宁接受了一系列抽象：党、群众、革命，等等。除非是在用于俄国的情况下，他从未把这些抽象与革命群众的斗争对照起来。他最初对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分析也是如此，他没有看到第二国际与这个阶段的联系，所以他的确分析失败了。现在他终于看到，变化了的不仅是资本主义。劳动的组织也变化，因为靠资本帝国主义超额利润生活的劳动变化了。现在他对第二国际崩溃的客观原因作出了分析，对社会民主党使用“群众组织”这个术语提出了质疑。他不承认它是群众组织。
列宁在这里所面对的问题以及他的观点，与马克思同英国工联斗争时的情况十分相似，不同的是发生在更高即更复杂的历史阶段上。英国工联的领袖们，在巴黎公社期间开始与第一国际分道扬镳。马克思指出，按照1871年9月20日关于工联问题的会议上作出的马林决议，“工联是少数工人贵族的组织。低薪工人是不能加入的。每天被经济发展从乡村赶往城市的大批工人，长期留在工联外面，而最贫穷的群众从来都进不了工联。出生在伦敦东区的工人的情形也是一样，那里十个工人中只有一个人参加工联。农民、短工从来不加入这些团体。”
“工联本身是没有力量的，它们始终是少数。它们不能领导无产者群众。可是国际却对这些人发生直接的影响。”[20]
现在，列宁第一次“发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英国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化”的分析。列宁第一次意识到必须深入到工人阶级的“更深和更低”的层次中去。虽然现代社会主义的创立者从1858年到1892年一直在进行着这一斗争，但列宁是第一次看到这一点的。列宁说，这种深入到工人阶级的“更深和更低”层次的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21]
在对德国社会民主党自称无产阶级群众组织提出质疑后，列宁总结说，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首先要回答：无产阶级组织的目的是什么？
列宁的头脑在辩证地工作着，对这个问题在两个层面上进行思考：一个是现实的层面；另一个是从现实层面中涌流出来的理想的层面。第二国际对无产阶级的背叛，证明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即它远不是一个理想的组织，它已经变成了实现这种组织目的——即组织群众的革命活动——的敌人。毫无疑问，第二国际的腐败在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发展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揭示了它的客观基础即经济上的根源之后，列宁发现更重要的是对它进行哲学考察，要在承认一切事物自身都包含矛盾这一点上更进一步，寻找解决矛盾的方法。如果对立面的统一不仅限于社会的两大基本阶级，如果两重性扩展到劳动本身，那就必须坦白地承认，劳动党本身是资产阶级的。这样就有必要在劳动自身的对立面之间一分为二。只有更深和更低的层次，不管是党内的还是党外的，才能恢复劳动自身的革命本质。当群众最终摧毁了资产阶级劳动党时，他们就不仅仅是重新获得了他的自我活动。通过克服这个障碍，工人阶级最终将发现自己是不可自我分裂的。它的“认识”，它的意识，将与它的“存在”重新统一起来。它所创造的党，将不会逃避夺取政权。
仍然不清楚的是，自发的工人起义将采取什么样的组织类型。列宁并没有想到过苏维埃。这时是1917年的1月。他早已与第二国际决裂了。他已经发出了成立新的第三国际的倡议。他也早已说过，结束战争的唯一出路，是变资本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时，帝国主义的屠杀已经进行了将近三年。他不知道，在他有生之年能否看到革命，但他坚信年轻的一代是会看到的。他在1917年1月发表的关于1905年俄国革命的谈话，对象就是瑞士青年。但他所指出的这场革命的显著特征，是群众起义，而不是苏维埃。
紧接着，革命在2月（3月）爆发了。仅仅8天，延续了几个世纪并且经受住了1905年革命的专制统治就被推翻了。听到2月革命的消息后，列宁给党的其他领导人发了一份电报。这份电报显示出，他的思想仍然在旧范畴中操作。然而就在第二天，列宁终于恍然大悟，他看到了新的东西。俄国工人已经靠他们自己再次创造了苏维埃这个“特殊的组织”。此刻，苏维埃已经迅速传播开来，很快席卷了整个俄国大地。工人苏维埃，士兵苏维埃，农民苏维埃。只有俄国工人还记着自己创造的这个组织形式。尽管沙皇已经被推翻，尽管当时已经出现了一个由社会主义者克伦斯基领导的临时政府，但苏维埃仍然挑战性地屹立在那里。
这时，列宁终于充分地理解了苏维埃。他认识到自己以前从未真正看清苏维埃，没有看到它是代替巴黎公社的新形式，将会成为工人自己的国家。
在工人自发运动的巨浪推动下，列宁的思想发生了一个飞跃。工人的自发运动展现了恩格斯很久以前提到过的“潜伏的社会主义”。列宁在准备返回俄国时从流放地写给他的同志的信中说：“我担心目前这种‘单纯的’狂喜会在彼得堡成为一种流行病，使人们不去系统地为一个新型的党进行工作，这个党无论如何不应当像‘第二国际’。”“我们现在最直接的问题是组织，不是以通常的方法来影响通常的组织，而是要吸引广大的群众，并且使军队、国家和国民经济问题都体现在这个组织之中。”[22]
后来成了著名的《四月提纲》的东西，这时已初具模型。从那以后，他开始了与考茨基的决裂，然后是与布哈林的决裂。最后是与他自己的过去决裂。矛盾存在于他自身之中。工人冲破了一切旧的束缚，正在创造一种千百人的全新的生活方式。列宁必须与一切阻挡人民争取最基本的自由、和平、面包、土地的浪潮的东西决裂。
列宁做的第一件事是废除“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这个旧口号。他说，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一种全新的、闻所未闻的形势已经形成：一方面是仍在继续进行战争的临时政府，另一方面是要求和平的苏维埃本身。如果俄国群众的创造冲动没有创造出苏维埃的话，俄国革命将毫无希望。但现在，“千家万户都在期望社会主义”，一切政治都从此而生。只有苏维埃可以创造新秩序。
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武装无产阶级，加强和扩展苏维埃的作用和权力：“其他一切都不过是空话和谎言，是自由派和激进派之类的政客们的自我欺骗。”不是工人应该支持政府，而是临时政府必须支持工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他的那些布尔什维克同志们，和孟什维克一样，觉得他好像是从另一个星球上回来似的。《真理报》发表他的《四月提纲》时，注明这是他的“个人”意见。
在其他人看来，列宁好像忘记了“党的作用”；而在列宁看来，先锋队政党现在之所以是先锋队，只是因为它在1917年4月代表了革命群众。在以后的几个月中，他告诉党的其他领导人，告诉全党，他们的目的就反映革命群众的意志。当他动员全党为之努力奋斗时，基层党员表现得比他们的领导人要革命十倍，而党外的群众表现得比党员革命十倍。他告诉党的其他领导人，如果不把工人政权的问题提到议程上来，他就“到水兵们那里去”！“我不得不请求辞去我在中央委员会担任的职务，并保留我本人在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大会上进行鼓动的自由。”[23]但他最终并没有走到这样极端的地步，因为党终于变成了“先锋队”，就是说，他们最终看到了，没有千百万人的自发的创造力，没有“作为理性的群众”（在这里的具体含义是他们获得政权的组织形式），马克思主义的党除了是一群精英之外什么也不是。
他以现在所坚持的总体概念赢得了党的支持。经济、政治、哲学不是三个相互孤立的部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不把所有这些方面作为一个总体紧密地结合到现实阶级斗争中去，结合到群众自身的活动中去，就只能是“纸上谈兵”。
经济是基础，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新的具体情况是“垄断已经演化成了国家垄断”。这意味着无计划性已经消失。然而，“纯粹的计划”是不存在的，现在必须与计划的阶级性质进行无情的斗争。他提出“工人监督”来与政府计划相对立。工人进行监督和计算，“决不能与受过科学教育的工程师、农艺师等等的问题混为一谈。”没有工人监督的国有化毫无意义。“工人必须把官僚中心炮制出来的喧嚣的空话、许诺、宣言、计划统统抛在一边。这些官僚们最得心应手的就是制造虚浮的计划、规定、法令和标准。打倒一切这类的谎言！打倒一切官僚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计划贩子的夸夸其谈，让它们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打倒这种陈陈相因的恶习！工人必须在事实上主宰由工人自己执掌的直接的控制机构。”
工人变成了列宁心目中一切的中心，所有其他的东西，都要服从这个中心。“我只寄希望于工人、士兵和农民，他们能比那些官员、警察们更好地处理增加食品生产和分配、为士兵提供给养等等十分困难的实际问题。”
列宁现在坐下来进行他的理论创造。正如他在写作《帝国主义论》时曾“体验”了《逻辑学》一样，现在，他又为他的国家和他的时代再创作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这就是《国家与革命》。他以马克思的下述概念为基础：“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以及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和法官”等等，“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24]列宁现在看到，他的时代的要求是粉碎官僚主义。国家的消亡没有其他途径。即使是工人的国家，如果不把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工人变成结束一切阶级统治的基础，也不会消亡。这一点成了他的理论与实践的关键。这是以真正的黑格尔—马克思方式对思想的重新组织。
在这本书中，列宁与考茨基的观点进行论点。他不仅是在反对工人事业的叛徒考茨基，而且是反对作为标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考茨基。列宁指出，即使是在他最“革命”的著作《社会革命》和《夺取政权之路》中，考茨基也推演出“企业如果没有官僚组织就寸步难行”的观点，甚至说“如果没有党内和工联内的官僚”马克思主义者也寸步难行。
列宁现在说，“在资本家还没有被剥夺以前，即使是无产阶级的官吏，也会在同样的程度上官僚主义化，这是官僚制度的本质”。在列宁看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民主已被雇佣奴隶制弄得残缺不全。“正是因为如此，也仅仅是因为如此，我们说这是官僚主义的本质。”达到真正民主的唯一途径是无产阶级民主，是压制官僚主义，把一切权力交给工人。
因此，重要的是从一开始就要建立“全体人民的统治和主宰，以便使全体人民都变成‘官吏’”。公社式政府的本质是“人民大众将崛起而成为独立的参政者，不公是参与投票和选举，而且要参与日常事务的管理”。
人民群众中的“每一个人”，必须管理生产和国家。这是一个理想，它必定变成现实。
有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被自己的狭隘眼界限，得出结论说，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不过是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的翻版。他们不可能懂得，在俄国革命的背景下，翻版《法兰西内战》就是一种创造行动。它意味着清算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关于取代资产阶级国家的思想的歪曲，这种歪曲不是词句上的歪曲，而是对工人阶级运动与志向的歪曲。与第二国际理论家相反，列宁把自己的理论重点放在全体人民上，即全体人民中的“每一个人”管理自己的生活。“没有警察，没有军队，没有官吏，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农民，每一个士兵，每一个被剥削者，全体人民中的每一个人。”
这就是列宁对未来的展望，也是他在实践上追求的目标，对列宁来说，人民群众不是达到某种目的（即社会主义）的手段。他们的自我活动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所有这一切都使自我运动的观念更为突出，成为辩证法的内在核心。这也使辩证法与折衷主义的对立更加鲜明。因为，革命的核心哲学概念不是对过去革命的“研究”，而是对正在到来的俄国革命的准备。当列宁写到关于俄国的那一节时，十月革命爆发了。他在《国家与革命》的手稿中写道：“这样被打断，只能令人感到高兴。”而且，在领导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列宁在1918年1月24日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在实行工人监督制的时候已经知道，要工人监督制普及到整个俄国，还需经过不少的时间，但我们当时想表明，我们只承认一条道路——从下面来进行改造的道路，以便工人自己从下面来创立经济条件的新基础。创立这样的新基础，需要不少的时间。”[25]
现在，最伟大的检验已近在眉睫，这就是实践。
[12] 转引自列宁的《怎么办？》，不幸的是，这本小册子至今仍然是他是广为人知的关于“先锋队政党”的著作。这部书有数不清的版本，作为小册子发行，也被收入《列宁全集》和《列宁选集》中。
[13] 参见《列宁选集》（英文版）第2卷，第2部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第3卷，第5部分“1905—1907年革命时期的党”；第4卷，第2部分“求生存的时期（1912—1914）”。从列宁关于“组织问题” 的卷帙浩繁的著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关于组织生活的概念的核心是一种思想组织，而正统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生活概念的核心则是另一种思想组织。因此，正统社会民主党在实践上表现出彻底的拉萨尔主义特征就不是偶然的了。
[14] 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8卷，第37页。
[15] 早在1903年，列宁就抛弃了“先锋队”的某些内涵。在1903年党代表大会8月4日会议上，列宁指出：“现在我来谈谈我的小册子《怎么办？》里面有处引起了争论的地方，有人在这里已经做了许多解释。……显然，这里是把重大理论问题的原则方针（拟定思想体系）同反经济主义的偶然事件混淆起来了。而且这种偶然事件也转述得很不正确。……大家都知道，经济主义者把棍子朝一个方向弄弯了，要把棍子重新弄直，必须把它弯向相反的方向，我就是这么做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将永远不屈不挠地把任何机会主义弄弯了的棍子弄直，所以我们的棍子永远是最直的和在行动中最适用的。”（《列宁全集》第6卷，第443—445页）
[16] 这种倾向主张进行“合法”活动，就是说，只在沙皇专制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并主张“取消”地下组织。
[17] 《列宁选集》（英文版）第3卷，第500页。
[18]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8卷，第140页。
[19] 参见《小逻辑》（中文版）第295—296页。
[20]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694页。
[21] 《列宁选集》（英文版）第11卷，“第二国际的破产”
[22] 《列宁选集》（英文版）第6卷，第292页。
[23] 《列宁选集》（英文版）第6卷，第232页。
[24] 《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55页。
[25] 《列宁全集》第26卷，第4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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